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夏往事（18）：忆金水闸

人到老年的时候，往往都会静下心来回首和盘点一下自已迄今走过的人生历程，那些伴随着挫折与奋斗、失败与成功的艰辛和喜悦，萦绕着亲情、友情与爱情的甜密和温馨，常常交织成一幅色彩绚烂的画卷，透过历史的烟云而变成亲切美好的回忆或深沉的思考。2020年3月，向立山先生把他在六年援建坦赞铁路期间的生活经历，写成题为《五味杂陈的回忆》文稿发来，在读十几篇回忆文章时，我仿佛跟着他的叙述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2020年10月，他又将在湖北省外事办公室工作期间，为开拓湖北省与非洲经贸合作而写下的若干建议与设想的文稿发来，我看后觉得这些建议和设想有一定的见地与份量，而且比较专业，立马想起二十多年前我在《长江日报》上读到过他发表的一些编译文章，觉得份量已经很大，便电邮告他完全可以把这些文稿搜集起来，集结成册，也算是对自已的一个交待和纪念。他即回信说我的想法正合他自费印书的心意，真可谓是心有灵犀了。回信中他还诚邀我为这本书写篇序言，希望通过我的文字留住对故乡金水闸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难忘记忆。我和立山是在武昌县（现为武汉市江夏区）金水闸长大的，两人同校同班从小学一直读到初中毕业，迄今保持了将近七十年的友情。在儿时的玩伴和经年的挚友中，立山是走的最远、经游地方最多的一个，从北外毕业即奔赴万里之遥的非洲大陆，到回国后任职于湖北省外事办，在三十多年的外事工作中，他的足迹踏遍了五大洲的山山水水，把自已的一生都献给了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的事业之中。但到了晚年，他经常留念和难以割舍的却是我们同喝一条河水长大的故土金水闸，尽管他每年清明都要回金水闸为父母扫墓，但他还是多次对我说，想找个机会，约几个老友一起回金水闸故地重游，只是几个老友都相距甚远而暂未成行。至今思来，金水闸确是一个风景优美、物产丰饶的江南小镇，正是在这里，我们吸吮着她的山水灵气，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留下了许多温馨而甜美的回忆。金水闸的地名源自在金水河上修建旳当吋为湖北省最大的排水闸。发源于咸宁泉山的金水河，其流域经咸宁、蒲圻、嘉鱼、武昌四县后至江南著名古镇金口汇入长江，全144公里。早期的金水河是一条自然河，每年随长江水势的涨落而变幻莫测，夏秋两季江水倒灌于上游湖泊和低洼地带，整个流域往往汪洋一片，频繁的洪涝灾害使得民不聊生。1933年，民国政府选址于距金口五里地的凉亭山下开挖，修筑了一条坝长130米，3孔闸口，採用卷扬式手摇启闭结构的排水闸。此项工程于1935年3月竣工，时任总綐蒋介石亲笔题字’’金水闸 蔣中正题’’，镌刻在纪念碑的正面。文革期间，蒋介石的题字被人用白石灰槳填抹，因而得以保存下来。金水闸的修建从根本上杜绝了长冮水患的侵害，整个流域呈现出一片五谷丰登的情景。完全可以说，金水闸是国势衰弱、战乱频仍的民国政府当年一项少有的杰作，它不仅出色地调节了长江南岸武昌、嘉鱼、蒲圻和咸宁四县的防洪和灌溉，对当地的农业生产和人民安居乐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还带来一个丰硕的副产品，即将流域两岸大片大片的荒滩洼地涸成了土质肥沃的湖荒91万多亩。民国政府顺势而为，于1935年迅即组建了“国营金水流域农场”，委任蒋介石的昔日教师、清末进士、曾留学美国攻读农科、在北洋軍阀政府担任过农林部长的陈振先出任埸长。踌躇满志的陈振先希望效仿美欧式大农场，为振兴中国的农业树立一个样板。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他竟死于由圈地纠纷引发的农民暴动中！此后，由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金水流域农场一直一蹶不振而徒有其名。