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英关于鄂豫皖苏区史的谈话及回忆

戴季英（1906—1997），湖北红安人，1926年在武汉读中学时加入共青团，1927年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参加领导黄麻起义，是黄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亦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1932年4月组建红25军，他被任命为第74师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撤离大别山后，他参与重建红25军，并于1933年4月任红25军军政委员兼74师政治委员；长征途中他担任25军政治部主任、军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开封市委书记，后被开除党籍；1984年4月经中共央书记处批准予以平反，恢复党籍和省级干部待遇；1997年11月29日在郑州病逝。总结戴季英一生，最令人诟病的就是“肃反”问题，这包括在鄂豫皖苏区及陕北苏区的疯狂“肃反”。正因为如此，“肃反”问题也同样影响了其建国后的政治生涯。据方莉在《文史月刊》2020年第四期上发表的《戴季英：被毛泽东点名“不可救药”的开国功臣》一文记载：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戴季英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兼开封市委书记。当时，开封是河南省会；不过，他认为自己在挺进河南敌后时立下了丰功伟绩，应该成为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把手，并且倚老卖老、自我标榜。因此，1952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关于开除戴季英党籍的决定》，在肯定戴季英“有过相当贡献”的同时，指出他的四大错误：“表现在政治上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和反党的活动”，“表现在组织上严重的宗派活动与家长制统治”， “表现在思想意识上严重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唯我独尊的权位思想”，“压制民主，抵抗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为严肃党的铁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省委决定并经中央和中南局批准开除戴季英的党籍”。1955年10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做结论时说道：“谁不犯一点错误呢？无论是谁，总要犯一些错误的，有大有小。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有陈光、戴季英。除了这样极少数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是能够挽救的，都是能够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去改正错误的。”1959年11月23日，在戴季英被开除党籍7年半后，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推翻了1942年12月《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对陕北错误“肃反”的责任重新作出结论，其中说陕北错误“肃反”事件，“应当由当时中央北方代表派驻陕北代表团朱理治等同志负政治上的主要责任，直接负责的是陕北保卫局长戴季英、陕北军委会主席聂洪钧”。中央监委的上述审查意见，后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同意。于是，对“肃反”负有主要责任的帽子即坐实戴到戴季英头上。戴季英淡出人们的视野后，在郑州的河南省委家属院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真的应了“大隐隐于市”的古语。“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84年4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对戴季英予以平反，恢复党籍、省级干部待遇，不少人纷纷写信给他，有谈过去的战友情的，有找他作证明的（证明革命经历），有为他鸣不平的。文革以后，陈先瑞等红25军的老人还去拜访过戴季英，主要是为了撰写红25军军史的事。据说，戴看了初稿后，哈哈大笑：“就你们的水平，能写成这样，已经算不容易了！” 戴季英在晚年接受采访时，对于过去的“肃反”错误，他仍然表示不接受。1992年11月1日，陈再道上将在《人民日报》发表《大别山的红旗永远飘扬——纪念黄麻起义六十五周年》纪念文章，公开称呼戴季英为“同志”。这一声迟来的“同志”，表达了老同志对戴季英遭遇的同情，也是拨乱反正的声音。1993年，原中共陕甘边特委委员、在中纪委副主任岗位上离休的张策，在《传记文学》第2期发表文章称：戴季英在“肃反”中虽然犯过错误，但他是我党一位出色的政治保卫工作者，他没有反党，更没有叛党。他是一位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因党内的政治斗争，他成了牺牲品。后人有责任将戴季英在历史上的一些功过是非，客观公正地反映出来，这是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张策认为，红25军与中央红军是后来到陕北的，不了解当地情况，被陕甘晋省委的一、二把手朱理治、郭洪涛所蒙蔽。1997年7月，《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出版，收入了“戴季英”词条，称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却有意识地未配发图片。这是方莉文章给我们提供的信息。从这些信息来看，开国功臣戴季英建国后的人生可谓波橘云诡、起伏跌宕，这也引起我极大的兴趣。2020年暑假，经麻城党史办李敏老师帮助，我有幸到麻城党史办去查阅鄂豫皖苏区史的资料。记得当时李敏老师听说我要去查资料，帮我准备了很多东西。在李老师的帮助下，我有幸翻阅了党史办库房里所有书籍与资料，这包括戴季英的谈话录及回忆文章。兴奋之余，亦未忘记复制了一份带回来拜读、研究。我收集到的戴季英关于鄂豫皖苏区史的谈话录及回忆文章一共五篇，四篇谈话录及一篇回忆文字，成文时间基本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纵观这五篇谈话录及回忆文字，真正有价值的只有两篇。现就这两篇文字，全文收录，以飨读者：一、戴季英同志的谈话（一）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麻城农运情况；（二）革命火种在麻城早期传播经过；［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六日，麻城县党史办雷世贵及县博物馆白开基二人在河南郑州走访了革命老人戴季英，戴老作了如下谈话。］1、董必武一九二五年前常在麻城搞选举，活动当参议员，搞选票，想当省参议员，后当“武汉中学”校长。“武汉中学”原为黄冈八属共办的学校，开始叫“启黄中学”，只收黄冈、黄梅、蕲春、麻城、红安、罗田、广济、英山八县的学生，学生为公费。同盟会时，董就常到八属之地活动，该校政治上属左倾。我是“启黄”学生，二五年由中华大学附中转入该校的。2、麻城在武汉中学的学生有桂步蟾、刘文蔚、徐其虚（住过一段时间，后回家）、刘象明、还有胡静山的儿子胡英。王幼安在一师读书，时间是在一九二四年秋至二六年，蔡济璜也是一师的，他和吴济民一起去的，后来，吴被派到苏联，他们都在第一师入党。3、王宏文、王幼安（按：实为一人，戴叙有误），蔡济璜、刘象明、吴济民这几个人参加了工作组，组长大概是王宏文，活动很频繁。红安组长是徐其烈（一师学生，党员）。工作组的任务是发展组织，抢教育局的权。因当时是北洋军阀的教育，反对五四运动，大兴孔孟之道，党决定在全国搞教育局，省委也是如此决定，后王宏文（幼安）得到了局长之职就办学校，发动群众。4、王幼安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打到武汉后，由组织上派回县。当时，尚未毕业。回县后，成立县党部。其时，上级派很多学生下县抓县党部，成立农协会。王幼安、蔡济璜都下到县里，当时，刘文蔚还留在武昌。二五年冬，红麻两县多成立特支。黄安特支书记是余文治，麻城是王幼安。5、刘文蔚由武汉中学调至农讲所，桂步蟾也考上了。但组织上没有让他去，而是调到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同徐向前在一个队，徐是大队长，桂是学员。当时，武汉有“学社”，学生不住在学校，可住在学社。各县学社只接待本县学生，麻城进步学生组织了“励进社”，黄安是“黄安旅鄂学生读书会”，麻城的是有王宏文、蔡济璜、吴济民等人组织的，是否办有进步刊物，我没见到，黄安办有“黄安青年”。6、关于麻城县党组织是如何配合学生军的，我知道的是，动员群众欢迎，送东西给学生军，有鞋、毛巾、还杀猪慰劳，学生军吃不完、用不完。县农民方面的负责人是王树声，徐述凤也参加了。农讲所所长是周以力，县敢死队具体负责人不清楚。麻城自卫军的成立时间与黄安同，都是由省政府农工厅厅长董必武统一安排的。麻城开始的队长是熊振翼，后熊不好，王树声、刘文蔚将熊推倒。后来，由吴光浩接替，任大队长。潘忠汝在湖北省教导队当学生，没到黄安，也没到麻城。吴光浩拿着省府介绍信到麻城，县长不理，他就到乘马。县政府掌握了一部分“自卫军”，其实不叫自卫军，叫警备队，到乘马的一部分才是革命的，这一部分武装拉到乘马，徐子清、徐其虚在中间起了作用。丁茂富、林柱中也出了力。