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著名语文教育家

蔡元培蔡元培(1868—1940)，我国近现代文化教育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浙江绍兴人，号孑民。他是清末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后因目击戊戌变法中维新派人士“不先培养革新人士”而终遭失败的事实，立志兴教办学。1898年辞官南下，在绍兴府中西学堂、南洋公学、爱国女学等新式学堂任教，并于1902年和1907年先后赴日本、德国留学，广泛接触和研究西方的哲学、美学和心理学。辛亥革命后，从德国归来，由中山先生任命为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期间，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等5项革新的教育宗旨为核心，亲自主持制定并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具有反封建意义的新教育制度。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学术自由，兼收并容”方针指引北大走上革新之路。1926年任全国国语教育促进会会长。以后众多的政治的、文化的研究会或研究机构聘任他为主席或理事长。他凭着满腔爱国热忱，不负众望，深得国人的崇敬和爱戴。1940年3月，在香港病逝。从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发展历程看，蔡氏早年有关国文教育问题的言行，确实有开拓、指航的作用。首先是他对我国旧式传统教育所作的深刻批判。为建立20世纪初新的语文教育体系开辟了道路。在他任教于绍兴府中西学堂等新式学堂的时候，就力排旧顽的非议，提倡“自由读书”。这种“自由读书”的新观念、新教法，竟然培养出了邵力子、谢无量、李叔同、黄炎培等一大批学界的精英。1918年，学者夏宇众编写出版了我国现代最早的一部全面论述中学语文教育的专著《中学国文教授之商榷》，书中讨论了中学国文科教授的标准、教材、教法以及当时规定的“文法要略”、“文字源流”、“中国文学史”等学科的内容等等。蔡氏十分赞赏这部新著，欣然为之作序。这篇著名序文的内容，被20世纪新语文教育的改革者奉为圭臬。此外，蔡氏还针对旧式国文教育的流弊，提出了一系列卓越见解。如“读书为应用”、国文与国语并重、学校国文科应以教授白话文为要务、教学“处处要使学生自动”、“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要把“美育”注入国文科的教学中去等等。这些精辟见解，加上他在政界、学界的特殊地位，对后世的教育包括语文教育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是一般学者难以企及的。穆济波穆济波 (1870——?) 早期著名的语文教育家。四川合江县人。是20世纪20年代活跃于中学语文教育界的知名学者。长期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任教。对我国早期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过多方面的贡献。在1922年新学制确立后的课程标准起草工作中，担任了重要职务。其中，《高中必修科国文科学程纲要》，就是由穆氏拟定的。所谓“必修科国文科”，就是针对高中学生中国文基础相对较好的学生特为设置的，学制1年，每周授课4小时，占8个学分。《纲要》阐明其内容含2项：甲为文字学，乙为文艺概论。文字学又分言语与文字、字音、字形和字义；文艺概论又分文学概说、中国历代文学之变迁、近世西方文学思潮之激变。如此精深的内容，拟订者非有深厚的学养很难胜任此项工作。在语文教材发展史上，早期文、白分编的革新尝试中，穆氏曾为中华书局编过《初级国语读本》、《初级文言读本》、《高级国语读本》和《高级文言读本》，分别供初中、高中使用。穆氏是主张文言、白话分教的，即初中教白话，高中教文言；另于初中设文言选科，高中设白话选科，以为“调剂”之用，加强教学的针对性。他试编的文、白分编本，就是从教材建设上体现自己主张的实际步骤。在东南大学附中，主持了道尔顿制的实验研究。东南大学附中主任（相当于校长）廖世承是心理学家、实验教育家，在校力主教育科学实验。因美国实验教育家麦柯尔来华指导，确定的课题是“道尔顿制与非道尔顿制的比较研究”。穆氏参与了此课题的研究。实验后初步认定：道尔顿制能适应不同个性学生的学习，工作方便自由，有利于养成自动求学的习惯，尤其能养成学生初步的“治学方法和能力”；但程度难得一致，学生精神容易涣散，练习考订的机会较少。最终的结论是：道尔顿制与非道尔顿制比较，在国文科，前者并不占优势。穆氏在1924年发表的《中学校国文教学问题》一文中，着重探讨了3个重要问题：第一，国文国语在教学上有何价值？第二，语文的本身是不是教育的目的？第三，国文国语教学的目的何在？从理论上回答了上述问题之后，他又专门公布了他在东大附中任教时重新修订的《初高中必修国文课程纲要草案》，作为改革实践的方案。这篇论文，可以认为是代表20世纪20年代中学语文教育理论与实验研究最高水平的成果之一。夏丏尊文学家，语文学家。夏丏尊，名铸，文学家、语文学家，后（1912年）改字丏尊，号闷庵，浙江上虞人。1886年6月15日出生。夏丏尊自幼从塾师读经书，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考中秀才。次年到上海中西书院（东吴大学的前身）读书，后改入绍兴府学堂学习，都因为家庭贫困未能读到毕业。光绪三十四年任杭州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通译助教，后任国文教员。该校后改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五四运动南方新思潮的重要发源地，鲁迅、许寿裳当时都在该校任教，他们曾共同发起一场学潮，反对以道学家自命的监督，并迫其辞职。民国2年（1913年），夏丏尊自告奋勇地兼任了该校被人瞧不起的舍监一职。他提倡人格教育和爱的教育，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关怀备至，被学生称为“妈妈的爱”。在语文教学上，他提倡白话文，是中国最早提倡语文教学革新的人。民国8年他与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等3人积极支持五四新文化运动，推行革新语文教育，被称为第一师范的“四大金刚”，受到反动当局和守旧派的攻击，相继离校。离开杭州到长沙，在湖南第一师范任国文教员。民国10年原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在家乡上虞创办春晖中学，夏应邀受聘返乡。同年加入文学研究会，是文学研究会的第一批会员。为实现理想教育，他邀请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到春晖，在白马湖畔营造了一个宽松的教育环境。其间，他翻译了《爱的教育》（上海《东方杂志》连载，1924年开明书店出版，再版30余次）。民国13年底，在发生了一场反对反动势力的学潮后，夏丏尊、丰子恺、朱光潜等教师以及一批学生愤然离开春晖。民国14年，他来到上海，参与了立达中学（后改为立达学园）、立达学会及该会杂志《立达季刊》、《一般》月刊的创办工作，同时兼开明书店的编辑工作。其间，翻译了日本山田花袋的《绵被》，是中国最早介绍日本文学的翻译家之一。民国15年他的《文章作法》由开明书店出版。民国16年任上海暨南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民国18年任开明书店编辑所所长，民国19年创办《中学生》杂志。夏丏尊长期从事语文教育和编辑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民国22年他和叶圣陶共同写成语言知识的读写故事《文心》，连载于《中学生》，次年由开明书店出版。该书被誉为“在国文教学上划了一个时代”。还出版了《文艺讲座》（世界书局1934年）、散文集《平屋杂文》（开明书店1935年）等书。民国25年被推为中国文艺家协会主席。民国26年创办《月报》杂志，任社长，并担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编委。民国26年抗战爆发，立达学园、开明书店皆毁于炮火，被迫内迁。夏因体弱多病留守上海，参加抗日后援会。他坚守气节，矢志不为日本人做事。民国32年（1943年）12月被日本宪兵拘捕，后经日本友人内山完造营救出狱。但肺病复发，精神和身体都受到严重摧残。1946年4月23日，在上海病逝，墓葬上虞白马湖畔。4月27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悼夏丏尊先生》，誉为民主文化战线的老战士，为文化运动和民主运动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上海沦陷期间，他出版了《阅读与写作》、《文章讲话》等，还兼任上海南屏女中国文教员，参与发起成立中国语文经验学会，翻译了《南传大藏经》等。民国34年抗战胜利后，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撰写《好话符咒式的政治》、《中国书业的新前途》等文，表示了对中国时局与出版事业的深切关怀。夏丏尊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他的学术著作还有《文艺论ABC》（世界书局1930年）、《生活与文学》（北新书局）、《现代世界文学大纲》（神州国光社）及编著有《芥川龙之介集》、《国文百八课》、《开明国文讲义》等。译著有《社会主义与进化论》、《蒲团》、《国木田独步集》、《近代的恋爱观》、《近代日本小说集》和《续爱的教育》等。1986年6月15日，由巴金、叶圣陶、胡愈之、周谷城、赵朴初、夏衍等人发起在上虞举行了夏丏尊诞生100周年暨逝世40周年纪念大会，海内外各届人士1500多人参加。光绪三十四年任杭州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通译助教，后任国文教员。该校后改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五四运动南方新思潮的重要发源地，鲁迅、许寿裳当时都在该校任教，他们曾共同发起一场学潮，反对以道学家自命的监督，并迫其辞职。民国2年（1913年），夏丏尊自告奋勇地兼任了该校被人瞧不起的舍监一职。他提倡人格教育和爱的教育，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关怀备至，被学生称为“妈妈的爱”。