解放后，百废待兴的囯营金水流域农场更名为“国营金水农场”。1949年12月，由1926年参加革命的老红軍、时任湖北省农林厅行政处处长的汪立波兼任埸长。此时，农场的主要家当是一辆三吨的烧炭汽车，一辆马车，一幢两层6间的小楼房。农场总场设在凉亭山，一分场在金水闸，二分场在复兴寺，三分场在嘉鱼县头墩。也就在这时候，立山全家搬迁到了凉亭山下的金水农场。建国后的五十年代，在陆路运输大多依赖肩挑背扛，内河航运基本处于一统天下的时期，金水闸迎来了它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年代。金水流域四县丰富的物产和运往四县的工业用品，很多都要通过金水河的水道，经由金水闸翻堤转运，两边的河面上，经年累月都停滿了大大小小的帆船、木排和竹伐，稻谷、棉花、苧麻、山果、水产和布匹、油料、水泥等工业用品，都在搬运工人“嗨嗬、嗨嗬”的吆喝声中从堤背翻转而过，两边港口从早到晚都是一片繁忙的景象。1952年，我的父亲随当时的民营企业“武汉市群众轮船股份有限公司”的两条汽船进驻金水闸，开通了金水闸至嘉鱼的航班，次年，父亲即将我们全家从汉阳搬迁到了金水闸。同期，省畜牧曽医专科学校、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相继建立，省气象和水文等单位也在此设点。邮政、银行、卫生院、小学、航管站和多家公私合营的百货、日杂、副食、文具、水果、粮站、供销等店铺，沿着闸背两端的江堤分街而立，满街但见车水马龙、人头攒动、炊烟袅袅、热闹非凡。毫不夸张地说，此时的金水闸是镶嵌在长江南岸万里江堤上一棵闪亮的明珠。整个童趣天真的少年时代，金水闸都留下了我们太多的温馨，许多美好的记忆都与金水河连在一起。记得每当开闸放水的季节，正是捕鱼的大好时机，我们常常会跑到闸背和河岸的两旁，兴高彩烈地盯着翻滾的河水从闸孔中泡哮而出、汩汩奔流，闸口两岸布满了搬罾的渔民，河中晃荡着十来条撒网的渔船，渔民们都滿脸堆笑、聚精会神地忙着撒网、收网、搬罾、捞鱼。收网和起罾，几乎是网网不空，活蹦乱跳的鲜鱼，瞬间被丢进船舱，或放进渔篓。每当罾、网里出现象我们身子一样长的大鱼时，沿岸都会响起一片“呵、呵，好大的鱼呵”的叫声！其情其景令我们都欢声雀跃，羡幕不已。为了享受捉鱼的滋味，我们有时跟着比我们大些的孩子到闸口对岸那片芦苇林中去捉鱼。这是一片滨临长江的湿地，一人多深的芦苇林里藏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不仅随处都可听到乌儿的呜叫，林中还有大大小小的浅水塘，发现塘中有鱼活动，几个人就跳进水中把水搅浑，鱼儿在浑水中都把头扬出水外，捉起来易如反掌。运气好的时侯，在芦苇林中还会碰到一些鸟巢，收获些许鸟蛋。住在水乡泽国，游泳就是我们这帮男生的最爱。清如绸缎一般的河面，波光粼粼的后湖，五里堤边坑坑洼洼的水塘，练习高台跳水的金水闸闸墩，到处都留下了我们戏水的身姿。记得是读五年级的时候，每天午饭过后我们就匆匆赶到学校，结伴到河边玩水。学校离河边很近，那天我和立山等一干五、六个伙伴，绕过农场和牧校共用的抽水机房，穿过河边的一个小树林，自认这里十分隐蔽，脱了衣服就跳进河里玩了起来。头顶兰天，艳阳高照，徐风拂拂，波光闪闪，大家尽显身手，自由式、狗爬式、仰泳、蛙泳、潜水，玩的好不开心。不知玩了多久，正当大家意兴正浓的时候，岸上忽然响起一个熟悉的叫声：“快起来”！大家赶忙抬头一望，只見颀长身材、剪着短发、上穿一件短袖衬衣，下身套着一条兰色长裙的音乐老师（也教过数学）李延筠，象一块木板一样威严地佇立河岸，面带愠色地直视着我们。刹时我们都吓的不知所措，慌慌张张地游上岸来，十二、三岁的我们早已知耻害羞，大家都是一絲不掛，小脸臊得通红，羞羞答答地抿着舌头，躬身猫腰地从地上拾起自已的衣裤。此种窘相惹得岸上的李老师也不觉露出好气又好笑的神情，一边转身一边命令我们：“穿好衣服，赶快回校，以后不准到河里玩水”！穿好衣服，我们都象温顺的小猫一样远远地跟着李老师回到教室。此后几天的中午，还真老老实实地伏在课桌上咪了几个午觉，但终经不住玩性的驱使，于是我们就相约到五里堤下的水塘去玩。