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万契丹后裔在云南？祖宗牌位上写着是耶律阿保机的后代！

古堡山寨里矗立着一座蒋氏宗祠，当地人又称它“耶律祠”“武略祠”。祠堂门前有对联：“耶律庭前千株树，阿莽蒋氏一堂春。”家家户户祖宗牌位上都写着他们是“耶律阿保机”的后代，并说明是“本音阿莽蒋氏门中”。元朝派出耶律家族的契丹人远征缅甸后，青壮年男丁就地军转民屯，娶妻生子，西南地区傣族人的生活习性与“平地松林”起源的契丹人差异较大，契丹人只能选择与生活习性相近的山地民族“布朗族”结为对偶婚姻关系。男方对偶的是契丹人，俗称“蒋浦满”；女方对偶的是布朗人，俗称“花蒲满”。1一个有契丹血统的“汉族人”在云南省施甸县遇到不少自称契丹后裔的人。保山市文产办综合科科长蒋开磊就是其中一个，他是第十三届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理事。现在云南自称为契丹后裔的有大约15万人，其中9万人在蒋开磊的故乡施甸县，其余6万人散居在德宏、大理、临沧以及缅北部分地区。蒋开磊出生的施甸县姚关镇大乌邑村七百多口人都姓蒋，古堡山寨里矗立着一座蒋氏宗祠，当地人又称它“耶律祠”“武略祠”。祠堂门前有对联：“耶律庭前千株树，阿莽蒋氏一堂春。”家家户户祖宗牌位上都写着他们是“耶律阿保机”的后代，并说明是“本音阿莽蒋氏门中”。阿莽蒋氏就是契丹后裔。但是，因明代“万户”（长官司正长官）阿苏鲁、“千户”（长官司下属）阿王等隐讳了族源和身世，导致数十代过去后，契丹后裔都说不清自己的身世。大乌邑村的契丹后裔集中居住在“古堡式建筑”里，便于防守。大乌邑村蒋氏宗祠的大门向东开，家家户户门皆东向，这与汉式建筑通常坐北朝南的门向南开不同。契丹人崇尚的是太阳、日月、青牛、白马，他们大小祭祀都向东朝拜，大门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大乌邑村古堡建筑群，门向东开，据说是因为契丹人崇尚太阳，大门要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杨维愚/图）大乌邑村总共七个院落，分前后两排错齿相连。住在古建筑群里的七院人家，一祖同源，又各司其职。最下面的两院，一院称“外头家”（又称“武术家”），主要行使保卫职能，一院称“金鞍氏家”，传承马鞍手艺；正中一个庭院的“里头家”，和东边下院的“学堂家”，履行的是崇儒教育的职能；“松林家”负责柴火、粮草等生活保障；最上院的“高头家”，曾指挥99个马帮驮队，是南出缅北的商运马帮。蒋开磊的父辈就住在马帮大院里。蒋开磊年幼的时候，家规很严：男不入赘，女不留家，同姓不通婚。对他影响深远的一件事，是中学时代的一场恋爱，他同班有个女同学也姓蒋，俩人挺投缘。有一次，他悄悄问她：“你家家训中是否说过同姓不得通婚？”她说：“有。”“那咱俩完了，分手吧，没办法，老祖宗不允许咱们谈恋爱。”▲蒋开磊在老家的“皮囊”壁刻前。（蒋开磊供图/图）蒋开磊说，他所属的族人历史上自称“蒲满”。1954年新中国地方政府在施甸做人口普查和民族识别时，民政员问：“你是布朗族（‘蒲’在现代族属中分别登记为布朗、佤、德昂等族）吗？”“不是。”“那你们到底是什么族?”“蒲满。”因此，契丹后裔在当时登记的族别非常多元，有汉、布朗、佤、彝、傣、景颇等，有的一家人分别报称不同的族属。蒋开磊的身份证上写的是汉族。“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称谓：汉代称“哀牢夷”，唐代称“望苴子”，元明之后称“濮人”（元明史籍对少数民族布朗族、德昂族的泛称。即古代的百濮。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云贵交趾》载：“蒲人，即古百濮。”），即今之布朗族、佤族、德昂族等，分支繁多，故称“百濮”，又称“蒲满（蛮）”。