在语文教学上，提倡白话文，是中国最早提倡语文教学革新的人。民国8年与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等3人积极支持五四新文化运动，推行革新语文教育，被称为第一师范的“四大金刚”，受到反动当局和守旧派的攻击，相继离校。离开杭州到长沙，在湖南第一师范任国文教员。民国10年原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在家乡上虞创办春晖中学，夏应邀受聘返乡。同年加入文学研究会，是文学研究会的第一批会员。为实现理想教育，夏邀请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到春晖，在白马湖畔营造了一个宽松的教育环境。其间，他翻译了《爱的教育》（上海《东方杂志》连载，1924年开明书店出版，再版30余次）。民国13年底，在发生了一场反对反动势力的学潮后，夏丏尊、匡互生、丰子恺、朱光潜等教师以及一批学生愤然离开春晖。民国14年，夏丏尊到上海，参与了立达中学（后改为立达学园）、立达学会及该会杂志《立达季刊》、《一般》月刊的创办工作，同时兼开明书店的编辑工作。其间，翻译了日本山田花袋的《绵被》，是中国最早介绍日本文学的翻译家之一。民国15年他的《文章作法》由开明书店出版。民国16年任上海暨南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民国18年任开明书店编辑所所长，民国19年创办《中学生》杂志。夏丏尊长期从事语文教育和编辑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民国22年他和叶圣陶共同写成语言知识的读写故事《文心》，连载于《中学生》，次年由开明书店出版。该书被誉为“在国文教学上划了一个时代”。还出版了《文艺讲座》（世界书局1934年）、散文集《平屋杂文》（开明书店1935年）等书。民国25年被推为中国文艺家协会主席。民国26年创办《月报》杂志，任社长，并担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编委。民国26年抗战爆发，立达学园、开明书店皆毁于炮火，被迫内迁。夏因体弱多病留守上海，参加抗日后援会。他坚守气节，矢志不为日本人做事。民国32年（1943年）12月被日本宪兵拘捕，后经日本友人内山完造营救出狱。但肺病复发，精神和身体都受到严重摧残。1946年4月23日，在上海病逝，墓葬上虞白马湖畔。4月27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悼夏丏尊先生》，誉为民主文化战线的老战士，为文化运动和民主运动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上海沦陷期间，他出版了《阅读与写作》、《文章讲话》等。还兼任上海南屏女中国文教员，参与发起成立中国语文经验学会，翻译了《南传大藏经》等。民国34年抗战胜利后，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撰写《好话符咒式的政治》、《中国书业的新前途》等文，表示了对中国时局与出版事业的深切关怀。夏丏尊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他的学术著作还有《文艺论ABC》（世界书局1930年）、《生活与文学》（北新书局）、《现代世界文学大纲》（神州国光社）及编著有《芥川龙之介集》、《国文百八课》、《开明国文讲义》等。译著有《社会主义与进化论》、《蒲团》、《国木田独步集》、《近代的恋爱观》、《近代日本小说集》和《续爱的教育》等。1986年6月15日，由巴金、叶圣陶、胡愈之、周谷城、赵朴初、夏衍等人发起在上虞举行了夏丏尊诞生100周年暨逝世40周年纪念大会，海内外各届人士1500多人参加。黎锦熙黎锦熙（1890～1978）语言文字学家、教育家。字劭西，湖南省湘潭县人。1911年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1918年任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曾历任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女子师大、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湖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的教授、系主任或文学院院长等职务。1945年，与许德珩等倡导成立九三学社，还兼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1949年，与吴玉章、马叙伦、郭沫若等组织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后更名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任理事会副主席。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曾当选为第一、二、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从事语文研究与教学近70年，涉及范围很广。主要贡献集中在推广普通话和汉字改革、汉语语法研究及辞典编纂方面。1916年，他倡导组织了中国国语研究会，宣传言文一致，提倡国语统一，积极从事选定标准语的运动。1918年注音字母公布后，他创制了注音符号草体，主持和参与了注音符号的修订，国音新标准的指定和《国音常用字汇》的审定等工作。为推行国语，他还与钱玄同一起于1929年创办白话文的《国语周刊》。1923年他与钱玄同、赵元任等组成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会，研制国语罗马字。他强调词类连书（即词儿连写）对汉语拼音文字的重要性。1935年，他的《国语运动史纲》一书出版，该书详尽地介绍了自清末以来的切音字、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及大众语运动的始末、性质、范围、目的、理论、方法和纲领，是国语运动史上的一部很重要的著作。1949年后，他又积极参加研究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简化汉字和检字法等项工作，并出版了《中国文字与语言》《汉语规范化论丛》等多部著作。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他于192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著国语文法》一书，是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白话文语法著作。该书在借鉴了纳斯菲尔德的《英语语法》，继承并修改了《马氏文通》的说法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白话文语法研究体系，在汉语语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使他成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先驱者之一。该书以意义作为分析语法的标准，以句子为中心，认为句子是语法分析的基础，屏弃“词本位”的语法体系，提倡“句本位”语法，建立句本与钱玄同、赵元任等组成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会，研制国语罗马字。他强调词类连书（即词儿连写）对汉语拼音文字的重要性。1935年，他的《国语运动史纲》一书出版，该书详尽地介绍了自清末以来的切音字、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及大众语运动的始末、性质、范围、目的、理论、方法和纲领，是国语运动史上的一部很重要的著作。1949年后，他又积极参加研究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简化汉字和检字法等项工作，并出版了《中国文字与语言》《汉语规范化论丛》等多部作品。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他于192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著国语文法》一书，是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白话文语法著作。该书在借鉴了纳斯菲尔德的《英语语法》，继承并修改了《马氏文通》的说法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白话文语法研究体系，在汉语语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使他成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先驱者之一。该书以意义作为分析语法的标准，以句子为中心，认为句子是语法分析的基础，摒弃 “词本位”的语法体系，提倡“句本位”语法，建立句本位的词法论和句法论。他用意义来划分实词，把词类分为实体词、述说词、区别词、关系词和情态词5类，把句子成分分成主要、连带和附加3种。他还提出“依句辨品”的说法，认为词类与句子成分之间有对应关系，词性随着词在句子中的分布位置而确定。在书中，他还将美国的里特等人用图解分析语法的方法用来分析汉语语法，开创风气之先。此外，他还著有《比较文法》（北平著者书店，1933年）、《中国语法与词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部，1950年）、《汉语语法教材》（合作，商务印书馆，1957～1962年）等。在辞典编纂方面，1923年，他促成于国语统一筹备会下设立国语辞典编纂处，1928年更名为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他曾主编《国语辞典》《新部首索引国音字典》《增订注释国音常用字汇》《中华新韵》等，解放后又主编了《汉语辞典》《国音字典》《学文化字典》《学习辞典》等。这些工具书都为扫除文盲、普及教育、提高语文教学水平、推广普通话及汉语规范化等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促进作用。胡适现代著名学者和教育家。