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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个名校牌子，就成了名校？

说到集团化办学，脑中首先跳出的是一篇两年前的文章——《南极人、恒源祥、北极绒、俞兆林：不负责生产，只负责卖牌》。

文章揭露的是四大保暖服装品牌全成贴牌货，只卖吊牌不生产的现象。

当时看完，心头一惊又一凉。

倒不是不知道有贴牌这么回事，也理解“背靠大树好乘凉”，只是没想到，规模如此之大，品控如此之随意。

看着小品牌摇身一变成大品牌，接着以原来的质量，卖更高的价格，内心难免不平。

今天，许多集团化办学下产生的名校分校，也在遭遇类似的信任危机。

不知各位家长有没有发现，身边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某某名校分校，或领办校、托管校等，比如上海建平中学、上海市建平中学西校。在成都，比如七中育才银杏分校、树德实验西区、石室联中金沙校区等。

这些就是集团化办学的产物。

集团化办学并不是一种自发的市场行为，而是一种由行政指令主导的办学体制。

官方解释：

简单地理解就是，一所学校要不要挂牌成“名校”，一所名校要不要和其他学校携手并进，先由政府说了算，存在一定强制性。

集团化办学，并非强强联合，而是强弱配搭，通常是借一所名校带动薄弱学校、农村学校、新建学校，就是我们常说的“普小”“菜小”之类的。

在这种背景下，前期自发组建很难，尤其是公办校，因为没有谁愿意带弱者玩。

它变成一种刚性政策落地的背景是，各地教育资源不均衡所引发的“择校热”。

想象一下，如果家门口就是名校，那么也就不存在择校的问题了。

针对义务教育阶段的集团化办学，第一个吃螃蟹的是杭州。

1999年9月，杭州城西商住区的孩子和家长们收到一个消息：位于竞舟路的新建住宅区配套学校，已被杭州西湖区的老牌名校求是小学接管了。

随后几年中，西湖区求是小学与竞舟小学、星洲小学实施名校连锁办学，成立杭州市求是教育集团。

与此同时，杭州整体的集团化办学以求是小学为蓝本，也在不断推进，成为全国典范。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4月，杭州已经组建了356个名校集团，成员单位1333个，六个主城区名校集团化的覆盖率达到83.85%，幼儿园的覆盖率达到74.33%，跨层级的普通中小学教育集团达22个。

目前，全国范围内，集团化办学依旧被视为舒缓“择校热”，实现教育公平与均衡一剂良方，各地都在积极推进。

比如，北京计划2020年，中小学集团化办学再增加100所，将更多资源向落后地区倾斜。

杭州市教育局官方网站在发布的《杭州市公办初中提质强校行动实施方案》中表示，到2022年，实现公办初中名校集团（含互助共同体）全覆盖。支持鼓励重点高中与公办初中组建名校集团、公办初中与小学实施名校集团化办学、九年一贯制办学。

集团化办学当然存在诸多优势，尤其是针对公办校的集团化办学，它可以有效促进教师流动。

集团化办学的初衷是实现各校区均衡发展，那么均的核心资源肯定首先是师资。

温州市南浦小学李碧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近五年，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有两到三个校区从教经历，教师流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其中，带六年级毕业班后的教师一定流动，教师在三年级教学后可按需流动。骨干教师流动比例向相对薄弱的西校区倾斜。

