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演过的电视剧(陈彦妃演的电视剧有哪些)
电视剧《装台》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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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4电视剧《装台》原作者访谈，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艳
中国艺术报记者陶金
前几天，电视剧《装台》在央视播出，一群躲在幕后的台湾安装工被推到前台聚光灯下。七十二线外装舞台是剧场艺术发展推动的新业务，台湾人与艺术息息相关，布景灯光都是为艺术服务的；台湾人做的是体力活，抬平台、假山、巨石，拉几辆卡车去演出。在大型演出中，有时会有成千上万个灯的组合，一个灯可以重达数百磅。安装台湾的大部分都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用汗水为别人装点梦想，却成了被忽视甚至被忽视的群体。电视剧的故事不是热门话题，但是电视剧的话题有点重，电视剧的火爆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究其原因，得益于张嘉译、燕妮等众多实力派演员的精彩表演，电视剧的成功改编，以及原著小说中强烈的烟火气息，小人物的生活现实得以描摹。
电视剧《装台》动画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装台》原作者、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艳。冬日的午后，阳光照射在陈艳的办公室，一种温暖的感觉油然而生，就像陈艳的感觉一样。
台湾的生活充满了生活条件。
记者：小说《装台》初稿于2012年完成。当年写作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有一天改编电视剧？
《装台》陈艳作者出版社
陈艳：我没想到会这样。写作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到其他单位工作。回想一下，当我还是那家医院的院长时，剧院后台的后门就在楼下办公室的后窗。当时，我们举办了“Xi每天都有一场秦腔”的活动。剧场里四组轮流表演，几乎每天都有装台的任务。每天，我们都能听到那些固执的人在叽叽喳喳地说着这个那个。离开后，我突然发现生活是如此的接地气，就像从庐山出来看庐山一样，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原来生活中有很多人生的哲理和情趣。
记者：有人认为台湾装置是小众行业，不光鲜时尚，不一定适合电视剧。你后来决定适应它的机会是什么？
陈艳：非常偶然。因为张嘉译先生是陕西人，所以对《装台》本小说很感兴趣。当时他刚拍完《白鹿原》，特别想做一部陕西特色的电视剧。看完小说，他非常开心和兴奋。我们边吃羊肉泡边聊了两次，聊得很投机。他说他会演这部戏。
小说中，菊花这个人物写得很苛刻。
记者：从小说到电视剧，人物和故事都有一些变化。在你看来，哪个主角变化最大？哪个更符合原著？
陈艳：一般来说，电视剧《装台》遵循的是原著精神。小说中人物的命运，他们的挫败感，韧性和战斗精神都在。小说、影视、戏剧，各有各的创作规律，受众群体和市场规律各不相同，这都需要仔细甄别和研究。
在改编中，编剧马和导演做了大量的功课。一方面，我认为他们非常认真地研究了原著。我和马老师一起吃羊肉泡馍交流了很多次。目前一些电视剧在改编中没有研究原著，只找到一个故事内核，从而失去了文学精神和精髓。此外，马肖勇先生本人从小就在文艺团体的院子里长大。他的父亲是著名的歌剧音乐家，对这里的故事也比较熟悉。因此，他不仅遵循原著，而且在改编方面也有新的创新。
电视剧《装台》剧照
说到人物，刁顺子的女儿刁菊花就变了很多。我在小说中很努力地写这个角色。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些孩子在追求物质利益的时候，对通过诚实劳动赚取合法收入的父母越来越不尊重，拿钱太慢，口袋太瘪上不了台面。他们看重名牌包包，各种化妆品，追求奢华时尚。当父母无法满足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不再觉得父母有任何生命的分量，甚至会成为父母的勒索者和弃儿。