原名洪骍，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906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1910年考取留美官费生，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入文学院，1914年获硕士学位。1915年进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后又任北大教务长兼英文系主任。1928年任中国公学校长。 1931年春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35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评议会评议员。1946年就任北大校长。1949年离沪赴美。其间曾先后于1952年和1954年返回台湾讲学，并出席“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1958年离美返台，定居于台北，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病逝。五四时期，我国中小学的国文科，从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到教材教法，都经历着重大的历史性变革。在这场革新运动中，胡适的影响至巨。胡氏是提倡白话文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1906年，一批“清国留学生”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自编《竞业旬报》，全部刊载白话文章。胡氏在读期间，就为该报第１期撰写了纯粹白话的《地理学》，同时还为《安徽白话报》等提供白话文稿。当时，他还不过是个15岁的少年。1910年赴美留学，仍竭力倡导白话创作。自己首先尝试着用白话写诗，后来这些诗稿结集成我国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胡氏又是第一个尝试着用白话来翻译法国都德的著名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和《柏林之围》的人，那是1912年前后的事。这两篇杰出的白话译作，后来都被选作国文科的经典性教材。1919年，胡氏又把自己用英文写成的独幕剧《终身大事》翻译成中文，这便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戏剧文学的白话剧本。1918年，胡氏又冲破了历来用文言来写学术著作的传统老例，尝试着用白话来写哲学论著，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白话学术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国文教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早在1915年6月，胡氏就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题为《论句读及文字符号》的专论，除了指出传统圈点法的弊害以外，还亲自设计了10种新式标点符号。推行国语，也是五四运动的又一重大业绩。1920年，教育部在京开办了一个国语讲习所，胡氏出席讲演十余次，对教育部命令全国各国民学校一、二年级都改用国语教授，表示赞赏，指出“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它“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20年”。胡氏在1920年和1922年先后就国文教学改革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发表过两次讲演。前者是应北京高师附中国文研究部之邀，所作的题为《中学国文的教授》的讲演；后者是应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山东济南召开的第一届年会之邀，所作的《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的讲演。这两篇重要论文，对中学国文科的教学目的、课程设置、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作了全面的论述。所论各点，就胡氏本人而言，是他以往所持一系列卓见的综合反映；就语文学科的发展而言，是后来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拟制中学国文科课程标准的重要基础。陶行知陶行知（1891—1946年），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1891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歙县，自幼聪明好学，邻村的一位塾师认定这孩子长大后必然能成就大事，就让他免费入塾读书。有一天下大雪，当他赶到塾馆时老师已经开讲，他硬是站在门外专心致志地听老师把课讲完。这种学习精神感动了塾馆里的每一个人。1906年，他进入本县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免费读书，在这里学习英文、数学、理化等课程，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但由于他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底层，所以从童年时代起就对民间的疾苦有深切的感受。他尤其关注中国的农村，立志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广大中国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处境去奋斗。因此，在崇一学堂读书的时候，就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赴美留学。1917年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等，反对“沿袭陈法，异型他国”。推行平民教育。“五四”运动后，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创办晓庄师范。1930年4月，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为借口，武力封闭晓庄学校。陶行知受到通缉，被迫临时避难日本。1931年春，陶氏返回上海，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对当时《申报》的革新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932年起，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 ，“晨更公学团”，“劳工幼儿团”，首创“小先生制” ，成立“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 ，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1934年主编《生活教育》半月刊。7月，正式宣布将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 。“九.一八”事变后，陶行知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7月，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毛泽东主席复信表示支持。接着，受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美、亚、非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次年会，“世界青年大会”，“世界反侵略大会”，当选为世界和平大会中国执行委员。为光大中华民族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38年8月，陶氏回国路过香港，倡导举办了“中华业余学校”，推动香港同胞共赴国难。 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古圣寺为儿童创办育才学校，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儿童。1945年，陶行知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推行民主教育。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陶行知被列为黑名单上的第三名。他一面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一面继续坚持斗争，视死如归，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终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于1946年7月25日患脑溢血逝世，享年五十五岁。陶行知的一生，是在人民涂炭，国家多难、民族危急之秋度过的，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枕，与劳苦大众休戚与共，与共产党人亲密无间，为人民教育事业，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斗争事业鞠躬尽瘁，奋斗终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陶先生著作宏富，论述精当，与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学息息相通，堪称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代巨人”。陶行知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陈望道现代语言学家和语文教育家。原名陈参一，笔名佛突、雪帆、晓风、张华等，浙江义乌人。毕业于浙江之江大学。1915年春，赴日留学，先后在东洋大学修习文学、哲学，在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修习法律，获法学士学位。