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传统文化教育论坛论文选刊——庐阳书院历史诹议

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

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

柔丽乎中正，故亨。

前 言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世界教育史上也颇有特色。书院萌芽于唐代，形成于五代，发达于宋代，至清代达到颠峰。它从产生到消亡，先后延续了千年，对中国封建时期的教育发展和学术的繁荣做出了相当巨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书院在人才培养和民族精神的形成等诸多方面所具有的优越性，对书院的认识和研究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庐阳书院，作为清代合肥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教育组织，其发展状况实质上限制于清代书院的政策，加之合肥地方史料的阙失、散佚，前人学者对庐阳书院的研究基本停留在规制、历史沿革等初始阶段，而对其教学管理如藏书、经费等方面未及深入研究。本文旨在梳理其发展轨迹，亦尝试从地方志、书院志以及清人文集中通过阅读、整理，简单阐述清代庐阳书院的发展状况，及其对合肥文教事业造成的实际影响。

一、概述

书院之名始于唐，原为私人读书场所或朝廷修书机构。宋以后，为官方接受，有的还由朝廷赐书、赐额、委派教官、提供经费等，逐渐形成书院规制，演变为聚徒讲学的地方一级教育组织。延至清代，书院发展历经曲折。清初，由于统治者采取抑制书院发展的政策，因此书院多属民间私立。康熙年间，朝廷的书院禁令渐渐松动，康熙帝还时常向书院赐书、赐额，这些行为无疑激励了官员、士绅兴建书院的热情，但从政策层面而言，朝廷并未废止书院禁令。雍正帝登基后，一改其康熙朝对书院的宽松态度，要求“改书院为义学”，并且多次斥责官员要求兴建、修复书院的行为为沽名钓誉，皇帝的严厉态度再次压制了书院的发展势头。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前后，随着皇帝对书院态度的明显改变——由冷淡转为热情，朝廷对书院的政策开始由消极抑制转为积极调控，官方力量开始大力介入书院的建设与管理。乾隆帝对书院的发展做了具体而微的制度规划，延续了雍正帝对书院发展鼓励中加强控制的意图。清末，面对西学的冲击，书院开始了改革，教学内容上对西学多有采纳，但最终难逃没落的命运——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下达了改书院为学堂的诏令，这道上谕的颁布标志着传统书院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机构，开始逐渐让位于新式学校。

二、清代庐阳书院的诞生与发展沿革

1、清代庐阳书院诞生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

清朝初期，因顾虑书院会成为聚集汉族士人以煽动排满危及统治的情况发生，清廷对书院主要持抑制政策。顺治九年（1652），即规定:“各提学官督率教官，令诸生将所习经书义理，讲求实践，不许别创书院及号召游食之徒，空谈废业。”[1]但在限制书院发展同时，清廷又施以笼络的手段，目的是纠正明代中后期书院“风议朝政、裁量人物“的学风，使其完全掌控在己下，从而有限制地延续和发展。

康熙末年，由于政权的日益稳固以及源于正统的自信，清廷严格限制各地书院发展的政策开始逐渐松动。

雍正十一年（1733年），世宗谕令各省会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2]，甚至赐帑金给某些省会书院作膏火，开始大力扶持书院的发展。对各府州县的书院则规定“或是绅士出资建立，或地方官拨公帑经理”。[3]同时，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并走向繁荣也为书院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持。康熙晚期到乾隆时期是清代庐阳书院发展的高峰。在此背景下，康熙四十四年（1705），庐州知府张纯修为纪念北宋思想家、教育家、理学学派“关学”创始人——张载，于庐州府“城东南隅，本旧育婴堂址。”创建横渠书院，“门堂、讲舍仅十余楹。”[4]规制较小。

乾隆十四年(1749)，知府蔡长沄复修庐阳书院，借府属无为州有田地之争，请将有争议的芦苇荡归入书院，所得岁租四百两作为书院的经费以养士，第二岁租增至八百二十九两八钱，保址了庐阳书院得以正常运行。[5]

乾隆十五年(1750)，赵瓒在任庐州知府期间，捐俸倡修郡学，为庐阳书院添置田租，以充经费；增建讲堂、斋舍一十余楹，以七百两购买多种经史书籍作为学院藏书，尤其考虑到“师生膳脯不敷”，捐俸倡议助学，得到了乡绅的积极响应“孙恒，贡生。性慷慨好施，尝捐田百亩为庐阳书院膏火费。”，共募捐得白银一千多两。其中七百多两，在合肥县南乡五十里铺购置田产二十六石，岁入租谷一百二十石；另有二百一十两命合肥县令交与钱庄用以生息，使得书院得以充分发展。[6]

乾隆十九年(1754)，合肥捐职州同、乡绅李植捐田一庄；[7]乾隆四十一年(1776)，合肥捐职州司陈嘉鸾捐田庄一座，每年租稻三十二石，以岁收充膏火之需。[8]

嘉庆五年(1800)，知府张祥云重修书院内正谊堂，修整墙宇，添置各种器物，五邑生徒并入肄业，“增取正课、外课”，使得“肄业生徒倍于往昔”。[9]