这些水塘都是加固江堤时取土挖掘而成，每到汛期，江水都要涨到五里堤边，将水塘淹没，退水时不少鱼虾被滞留在水塘中。到这里玩水，常常会抓到活蹦乱跳的鲜鱼，真有另一番情趣。少年时代旳游泳生涯对我们的体能和意志锻炼都有莫大的好处，毫不夸张地说，这批玩伴中的大多数人成年以后都具有横渡长江的能力甚至经历。尽管建囯初期整个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相当落后，今天影视、电脑和形形色色的儿童玩具是当年的我们做梦想都不敢想象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仍然有着一个“非常好玩”的童年。当时我们的玩具大多都是自制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土玩具，比如用木条和竹片制作的刀剑“打仗”，用香烟盒叠成三角型的称作“撇撇”的纸块，一方将自已的“撇撇”放在地上，另一方将“撇撇”朝对方的“撇撇”甩去，如果将对方的“撇撇”掀翻，对方就输掉了地上的“撇撇”。再如打珠子（玻璃球），两个人趴在地上用手指将玻璃珠子弹出去，击中对方的珠子就是嬴家，而输赢的“赌资”不是珠子，就是“撇撇”。闸背上偶有演皮影戏和说书的，我们大都会去凑热闹，如果来了“玩把戏”的（指杂技、魔术和气功表演），则是人们的盛大节日，四面八方的人都趋之若骛。然而。对于我们而言，看得最多、记忆最深的则是看电影和看电影的经历了。夏秋两季的热天，闸背就是一个天然的剧场，不论收钱与免费，有票还是没票，我们都会想办法“钻”进去，做到几乎一场不漏。冬春气候寒冷，电影和县镇组织的一些戏曲演出，都会移到内河西街的戏园子里出演。这是一个能容纳六、七百人的简易剧场，剧场前面有一扇大门、两扇木窗。门后一块高墙挡住了里面的视线，剧场左右两边的墙上则各安装了五扇木窗，里面除了迎面一方木制的大舞台外，下面就是一片空荡荡的平地，看戏或开会是要自带板凳的。无论电影还是戏曲演出，我们当然都会不请自来，能混进就混进，混不进就到两边去爬窗户，常常一个窗户上翻爬着三、四个人驻足观看，很少舍得（经常是没有）花五分钱购票入场的。有一次，我们几个人翻爬一个窗户，穾然“嘎吱”一声，窗户的一根木杆被拉断了，吓得我们几个人都面面相嘘，慌忙跳下窗来，一溜烟地四散而逃，生怕被捉住罚款。至今想到当时的场景，都还令人忍俊不禁笑出声来。金水闸虽市面不大，但能看电影的地方倒也很有几处，其中印象很深的还有一处就是凉亭山南侧的畜牧兽医学校了。这是一座由十几栋清一色红砖蓝瓦按现代标准建筑的校园，里面有一栋非常漂亮的大礼堂，常常放映一些新出的电影。无奈牧专的门禁很严，它不仅有专职的门卫看守，整个学校的周边还围了一圈牢实的铁丝网，让人很难入内。但办法总是有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知哪个小伙伴在校园东边一处田边草丛的铁絲网上，发现了一个破洞，于是我们常常三、五成群地钻到那个地方，模仿觧放军剪破铁絲网向敌方目标匍訇而行的样子，偷偷溜了进去，然后直逼礼堂。在整个少年时代，我们就是用这些办法，几乎看遍了当时国产和进口的所有影片，象《柳堡的故事》、《上甘岭》、《一江春水向东流》、《梁山伯与祝英台》、《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列宁在十月》、《攻克柏林》等等，电影里那些优美的歌曲，很快就被我们纷纷传唱，它所表现和讴歌的价值观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对启迪我们年轻的心智都具有莫大的影响。同无忧无虑、温馨快乐的小学生活相比，三年的的初中生活却多了另一些色彩。这是令我们整个民族都蒙羞受难的高举“三面红旗”（指“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年代及随之而来的三年大饥荒时期，如果用酸甜苦辣来形容，这个时期少有甘甜的记忆，长留脑海大多都是充满了艰辛酸辣的苦味。