1919年，五四风暴突起，陈氏毅然回国，应聘到浙江第一师范任国文教员。因“一师风潮”案，愤而离校，返回故里，静心翻译《共产党宣言》，出版了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1920年春，应陈独秀之邀，到上海编辑《新青年》杂志，当年就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1923年至1946年，先后任上海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和新闻系主任、代教务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校长。1977年病逝，终年87岁。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陈氏就积极投身于语文和语文教育的革新运动，提倡白话文，推行新式标点符号，主张文字改革，不遗余力。在30年代初，针对国民党一些御用文人提出的“文言复兴运动”，首先提出用 “功能”的观点来研究汉语文法的见解。陈氏还写了大量的学术论著，内容涉及到语言学、文章学、逻辑学、修辞学、美学、文艺学等许多领域，为增进语文教育内容的科学性和深广度做出了贡献。早在浙江一师任教时期，陈氏就自编国文讲义，在语文教材的革新方面作了大胆的尝试。1922年，发表《作文法讲义》，开拓了文章作法的新领域。1934年，与夏丏尊、叶圣陶等人合作，编纂了《开明国文讲义》，创造了语文教材编制的新体例。陈氏一贯认为我国传统的以熟读、背诵、模仿为主要环节的语文教学法不科学、低效率，必须改革。他主张：第一，要确定一些条件作为安排读文层次的标准。第二，教学时必须注意选文内容的背景和选文形式的规律。第三，语文教学要破除“漏斗式”的注入法，要努力唤起学习者的兴味。他还主张要在一般学校以外开辟“第二学校”，如建立公共图书馆，以扩大学习者接受教育、吸取知识、开阔视野的阵地。陈氏有关语文和语文教育的论著，均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陈望道文集》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陈望道语文论集》。叶圣陶叶圣陶（1894-1988）原名绍钧，汉族。字秉臣。江苏苏州市人，著名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历来主张把养成良好习惯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在他的有关教育和语文教学的论著中，涉及到习惯的论述，据我们不完全统计，就有百余处之多，可见他把养成青少年学生的良好习惯摆在多么重要的地位。他甚至认为教育的全部目的就是要养成学生的良好习惯。他说：“教育是什么？往简单方面说，只须一句话，就是要养成良好习惯。德育方面，要养成待人接物和对待工作的良好习惯；智育方面，要养成寻求知识和熟习技能的良好习惯；体育方面，要养成保护健康和促进健康的良好习惯。咱们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就是要使学生养成社会主义社会里生活的一切良好习惯。”我们非常赞同叶圣陶的观点，认为即使把养成好习惯放在各类教育中至高无上的位置也不为过，因为好习惯属于“为人”的范畴，而“为人”比“为学”不知要重要多少倍。好习惯养成了，一辈子受用；坏习惯养成了，一辈子吃亏。养成学语文的好习惯是叶圣陶培养习惯说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他认为就语文学科而言，教师一定要鼓励和引导广大青少年学生尽早养成两种好习惯，一种是凭语言文字吸收（听和读）的好习惯，一种是凭语言文字表达（说和写）的好习惯。具体分解开来，叶圣陶认为要学好语文，至少要让学生尽早养成这样一些好习惯。（一）专心“听话”的好习惯“听”在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是须臾也不能离开的，教育心理学工作者观察一般语言活动的使用频率，得到的结果是：“听占45%，说占30%，读占16%，写占9％。”可见人们求得知识的主要途径是靠“听”。叶圣陶在《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中指出：“听人说话，能够了解对方的要旨，不发生误会。又能够加以评判，对或不对，妥当或不妥当，都说得出个所以然。”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教师必须在平时加强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听”的训练。在整个训练过程中，要格外重视在“专心”两个字上下功夫，并时刻注意根据不同学生的年龄、地域、学识等差异，分别进行有的放矢的培养。就一般而言，应遵循先慢后快、先简单后复杂、先具体后抽象等原则，使学生听话能力的诸要素都得到全面提高。到那时，学生养成了专心听话的好习惯，听话的质量必将大大提高，在听话方面形成的能力就可真正享用一辈子了。（二）勤于阅读的好习惯叶圣陶认为，在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要千方百计把学生的阅读兴趣调动起来，教师的责任不在于把一篇篇的文章装进学生脑子里去，因为教师不能一辈子跟着学生。教师只要待学生预习之后，给他们纠正、补充、阐发；唯有如此，学生在课前的预习阶段练习自己读书，在课内的讨论阶段又得到了切磋琢磨的实益，他们才能尝到阅读书籍的甜头。（三）认真说话的好习惯早在1924年，叶圣陶就专门写过一篇题为《说话训练》的文章，把训练儿童说话一事看得极为重要。所以在学校里，教师一定要对学生进行说话的严格训练，否则的话，“他们出了学校不善说话，甚至终其身不善说话。”现代语言学家把说话能力的构成要素归纳为定向能力、编码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语音调控能力和态势配合能力等五种。为此，我们对学生进行说话训练，课内可采用诵读、复述、发言、讨论等形式；还可结合作文教学来训练学生的说话能力，如先说后写，写后评说和口头作文等。至于日常生活中，随时都可进行说话训练，如慰问、接待、致辞、演讲等。当然最好都能有教师的指导，指导得法，学生不但能提高说话能力，而且交际能力、思想品德等方面也都能同时得到锻炼和提高。（四）随时写作的好习惯写作是一门技能，需要经过长期不断的实践。叶圣陶曾经有过这样的设想:“能不能从小学高年级起，就使学生养成写日记的习惯呢？或者不写日记，能不能养成写笔记的习惯呢？凡是干的，玩的，想的，觉得有意思就记。一句两句也可以，几百个字也可以，不勉强拉长，也不硬要缩短。总之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对自己负责……这样的习惯假如能够养成，命题作文的方法似乎就可以废止，教师只要随时抽看学生的日记本或笔记本，给他们一些必要的指点就可以了。”令人可喜的是，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小学语文老师按照叶圣陶的设想去进行作文教改的试验，让学生认真地多写多练，养成随时作文的良好习惯，写作水平都提高得相当快。（五）自改文章的好习惯文章写完之后为什么要修改？因为初稿中出现这样那样的纰漏或差错是难以避免的，也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只有经过反复斟酌、推敲和修改，才能不断完善起来。为什么自己修改比让老师或他人修改好？因为只有自己修改才是主动的，才能得到实际的锻炼。为此，叶圣陶极力反对语文老师对学生作文进行“精批细改”，而提倡在认真审阅学生作文的基础上启发和指导学生自己修改。教师千万不要把本应由学生做的事情越俎代庖地包揽过来，弄得自己疲于奔命地搞无效劳动，学生却永远不会修改。（六）规范写字的好习惯中小学生能否规范写字，与教师的关系甚为密切，为此，教师的板书和评语至少应该做到端正清楚，笔顺正确。如果教师本人都不把规范写字当回事，学生势必会跟着不规范，其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叶圣陶1972年9月在给一位语文老师的回信中说：“我要给你提个小意见，字要写得端正清楚些……字不好不要紧，笔划不清楚，叫看的人费心力眼力，就不合乎群众观点了。”在大力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更应该把改变字风，规范写字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我们高兴地看到，已有不少中小学生能写一手好字，但是字写得潦草以及写错常用字的学生（包括大学生和研究生）仍占相当高的比例。所以，一定要通过教师及学生双方的共同努力，加强训练，逐渐形成写字端正清楚，先对后快，既对又快的良好习惯。（七）常查词典的好习惯众所周知，任何一本高质量的词典都不是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所能编撰完成的。目前，在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都可购到不同版本的词典，但需要甄选其中的珍品。有的人没有搞懂“东山再起”、“豆蔻年华”、“万人空巷”、“不刊之论”、“美轮美奂”、“差强人意”等成语的真正含义，在说话或写文章时就闹出了不少笑话，有时甚至还会把自己弄得很尴尬，所有这些，其实只要一查词典，就全都明白了。经常查阅词典，就等于生活在一大批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专家身边，随时可以请教，这等好事，何乐而不为？（八）善于自学的好习惯知识的学习和能力的提高是永无止境的，每个人都应该话到老、学到老。在学校里有老师指导，但人的一生在学校里度过的时间只占一小部分，大量的时间不是在学校里。走上社会工作岗位之后，主要应靠自学。实践证明，通过自学而掌握的东西点点滴滴在心头，往往更有利于指导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善于自学的好习惯不应该等到离开学校之后才去培养，必须在学校期间就养成，而且越早越好。叶圣陶所提出的种种学语文的好习惯，全都与青少年学生语文素质的发展提高密切相关，所以，他的一系列正确主张，绝大多数都已被教育部写进了语文课程标准之中。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特色（一）个性特色任何科研成果的获得，不管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虽然受特定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的限制，但都离不开研究者个人的努力，它是个人心智结构的体现。