7、刘象明、刘文蔚、胡英，还有两位农民参加了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麻城有四、五个人。我当时在武昌上学，也作为黄安的代表参加了大会，也只有四五个人。8、谈谈黄麻起义的经过。“七一五”后，各县的党组织不能立足，县政权为汪精卫的人把持，原来的县党部被改组，中央决定发动秋收起义，重点是两湖。黄安的党组织没有人，郑位三是书记，跑了。省委于是派我回县，公开身份是教师，在七里坪小学任教，后刘镇一、符向一来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准备起义。黄安和麻城都没有多少武装，麻城只有几个班在北沙河防守北边的红枪会。会上讨论时，我说没有武装，最后决定揭竿起义。十月五日前几天，会议在黄安七里坪召开。七里坪是大本营，我是召集人，地点在七里坪小学。参加的人有戴季英、吴光浩、曹学楷、刘文蔚、吴焕先、程昭续、戴继伦、叶×庆、明汉华、戴雪舫、石健民、高建斗、吴力行、汪奠川、郑友梅、程绪富、邱绪征、秦练如、徐其虚等人（名字可能有误，只按读音记录），通知了蔡济璜、王树声，但他们没去。十月五日，在七里坪北门外举行誓师大会，宣布成立总指挥部，总指挥和党委书记是戴季英，起义中心是黄安，办事全靠我的工薪三十元。后起义大爆发，中心区在七里、紫云、乘顺区，一共有二三十万人组成起义大军。真正参加起义的只有一两万人，麻城动员有一万多，没有赶去。吴光浩说，不能等麻城的了，要行动。当时，顺河北风咀、林家山、谭畈河附近的麻城人去了千把人，自卫军只有一个排在北界河与光山接界处防红枪会，排长是晏仲平，其余两排人都参加了攻城，陈再道也去了，不是党员，当兵。领导是徐其虚、廖荣坤、林柱中、丁茂富，他们都去了。王树声准备去，但城打开后，因城内物资供应困难，又通知他不要去，同时，进城的一万多农民军，也陆续回去了。攻城时，我是总指挥，指挥部设在城北三里岗，刘文蔚、吴光浩协助我，打了几个钟头。进城后，打垮县警备队，活捉了贺守忠（国民党黄安县长），就在县审判庭公审他，由刘文蔚、程昭续主审，不几天，就公开镇压了贺。打县城时，符向一（省巡视员）在麻城没来，他想当特委书记，我们不能决定，由省委决定，他以黄安县委的各义向省委写报告，报告写得不好，有人不同意，我说算了，给他送去。后省委派王志仁来到黄安，成立黄安县委，是由我提出的意见，当时王志仁在省农协组织部当干事。成立了农民政府，曹学楷当主席，程昭续当县农民委员会委员长，这些人事安排，都是我的意见。几天后，成立鄂东军，麻城、黄安各一个大队。起义胜利后好几天，潘忠汝才来到黄安。省委介绍信上写明叫他负责鄂东军军事。后由潘当总指挥，吴光浩为副，一共有二百余人，枪一百七八十支。9、关于防务委员会。该组织主要是防红枪会，是群众组织，由群众负责防止红枪会，麻城由王树声、徐子清领导。靠福田河一边是江道明等人负责。10、一九二八年，成立黄麻县委，我是书记，麻城有党，王树声、徐其虚、余伯群。黄安有程昭续、张心炳。一九二九年春，麻城县委在大河铺成立，书记徐其虚。11、中宋边区大革命时有活动，冯术功（武汉中学学生）在南乡活动，后当书记。成立麻城县委中宋工作委员会，开始的负责人是舒乃贵，舒调到县财政局任局长后，由鄂东特委派吴行中主持工作。工作委员会掌握有一个武装部队（游击队），主要活动于中驿，负责人由吴行中兼。12、一九三0年春，麻城县委书记是冯术功，县苏在北风咀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县苏主席王宏学，舒乃贵、徐述凤、阎常如、程玉阶为行政委员会委员。三二年，也是在北风咀召开代表大会，会上没有改选，只是调程玉阶到少共国际团当团长（此事尚需作调查核实）。这次会议的任务主要是传达省工农代表大会决议，就麻城一些具体工作进行讨论，如发展游击战争、发展生产、工农联盟、整顿赤卫军等。当时，县政府在北风咀，县委在北风咀河对面的一个村子里，团县委在河头店，负责人是黄家寿（后调到黄冈当县委书记）、董纯其。13、谈谈邱江甫的情况。邱原是自卫军的一名战士，打红枪会、攻黄安城，他表现得很勇敢。从木兰山转来后，他当麻城游击队大队长，与黄安赵赐吾（黄安游击队大队长）齐名。以后，说是敌人捉住了他，又放回来，别人就怀疑他有叛变行为。邱说是由亲戚偷偷放回来的，大家不相信，改由晏仲平任大队长。保卫局长徐汝志与邱发生冲突，徐将他关起来，后杀掉了。也有人说他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牺牲。红二十五军杀邱，没有这回事。我常跟王树声谈到他。王对邱的死因，没作结论。14、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中央主要负责人是周恩来，周在上海一外国租界代表中央召开会议，决定统一鄂东、豫南、皖西为鄂豫皖边区，成立党委，由郭述申任书记，并成立红一军（据说比毛主席搞的早几天）。鄂豫皖的情况据说是由中央巡视员朱瑞向周恩来汇报的。15、麻城少共国际团由省委领导，省有少共国际师，师长袁克服，他也是少共省委书记。16、在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中，麻城有个独立团，团长赵赐吾。后又成立了独立团，团长聂维文，后到二十五军七十三师。聂牺牲后，由陈守信主持工作，后独立团更名为麻城第三路游击师，师长陈守信兼县委书记，县委随军行动。后来，陈因伤寒病逝于杨泗寨下孙家垸。17、一九三二年红四方面军西征后，只留下二十七师，省委又决定成立二十五军，我为军政治委员，开始就只是我那一师，改为二十五军七十四师，军长吴焕先。后又有七十三师（师长廖荣坤）和七十五师（师长姚家芳），后七十四师师长为徐海东，我兼政委。以后，又调周化贤来当政委，我就到军部工作，全军共一万多人。18、廖荣坤一九三三年任红二十五副军长兼七十三师师长。廖老呆在七十三师，他不满意吴焕先当军长，我曾劝过他说，吴当军长是省委的决定，不要去争这个职位了。后来，廖部一营长叛变，有人说是廖指使的。吴焕先提出杀廖，省委不置可否，结果廖被吴杀害。廖打仗勇敢，参加打黄安县时当排长，木兰山下来后，我叫他当队长，在大崎山工作二十多天，不错。他当十一军一个团的团长，指挥得很好，但他指挥大部队不怎么样，只能指挥两三个团，他文化程度低，个性强，与人家的关系不好。廖的被杀是在三三年六月间。19、七十三师一个团和皖西的独立团在大畈成立二十八军，由省委决定，有战略作用，以一个军的名义活动。20、一九三四年，二十五军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程子华任司令，徐海东为副司令，政委吴焕先，我任政治部主任。到陕北改为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程子华任政委，我离开二十五军，成立陕甘晋军事委员会，我任军委主席。三八年二月，我由中央派遣来改编二十八军。高敬亭勉强同意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成立军政委员会，高任主席，我任副主席，高敬亭带着部队到了六安后不走，我就带着部队上前线。高腐化，有神经病，不服从中央领导，叶挺建议枪决高，毛主席同意。军部到了长江以北，高被处决，我任四支队司令兼政委，后改为新四军第二师。皖南事变后，我离开军队，到中央参加七大，后又参加延安整风，河南失守，长沙失守，日寇进攻西安。河南省委成立，我当书记，并任河南军区政委。王树声是司令员。毛主席给六千人我们。王震到湖南，也是六千人。我们在河南发展了几万人。日本投降后，一九四五年南下与李先念五师于桐柏会师，成立了中原军区，司令先是徐帅，后是先念，政委郑位三，副司令王震、王树声，我是河南省书记，中原军区副政委。中原突围后，军区只剩下我领导的河南军区一万多人。王树声领导二万五千人到鄂西，损失殆尽。五师突围后，我从山西过渭河到中央，以后到华北局，又派我到河南。刘、邓大军南下，准备成立豫陕边区，叫我当行政公署主任，刘少奇不同意，收电报扣下，毛主席后也不同意。以后我到开封，我批评了中原局的路线错误，所以一直放在基层。当时，毛主席不赞成过汉水到鄂西，也不赞成到陕南，要求在大别山区回旋作战。我拥护毛主席的决策，但刘少奇不同意，部队过汉水后，王树声消极了，一过汉水，他不管事，大事由刘子久抓。我现在就是争鄂豫苏区创始人这个地位。王树声临死时说过，鄂豫皖的创始人是戴季英，其他都是假的。21、几件史实：1、新四军五师和鄂东独立旅到过乘马岗，与伪军打过一仗，但未消灭过一个团。2、鄂豫皖军区司令员王树声，政委段君毅，在团风消灭敌人一个师。3、刘邓可能在麻城住过。4、戴继伦是我亲哥，雷绍潜调回到省，戴继伦临时代理书记，只几天，后是冯术功（一九二九年）。戴雪舫在县委搞了好几年秘书长。整理者：雷世贵整理时间：1984年2月录入者：黄文治校订者：李敏二、我的回忆---戴季英访问时间：1980年5月30日--6月1日访问地点：郑州省委四所九楼戴季英的住室内参加访问人员：河南师大马列主义教研室张仁荣老师；河南省博物馆段铁安；光山县文管会李学明；新县文管会陈士农1、木城寨会议黄安县失守后，追到七里坪，从七里坪又到太平寨。太平寨是黄安、麻城交界的地方，就在那里打游击战争，后来有国民党的几个民团向那里进攻，要包围消灭我们，后来我们就在木城寨召开了一个会议。决定改变战略，到起义区之外去打游击战争，打一个时期再回来。这个会议是我召开的，那时的党委书记就是我，黄麻起义的总指挥是我，兼党委书记。参加会议的人有我、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汪奠川、江竹青、徐其虚、王树声，就几个人。木城寨会议就是为着改变战略。敌人两三个团包围过来，不能够让剩下的武装力量再在起义区被敌人打死、消灭。突出那个包围圈子，到木兰山去打一个时期的游击战争，再回来。这是一个战略上的改变，这个战略很重要，也很有意义。2、关于汪洋店黄安城退出后，到了七里坪。我原来就是在七里坪那个高等小学里教书，名义上教书，实际上做农民起义的工作。那个时期有校长，教务主任，都是年纪比较大的，身体不太好的教育家。起义后，为他们的安全，我就叫那个地方的党员，姓郑，叫郑真，到汪洋店去。因为他后来在商店里当店员，同汪洋店那个地方有往来。汪洋店产烟叶，孝感那个地方也产烟叶，因此与七里坪烟店有往来。就利用这个关系，叫校长、教务主任这几个人躲到那个地方去。一方面做地方工作，一方面闲住，比较安全。这样呢，就有个汪洋店啰，到一九二九年春天才叫他们回来。一九二八年，木兰山打游击战争回来以后，我又派陈定候到汪洋店去。那个时候派他去想把那个地方的工作再加强一下，建成一个游击据点、游击根据地。他是从柴山堡去的。