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著名道观、道长简介（一）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将道家与道教混为一谈。其实道家与道教是两回事：道家是个学术流派，产生于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代表人物是先秦诸子之一的老子和庄子，其主要学术著作是老子的《道德经》和庄周的《庄子》，思想主张主要是“道”和“无为”，所谓“大道无形”（老子），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万物齐一”（庄子）。道教则是一种中国传统宗教，形成于东汉，创始人物是张陵（后人称为张道陵）。其思想是把中国古代神仙思想、道家学说、鬼神祭祀以及占卜、图谶、符箓、禁咒等巫术综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很庞杂的体系。主要宗旨是追求得道成仙、济世救人。它不同于道家，主要靠学术思想传承。他有自己的法嗣传承，神仙崇拜、宗教仪轨、组织体系和固定场所——道观或洞府。张陵的孙子张鲁建立“天师道”，以自己的祖父张陵为“天师”，其后子孙相传，一直延续到今。但道家与道教之间也有联系和沟通。道教的思想核心也是“冲渊虚静”，将道家创始人老子尊奉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为主要经典；将庄子尊为南华真人，《庄子》尊为《南华经》，视为道教的重要经典之一。有的道教徒如东晋南朝的葛洪、陶弘景及其弟子陆修静道家学派都有精深的研究，并糅合儒家和佛典，形成自己独特的道教思想体系。一、道教的源流与影响道教由东汉时期张道陵创立，到南北朝时盛行起来，距今已有1800余年的历史。道教徒尊称创立者之一张道陵为天师，因而又叫“天师道”。道教奉老子为教祖，尊称他为“太上老君”。道教在发展过程中分化为许多派别，主要有全真派和正一派两大教派。道教奉老子为祖师，尊称为“太上老君”，以《老子五千文》为主要经典。尊“道”为最高信仰，而道的尊高和伟大，其最高体现就是“德”，所以，道教在“尊道”的同时也“贵德”，道教的“道”与“德”一起，共同构成其教理的核心内容。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与中华本土文化紧密相连，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并对中华文化的各个层面产生了深远影响。道教的形成和发展经过了门酝酿形成、发展壮大和三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几乎与华夏文明同步：（一）酝酿萌发期中国道教思想的萌发最早可追溯于上古时期原始人类对自然与鬼神的敬畏。由于生产力的落后，上古先民们对外部世界和人类自身都缺少科学的认识。对外部世界，先民们将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河岳，皆视为有神主宰，因而产生敬畏感，乃对之顶礼膜拜。对人类自身，则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因而又产生了对鬼神的敬仰。各种丧葬礼仪和祭鬼、驱鬼仪式随之逐渐形成。在远古部落社会，政祭合一，大巫是担任上帝与下帝之间媒介任务的人，掌国家祭祀。国家大事便先由大巫事先卜筮以向天帝请求解疑答惑。中华民族始祖、古部落联盟首领轩辕黄帝即为率先第一人，据《史记?封禅书》记载他“且战且学仙”，又“问道于广成子”。《竹书纪年》中记载：“黄帝崩，其臣左彻取衣冠几杖而庙祀之”。殷商时代，史前时期的自然崇敬已发展到信仰天帝和天命，《书?盘庚上》：“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天命实际上是指对自然的规律、法则的敬畏信仰。《荀子?天论》言：“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这时初步形成了以天帝为中心的天神系统，遇事便由巫祝通过卜筮以向天帝请求答案；原始的鬼神崇敬已发展到以血缘为基础，与宗法关系相结合的祖先崇敬，其祭祖活动定期举行。这时期已出现专门从事沟通鬼神和人类的宗教职业者—“巫祝”。其中“巫”以歌舞降神，并有一套专业驱鬼的巫术这在屈原的《九歌》就是描述这些职业悦神者的歌舞表演；“祝”是宗教祭祀活动中负责迎神祈祷的司仪者。他们替人治病、卜筮吉凶，施展神通等。他们一则手握神权，二则是帝王的老师和谋士，当时国家和社会均受巫祝支配，是神权统治的代表时期。从上古乃至商代，巫都是一个崇高的职业。轩辕黄帝出战之时，都要请巫咸作筮。国家政事大小，都要徵得他们的同意。如果他们不同意，即使其它统治者同意了，事情还是不行。后世道教所以成为多神教，即源于上古甚至洪荒时代之鬼神信仰；后世道教做斋醮法事，亦与古人千年流传下的鬼神祭祀礼仪和礼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周代鬼神崇信进一步发展，所信仰的鬼神已形成天神、人鬼、地祗三个完整的系统。并把崇拜祖宗神灵与祭祀天地并列，称为敬天法祖，所谓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敬天信仰出自儒教圣经《诗经》：“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到春秋战国时期，上古宗教经历了显著的理性化演变，与社会文化知识的分化相结合。诸子百家尤以道、儒、墨为显学，阴阳家、神仙家亦大兴，对后世历史文化有巨大的影响。其中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公元前580？——前500？），传说中姓李名耳，一说姓老名聃，世称老聃或老子，也有的学者认为他即是老莱子或太史儋。楚国苦县（今安徽涡阳县，一说今河南鹿邑县）历乡曲仁里人。据《史记》等史料记载，他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史（管理藏书的史官），后见周室衰微，出函谷关，不知所终。《道德经》传说即是老子出关时，关尹喜将其留下所著。多数学者认为先秦典籍很少有个人执笔撰写，多由该学派的后学记录并加工补充，《道德经》的成书过程亦应如此。今本《道德经》共81章，分为“道经”和“德经”两部分，前者为宇宙论、本体论，后者论人生和政治。《道德经》中的“道”是老子思想的核心。老子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万物之母，它“先天地生”，“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二十五章）；一切皆由“道”而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章）。“道”具有“有”和“无”两种性质：它“无名”、“无形”，这是“无”；它又是构成一切有形有像东西的基础，这是“有”（四十章）。老子被道教尊奉为教主，他所著的《道德经》五千言被道教尊奉为开山经典。道教的最高信仰就是“道”，道教徒即是以信道、学道、修道、得道为目的。《道德经》所主张的自然清虚、无为自化、无欲自正，所以道教也要求清静无为、恬淡寡欲。先秦道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庄子（约前369——前286），名周，字子休。宋国蒙（今安徽省蒙城县，一说河南商丘市东北），楚庄王的后裔。据《史记》记载，他曾在家乡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吏，不久便归隐。庄子的一生充满传奇性：他宁愿向监河侯借粟而遭拒，却回绝楚威王的厚币礼聘担任楚相；他穿着补丁衣服和破鞋去拜访魏王，魏王问他何以如此潦倒，庄子回答说：我是穷，不是潦倒，是所谓生不逢时，因为“今处昏上乱相之间”。他与惠施经常来往，两人的争论，也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佳话。庄子在唐玄宗天宝元年（742）诏封为南华真人。他的哲学著作《庄子》也被道教尊奉为经典之一，称为《南华真经》。（二）创立形成期道教形成于东汉末年。连年战乱与汉朝统治的崩溃导致对宗教产生急迫的需求，于是原本儒学逐渐宗教化，源于印度的佛教也于此时传入。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需要一种适应国情的宗教出世为百姓解除战祸的伤痛，化解痛苦的根源。于是，综合传统的鬼神崇敬、神仙追慕、阴阳术数终于与汉代所崇尚黄老的思潮逐渐融合的道教应运而生。其创始人即是张陵。张陵，字辅汉，道教徒称他为张道陵，张天师，祖天师，正一真人。