不过集团化办学也存在不少劣势，比如“牛奶稀释”“借壳贴金”，还有地方政府“拉郎配”，强制要求“重点校”吞并弱校，试图达到联合重组、资源平衡的目的。

如此可能导致一个相反的结果：

不是大家都变好，而是一起变平庸，或形成集团内部的“择校热”。

择校热追根溯源是优质教育资源稀缺。

集团化办学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削峰填谷。

把牵头名校的资源不断分拨到其他需要带的弱校，尤其是师资、管理模式等。

作为被帮扶的一方，弱校当然开心，可名校惨兮兮，看着自己日渐力不从心。

那么，最后会出现两种情况：

名校向下兼容，水平变得越来越平庸。

这种情况确实是达到了资源均衡的目标，但对于名校、当地的整体教育并不利。

对有关部门而言，宁愿有几所牛校，竞争激烈一些，也不会希望都是水平相当的平庸校。

所以，这种模式，肯定不可持续。

另一种情况，出现越来越多的“挂牌名校”。

举个极端的例子，家门口左转的某所渣校，最近一眨眼挂上了某名校的校名，大家原本欢呼雀跃，可渐渐发现，渣校除了校名换了，其他啥也没变。

管理没变、老师没变、老师的能力也没变，反正通通没变，大家各过各的。

这里的名校，就像文章开头，小编提到的四大保暖服饰品牌，只卖吊牌，不参与生产也不品控。

如此，集团化办学规模就容易刹不住车，越扩越大。

小编发现，长沙砂子塘教育集团旗下有16所分校，上海七宝中学教育集团旗下则有17所分校，平均来看，大部分教育集团分校数量都超过了5所。

一般而言，由1所优质学校牵头，3-4所相对就近的薄弱学校组队，建成教育集团，是比较健康的比例。

不管是强带弱，还是老带新，想要不滑向“削峰填谷”“同质化”，而达到“保峰填谷”，必然需要大量时间。

可目前，规模扩张迅速，各分校教学质量就存疑。

就拿分校数量尚不多的杭州十三中集团为例。

目前，其下辖国有公办的杭州第十三中学、丰潭中学和嘉绿苑中学三所学校。

小编找了2020年杭州第十三中学和丰潭中学的中考成绩，各位家长可以做个比较：

丰潭中学参加中考127人，36人保送，560分以上4人，530分以上17人，500分以上32人。

杭十三中参加中考378人，81人保送，560分以上6人，530分以上90人，500分以上165人。

明显，不同分数段，十三中的上线比率要远高于丰潭中学。

同一集团，不同分校，成绩悬殊，容易导致同个集团内的“择校热”。

最典型的是，家长和学生更愿意往本部挤，不信任分校。

前不久闹得沸沸扬扬的上海六师附小统筹事件便是一个案例。

有家长卖掉了上海六师附小分校区的房子，以数倍的价格在本部校区附近买了一个老破小，结果没想到，自己还是被统筹调剂回了教学质量不如人意的分校区。

“85个家庭联名质问上海六师附小”事件由此引发。

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双方都存在对形势的误判，但光家长认栽，人家肯定也不乐意。

最终，学校给出的解决方法是，若学生愿意迁往万德校区，将对这85名新生单独编班并派出教师团队。

事到这儿才平息。

看吧，学校是不是挂了名校的牌不重要，师资才是关键。

小编不敢说，教育集团的每一所分校，都不好。

但其中肯定也存在一些“坑”。

有些教育集团的分校教学质量参差不齐，可能真是客观原因所致，比如弱校真的带不动，或者时间还没到。

对这样的学校，家长可以关注分校的师资流动和升学率情况。

比如一所初中，在成为名校分校后，3-5年间，中考成绩有没有特别大的浮动，若还和之前一样，那就要谨慎了。

原因可能是两方面：要么本部短期内实在无力和分校进行资源共享，要么分校和本部生源相差过大。

家长调查清楚，看看自己的接受程度再做选择，以免抱有不理性的期待。

不过，小编想强调的是另一种情况，某些教育集团可能在借分校图利。

集团化办学中，有一种模式叫“名校办民校”，即中小学名校同民营企业联办民校，通常以师资和品牌、管理等无形资产入股，名校出让校名冠名权，派出校本部师资。

一些民办教育集团可以通过合并弱校或建新校，让弱校新校学费先涨一波。

《民促法》修法前，K12民办学校的学费一般实行备案制，提价的窗口指导一般是2-3年提价15-20%。《民促法》修法后，营利性民办学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具体收费标准由民办学校自主确定”。

这其中的操作空间就很大了。

据个别家长透露，如果孩子要上某名校的分校，确实存在得多交一些费用的情况。

更普遍的是，中小学名校和地产商合作，通过名校效应炒高房价捞一笔。

2020年，重庆沙坪坝区的融创万达文旅城采用与名校“联姻”的方式，准备引进南开中学合办民校，并以此为“卖点”展开营销宣传，楼盘销售情况火爆。

后来由于规划调整，原先承诺的“名校学位”变为普通小学，由此引发业主集访维权。

名校分校不仅可以拿来赚钱，还可用以择优。

有些学校会事先和家长约定，孩子排在前面多少名可以到本校上课。

如此，分校成为选拔学生的一种途径，好学生被名正言顺地吸纳到本校，成为换算升学率时的分子。

不过这一招，随着“摇号”新政的实施，会失效。

还有一种很特殊的情况，家长也要注意，即名校分校进入某地后可能水土不服，最后在一些压力下，变成一所名字一样，但管理教学都“打折”甚至全新的学校。

没了名校的实，家长需要冒比较大的试错风险。

2020年，衡水中学入驻浙江嘉兴平湖时就掀起过巨大争议。

浙江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方红峰当时直言：

“他是个应试教育的典型，他眼睛里只有分数没有人。跟我们浙江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理念不符合，他们认为是先进，我们认为是落后的，我们浙江不需要。”

面对争议，这所分校必然需要“收敛”一些。

当地相关人员也及时出来回应称，不会复制河北的衡水中学。

不管怎么说，浙江的衡水中学肯定不会是“原汁原味”的衡水中学，牛不牛更是未知。

本文获授权转自鱼sir家长圈，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