3、关于木兰山打游击的情况在木城寨会议上，决定上木兰山去，这个意见是我提出来的，就是向外打游击战争，避免敌人的包围，开辟一条新的战线，就是在长江以北，起义区以南，从木兰山到大别山，到黄冈、罗田。在这几百里路上之间开辟一条路线，牵制敌人。到那里去，就减少了起义区的压力。我对木兰山的情况知道一些，有同学在那里，也有省委党的关系，那个地方有个五六塆，就是木兰山下。五六塆有个党员叫王多福，还有个殷少清，是木兰山下那个殷家大塆的。大革命时候黄陂岗有个党的组织。因为有这样的关系才到木兰山。木兰山是个山区，再呢，又在起义区之外，离起义区很近，一天就可以到，所以就到了木兰山。一开始去在观音阁、陈秀冲、尹家大湾、木兰山上、塔耳岗都活动过，当时也没有敌人。就从那个地方出去到了木兰山，在木兰山打游击战争，从木兰山打到黄冈，黄冈到大崎山，从大崎山打到罗田，打好几百里路的游击战争，打得很好，从那里打转后来又到木兰山，这个时候没有转入地下工作，公开的游击战争。不过，到处沿途组织群众，也做秘密工作，建立些组织。这时候，负责的还是那几个人，也就是在木城寨开会的那几个人。这个时期在木兰山，将后来的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在木兰山，国民党来了一个团，包围了木兰山，打了一仗，这个团包围圈还没有合拢，我们就从这个空子冲出去了，就到了红麻寨。夜晚敌人又跟上来了，又在那打了一仗，又冲出来了。那天我就很危险，把我的衣服给打住了。从那里到了大崎山，大崎山属黄冈。这是一九二八年初。在大崎山停了一个时期，那里有党的组织，黄冈县委。黄冈县委就同我们在一块开了个会议，他们也有些武装，我们就在那里工作了一个时期。后来，敌人又有一个团来包围我们，又在那里打了一仗，我们就到了罗田，很远。罗田的敌人来阻击，罗田县城敌人有一个团在那里阻击，不要我们向东去。这样我们在罗田打了一仗，以后又转到木兰山。这时还没有分。后来，国民党又几次来包围我们，要消灭我们，没有成，就急忙分好几路，来包围木兰山，不管能不能消灭我们，他们要占领木兰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分散为好几路，八、九个人，十几个人一路，几十个人一路，分成十几路，三个两个人，去做群众工作。在木兰山还停了几天，因为敌人来包围，我们就决定回黄麻去。4、关于第一次“左倾路线”及影响第一次“左倾”路线影响也有，不多。我们这里没有什么损伤，受了批评就是打罗家岗，烧了罗家岗当铺。罗家岗不是我们烧的，是群众烧的，因为罗家岗当铺有武装，有几十条枪，有的群众没有钱，当了东西取不出来，很多的群众呼声就是这样的。他们的东西送进当铺后，到了时间，有当条，没有钱拿不出来，不给他，我就把那个当铺打开，把几十支枪打跑，打走了。这样群众涌了进去，就把当铺里很多自己的东西拿走了。群众烧的，不是我们烧的，上级没有批评，讲了烧杀政策是错误的，讲了这个事。那是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中央的扩大会议以后，肃瞿秋白的“左倾路线”就是那次会议，因为那个时候反共白色恐怖很厉害，瞿秋白提出报复。他抢中央银行，在武汉暴动，破坏铁路，烧火车站，烧码头报复。我们后来纠正了，六次大会瞿秋白自己讲那里盲动，批评就是这个事情。5、从木兰山到柴山堡的情况1928年春，七军从大崎山转到木兰山，分成八九个人、十几个人一队活动，敌人一个团来袭击，围攻想消灭我们，不管能不能够消灭，反正他们要占领木兰山。后来我们就决定回黄麻去，先组织先遣队，戴克敏率领先走。一共有十七、八支手枪、驳壳枪。总部，我们就从木兰山到姚家集。河口西边的姚家集，就在那里建立了黄陂工作委员会。黄陂有领导机关，就是从那地方开始，我们亲自建立的。黄陂地方党的同志叫做刘家练，叫他当书记，我们就到他家，在那里停了几天，计划叫戴克敏先打松树岗民团，我们再作下步规定。派先遣队打民团是我们党委决定的，我们没去，是戴克敏、廖荣坤、王树声他们去的。古历三月二日，戴克敏率领先遣队，从木兰山经过二程区笔直从七里坪西边到松树岗，七里坪西边有个河汉会，灯笼山，从那地方过来，就到了松树岗，他们没有去姚家集，姚家集属于黄陂，在河口之南，他们去的这条路是河口之东。6、关于打戴家民团戴克敏他们三月二日从木兰山出发，三月四号就打了来奎园的民团。那时戴克敏一共带了十七、八条手枪、驳壳枪。而来奎园有五、六十人，戴克敏是趁夜晚他们不知道，包围了他。民团的门口有岗军，有站岗的，两个人一把把那个站岗的抓住，站岗的问“你们是什么人？”他们就讲，是工农红军，你如果喊就打死你，站岗的就没做声，把他的枪也拿去了，其余的都在屋里睡着了，睡在地铺上，一排一排的，那房子也没有灯，就用手电照，那些民团都睡着了，枪都挂在床头边墙上了，拿着枪对他们喊：“不许动！”就没有人动，把他们的枪都收了，奎园瞎子当时就被抓住了，把他带走了，是以后打死的。他这个民团就这样解决了。打松树岗清乡团，是在松树岗街上，北头饭店上面那里有个小学校，就在那个小学校里打的，不是在上戴家这个村打的，上戴家好像没有打。打掉了松树岗民团，就住在清水塘。戴克敏的丈人家，姓郑，是清水塘的。住在清水塘，就是这个原因。清水塘是个小村子，两三户人家，在松树岗西北，离松树岗不远，一、二里路，离程维献一里路，就在那里开了一个会，就叫程启光给总部送信，送信给我、吴光浩、曹学楷，这是总部。我们就回来了，他们三月二日从木兰山出动身，三月四号就打了松树岗民团，就叫程启光送信，再隔了三、四天，我们就回来了。我们回来没有去清水塘，是回到刘家园子西边那个方家塆，就是陶家边，方家塆就叫陶家边。戴克敏的家是上戴家垸，程维德，松树岗下边几里路。陶家边那里没有上戴家，就是戴克敏的家叫上戴家。陈家洼下边、程维德上面，离陶家边十多里路。因为戴克敏的信叫回到陶家边。他说他住在清水塘，叫我到陶家边去。我们三月八、九号回到陶家边，回来的第二天，敌人就来到那里。只有一个营，打了一仗，就在陶家边，可能是十号在陶家边打了一仗。我们就到了道仕山。我们到了陶家边以后，后来也到过清水塘，从清水塘绕了一下，了解情况。过了清水塘，就到了木城寨，很快就上了道仕山，总部回来那一次没有住过清水塘，以后住过好几次，也开过会，我们几个人住在那里早晚在一起说说就算开会，那次数很多。我们住陶家边时，敌人来了一个营，打了一仗，他退了，住在曹门口，没到陶家边，离松树岗还有十几里路，松树岗的清乡团消灭了，以后没有了，啊，以后有敌人来。在陶家边打了一仗以后，第二天就到了道仕山。就是打仗后的第二天，就到了木城寨。木城寨不远，它下边那个地方有个村，就叫野鸡笼，在那里停了几天。从那里了解情况后，就上了木城寨，又从木城寨下来，上赵家岗、双山门，又从双山门、赵家岗这个地方到团鱼沟，团鱼沟就是王家湾，王志仁他那个村子附近的一个小村子，到了那个地方，就在那一片活动，总部在这个地方有两个多月，这里是柴云、七里、柴山堡、光山东区这几个区交界的地方，箭厂河工作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发展了一个时期，搞了好几个月。这时戴克敏，七军和总部住在一起，也不是经常住在一起，那个时候，行动不是经常停在一个地方，工作很紧张，在这两个月内，我们有了很好的发展，就在黄麻各地开展了。第一次仗，打松树岗，第二仗打袁英河。麻城那边也打了好多次仗，六、七十多个地方民团都打掉了，在木兰山游击战争的部队都转移回来了。转来就发动群众，又发动了这次起义，叫第二次起义，仍然是在那一个起义区。这个时候我们感到光在原省的地区不行，要向外发展，就在鄂豫边界上移动，就决定向河南发展。这个时候开始鄂豫边区的思想，就开始边界割据。这时候，地方没有国民党正规部队（后来才有的），任应岐的部队调去了，桂系李宗仁、胡宗铎的十八军、十九军来接防。后来，敌人来了两个营，就是胡宗铎的十八军，来打我们的。我们在铁门坎同他打了一仗，这时我们就在道仕山，可能是六、七月间在铁门坎打了这一仗，把敌人两个营打退了。打了铁门坎以后，我们感到光有黄麻还不行，要向河南发展，就进到柴山堡，决定到柴山堡去。7、关于清水塘会议在没有进柴山堡之前，我们先开了一个会议，就是在道仕山顶上那个小村开的。道仕山就是一个村子，当时参加会议的，就是我们党务委员几个人，还有两个不在，王树声、徐其虚没有到，我们九个人，就是他们两个人没有到，其余的几个都到了。决定去柴山堡是我提的，我先去。根据我的回忆，决定去柴山堡的会议是在道仕山开的，而不是在清水塘开的。清水塘也去过，也开过好多会，但那不是决定开辟柴山堡。前面讲过那是在这以前，从陶家边到道仕山。清水塘是一条路，经常去，也开过很多会。我认为即使不是在道仕山，但也不会在清水塘，因为这时敌人已经来了，总部已离开很久了。8、关于河南垸战斗在铁门坎打了一仗，很快就到了柴山堡区尹家咀。到了尹家咀之后，才到河南垸、河北垸。这时候先把柴山堡各乡到处的工作都搞起来了，就从尹家咀那里到程土垸，从程土垸那里到河南垸、河北垸。那以前，七军没有住过河南垸，到秋天，天气将冷的时候，我们在河南垸打了一仗，那是方晓亭带来的十八军来打我们。那一次很危险，早晨，敌人来了，打了一仗，后来我们唱歌：“河南垸、河北垸，盒子枪缴三管。”就是那个地方。这是铁门坎打仗以后的事情，河南有个庙，叫新庙，也叫好庙。还有一个付家洼，没有方洼。付家洼是方家湾后面的一个小村子，隔个山岭，在付家洼住过好几次。那附近没有观音堂，就是有个新庙，就是个庙，没有经常在观音堂开会，在郭家庄开过好几次会。沈泽民来传达“六大”会议就是在郭家庄（此说法有误，应该是曹壮父）。9、关于开辟柴山堡开始的统战工作那个时候很多人不敢进柴山堡，因为原来和红枪会冲突得很厉害。柴山堡我有关系，我想去。我祖母是柴山堡的，河南人，我叔伯佬娘家，是大屋朱家的，我自家还有人。我以前也到那个地方去过。我就利用这些关系，我想去，我祖母是柴山堡的那个翰林张家垸的，翰林是他自家的叔，有这样一个地位关系，张家又是有势力的人，我就走这些地方亲戚，戴家岗又是我自家的，论祖先戴家岗是老三，是从我那个村子搬到戴家岗去的，我的祖先是老四，我到戴家岗一讲就是自家人。我想去，我去了。这几个地方欢迎说：“你来吧。”我率领部队去了，不会怀疑的。当时是在大屋朱家，具体联系的是亲戚家，有朱瑞君，朱瑞君的姑奶是我自家的叔祖母。这以后就进了尹家咀，为什么到尹家咀呢？因为尹家咀离大屋朱家很近，讲话可以讲的应，就住在尹家咀这个小村子（实际上那里只有几个人），有啥事情我就到戴家岗我自家去。戴家岗有很多人，他那个庄子有好几百人。戴家岗有很多人，后来发展到好几百人。大屋朱家有帮助，还给粮食吃。就这么一些亲戚。当时戴家岗帮助我们，有名一点的人就是戴立清、戴立和，其他的记不清，其他的也不熟悉。那时戴立清他们年轻，又是我自家的叔，那次去了，他们就对别人说，戴季英来了，啊，是自家人，你们可不能危害他。他们到处讲，我就经常同他们往来，也送东西给我们吃，这已是铁门坎战斗之后，以后就住在尹家咀。