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形成亦复如此。叶圣陶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修养成良好的个性品格：禀赋聪慧、博闻强识的基本素质，勤奋刻苦、好学深思的良好态度，见贤思齐、从善如流的谦逊品性，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严谨作风，坚持不懈、追求真理的坚韧毅力，求真求新、创新自铸的创造精神。所有这些，使他特别执着于自己的实践，潜心于对实践的思考，从而作出对经验的归纳与总结。可见这些品格形成了他理论的广博特色，而理论的形成又促使他个人品格的升华，可以说他的个性既是他获得成功的条件，也是他获得成功的结果。这体现了，在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着主观世界，而主观世界的改造又促进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这种互为因果的关系，清楚地表明在叶圣陶对语文教育客观规律的揭示中，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渗透着他的个性特色。诸途贯通，是其内容方面的个性特色。叶圣陶是集文学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多栖式”人物，这就使他能够通过创作、教学、编辑、研究诸条途径，把语文教育贯通起来。这也就是说，他通过这四方面的具体实践，从立体的角度来整体地综合地观照语文教育：创作实践，使他备尝语言运用的种种甘苦；教学实践，使他积累了指导读写训练的诸多经验；编辑实践，使他了解教材编选的分寸得失；研究实践，使他居高临下洞察现象的表里深浅。所有这些，使他每下断语，往往见解独到、切要中肯。尽管与叶圣陶同辈的一些学者也有与叶圣陶同样的经历，但却没有他那么全面久长，那么纵横贯通。可以说，叶圣陶对中小学语文教育问题关注之深切、改革心情之急切、研究内容之详明，在中国近代语文教育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各方聚焦，是其形式方面的个性特色。一般教育研究工作者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的形式往往比较单一，主要是论文或论著。而叶圣陶多才多艺，表达自己对语文教育的主张，其形式也是丰富多彩的，他用不同的方式聚焦于语文教育思想，使之更加突出，更加鲜明；或者通过小说，运用形象的方法，对语文教育规律作出艺术概括，让读者获得感悟；或者通过诗词，运用想象手法，抒发对语文教育的感受，让读者获得感染；或者通过书简，运用叙谈的方式，对语文教育思想与方法进行点拨，让读者受到启迪；或者通过散文，运用理性与形象结合的方式，结合事例介绍语文教育原理，让读者获得感知；或者通过论著，运用逻辑论证方法，揭示语文教育的性质与规律，让读者心悦诚服。总之，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博大精深的内容，通过全方位的途径及多姿采的形式，对经验型而非实证型的理论能作出如此完整与鲜明的表述，是他人所不易企及的。（二）时代特色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雷洁琼说：“叶圣陶先生，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经历过几个朝代，历尽人间沧桑，但他始终和人民一起站在时代的前列，同时代一起前进。”叶圣陶不断前进的政治追求，使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获得更新，从而使他所从事的“多栖”事业既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又有可靠的科学方法，这也就使他的语文教育思想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广泛吸收时代精华，是其内容方面的时代特色。虽然处在新旧社会、新旧教育体制与新旧思想交替的时代，他却始终站在新生的先进的制度与思想一边，站在时代的前列。在本世纪20年代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方面，以“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来审视传统教育，在批判中继承与发扬，同时能在国门打开以后“东渐”的西学中汲取各种教学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做到中西融汇、消化出新，给他的语文教育思想注入了合理的科学的成分，增添了鲜明的时代色彩；另一方面，他又从同代的教育家、文学家、美学家、思想家的研究成果中，汲取众多的营养，用当时“科学共同体”认同的内容来充实与完善自己的语文教育思想，成为国内先进教育思想的代表。不断追随时代前进，完成其语文教育思想体系的建构，这是从形成过程中所体现的时代特色。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随时代变迁，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1）从“五四”前夕到抗战前夕（1916—1937）是萌生期。“五四”运动对封建制度和旧礼教的冲击，以及以杜威为代表的国外先进教育思想的引进，成了处在小学教育实践中的叶圣陶决心改革教育的外部条件。此时期，包括在《新潮》杂志发表的以“改造小学教育”为内容的系列论文在内的文章约120篇，提出了他对教育的基本看法，并作了理论上的阐释。（2）从抗战开始到全国解放前夕（1937—1949）是发展期。此时期，他在四川任教中学与大学的国文及写作，后在四川教育科学馆任专门委员（即研究员），深入到四川20多个县调查研究，听课督导，获得大量正反两方面的资料，发表了《国文教学两个基本观念》《论精读指导不只是逐句讲解》等文章约150篇，揭示了语文教育中存在的种种弊端，深入探讨了语文教育的性质、任务以及基本模式，语文教育思想体系基本形成。（3）全国解放到“文革”前夕（1949—1965）是成熟期。此时期，他任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虽不直接教学，但仍关注语文教学，亲自主持“语文教学大纲”的制订与语文教材的编写。他学习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学习了苏联经验，也受到老解放区一些教育家的影响，写出了《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草稿）》《语言和语言教育》《阅读是写作的基础》《语文教学二十韵》等文章（包括诗歌）120余篇，对读写教学、教材建设、教师修养等方面作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语文教育思想体系趋向成熟。（4）从文革结束到逝世前夕（1977—1988）是完善期。叶圣陶经过“文革”十年沉默、十年思考，对语文教育本质和规律认识得更为清晰、更为深刻。“四人帮”一粉碎，进入耄耋之年的叶圣陶青春焕发，积极投入教育研究，发表了《大力研究语文，尽快改进语文教学》《要重视调查研究》《自力二十二韵》等诗文130余篇，对语文教育的一些重要的规律性的东西进一步突出强调，对于被“四人帮”歪曲了的东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还其本来面目，从而使其思想阐释更精深、表述更严密、休系更完善，因而更具科学性与规范性。（三）民族特色叶圣陶没有上过大学，没有留过洋，完全是自学成才。当然，并不是说他不了解西方教育；但是可以说，他更多更深地了解本民族的教育与文化，这是无庸置疑的。他受学于清朝末年，6岁进私塾读书，读过四书五经，学过八股文，11岁考秀才未中，12岁进公立小学，13岁进公立中学，接受新式教育。他自学古籍，熟悉“十三经”。1912年起任小学教员。长期的耳濡目染，使他对传统教育的利弊得失体察得深切详明，因而在他的教学与研究中指陈中肯、抑扬适切、弃取得当。对传统教育的批判断承，是其思想在内容方面的民族特色。他对传统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不持虚无主义。比如，他既批判旧时学塾那种逐字逐句讲解的教学方法，却又十分强调通过反复诵读来揣摩体会范文的意味、情趣和文气；既反对旧式文人热衷于代圣人立言的八股滥调，清算其在现代教学中的种种表现，却又十分讲究文字的谋篇布局，要求文章写得自然、圆如、严谨、得体；既鄙弃旧式教育把语文表现力说得玄妙神秘、不可捉摸，却又十分严格要求教师加强对学生语感的训练等等。至于对古代著名教育家孔子、孟子等的一些有价值的教育观点，更是直接继承，并赋予新的内涵，诸如“自求得之”“启发诱导”“举一反三”“文道统一”等都被直接引用，奉为圭臬，充分体现他的语文教育思想的民族性特色。语言文字的简净、畅明、平实、自然是其思想在表述形式上的民族特色。综观叶圣陶的全部论著，其语言清新自然，绝无生搬硬套、故弄玄虚的痕迹，没有生吞活剥、食而不化的引用，没有陈陈相因的文字，为人生疏的术语也极少运用。他总是读人家的书，动自己的脑，说自己的话，学习人家的观点，也总是将其深入消化吸收，化为自己的血肉，特别是引进西方的先进教育思想，也不照搬西化的语式、冗长的句子，总是将其放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之中，用平实自然的语言表达出来，做到用今话述古论、用汉话讲西学，完全是用民族的形式，平易近人，如说家常，没有学究味与书卷气。思辩说理，言简意赅，力避繁琐，是其思想在思维形式方面的民族特色。他的作品表现出典型的东方思维，没有连篇累牍的叙述，没有细密繁琐的论证，较多的是单篇短什，甚至不少篇章三言两语、点到为止，但深刻精警、意味深长，充分显示其思维形式的民族化。当然，作为科研论文，这也不是唯一的形式，更不是最佳形式，叶圣陶也写了不少很有份量的长篇论文，不乏具体的阐述，不乏层层深入的逻辑论证，富有说服力与推论性。（四）科学特色作为一门科学，一种思想，它是系统化了的反映客观规律的理论知识。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虽然散见于他各种体式的文章之中，但综合起来却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其内容的科学性是十分明显的。全面系统性。这是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必备特色。