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声馥：我的父亲李汉俊

我的父亲李汉俊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父亲1890年出生于湖北潜江，他少年时代就胸怀大志，十四岁时得到伯父的好友吴禄贞的赏识和帮助(吴是兴中会员，为湖北民族民主革命的先驱)，得以随着我的伯父李书城到日本留学(李书城是同盟会的创始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为中央人民政府首任农业部部长)。伯父学的是军事，父亲学的是工科，但是父亲却十分喜欢阅读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对正在西方和日本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十分留意，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父亲在日本从中学读到大学，1918年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同年回国。我在这一年出生，所以父亲为我取小名“碧生”，寓意为我出生在他毕业之年。工科出身的父亲学识渊博，除精通日语外，还懂得英文、法文、德文。1921年春经他介绍参加共产党的沈雁冰同志(即著名作家茅盾)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表示“现在年青的一代，乃至中年的一代，大概不知道李汉俊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在1921至1922年，同他有较多的工作关系，我很钦佩他的品德和学问。他是湖北人，中学时代就在日本，直至大学毕业，学的是工科。日文很好，自不待言，甚至日本人也很惊佩。又通英、德、法三国文字。德文说得极流利，此与他学工科有关，法文英文也能读能译。他如果不从事革命，稳稳当当可以做个工程师。”然而，父亲一回国，就投身于革命。他在上海积极参加劳工运动，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那时候他写了很多文章，大部分在他参与主编的《星期评论》上发表，很快成为上海社会主义者群体中的一位著名人物。1919年，父亲认识了到上海寻找救国之路的董必武，积极地向这位湖北老乡宣传马克思主义。多年以后，董必武在回忆中谈到：“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主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中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董必武同志后来也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成为党的创始人。他一直保持着同我父亲的友谊。我父亲被害后，遗属也得到董必武的关心。多年以后，董必武还对外国记者说，李汉俊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1920年，父亲和陈独秀来往密切，他们共同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并成为负责人。他们除了办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会外，还负责与各地的共产主义者联络的工作。1920年8月，父亲和陈独秀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周刊——《劳动界》。父亲虽然没有做过工，但是他深切同情工人阶级的悲惨命运，为工人阶级的觉醒而呐喊。作为《劳动界》的主编，他在发刊辞中写道：“工人在世界上已经是最苦的，而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还要苦。”他还指出工人之所以穷的原因，号召他们起来反抗。1920年冬，陈独秀到广州，父亲代理党的临时中央书记。他夜以继日地忙碌，除了负责党务工作，还要编辑《新青年》等刊物。由于这些工作全是没有报酬的，他为了筹措党的活动经费并养家糊口，还不得不经常熬夜，拼命地写稿。他和李达负责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与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取得联系，商讨大会召开事宜。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望志路我父亲的寓所召开了(房子的主人是我伯父李书城，当时伯父到外地去了，伯父和我父亲的兄弟感情非常好，他积极支持我父亲从事的革命工作)。解放后，继母陈静珠曾告诉我父亲生前对她讲过的一件事：“一大”开会被法租界的侦探发现了，其他代表们立即转移，而我父亲因是房子的主人就留了下来。当法租界巡捕搜查时，父亲发现会上起草的党的文件正压在桌上玻璃板下，他一面用法语与巡捕们交谈，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一面机智地用身体挡住桌子。这样文件才没有被发现，避免了一场严重事故的发生。1922年，我父亲回到武汉，在武昌师大等校教书。他在讲授社会学等课程的时候，鼓励学生们理论联系实际，去亲身参加劳工运动。我的继母曾告诉我儿子甘子久说，你外公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来听他讲课的人很多，教室里坐不下，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他从没有空闲的时候，除了工作以外就喜欢读书看报，看得十分认真，所以他很有学问。你以后要像你外公那样，多读书，多看报，要做大事情。