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生卒年不详。《汉天师世家》说他生于东汉建武十年（34），卒于永寿二年（156），七岁即学道。但《太平御览》卷六百七十二引《上元宝经》称其“汉延光四年（125）始学道”，与《汉天师世家》所载相差八十四年。根据《蜀记》，张陵大约卒于东汉熹平（172～178）末。道教典籍中关于张陵的生平传说很多，如果剥去其中浪漫神话部分，大体的经历是：他的留侯张良的八世孙。汉王朝建立后张良功成身退，随赤松子学辟谷，导引轻身之术。张道陵的父亲叫张大顺，也好神仙之术，自称“桐柏真人”，所以将儿子取名为“陵”，希望将来能追随先祖，远离尘世，登陵成仙。张陵自幼聪慧，七岁时，开始学习儒家“五经”，以后，不断学习到社会上流传的天文、地理一类的书。他学习刻苦，立志高远，想辅佐汉室，荣宗耀祖。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张道陵二十五岁，被郡守以“贤良”推荐到朝廷，到洛阳经过考核，中“贤良方正极言直谏科”，被朝廷授予巴郡江州（今重庆市）令。在江州令任上，他看透了地方强权的横行，为官的贪赃枉法，百姓怨声载道。想到自己为一介书生、小小县令，怎么也改变不了这样的世道，倒不如效法先祖张良，出离尘世，善保自身，以图延年益寿罢了。于是，张陵约在明帝末年，辞去江州令职，便北上洛阳，隐居北邙山中，潜心修习黄老长生之道。他研读了《道德经》、《河图》、《洛书》以及谶纬之学。三年后，得《黄帝九鼎丹法》，相传神兽白虎衔符而至其所，其道术日益完善。汉光武帝由谶纬之说登上皇帝宝座，晚年，深信不疑，遂“宣布图谶于天下”。汉明帝继位后，秉承先帝遗旨，继续宣扬图谶，又派人西天求法，引佛教于中国。汉章帝建初五年（公元80年），在京城举行了白虎观会议，章帝主持以图谶证五经，也就是以神学来讲五经，听说北邙山有个张道陵，便征召他为经学博士，张道陵无心辅佐汉室，便避而不见。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朝廷又下诏征张道陵为太傅，封兾县侯，但张道陵却视禄为粪土，所以三诏而不就。张道陵对来使说：“人生在世，不过百岁，光阴荏苒，转瞬便逝。父母隆恩，妻不厚爱，也随时而消失。君臣之恩，谁见长久？请转告圣上，只要清静寡欲，无为而治，天下自然大定，我有何用？我志在青山中！”为了避开京都近郊的俗务嘈杂和骚扰，张道陵决心离开京郊的北邙山，去云游名山大川、访求仙术。张道陵先是南游淮河，居桐柏太平山，后与弟子王长一起，渡江南下，在江西贵溪县云锦山住了下来。这里山清水秀，景色清幽，传说为古仙人栖息之所，张道陵就在山上结庐而居，并筑坛炼丹，据传经过三年而九天神丹炼成；而龙虎出现，所以，此山又称龙虎山。六十多岁的张道陵，服下神丹，身体健如青壮年，后又得秘书以及驱鬼之术。为了广传道术，他离开龙虎山，又到了今四川大足县境内的鹤鸣山。张道陵在鹤鸣山修道，奉老子为教祖，尊称“太上老君”。以《道德经》（即《老子》）、《正一经》和《太平洞经》为主要经典。奉三清（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为道教的最高主神，实际上是“道”的一体三位。要人们尊道、学道、修道，最后得道——脱离现实，炼丹成仙。张陵在创立道教学说时，还注意与当地的民俗和地域特色结合起来，吸收当地氐、羌等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内容，造作符书，以符水和中草药为人治病，因此在汉末动乱，百姓无法承受之际将其视为救星，广受欢迎。张陵规定：招徒传教，信道者出米五斗，故称五斗米道（也有研究称，乃因其崇信北斗南斗等五斗星，加之与蜀地弥教结合，故称五斗弥教，后讹为五斗米教）。“五斗米道”规定：天师为全教区最高领导；初入道的称为鬼卒；能为道徒和病人作祈祷仪式的称为鬼吏和奸令；信仰确立并能讲授《道德经》的称为祭酒。祭酒负责主持一治教区的各项教务工作，直属天师领导，对天师负责。每年三会日（上会：正月初七；中会：七月七日；下会：十月十五日。三会又叫三元），教民齐集治所，听侯祭酒训导检查，聆听教区科律。由于五斗米道传道纪律严密，教风正派，所以很快得到普及。使得五斗米道的影响从西南一隅播于海内，遂发展为道教正宗天师道。张道陵在鹤鸣山创教传教，也为道教奠定理论基础：作道书二十四卷，阐明“道”的微言奥义，成为教众的行动纲领。其中　《老子想尔注》（又名《老君道德经想尔训》）为现存五斗米道重要经典，以道教思想注解《老子道德经》。以“道”为最高信仰，宣称“道”是有意志有人格的最高神灵。道即是“一”，“一”散形为气，聚形则为太上老君。注文教人信守道诫，按“道意”行事，“积善成功，积精成神，神成仙寿”。指出人君用“道意”来治国，国则太平；循“道意”而爱民，民即寿考；人法道义，便可长久，并以“佐国扶命，养育群生”为最高目标。《老子想尔注》为研究早期道教思想的重要资料。原书2卷，已亡佚。20世纪初于敦煌发现六朝残抄本一件，内容相当于原书上卷第3至37章。今人饶宗颐根据敦煌抄本，撰有《老子想尔注校笺》一书。四川大邑县境内鹤鸣山，张陵在此创立了五斗米道据传，张道陵有弟子三千人，真正得其传的只有三人：一为王长，一为赵升，一为其子张衡。据《蜀记》记载：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张道陵己届一百二十二岁，他自知大限将至，便于下会这一天，召集各治祭酒和要职人员，于鹿堂治（今四川绵阳县）开会，嘱咐身后之事。天师当众宣布，其天师之位，由弟子张衡承继，特别强调说明：“绍吾之位，非吾家宗亲子孙不传。”就这样正式规定了历代天师之位，一定要有张家宗亲来继承的传承关系。其后子孙世代相传，绵延至今。张陵死后，其子张衡及其孙张鲁在汉中地区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称其道为“天师道”，自己号位“师君”。为了巩固天师道地盘，把已经控制的教区，划分为二十四个传教点，以鹤鸣山为中心传教点，依次向四面八方扩延。历史上称为“二十四治”（治就是传教点）。因嗣第四代天师张盛将天师法裔由陕西汉中迁往张陵原先的得道处：江西省龙虎山。所以龙虎山被视为天师道祖庭，一直延至今日。张陵像（三）发展完备期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炼丹术的盛行和相关理论的深化，道教获得了很大发展。同时道教也吸取了当时风行的玄学，丰富完备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对道教理论体系作出较大贡献的当推东晋的葛洪、北魏的寇谦之、南朝南朝刘宋的陶弘景及其弟子陆探微。下面简单做一介绍：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镇江人），生卒不详，出身江南士族。其祖在三国吴时，历任御史中丞、吏部尚书等要职，封寿县侯。其父悌，继续仕吴。吴亡以后，初以故官仕晋，最后迁邵陵太守，卒于官。葛洪为悌之第三子，颇受其父之娇宠。年十三，其父去世，从此家道中落，但攻读如昨：“伐薪卖之，以给纸笔，就营田园处，以柴火写书。……常乏纸，每所写，反复有字，人尠能读也。”十六岁开始读《孝经》、《论语》《诗》、《易》等儒家经典，尤喜“神仙导养之法”。自称：少好方术，负步请问，不惮险远。每以异闻，则以为喜。虽见毁笑，不以为戚。后从郑隐学炼丹秘术，颇受器重。谓“弟子五十余人，唯余见受金丹之经及《三皇内文》《枕中五行记》，其余人乃有不得一观此书之首题者”。西晋惠帝太安元年（302），其师郑隐知季世之乱，江南将鼎沸，乃负笈持仙药之朴，携入室弟子，东投霍山，唯葛洪仍留丹阳。太安二年，张昌、石冰于扬州起义，大都督秘任葛洪为将兵都尉，由于镇压起义军有功，迁伏波将军。事平之后，洪即“投戈释甲，径诣洛阳，欲广寻异书，了不论战功。”但因时值“八王之乱”道路不通，恰逢其故友嵇含为广州刺史，表请他为参军，并担任先遣。葛洪以为可藉此避中原之乱，欣然前往。不料嵇含又为其仇人郭励所杀，于是滞留广州多年。深感世事无常，荣枯咫尺之间。于是乃绝弃世务，师事鲍靓，继修道术，深得鲍靓器重。葛洪后并拜南海太守鲍玄为师，学习炼丹术，受《石室三皇文》。又娶鲍玄之女，擅长灸法的鲍姑为妻。建兴四年（316），葛洪还归桑梓。东晋开国，念其旧功，赐爵关内侯，食句容二百邑。晋成帝咸和（326——334）初，司徒王导召补州主簿，转司徒掾，迁咨议参军。干宝又荐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皆固辞不就。及闻交趾产丹砂，求为句漏令，遂率子侄同行。南行至广州，为刺史邓岳所留，乃止于罗浮山炼丹。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作不辍。遂于东晋哀帝兴宁元年（363）卒于罗浮山中，享年81岁。卒或卒于晋康帝建元元年（343），享年61岁。葛洪对道教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继承并改造了早期道教的神仙理论，对战国以来的神仙家理论进行了系统地论述。