表面上，社会过度崇拜物质。
是一种光鲜，但这种光鲜会撕裂很多家庭，撕裂很多感情，让人性变得乖张，怪诞，甚至穷凶极恶。我也是这么多年在关注底层人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决绝地写了刁菊花这么一个人物。有人说是不是写得太狠了点？我说是的，挺狠，但这是严峻的现实存在。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人，让父母自惭形秽，尤其是让那些靠肩扛背驮获得一点劳动价值的父母变得卑微不堪。现实是残酷的，我无法回避。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我曾经泪眼婆娑。但是电视剧毕竟更为大众，需要对这个人物做调整，既保留了她凌厉的一面，也有作为女儿的温暖，还有对父亲的逐渐理解，挺好的。编剧、导演和这个演员都有新创造。顺子是弱势群体，但身上有光和热
记者：主人公顺子这个人物跟原著小说比较一致，但电视剧侧重他生活中温暖的一面，小说中对他艰辛的一面其实有着更深刻地揭示。
电视剧《装台》剧情动图
陈彦：小说毕竟是小说，在书写过程中我多次离开电脑，不得不去洗一把脸上的泪。顺子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在城中村长大。城中村本身很复杂，有很霸道的人，有很牛气的人。顺子什么都没有，活得比较弱势，但是他始终有一个信念，靠自己的双手挣口饭吃。城中村容易养流民，为什么？因为在出卖土地的过程中获得一点钱，有的用这些钱做生意发了，有的拿这钱赌博，赌完了就去吸毒，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但顺子始终朴朴实实，靠肩扛背驮，靠蹬三轮车，靠挣挣巴巴的劳动力，挣一口吃一口。
电视剧《装台》剧照
顺子本性善良，无形中能把很多比他更弱势的人吸引到身边。为什么？因为他身上有暖流、有宽厚、有包容、有光和热。顺子挣了钱跟大家分，钱叫人家骗了他能站出来去拼命讨要。另外他也很主动，毕竟是城里人，懂得社会交往，能和瞿团、靳导、铁主任这些人搞磨关系。其实他活得很苦，有时也有一点小市民的狡黠，但他身上有非常朴素美好的价值，这些价值都是社群存在演进的基本要素，这些像大自然的引力一样吸引了很多比他更弱势的人。
顺子这样的普通劳动者，是社会大厦的基座，这个群体很大很大，他们是基石般的存在，文学艺术应该给他们以光亮。顺子是装台工，他们一辈子为别人搭台，让别人处在高光时刻，自己是隐身的，我感觉这里面很有意味，正如《装台》这个名字。
电视剧中，张嘉益先生演得非常好，我看他骑三轮车的那种身影、表情，有时候眼泪不由自主就出来了，我甚至突然觉得自己感情是如此的脆弱，张嘉益就是我心中的那个刁顺子，闫妮也是我心中的那个隐忍而又善解人意的蔡素芬，戏多细腻深刻。他们充分表现出了艺术家丢掉明星“范儿”后对人物塑造的深厚功力。这一批演员都让我很敬重。西安这样的城市，蹬三轮的不会少于万人，这种人的背影给我印象很深很深。当我们行走在城市，看见这样一些建设者，看见这样一些用诚实劳动为自己获取收入的人时，应该给他们一个敬重的注目礼，而不是投以鄙夷的眼神。
感谢生活的恩赐
记者：顺子在现实生活中有原型吗？
陈彦：确实有。我和装台的这一特殊人群打了很长时间交道，里边确实有一个原型人物，大家都叫他“生生”。“生生”是陕西话，有点“二”的意思。就是干活舍得下苦吧。当然生生一个人的故事不足以构成文学典型。生生就是城中村出来的，一群装台人的领头，常常因为装了台被欠账找我这个院长解决问题。都说他面子大，动不动就敢找院长要钱。时间长了，我们就熟了，关系比较好。后来我离开单位也常见他，把三轮车就放在戏曲研究院大门口，窝在车厢里打瞌睡等活儿。我越琢磨越觉得这个人有意思。其实此前就有写他的意思，也有意找他聊过几次，而真正下笔却在离开剧院以后。
对我冲击最大的是这些人的苦累。我有晨练和清晨背诵的习惯，一早起来在院子里就能看到，只要有能卧人的地方，都卧着他们这些装台人，装了一夜，早上累得不行。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冬天，在下水道井盖上弓着一个人，因为井盖下边有暖气管道，他是累了一夜，卧在上面睡觉取暖。这个画面始终冲击着我，长期萦绕在脑子里挥之不去，不吐不快，不写不行。我跟这些人打了二十多年交道，这是生活的积累，更是生命的恩赐。