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包括语文教育的方方面面，从历史到现状，从理论到实践，从原则到方法，从教学到教材，从教师到学生，从学校到社会，无不涉及。从教学来说，涉及到阅读教学、写作教学、听说教学、书法教学。可以说涉及到语文教学外部与内部关系的诸多方面，形成一个大的系统，其中各要素及各子系统之间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自铸创新性。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当然不是凭空杜撰的，既有其深切的实践依据，又有其广泛的社会基础；既吸收传统的积极因素，又消化了西方的先进成分；他把实践的悟性，经验的结晶以及中外优秀的理论精华融而为一，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是独到的。他曾反复要求自己与告诫别人：“不论质料，不论方式，总须是我们自己的。”没有新意，没有一点儿自己的东西，宁可不说、不写。这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的严谨的态度，也正因为这样，叶圣陶有关语文教育的论述都是用自己独特的语言形式，正确地揭示了语文教育的本质与规律，历久而弥新，为人所叹服。实践有效性。如果把《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于1980年的出版，作为新时期学习叶圣陶的开始，那么至今近20年。期间开了多次研讨会，交流了众多的学习研究成果。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中的“工具说”“例子说”“习惯说”“相机诱导说”“教期于无教说”等，都成为广大语文教师教学改革实践的指导性原则，成为克服弊端的行之有效的思想武器，受到普遍的赞誉。究其原因，确是吕叔湘先生所说：“叶圣陶的大部分文章是解放以前写的，为什么现在还没有过时呢？这是因为现在有很多问题表面上是新问题，骨子里是老问题。所以，这些文章绝大部分仍然富有现实意义。”事实上，当今一些取得进展的语文改革实验，众多的获得教学成功的语文教师，都确实是受了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影响的结果。总而言之，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虽有借鉴与吸收，但却是他亲身实践、深思熟虑的产物，具有独创性；虽经受了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变化，经受正反两方面考验，而历久弥新，说明其具有科学性；虽有明显的本土化，但越是民族的才越具有世界性。正因为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具有这样的特色，我们便更应该珍视它、学习它、研究它、传播它，进一步发扬光大，为建构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现代精神的新语文教育的理论体系与实践体系作出不懈的努力。朱自清现代著名文学家和语文教育家。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县，后居扬州，称“我是扬州人”。19岁入北京大学预科，不到一年，又考进本科，并以三年时间修完哲学系全部课程。在校时，就开始文学创作。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1920年先后加入“新潮社”和“文学研究会”。1921年起，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工作，历任浙江省杭州、台州、温州、宁波等地的师范学校和上虞、扬州两地中学的国文教员。1925年应聘北上，任清华学校大学部国文系教授， 1930年任中国文学系主任。次年赴欧留学，在英国攻读语言学及英国文学。一年后回国，在清华继任原职。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合大学仍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坚持教学，一丝不苟。1945年，抗战胜利，随学校回北京。因积劳成疾，于1948年8月12日，溘然长逝。朱自清在贫病中坚守中国人的气节，不吃美国“救济粮”，受到毛泽东高度赞扬：“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朱氏对于中学、大学的中国语文教学工作，始终热情关注，不遗余力。对于中学语文教学的性质和任务，早在1925年他就著文指出：中学国文教学的目的主要有两条：（一）养成读书、思考和表现的习惯或能力；（二）发展思想，孕育情感。他指出：“这两个目的之中，后者是与其他科相共的，前者才是国文科所特有的。”这“相共的”和“特有的”说出了双目的之间的辩证关系。此外，他又用自己优秀的文学创作，显示了纯粹白话文的巨大魅力，为青年提供白话文写作的范例；他甚至应教科书编者朱文叔之邀，专门为中学国文教科书写了白话文短篇《春》作为课文，使它成了后世语文教科书中必选的杰作。他研究中国语文的精辟见解，汇集在《经典常谈》、《语文拾零》、《语文影》、《论雅俗共赏》、《标准与尺度》等论著当中。抗战期间，与叶圣陶合作编写的《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和《国文教学》等书，几乎成为当时中学国文教员的必读书。抗战胜利后，与叶圣陶、吕叔湘等人为开明书店编制《新编高级国文读本》和《开明文言读本》，影响深远。朱氏在语文教育上既重视白话文和现代文，也重视文言文和古典文。他认为现代青少年读的、写的主体应是现代白话文，但他们又不可没有最低限度的接触古代典籍的能力，因此二者要合理地结合，相互为用。在语文训练方面，他尤其重视说明文和议论文，认为这两种文体，既切合实用，又有利于训练学生的思想。在表达能力的训练步骤上，他认为“思想、谈话、演说、作文，这四步一步比一步难，一步比一步需要更多的条理”，因此他提出了“从练习演说入手”来培养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设想。他重视文章的朗读，为国人所尽知，有《论诵读》、《论诵读教学》、《论朗诵诗》等文，论述详备。周予同现代经史学家和教育家。1920年大学毕业后，赴厦门大学任教。1921年后，历任上海大学、安徽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复旦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和副教务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兼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文教委员会副主任、《辞海》副主编，为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氏早年研究教育学，并运用新的教育理论，结合自身深厚的文史功底，观察、研究、指导语文教育工作，高屋建瓴，屡有卓见。首先是关于国文课程的设置问题。周氏在1922年的《教育杂志》上发表《对于普通中学国文课程与教材的建议》，除了对辛亥革命后教育部制定的《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和《中学校课程标准》中确定的五项学目提出商榷意见外，还亲自为当时的四年制中学草拟了一份国文课程支配表。表中提出的学目有两点值得重视。其一是扩充了原有的“文法要略”的内容，使语言基础知识的内涵扩展为现代汉语（“国语法”）、古代汉语（“国文法”）、修辞（“修辞要略”）、应用文法式、论理学（即逻辑学）大意，内部构成因素相对完备。其二是同意胡适重视“读书”的观点，却又婉拒胡适忽视“讲书”的偏颇，认为“讲书”仍有存在的价值，但光 “讲书”而不注重“看书”，弊害也大，所以专门提出了一个名为“阅书质疑”的学目，使“阅读——见疑——质疑——释疑”这一合理的阅读流程得以在学目中落实。1922年，中学学制改为“三三制”，并实行分科制和选科制，即所谓“新学制”。这一学制的确立，对中学语文课程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学习年限由四年延长至六年，高级中学分普通科、师范科、职业科；在各科内部又要实行选科制，这就势必要求语文课程提高程度，增添学目，以应需要。为此，周氏提出了新的课程设置建议。其次是对国文教材的选材标准和排列原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于教材的选材标准，周氏提出了五个“一概不录”，如“凡思想学说带有神权或君权的色彩，不适合于现代生活，或不足为将来生活的指导的，一概不录”；“凡卑鄙龌龊的应酬文章和干禄文章，一概不录”；等等。又提出两个“主张入选”：一是“诗歌中如古风及白话诗”；二是“生存人的文章”，即现代人的优秀诗文。至于选文如何列序，周氏说：“排列国文教材的方法，有讨论价值的，只有四种：一、按文体来分类；二、以问题为主纲；三、用程度作标准；四、依时代而逆溯。”对于国语文的排列，周氏主张取第二种方法；对于文言文的排列，他主张取第四种方法，不是按时代先后列序，而是按时代逆溯，即由近及古。这些观点对后世文、白分编教材的编制有较大影响。吕叔湘吕叔湘 (1904- 1998.4) ，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江苏丹阳人。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东南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曾在丹阳县立中学、苏州中学任教。1936年赴英国留学，先后在牛津大学人类学系、伦敦大学图书馆学科修读。1938年回国后先后任云南大学文史系副教授，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兼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以及开明书店编辑等职。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952年任清华大学中国语文系教授、东欧交换生语文专修班主任。1952年起任中国科学院语言所（1977年起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 1978年－1985年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委员、顾问，《中国语文》杂志主编。