并将战国以来的神仙家和儒家理论融入道论之中，丰富了道教的思想内容，也是道教理论的第一次系统化。东晋元帝建武元年（317），葛洪著《抱朴子》。在《抱朴子?内篇》中，他不仅全面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理论，并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方术，包括守一、行气、导引和房中术等；同时又将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强调“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并把这种纲常名教与道教的戒律融为一体，要求信徒严格遵守。葛洪还是位流行病预防专家和化学家。他著的《肘后方》，最早记载一些传染病如天花、恙虫病症侯及诊治。其中“天行发斑疮”是全世界最早有关天花的记载。《抱朴子?内篇》还具体地描写了炼制金银丹药等多方面有关化学的知识，也介绍了许多物质性质和物质变化。西晋道教代表人物葛洪继葛洪之后对道教理论进一步丰富完备的是陶弘景。陶弘景（456─536），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卒谥贞白先生。齐梁间道士、道教思想家、医学家。生于江东名门。祖陶隆，于南朝宋时侍从孝武帝征战有功，封晋安侯。父陶贞宝，深解药术，博涉子史，官至江夏孝昌相。史称陶弘景幼有异操，年四五岁乃好书，“恒以荻为笔，书灰中学字”。九岁开始读《礼记》《尚书》《周易》《春秋》《孝经》《毛诗》《论语》等儒家经典，颇以属文为意。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便有养生之志”。十五岁作《寻山志》，倾慕隐逸生活。十七岁以才学闻名，与江斅、褚炫、刘俣合称升明四友。齐高帝萧道成及其子萧赜在位时（477～493），陶弘景曾先后出任诸王侍读，除奉朝请，征左卫殿中将军。由于官场的倾轧，仕途不利，三十六岁时，仍任六品文官“奉朝请”，心甚怏怏。遂于齐永明十年（492），上表辞官，挂朝服于神武门，退隐江苏句容句曲山（茅山），不与世交。从孙岳游学，受上清经法、符图；后又广搜道经，遂为上清经之重要传人。梁武帝萧衍即位（502）后礼聘不至，却每每就谘朝廷大事，时人称为“山中宰相”。隐居茅山达四十五年之久，享年八十一岁。梁武帝诏赠中散大夫，谥贞白先生。陶弘景的思想源于老庄，并受葛洪道教影响，亦杂有儒佛观点。主张儒、佛、道三家合流，鼓吹“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他对道教理论的贡献，主要是整理和弘扬上清经法。他在茅山撰写了大量重要的道教著作，今尚存有《真诰》、《真灵位业图》、《登真隐诀》等。　东晋末年以来，杨羲及许谧，许翙等人造作的上清经诀，在江东已广泛流传，但在传播过程中，多有散失伪谬。南朝宋齐时道士顾欢，曾对杨、许旧籍进行过搜集和整理，但仍有不少漏失和谬误。陶弘景隐居隐茅山后，以顾欢《真迹经》为蓝本，参考自己搜访所得之上清经诀及有关见闻，加以增删改写，注解诠次，遂成《真诰》一书。该书详细记载了东晋以来《上清经》出世之源及传布过程，杨羲与二许之家世生平等，引用众多道经，提及大量道教历史人物、神话故事、仙宫鬼神名称，具体修行方术等等，实为早期道教上清派教义和历史之集大成者。《登真隐诀》一书，是一部抄撮诸《上清经》中有关方术秘诀，专论上清派养生登仙之术的重要著作。该书继承和总结了东晋以来上清派思神内视及导引、按摩等内修养生之术，并保存了部分天师道的请神上章、符咒驱鬼的方术。《真灵位业图》乃系陶弘景构造道教神仙谱系之著作。该书将道教信奉之天神、地祗、人鬼及诸仙真排定座次，构成了一个等级有序，统属分明的庞大完整的道教神仙谱系。陶弘景天文历算、地理方物、医药养生、金丹冶炼诸方面也都有所著述，据统计，全部作品达七八十种。惜多亡佚。至今尚存者有、《肘后百一方》、《本草集注》、《陶隐居本草》、《药总诀》、《导引养生图》、《养性延命录》、《合丹药诸法节度》、《集金丹黄白方》、《太清诸丹集要》等以及《天文星算》《帝代年历》《华阳陶隐居集》等。服饵炼丹是道教的重要修炼方术。陶弘景对此非常重视，积极从事炼丹活动。史载，他从梁天监四年（505）至普通六年（525），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炼丹实践，在梁武帝天监年间（502——519）中曾献丹于武帝。在获得丰富炼丹经验的基础上，他撰写了《太清诸丹集要》、《合丹药诸法式节度》、《服饵方》《服云母诸石药消化三十六水法》、《炼化杂术》《集金丹黄白方》等炼丹服饵著作。其炼丹成就，为充实和丰富我国后世本草学，推动原始化学的进展具有积极作用，是继魏伯阳、葛洪之后又一著名炼丹家。他十分重视道教养生学的研究，主张道士的修炼应从养神、炼形入手。为总结道教在养神、炼形方面的修炼经验，撰写了《养性延命录》一书。强调养神当“少思寡欲”，“游心虚静，息虑无为”，调节喜怒哀乐情绪，防止劳神伤心；炼形则要“饮食有节，起居有度”，避免过度辛劳和放纵淫乐，辅以导引、行气之术，方能延年益寿，长生久视。陶弘景精通医药学，主张治病应因人之虚实、男女老幼、苦乐荣瘁而异。他的诸种医学著作中，尤以《本草集注》最为著名。陶弘景首创以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实等分类方法。书中并对各种药物的名称、产地、性状、主治疾病、配制保存方法等等皆一一注明，内容丰富，条理分明，对隋唐以后本草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葛洪之后对道教理论进一步丰富完备的陶弘景南北朝时期，道教理论进一步丰富完备，其组织队伍也在扩大发展，出现了北方和南方两派天师道，代表人物分别是寇谦之和陆修静。寇谦之（365-448），名谦，字辅真，祖籍上谷昌平（今属北京），后迁居冯翊万年（今阎良区武屯乡境内）。少奉五斗米道，后从成公兴于嵩山修道，前后达三十年。他自称太上老君授予其“天师”之位，又称老子玄孙李普文下降授其《录图真经》。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始光元年（424），谦之献道书于太武帝，倡改革道教，制订乐章，建立诵戒新法。次年，太武帝更亲至道场受箓，并建新天师道道场。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九年（448），寇谦之卒，年八十四，葬以道士之礼。寇谦之是南北朝时代道教的改革者，在北魏太武帝支持下创立了“新天师道”（也称“北天师道”）。为适应历史潮流，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支持下，对早期道教的教义和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强调道教“专以礼度为首”，也就是符合儒家的礼的规范。他吸取儒家五常（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观念，吸融儒释的礼仪规戒，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的道教教理教义和斋戒仪式，其中主要有以下四条：坚决反对利用天师道犯上作乱；废除以前天师道征收租米钱税的制度；加强戒律，整顿组织，废除了原来祭酒等道官私授教职的做法，废除天师道一些教职的世袭制度，要求“唯贤是授”，并废除五斗米道原有的24治名称，规定信徒不得随意改投道官，道官招收弟子应先考察三年等；修订戒律、科仪，并且撰写《老君音诵诫经》20卷，用忠孝等儒家思想作为道士的行为准则。他重视道教斋醮仪范，为道教增订了诸多斋仪和仪式，亦为后世道教斋仪奠定了基础。寇谦之的改革，使道教摆脱了原始宗教的粗陋浅薄的风貌，从而得到北魏朝廷的承认，从民间进入殿堂，寇谦之成为一代宗师。此后，道教不断得到历代道教大师的丰富、发展，完善了道教的思想体系和斋醮仪式，使道教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他改革后的天师道为了和以前的相区别，被称为北天师道或新天师道。寇谦之的道教著作有托太上老君降授的《云中音诵新科之戒》，该书是现今所能见到的关于道教经韵音乐最早的文字记载，原书已佚失，即《云中音诵新科之戒》的残本。近人汤用彤先生等则认为，现存《太上老君戒经》《太上老君经律》《太上经戒》《三洞法服科戒文》《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女鬼青律》等书，亦为《云中音诵新科之戒》中的内容。一般认为《正统道藏》所收《老君音诵戒经》一卷，是后人对原书二十卷的节抄。另有托名老子玄孙李谱文降授的《录图真经》。