那时在柴山堡有基础的就是王志仁这个村，除了他，没有发现其它的党员，也没有听说杨万家这个人，同情分子有一些，你象刘名榜、陈里胜、吴文保，那时还不是党员。到了柴山堡以后，很快这些人都来了。柴山堡的群众基础是好的，统战对象也不少。最早的有朱瑞君、朱香竹、杜子充；陈德祖的陈故浩、陈故用；郭家河的郭道昌；还有细吴家的红枪会的头目吴文璐，还有崔世祥。到了柴山堡以后，我们就到处活动，到处去，找人谈话，有熟人一路，就由熟人介绍，没有熟人一路，就自己找。他们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地主。当时没有跑，跟他们谈话，还算好。一开始做吴文璐的工作，做的还算不错，是叫曹学楷去的，我也同他谈过话，把他找来谈了好几次话。后来吴文璐反对我们，就把他枪毙了，那是一九三0年。当时红学里面同情我们的也多，不止一个，几个也有。有罗明高，那是比较好的，还有个郭小五，叫作小五爷。红学里面后来有悔改、分化。我们进行了很多分化工作，吴文璐以后就孤立了。小五爷那些人以后就倾向我们了。这是吴文保起的作用，就是吴华铎的父亲，他是那个地方的人，本村的，对那里很熟悉。他们到尹家咀来过好几次，我们同他谈，他算好，很接受意见，叫他到吴文璐的红学里面去瓦解那些红枪会。罗明高、郭小五是曹学楷去找出的，因为曹学楷是刘家园的人，刘家园过来就是那个地方很近，他还有亲戚关系。当时杜子充没有跑，做工作的是陈定侯，是他的女婿，陈家洼的人，共产党员。陈定侯的哥哥是陈文侯，柴山堡这个地方的负责人，也是共产党员。10、关于尹家咀会议我们是1928年6、7月到尹家咀的。到了尹家咀之后，没几天，就开会决定将七军改为十一军。参加会议的还是那几个人，没有多的人。这个会议是在尹家咀那个祠堂召开的。会议还决定成立光山县委和区委，恢复黄麻县委。成立光山县和罗南工作委员会。罗山南部，找豫南特委，派人到商城去，找安徽六安的关系。这个问题是到了柴山堡、尹家咀之后，我们的方针就决定了：在鄂豫皖交界的地方开展游击战争，把这一块建成根据地。所以尹家咀会议后，就派人到豫南，到安徽六安，到那里找关系。向安徽发展，有鄂豫皖的思想，就是从尹家咀开始的。11、关于红十一军成立七军到柴山堡，就是那么多人，一营不到一百人，将近一百人。尹家咀会议后，第七军改编为十一军，是一九二八年底。在这以前，敌人十八军一个连，在长冲哗变，来到尹家咀。成立十一军，底下就是几个团，这里是三十一师。后来商南起义那一部分为三十二师，它是按照三三制编下去的。一个军三个师，十个军三十个师，原来第七军没有师，改为十一军时，才编有两个师，三十一、三十二统属十一军。12、关于找豫南特委（包括找豫南各县委）和六安县委以及豫南党代会情况1928年秋，我们七军党委会一到柴山堡就找豫南特委，就到孙铁铺去找张侠生。因为孙铁铺当时有党的组织。原来知道这一块的工作情况。找到张侠生以后，就由张侠生到潢川找特委，因为他离潢川很近，一两天的路程。找到特委后，张侠生又转来，来到尹家咀，了解我们的情况后，张侠生又到潢川特委报告，讲了我们的情况。特委知道后，所以就敢于在尹家咀召开豫南党代表大会。后来，特委又派张侠生转来，还有本地的两个农民同他作伴，是不是熊少山，记不清名字。通过张侠生的关系打通了豫南特委的组织联系。这个时候，也同开始到六安，找六安的组织，因为我们原来就知道六安有组织。我们的方针就决定在鄂豫交界的地方开展游击战争，随后就想起安徽六安。到那里找关系的人叫石生才，他是个商人，做小生意的人，到过六安做茶叶生意，所以就让他去。他去找到了六安县委的游池，游池也就来了。六安县委到尹家咀之后，就开始开会讨论，向东发展，六安是安徽的，安徽来的和找陈孤零的是同时派人去的，一个计划，那边又派郑大开去到罗山，找郑新民，他原是罗山教育局的，这和找豫南特委都是一个计划。同时派去的人，他们都回来了，大家共同商量决定就是这个地区，这几省。发动游击战争，搞武装斗争，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自己要独立领导中国革命，要自己掌握武装，武装革命人民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到处扩大武装，搞游击战争，就是这个方针。决定商南起义也是这个时候。到了尹家咀，找到商城杨百如来了以后，他那个时候的关系是豫南特委领导。我们这里有公开的武装。他们也同我们往来，我们就叫他起义，后来商城就起义，搞武装了，成立了三十二师。商量决定这次起义，是尹家咀，不是党代会，是少数人。在木兰山，我们决定回到原来的起义区，再就不走，就在地方立足。回来以后，感到光靠黄麻那个地区小了，不够，我们就决定向河南发展，同时，准备向安徽发展。我们原来知道都有党组织，到了道仕山，我们讨论了好几次，这个时候就想派人去找，派谁去，还没有个时间，咋样去，从什么地方去，怎样找？到了尹家咀，后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决定，做最后决定，都派人去找了，都找到了，这样就形成了鄂豫皖的形势。尹家咀会议后，找到了豫南特委，接着豫南特委就在尹家咀召开了一个豫南党代会，共有四、五十人参加，豫南各县的，陈孤零亲自主持，有潢川的方召、有罗山的戴子旺、何幼清，商城的杨景昭（杨百如）、潢川的苏井观（四方面军的卫生部长，后来死了，前几年癌症死了）。这时候豫南特委除了特委外，下面县有些没有县委，就是一个特支，各县都有特支。商城特支李梯云，支部书记。光山的特支张侠生，罗山特支戴子旺，潢川大概县委之内的苏井观，信阳也有，特委以后迁到了信阳。这次豫南党委代表会的主要内容是：大革命失败后，党的组织还存在，领导机关还存在，要继续进行党的工作，发展党，组织群众，结合我们的游击战争，准备发动全豫南的游击战争。它的总方针就是这个东西，它这个党代会，是1928年底开的。过了一个多月两个月，何玉琳就来了。何是湖北省委的巡视员，省委委员，他来主要是巡视工作，了解情况。同时我们向省委写了报告，准备成立鄂东特委，就是传达这几件事情。成立鄂东特委，正式成立鄂东特委就是这一个时候。1929年2月，以前就是党委会，不是特委，何玉琳没有批评，他是同意建立鄂豫边界割据的。湖北、河南两省交界的地方，是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建立根据地，省委同意这个意见。13、光山县农民委员会情况光山县农民委员会是1928年成立的，一到尹家咀之后，不几天就叫尹良太筹备成立光山县农委会，因为当时就住在他家里，跟黄安、麻城县农民委员会成立时间差不多。这就是在尹家咀站住脚以后，在豫南党代会还没召开的时候，我们就成立了，跟黄安同时成立的，光山县农民委员会当时成立是叫主席。主席尹良太，筹备豫南党代表大会的一切事情，就是在光山县农民委员会，县农民委员会地点就在卢家庄，尹家咀后边的那个村子，山坡上的那个村子就叫卢家庄，农民委员会有尹良太、卢从珠、程秉璜、吴文保、细吴家的就是吴华铎的父亲，前几天到我这里来过（后边他又说过是1928年11月成立的，比七军改编为十一军还迟一个时期）。14、关于光山县、区、乡党组织建立和发展的变化光山县委的成立是1929年春、夏天，三月间，县委书记是张侠生，他是第一任书记第二任书记是朱合云。在县委书记成立之前就有区委，一到柴山堡一个多月就成立了弦南区区委，很早。1928年7-8月间，在尹家咀。七、八月间，南区就在柴山堡，南区区委的几个人就是朱合云、陈文候，还有一个是程秉璜（程土垸人），还有尹家咀的尹良太。区委就在程土垸，他们几个有时也住程土垸，有时候住陈德祖到冯家垸之间的任家畈。在程土垸的那个地方时，活动的时间多，那个地方后来成了他活动的中心。白沙关暴动主要是弦南区领导的，那时我们也在那里。打白沙关，党委有三个决定，让他们发动的，先向西北发展，先向老叶垸发展，成立了弦东区。1928年秋，又成立了弦西区区委，书记是徐明人。不多久成立了弦东区，也就是光山的东区，双山门以东、马岗以东，到韩老屋，到八里畈，一直到沙窝集，书记是石生才，三个区成立了，以后就成立县委，成立光山县委。张侠生在光山县任书记的时间很久，直到1931年春打大山寨牺牲，才换成来合云。来合云原来就是县委负责人之一，等于副书记。一开始成立光山县委除了张狭生、来合云外，还有尹良太，他是本地人。石生才、徐朋人大概还有程秉璜，他是柴山堡程土垸的，他很活动、很能，是个很出名的人。光山县委成立时在尹家咀，后来迁到南湖家，领导白沙关暴动就在那里，三一年春打大山寨，张侠生牺牲了。以后光山县委书记就是来合云。三一年秋、冬，他又是打大山寨牺牲了。大山寨打了好几次，这次调几千赤卫军一起，由光山县委领导一起打。那时候省委的命令很厉害，一定要把它打开。那上面敌有几十条枪，有很多石头，山很高，四面没有隐蔽的地方。一往上爬，上面就打，是石头下来，砸伤许多人。后来，来合云也是在那个地方牺牲的。大山寨打了好几次，最后一次打开了。来合云牺牲后，是徐宝珊兼一个时期。后来，成仿吾也来了，名义上他兼任南区区委书记，实际上他是宣传部长，是个文学家，写文章的。他自己愿意到那里去当区委书记，实际上是叫他管光山县委的事情。徐宝珊以后的县委书记是来显安。徐宝珊时间短，来显安还没有去的时候就是成仿吾。这时光山县还在大朱家，那个时候的环境不好。成仿吾住陈德祖、伍家畈、张家垸这些地方。我也担任过一段光山县委书记，那是在三次围剿的时候，我从京汉特区回来。当时京汉路就是特区，我是特区区委书记，兼京汉特区的游击司令。特区包括汉口一带的那些县，京汉铁路以南。十几个县划为一个特区，就在那里打游击。那时候游击战又紧张，三次围剿要来，形势很严重。那时红军主力在安徽。这个时期豫南这一区，国民党两个军到潢川，要向新集进攻，就调我到光山，在光山县任县委书记兼军区指挥部总指挥，住在徐家畈，这个时候县委有我，高敬亭、王大鹏，就这几个人，我县委书记，高敬亭是县苏主席，王大鹏是保卫局长。就在那个时候那里要打仗，成立两个独立师听我指挥。就在豫南这个地区打游击战争。打仗，对付张钫、对付刘峙（河南省主席）。对付他们那两个军，把这两个军抵住在潢川城，就没有南下到新集，后来反三次围剿胜利了。后来第四次围剿来了，我就离开那个地方。以后的县委书记是王大鹏，王大鹏以后是王正祖，王正祖牺牲后是卢从珠。就这几个人，王正祖是黄安长冲王塆的。“四次围剿”来了，我去的，高敬亭比我先到省委。后来又到豫南特委，商城城里头。15、关于光山县委住田铺、周河情况一九三三年初红四方面军走了以后，光山县委还在徐家畈。我走了以后就交给王大鹏。“四次围剿”以后就是王正祖，这个时候县委不在徐家畈，住在新集东边的白石庵。“四次围剿”到来的时候，就是刘峙从潢川南下的时候，县委从徐家畈挪到白石庵，它一直都没有走，进行游击战争。三三年春天，我们在田铺的，易家、田铺、西高山、癞痢寨好几个地方都住过，县委也在那里住过，他们和我们不是一块来的。