我父亲一心扑在他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上，很少顾及自己和小家。在我印象中，父亲平时穿着很朴素，烟瘾很大。初次见到他的人都说父亲不像个大学教授，像个乡下佬。他自己曾对别人说过，穿着简朴一些方便与工人联系。父亲与继母结婚时，几乎一无所有，连婚礼上穿的西装都是从伯父那里借的。当时我们家里的经济不宽裕，但父亲还是尽力资助其他经济上有困难的同志。他的学生夏之栩(解放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轻工业部副部长)、袁溥之(解放后曾任广东省教育局副局长) 等很多人都曾在我家学习过、住过，并得到过父亲的帮助。我儿子甘子久曾经问过他外婆：“外公做过那样大的事业，又是大学教授，我们家为什么那么穷呢？”他外婆回答说：他的朋友多，学生多，回到家里，经常有很多人来找他。他常常在经济上帮助他们，家里也经常有好多人吃饭，所以没有什么积蓄。记得在我小时候，在我们家吃饭的叔叔阿姨比较多，有时候一个桌子坐不下，还要开两桌才行。父亲和大家经常边吃边谈，边说边笑，十分热闹。那个时候我家蒸饭用的是一个大木甑，开饭的时候，厨师把它从锅中端出来放在桌子上。我个子小，盛饭够不着，有位客人想帮我盛饭。但是，父亲不让别人帮我盛饭，他要我搬个小木凳，站在上面自己添饭，并且说：“小孩子要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从小要养成不依赖别人的习惯。”这句父母教育孩子极平常的话，在我以后的人生中起到了很大作用。我父亲还从小培养我不怕苦、守纪律的好品质。我上幼儿园的时候，父亲虽然很忙，但他每天都亲自送我。遇到刮风下雨，我哭着闹着不愿意去，我的继母陈静珠也说：“天气不好，孩子又小，今天就不去了吧。”可是父亲不答应，他说，越是这个时候，越是锻炼孩子的时候；不但要去，还不能迟到。大革命时代，在父亲任湖北省教育厅长的时候，有一次我和哥哥同去报考湖北省立第三小学，我报的是一年级，哥哥报的是四年级。那天下着毛毛细雨，考完以后，老师在楼上评考卷，学生在操场上等待出榜，身子冻得瑟瑟发抖。当父亲常用的人力车来接我们俩回家时，我很高兴；可是哥哥声簧却在操场上大发牢骚，说：我们学生在操场上挨冻，老师们在楼上享福，太不像话。这件事车夫回去以后告诉了继母。后来父亲知道了，批评继母不该用公车去接孩子，还批评哥哥对老师不尊重。他说：“难道老师可以在雨中把试卷拿在手中评改吗？”哥哥知道自己错了，没有再说什么。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一生无论搞什么工作，都知道不能用公家的东西。父亲有过两次婚姻，有一子二女。我的生母育有一子一女：我哥哥李声簧(1914年4月16日生)和我(1918年4月5日生)。我生母去世以后，我由祖母的保姆照顾。1923年，父亲与继母陈静珠结婚，这件事在当时曾经引起不小的哄动。大家认为以父亲的地位、学识完全可以续弦一位名媛淑女、大家闺秀，可是父亲却和一位没有多少文化的葛店姑娘陈静珠结婚。当时很多人不明缘由，父亲牺牲很多年以后，还有父亲当年的故旧和学生和我谈起这个问题。后来我才得知，父亲当时有两个考虑，一是父亲喜欢简朴，他认为有一位勤劳、朴实的妇女持家，使他能有更多的精力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他的事业；二是父亲看到一儿一女都还小，这么多年来跟着他奔波南北，吃了不少苦，希望有一个贤良的后母能够很好地照顾他们。后来事实证明，继母陈静珠对我父亲忠贞不渝，对我们兄妹视若亲生。解放后，她曾经对我的儿子甘子久说：“跟你外公一起死的有好多人，他们的妻子都改嫁了，可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因为你的外公不是一般的人，他是干过大事的人，有学识的人，我只想把他的儿女培养成人，这样才对得起你的外公。”从继母这番质朴的话语里，可以看出父亲的人格魅力。1927年11月，国民党西征军进抵武汉。桂军正副军长胡宗铎、陶钧执掌武汉卫戍司令部，在武汉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大肆屠杀；由于杀人如麻，所以武汉人叫胡宗铎为“胡屠户”。12月17日下午，胡宗铎、陶钧派兵同日本租界巡捕一起，包围了正在汉口日本租界躲避的父亲和詹大悲的住所。父亲被捕的时候正在和詹大悲下棋，他当时脚下穿的是拖鞋，继母叫他换了鞋子再走，他说“不用换，我过会儿就回来的。”结果他们当天晚上就在现在的汉口单洞门附近被枪毙。第二天武汉卫戍司令部贴出布告说他们是“湖北共产党首领……执行枪决”。父亲遇难时，我哥哥十四岁，我还不到十岁，我妹妹李声(香奇)还在母腹之中。当时，胡、陶也把我伯父李书城关押起来，但他们还不敢加害于伯父。伯父被释放出来以后，通过关系将暴尸街头多日的父亲遗骸收殓起来，停放在蛇山的一个庙宇内(现蛇山“抱冰堂”旁)。几年以后，我父亲的遗骸才在伯父的主持下得以安葬在武昌伏虎山上。墓地的正前方是伏虎山脚下的庙宇“古卓刀泉寺”，这个地点是伯父亲自选定的(这个山上先后埋葬着众多的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父亲牺牲以后，我的哥哥声簧从此投身革命，直到武汉解放前夕，他受党组织的委派秘密潜入武汉搞地下工作，我们兄妹才得以重聚。我妹妹声(香奇)和我也都先后参加了父亲参与创立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兄妹三人能够在有父亲鲜血染红的党旗下继续革命，我感到非常自豪。80年过去了，我已九十岁了，缅怀我父亲，想起他当年的革命经历，我感慨万分。我想，如果1927年父亲能够躲过反动派的屠刀，他一定会像茅盾同志说的那样，“对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儿时对父亲的记忆已经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他的革命精神、他的为人永远值得后代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