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 | 桃李天下 壮心不已——访首届“中国财政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获得者邓子基
邓子基，1952年以优异的成绩从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毕业，成为新中国第一届研究生。
邓子基，是中国财政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财税学界主流学派“国家分配论”主要代表人物。
邓子基，迄今出版了专著、译著和教材75本，发表主要论文近500篇，著述等身。
邓子基，从教70年，不仅托起了一个学科，还培养出了108位博士。 邓子基，95岁高龄，至今每天读书写作。
6月25日上午，厦门大学经济楼比平时的周末多了几分人气和热闹，“财政学科建设与发展暨庆祝邓子基资深教授从教70周年座谈会”正在进行，简朴而隆重。
会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受财政部、中国财政学会委托，向邓子基教授颁发了首届“中国财政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这是中国财政理论界的最高奖项。邓子基教授作为我国社会主义财政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作为中国财政学界主要学派“国家分配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半个多世纪以来，在财经科研和教育领域，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博采众长，著述丰厚，桃李满门。首届“中国财政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的获得，可以说是对邓子基教授为国家财政事业作出贡献的最好注脚。
95岁高龄的邓老精神矍铄，不仅拄着拐杖出席了座谈会全程，而且坚持站着领奖并发表了幽默风趣的获奖感言。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左）向邓子基教授颁发了首届“中国财政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
6月26日，恰逢邓老95岁华诞，记者有幸来到邓老家中看望并采访了老人。邓老的家就在有中国“最美大学”之称的厦门大学校园旁。这里不仅是邓老的家，也是学生们的课堂，老人喜欢把学生带到这里一起探讨学术问题，大家一起吃着水果、点心，边吃边聊。听说记者要来，邓老特意提前要了采访提纲，并专门准备了要谈的内容，让儿子邓力平教授打印好给他备用，这份严谨与认真让记者感佩不已。
从孤儿到大师
1923年6月，邓子基出生于福建省沙县夏茂镇儒源村，一个偏远的小村庄。他8岁时失去了母亲，10岁时又失去了相依为命的父亲，由哥嫂拉扯长大。为了生计，他上山砍柴，沿街叫卖，采访时，邓老指着手背上的疤痕告诉记者，这就是小时候砍柴时留下的印记。后来他到镇上一家杂货店当上了学徒。
贫困的生活并没有让邓子基失去人生的方向，他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句老话在他幼小的心中埋下了种子。看到当时很多青年学生印的革命宣传品，他知道了“读书救国”的口号，于是更加坚定了要读书的决心。
学徒半年，他省吃俭用攒下了几块银元，带着这点学费考进了福建南平初中。进初中后的第一次大考，邓子基就取得了语文和数学等科目的第一名，也因此获得学校的奖学金。当时的教导主任王守椿发现邓子基是个优秀学生，于是每逢有勤工俭学的机会，就特意照顾他。之后，邓子基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到福州高级中学，巧的是，王守椿又去了福州高级中学当教导主任，一路帮衬着他。邓子基坦言，这辈子要感谢三位“王老师”，第一位就是王守椿。
1943年，邓子基被保送到国立政治大学经济系，同时被国立交通大学航空系录取。在较早开学的国立交通大学学习了几个月后，因不敷支出，他转到免学费、包吃住包分配的国立政治大学经济系攻读财政学专业。毕业后，时值内战，风雨飘摇，邓子基在江苏省泰兴县当过税务员，也在中学教过书。
1943年，邓子基在福建省福州高中毕业时留影。
新中国成立不久，邓子基听说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要开始招收研究生了，让他兴奋不已。
1950年7月，邓子基以福州考区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资本论》研究生班，师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资本论》翻译者之一——时任厦门大学校长的王亚南教授，这是影响邓子基一生的第二位王老师。
为了让邓子基更快成长，王亚南安排他为本科生兼课，鼓励敦促他学习、思考、写文章。邓子基的《苏联预算制度研究》就是在这一期间完成并发表的。1952年7月，邓子基顺利毕业，成为新中国第一届研究生。也就在这年，邓子基与第三位王老师结为终身伴侣，夫人王若畏是厦门市双十中学的教师，也是恩师王守椿的侄女，他们恩爱一生。
王亚南让邓子基留校工作，这一留就是60多年。两位恩师影响了邓子基一生。王亚南教导他要：教书、育人，出人才、出成果。邓子基一生恪守导师留给他的这十字箴言。“有的地方要我去当这个长、那个长的，我都谢辞了，我就想一辈子教书。教书是我最喜欢的职业，也是一个高尚的职业。”
