党崇雅的后人

篇一:《党阁老的后人》

党阁老的后人

党阁老是明末清初三朝元老，一生风风光光，但儿子却不争气。 据说，党阁老老年得子，由于娇贯，儿子长大后整天游手好闲，庸碌无为。他晚年辞朝回乡，虽带有万贯家产，心里却时常为不争气的儿子而叹惜忧虑，怕自己百年后儿子将这家产踢腾挥霍掉。

党阁老思来想去，想出了个办法。找人运木动土，重新修建了宅院，他亲自偷偷在每根椽缝塞上金条，给地面铺的砖下面藏上金银，给门口照壁里藏上金银，给自己的坐像下藏上金银。并嘱咐儿子，以后没钱花了，千万不要卖房子，家里的东西一件一件卖，一根椽、一块砖的卖就够你用了。心想儿子万一生活不下去了，拆房子卖，就会发现宝贝；照壁离大门很近，卖椽时叫人把椽往出扛，就要拆照壁，会发现金银；别人不会要自己的遗像，搬遗像时也会发现金银，这就能保证儿孙后代慢慢花用。

谁想党阁老去世后，家里无人制约，儿子掷色子，斗蝈蝈，吃喝嫖赌，坐吃山空，挥霍无度，把个万贯家产没几年光景就捣倒腾光了。没钱花时，儿子寻人卖自家的院子，价格说好后，也懒得拆，将整座院子和里面的物件一块卖掉了。买主说你将你先人坐像带走，结果他将先人坐像用绳子一捆，背到背上头也没回就走了，坐像下面的金银全留给了买主。最后穷困潦倒，落得无立足之地。

至今在关中西府，一提“党阁老后人”，人人都知道是“败家子”，骂谁是败家子，就说那是“党阁老后人”。

篇二:《1949年后的民国大师后人》

1949年后的民国大师后人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3年7月8日第16版 作者：佚名 原题为：民国大师之子人生结局令人唏嘘

现居台湾、百岁高龄的王东明，前些日子口述完成追忆父亲的新书《王国维家事：王国维长女王东明百年追忆》。百年追忆，总有些飘零之感。王东明留在大陆的兄弟有着怎样的命运？其他民国文化大师的后代又有哪些遭遇呢？

王国维次子服下“敌敌畏”

一代国学宗师王国维共有两次婚姻，育有6子2女。1949年后，其长女王东明等在台湾的家人和留在大陆的二哥王高明、五弟王慈明、六弟王登明断了联系。直到1987年9月，王东明与三哥和五弟、六弟才在香港重逢。

王高明在1949年后，到北京任改组后的邮电部秘书处副处长。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并开除公职。“文革”开始后，他被卷入“朱学范、谷春帆特务集团”案。1969年11月，他服下“敌敌畏”自尽。 朱自清长子“镇反”中遭错杀

朱迈先系现代文学家朱自清的长子。朱迈先出生于1918年9月，1936年秘密入党，1937年11月参加了江都文化界救亡协会流动宣传团（简称“江文团”）。1938年，经中共长江局批准，“江文团”集

体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参与抗战。后来，朱迈先先后在国民党后勤总署组训司、广西桂北第八专署任秘书。1949年12月，朱迈先代表桂北国民党军政人员向共产党的桂林市政府联系起义，获得成功。 1950年，朱迈先被分配至桂林松坡中学任教，而这年12月却在“镇反”运动中被逮捕了。次年11月，湖南新宁县法庭以“匪特”罪判处朱迈先死刑并立即执行。直到1984年，他才被恢复名誉。 胡适小儿子精神崩溃后上吊

胡思杜是文化巨匠胡适的小儿子，1921年12月17日出生。当解放军包围北平时，胡思杜不愿随父母南行。北平解放后，胡思杜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写出文章《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表示与胡适划清界线。结业后，他作为副教授，被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教历史。

1954年，在批判胡适风潮中，胡思杜以“大义灭亲”的方式痛骂“美帝国主义走狗胡适”。1957年胡思杜响应号召，积极主动地给他所在的院部领导提了关于教学改革的建议。结果，他被定为向党猖狂进攻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胡思杜精神崩溃，于1957年9月21日晚上吊自杀。（摘编自《文史精华》《团结报》《看历史》）

篇三:《邓小平对后人的10大警告》

邓小平对后人的10点警告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他所倡导的“改革开放”及“一国两制”政策理念，改变了20世纪后期的中国，也影响了世界，因此在1978年和1985年，曾两次当选《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警告一：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1986年P161～162）（文字来源：人民网，摘自《邓小平文选》）

警告二：如果搞两极分化，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1990年P364）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1987年P229）

警告三：如果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85年P123）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P139）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年P110～111）

警告四：20世纪末，就应突出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P373～374）

警告五：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P65）对内经济搞活，首先从农村着手。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1984年P77～78）

警告六：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年P43）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85年P145）

警告七：如果教育问题解决不好，就会误大事，应要负历史责任。我们多次说过，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

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责任。 ……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对于发展和改革教育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缺乏紧迫感，或者口头上承认教育重要，到了解决实际问题时又变是不那么重要了。……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教育工作不仅要抓，并且要抓紧、抓好，严格要求，少讲空话，多干实事。（《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1985年P120～121）

警告八：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P380）

警告九：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的谈话》1986年P160）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1986年P164）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包括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坚持改革开放政策》1987年P202）

警告十：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障碍。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障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政治体制改革……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关于政治体制改革》1986年P176～177）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到千千万万的人，主要是涉及广大干部，不仅是我们一批老人。（《改革的步子要加快》1987年P237～240）

篇四:《秦桧的后人》

秦桧的后人{党崇雅的后人}.