因为我们住在那个地方。红军一到那个地方，就有敌人来打，经常作战，他怕敌人经过白石庵，就迁到靠近我们，跟我们在一块，后来又挪到白石庵，这时还是王正祖，以后王正祖牺牲了就换成了卢从珠。王正祖什么时候牺牲的记不清了。他也有病，33-34年光山县委就一直住在白石庵这一片。县委住白石庵时，红二十五军也在那里。白石庵、付家洼、慈姑堂、韩家老屋那一块的村子都住过。省委没有住过，省委有人住在那里，省委机关、省委书记沈泽民跟我们红二十五军住在一起，一路行动。红二十五军走时，在周河没有开过欢送大会，程子华没有到过那个地方。16、光山县委苏维埃建立的情况光山县委苏维埃是一九二九年秋，阴历八、九月间成立的，黄安统统是这个时候。1929年4月以后，斯大林、共产国际决定，中国成为苏维埃，苏维埃是斯大林提出的，那个时候斯大林是想把中国也加入苏联，他们共有十六个国家，像高加索、乌克兰国十几个国家叫苏联。想把中国也加入，所以给中国命名为苏维埃政府、红军。这都是在六次大会上的决定。六大决议上都写上了。1929年3月到4月之间，是4月，沈泽民也就是茅盾的弟弟，来传达六次大会决议，那是在郭家庄传达的（此说法有误，应该是曹壮父）。六大会传达了以后，就成立了苏维埃。原来是叫农民委员会，由县农民委员会改为苏维埃，开过代表大会，成立县苏维埃时，当时有好多建立苏维埃的歌：“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扯起来，……”这就是当时唱过的歌。这支歌是柴山堡本地方的农民作的，是谁作的不知道，不是外地传来的。那时因为复写、油印，我们都亲自看看、改改，我们那几个人，谁都修改。17、关于弦东、南的来历鄂豫皖边界有个天台山。天台山的来历是清朝初年有个耿天官，姓耿名天台（耿天台即耿定向，应该是明朝的人）。耿天官就是清朝的天官，官气象的，管天文的。他七八岁时候，就懂天文，他父亲很器重他，他父亲就跟他一起到处走。他读书也很好。那时有个耿年，就是在土门，在土门附近有个大屋。大屋是姓耿家的，他在大屋里住了一些时候，他后来就考察天文。考察天文嘛，就要找个最高的地方，就找到天台山。在天台山下面，他父亲给他租了一栋房子，他就住在那里。那房子还在。在天台山顶上，每天晚上他就观察月亮，月亮不是有上弦和下弦吗？圆月、弦月，他们以光山为中心，月亮的影子到了这个地方，也把它划个界限，叫做弦东，再到了那个地方也划个界限，叫作弦西。后来清朝皇帝招考，耿天台到那里去报考，考上了进士。因为他懂天文，皇帝就把他留在那里当天官，耿天官。因为他的名字叫耿天台，那座山的名字就叫天台山。那是清朝初，顺治帝年间的事。耿天官是湖北七里坪一带，耿家洼人。他那个弦也不是以天台山为中心，只是在天台山上看月亮。18、关于党务委员会、鄂东特委和黄麻合组县委以及黄麻县委分开情况1929年初，湖北省委巡视员、省委委员何玉琳来了。他们主要是巡视工作，了解情况。同时，我们向省委写了报告，准备成立鄂东特委（以前就是十一军党委会而不是特委）。十一军党委书记我兼任。委员有我、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王树声、汪奠川、江竹青、徐其虚等人。中心就是这几个人，名义上是十一军党委会，实际上是黄麻起义总指挥部党委会，继续存在。尹家咀会议之后，黄麻两县合组为一个县委，这是中央代表的指示，统一领导，书记也是我兼任，委员有王树声、徐其虚、刘培成、张行炳、郑大开等。黄麻县委是1929年“徐夏会剿”时分开的，麻城书记王宏学。1930年春换成雷绍潜，后换成张治有干一段时间。又换成戴雪舫，没干几天，身体不好。1930年秋到31年1月初，我兼任。当时，我是土地委员会主席。1931年1月初我离开麻城，调京汉特区任书记。我走后曹冠英任县委书记（中央来的）。20、关于七里坪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七里坪区最早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区苏维埃，大概是1929年5月间，那是蒋桂战争之后，胡宗铎的军队撤出七里坪，他的军队是三月间走的，五月间我们就进驻了七里坪。后方还在杨家畈，过去的就是黄安县，不是鄂豫地区。边区的领导机关，那个时候，有时在这个地方，有时在那个地方；有时在这里留几个人，有时在那里留几个人。他的中心还是那几个负责人，那几个人在哪里，那个主要机关就在哪里。办事情各地方都留有人，你找鄂豫边特委可以到七里坪去找，到了七里坪，他就告诉在那个地方，因为我们同七里坪有联系，行动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21、关于正月十九遭敌袭击的情况在尹家咀下面的陈德祖和敌人打了一仗，有这件事情。这是一九二九年正月十九。那是胡宗铎的队伍，来的很突然，原来有消息，听说的很晚，敌人分几路，长冲一路，七里坪一路；七里坪一路又分两路，长冲也分两路。七里坪那边的敌人是从郭家河来一路，从陶家边刘家园这边来一路，长冲有一路是任家畈后山、王家垸那边绕过来的；另一路就从任家畈经木城寨镇过来到这个地方，共四路。四路包围柴山堡，郭家河那一路直插到摩云山背后，从摩背后上山。这样就把整个柴山堡包围了。这个时候我正在尹家咀。正在尹家咀打了一仗，敌人来包围的事情我们事前不知道，也听说过敌人要来进攻的这个消息。因为前几天在这里召开了豫南党代会议，有影响，被敌人知道了。会议开完走了两天，散会代表到了陡山河。当时陡山河还是敌占区，在这个框框之外，敌人来包围，落了空。我们在那里打了一仗，没有什么损失，就是程昭续被俘了。他是从黄安来的，是黄安县农民委员会主席，来找我，向我汇报。那天夜晚天黑了，他就歇在任家畈倪志亮那里，倪志亮那个队住在那里，其余的队都到外面去了，程昭续准备第二天就到我们这里来，谁知那早敌人就来了，倪志亮就上任家畈后面山，他说不要紧，没有好多敌人，这天有很大雾，看不见，敌人到附近来了再跑不急，被敌人把他（程昭续）抓住。以后，就把他杀害了。他没有当过特务营长。二九年正月十九，敌人的这次进攻，我们的部队分散在各地。主力部队有四、五百人。当时，都不在柴山堡，这个时候戴克敏回到河南湾去结婚去了，还没有回来。他结婚的对象是曹学楷的妹妹，不是清水塘那个姓郑的。那是童子婚，他没有结，退了。其余的人都到各地去了，只有倪志亮那一个队。第一队，他住在任家畈，在任家畈的对面同敌人打了一下，就退到河里。任家畈后头有座高山，后来他就退到那座高山上。那个山不好上，又不好打，敌人没有上去。22、关于白沙关暴动白沙关暴动是弦南区区委领导的。那时南区区委只有几个人，就是来合云、陈文，还有一个就是程土垸的程秉璜，还有尹家咀的尹良太。区委有的时候住程土垸，有的时候住陈德祖到冯家垸之间的任家畈。住程土垸活动时间多，那里后来成了活动的中心。白沙关暴动主要是弦南区委领导。那个时候我们也在那里。打，是我们党委决定的，让他们发动，先向北发展，先向老叶家垸发展。白沙关打下后，在白沙关上面开了一个群众大会，以后国民党派人夜晚送了个通缉令，贴在白沙关。通缉我们那几个人，说把我、曹学楷这几个人抓住，赏十万银洋。这是群众大会之后，国民党从光山城送到白沙关高头，夜晚贴的。白沙关暴动时，我们总部还在尹家咀，我还在那里。白沙关暴动之后，没过几天便是“徐夏会剿”，徐源泉、夏斗寅两个军来围剿。没有打进柴山堡，打到松树岗北边，打到麻城排家河。那里有个孙家垸，下面不是有个排家河吗？南边来到七里坪。我们这个时候在紫云区，“徐夏会剿”有大半年的时间，这时徐向前来了，他参加反围剿了，他来时正是反“围剿”。白沙关暴动时，是鄂东特委，没有成立鄂东北特委。鄂东特委有个计划。不只是白沙关，象卡房、陡山河、孙铁铺都想搞暴动。其它没有什么武装，张侠生叫派武装，那时我们人也不多，就没有派武装。结果就在白沙关搞暴动起来了，张侠生领导这个暴动，主要靠光山县农委会。有义勇军，不是利用红学形式，这个时候就是义勇军。各县都有，后来改为赤卫军。红十一军有一个队，住在白沙关朝郭家河这边，有一个店子里，白沙关下面，红军有一个队就住在那个地方，没有支持打，是农民自己打。23、关于胡子石党代会和鄂豫边特委一九二九年在柴山堡和胡子石召开了鄂豫边党代会。开完会后，成立了鄂豫边特委，就住在胡子石。胡子石之后就住在王家湾，王家湾最南边的那个垸子，不远，算是王家湾。在王家湾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就挪到箭厂河的杨家畈，住的时间比较久。还在细吴家也住过。在杨家畈的时候特委和特区苏维埃住在一起。成立革命政府的时候是住在细吴家，在细吴家开的会议。为什么在胡子石开呢？比较安全，七里坪离黄安太近，四、五十里路，两三个小时就可以赶到。住在黄安的敌人一共有两个团。怕他们来进攻。不是胡宗铎的人，他们已经走了。是魏益三的三十军。24、关于土改问题1928年在方家湾党委开了一个会。那时已经急着要土改，因为已经要搞秋收啰。这时，党委就作了一个决定，实行“耕者有其田”，“谁种归谁收”，发了一个指示，“耕者有其田”。如果要在中国正式搞“耕者有其田”，还是在这一次。到了1929年开始分土地。在柴山堡把那几家大老财、大地主，陈德祖、大屋朱家、郭家河、杜家湾，这几家大地主土地没收，分配了，这是第一步，也就是一九二九年春天。这个时候，按照中央指示，二十石田以下的不动，不分配，只是没收二十石以上的大地主，对二十石以下的小地主，私有者不动，争取他。第一步是“耕者有其田”，第二步是没收柴山堡那几家大地主。二十石以下的也划分成分，划成小地主，不没收他。到1929年冬，三0年春夏是平分土地，平分土地分区都是一样，把所有的土地都平均一人三亩，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计算了一下，鄂豫皖的土地和人口平均，一个人三亩，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计算了一下，鄂豫皖的土地和人口平均一个人三亩。南区跟那里也差不多，平均一个人都三亩田。这个时候就是按照列宁的政策土地国有，都归公有，从30年开始也划成分，不管贫富都分三亩田。分配土地的领导是在农民委员会之下，成立了土地委员会，县、区、乡都有，村里就一个人叫土地委员，以自然村为单位，具体步伐就是先统计土地多少，好坏远近，交给群众大会讨论。讨论以后，群众同意了，就公布，分到个人所有，发土地证，地主家财产太大的，象陈德祖、大屋朱家的都没收了，分给农民了，什么钱呀，衣服都没收了，在土改分配以前，训练过土改干部，没有专门办过训练班，召开会议，就是召开八、九、十几天的会议，长期的讲。村土地委员都参加，各区开各区的，县里没有开，大体还是以乡为单位，一个乡有几十个自然村。把这几十个自然村的土地委员集中在一起，学习讨论有六、七天，上十天，然后再去调查分配。