北天师道创立者：北魏道士寇谦之“南天师道”的创立者则是南朝刘宋时代的陆修静。陆修静（406——），亦称陆静修，字元德，吴兴东迁（今浙江吴兴东）人。三国吴丞相陆凯之后裔。少宗儒学，博通坟典，旁究经纬图谶之说。又性喜道术，精研玉书。及长，好方外游，遗弃妻子，入山修道。初隐云梦，继栖仙都。为搜求道书，寻访仙踪，乃遍游名山，声名远播。宋元嘉（424～453）末，陆修静卖药至京师，宋文帝刘义隆钦其道风，召入内宫，讲理说法。时太后王氏雅信黄老，以国母身份执门徒之礼。后因避太初之乱南游。于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至庐山营造精庐，隐居修道。宋明帝刘彧即位，思弘道教，泰始三年（467）召见陆静修于华林园延贤馆，陆静修为宋明帝“标阐玄门，敷释流统，莫非妙范，帝心悦焉”。明帝乃于北郊天印山筑崇虚馆以居之。在此期间，他“大敞法门，深弘典奥，朝野注意，道俗归心。道教之兴，于斯为盛”。宋顺帝昇明元年（477）卒，时年七十二岁。弟子奉其灵柩还庐山。诏谥简寂先生，以庐山旧居为简寂馆。宋徽宗宣和（1119～1125）间，封为丹元真人。其弟子最著者为孙游岳、李果之等。陆修静对道教的最大功绩就是为了适应当时门阀士族阶级的需要，对江南天师道组织进行整顿并与神仙道教融合，成为奉持三洞经典为特征的新道教的大师，被称为“南天师道”的创始人。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道教经典进行整理和分类。他早年便注意采访搜集道教经典，曾“南诣衡湘、九嶷，访南真（魏夫人）之遗迹；西至峨眉、西城，寻清虚（王褒）之高躅”。他针对当时《灵宝经》错乱糅杂，使后来学者难辨真伪，于是对之整理考证，编成了《灵宝经目》一书，从而大大地推动了灵宝派的发展。他首创了在道教史上有深远影响的道教典籍的分类方法，即将道书分为三洞（洞真，洞玄，洞神），四辅（太玄，太平，太清，正一）七大部类。三洞四辅不仅是一种道书分类法，同时也包含着区分道经品级高低和排列道士阶级次序的意思.如修太清法仅能成仙，修灵宝者可以成真，修上清者可以成圣。据云，陆修静一生共著录道家经书并药方、符图一千二百二十八卷；第二，整顿道教组织，以适应当时门阀士族制度的需要。东晋南朝时期，道教在组织形式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主要表现是祭酒制的衰落和道官制度的兴起。祭酒制度为早期五斗米道之旧制，其基本特征是“立治置职”，道官祭酒“领户化民”，实行政教合一之统治。为实现道官祭酒与道民的统属关系，天师道制定了三会日、宅录和缴纳命信等制度。自魏初“天师道”北迁，至晋宋之际，出现组织混乱，科律废弛的严重局面。当时许多道民在三会之日不赴师治参加集会，不报户籍，不交租米命信。一些道官更“妄相置署，不择其人，佩箓惟多，受治惟多，受治惟大，争先竞胜，更相高下”。在这种情况下，陆修静乃提出一套整顿和改革的措施。首先，陆修静禁止道官自行署职，实行按级晋升的制度。普通民众须有功德，才能受箓为道民；道民受箓之后，有功者才能升迁。从受十将军箓依次升至受五十将军箓，再从箓吏依次晋升散气道士、别治道官、下治道官、配治道官，以及下、中、上八治道官。其最高者，即“能明炼道气，救济一切，消灭鬼气，使万姓归伏”的道师，才能拜署上八治中的阳平、鹿堂、鹤鸣三治道职。强调“采求道官，勿以人负官，勿以官负人”的组织措施。为健全三会日制度，他重申在三会之日，道民必须到本师治所参加宗教活动，登记检查“宅录命籍”（近似封建国家编户齐民的户籍簿），听道官宣布科禁，考校功过。同时，他还针对“宅录”制度严重混乱的状况，规定每年三会日之最后一日，作为登记、审核宅录的最后期限。“其日，天官地神咸会师治，对校文书。每个道民都须赍信至本师治所，由本师给以注籍，以便道官“领户化民”。第三，建立完善了道教斋醮仪式。陆修静十分重视道教斋仪的作用，认为“斋直是求道之本他在总结前代斋仪的基础上，制定了“九斋十二法”的斋醮体系。并撰述一系列斋戒仪范之书。他汲取儒家的封建礼法、道德规范以及佛教的“三业清净”的思想，从而使道教斋法不仅有了系统的仪式戒科，而且使斋戒仪范的理论更加完备。陆修静一生著作甚丰，有关斋戒仪范者尤多。刘大彬《茅山志》谓其“著斋戒仪范百余卷”，今《正统道藏》存有《太上洞玄灵宝众简文》《洞玄灵宝五感文》《陆先生道门科略》《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洞玄灵宝斋说光烛戒罚灯祝愿仪》各一卷。另有《灵宝经目序》《古法宿启建斋仪》《道德经杂说》《三洞经书目录》《陆先生答问道义》《陆先生黄顺之问答》，均佚。《灵宝道士自修盟真斋立成仪》《三元斋仪》、《然灯礼祝威仪》《金箓斋仪》《玉箓斋仪》《九幽斋仪》《解考斋仪》《涂炭斋仪》等也已亡佚，某些内容散见于《无上黄箓大斋成立仪》中。《通志?诸子类?道家略》中著录有《服御五芽道引元精经》《升元步虚章》《灵宝步虚词》《步虚洞章》等。在唐法琳《辩正论》中，尚见其著有《必然论》《荣隐论》《遂通论》《归根论》《明法论》《自然因缘论》《五符论》《三门论》等，《破邪论》中又见其著有《对沙门记》。今浙江德清县神驾潭存有“陆仙楼”，为纪念南朝著名道学家陆修静所建。全楼建筑面积300平方米左右，正中匾额“寂真观”，由北宋徽宗皇帝所书，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遗失，楼内立有陆修静彩塑，高2米左右，傍有清代顺治四体书法碑《简寂陆真人碑》，由明季沈谷撰文，刘允明书丹，世所鲜见，为德清县保护文物。（四）兴盛多样期唐宋元明时代，道教今进一步发展兴盛。道教创始人张陵和始祖李耳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尊奉，道教典籍成为士庶必读的经典，最高统治者甚至成为“道君皇帝”或“北极真武大帝”的化身，或亲受道箓。随着道教的发展和流传地域的扩大、信众的增多。“天师道”一统天下的局面结束，各种流派异彩纷呈或是新创新的道教派别，如唐初成玄英的“妙真道”，南宋以后兴起的“净明忠孝道”，金代王重阳创立的“全真教”，金初刘德仁创立的“真大道”，金初萧抱真创立的“太一道”等。“天师道”本身也与灵宝、上清等流派融合形成“正一道”。这个历史时期涌现了不少具有社会影响和有学问的道士，如成玄英、司马承祯、吴筠、杜光庭、吕洞宾、谭峭、陈抟、张伯端、刘德仁、王重阳、萧抱真、张三丰等，他们或是开宗立派，或是整理道教典籍、阐释发展道教理论，或是在治病救人、内丹外道等方面有着卓越贡献，在道教史上都有重要的贡献和影响。此阶段不仅中国内部道教有所发展，更借由迁徙与文化交流发扬至亚洲其他各处。如东晋末，五斗米道在中国南方发动起义失败后，卢循率部逃至越南（交州）。越南人李脱帮助卢循进攻交州府城，失败后自尽。这是道教传入越南最早的记载。下面分朝代加以简述：唐代唐代帝王与道教始祖李耳攀亲，借此笼络人心，加固统治的合法性。唐高祖李渊认老子李耳为祖先，唐高宗尊李耳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亲自为道教原始典籍《道德经》作注疏，令士庶家藏《老子》。开元二十九年（741）又下诏两京（长安、洛阳）及各州建玄元皇帝著庙，于长安设崇玄馆，于诸州置生徒学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并选送课试，称为“道举”。天宝元年（742）又诏封庄子、列子、文子、亢仓子为真人，其书尊为“真经”。唐僖宗时张陵被封为“三天扶教辅元大法师”。其间涌现了不少具有社会影响和有学问的道士，如成玄英、李荣、司马承祯、吴筠、杜光庭、吕洞宾、谭峭等，他们在道教史上都有重要的贡献和影响。两宋时期宋代统治者继承唐代儒道佛并用和对道教的崇奉、扶持政策。真宗和徽宗时期道教的两个高潮期。然而这一政策的奠基者，则是开国君主太祖和太宗两兄弟。宋太祖赵匡胤称帝前，便与道士有所交往。陈桥驿兵变后，就曾利用符命为他夺取后周政权制造合法依据，特别是利用华山道士陈抟为他制造舆论。称帝后，不仅召见道士苏澄、王昭素等，并亲自登门请教“治世养生之术。还召集京师道士对其学业进行考核，将品行不端者逐出道门，并下令取缔“寄褐”制度（即住在道观，着道士袍服，却不奉道教）太宗赵光义对道教的尊奉更超过太祖。他频繁召见陈抟、丁少微、王怀隐等道士，对黄白术、养生术极感兴趣。不断兴建宫观，从他即位到死前都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规模之大，耗资之巨，都属空前。宋真宗时代是宋代崇道的第一个高潮。宋真宗用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来扶植道教：一是宋真宗仿效唐代认老子为先祖，采取前蜀王衍的方式，从道教中另创一个姓赵的神祗作为圣祖，重演唐皇室崇道的情形。大中祥符五年（1012），下诏将玉清昭应观的玉皇后殿定为赵氏圣祖的正殿，并下令天下州、府、军、监兴建的天庆观都要设立供奉赵氏圣祖的“圣祖殿”。同时制造大量天神降临、赐语和天书下降等符瑞，将大宋王朝装饰成天命所膺，天神所护持；二是兴修道观、塑造神像，比太宗时规模更大，规格更高。