1958年9月，在大跃进的号角声中，我和立山及一干伙伴走进了新建的武昌县第八中学。教育大跃进也使中学在全县开花，全县由原来两所中学瞬间扩充到十一所，所谓的第八中学，其实只有两个班，被安置在金水农场内粮油加工厂的两间废弃的榨油作坊（即“榨坊”），环境阴暗而充满油腥味。好在两个月后便关门大古，两个班的“八中”并到了县二中，即地处金口凤凰山下的金口中学。金口中学部分同学2020年合影金口古名涂口，以金水河（古称涂水）入长江之口得名，这是一个历史可追溯到2300多年前东周时期的江畔古镇，早年素有“黄金口岸”和“小汉口”之称的美誉，青砖、黑瓦、木门和一条条青石铺就的街市，古色古香的韵味从镇东临江而立的矶头向南伸展到风凰山下，向西则一直延伸到通向金水闸的五里堤边。金口二中建于1956年，红墙蓝瓦的几间校舍、饭堂和住舍呈凹字型样依山而建，环境清幽，离金水闸约10里路程。我们每星期要沿着五里堤往返两次，能在这所比榨房体面气派得多的学校住读，我们自然满心欢喜。但欢喜的日子并不长久。首先让我们感到不快和压抑的是当时的二中校长汪成毅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黯然下台。进入二中的时候，正是大跃进和大炼钢铁如火如荼的时候，学校都停课了，师生们都忙着在“土高炉”旁拉风箱、送料、加柴加炭，整个操场变成了一个炉火熊熊、热闹非凡的工地。当时我们人小还不大懂事，只觉得好玩，即便派去挑铁矿石，来回要走二、三十里路，也不觉得劳累。只是在大炼钢铁临近尾声的1958年年底，我回母校金水小学玩了一次，这里比金口二中更甚，走进校园，但見整个操场垒满了大大小小的“土高炉”，满场沙石棍捧狼籍、乱七八糟，嗖嗖凉风卷起灰沙枯叶将整个校园搅得昏天黑地。一丝惊凉不觉从心头油然而起：这是半年前我们终日嘻笑玩耍的校园吗？小学也要大办钢铁吗？到了1959年下半年以后，一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在全国范围打响。当时我们不知道彭德怀元帅在庐山会议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消息，我们所知道的是，在这场斗争中，下面许多诸如汪成毅之类的小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都应声落马。说实话，对于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当年的我们可说是一知半解，至于汪校长是什么原因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们到现在也还是一头雾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根据当时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定性的标准，他一定是犯下了攻击“三面红旗”的“罪行”，或许其中就包括了对学校“大办钢铁”表达了不满。多年之后，当我和立山在一起谈到汪校长、并对他的遭遇唏嘘不已的同时，又都不约而同地想到小学的两位老师：历史（也教过语文）老师冯治勤和五年级班主任王继之老师。五十多岁的冯老师园头胖脸，讲话轻言细雨，待人十分温和，听说解放前是个法官，一看就是个知识分子。王继之则刚好相反，瘦脸细眉，年轻干练，讲起课来常常神彩飞揚，歌也唱的很好，很逗一些喜欢唱歌的女同学的喜欢。不想一场突如其来的“反右”，两人都被打成了“右派”，像后来的汪校长一样，他们的命运从此发生逆转，并从我们的视线中完全消失。大跃进的后果是现事现报的。从1959年春天开始，饥荒便像瘟疫一样迅速地席卷中囯大地，城市人口的粮食定量指标一减再减，学校的伙食从两干一稀改成两稀一干，不久就改成了三餐稀饭，开始的稀饭还比较稠，后来便越来越稀，被同学们戏称为“一吹三尺浪”。每到开饭的时候，饭桶一抬到教室冂口，全班同学都拿着饭碗拥挤到外面的走廊上排队，迫不及待地等着执瓢人（通常是班长）将稀饭舀进自己碗里。往往舀了三几个人，后面的人便要求执瓢人将长铁瓢伸刮桶底翻转两圈，力求避免先稀后干的情况发生。