1980年－1985年任中国语言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1980年起为美国语言学会荣誉会员。1987年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94年4月被聘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是第三至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法制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5月拿出多年积蓄的6万元，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的基金。长期从事汉语语法的研究，是近代汉语语法的开创人之一，所著《中国文法要略》是迄今为止对汉语句法全面进行语义分析的唯一著作。主要著作有：《文言虚字》、《中国人学英文》、《语法修辞讲话》、《汉语语法论文集》、《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现代汉语八百词》、《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语文论集》等。1998年4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叶沧岑叶苍岑（1904——1993），著名语文教学法专家。河北任丘县人。193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先后担任洛阳、邢台、桂林等地师范学校和桂林高级中学国文教员。1943年后，先后在桂林师院、保定师专、北京师大、辅仁大学任教。1952年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专任“中学语文教材教法”课程的教学。叶氏在40年代初，任教于桂林师院时，曾编写出版过一部《初中精读文选》。同时，在《国文杂志》第一卷第二期（1942）上发表《对中学新生谈国文学习》，针对中学新生的实际，讲述了“中学国文科的目标”、“学习的内容”（精读、略读、作文、文章法则、口语练习等）、“在学习上应该注意的地方”等有关中学国文科的若干重要问题，似乎是一部具体而微的中学国文学习法指南。1953年，配合前苏联专家普希金教授的学术活动，指导实习生进行“红领巾教学”改革试验，发表《从〈红领巾〉的教学谈到语文教学改革问题》的专论，在国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叶氏的主要论著有：《论语文教学改革》、《说明文通论》、《说明文教学问题研究》、《议论文读写基本能力培养》、《实用文》等。主编有：《中学语文教学通论》（一册）、《语文基本知识丛书》（九册）、《语文基本能力培养丛书》（九册）等。叶氏任北京师大中文系教授期间，主讲中学语文教材教法多年。在改革开放后，语文教育向科学化目标迈进的历程中，叶氏首先关注的是“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他主张：（1）定向研究。他认为中学语文课是一门具有工具性、思想性、实践性等多种性质的综合性学科。语文教学客观存在的综合性特点，要求人们多侧面地对它进行系统的全面的考察和研究，以建立语文教学研究的整体观念。（2）定量研究。他认为语文教学的整体，主要是由阅读教学、写作教学和语文基础知识教学三大部分组成；而其中的每一部分都有一个定量分析问题。把这三大部分的定量问题分析出来，并整理清楚，既划定范围，又确定内容，对学生学习一定十分有利。（3）编序研究。他认为在定向、定量的研究基础上，从教学需要出发，必须科学合理地解决内容的编排序列问题。这种“科学化”的设想，对培养中学语文师资十分重要。在这一点上，叶氏的见解也是个贡献。张志公张志公（1918～1997），河北省南皮县人，语言学家及语文教育家。1937年考入中央大学，后转入金陵大学外语系，学习外国文学和语言学。毕业后曾历任金陵大学、海南大学副教授，开明书店编辑，《语文学习》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汉语编辑室主任，《中国语文》编委，人民教育出版社外语编辑室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市语言学会会长，北京外语学会会长，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逻辑与语言研究会顾问，北京语文教学研究会顾问，《中学语文教学》顾问，《语文教学与研究》顾问，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等。他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汉语语法和修辞及语文教育方面。在语法修辞方面，他著有《汉语语法常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修订）、《修辞概要》（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修订）、《语法学习讲话》（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语法和语法教学》（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等。其中《汉语语法常识》一书，自成体系，对汉语词类划分进行了新的处理。该书注重实际应用，以丰富详实的实例，深入浅出地论述了汉语语法现象和规律，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成为当时影响较大的语法书之一。《语法学习讲话》是一本通俗而富于新意的语法书，对语法知识的普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主持制定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及主编的中学《汉语》教科书（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后更名为《汉语知识》，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以及由他主编的为介绍和阐述该语法系统而出版的论文集《语法和语法教学》是他对现代汉语语法的最大贡献。该系统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学语法教学，不少高等院校尤其是高等师范院校的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的主要依据，对现代汉语语法的教学和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此外，他还有不少论文来阐述自己的语法论点，如《关于汉语句法研究的几点意见》（《语文学习》1956年第4期）、《语法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用意义》（《中国语文》1957年第1期）、《一般的、特殊的、个别的》（《语文学习》1954年第4期）、《可能的和必要的》（《语文学习》1954年第5期）等。《修辞概要》一书打破以往修辞学著作以讲辞格为主的局面，而将修辞与语法联系起来，并讲到了风格学。此外，他还提出了“汉语辞章学”的概念，并撰文《辞章学修辞学风格学》（《中国语文》1968年第8期）和《谈辞章之学》（《新闻业务》1962年第2期）等，初步构拟出汉语辞章学的理论框架。在语文教育方面，他著有《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漫谈语文教学》（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1963年）等。《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一书通过对蒙学和蒙书所进行的系统研究与整理，对中国传统语文教育的实践和经验进行了整理和总结，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另有关于外语教育的一些论著，如《怎样学习俄语》等。此外，他还主编了《现代汉语》（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教材，有《语文教学论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张志公论语文教学改革》（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张志公文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等著作。阮真阮真，又名阮乐真，浙江绍兴人。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曾在厦门集美学校高等师范文科和国学专修班任国文教员。1928年，应广西教育厅之邀，去该厅编译处担任《教育论丛》的编辑工作。1929年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并在中山大学教育学研究所潜心研究中学国文教学，担任教材教法研究生的导师。离开广州之后，曾先后在上海暨南大学、无锡国专、无锡师范等校任国文和国文教学法课程的教学工作。1936年为适应师范国文教学法课程的需要，提纲挈领，精心撰写成《中学国文教学法》一书。朱绍禹我国当代著名语文教育家、中国语文教育学理论的奠基者、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全国语文教学法研究会原理事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学习科学专业委员会原理事长、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朱绍禹先生，因病于2020年5月9日14时在长春不幸逝世，享年87岁。朱绍禹先生1922年12月13日出生于吉林省永吉县。1949年，毕业于东北大学文学院国文系。1950年起，在东北师范大学执教，先后为中文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8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成为我国语文教学论专业首位硕士研究生导师。