他们通常以原住民自居，因而也称“本族”或“本人”。元朝派出耶律家族的契丹人远征缅甸后，青壮年男丁就地军转民屯，娶妻生子，西南地区傣族人的生活习性与“平地松林”起源的契丹人差异较大，契丹人只能选择与生活习性相近的山地民族“布朗族”结为对偶婚姻关系。男方对偶的是契丹人，俗称“蒋浦满”；女方对偶的是布朗人，俗称“花蒲满”。“这就是我们家族婚嫁家训森严的源头，也正是我们至今能够保持纯正父系血统的原因。假使检测母系X染色体血统，那我肯定得归入为‘蒲人’无疑。”蒋开磊说。▲施甸普通农家正在精心准备年猪饭。（杨维愚/图）2“发现”云南契丹后裔的曲折过程曾任内蒙古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长的孟志东最早留意到云南契丹人后裔的线索，是读到历史学家陈述在1940年代发表的一篇文章《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文章提到云南龙陵县有自称耶律后裔的族群。1990年，孟志东组织调查组到云南施甸做了多学科的调查，1992年又去了一趟，最后写成关于云南契丹后裔的调查报告。这项对元世祖忽必烈时期落籍云南的契丹后裔的调查研究，被认为填补了中外契丹学研究领域的空白。孟志东的这项研究于1995年成书——《云南契丹后裔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契丹本为北方民族，大西南一个名不经传的云南边陲小县，怎么一下子有那么多契丹后裔？这引起了学界的怀疑和争议，同时，云南民间的族群认同受到了激发和鼓舞，他们要求地方民委给耶律后代恢复族别。▲元代酱釉契丹将士造型陶壶。（蒋开磊供图/图）▲契丹后裔将士的“钢环护臂”,这是施甸县元明时期火葬群出土的文物。（蒋开磊供图/图）▲出土料珠，这些文物都是施甸县元明时期火葬群中出土的。（蒋开磊供图/图）目前正在编写120万字的《中国达斡尔新通史》的孟志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认为云南契丹后裔的证据是很清楚的，元史中关于忽必烈打下大理国的记载，谁也否定不了。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云南有一百多人族别填写为达斡尔族。契丹人的祖宗的八个儿子，其中一个就叫达斡尔，是八大部落之一。中国辽金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刘凤翥开始研究云南契丹后裔是1996年。他通过对云南（施甸）本人血样与契丹古尸标本进行DNA比对，1997年，课题组成员、协和医院遗传学博士吴冬颖以博士论文《契丹古尸分子考古学研究》的形式作出了初步结论：“达斡尔族与契丹具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云南‘本人’与达斡尔族具有相似的父系起源。‘本人’很可能就是当初‘契丹远征军’的后裔”。 刘凤翥认为，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结合人类基因图测试的方法与人类学研究的初步结果说明，即便不能完全肯定云南这支人就是契丹后裔，也八九不离十。看了孟志东的调查报告后，内蒙古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辽金史研究学会副会长盖之庸开始对契丹后裔进行实证研究。他最早接触契丹研究是1992年，那时他参与在内蒙古考古发掘辽代皇族人物耶律羽之墓葬，想知道契丹人后来去了哪里。通过云南“本人”的采样和耶律羽之的头盖骨做DNA对比，发现耶律羽之的血统是纯粹的，两者DNA数据比较接近。