咸丰年间兴起的太平天国运动使庐阳书院遭受了一次浩劫。庐州府境内是太平军与清军、地方团练拉锯的重要战场。太平军先后于咸丰三年（1853）、咸丰八年（1858）两次攻破庐州，战火兵锋所及，府境内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遭受到了重大破坏。战争的破坏，并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结构的变迁，对晚清庐州府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太平天国自兴起时就实行对传统儒家文化持敌视、禁毁政策，如占领南京后，就曾下令：“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10]加之双方之间的反复鏖战，社会秩序动乱让一些暴民也乘机兴风作浪。这使得庐州境内教学设施、典章文物等遭受灭顶之灾。首先，书院自身便受到了直接冲击。咸丰四年初（1854），包括庐阳书院、府学、包公祠、明教寺在内的合肥诸多文化场所以及名胜古迹皆毁于兵火。

同时，兵燹之后的混乱造成了本地区人口与财产的大量死亡和流失。咸丰八年（1858），合肥名士徐子苓在《庐州再陷记》中写道：“……其陷庐州而大掠也，阅三礼拜。……而奸民溃勇益争尽其耳目。于是穷里绝壑，车辙鲜到之地，燎原凿棺，破柱发窖，熏夷敲扑……”[11]人口的丧亡、社会的动荡造成了书院无法及时补充生源，从而造成发展困境。而缙绅、士人阶层在战乱中的流失，则对庐阳书院在战后的恢复造成了消极影响。

随着战争的结束，社会秩序重新稳定，经济也开始逐渐恢复，文教的发展又开始得到重视。这一时期，庐阳书院得以重建。同治元年(1862)，庐州知府唐景皋、合肥知县桂中行劝邑绅储开泰置买沈氏在前街四牌楼东民房五十四间，合肥邑绅士复捐款，集资重建，并改为庐阳书院。[12]

光绪五年(1879)，经乡绅李鹤章、张清沂、王尚辰等请将原来的府学考棚余房增修改为书院，并悬有李鸿章亲题的匾额。在经费上，唐景皋则派人清查先前的学田，以岁入供养。时任两江总督的李鸿章亦捐湘平银一万两，委托刘步青、戴昌言等购置田房，以租利作书院重生加资、奖常之需。同年，李鹤章等请提广益局育婴堂田租一千五百石，暂归书院，以济膏火。[13]

甲午战败以后，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豆剖的严峻危机。救亡图存，实行变革已经刻不容缓，而实现救亡、变革的关键一点就是兴学育才。书院作为传统教育的代表，积弊太深，难以培养适应时代需要、掌握西学的新式人才。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发布上谕：“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则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4]次年，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以庐阳书院旧址创办合肥最早的中学堂——庐州中学，自任堂长。创办之初，“一切设施均由创办人做主”，延聘当时合肥名人张子开任庐州中学堂监学，四年间蜚声遐迩，成绩昭着。至“光绪三十四年，庐州中学堂始归庐州府管辖”。[15]

至此，清代庐阳书院也就彻底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2、清代庐阳书院的发展沿革

康熙四十四年(1705)，庐州知府张纯修创建庐阳书院之前身——横渠书院，“门堂、讲舍仅十余楹。”后改为庐阳书院。

乾隆十四年(1749)，知府蔡长沄兴修庐阳书院，借府属无为州有田地之争，请州将有争议的芦苇荡归入书院，以其租税保证了书院得以正常运行。

乾隆十五年(1750)，赵瓒在任庐州知府期间，为庐阳书院添置田租，以充经费；增建讲堂、斋舍一十余楹，购买多种经史书籍作为学院藏书，尤其考虑到“师生膳脯不敷”，捐俸倡议助学，得到了乡绅的积极响应，募捐得来的资金用以购买土地收取田租或生息，使得书院得以充分发展。

嘉庆五年(1800)，知府张祥云复改，置正谊堂，修整墙宇，添置各种器物，五邑生徒并入肄业，“增取正课、外课”，使得“肄业生徒倍于往昔”。

咸丰四年(1854)一月十四日，太平军攻破庐州，庐阳书院毁于战火。

同治元年(1862)，庐州知府唐景皋、合肥知县桂中行劝邑绅储开泰置买沈氏在前街四牌楼东民房五十四间。合肥邑绅士复捐款，集资重建，并改为庐阳书院。

光绪五年(1879)，经乡绅李鹤章、张清沂、王尚辰等请将原来的府学考棚余房增修改为书院，并悬有李鸿章亲题的匾额。在经费上，唐景皋则派人清查先前的学田，以岁入供养。时任两江总督的李鸿章亦捐银一万两，委托刘步青、戴昌言等购置田房，以租利作书院重生加资、奖常之需。

光绪五年(1879)，李鹤章等请提广益局育婴堂田租一千五百石，暂归书院，以济膏火。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下令全国改地方书院为学堂。次年，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以庐阳书院旧址创办合肥最早的中学堂——庐州中学堂，自任堂长。创办之初，“一切设施均由创办人做主”，延聘当时合肥名人张子开任庐州中学堂监学，四年间蜚声遐迩，成绩昭着。至“光绪三十四年，庐州中学堂始归庐州府管辖”。