这段时期也是我们最念家的一段时期，每到周末放假，我们便欢声雀跃地向家里奔去，进门就到处找吃的。但天下乌鸦一般黑，家里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母亲为了使孩子们吃的饱点，常常想方没法从外面弄点米糠回来，掺杂着菜叶做成一块块圆圆的糠粑，那味道还真有点好吃。两个妹妹则经常到野地和河边采摘点诸如马齿汗和地米菜之类的野菜，我放学回来，则经常约着立山和其它几个伙伴，一起到五里堤下的后湖采挖莲藕。后湖不仅盛产莲藕，湖光山色更是美不胜收。清幽湛兰的湖水泛着波光粼粼的微波，一直伸展到远方依稀可见的青山彼岸，沿湖一带綿延数里的湖面被绿色的荷叶覆盖着，每当莲花绽放的季节，千万朵大红、粉红和白色的荷花在绿叶间亭亭玉立，有的象五彩的火炬，有的才绽出几朵花瓣，有的全开了，露出嫩黃的小莲蓬，沿湖一带都泛着淡淡的花香。偶尔可见有人用长篙撑着两头尖尖的釆莲小船穿行在荷叶之中，或看到有人坐在大木盆中釆摘菱角，也许是他们的活动打破了湖面的平静，常见有被惊起的野鸭掠水飞起，象轻燕一样滑向远处的湖面……从1959年夏季开始，这一美景就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被饥饿驱使的人们疯狂地向后湖索取食物，凡是能填饱肚子的食物，如菱角，莲蓬，藕带和蚌壳等都无一漏网。在夏日遭到残酷掠夺的后湖，进入秋冬的挖藕季节以后，整个躯体又被挖得遍体鳞伤。那时的冬天比现在要冷，湖面经常结着薄冰，歪七竖八地倒着或立着的残荷败茎，在阵阵北风中，更显一片肃杀的气氛。同是挖藕，秋冬两季的感受是大不相同的。秋天气候凉爽，我们在泥塘中起泥翻寻，挥洒自如，每当找到一枝藕苗，我们都会惊喜地向旁边的同伴叫声：“哎，有了”，每当挖出一支莲藕，我们都会开心地举起来，向身旁的伙伴道喜。就这样连续地干四、五个小时，直到我们都感到饥饿难当，才不舍地从泥塘里爬起来，清理战果，清洗满身的泥汚，有时天气暖和，我们也会顺势到湖水中去清闲一下，平躺在清幽的湖面上，享受着这一天辛劳后的喜悦。而冬天挖藕，则让人感到艰辛许多。由于天气寒冷和荷叶枝干变硬，我们又都是光着脚在污水烂泥里干活，穿的是沾滿泥土的破棉背心和短裤，为了御寒，每人腰身间都系着一根绳带。挖藕时，手脚经常被老菱角或蚌壳等锐物割破，大腿上随处都是被荷叶梗上的硬剌划出的伤口。刚下湖时浑身冻得发抖，随着越挖越深（一般要挖1.5米左右才能见藕），下面暧和，全身才慢慢缓过神来。挖藕都是上午出去，下午回家，中午就在湖里吃点干粮充饥。后湖虽然面积很大，但终经不住来自四面八方的挖藕大军日复一日的“扫荡”，有藕的湖面就象被犁耙翻了一遍一样，挖藕越来越难了。但即便这样，只要没有雨雪和特殊事情，在寒假期间，我们基本上坚持天天都到湖上去碰碰运气。在三年的饥荒年代，如果没有藕，很难想象许多家庭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感谢后湖，感谢大自然丰厚的赏賜给无数家庭代来的生的能量！对于初中三年，在我和立山的脑海里，除了饥饿，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学校组织的经常性劳动了。当时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毎个学期至少安排两次下乡参加劳动，近则到学校周边农村，远则要背着行李到二、三十里的乡村住队劳动：挿秧、割谷、送肥、修水库，修铁路、植树造林等等。过多的劳动挤占了我们的学习时间，也让我们稚嫩的肩膀承载了太大的压力，对于立山来说，付出的代价则更大，在一次搬运石料的劳动中，他险些丢掉了性命。事情发生在1960年盛夏。那天下午，烈日炎炎，热浪滾滾，分配给立山和几个同学的任务是将石料从釆石场运到长江边。运石料的工具是一辆马车，但没有马，全靠一个大个子同学“驾辕”和上十个同学前拉后推，运一趟石料来回得走十几里路。到了下午，一个个都饥肠辘辘、大汗淋漓、筋疲力尽了。这时，空车行走到一个下坡地段，由于下坡的惯性，车轮越转越快，逼着立山和几个拉车的同学竭力在马车前面奔跑。