但盖之庸认为DNA鉴定只能是作为参考证据，毕竟经过许多代与当地人的混血后血统不一定纯粹了，他同时表示，DNA鉴定至少和元史的记载不矛盾。吴冬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1996年的那次联合科考，基因只是一个证据，而且基因比对远远不够，还要结合考古学等学科。3云南契丹后裔的三次改姓盖之庸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辽代契丹人最后去了三个地方：北方的是在内蒙古的达斡尔人，南方的去了云南，还有一部分去了中亚西亚地区，最终湮没了。达斡尔人已经确定是契丹后裔，而确定云南有契丹后裔，还要靠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深入长久的研究。施甸长官司是云南契丹后裔存在的一个历史地标，虽然它看起来十分破落，几属危房了。它被全面裁撤是在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这离它初设的元代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共历时368年，经历了元初、明到清初三朝。▲施甸长官司全貌。（杨维愚/图）元代、明代时期，施甸长官司发挥着土司政权职能，衙府原址就在现存遗址处。原建筑已于清顺治时被焚毁荒废了，现存建筑为清光绪时复古重修，已成当地佛教协会、老年协会的活动场所。有据可查的明代第一任归顺的施甸长官司正长官是阿苏鲁，清代最后一任即第八任正长官是蒋崇德。“明朝大军入滇后，大将沐英在云南干了一件为后人所诟病的事，他大肆焚毁案牍，包括南诏国、大理国的资料都烧毁，契丹族属的资料也灰飞烟灭。”蒋开磊说，这一把火造成了云南契丹人家谱从元初到明初有八十多年的“断代”。元朝政权崩溃后，归顺明朝的云南契丹后裔经历了三次改姓。第一次是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施甸长官司正长官阿苏鲁（契丹语，意为像狮子一样勇猛的人）向明朝纳贡归附，明朝收缴元时的钤印和图籍，重新颁发允予承袭施甸长官司正长官的文凭。施甸长官司顺利完成了朝代更替时期的角色转型，但给后世的族属识别和姓氏确认留下了谜团。因此前，明洪武初年，朱元璋多次下令，但凡长江以南各族，不准穿胡服，不准说胡语，胡人间不得通婚。这“三不准”政策，逼迫契丹族人改名换姓。有契丹后裔流传的《秘诗》为证：“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南征钦授位金马，北战皇封云朝臣。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机；金齿宣抚抚政史，石甸世袭长官司。”曾经当过辽皇，后来征战云南，再后来不得已把“阿保机”的名改作了姓，即“阿”姓，契丹后裔的民族族属只能混杂于“蒲人”中。第二次改姓在明正统（1441年）年间，兵部尚书王骥“三征麓川”，要求云南各土司头人抽丁出力，凤溪长官司和施甸长官司人丁较少，抽不了那么多人，政府就委任长官司头人为“蒲人首领”，以四处征丁助战，因为百蒲称首领为“莽”，故改称“莽”姓。这一次改姓是为“官改”。第三次改姓在万历时期，万历十一年（1583年），缅甸洞吾王朝首领莽应里扰边，明朝江西籍永昌参将邓子龙戍边，施甸长官司正长官抽丁助战。万历十五年（1587年），边乱平定后，邓子龙问，为何你等也是莽姓？与缅甸入侵的首领同姓？长官司正长官说了改姓的由来，并再表忠心。邓子龙赐改“莽”为“蒋”，“蒋”取“草原上来的将军”之意。在这一次改姓中，中下层将士也有根据原籍地的不同而改“杨”“李”“赵”等其他姓氏的。“我的蒋姓就是从那时改过来的。”蒋开磊说。4细节中的祖先孟志东二十多年前到云南的调查发现，那里契丹后裔和北方达斡尔族的性格有相近的地方，对比北方草原和南方山区这两地受调查的语言，也发现不少相近之处。