民国时庐州中学堂几经更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定名合肥市第一中学，称为合肥最优秀的中学之一，直至2020年迁出，原校址现并入合肥第六中学。

三、清代庐阳书院的教学和学术

1、清代庐阳书院山长考

山长是历代对书院讲学者的称谓。五代蒋维东隐居衡山讲学时，授业者称之为山长。宋代将始建于南唐升元年间的庐山白鹿洞的“白鹿国学”（又称“庐山国学”），改成白鹿洞书院，作为藏书讲学之所。元代于各路、州、府都设书院，设山长。明清沿袭元制，乾隆时曾一度改称院长，清末仍叫山长。废除科举之后，书院改称学校，山长的称呼废止。

由于诸如《（嘉庆）合肥县志》等本地方志史中并未罗列清代庐阳书院的讲师体系，所以不能证明其是否正式设有山长职位。为行文方便，下文一律将主讲者称为山长。

清代庐阳书院有史可考的山长存在于乾隆、嘉庆道光、同治光绪三个时期。此三个时期也正是庐阳书院发展、衰落最终消失的关键时期点。

1）乾隆时期（1736～1795）

顾文龙（？～？），字符在，江苏太仓州（今江苏省太仓市）人，乾隆十五年（1750）庚午科举人。“诗古文词并有家法，常主庐阳书院，未仕卒。”[16]

顾文龙之父顾陈垿，字玉停，康熙乙酉举于乡，以荐入湛凝斋纂修《御定律历》《渊源中和乐府》诸书，议叙补行人司行人。“有绝学三，字学、算学、乐律，尝俱极精诣。——学宗陆九渊，自命为象山后人。……留心着述，教授生徒，质疑问难者满座。”[17]

严长明（1731～1787），字冬有（一作冬友），一字道甫，江苏江宁人。“幼有奇慧，年十一，李绂典试江南，大奇之，嘱从方苞学。寻假馆扬州马氏，尽读其藏书。乾隆二十七年（1762）高宗南巡，以诸生献诗，召试赐举人，授内阁中书。旋入直军机处，博学多智，又工奏牍，大学士刘统勋最奇其才。累官至内阁侍读。历充《通鉴辑览》《一统志》《熟河志》《平定准噶尔方略》纂修官。乞归后，筑归求草堂三楹，藏书二万卷，金石文字三千卷，日咏其中。间游秦中、大梁，居毕沅所，为定奏词。还，主庐阳书院。乾隆五十二年八月□日卒于合肥，年五十七。君于书无所不读，或举问，无不能对，为诗文用思周密，和易而当于情。”[18]

严长明师从方苞，博学多智，着作等身，有《归求草堂诗文集》《西清备对》《毛诗地理疏证》《五经算术补正》《三经答问》《三史答问》《淮南天文太阴解》《文选课读》《文选声类》《尊闻录》《献征余录》《知白斋金石类签》《金石文字跋尾》《石经考异》《汉金石例》《五岳贞珉考》《五陵金石志》《平原石迹表》《吴兴石迹表》《素灵发伏墨缘小录》《南宋鉴奇觚类聚》《八表停云录》《养生家言》《怀袖集》《吴谐志》凡二十种。

2）嘉庆、道光时期（1796～1820、1821～1850）

李振先（？～？），号榕坡，安徽太湖人。“李振庸弟。举人，善属文，课子侄多成名，时有《庐阳课草》梓行。以誊录叙知县，分发山东，署莒州知州补新城县知县，重修书院，创建考棚，厘剔积弊，士民颂之。”[19]

马元伯（1777～1853），名瑞辰，字默生。安徽桐城人。马宗琏之子。嘉庆十年（1805）乙丑科进士，“改庶吉士，历官工部都水司郎中，……复坐事发往黑龙江，未几释归。历主江西白鹿洞、山东峄山、安徽庐阳书院讲席。”后殁于太平军之乱。着《毛诗传笺通释》三十二卷，探赜达指，或高出陈氏新疏上。王益吾收入《续经解》中。[20]

杨景仁（1768～1828），字育之，号静岩，晚更静闲。江苏常熟人。嘉庆三年（1798）举人，官内阁中书，仕至刑部员外郎。有《式敬编》五卷、《筹济编》三十二卷。

杨景仁于道光七年（1827）主讲庐阳书院，次年“主仙源书院。”[21]

方东树（1772～1851），字植之，别号副墨子。安徽桐城（今安徽省桐城市）人。方东树幼承家范，聪颖好学，稍长从师姚鼐，好为深湛浩博之思，为“姚门四杰”之一。

“始好文事，专精治之，有独到之识，中岁为义理学，晚躭禅悦，凡三变，皆有论撰。务尽言，惟恐词不达。年八十，卒于祁门东山书院。着有《大意尊闻》《向果微言》《昭昧詹言》《仪卫轩集》，凡数十卷。东树博极群书，穷老不遇，传其学宗诚。既殁，宗诚刊布其书，名乃大着。”

方东树于道光七年（1827）“丁亥，年五十六主庐州庐阳书院”，次年“主亳州泖湖书院。”[22]