1988年，受原国家教委的委托，主持了三期由来自全国各地师范院校的语文教学法教师参加的语文教学法研讨班，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语文教育研究的专家和学者。1990年离休后，对学术研究更加热衷和执著，相继出版了多种著作，并频繁地被邀请到各地讲学，国内曾两次举办“朱绍禹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这更加奠定了他作为语文教育理论研究一代宗师的地位。朱绍禹先生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近60载，不仅以其坚实的教学实践培养了本科生、研究生、进修教师、中学骨干教师等多层次的专业人才，还凭借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出版了大量著作，著有《中学语文教育概说》《中学语文教学法》《语文教育科研导引》《朱绍禹文存》，主编《国外语文教学资料》《九国语文教育资料》《语文教育学》《美日苏语文教学》《语文教育文存·外国语文教育》《中学语文教材概观》《中外母语课程教材比较研究》《语文学科研究动向》《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等18部著作和教材，发表《中小学语文教学研究的现状、课题和发展》等论文百余篇。朱绍禹先生在其著作中，系统地阐述了语文学科的性质、价值、目标、内容、原则、过程和方法，构建并完善了我国语文教育科学的理论体系。朱绍禹先生在学科基础观、学科结构观和学科发展观方面卓有建树，他的观点对语文教育学科发展影响深远，生动地反映了其语文教育思想的丰富性、深刻性和权威性，无愧于当代语文教育研究的一面旗帜。在此期间，他作为《语文报》起始阶段的特邀编辑，还参与了《语文报》的创办工作，是《语文教学通讯》1989年第6期封面人物。朱绍禹先生对我国语文教育的贡献可概括为六个方面:一、新中国高师语文教学法学科建设的奠基人；二、开语文比较教育研究的先河；三、推进语文教材的理论建设；四、开创语文教育科研的理论研究；五、倡导语文学习科学的实验和研究；六、培养了语文学科教学和研究的新生力量。刘国正1926年生,北京市人,语文教育家、诗人、杂文家。人民教育出版社资深编审、原副总编辑,曾任中国教育学会语文专业委员会理事长(现为名誉理事长)、国家教育部中小学教科书审定委员会审定委员。自五十年代初至今,他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实践、语文教学大纲的制定和编写、多套语文教科书的编辑和语文教学的研究,为中国语文教育事业默默耕耘了半个世纪。在建国之初,他就以教师的身分参加了审阅了第一套新中学语文课本。进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四十多年来,该社出版的每一套中学语文教材,都注入了他的心血,总计约百册。他的语文教育思想,一部分是教材论,一部分是教学论。编写教材离不开教学论的指导，其精髓是两个字一句话：两个字“实”和“活”；一句话是:“语文教学与生活相联系”。他已出版著作二十多种,都收在他的五卷本《刘征文集》里,第一卷收入语文教育论著,第二卷收入新诗,主要寓言诗；第三卷收入诗词；第四卷收入杂文随笔；第五卷收入古代寓言整理。他的语文教学论著的单行本也有不少。他今年已七十五岁,依然精神矍铄,投身研究和写作,乐此不疲。对真理的探索,他自誓要像夸父逐日那样不停息的走下去。顾黄初顾黄初，1933年生，浙江嘉善人。195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任苏北农学院附属工农速成中学教师，扬州地区教师进修学院教师，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教授。现任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课程与教学论硕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语文教学法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任。曾兼任中国民主促进会扬州市委主任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第三、四届扬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六届江苏省政协委员，第七届江苏省人大代表，第八届、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教育部第一、二、三届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中学语文学科审查委员，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编审，课程教材研究所学术顾问等职。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顾先生致力于中国语文教育的理论探索、历史研究和教材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语文教育思想体系，为我国语文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先后出版专著《现代语文教育史札记》、《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讲话》、《语文教育论稿》、《语文教材的编制与使用》（与顾振彪合著）、《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李杏保合著）、《语文课程与语文教材》（与顾振彪合著）、《顾黄初语文教育文集》（上、下），主编著作《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与李杏保合编）、《二十世纪后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与李杏保合编）、《中国语文教育丛书》、《中学语文教师高级进修丛书》、《21世纪语文教育文库·教师继续教育系列丛书》等数10种；发表论文300多篇，其中：《语文教学论》1991年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1992年获第六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优胜奖；《语文教材的编著与使用》1997年获江苏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1999年被中国新闻出版署、中国版协教育图书研究委员会授予第一届全国教育图书奖二等奖。2002年10月，中国教育学会语文教学法专业委员会与扬州大学等单位联合举行了“顾黄初从教50周年暨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与会代表对顾先生在半个世纪以来的语文教育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形成的特色鲜明的语文教育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吕必松吕必松，江苏省泰兴市人，1935年6 月17日出生，1961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院长，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吕必松教授曾任中国北京语言学院(北京语言大学前身)院长，于1978年首次提出要把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来研究。1983年他主持成立了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并连任四届会长。1987年主持成立了世界汉语教学学会，连任三届会长和两届副会长。他主持完成的“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于1990年通过专家鉴定，开始在中国及世界推出。张巨龄张巨龄，回族，中共党员，1941年1月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65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光明日报》高级编辑，现为湖南理工学院特聘教授。从事现代汉语、语文教育和回族史学研究。历任教师、教研员、记者、编辑。1984年参与创办并主持《光明日报》“语言文字”专刊，是北京市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回族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校园文学报刊协会学术委员。几十年来，坚持应用语言学、语文教育学和回族史学研究，以及高校研究生、本科生教学工作，并多次在首都教师进修部门、高等院校和河南、河北、辽宁、安徽等省、市、地区做关于语言学和语文教育等学术报告，参加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有关方面主持的相关座谈，参与教参编写工作。1991年，与吕叔湘、陈原、张志公、柴泽民、张寿康、吕必松、奚博先等先生联名致函中共有关部门，就语言文字应用的规范化、标准化问题提出建议，对促进健康、纯洁地使用汉语汉字做了有益工作。翌年《人民日报》“海外版”改用规范简体排印。近年来，他多次接受国内报刊和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采访。2001年12月就汉字研究问题对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发表了个人见解。他发表的关于“语言文字的使用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主权行为的表现之一”、“教师业务水平的最后分界”在于如何使学生学会的“架桥”能力上，以及汉语言文字研究“要上下纵横，全方位观察”，“不能只凭对个别的、局部现象的个人感觉下结论”等意见，受到广泛关注。目前，出版专著有《语文·情趣·教学》、《语文教学初阶》、《作品分析与教学》、《诗词格律浅说》、《语海泛舟——张巨龄语言和语文教育论选》、《绿苑钩沉——张巨龄回族史论选》，主编《作文学》（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