突然，立山两腿一软，面朝下倒在马车下滑方向的地上。说时迟，那时快，“驾辕”的同学脚一跳，闪过了立山的身体，接着将车辕压下，使得马车后面有足够大的空隙让车下人得以脱身而过。我当时不在现场，听在场的同学说，立山虽然捡了一条命，但马车下边的一块铁片在他的后背上拉开了一条十几厘米长的伤口，鲜血往外直冒。惊恐过后，一个胆大的同学赶紧用他擦汗的毛巾捂住流血的伤口，其它的同学七手八脚把他抬到马车上。大家知道附近有个解放军的489部队，急忙把他送往部队驻地。部队医生对立山的伤口进行了紧急处置后，随即派了一辆吉普车，把他转送到武汉一家大医院去了。多年以后我们在忆及这段往事时，立山笑着露出不堪回首的神情，连连摇头地说：“命大命大！当时真的是饿昏了，那天我出汗太多，人虚脱了，就倒下了。当时车子从我身上一过，我心里就说：完了，我要死了。我尝试着站起来，发觉自已还没死，就又倒下去了，后面的事就迷迷糊糊记不清了。”一席话使我们在场的几个人不觉都百感交集地笑了起来。在三年的初中生活里，尽管旷日持久的饥饿和超强的体力劳动给我们留下了不堪回首的苦涩记忆，但回过头来看，这段特殊的经历也有好的一面，所有这些“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磨练，对我们今后面对人生、工作和生活的考验时，都是一笔无形的、巨大的财富。金口中学部分同学2020年合影当然，三年的初中生活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温韾和美好的回忆。这三年不仅是我们身体发育的重要时期，也是我们的知识、精神和思想爆发成长的时期。《青春之歌》、《我的一家》、《革命烈士诗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共产党宣言》、《普希金文集》等等一大批中外名著，都给了我们深厚的滋养。这三年，我们的兴趣和爰好、人生观和价值观都已然形成和正在形成，它对我们日后的生活道路和价值取向，都具有终身的影响。正是在这三年，我们有幸成为牛稚贞等老师的学生，在他们的教育和关心下成长。我喜欢唱歌，牛老师曾多次指导我发声和转声的技巧，她几次摸着黑路送我到金口剧院代表学校参加文艺演出的情景，我一直都念念不忘。立山受伤在武汉住院期间，牛老师曾亲赴医院看望，至今回忆起来仍令立山感动不已。正是在这三年，我们结交了一些患难与共的朋友，友谊一直持续到现在，在人的一生中，这是多么可贵啊！（“革命兄弟”照片说明：前排：韩运森，后排：由左到右依次为向继才、向立山和方敦才）1961年7月，我们结束了金口二中三年的学习生活，分别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之旅。那时我父亲已经调回武汉，在省航局汉口客运站工作，局里为照顾家大口阔的困难职工家庭，安排了一部分家属子女到客运站上班，迫于家庭的压力，我放弃了读高中的机会，在17岁那年参加了工作。但工作不到一年，国家经济便转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时期，我们那批家属工便被跟着“下马”了，1962年5月，我又回到了金水闸，不久作为’’下马回乡人员’’安排到金水街制药厂做出纳员，1965年3月，出于当时那种“激情燃烧的岁月”中那种政治和社会氛围的影响，一直不安于小镇平淡安逸生活的我，主动申请到武昌县乌龙泉公社插队落户，成了一名下乡旳知识青年。与此同时，我在二中相处最好的几个同学差不多都考入了嘉魚高中（时值武昌县和嘉鱼县合并为“武嘉县”），昔日朝夕相处的好友，如今天各一方。出于对立山等好友的思念，1964年春天一个睛朗的周日，我骑着自行车，沿着崎岖不平的武嘉公路颠簸骑行70多里，专程到嘉鱼高中同他们见了一面，留下一张名为“革命兄弟”的照片。１９６４年秋天，在立山考入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时候，我和在金水闸一起长大、金口二中的好友吴里傲一起，特地到武汉送立山去北京，在湖北大学碰到从小一起长大、考到该校的韩运森同学和金口二中的赵德仁老师。