3）同治、光绪时期（1862～1874、1875～1908）

沈绩熙（？～？），字湘农。安徽合肥人。同治十年（1871）辛未科进士，官刑部主事。光绪癸未年（1883），主讲庐阳书院。有《第七山房诗集》。[23]

唐莹（1813～1884），安徽当涂人。“道光丁酉（1837）举于乡，有用世才。历主敬亭、中江、潜川、庐阳书院。”[24]

黄先瑜，“字韫之，安徽合肥人。咸丰二年（1852）壬子科进士，由庶吉士加赞善衔，改官礼部主事以治乡兵，抵御贼有功，加五品衔并戴花翎。邑有浪波塘，岁久湮塞，环塘数百顷田恒苦旱，独力修濬，乡里至今利赖之。晚年主讲庐阳书院，博洽群书，于后学多所成就。”着有《带草堂诗文集》传于世。[25]

综上所述，清代庐阳书院山长的出身多是举人出身，共有五人（顾文龙、严长明、李振先、杨景仁、唐莹），进士出身的有三人（马元伯、沈绩熙、黄先瑜），无功名不第者一人（方东树）。虽然庐阳书院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性质，但山长的科举出身已经决定了庐阳书院与官府的密切关系。这实际上也符合了乾隆元年（1736）的上谕（《乾隆元年奉上谕》）：“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26]

山长的科举身份背景，对庐阳书院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如下：

一，山长的官学出身，决定了书院倡导官学的学术立场。通过倡导官学，为国家培养人才等方式，书院成为国家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弥补了官学的不足，即“书院之制所以导进人才，广学校所不及。”此外，使书院更容易获得官方的支持和扶持，除了资金的投入、硬件设施的改善，影响力也得以扩大。

二，山长的任官经历成为其庇护书院的重要因素，而与其他官员的交往，也成为书院发展以及地方文化得以传播的重要原因。

2、清代庐阳书院和地方官员

地方官员主政地方，发展文教，往往也以奖掖后进、修葺书院为职志，甚至亲自为士子讲学，书院因此成为合肥文化网络形成的黏合剂和催化剂。

庐阳书院自由庐州知府张纯修创建伊始，即已深深打上“准官学”或“半官学”的色彩烙印。即在整个清代，庐阳书院的发展也是与地方任职官员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无论是学舍的修缮、经费的补充、设置的完善，还是山长的延聘、书院生徒的选拔、考课，皆与地方官员有着直接的关系。

1）张纯修（？-1707），字见阳，号敬斋。满洲正白旗人，“世居辽阳。原任陕西巡抚张滋德长子。”[27]贡生，康熙十八年任湖南江华县知县，“康熙三十二年以扬州府同知卓异升知庐州，兴学育才，兴建横渠书院。刻有《乐丰堂课士集》，复颁发《孝经》《小学》《近思录》诸书于学宫，编修郡志，建义学，创育婴堂，禁吏胥包揽，革里长派累……。”[28]

张纯修个人“以诗词古文擅名”，在推行文教方面，“修建横渠书院以课士”，

虽然规模较小，“门堂、讲舍仅十余楹。”但切实为日后发展为庐阳书院打下了坚实基础。此外，张纯修在任“修郡志，博综史。搜剔残碑断简……”，清代《八千卷楼书目》也有其在任时刊刻“庐阳三贤”之一明朝周玺《垂光集》的记录。[29]

在康熙三十二年至四十六年间（1693-1707）长达十数年的庐州知府任期内，张纯修“善政尤多”，乃至“以疾卒官，民多思之。”

2）蔡长沄，“号巨源，福建漳浦人。贡生。乾隆十四年调知庐州，兴修书院，增置田租以养士。清厘案牍，无十日不结者。”[30]

蔡长沄自乾隆十四年（1749）到任庐州知府，“适濡须有互争苇荡之讼，力请上宪，归之书院。岁入租四百有奇，以供经费。”[31]

蔡长沄将所得无为州芦苇荡岁租四百两作为书院的经费以养士，第二岁租增至八百二十九两八钱，保址了书院得以正常运行。但蔡“甫从区画，旋调守云间以去。亦未遑择师选徒，既讲诵之实也。”[32]

蔡的仓促调任，使得其后继者赵瓒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也正是在赵瓒任内，庐阳书院有了较大的发展变化。

3)赵瓒，“奉天人，进士。乾隆十五年（1750）任庐州府。捐俸倡修郡学，添置庐阳书院田租以充经费，整建讲堂、斋舍二十余楹。购经史诸书贮其中，俾诸生朝夕诵习。重建镇淮楼，在任多所兴革，士民怀之。”[33]