治学：永远与时代同频共振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财政理论界主要流行的是苏联“货币关系论”的观点。当时国家面临的经济大环境是，通货膨胀愈演愈烈，财政陷入严重困境。到了1953年，国家开始“一五”计划建设，对农业、工业、轻工业各行业实行统购统销，集中管理财政收入与支出。当时在财政学界奉行的苏联理论，显然已经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1957年，西南财经学院教授许廷星写了一篇关于财政学研究对象的文章，提出“财政是分配关系”。
年轻的邓子基从中得到启发，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财政思想，潜心研究财政的本质等一系列基础理论问题。他说，明确财政的概念是财政基础理论的重要前提，概念是人们认识的阶梯，概念不清，误解了别人的观点，争来争去就不会有结果。
1962年，邓子基发表《略论财政本质》《试论财政学对象与范围》《财政只能是经济基础的范畴》三篇文章，全面系统地论证了“国家分配论”，并提出“财政的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这一观点，初步确立了他“国家分配论”代表人物的地位。
“国家分配论”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中有多次大的争论和思想的交锋。马克思说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对于不同流派的争论，邓老很少带有学术偏见，而是坚持真理，不断修正和深化自己的学术观点。他说，财政理论政策必须始终紧密结合新时期新形势，财政工作不可能游离于现实之外，不可能游离于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实践之外。因此，财政理论必须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同行，必须与时俱进。
邓老的研究一直密切地联系着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步入市场经济，财政学界从西方引进“公共财政论”，强调政府应关注公共服务，主张将生产消费领域全部交给市场，这一论点得到学术界的追捧。很多人提出“国家分配论”是计划经济的理论，现在是市场经济，当然过时了。邓子基在归纳当时质疑的声音后，于1997年发表了《坚持、发展国家分配论》的论文，反对完全照搬西方“公共财政论”，替代和否定“国家分配论”，主张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认识问题，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他提出应当是：坚持+借鉴=整合+发展。
邓子基说，“国家分配论”探讨财政活动的本质，是“本质论”，而“公共财政论”着重在于界定财政活动的范畴，并揭示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的运行过程，是“现象论”，因此，要以“国家分配论”来发展“公共财政论”。
邓老在几十年的理论研究中常常强调三点“方法论”：
第一，对待马克思主义，先坚持、后发展，重在发展论，既反对僵化论，又反对过时论。他的《财政学原理》《社会主义财政理论》《财政收支矛盾与平衡转化问题》《财政金融政策与宏观调控》等著作，从财税的本质、财政税收的职能作用、税收分配关系、国际税收关系等方面，建立和发展了我国“国家分配论”的财政税收理论体系。
第二，对待西方的东西，主张学习、分析、批判、吸收，重在消化论，既反对排斥论，又反对照搬论。他的《比较财政学》《美国加拿大税制改革比较研究》《西欧国家税制改革比较研究》等著作，为中国财税理论的建立、发展和完善，为我国的财税改革提供了借鉴。
第三，对待方法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灵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从中国国情出发，从现象到本质，在继承中发展。他的《财政理论研究》《税利分流研究》《经济特区引进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等著作，直接论证了我国财税制度的改革，经济特区税制，以及财政、税务、国有资产管理三者之间“一体两翼”的关系等重大财税理论命题。
多年来，邓子基在财政经济科学的多个领域立宗师之论、开风气之先，他的治学思想对中国财税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育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在采访中，一提到学生，邓老就难掩兴奋，他说：“教书育人是投入，出人才出成果是产出。看见学生们成长成才，感觉我的产出大于投入，特别开心。“在厦大从教60多年，邓老培养博士生就有108人，他笑称”这是我的一百单八将。“这些学生，无论从政、从教或是从商，大多成为本领域本行业的栋梁与骨干，这离不开邓老长期的教诲和影响。
邓老的学生，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说：“十载寒窗，难忘求学生涯，难忘同学老师，而最难忘的是邓子基教授。”邓老的课深入浅出、环环紧扣，不仅旁征博引、循循善诱、恰到好处，而且妙语连珠、幽默诙谐、寓教于乐。学生们都说，来邓老家中听课，每次都不觉得是在完成学习任务，而是一种快乐。
邓子基与学生何立峰（右）。
另一位学生，现任国家税务总局总会计师的王陆进在2002年“庆祝邓子基教授从事教育科研五十五周年”的活动中曾写道：“邓老师给了我知识和学习、工作、思考问题的方法，更重要的是教了我许多做人的道理。在邓老师身边学习三年，我自然牢固树立了税收的国家分配观。到国家税务总局工作以后，在经历一些重要税收方针、政策的形成时，我又一次次地思索过国家分配观。”