随后，几个人一起到附近的照相馆，留下了同样珍贵的“喜逢湖大留影”的照片。这些弥足珍贵的合影，常常给我带来许多温馨的回忆。前排左边是方敦才，右边是赵德仁，后排左中右依次是韩运森，向立山和吴里傲。再一次和立山见面是在文化大革命正进入“夺权”的高潮时期。是时，“造反”和“夺权”的滔天浊浪正席卷中国大地，下乡知青的大骚动开始了。全省数以万计的知青开始返城，上千名知青占据了湖北省委、省政府开大会的洪山礼堂，提出了“要生存，要返城”的口号，其中部分返回县城的知青砸了县安置办，还打死了一名知青办的工作人员。在1965年底社教运动组建大队领导班子的时候，我担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自然成为这股造反回城潮流的对立面，失去了号令他们的公信力。大多数知青都回城了，留下的也是想出工就出工，不想出工就四处串门。这段时间是我思想上很迷茫烦恼的时期，因而萌生了去北京上访并看望老友立山的想法。1967年5月底，我只身来到北京，时隔三年之后我们才得以相见，又是在这样特殊的时刻和特殊的地点，其激动和高兴之情真是难以言表。此时全国的大中小学都在“停课闹革命”，但对大多数学生来说，都已变成了消遥派，只是被动地跟着走。在随后的十几天里，除了我到农林口知青办接待站反映下面知青的一些实际情况外（接待我的是国务院知青办的于庭栋同志，随后我们的通信保持了一年之久，并按他的要求向中央写了一份关于知青工作改革的建议与设想的材料。），我和立山几乎是形影不离，总有说不完的话。其间他背着借来的相机全程倍我游览了雄伟壮观的天安冂广场、风景如画的北海和颐和园、古色凝重的天坛、令人扼腕叹惜的圆明园遗址等名胜景点，还参观了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红卫兵战果展”，并拍了不少照片。晚上除了看红卫兵组织编印的一些资料、尤其是毛泽东没有公开发表的一些内部讲话外，便是同立山一起聊文革的情势和一些花絮。期间，他还带我见了金口二中的薛彦芳同学，她从武昌县纸坊高中考到北外，分配到亚非语系斯瓦西里语专业，后来也参加了援建坦赞铁路。当晚，我们三个金口二中的老校友在北外校园欢聚在一起，大家都意兴勃勃，有说不完的话，在一起畅谈了许久。就这样，我在北京呆了十几天，这是我几次到京时间最长的一次，立山是陪玩、陪聊又赔饭，真是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日子。方敦才（中）同薛彦芳（右一）和向立山在东湖磨山风景区合影。从1968年9月北外毕业即奔赴非洲援建坦赞铁路长达六年之久，到1975年回国参与建设湖北省化肥厂在枝江的四年生活，再到在省外办工作二十多年，立山凭着自已的热诚实干、宽厚实在的精神和人品，一步一个脚印，把自已毕生的精力和心血都贡献给了祖国母亲和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同期，我则于1970年年底从农村来到工厂，并于1995年工厂改制后转赴深圳“打工”，尽管工作的内容完全不同，贡献的大小有异，但我们都可以豪迈地大声说：在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而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斗争中，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我们都无私地奉献了自已的青春、能力与汗水，我们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而今我们都已迈入古稀之年，仍在深切地关护着子孙们的成长福祉，关注着祖国的发展和前进的方向。祝愿我们的子孙们健康成长、快乐幸福，祝愿伟大的祖国成为雄踞世界的民主自由、和谐繁荣的强盛之邦！谨以此回忆文字答谢立山老友的诚邀，权当为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