赵瓒于乾隆十五年（1750）调任庐州知府，史载其“在任多所兴革，士民怀之。”嘉庆合肥县志存录有一篇赵瓒所作《修建庐阳书院碑记》，《碑记》中详细记载了他修缮庐阳书院、置办资产等作为：“周览院中，屋宇无几。乃首先从事积苇荡数岁之入，次第建堂十三楹，庑三楹。继购经书、子、史数千卷，其他庖湢器用之需，无不略具。尤虑师生膳脯资费不敷，首捐俸以倡，五属之长暨绅士乐施者，咸欣然响应。得白金一千两有奇。以七百余金，于合邑五十里铺置田弓二十六石，命之曰耨学书田。岁入租谷一百二十石，赢二百余金，付商收子钱以裕费用。于是房舍增，书籍富，膳脯亦稍充，书院之规模遂以具备。乙亥夏，檄召五属门童，扃门命题，手自甲乙，拔其尤者舍之于院。延请名宿，朝夕讲贯。余暨邑令学博按月课试之。讲其勤，策其惰，秋萤冬雪，弦诵斐然。”[34]

在碑文中可见，赵瓒出任庐州知府对于庐阳书院的意义其实相当重大。一是整修堂舍，使书院的物理空间得以极大扩展；二是增置经史书籍以及日常生活器具，弥补了书院过往“不足以栖学徒……亦仅存其名而已。”的生存窘态；三是筹措经费，并以自身行动引领影响了庐州“五属之长暨绅士乐施者”，从而“膳脯亦稍充，书院之规模遂以具备”。[35]

到了乾隆二十年（1755），也就是“乙亥夏”，赵瓒“檄召五属门童，扃门命题，手自甲乙，拔其尤者舍之于院。延请名宿，朝夕讲贯。”并“暨邑令学博按月课试之。讲其勤，策其惰，秋萤冬雪，弦诵斐然。”[36]

正是赵瓒在任时，庐阳书院开始走出合肥县一隅，辐射四县一州五属之地（四县：合肥县、舒城县、庐江县、巢县，以及一个散州：无为州）招募生童，真正成为清代庐州地区除府学之外最重要的教育机构。

4)张祥云，字鞠园，福建晋江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进士，官刑部郎中，明习发令，嘉庆四年官庐州知府。在任“捐俸倡修府署、城垣、奎楼、府学“正殿、两庑，至戟门、棂星门、泮池、云路坊、明伦堂并周围垣墙，焕然一新。”又纂修《（嘉庆）庐州府志》，刊刻《庐阳三贤》集（宋包拯《包孝肃公奏议》、元余阙《青阳山房集》、明周玺《垂光集》），“庐阳文献，赖以不坠”。[37]

5)栗煊，“字春坪，山西浑源州人。河督恭勤公长子。由廪贡荫部郎出典庐郡。恂恂儒雅，恪守典章，尤以培养学校为先务。月课士子，尽心校阅，一时成就者多知名士。后以艰归，攀辕者塞路。”[38]

6)唐景皋，“字鹤九，湖南临武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己酉科举人，同治元年（1862）署庐州知府。时兵燹初复，民气未靖。景皋以振兴文教为己任，适奉署两江总督李鸿章檄，重修府学、文庙，会同绅士计日观成，又清理庐阳书院经费，生徒复业，士林颂之。”[39]

7)黄先瑜，“”字韫之，安徽合肥人。咸丰二年（1852）壬子科进士，由庶吉士加赞善衔，改官礼部主事以治乡兵，抵御贼有功，加五品衔并戴花翎。邑有浪波塘，岁久湮塞，环塘数百顷田恒苦旱，独力修濬，乡里至今利赖之。晚年主讲庐阳书院，博洽群书，于后学多所成就。”着有《带草堂诗文集》传于世。

清代庐阳书院的日常管理

1、庐阳书院的藏书情况

历代众多书院的创建者、主持者对藏书十分重视，将藏书视为书院最为根本的特征。我们知道，书籍是文化的载体，书院的学术研究及教学活动均离不开对书籍的利用。如果离开书籍，学术研究就会缺乏依托乃至无所凭待，最终流于疏陋。而书院的教学活动更有重视生徒自学的特点，书院生徒往往是在教师指导下独立研读、考证儒家的经史典籍。在这种情况下，藏书对于书院而言，其重要性可想而知。没有足够的藏书，书院的正常运转几乎无法想象。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历代书院的创建或恢复过程中，藏书往往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而且，数量巨大的书院藏书，对于一个地区的文化积累而言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大量的书院藏书的存在使当地文化知识资源总量增加，也使地域文化具备了更为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更为坚实的根基，地方文化也因此在全国的文化格局中具有了更为重要的地位。不仅如此，在某些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书院的藏书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当地文化积累的不足。所以说，书院藏书在地方民智的开发、读多风气的形成及文化素质的提高等方面作用甚大。

清政府比较重视和支持书院藏书，康熙时皇帝即赐日讲经史诸书给岳麓书院。至乾隆时，清廷曾连续二次颁布命令，要求各省长官用公款为书院购书。乾隆元年（1736）三月十日礼部覆准：“各省会城，设有书院，亦一省人才聚集之地，宜多贮书籍，于造就之道有裨。令各督抚动用存公银两购买《十三经》《二十一史》发教官接管收贮，令士子熟习讲贯。”[40]又乾隆九年议覆：“各省学宫陆续颁到圣祖仁皇帝钦定《易》《书》《诗》《春秋》《传说汇纂》及《性礼经义》《值鉴纲目》《御纂仨礼》诸书。各书院院长自可恭请讲解,至《三通》等书未经备办者，申饬督抚行令司道各员，于公用内酌置备办，以资诸生诵读。”[41]