邓老在多年的教学中创立了“四个结合”的教学法：一是打基础与攀高峰相结合；二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三是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四是既把博士生当作学生，又当作他的学术梯队成员。他说，“名师出高徒，高徒也出名师，师生结合、优势互补能够极大地促进教学相长。让博士生边学边研究，使他们得到全面锻炼，以有利于迅速成才。”
邓老的第一届博士生是1985年入学的，有董大胜、巫克飞、葛南翔三位。当时，“比较财政学”是一个新领域，尚缺乏这方面的专著或教材。为了培养学生的学术实践能力，邓老带着他们编写《比较财政学》一书。当时，董大胜和葛南翔会俄语，巫克飞会英语，邓老让学俄语的重点研究苏联财政，而学英语的则重点研究英美财政。董大胜回忆说，作为博士生，能有机会参与前沿书籍的编写，其锻炼作用可想而知，我们分工协作，夜以继日，最终拿出了一部让老师满意的作品，也开启了一扇全面学习研究国外财政学的窗户。对于学生们的论文，邓老每篇都会仔细地修改，“勾勾圈圈，一字一句都详细地修改，连标点符号都要改过来。”学生们说，跟邓老学习时打下的学术和写作功底格外扎实。
邓老不仅对知识追求有强烈的热情，对学生也有着强烈的热爱之情。不仅是儿女，每一个学生都把他当作心中的慈父。现在财政部工作的承皓，曾经师从邓老攻读硕士和博士，当时家在新疆，由于路途遥远，只有暑假可以回家，寒假中的每一个春节都是在邓老家里度过的。回忆起来，她至今还充满感激。邓老的学生，曾多年担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主任、国际贸易谈判局局长的沈丹阳每次从北京回厦门总要抽空到家里探望邓老，向邓老报告学习工作情况。得知邓老保存的相片中，还有不少老人从电视上抓拍的自己作为发言人的精彩瞬间，沈丹阳热泪盈眶！很多学生虽然毕业多年，但是在工作、生活、事业上有什么好消息，第一时间都会告诉邓老。而邓老每接到学生的一个好消息，都会高兴许久。
采访邓老让记者想起诗人艾青非常著名的一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邓老对学生、对三尺讲台爱得是那么深沉……
处世：言传不如身教
著名哲学家、教育家雅斯贝尔斯在著作《什么是教育》中写道：“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邓老对学生既传之以知识、又教之以道德。他说，人生有两把钥匙：治学的钥匙、为人的钥匙。我自己要先掌握好这两把钥匙，然后再把它们交给学生。
邓老将做人、做事的道理寓于日常的行动中。比如，低调和谦虚是邓老一贯的处事原则，大家常常称他为新中国财政学界的“一代宗师”，可是他说：“我不是大师，只是老师。”几十年来，邓老收到过无数封陌生来信，有后辈晚生向他请教学术问题的，也有向他倾诉人生困惑的，直到现在，邓老都会拿着放大镜对他们的来信认真阅读，亲笔回信。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邓子基以自己的治学、为人之道影响着每个学生。现任中央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的张通说：“走上工作岗位后，我谨记邓老‘老老实实做人，本本分分做事’的教导，运用在校学习的财经理论知识，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努力开展工作。在我的人生生涯中，得此良师，终生受益。”
邓子基与儿子邓力平、儿媳赵蓓在英国剑桥大学进行学术交流时的合影。
身教重于言传，“一生勤奋、勤奋一生”，是邓老的另一项“传家宝”。十多年前，就有人跟邓老说要少工作、多休息、享几年清福。邓老却要活到老，工作到老。即使是在90岁高龄，他仍工作在教学与研究的第一线，每次上课还是三节连上，中间只休息20分钟，但这20分钟也往往被学生的提问所占用。邓老1996年和2000年分别做过两次胆结石手术，但即使在病床上，他仍然没有间断教学。当时的学生，财政部资产管理司处长的刘瑞杰说，住院期间，邓老仍然在思考中国的经济发展，给学生讲授宏观调控理论。
邓老的学生、现任国家税务总局收入规划核算司巡视员王道树说，邓老是终身学习的典范，现在90多岁了，请教他很多问题，依然有很多创新的见解，就是因为他一直在学习。邓老的儿媳、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赵蓓讲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邓老年轻时只学过俄语，改革开放后，他认为很有必要和西方的学者进行交流，并把中国的财政理论介绍到国外，50多岁开始学习英语。1988年，加拿大ASAC管理协会年会接受了邓子基的学术论文，邀请他去加拿大进行大会交流，英语很好的赵蓓陪老人同行，一路上老人都在为自己的英文演讲努力准备着，一遍遍地跟着赵蓓老师纠正自己的英文发音。邓老常常跟学生说，年轻人要抓住机遇，学习学习再学习，跟随时代，为国家多做贡献。
邓老从事教学科研几十年，一直笔耕不辍，现在还坚持每天看书和写作，两年前，还在发表学术论文。谈到健康之道时，邓老说，他坚持做到“四动”，即动脑多思，动口多讲，动手多写，动脚多走。
仁者寿，智者乐。邓老，师者仁心得享高龄，大智大慧平和安乐，鲐背之年他笑称自己依旧年轻，是位“90后”。在采访的最后，我们与邓老约定：百岁为期颐，期颐之年再访邓老。希望那时候他更加年轻，成为“00后”的代表！
来源：《中国税务》202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