生于斯长于斯的蒋开磊搜集云南契丹后裔的一些语言，证实了孟志东的感受。比如当地两个温泉的名字叫“欧木赖”“翁罢赖”，汉语、傣语、布朗语都无法直译，可是北方的达斡尔人一听就明白：那是一个有温泉的地方。还有“摩老邓”“赖板登”被翻译成河流或山川“转弯的地方”，“呜呜”被译成“水”，“噜噜”被译成“猪”，“萨拉帖儿”被译成“拖鞋”，“木单子”被译成“可怜”，这些只有北方语系里才有相同和相近的发音。盖之庸更认可云南那些耶律祠堂的信息，觉得在云南那么远的地方存在耶律祠堂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否则没有必要。他认为云南这支人和北方的契丹后裔有关系，虽然从考古学上不一定有直接证据。在他看来，历史有两种，一种是史籍，一种是野史，这种口耳相传的历史，也应该重视。刘凤翥也强调当地文化人中的代代相传下来的身份意识是不可忽视的证据。他1996年在云南施甸调查印象最深的是当地的蒋氏祠堂，祠堂大门有国民党党徽，里面墙上有孙中山像，说明祠堂还保持着民国时维修的模样，强调自己的耶律后代是很重要的身份标记。盖之庸从云南这边的葬俗和婚俗，看出与北方的契丹人有关系。他说，施甸土主庙里雕刻的木板上有“凿冰取鱼”图，这不是南方当地的风俗；云南婚俗跨火盆，和契丹人跨马鞍类似，与辽史吻合；葬俗中，北方辽代有宣读墓志的风俗，而云南契丹后裔也有类似的做法。当地旺西坡土主庙供奉的土主为莽成龙，他是云南契丹后裔继土司政权裁革之后的“精神共主”。▲土主庙。（七子影视/图）清军入关后，大西军秦王孙可望挟持南明永历帝雄居西南，强推“改土归流”，裁撤土司，合并乡镇，推行外来汉人的“流官”政权，这引发了契丹后裔官民的强烈反抗。僧人莽成龙以恶抗恶，起义被镇压，莽成龙最后被官府以“肛刑”处死在由旺西坡。此后契丹后裔要么逃入山林隐姓埋名，要么持续伏击官军。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清朝首次在施甸设置“平夷州”（即平定蛮夷之州），废除施甸长官司。施甸坝子土地荒芜，为了安抚民众，清廷允许契丹后人为莽成龙立祠，追为“土主”供奉。在土主庙中，蒋开磊指给南方周末记者看一幅巫画，画中有马鹿、狮虎和灵猫。他说，契丹人在秋山射鹿，“双鹿秋山”就是契丹人的标志之一；狮虎是契丹人神话传说中的一种凶猛怪兽；画的真正主体则是“灵猫蹬戟望日”，是契丹后裔回望来路、重盼登基的象征。土主庙的戏楼里常演的洞经戏曲有“八王争战”，说的是北辽皇帝耶律淳，他驻守辽朝南京时，被子民们敬称为“八王爷”。唱腔歌颂他领兵带将、征战四方的功绩。“‘八王爷’是我们云南这一支族人的直系先祖。”蒋开磊说。即便是婚嫁的“贺词”，也少不了纪念祖先、不忘历史的内容。比如契丹后裔的婚嫁贺词中，以“瓜子”寄托对勇士征战四方的祝福：“小小瓜子撒四方，一撒向东去当王（指耶律倍任“东丹王”），二撒向南走后唐（指耶律倍弃君走南唐），三撒向西亡国恨（指西辽建国），四撒向北不相忘。”——只有这些逃难的经历诉说完之后，唱腔转而祝福新人要夫妻恩爱、艰苦创业、珍惜情感。契丹后裔的生活习俗还体现在节庆上。蒋开磊说，“二月八”求雨祈福，施甸人要到城隍庙接“老祖太”，这是道教文化和契丹文化的结合：传说“城隍”老祖在施甸娶的是契丹女人，每年农历二月八这天得把“老祖太”接回来。施甸河堤两岸都是柳树。施甸有“年年栽柳年年枯，年年枯萎年年栽”的谚语。“射柳”曾是契丹皇族祈祷一年“风调雨顺”的仪式。辽时，每年开春，皇宫贵族先栽柳树，在举行繁杂的求雨仪式后，公子少年开始比武娱乐，摔跤射箭，射箭的目标是射穿柳条枝上的一串铜钱。契丹后人把射柳的铜钱串复制刻录到了石头上，做成了今天施甸人仍然在玩的“老母猪棋”，因“射柳仪”中挂在柳树上的铜钱串形似“母猪乳”而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