庐阳书院的藏书高峰主要存在乾隆、嘉庆（1736～1795、1796～1820）和同治、光绪（1862～1874、1875～1908）两个时期。

《（嘉庆）庐州府志》[42]记载了庐阳书院的藏书书目，从中可以窥见清代庐阳书院所藏图书的种类和数量。此书目存录的图书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①帝王诗文着作、解经着作或官方指定的理学着作

《御纂周易述义》一部、《钦定诗义折衷》一部、《钦定春秋直解》一部、《御制文初集》一部、《御制诗初集》一部、《御制诗二集》一部、

②儒家经典注疏类着作

《易经注疏》一部、《书经注疏》一部、《诗经注疏》一部、《周礼注疏》一部、《仪礼注疏》一部、《礼记注疏》一部、《春秋注疏》一部、《公羊注疏》一部、《谷梁注疏》一部、《孝经注疏》一部、《论语注疏》一部、《孟子注疏》一部、《尔雅注疏》一部

③儒家经典和程朱理学类着作

《五经大全》一部、《汪武曹四书大全》一部

④史传类着作

《史记》一部、《前汉书》一部、《后汉书》一部、《三国志》一部、《晋书》一部、《宋书》一部、《齐书》一部、《梁书》一部、《陈书》一部、《北魏书》一部、《北齐书》、《后周书》一部、《隋书》一部、《南史》一部、《北史》一部、《新唐书》一部、《五代史》一部、《宋史》一部、《辽史》一部、《金史》一部、《元史》一部、《通鉴纲目》一部

⑤其他着作

《正字通》一部、《性理会通》一部、《储选十大家古文》一部

以上图书共有四十余种，其来源主要是官员购置，如乾隆朝知府赵瓒“购经书、子、史数千卷”以及朝廷颁赐。嘉庆时期庐阳书院藏书是否得以增加，目前尚未知晓。不过根据后任湖南巡抚的合肥知县左辅在新任上的作为来推断“为（长沙府）城南书院置书403部，计10550卷。”[43]，至少在嘉庆八年（1803）前后（即左辅任合肥县令期间），庐阳书院的藏书可能有所增加。

从种类上看，这些书籍大部分为程朱理学类着作，这一方面反映了在清代程朱理学已实际成为官方统治思想，此外也了反映了庐阳书院上在形式上呈现官学化的特点。此外，这些藏书中也出现了一些史传类、诗文类着作，虽然数量不多，但其存在为整体桎梏的书院带来了一丝清新，这表明庐阳书院并不完全是科举考试的附庸存在，其传播文化的功能还是存在的。

咸丰三年（1853），庐阳书院及其藏书皆毁于兵火。后经同治、光绪年间的官员和士绅的恢复，其藏书有所恢复，但从种类和数量上仍少于嘉庆藏书目录所载，尤其是史传类书籍大大减少。

《（光绪）续修庐州府志》也记载了庐阳书院的藏书书目[44]，从中可以窥见清代晚期庐阳书院所藏图书的种类和数量。此书目存录的图书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①帝王诗文着作、解经着作或官方指定的理学着作

《御制文初集》一部、《御制诗初集》一部、《御制诗二集》一部、《御纂周易述义》一部、《钦定诗义折衷》一部、《钦定春秋直解》一部

②儒家经典和程朱理学类着作

《五经大全》二部、《汪武曹四书大全》二部

③儒家经典注疏类着作

《春秋注疏》二部、《谷梁注疏》二部、《论语注疏》二部、《尔雅注疏》二部、《礼记注疏》二部、《公羊注疏》二部、《孝经注疏》二部、《孟子注疏》二部、《易经注疏》一部、《书经注疏》一部、《诗经注疏》一部、《周礼注疏》一部、《仪礼注疏》一部

④史传类着作

《新唐书》一部、《五代史》一部、《宋史》一部、《辽史》一部、《金史》一部、《元史》一部、《通鉴纲目》一部

⑤其他着作

《正字通》一部、《性理会通》一部、《储选十大家古文》一部

2、清代庐阳书院经费来源

即便庐阳书院拥有官员倡办的背景，也在大背景下呈现官学化的特点，但其性质终究还是介于官学和私学之间的。以其所以其经费来源为例，一方面它既不能像官学一样有着稳固的政府拨款来源；另一方面也不能像私学一样独立地运作自己的经费而进行完全自由的学术研究。

对于庐阳书院而言，由于维持正常的教学需要经费，其祭祀、藏书等功能以及日常支出的生徒膏火、山长薪修等相关费用，都是必不可少。在此情况下，经费称为书院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清代庐阳书院的经费主要来源方式有如下三类：拨置（朝廷或地方政府拨款或划拨）、捐置（官员士绅百姓捐献）和清复（接受罪产或逆产）

1）拨置（朝廷或地方政府拨款或划拨）

①乾隆十四年(1749)，知府蔡长沄复修庐阳书院，借府属无为州有田地之争，请将有争议的芦苇荡归入书院，“岁入租四百有奇，递年租增至八百二十九两八钱。”[45]