由于天书下降，真宗将年号改为“大中祥符”，并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四月兴建玉清昭应观以供奉“天书”。每天役使军民数万之众。该观历时七年而成，总2610区，特设置玉清昭应观使，由宰相王旦充任；大中祥符二年，又下诏令天下并建天庆观；五年，又在京城兴建景灵宫，以宰相向敏中为为景灵宫使；天禧二年（1018）又在京城兴建祥源宫。在大力营造宫观同时，又于大中祥符五年下令铸造玉皇、圣祖等神像；三是制定天庆节、天贶节、天祯节、先天节等道教节日，还亲自制作请神、敬神用的表章、青词、步虚词、乐章等。还制作道书，如令宰相王钦若定的《罗天大醮仪》十卷等。龙虎山天师世系的受封，以始自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宋真宗赐龙虎山第24代天师张正随为贞静先生。宋徽宗是宋代第二个崇道高潮。此时道教备受尊崇，成为国教。首先，他也同真宗一样，制造大量天神降临、赐语和天书下降等符瑞。与真宗不同的是，他是亲自制造：还在藩邸时，他就自称梦见老子，告诉他“汝以宿命，当兴吾教）（中华书局《续资治通鉴》2354页），政和三年（1113）又宣称亲见天神降临玉津园，并亲撰《天真降临示现记》昭告天下。政和七年，又授意道士林灵素制造青华帝君夜降宣和殿，并要道士们上表，尊他为“教主道君皇帝”（中华书局《续资治通鉴》2386页）。第二改佛为道并大兴宫观土木。宣和元年（1119）正月下诏，改佛为道，易服饰，称姓氏；左右街道录院改作道德院，僧录司改作德士司，隶属道德院。不久又改女冠为女道，尼为女德。在国家财用匮乏情况下，从建中靖国元年到政和六年十六年间，不行耗费巨资，陆续在京师兴建景灵西宫、长生宫、显烈宫、玉清和阳宫、上清宝箓宫等大型宫观，如建中靖国元年兴建景灵西宫，仅到江南采太湖石就达4600块。这些巨大的的采制和运到京师，不知耗费的多少民力、财力，这就是《水浒》中民怨沸腾的“花石纲”。政和六年（1116）九月，下令全国的道教的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都要修建宫观或以寺院充任，塑造圣像。政和七年，又下令将全国的天宁万寿观改建为神霄玉清万寿宫。并严惩地方上改建“不虔”或执行不力者；第三为玉皇、地祗、庄子、列子、关羽、张道陵、陆修静、陶弘景，以及岳渎、城隍、山神、龙神、江河神等神祗和道教人物加赐封号。并在真宗之后又制定一批道教节日；第四。仿照才朝廷官吏品秩，设立道阶、道职；第五，提倡学习道经，设立道学制度和道学博士。许多道士不仅有道官、道职，而且享有俸禄，并得到朝廷施舍的大量财物和土地。据《续资治通鉴》记载：重和元年（1118）十月，“帝如上清宝箓宫，传度玉清神霄宝箓，会者八百人。时道士有俸，每一斋施，动获数十万；每一观，给田亦不下数百千顷”（中华书局《续资治通鉴》2404页）。徽宗时代，以朝廷名义大规模访求道经，编修《道藏》和道教史，这对中国道教典籍的保存和道史研究，为功甚巨。作为道教兴盛发展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新的道派开始涌现。主要有林灵素和王文卿代表的神霄派和以饶洞天为代表的天心派。二者都是符箓道派的不同流派。前者重五雷符，后者重三光符、黑煞符、天罡大圣符。到了南宋，符箓派成为道教统领，其中门派众多，主要的则是龙虎山的正一派，茅山的上清派和阁皂山的灵宝派。其后正一派又衍生出天心正法派；上清派又衍化出清微派，以女道士祖舒为祖师。清微派在南宋又分出南北两支：北支以武当山为中心，张道贵为代表。南支以福建建宁为中心，以熊道晖为首；灵宝派在南宋又衍化出净明派，以南昌为中心，奉徐逊为教主。在道教修炼术方面，汉晋以来兴起到唐代发展到极盛的外丹派，在宋代逐渐衰落，内丹派成为主要流派。所谓外丹，是指用鼎炉烧炼铅汞等药物制成一种称说可以使人长生不老的丹丸，道教的创始人张陵、东晋的葛洪、陆探微等都是著名的炼丹家。到了唐代趋于极盛，许多著名道士孙思邈、陈少微、楚泽等都以炼丹著名。唐代许多皇帝如德宗、武宗以及名士李白等也都热衷此道。内丹是与外丹相对的一种修炼方法，源于行气、导引、胎息等术。他不是借助于外界的鼎炉铅汞，而是以人的身体为鼎炉，以体内的精气神为药物，通过一定的方法使体内结丹，从而达到长生不死的目的。内丹之术，始于隋代道士苏元朗，他最早将魏伯阳《参同契》发掘出来，用以指导内丹实践。经过唐代的崔希范、刘知古、施肩吾、彭晓等，内丹派已成为一个重要的道教修炼流派。崔希范的《入药镜》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到了宋代外丹派逐渐衰落，内丹派则成为主要流派。陈抟、张伯端等著名道士皆是内丹派，他们所阐述的“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功法才成为道教内丹派主要的修炼方法。林灵素和王文卿等符箓派代表人物也将符箓与内丹修炼结合起来形成金丹派，内丹也成为道教主要修炼术的道教理论阐发的核心。两宋著名的道长有陈抟、张伯端、林灵素、王文卿、饶洞天等。他们著书立说，或开宗立派，或在修炼术上有所创新，他们当中有的人介入国家政治，对当时的社会生活、风俗面貌乃至历史进程重大影响。金代道教仍处于兴盛发展期。作为兴盛发展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太一道、真大道、全真道三大道派创立。尤其是全真道，后来风靡中国北方，其创始人丘处机被元朝统治者授予主管天下道教的权力。为应对全真道的迅速崛起，原龙虎山天师道、茅山上清派、阁皂山灵宝派合并为正一道，尊张天师为正一教主，从而正式形成了道教北有全真派、南有正一派两大派别的格局。全真道创始人为金代初年的王重阳（1112～1170）。王出身地方豪门，早年曾应金朝武举，为小吏，后辞职还家。正隆四年（1159），自称在甘河镇遇仙，得授金丹口诀。遂隐居终南山，修道三年。大定年间出关去山东传教。招收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等七大弟子，号称全真七子。全真道至此正式成立。金世宗大定九年（1169）王重阳留王处一、郝大通二徒在昆崳修炼，自己携丘处机等西归。一行到达开封第二年。王重阳即辞世。此后大弟子马钰掌教，其余六真便各自在山东、河北、陕西、河南一带修炼传教，王处一曾应金世宗的邀请进宫讲授道学。全真教的教祖、骨干多出身于知识阶层，其文化素养在金初三大教派中最高，留下的著述也最多。现存全真教道士的著作约有二十多种。其中有关教义、教制的重要著作有：王重阳《立教十五论》、《金关玉锁诀》、《授丹阳二十四诀》，马钰《丹阳真人直言》、《丹阳真语录》，刘处玄《至真语录》，丘处机《大丹直指》，侯善渊《上清太玄鉴戒论》、《晋真人语录》。这批全真教教祖和骨干，还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善于用诗文表达和传授全真教义，这方面重要的有王重阳《全真集》、《教化集》、《分梨十化集》，马钰《渐悟集》、《洞玄金玉集》、《神光灿》，刘处玄《仙乐集》，谭处端《水云集》，丘处机《磻溪集》，郝大通《太古集》，王处一《云光集》，　侯善渊《上清太玄集》，长荃子《洞渊集》等。全真道的教义，总体上仍是继承钟离权、吕洞宾的内丹思想，但又富有创新和时代特色。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主张“合一三教”认为儒释道三教的核心都是“道”，并无差别。王重阳说自己所创的全真道是“太上为祖，释迦为宗，（孔）夫子为科牌”，“三教者，不离真道也，犹一树之三枝也”。（《金关玉锁诀》）。其次，以“全精、全气、全神”所谓“全真”为成仙证真的最高境界。而要达到这种“全真”境界，就要通过对性的修炼。全真道的修炼之道，即是以降伏心意，明心见性为要旨，是内炼成丹的前提；第三，“苦己利人”的宗教原则。要求修持者把物质生活需求降低到最小程度，摈弃一切物质追求：“饥则餐一钵粥，睡来铺一束草，褴褴褛褛，以度朝夕，正是道人活计”。（马钰《丹阳真语录》）在修炼方法上，主内丹修炼，不尚符箓，形成独具特色的内丹理论。在教制教规上，规定道士心须出家住道观，不许蓄妻室。为了约束道士言行，制定各项清规戒律，督促道众严格遵守。这些皆与正一道有很大区别。太一道或称太一教，由卫州（即今河南卫辉）人萧抱珍于金熙宗天眷初年（1138）创立。萧抱珍事迹史籍语焉不详，明人无名氏所编纂的《卫辉府志》卷十三有《萧抱珍传》，中仅记载他“道貌纯古，性至孝。尝嗣道士李天竞，业以符水应治，随用辄验。皇统间（金熙宗年号，1141——1148）征至阙下，累被宠赉，有祈雪、伏龙、退星、禳火、平瘿、开哑之异，因敕所居为太乙万寿宫”；王鄂《重修太一广福万寿宫记》则说萧抱珍的道号叫“广升”；《忽必烈大王令旨碑》称其为“羽升微妙大师”、“太一一悟传教真人”。最初，萧抱珍只是在家传教，后信徒日益增多，乃于县东三清院故址草建茅庵而居，后扩展至山东，河北一带，弟子们逐建有太一堂，太一宫，万寿宫等，发展迅速。