乾隆十七年（1752年）科举殿试结束时，被公推为一甲第一名的人，名叫秦大士。看到秦大士的文章，乾隆当即折服，论真才实学，今科状元非此人莫属。但是，当看到秦大士的籍贯时，不由得犹豫起来，他想到另一个人——北宋大奸臣秦桧。乾隆心想，俩人籍贯相同，心思姓氏相同，这个秦大士会不会是秦桧的后代呢？万一是就，麻烦了，奸臣的后代怎么能当状元呢？传出去岂不是天大的笑话。乾隆决定就招他上殿。在大殿上乾隆开门见山地问：“你是不是秦桧的后代?”秦大士满心欢喜而来，万没想到，皇上会有此一问——世上真有这么巧的事，他确实是秦桧的后代！秦大士趴在地上顿时汗如雨下，如何回答事关性命，非同小可，若如实回答则前途无望，若回答不实则是欺君之罪„„，他沉思片刻，索性壮胆高声说:“皇上，一朝天子一朝臣。”不愧是大才子，这七个字包含了许多含义，既绕开了皇帝的问题，有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乾隆十分欣赏，点秦大士为新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后此人一生为官清廉，造福百姓，传为佳话。

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但可以靠智慧、勤奋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服刑人员对自己的过去无法改写，却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让过去的经历对今后的生活的负面影响减到最小，秦大士能改变身世对他的影响，我们为什么不能改变过去的经历对我们的影响呢？秦大士虽然靠智慧度过了一时的危机，但他后来一生为官清廉，造福百姓，用铁的事实证明了，他和他的祖先秦桧是有天壤之别的，他要比别人付出更艰辛、更持久的努力，才会改变人们固有的思维定势。靠智慧、靠一如既往的坚持，是可以重树自我的，虽然要付出十倍、百倍于常人的努力，有了这种信念和准备，就会坦然面对，当困难来到面前时，你可以释然地说一声：“还不如我想的难。”唯有正视过去，总结教训，增强技能，才能重树自我，自立于社会，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篇五:《邓小平对后人的十大“盛世危言”(组图)》

邓小平对后人的十大“盛世危言”（组图）

邓小平对执政者十大忠告

(2010-11-28 14:46:01)

邓小平同志是我党第二代领导核心,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执政思路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统筹兼顾，敦本尚实。他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超人的政治智慧，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对可能出现或已经出现带有倾向性的问题，总是及时告诫，循循善诱，如同拨云见日，让人豁然开朗。邓小平给身后决策者提出最具震撼力的十大忠告，应为当今“盛世危言”，无一不是我们当今执政之纲。

忠告之一：“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1980年6月27日，邓小平看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稿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来的设想。”同年10月25日他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时说：“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忠告之二：对经济犯罪活动“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1982年4月10日，邓小平在《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讲话中说：“现在是什么形势呢？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那个时候，贪污一千元以上的是‘小老虎’，一万元以上的是‘大老虎’，现在一抓就往往是很大的‘老虎’。”“要足够估计到这样的形势。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

忠告之三：“死刑不能废除，有些罪犯就是要判死刑”。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时强调：“死刑不能废除，有些罪犯就是要判死刑。”“涉及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的问题，只要不触犯刑律，就不受刑事惩处，不涉及死刑问题。但是对严重的经济罪犯、刑事罪犯，总要依法杀一些。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判死刑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陈云同志：杀一儆百。杀一些可以挽救一大批干部。）”“一九五二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只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几个，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

2000年8月22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书,驳回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收受贿赂款物4109·0373万元案成克杰死刑的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核准成克杰死刑。9月14日,在秦城监狱,成克杰被验明正身,执行死刑。

忠告之四： “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时还强调：“经济犯罪的案件，在国外严重丧失国格人格的事件，还有搞特务的案件，都要抓紧处理。”“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那些小萝卜头漏掉一点关系不大，当然不是说就可以放松。我看，真正抓紧大有希望，不抓紧就没有希望。”{党崇雅的后人}.

忠告之五：“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说来，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忠告之六：“如果搞两极分化，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深刻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党崇雅的后人}.

忠告之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强调：“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

忠告之八：“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志在与弟弟邓垦谈话时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

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忠告之九：“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

忠告之十：对台湾问题“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早在1978年1月，邓小平就明确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只手，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力争用右手争取和平方式，用右手大概要力量大一点，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 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的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当然，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党崇雅的后人}.

邓小平的十大忠告,言之谔谔、振聋发聩、发人深省、道理深刻,堪称“盛世危言”,具有针对性、预见性、前瞻性、现实性,是我党执政实践的经验之谈,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体现着“实事求是”思想的真谛,对当下我们治国理政、执政兴国、科学发展、共建和谐,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资料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文章编辑配图）

篇六:《成吉思汗和他的后人》

成吉思汗和他的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