当时是作为一个中心工作任务来抓的，叫土地革命。县、区的干部训练是由土地委员会开会，主要还是县委这一级，各县为单位。这就是第二次土地改革，1929年秋天到30年春这几个时期，鄂豫边区土地委员会委员是我，吴焕先是黄安县土地委员会委员。25、关于文化、经济建设在柴山堡这一段时间，全区的小学很多，叫列宁小学。凡有人教书的地方都办。郭家河靠南头那所房子，那就是列宁小学（以后是列宁高等小学）。其他各乡也都有。有人教书的地方都有统一课本，不是“四书”“五经”。课本是边区文化教育委员会编的。1929年有的文化上，各地都有识字班、以及夜校，还演戏。商业上：有合作社。1929年—1930年还有做小生意的，当时政府不干涉。按照六次大会的决定，公家有个贸易局，那是领导机构同时又作生意，还派人在武汉等地采购，主要商店设在各镇子上，柴山堡这一片在郭家河有商店。卫生上：有医药店，有部队医院设有地方医院。在柴山堡、芦家山有个地方医院（可能指大吴家）。26、关于新集的一些情况在新集召开了几次大会：党代表大会、工农兵代表大会，还有一些公审大会，就是蒋介石派来的两个人，到红军里面，被抓住了，在新集公审枪毙了。再一次就是一九三二年的“五一”纪念大会，会开的很大。那时，领导机关就在新集，开了“五·一”纪念大会，党代表大会，全省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公审大会这几个大会。鄂豫皖共青团中央分局书记是陈昌浩，后来，是钱文华，他是中央来的。袁克服是少共的一个委员，是少共国际师的师长，担任过一个时期的团省委书记，不是分局书记。27、关于徐向前、倪志亮来边区徐向前一九二九年从中央到汉口，从汉口到黄麻，一九二九年七、八月间来的，“徐夏会剿”的时候来的，战斗他参加过。就他一个人来的，没有别人。倪志亮是1928年11月间来的。他是河南省委派来的，他同河南省委有关系，河南省委就叫他到我们那里作军事工作，他也愿意去，后来就到了柴山堡。28、关于郭述申、曾中生等来边区郭述申是1930年春天来的。他来了以后，把鄂豫边区改为鄂豫皖，安徽、湖北、河南都统一起来。这个时候又召开了各县代表会，还是苏维埃，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作以传达，把这个大计划都传达开。后来又派曾中生从中央来，又搞工农兵代表大会。鄂豫皖很注意政权。县农委会、县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这是个政权机关。要建立根据地，没有政权，根据地就建不起来，所以这个代表大会时常有开的，各县时常有开的。29、关于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和花山寨会议红二十五军走的时候，在周河白石庵附近没有开过欢迎大会。程子华也没有到过那里，他到过浒湾、泼陂河。泼陂河、浒湾过去，到了白雀园的东边汪桥，他有个部队，地方武装送程子华到了那个地方。二十五军在安徽，从安徽转来到汪桥和他来会合。从这个地方往西去长征。红军长征是集中在一块，那里在罗山西边，礼山县的地方。去之前省委在光山，在山寨的西边很远的一个小村子，开了一个会议，离净居寺不远，在它的南边，离花山寨有好几十里，这是一个很好的村子，门口有个水塘，有十几、二十户人家。那次会议就是二十五军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改变战略，二十五军离开，北上抗日去，原来叫二十五军，只是改了个名称，会议是程子华传达的，参加会议的就是省委的人，省委的那几个人。30、关于王志仁及他村里的情况王志仁家在王家垸，他那个村子好，在革命的时候，那里面的人，都倾向革命。他的家是很有钱的家，他对革命的认识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他是1925年到武汉，考上了董必武当校长的那个武汉中学的，1925年秋入党，后来就住在武汉中学。1927年组织上把他调到湖北省农民协会当干事，省农民协会组织部的干事。在武汉的时候，我同他很熟悉。黄麻起义以后，那个时候没有人啦，缺少人，我就打电话给那个中央驻武汉代表团，叫他到黄安来工作，后来他就回到黄麻了，那里是起义之区，七、八、九、十天，起义以后十天他才回来，那是我的意见，回来以后，原来黄安县委都不存在，我就叫他暂时担任黄安县委书记，因为我不只是搞黄安、还有麻城、黄陂各地方的几个县。那么黄安这个地方呢？经常要有个人在那里管事情，就叫他担任黄安县委书记，他那时候就在黄安县城。后来，当国民党十二军进攻黄安的时候，他同潘忠汝在城里，潘忠汝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大队的总指挥，第二大队是吴光浩，他就与潘忠汝一起，在黄安城南边作战打仗，十二军从南边进攻，他们就在城墙上同敌人打，在那个地方牺牲的。潘忠汝负重伤，抬出城也死了。他和桂步蟾不是同学，桂步蟾是1926年春，还晚些。我们后来进柴山堡时，他们那村子还有些基础，他在那儿作了一些工作，他那个村子还有个姑娘叫王淑媛，还有个王才贵，王才贵就是解放后河南省军区的副司令，已经死了。31、关于吴焕先的情况木城寨会议，吴焕先没有参加。黄安失守后，我们从黄安退到七里坪，在七里坪集合，准备向太平寨移动，这个时候，我找他到七里坪跟他谈，他没有参加他要走。他从这个时候就退出了。之后，他就同那个吴维如，从那个地方就已经到了新洲，他在那里教书。吴焕先读初小的时候，跟我同学。后来，他到麻城住农业学校。农业学校毕业后，1927年春，他又到武昌黄土坡崇实中学里面的一个训练班（学习），这个训练班叫做青年训练班。学习了三个月的时间。后来他从训练班回到黄安。回到黄安就搞红学。那时对付光山红枪会，北伐战争的时候，北洋军阀就在豫南组织红枪会，这个红枪会要打武汉。这个时候，他就在箭厂河组织红枪会，革命的红枪会对付那个新县以北的红枪会、潢川这片的红枪会。后来箭厂河这所红枪会就参加了黄麻起义。吴焕先跟我在一起。起义以后，后来退到七里坪的时候，他就走了。1928年我从木兰山回来以后，我就派人去找他。第一次他没有回来，他在新洲郊外教书的那一家很有财产，只有一个独生姑娘，那一家就想把他收为坐堂女婿，那一家没有儿子，把他的姑娘给他，还没有结婚。后来我就派人去找他，算回来了。他回来以后天气冷了，就到了冬天。1928年冬后的事。他回来见到我哭、流泪，他感到很惭愧，他没有参加跟我一路去木兰山打游击，我们胜利回来了，他感到不好意思。他人还好，他承认他不对。因为他表现很好。后来，我叫他到紫云区去当区委委员。紫云区委书记是程昭续（程小畈的人）。当了一段区委委员后，又当区委书记，就参加县委。32、关于张侠生和孙铁铺起义张侠生在潢川中学上过学。大革命时期就入了党。是光山县委第一任书记，是光山孙铁铺张胡店人。大革命时期他在孙铁铺领导了一次农民起义，大概是27年，当时殷家棚暴动是一个时期，两回事。北洋军阀打到许昌，大概是1927年春后，组织了三千人，就是起义暴动。1928年秋，来到柴山堡，1929年3月成立光山县委任县委书记。1931年春，打大山寨时牺牲。33、关于高敬亭的情况我和高敬亭是1928年冬认识的。这个时候，他跟石生才在他家乡工作。原先他家里宰猪、卖肉。28年秋石生才去了，他就不干了。不干了就革命，就跟石生才一起。这个时候就成立了光山东区工作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是党和群众在一起的，好像农民协会这样的。书记是石生才。高敬亭是委员。当时石生才是党员。他经常和石生才在一块工作。1929年石生才从六安转来以后，大概是三月间，给他介绍，我批准，高敬亭入的党。高敬亭入党以后，就参加了弦东区区委。从1929年到32年，他一直在弦东区工作。30年底才到鄂豫皖边特区来工作。他就在鄂豫皖边特苏，那个时候还没有成立鄂豫皖省，是鄂豫皖边特区。鄂豫皖边特区叫他搞粮食，做粮食工作，没有具体职务。32年在鄂豫皖边粮食委员会。31年才到省里头来，在省里没有担任啥职务。省里有个训练班，他在训练班住了几天。后来有个经济公社，在经济公社住了几天。后来派他来到光山县苏维埃主席。我去之前他兼任过光山县委书记，因为省里认为他干不了，就不叫他兼任，就叫我兼任县委书记，兼任军区指挥部总指挥长，打游击战争，他充当主席。四次围剿来了，我们都走了。高敬亭先走，他是到省委的。后来到商城，到豫南特委，他担任过豫南特委书记，这是1932年四次围剿快要到来前几个月，当时的豫南特委在商城城里头。原来是豫南特委，特委书记是王平章，后来改为豫南特委，包括固始、霍邱、这时候还是王平章，以后就是高敬亭。34、关于邱江甫邱江甫，麻城邱家畈人，麻城赤卫队大队长，和徐汝志合不来。后来参加了红军。又和排长搞不来，跑了、开了小差，被徐汝志抓住坐牢。1931年秋枪毙了。当时徐汝志是麻城保卫局长。35、关于省妇女部长朱淑芳、张宗杏省委是妇女部长，姓朱叫朱淑芳，是光山东区人，就是你们新集东边的。她是个童养媳，家里很穷，给她做了亲，后来就送到她婆家去了，当时她年纪还小。她娘家姓朱，她是光山东区新集不远的一个村子的人，记不清是那个村子。我同她很熟悉，她人很好，很能，也会讲，讲得很好，思想也好，是由区乡选上来的。在县里做过工作，不是部长，在光山在县苏维埃也做过工作，省委找妇女部长，就选中了她。三次围剿到四次围剿之间病死了，当时只有20多岁。张宗杏也当过省委妇女部长，那是在朱淑芳以后，她当过妇女部长，当过一时。录入者：黄文治校订者：李敏应该说，戴季英上个世纪80年代关于鄂豫皖苏区史的谈话及回忆录，极为零碎，结合我的研究经验来看，有四点最为有价值：第一：晚年争鄂豫皖苏区创始人地位。戴季英在鄂豫皖苏区革命史上的地位极为重要，论功绩，他是当之无愧的开国元勋，但建国后却被毛泽东批示为“永不启用”，轰轰烈烈的人生却以落寞收场，他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不公待遇，因此在谈话录特别强调：“我现在就是争鄂豫苏区创始人这个地位。王树声临死时说过，鄂豫皖的创始人是戴季英，其他都是假的”。第二：“学寓”问题至关重要。戴季英说：“当时，武汉有"学社’，学生不住在学校，可住在"学社’，各县"学社’只接待本县学生”。应该说，戴季英的回忆有点出入，这个“学社”就是指“学寓”。当时的“学寓”多收留本县旅鄂之士绅，这其中就包括大量旅鄂之学生。比如，“武昌麻城学寓”，据民国二十四年《麻城县志》记载，“武昌学寓之设始于清末”，“然迁徙无常”，“至民国九年冬始僦屋省会之东北隅，为同乡会及学生食宿所，谋于春而成于冬”，“在抚院街建，自民国十三年十七年复集资大加修葺”，“名为麻城同乡会学寓，合邑士子称便焉”（余晋芳：《麻城县志续编》，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975年，第70页）。