记者：您在写农民工题材的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时谈到，城里人对农民工封锁着秘密，农民工也不想向城里人敞开胸怀，彼此之间很难感到一颗活蹦乱跳的心的搏动。写作《装台》，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有没有做一些采访？
陈彦：是的，写《西京故事》时我多次进城中村采访。有时自己去，有时通过朋友和村里的领导，帮忙介绍有特点的农民工。我问他们一天挣多少钱？如果一天挣200块钱，我就跟他聊上半天，给人家200块钱。聊天时，有人愿意说，有人不愿意说，在纠结中你就能洞悉他内心的波澜。
我的小说习惯写熟悉的对象，不熟悉的生活我写不了。我常讲，生活有七分，最多写出三分，这样三分里才能有一点生活的质感，如果是你只有三分，想写出七分质感，绝对不可能。生活储存对于写作是致命的。比如我在18年前写《大树西迁》，当时西安交大希望我写一个关于交大西迁的长篇电视剧，我到上海交大的博士楼住了35天，又到西安交大住了四个半月，这么长时间的生活勘探，光录音带就弄了几十盘，但最后还是没写电视剧，觉得没有找到丰富的质感，这条大河没有流动起来。后来我写了一个不到3万字的舞台剧，就是秦腔《大树西迁》，现在还在演出。用了那么长时间，最后写了不到3万字，改了无数遍，生活让我只能如此。我觉得当你吃不透生活时，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是使不得的，硬憋出来的东西绝对不行。
我自己也是打拼者
记者：在很多人看来，您是知名作家、编剧，在多个不同岗位上担任过领导职务，为什么有这种强烈的情怀要持续关注、写作底层人群？
陈彦
陈彦：我自己也是一个打拼者，奋斗者。我始终在写作、阅读、思考。在不同岗位的历练无形中也为我打开了不同的维度。比如说在戏曲研究院做院长时，院里有六七百号人，连家属算在一起有几千号人，生老病死都得管。再加上院门口就有一两千农民工整天拥来挤去，时间长了对我影响也比较大。
另一个，我也是从底层来的，我父亲做了好几个公社、乡政府的乡长、书记，母亲是教师，小时候父亲从这个公社调到那个公社，调了好多地方，老百姓到公社来找他办事，我老听他说，都是些可怜人。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现在我还记得父亲说这话时的样子。
记者：《装台》写作到现在将近十年了，回过头来再看这部小说，感觉有没有不满足的地方？
陈彦：有一些难忘的细节还没有写进去。比如上一次回西安，我又看见生生在剧院门口等生意，头靠在三轮车帮上，身子窝蜷在里边，两个脚很高地翘着，看来等的时间不短了。看那种等着人来找他干活的难场感觉，我眼泪哗的一下就出来了。讨生活真的不易。我的小说里还缺乏这样一个等待的细节。
小说应有一种轻快的调性
记者：除了人物的变化，小说的风格和电视剧也有较大不同。原著小说是让人心酸的，沉重的，但电视剧则是轻喜剧的风格。您如何看这个变化？
陈彦：《装台》这个小说本身读起来也比较轻松，我很注重小说笔调的轻快，小说应该有一种轻快的调性。当然轻快并不意味着漂浮和轻松，有时越轻快越有一种沉重感。电视剧定位以喜剧的风格呈现，我觉得很好。
记者：《装台》里人物各有面貌，语言各有特点，非常鲜活，如何做到？
陈彦：在西安生活了那么长时间，我觉得小说应该写出当地的特色。今天看《水浒传》，里边有很多都是民间的、地方的语言，读来特别有感觉、有意味。我写小说时比较注重陕西话的使用，但为了方便读者，有些太过于地方化的语言还是做了转化。出版时，编辑觉得读不懂的地方，他们反复征求我意见，后来也有一些让步和调整。
马晓勇先生这次在改编时更强化了陕西方言的运用，导演李少飞和美术工作者们又加重了这种烟火气元素的多重运用。再加上张嘉益、闫妮、孙浩等一批演员就是陕西人，他们这样说话、处事是从生活中自然流淌出来的。
电视剧《主角》剧本改编进行中
记者：听说您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主角》也计划拍摄电视剧，目前情况怎样？
《主角》 陈彦 著作家出版社
陈彦：《主角》出来后，来谈改编人的比较多，但张嘉益先生看完就说，谁都嫑给，搞完《装台》就接着搞这个。后来张艺谋导演也看上了这本书，听说他是在长途飞机上把这本小说读完的，飞机一落地就让找作者联系版权。现在是张艺谋先生和张嘉益先生在联合推动，还在改编剧本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