先后传门徒韩矩之子韩道熙，即太一道二祖。萧道熙掌教后，深得金世宗宠信，世宗敕以”万寿”碑，于是太一道名声大振，信道者受录者日益增多，门徒遍布山东河北等地。萧抱珍仙逝后，被赐赠“太一一悟传教真人”，其传教大本营卫州太一万寿宫，被改为“太一广福万寿宫”.使太一之教大行于世。元至元以后才渐渐衰微，因太一道在教义教规上与正一天师道相近，元以后大都归于正一教。太一道所奉的至上神为北宋东西太乙宫正殿的五福太一。关于太一道得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为《忽必烈大王令旨碑》所云，“盖取元气浑沦，太极剖判，至理纯一之义”；另一种是《元史?释老传》中的解释：“传太一三元法箓之术，因名其教曰太一”。由于“太一道”在元代并入正一道，所以关于本身教义的典籍文献尽失。现从文人集和残存碑记可知：该教“以老氏之学修身”，“以巫祝之术御世”，重视符咒秘箓，祈禳诃禁，为人去厄求福。属于符箓道教，但也重视内丹。在组织体系上，萧抱珍也模仿天师道秘传原则，只让萧氏承袭法嗣，外姓掌教者，需改姓萧，如太一道二祖韩道熙，三祖王志冲，五祖李居寿，六祖李全佑，七祖蔡天佑俱改姓萧。真大道初名大道教，创始人为刘德仁（1122～1180）。号无忧子，沧州乐陵（今属山东）人，宋靖康之乱，徙居河北盐山太平乡。金熙宗皇统二年（1142）他自称太上老君下降，授给他《道德经》，令其创教。刘德仁根据《道德经》义，加以演绎，为大道教订立规戒九条：“一曰：视物犹己，勿萌戕害凶嗔之心；二曰：忠于君，孝于亲，诚于人，辞无绮语，口无恶声；三曰：除邪淫，守清静；四曰：远势利，安贱贫，力耕而食，量入为用；五曰：毋事博弈，毋习盗窃；六曰：毋饮酒茹荤，衣会取足，毋为骄盈；七曰：虚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尘；八曰：毋恃强梁，谦尊而光；九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这是糅合老子、儒家、佛教思想为一体的立教宗旨。这些都反映出大道教提倡自食其力，少私寡欲，不谈飞升炼化、长生久视，融合儒释道三教，特别是援儒入道的特点。表明他与早期符箓派道教有着明显的不同，也与丹鼎派道教有所区别。大道教这些主张，颇能适合当时中下层社会的宗教需求，因此“一时州里田野，各以其所近而从之。受其教戒者，风靡水流，散在州郡”金世宗大定初（1161）“传其道者几遍中国”（陈垣《道家金石略》）。真大道在长期的掌教传承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体制。首脑机关是大都天宝宫，为历代掌教所居之地，设诸路真大道教都提点，教门都举正等以辅助掌教工作。其下据元代的行政区划设立各级地方组织。第一级，行省设提点都举正。如王清贵曾任河南江北、陕西、四川等处都举正提点。第二级，路设道录、道判。如陈德元曾任大都路道录，赵德松曾任汴梁路道录，郑进元曾任卫辉路道录等。第三级，州设道正、举师。刘德仁行教三十八年，住世五十九载，于大定二十年（1180）去世。此后，继任掌教者为：二祖陈师正，三祖张信真，四祖毛希琮。据《书刘真人事》和《先天宫记》载，陈师正，“幼渔于河，德仁穆以入道。能预知吉凶事”，“阐教垂十五年，法寿莫得而识”。张信真，于明昌（1190～1195）中任掌教，“有诗文数百篇，号《玄真集》传于世”，“处世五十五年，阐教二十五载”。毛希琮，嗣教之时，“当金之亡，兵戈俶扰，希琮能以柔而存”，“掌教五星有奇”。以上几代，皆在金代，所留资料极少。金、元之交，四祖毛希琮掌教。毛希琮之后有两个五祖，一住天宝宫（郦希成），一住玉虚宫（李希安），大道教内部分裂为天宝宫和玉虚宫两派，各自进行传法。流传至元代，并入全真道。上述道教流派在金代的迅速发展，与金代统治者的扶植与推助关于极大。一方面这些教派主张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助于巩固统治，如全真道主张苦己利人，要求修持者把物质生活需求降低到最小程度，摈弃一切物质追求；大道教主张无私邪，守本分，日用衣食，自力耕桑，不欲、不杀、不饮酒、不茹荤。以仁为心，恤其困苦，去其纷争。另一方面，金代统治者仰慕汉文化，如金熙宗即位后即采用宋朝制度。为了争取汉族士人的支持，对这些汉族宗教的首脑人物千方百计进行笼络，对他们的教派给予扶持。据《大金国志》卷三六记载：熙宗朝设有道司、道录、道正等道官管理道教，并设有侍宸、授经等道阶。皇统八年（1148），熙宗亲自召见太一教创始人萧抱珍，并为其道观赐额“太一万寿宫”。金世宗信奉道教，对道教更是优渥：大定七年（1167），诏真大道创始人刘德仁入居中都（今北京市）天长观，并赐号“东岳真人”；大定九年，为太一道二祖萧道熙敕立万寿碑并题额；大定十四年，天长观因遭灾损毁，世宗命有司修复。修复后，世宗率领太子和百官前往祝贺，做道场三日夜；大定二十二年，诏萧道熙入内殿，问以摄生之道，赏赐甚优渥；大定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又两次诏全真道王处一进京，为其修建“修真观”，并赐金书篆额，金帛巨万；大定二十八年，又召丘处机，赐钱十万，命主“万春节醮事”，令塑纯阳、重阳、丹阳三师像于所居宫观之正位。金章宗完颜璟是金朝皇帝中最为“尊玄崇道”者。与太一道三师祖萧志冲来往密切。明昌年间（1190—1208）请萧志冲于太清宫作醮，赴太极宫诵经百日。明昌元年二月，皇太后有恙，敕萧志冲于天长观设普天大醮七昼夜，赐钱五百万，各种名贵檀香2180斤。自己斋戒七日，前往天长观行香。泰和（1201—1208）年间，“国家事祈禳，连设大醮，羽流极天下之选”（《文渊阁四库全书》1190册，495页）。其时，太一道士侯元灿又倍受礼重，下诏令其入主中都天长观，赐紫衣及“观妙大师”号。崇庆年间（1212—1213）又诏往中都太极宫，授“清虚大师”号。金章宗与全真道首领之间交往更多：明昌元年，丘处机东归栖霞山，章宗为其建琳宫，并赐额“太虚”；承安二年（1197）七月，召见王处一于便殿，问养生之道和性命之理，以及治国和边境事，赐紫衣及“体玄大师”号，令居京师崇福观，日给钱二百缗；承安二年（1197）冬，又诏刘处玄赴阙，敕寓天长观，询问玄旨，并并赐“灵虚”、“太微”、“龙翔”、“集仙”、“妙玄”等五观匾额。承安三年（1198）又召刘处玄赴阙，赐给道观“修真观”。卫绍王完颜永济（1209—1213在位）嗣位之后，金朝统治已急转直下，但敬道之制度犹存。受章宗宠遇的道士李大方，在卫绍王执政期间仍活跃于朝廷。大安初（1209—1211）赐云锦衣，佩金符，加号“通玄大师”金宣宗完颜珣（1213—1223在位）即位不久，燕京即告失守。在此岌岌可危之际，仍给一些宫观赐名，给一些道士赐号封官。只是丘处机、李处静等道教头面人物看金庭大势已去，均拒不奉诏。金代帝王对道书的搜集整理也很重视。由于北宋时编撰的《政和万寿道藏》至金时，版本已残缺不全。金世宗于大定四年（1164）下诏以南京（今河南开封市）道藏经版付中都天长观；章宗明昌元年，诏天长观提点孙明照主持搜访天下遗经，得1714卷，又根据《政和万寿道藏》经版补版，最后汇成《大金玄都宝藏》6455卷。这次道经的搜集和整理，在道教发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元代元代最尊重是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但对道教也很尊重，但其重点在南宋灭亡前后有所不同。灭南宋前，主要是对北方的全真道、真大道和太一道争取和利用。其中以对全真道争取和利用最为着力。灭南宋后，为安抚江南汉人，重点转为争取天师道。在元蒙统治者的优崇和授权下，有元一代的龙虎山天师不仅统领江南道教符箓各派的事务，而且江南的全真道也受其管辖。江南各道派的事物，如宫观的赐额、道官、道职的任命，道官封号的赐予等，皆需经过天师的首肯和向上报告。道教在元代的兴盛也有其自身特色：相对于唐宋，理论创新方面较为逊色，但在组织发展上则超过唐宋，各道派以宋金道派分衍为基础又有新的发展和演变，更加兴盛且开始合流：由于龙虎宗逐渐成为南方道教的核心，江南道教符箓各派渐渐集合到它的周围，最后形成道教后期两大道派之一的“正一派”。北方萧抱珍创立的太一道由于在教义教规上与正一天师道相近，元以后也归于正一道；而张伯端一系所创立以金丹派则依附全真教，自称南宗，把王重阳这支则称为北宗。下面主要介绍道教后期两大派别全真道和正一道在元代的兴盛和发展简况：全真道全真道在元代的兴盛发展，前后主要靠两个道士：丘处机和李志常。丘处机际遇成吉思汗，为全真道在元代的大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丘处机在王重阳七大弟子中年纪最轻，金宣宗时就很出名，前面已作介绍。金朝后期，金、南宋和元都曾派使臣征召，希望能为己所用。丘处机审时度势，作出自己的政治选择。当成吉思汗铁木真于1219年十二月派使臣达莱州征召他时，他刚拒绝南宋的召请。