其实，各县“学寓”即为革命知识分子交往、沟通与交流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便利了他们之间的串党、串团工作之推展。第三：对吴焕先的中肯评价。《血沃中原---吴焕先传记》（作者：卢振国，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一书集中勾勒了鄂豫皖苏区创始人之一---吴焕先---一生的轨迹，多为正面事迹。而戴季英言谈中的吴焕先，却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面向的真人实景，甚为多彩。戴季英说：“吴焕先读初小的时候，跟我同学。后来，他到麻城住农业学校。农业学校毕业后，1927年春，他又到武昌黄土坡崇实中学里面的一个训练班（学习），这个训练班叫做青年训练班。学习了三个月的时间。后来他从训练班回到黄安。回到黄安就搞红学。那时对付光山红枪会，北伐战争的时候，北洋军阀就在豫南组织红枪会，这个红枪会要打武汉。这个时候，他就在箭厂河组织红枪会，革命的红枪会对付那个新县以北的红枪会、潢川这片的红枪会。后来箭厂河这所红枪会就参加了黄麻起义。吴焕先跟我在一起。起义以后，后来退到七里坪的时候，他就走了。1928年我从木兰山回来以后，我就派人去找他。第一次他没有回来，他在新洲郊外教书的那一家很有财产，只有一个独生姑娘，那一家就想把他收为坐堂女婿，那一家没有儿子，把他的姑娘给他，还没有结婚。后来我就派人去找他，算回来了。他回来以后天气冷了，就到了冬天。1928年冬后的事。他回来见到我哭、流泪，他感到很惭愧，他没有参加跟我一路去木兰山打游击，我们胜利回来了，他感到不好意思。他人还好，他承认他不对。因为他表现很好。后来，我叫他到紫云区去当区委委员。紫云区委书记是程昭续（程小畈的人）。当了一段区委委员后，又当区委书记，就参加县委”。第四：平分土地并非暴动的充分必要条件。中国传统强国家弱社会体制，致使官民矛盾及贫富矛盾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些矛盾所引起的仇恨与怨愤，不管是结构性的，还是私怨性的，是暴动初始阶段的真正动力源泉，平分土地并非暴动的充分必要条件。戴季英说：黄麻暴动后，“1928年在方家湾党委开了一个会。那时已经急着要土改，因为已经要搞秋收啰。这时，党委就作了一个决定，实行"耕者有其田’，"谁种归谁收’，发了一个指示，"耕者有其田’。如果要在中国正式搞"耕者有其田’，还是在这一次。到了1929年开始分土地。在柴山堡把那几家大老财、大地主，陈德祖、大屋朱家、郭家河、杜家湾，这几家大地主土地没收，分配了，这是第一步，也就是一九二九年春天。这个时候，按照中央指示，二十石田以下的不动，不分配，只是没收二十石以上的大地主，对二十石以下的小地主，私有者不动，争取他。第一步是"耕者有其田’，第二步是没收柴山堡那几家大地主。二十石以下的也划分成分，划成小地主，不没收他。到1929年冬，三0年春夏是平分土地，平分土地分区都是一样，把所有的土地都平均一人三亩，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计算了一下，鄂豫皖的土地和人口平均，一个人三亩，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计算了一下，鄂豫皖的土地和人口平均一个人三亩。南区跟那里也差不多，平均一个人都三亩田。这个时候就是按照列宁的政策土地国有，都归公有，从30年开始也划成分，不管贫富都分三亩田”。即是明证。丁武选（1897—1993），安徽阜南人。1929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随商城5区游击队，参加了马岗、大小周寨战斗。同年商城5区游击队编入商固独立团，参加了强攻邓沟、智取王家围子战斗。后任皖西北道委保卫局第2科科长，红四方面军4军10师政治部保卫科科长，川陕省保卫局副局长，独立2师师长兼省保卫局局长。长征后，1936年入红军大学学习。抗战时期，任八路军129师政治部军法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辽东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处长，东北军区军工部第8办事处副任，四野后勤部兵站部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21兵团后勤部副政委，中南军区后勤部军法处处长，武汉办事处副主任，武汉军区军事法院院长。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3年1月27日，病逝于郑州，终年96岁。丁武选关于鄂豫皖苏区有四份谈话材料料，目前存档于湖北省党史办和六安党史办。《丁武选谈鄂豫皖苏区保卫工作》（1982年8月7日）存湖北省党史办；《丁武选口述材料》（1960年7月8日）、《访问丁武选同志笔录（一）》（1984年4月27日）、《访问丁武选同志笔录（二）》（1984年4月28日）存于六安市党史办。这四份谈话录材料，其中最有价值的当是有关戴季英与鄂豫皖苏区疯狂肃反问题的佐证材料。在《丁武选谈鄂豫皖苏区保卫工作》（1982年8月7日）一文中，丁武选说：“鄂豫皖苏区政治保卫局的工作戴季英同志最了解，……审讯在西关外一个小院子里，一九三一年十月，许继慎、熊受暄、周维炯等红军将领都是那时杀害在此处的。那时戴季英带着几个人到这里审讯许等，被害在这所院子里，将他们用绳子勒死的。保卫局一个勤务员来通知叫我们一个班的人把许继慎、熊受暄、周维炯等几个人的尸体抬到西门外一个山沟里埋掉。回来后，我几天都没吃好饭，回想起那时的事，心里就不好受。再就是光山独立团，一团人全杀了，炊事员、马夫都杀了，当时只放走了一个团长戴季伦（戴季英的哥哥），戴季英说他哥是改组派咬的（注：据查，戴季伦同志以后再皖西北工作，仍被当作‘改组派’杀害）。解放后，我见到徐海东同志问皖西北道苏吴保才和边去保卫局长王建南的下落，徐说都被杀害了，（红二十五军时期）他们还要杀郭述申同志，我定住了。”在《访问丁武选同志笔录（一）》（1984年4月27日）一文中，丁武选又说：“肖方、许继慎、方英、熊受暄、周维炯十几个高级干部是1931年古历八、九月间（已经下霜了，感到有些冷了）被害的。头天晚上执法队都把他们一个一个叫出去，我在放哨，没有见送回来。第二天晚上，我们一个班都叫去了，两个人拿一根毛竹抬尸首，一看都是我们看守的‘犯人’。他们都是用绳子勒死的，脖子上有印子，十多个尸首都放在新集西门外一个门朝南跟戴季英的一个院里的一间房里。当时我们把尸首埋在西边山洼里。这是千真万确的，以后知道这是被张国焘肃反杀害的。当时戴季英担任省保卫局审讯科科长，前几年，我一次在北京开政协会议时，徐向前元帅也证实戴季英当过保卫局审讯科长。徐帅说：‘张国焘带我到保卫局审讯科去看过，并在审讯科见到了戴季英’。当时省保卫局局长是周纯全（当时皖西北道委保卫局长是王建南，黄安人，以后也被张国焘杀死了。道委保卫局营长姓李（李泽纯），现在住金寨古碑区哪个公社，前年他还写信给我）”。上文丁武选的两次谈话录都直接点出了戴季英与鄂豫皖苏区疯狂肃反的直接关联性。据袁克服等回忆录记载：张国焘等主持鄂豫皖苏区肃反时，“戴季英是很老的同志，也被不相信，特委省委都不要他，以后调到保卫局工作，名义上是工作，实际上是监视”（《袁克服等同志回忆》，安徽省党史办藏）。可以说，处于监视与不被信任状态下的戴季英，在担任政治保卫局审讯科长时为换取张国焘等的信任，即在疯狂肃反中急于献出自己的一颗忠心。正因为如此，戴季英与鄂豫皖苏区疯狂肃反有着最为直接的关联。建国后，戴季英被开除党籍并处于“永不启用”状态，于此有相当关系。存于湖北省党史办的《丁武选谈鄂豫皖苏区保卫工作》（1982年8月7日）一文已刊于《湘鄂赣、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内部反“反改组派”斗争问题的综合研究报告》中，附录不在收录。存于六安党史办的《丁武选口述材料》（1960年7月8日）、《访问丁武选同志笔录（一）》（1984年4月27日）、《访问丁武选同志笔录（二）》（1984年4月28日）三份口述材料，属于未刊档案材料，因此录入文末，以飨读者：附录1：《丁武选口述材料》口述：丁武选(现任武汉军区军事法院院长)访问：薛国明时间：1960年7月8日校订：黄文治我是安徽阜南人，参加革命是在河南固始。1930年我任皖西北道委会保卫局科长，到1932年8月间离开鄂豫皖苏区，前后在安徽工作了二年时间，虽说我是安徽人，但对安徽革命斗争知道的很少，感到惭愧，现在我将知道的一点东西献给你们。皖西北道委会的组织是于1931年秋由特区改编的。当时道委机关驻麻埠街上，特区机关原住在金家寨，道委书记是王平章同志。后王平章调红二十五军任政委，由郭述申同志接任的，道委会分中共道委会和少共道委会。道委会里面有组织部、宣传部妇女部等，皖西北道委会有常委七人，我现在记得的有王平章（书记）、王建南（保卫局长）、吴宝才（道苏主席）、雷振一（指挥部指挥长）、丁武选（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兼）还有两个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了，只知道一个是组委部长，一个是妇女部长，另外，当时除常委，还有尚委，人员比常委要多，包括各县工委书记和县苏主席参加。具体的有哪些人，现在都记不起来了。皖西北道委会，下设有霍邱、六安、霍山、合肥、英山等几个县委会。六安县委会机关设在独山，霍邱设在顾店子。当时各县的范围很小和现在比起来，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区的范围。皖西北道区苏维埃组织系统结构图（略）。各委员会的负责人，我现在都记不起来了，知道王建南同志是政治保卫局局长，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是我兼的。此外，我记得还有个反帝拥苏大同盟组织，这个组织接收的会员很广泛，不管党员也好，团员也好，非党团也好，只要愿意参加都吸收为会员，这个组织主要任务是搞宣传。附录2：《访问丁武选同志笔录（一）》时 间：1984年4月27日下午地 点：郑州河南省军区干休一所访问：王导平、许正刚校订:黄文治丁武选同志说：我老家在安徽阜阳，逃荒到了河南固始商城。