②“无为州芦课银八百余两，兵燹后课征缺额，前知府唐景皋委绅赴州清查，暂定岁解六百两，俟开熟再照前额征解”；[46]

③光绪五年（1879），甘肃道李鹤章请题广益局、育婴堂田租一千五百石暂归书院，以济膏火。[47]

2）捐置（官员士绅百姓捐献）

①“旧有绅捐田租若干”；[48]

②乾隆十五年(1750)，赵瓒捐俸倡议助学，得到了乡绅的积极响应，共捐得“白金一千两有奇，以七百金于合肥县南乡五十里铺购置田弓二十六石有奇，岁入租一百二十石，以贫瘠薄，递年减免，现征租六十石。。余银二百一十两檄发合肥交典生息，岁解息银五十两零。”[49]贡生“孙恒，性慷慨好施，尝捐田百亩为庐阳书院膏火费。”[50]

③乾隆十九年(1754)，“合肥捐职州同、乡绅李植捐田一庄，与五十铺之田毗连，每年租稻三十石”；[51]

④乾隆三十八年(1773)，无为州绅汪超将长江复凝洲（又名复宁洲）苇田捐充庐阳书院膏火；[52]

⑤乾隆四十一年(1776)，“合肥捐职州司陈嘉鸾捐田庄一座，坐落西乡五十里小庙，征租稻三十二石，以充膏火之需。”[53]

⑥同治元年(1862)，“庐州知府唐景皋、合肥知县桂中行劝邑绅储开泰瓦屋五十四间，集资重建（庐阳书院）”。[54]

⑦大学士肃毅伯李鸿章捐湘平银一万两，委绅刘步清、戴昌言添置田房，租利以作书院生童加给奖赏之需。[55]

⑧同治五年十月，“署两江总督李鸿章批禀行司，内开无为州复凝洲芦课，每次额解庐阳书院膏火银八百二十九两零，现在征七减三，实征曹（漕）平纹银五百八十两八钱六分。”[56]

3）清复（接收废产、罪产或逆产）

①合肥废寺无僧庙田及从贼逆产田房皆查明充入书院；[57]

②庐江县南乡傅家冲田十九石六斗七升二合半，“此庄因案拨充庐阳书院膏火，每年租折解府。”[58]

综上所述，清代庐阳书院经费的最主要来源，首先是来自官员士绅百姓的捐置，其次财是官府拨置。二者构成了书院经费最重要的来源渠道。官府拨置是税捐为主，民间捐置则主要是以田产为主。

民间捐置的大量田亩，使得书院的发展有了基础保障，但也存在其他经营方式，如用银两生息，即获取存款利息以及出租房舍获利的办法，以维持书院的日常开销。相对租种学田而言，书院使用将银两发商生息等商业手段，证明了庐阳书院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经济实体，此外也从侧面表现了当时合肥社会商品经济发达的情况。

结 论

自康熙四十四年（1705）张纯修创建横渠书院，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改为庐州中学堂为止，在近二百年的时间内，庐阳书院的发展可谓是历经浮沉。可以说，庐阳书院就是清代合肥地区教育状况的一个缩影。

乾隆朝，太仓人顾文龙入主庐阳书院。由于书院的学术思潮往往受到主持学者即山长的影响，因此在顾氏主持期间，庐阳书院的学术思想可能是以陆九渊的“心学”思想为主，这和顾氏家族的学术传承是有所关联的，“其父顾陈垿，有绝学三，字学、算学、乐律，尝俱极精诣。学宗陆九渊，自命为象山后人。……留心着述，教授生徒，质疑问难者满座。”

清代桐城学派崛起，由于合肥在地理上与桐城毗近的优势，在学术思想上更加容易受到桐城派文化的影响。严长明的加入，其与“桐城派三祖”之一的方苞之间的渊源，相信能够为庐阳书院带来一些新的理念。

此后庐阳书院先后在光时期延入的方东树、马元伯等学者，或是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或者是桐城地方耆硕，他们的加盟，不仅只会给庐阳书院带来教学水平的变化，而更多是学术思想的提升。方东树是道光时期“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作为桐城第二代中坚作家,潜心于宋明理学，着《汉学商兑》极力批判汉学流弊，对道光以下学术风气的转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方东树在《新建桐乡书院记》中曾批评一些书院“徒以词章记诵而溷夫学问思辨之正大也哉”，希望建立书院的目标能够“确效乎知、仁、勇之实”，生徒学习时要能“切而反之于心，所谓即事以穷理者”的根本要求。[59]

此后，合肥本地一些学者如黄先瑜、沈绩熙等人开始主持庐阳书院，可以推测，在前人如方东树等的影响下，桐城派学术思想可能在此时已经完成了“本土化”的转变。

但遗憾的是，由于史料的缺失，庐阳书院与合肥地方文化的发展是否还存在其他一些紧密的联系，暂时还不能有效的证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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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钦定大清会典则例》180卷，卷七十礼部，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钦定大清会典则例》180卷，卷七十礼部，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光绪）续修庐州府志》100卷，卷第十七，清光绪十一年刊本。