第二年正月便率领弟子十八人启程北上，经过两年多跋涉，行程万余里，于铁木真太祖十七年（1222）到达阿姆罕河南岸（今阿富汗北境）成吉思汗军营，这时他已七十三岁高龄。因此使成吉思汗极为感动，对丘处机说：“他国征聘皆不应，今远逾万里而来，朕甚嘉焉”询问治国和养生的方法，丘处机以“敬天爱民”、减少杀戮、清心寡欲等为回应。成吉思汗又很赞赏，称丘处机为神仙：“神仙前后之语，悉合朕心”，并要群臣铭记：“天俾神仙为朕言此，汝辈各铭诸心”（陈垣《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636页）。丘处机还为成吉思汗征服山东、河南出谋划策，因此深得成吉思汗信任优宠。两年后丘处机辞归，成吉思汗赐给虎头金牌、玺书，令其掌管天下道教。邱与弟子还抵燕京后燕京后，蒙古达官显贵争着与之交往恳请驻大天长观（今北京白云观），从此该观成为全真道祖庭之一。丘处机修道的北京白云观：全真道祖庭之一丘处机虽离去，成吉思汗对邱的恩宠仍有增无已：“自尔使者赴行宫，皇帝必问：‘神仙安否？’还，即有宣喻语”（《道藏》19册，735页）。太祖十九年（1224）夏又遣使传旨说：“自神仙去，朕未尝一日忘神仙，神仙无忘朕！朕所有之地，爱愿处即住。门人恒为朕诵经祝寿则嘉”（同上，809页）。并告诫各路官员，免除“邱神仙”所在院舍即出家门人，一应免除赋税和徭役。丘处机也不失时机，抓住这个机会，大力发展全真道。他一到燕京，就着手“立观度人”计划，发展道徒。所谓“立观度人”，就是将那些战争中被蒙古人虏为奴隶的，失去生计无法度日的人持牒度为全真道士。据《元史》记载，通过这种方式成为全真道士的，“毋虑二三万人”。丘处机本人则在白云观开坛说戒，弟子们则四处建立宫观，使全真道组织发展到鼎盛时期。据《盘山栖观碑》记载当时全真道盛况是：“由是玄风大振，四方翕然，道俗景仰，学徒云集”甚至“旁门异户，靡不向风”（《道藏》25册，414页）丘处机之后，尹志平、李志常陆续继任。尤其是尹志平之徒李志常，将全真道推向兴盛的顶峰。元太宗窝阔台和宪宗蒙哥对李志常尤为赏识。窝阔台屡次召见李，封其为“玄门正派演教真常真人”，并对李志常大建全真教道观大力支持。蒙哥登基后，命其遍祭岳渎，令掌全国道教，宪宗三年（1253），命其作“金箓大斋”，任命李为“印押大宗师”，可以“给散随路道士、女冠普度戒牒”。五年，又“数召见，咨以治国保民之术”。总之，全真道在李志常时代达到极盛。孟樊鳞在《十方重阳万寿宫记》中曾感叹说：“呜呼，历观前代列圣重道尊教，未有如今日之盛。兴作之日，四方奔走，而愿赴役者，从之如云”。全真道在元代的极盛，表现在道门兴旺、门徒遍及全国，而且知名道士众多；其宫观以燕京为中心，遍及北部中国各省区：“今东尽海，南薄汉淮，西北历广漠，虽十庐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陈垣《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476页）。据《元一统志》，当时仅燕京地区就有道观百余所，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全真道宫观，而且多建在丘处机和李志常掌教其间，如固本观、长生观、清逸观、清都观、洞神观、静远观、兴贞观、真元观、崇元观、玉华观等。再就是在《大金玄都宝藏》之后，又编纂道藏《玄都宝藏》。此项工作由丘处机弟子宋德方，历时六年而成，共收道家经卷7800余卷，比《大金玄都宝藏》多收1400余卷。这次道藏编纂是全真教以一派之力独立完成，是道教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全真道的鼎盛局面，自丘处机起，历经尹志平、李志常两任掌教，大约三十年。宪宗五年（1255），佛道《化胡经》之争起，元室袒佛，全真道在与佛教辩论失败，此后元室下令焚毁除《道德经》之外的一切道经，全真教遭受沉重打击，全真道鼎盛局面因之结束。故在以后张志敬、王志坦、祁志诚、张志仙几任掌教中，处境都较困难。又经历约三十年，元成宗即位，驰焚经之禁，全真道获得正常发展。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平定江南，全国统一。此后，原同源异流而分传于金与南宋的全真道和以张伯端为创始人道教金丹派南宗，逐渐认同、融合，至元代中后期，在南宗道士陈致虚等人的推动下，二宗经过对祖师宗祀的调整，南宗最后并入全真道。并后仍称全真道，共尊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为五祖，下设北七真（即全真七子：马钰、谭处瑞、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南七真（张伯端、刘永年、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彭耜）。合并后的全真道遂成为更大的道派，而与正一道分统天下道教。全真道内部又分化出一些小派别，如南宗有清修派和双修派，北宗全真七子亦各传一派，其中邱处机所传全真龙门派势力最强。总的来说，有元一代，全真道一直保持着中国北方唯一大教和与正一道分统天下道教的势头。正一道江南道教，道派众多，但多属张陵的符箓道派。其中上清派茅山宗在北宋时为道教主流。南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命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提举三山符箓，龙虎宗正式成为江南诸道派统领，且影响大增。元世祖忽必烈灭南宋后，为安抚江南汉人，天师道龙虎宗特别受到忽必烈的关注。宋代对龙虎山、茅山、阁皂山所谓三山符箓的恩宠、礼遇几乎不分轩轾，但元廷对龙虎山天师的礼遇、优待却远远超过其它两山。据《元史?释老传》，至元十三年（1276）忽必烈刚平定江南，就召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赴阙，赐宴，赐玉芙蓉冠、组金无缝服、银印，命主管江南道教。第二年，又赐号“演道灵应冲和真人，给二品银印”并规定路设道录司，州设道正司，县设威仪司，皆归张宗演领属。元世祖授张宗演天师头衔，这是道教的天师头衔首次获得朝廷认可，过去只是道教自身自说自话，从未获得官方认可。另外由龙虎宗主管江南道教也属首次，南宋理宗时也只是提举三山符箓。自元世祖后，这两项成为定制，为元历代诸帝所承袭。继后的三十七代天师张与隶，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三十九代天师张嗣成，四十代天师张嗣德，四十一代天师张正言皆是被朝廷封为天师、真人或大真人，掌领江南道教，成为天师道龙虎宗最显赫的时期。此时，龙虎宗逐渐成为南方道教的核心，江南道教符箓各派，如三山中的茅山宗、阁皂宗，净明道，以及神霄、清微、东华、天心等新旧符箓派渐渐集合到它的周围，最后形成道教后期两大道派之一的“正一派”。北方的太一道在元以后也归于正一道。在元统治者优渥之下，龙虎宗在此时还形成一个重要的支派——玄教。至元十三年张宗演应诏赴阙，第二年返回龙虎山，留下张留孙侍阙。因祷雨和为皇太后祷疾有验而获得元世祖的宠信。张留孙就利用元世祖的赏识和留守京师为龙虎宗合法代理人的身份，扩大龙虎宗在京势力，陆续从龙虎山征调八十多位道士进京，或委以京师道职，或派遣到各地管理道教事务。这些人及其弟子围绕张留孙形成一个庞大的龙虎宗支派。至于“玄教”的名称，至少在至元十五年就有了。这年元世祖赐号为“玄教宗师，授道教都提点，管领江北、淮东、淮西、荆襄道教事，佩银印”。张留孙自己也说，玄教之名，乃是元世祖所称：“钦惟圣朝治尚清静，乃崇道家之言，谓之玄教，实始命臣典领”（陈垣《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962页）。至于玄教教徒人数则无法弄清，但从其宫观遍于江苏、江西、湖南、广东等地来看，道徒数量应当是相当可观的。元世祖去世后，张留孙历成宗、武宗、仁宗、英宗等朝，宠信始终不衰，“朝廷有大谋议，必见咨问”。但玄教在元代虽有很大发展，只是政治上显贵，在道教理论上并无什么建树。其组织也是以龙虎宗分化出来的支派，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它只是正一道的另一个名称而已。（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金代北方的另外两个主要道派太一道和真大道，在元代也得到礼重。元世祖忽必烈在即位前，很重视收罗人才，闻太一道创始人萧辅道之名，于1246年以安车征之。既至，雍容问答，誉之如梁之陶弘景和唐之司马承祯，赐号太一中和仁靖真人。这次召见，说明太一道已获元室的承认，为其在元代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至宪宗二年（1252），忽必烈再次召见萧辅道，并下诏追封太一道初祖萧抱珍真人号，升太一万寿观为太一广福万寿官。