参加党是在固始，参加部队也是在固始独立团。我当时在独立团政治处当宣传队长。1930年四、五月间，固始县委在松树岗区成立，选我当县委宣传部长。晚稻割完时，鄂豫皖省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皖西去二十多人去开会，由方英带队。到了商城飞机山时，接到来信说会期改了。方英动员说，哪个要学习就到省委办的训练班学习半年。这时我们有四个人去训练班学习，其余的人都回去了。方英就带着我们到了新集。1930年九、十月去学习，到了1931年五、六月间毕业，我们皖西北道委把四个人都留下了：有英山一人，太湖一人，霍邱一人，六安一人名字记不清了。他们三人都有点文化，省里成立保卫局而没有人，把他们调去。有的当文书、当秘书的、当事务长的，我没有文化送到看守队当战士看“犯人”。我们没有回皖西，1931年11月间省保卫局又派一批人到皖西。我要求回皖西，他们三人没有见回去。回去以后，这时道委已经搬到麻埠，我被道委分到保卫局当二科科长，搞侦察敌情，跟机关工作不大接近，我带手枪队不很在家。春天麻、茶下来了，我们和游击队配合打民团让商人进来，那时对工商业是保护的，机关工作不太熟，因我主要搞审查敌情的。到了1932年七、八月敌人进攻时，道委机关搬到金寨街上，有一部分向南庄畈那边运动。保卫局搬到金寨河西汪家祠堂。1932年八、九月道委叫我把银行十挑钢洋分给伤病号。几个医院分掉六挑，还有四挑带到南庄畈。这时张国焘到了南庄畈，他叫我跟着十二师二十九团。到了英山石头嘴，撵到部队，把钱送到了参谋部。张国焘叫我回去。这时道委书记王平章到部队去了，书记换成郭述申。这时我带几个小鬼在路上小界岭遇到了敌人，回不去了。我们又回头撵队伍，一直撵到黄安西十五墩，这时张国焘正在那开会，参谋主任苏玉章报告说我们回不去了，张国焘叫我跟参谋部一起走，走了一天。第二天张国焘又叫我到铁路游击队当指导员。这时我得了疟疾。参谋主任说，你要他命啊，他病成这样子怎么去打游击。所以我又随参谋部离开了苏区到了四川。肖方、许继慎、方英、熊受暄、周维炯十几个高级干部是1931年古历八、九月间（已经下霜了，感到有些冷了）被害的。头天晚上执法队都把他们一个一个叫出去，我在放哨，没有见送回来。第二天晚上，我们一个班都叫去了，两个人拿一根毛竹抬尸首，一看都是我们看守的“犯人”。他们都是用绳子勒死的，脖子上有印子，十多个尸首都放在新集西门外一个门朝南跟戴季英的一个院里的一间房里。当时我们把尸首埋在西边山洼里。这是千真万确的，以后知道这是被张国焘肃反杀害的。当时戴季英担任省保卫局审讯科科长，前几年，我一次在北京开政协会议时，徐向前元帅也证实戴季英当过保卫局审讯科长。徐帅说：“张国焘带我到保卫局审讯科去看过，并在审讯科见到了戴季英”。当时省保卫局局长是周纯全（当时皖西北道委保卫局长是王建南，黄安人，以后也被张国焘杀死了。道委保卫局营长姓李（李泽纯），现在住金寨古碑区哪个公社，前年他还写信给我）。关于张国焘大约在1931年农历8月前后逮捕四个县委书记，情况我不清楚，因为那时我还未去省保卫局工作。希望你们以后有什么材料寄些给我，看到一些材料，可能还能回忆一些事情。王、许说：八十八高龄的老首长，还能和我们谈这些重要情况，我们表示感谢，以后如有材料，一定寄给首长审阅，还有一些搞不清楚的问题，我们再来请教。（注：丁武选同志1960年因病休息，此前是武汉军区军事法院院长，三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享受正军级待遇。）附录3：《访问丁武选同志笔录（二）》时 间：1984年4月28日上午访问人：王导平、许正刚地 点：郑州河南省军区干休所丁武选同志家校订：黄文治张国焘杀害旷继勋是在四川。我们部队1933年初到了四川准备建立根据地，我调十师当保卫科长。十师驻洪口镇南边山上小庙里。十师政委周纯全一天叫我打扫房子，说有一个“犯人”要处理。我们说保卫队没关犯人吗？到了晚上，周纯全带两个警卫员押着旷继勋进了那房子。问他，你旷继勋反革命要好好交待！旷继勋说，我不是反革命。周纯全指出他三个“罪状”：一、打霍邱，不应该打巷战。部队损失很大；二、1932年10月部队过了铁路以后，我方面军在枣阳、新集指挥他去占一个寨子失利（那时我们就是二颗子弹，一根步枪怎么能占寨子呢？）。三、部队到了四川营山，旷继勋原来在营山是杨森部队当过旅长的，四川士绅名流听说旷继勋当了军长。就背了些银耳、腊肉拜访他。人来人往，这时就说旷继勋勾结地方武装要叛变，就是这样安了三个罪状。周纯全叫警卫员把旷继勋勒死了。勒死后，就埋在庙山北头。庙门朝西，座东朝西。我给中央干部部写了材料。旷继勋死是我亲眼见周纯全叫两个警卫员勒死的。兰州军区副司令员胡炳云就是他的司号员。郑位三（1902－1975），湖北黄安（今红安）人。 1922年毕业于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中共黄安县委书记，领导了黄安农民九月暴动，参与创建鄂豫边苏区。曾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代理委员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鄂豫陕特委书记，鄂豫皖区委书记，淮南区委书记，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二师、第五师政委，中共豫鄂边区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中原军区政委。1948年起因病休养。建国后，任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是中共第七、八届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75年因病在北京逝世。笔者近年一直在从事鄂豫皖苏区史史料寻访、整理与研究工作。在操作过程中，发现研究鄂豫皖苏区史，困难颇多，原因主要有两：一、战争年代，鄂豫皖苏区保存下来的档案资料非常少；二、鄂豫皖苏区肃反肃杀了太多早期下乡的革命知识分子，建国后能找到做口述记录的人已很少。尽管如此，关于鄂豫皖苏区革命，还是有一些从该苏区走出去的革命幸存者，即革命元老，如郑位三、徐向前、戴季英，郭述申、王树声、徐海东、周纯全、倪志亮、徐立清等人留有口述记录存档于相关省、市、县档案馆及党史办。这些口述记录，有些已经开放，有些至今仍处于保密状态。其中，分量最重者当数郑位三近八万字的口述记录。郑位三的口述记录，之所以重要，主要有是其作为革命亲历者，原汁原味地从实践层面讲述并反思苏区革命，无论从思想深度及研究价值来看，都是难以忽视的。从1958年11月到1960年5月，作为鄂豫皖、鄂豫陕两个苏区革命的主要元老之一的郑位三，曾先后十几次接受地方党史调查人员的采访，关于鄂豫皖苏区革命一些重要问题都留有亲历谈话及独到思考，这些谈话与独到思考，今天读来，仍然值得重视。1.革命火种鄂豫皖苏区革命，最初是由该地回乡的革命知识分子引入的。这些革命知识分子多来自该地地主、富农家庭，最初他们在城市开展活动，因触及激进新思想并加入中共党团组织。国共合作及国共分列前，也因各种因素的综合主导下，他们主动或被动性地由城市转回乡村推展乡村农民运动。郑位三口述记录涉及的第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革命火种问题。他说:“全世界共产党都在大城市先产生，然后传播到农村去，全世界的共产党从城市产生传播到农村，有两样：一由工人传播到农村，资本主义国家多半如此，因为农村有工会组织；经济落后的国家多半由知识分子传到农村，不是工人传播到农村，中国、印度，过去的俄国都是这样。你们写苏区党史第一条就要写知识分子下乡，不然就没有革命种子，革命的种子是从城市来。后来到抗日不同了，那时是八路军、新四军散播的种子，是军队不是知识分子了。各地党的创立的总原因不外是这样。这样一说，你们就好写东西，知道那些材料有价值”（《位老谈话记录（第四次）》，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SZA—2996）。那么早期革命知识分子下乡对动员农民汇入革命洪流的重要性如何？郑位三口述记录有两次谈到革命知识分子的分化与桥梁作用。第一个地方，他说:“拿湖北黄、麻来说，为什么大革命时期那里能搞起红军来，而别的地方搞起来，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几十年来大家交谈过，但是没有得出适当的结论”，“很多老同志说我们那里农民苦，受地主压迫厉害。这个不是原因，如是这个原因，六安那个地方很富，为什么能搞起革命来，黄、麻地区群众生活并不很苦，革命却搞起来了。所以这个原因不对，与事实不符。那么原因何在呢？这是因为中国封建势力分三层：上层、中层和下层，分成县以上的封建势力和县以下的封建势力，从秦始皇的时候分起，县里面不能自己立账用款要上面批准，县里面自己不能搞财政。所以，县以上是上面的封建势力，县以下是地主阶级当家，决定ⅩⅩ当县长是当地地主的意志，上面政府决定不了。所以，北伐军一到武汉成立革命省政府，把上层政权打掉了，下层没有动，有些县发动农民又差，而红军又都是农民组织起来的，关键就在这个地方，要发动农民。发动农民是共产党的功劳，还要有别的条件。一个重要的条件是革命知识分子多，农民就容易发动。当时的革命知识分子发动农民起了两个重要作用：一个作用是知识分子大都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而知识分子又能站在农民方面革命，这就分化了地主的势力。地主阶级有各种各样的势力，只有他的子弟参加革命，有三、四十个地主的子弟参加革命，就容易打垮地主，农民也是容易动起来，有了武器，农民的胆子就大了，这是发动农民的重要条件，再就是知识分子起革命桥梁作用”（《位老谈话记录（第二次）》，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SZA-2994）。第二个地方就谈的就更为详细。他说：“大革命时，北伐军到武汉，中共中央到武汉，中央临时政府也在武汉，武汉成了临时首都。湖北五、六十个县的县长都是革命政府委派的。上层势力我们接管了，上层封建势力搞倒了。六十多个县是一样的，但后来创造红军、苏区只有十多个县，其余四十多个县就没有创立，显然这个变化是在下层的不同，不在上层。下层能创造红军，有不能创造红军的。能创造红军与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