[5]《（嘉庆）合肥县志》36卷，卷三十三赵瓒《修建庐阳书院碑记》，清嘉庆八年修民国九年重印本。

[6]《（光绪）续修庐州府志》100卷，卷第十七，清光绪十一年刊本。

[7]《（嘉庆）庐州府志》54卷，卷十六，清嘉庆八年刊本。

[8]《（嘉庆）庐州府志》54卷，卷十六，清嘉庆八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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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光绪）续修庐州府志》100卷，卷第十七，清光绪十一年刊本。

[13]《（光绪）续修庐州府志》100卷，卷第十七，清光绪十一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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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碑传记》160卷，卷五十九，清道光刻本。

[18]《惜抱轩诗文集》26卷，文集卷第十三《严冬友墓志铭并序》，清嘉庆十二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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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方仪卫先生年谱》1卷，清同治七年刻仪卫轩文集本。

[23]《（光绪）续修庐州府志》100卷，卷第十七沈绩熙《庐阳书院题匾后跋》，清光绪十一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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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明]吴道行，[清]赵宁等修纂，邓洪波、谢丰等校点：《岳麓书院志》，第511页《乾隆元年奉上谕》，岳麓书社2020年4月1日一版一印。

[27]《八旗满洲氏族通谱》80卷，卷七十四《张滋德条》，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8]《（嘉庆）庐州府志》54卷，卷二十四，嘉庆八年刊本。

[29]《八千卷楼书目》20卷，卷四史部，民国本。

[30]《（嘉庆）庐州府志》54卷，卷二十四，清嘉庆八年刊本。

[31]《（嘉庆）合肥县志》36卷，卷三十三赵瓒《修建庐阳书院碑记》，清嘉庆八年修民国九年重印本。

[32]《（嘉庆）合肥县志》36卷，卷三十三赵瓒《修建庐阳书院碑记》，清嘉庆八年修民国九年重印本。

[33]《（嘉庆）庐州府志》54卷，卷二十四，嘉庆八年刊本。

[34]《（嘉庆）合肥县志》36卷，卷三十三赵瓒《修建庐阳书院碑记》，清嘉庆八年修民国九年重印本。

[35]《（嘉庆）合肥县志》36卷，卷三十三赵瓒《修建庐阳书院碑记》，清嘉庆八年修民国九年重印本。

[36]《（嘉庆）合肥县志》36卷，卷三十三赵瓒《修建庐阳书院碑记》，清嘉庆八年修民国九年重印本。

[37]《（光绪）续修庐州府志》100卷，卷第十七，清光绪十一年刊本。

[38]《（光绪）续修庐州府志》100卷，卷第二十七，清光绪十一年刊本。

[39]《（光绪）续修庐州府志》100卷，卷第二十七，清光绪十一年刊本。

[40]《（光绪）重修安徽通志》350卷，卷八十六《乾隆元年奉上谕》，清光绪四年刻本。

[41]《（光绪）重修安徽通志》350卷，卷八十六《乾隆元年奉上谕》，清光绪四年刻本。

[42]《（嘉庆）庐州府志》54卷，卷十六《庐阳书院书目》，清嘉庆八年刊本。

[43]周郁，《清代长沙府书院经费研究》，湖南长沙，湖南大学，2020年。

[44]《（光绪）续修庐州府志》100卷，卷第十七《庐阳书院书目》，清光绪十一年刊本。

[45]《（嘉庆）庐州府志》54卷，卷十六，清嘉庆八年刊本。

[46]《（光绪）续修庐州府志》100卷，卷第十七，清光绪十一年刊本。

[47]《（光绪）续修庐州府志》100卷，卷第十七，清光绪十一年刊本。

[48]《（光绪）续修庐州府志》100卷，卷第十七，清光绪十一年刊本。

[49]《（光绪）续修庐州府志》100卷，卷第十七，清光绪十一年刊本。

[50]《（嘉庆）庐州府志》54卷，卷二十四，嘉庆八年刊本。

[51]《（嘉庆）庐州府志》54卷，卷十六，清嘉庆八年刊本。

[52]《（嘉庆）无为州志》36卷，卷六，清嘉庆八年刻本。

[53]《（嘉庆）庐州府志》54卷，卷十六，清嘉庆八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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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光绪）续修庐州府志》100卷，续修庐州府志补遗，清光绪十一年刊本。

[57]《（光绪）续修庐州府志》100卷，卷第十七，清光绪十一年刊本。

[58]《（光绪）庐江县志》16卷，卷三，清光绪十一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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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萧寒，1984年生，安徽合肥人。现为安徽区域文化独立研究人，中国民俗学会会员、合肥市民俗学会理事。长期从事地方文史暨民俗文化的探索和研究工作。2020年开始致力于普及合肥人文历史，至今已在合肥学院、合肥市图书馆、安徽省图书城等公共机构公开演讲达50余场。此外，还先后在《江淮文史》《乡音》《合肥晚报》等省、市杂志报刊发表文章70余篇。自2020年至今先后完成研究课题《新媒体视野下肥东县民俗文化研究》《肥东方言和肥东民间文学的关系》，编着有《传世训——肥东县家风家训》《历史深处的肥东人》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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