继萧辅道掌太一道的是五祖萧居寿（1221～1280）掌教期间，所受元室的尊宠超过萧辅道。宪宗九年（1259），忽必烈南巡，曾亲临汲县太一万寿宫，周历殿庑，询慰者久之。中统元年（1260）秋特赐太一演化贞常真人号。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忽必烈赐萧居寿太一掌教宗师印。至元十一年还在两京为建太一广福万寿宫，岁给道众粟帛。两京太一万寿宫的兴建，标志着太一道的首脑机关由汲县迁至京城，对太一道的发展十分有利。元世祖又在萧居寿的请求下，封赠其先祖及若干徒众。有时还采纳萧居寿在政治上的进言：十六年十月，萧居寿在主持五昼夜大醮后，私下对元世祖说“皇太子春秋鼎盛，宜参预国政”“世祖喜曰：‘行将及之’。其后诏太子参决朝政，庶事皆先启后闻者，盖居寿为之先也。”（《元史?释老传》）继萧居寿之后的六祖萧全皊，与至元三年，受封观妙大师，至元十七年萧居寿临终时，受命嗣主法席。后加封承化纯一真人。至元末、元贞初（1294～1295），有司奏请赐顺州（今河北顺义）地四千余亩和宛平县京西乡栗林给全皊，以作太一道之恒产，全皊在元贞二年（1296）于其地建太一集仙观一所。太一道传至七祖萧天皊，其后不见嗣教者，也不见太一道之活动。有的学者推断，在此之后，太一道可能已并入江南的“正一道”（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金元之交，真大道在四祖毛希琮之后分裂为天宝宫和玉虚宫两派。在元代，这两派都得到元室的承认，分别进行传法。但玉虚宫一派传法时间较短，连李希安在内，只传了三代。宪宗蒙哥四年（1255），忽必烈未登基前，就闻李希安道行，赐以真人之号。登基后第二年（1261），就命其掌管大道教。至元三年（1266）李希安去世后，继任的六祖刘有明玺书授崇玄体道普惠真人。”大道教玉虚宫派只传了李希安、刘有明和七祖杜福春这三代，此后未见记载，可能已并入全真道。天宝宫派的传法较玉虚宫派为长。五祖郦希成在一番内斗、退隐后，大约在元太宗十年（1238）左右受到元室的支持正式掌教，元宪宗封他为太玄广惠真人。在他掌教期间，组织有所发展。《先天宫碑》云：“自戊戌（1238）以来，化因以洽，南通河岳，北极燕齐，立观度人，莫知其数。”道派发展以后，郦希成特请元室批准他将“大道教”改名为“真大道”，以示正统。“宪宗皇帝即位之四年（1254），特降玺书，赐名‘真大道’，中宫赐之冠服”。真大道名称从此正式确立。郦希成“阐教三十六年，享寿七十八岁”，法嗣为六祖孙德福，孙再传法给七祖李德和。以上三代皆处在与玉虚宫派相对峙的时期。继李德和之后掌教的为第八祖岳德文（1235～1299），始合玉虚宫、天宝宫两派而为一。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李德和付以教事。二十一年，宣授岳德文为崇玄广化真人、掌教宗师、统辖诸路真大道教事，赐玺书护持之。在他掌教期间，真大道教获得进一步发展：“西出关陇，至于蜀，东望齐鲁，至于海滨，南极江淮之表，皆有奉其教戒者”。岳德文“尝使人行江南录奉其教者，已三千余人，庵观四百。其他可概知矣”（虞集《真大道教第八代才崇玄广化真人岳公碑》）。岳德文之后九祖张清志于元成宗末掌教，历武宗、仁宗、英宗至泰定帝，深受尊崇，授以演教大宗师、凝神冲妙元应真人，统辖诸路真大道教事。“掌教将二十年，教风日盛”。其所居大都天宝宫，“日食数千指”，其盛况可见一斑。吴澄于泰定二年（1325）为天宝宫作碑时，张清志尚在世，张何年逝世，何人嗣教，不见记载。可能此后不久，真大道即归并入全真道。金元时代各教派著名道士有全真道的王重阳、丘处机、李志全；太一道的萧抱珍、萧居寿；真大道的刘德仁，其后玉虚宫派李希安，先天宫派郦希成、岳德文；天师道龙虎派张留孙，茅山宗杜道坚、张雨，净明道刘玉，神霄派莫月鼎，清微派张守清，东华派林灵真，天心派雷时中等。明代明代统治者在建国初期，鉴于元末宗教发展太滥和民众不断利用民间宗教进行起义，因此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对道教实行的是优宠加抑制的双重政策，此时，道教依然在中国的各种宗教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与此同时，又制定了较为完善的道教管理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对道教的管理和约束，超过历代王朝。明太祖洪武六年（1373）十二月，下令民家女子不过四十者，不得出家为尼姑、女道士；洪武二十年八月又下诏男子二十以上者，不许出家为僧道（《明实录》第四册2263页）；洪武二十七年，又禁止收民间14岁以下儿童为僧道。除这些禁令外，还规定度牒（出家人身份证）必须由国家颁发并严格控制：洪武五年十二月，共给“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凡五万七千二百人发放度牒，以防伪滥”（《明实录》第2册1416页）；洪武六年十二月规定：“若请给度牒，必考试，精通经典者方许”（《明实录》第3册1537页）。明成祖朱棣自诩为真武大帝的化身，对祭祀真武的张三丰及其武当派更是大力扶持。他下令在“京城艮隅并武当山才重建庙宇”（《明实录》第28册310页）。并于永乐十年开始大规模兴建武当山道观。敕令隆平侯张信、驸马都尉沐昕督工，每日役使工匠达二十余万（一说为三十余万），费以百万计，花费了六年时间，最终建成八宫、二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庞大的道观建筑群。特别在天柱峰顶铸铜为殿，饰以黄金，供奉真武大帝。并赐武当山为“太岳太和山”，为“五岳之冠”亲撰《御制真武庙碑》、《御制太岳太和山道观之碑》。像这样由皇室出巨资，一次性建成如此庞大的道教宫观群，在历史上实属罕见！永乐元年和十四年，又两次赐钱修葺龙虎山上清宫；永乐十二年，又敕建龙虎山真懿观。但与此同时，又加强对道教的管理：永乐十六年（1418）十月，规定全国僧道人数不得超过36000名。其中府不得超过40人，州不得超过30人，县不得超过40人。度牒也由明太祖时代的三年一给改为五年一给。（《明实录》第9册2109页）明初至中叶正一道士还编制了一批斋醮仪范方面的典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朱元璋敕令礼部甄选道士宋宗真、赵允中等编纂的《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范》。朱元璋亲自作序，定为定规，颁发全国。另外还有《诸师圣诞冲举酌献仪》、《洪恩灵济真君自然行道仪》、《洪恩灵济真君愿文》、《伏魔经坛谢恩醮仪》等其中《道法会元》268卷，是一部极为重要的符箓派道法汇编，内容多为宋元所流传的清微、神霄等新符箓派的道法，是研究宋元符箓道教的重要文献。但到明中叶以后，从英宗、代宗两朝起，随着明廷对道教信仰和迷恋，各种规章制度逐渐破坏。其中以宪宗、世宗崇道尤甚，到了世宗嘉靖年间，明中期以前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逐渐破坏几乎成了一张废纸。史载宪宗朱见深成化年间（1465—1487），道士常常因为皇帝的优宠而骤得显官，如道士李希安在成化二年（1466）被任命为礼部侍郎，两年后升为礼部尚书。当李按规定应致仕时，宪宗不允，诏令继续任职。而且任命道士官职时也不按程序，不需经过执掌大臣的议定，而由皇帝直接让宦官传达任命，叫做“传升制”。宪宗在位的二十多年间传升的僧道官达三百数十多次。过去，道录司只有八名官员，到成化二十三年，道录司官员有133名，扩大了近十七倍。在宪宗如此崇道下，不仅道官制度被破坏，明初的度牒制度同样遭到破坏。如成化二年，宪宗在定额之外，又增加十五岁以上者僧道度牒五万名（《明实录》第22册560页）；仅成化二年、十二年、二十二年“三次开度，已逾三十五万，正数之外，增加十倍”（《明实录》第30册2049页）.滥发度牒的同时又大建宫观，“成化十七年以前，京城内外敕建寺观至369所，后复增建，以至西山等处相望不绝”（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607页，中华书局，1977）宪宗至死都认为，国家安定，都是他崇道的结果：“三茅功施社稷。朕自即位以来二十年矣，四海奠安，万方宁谧，惟赖神之灵贶，以至于斯”（《道藏外书》19册，746页）。明世宗朱厚熜在明代诸帝中崇道达到登峰造极。登基以后，一反祖辈佛道并重或崇佛胜于崇道的传统，毁佛寺逐僧人，专门扶植道教，而且日甚一日，主要表现在：1、宠信道徒方士，授予高官厚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邵元节和陶仲文。邵元节嘉靖五年（1526）命为致一真人，统辖京师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赐给紫衣玉带及金、玉、银、象牙印章各一枚。嘉靖九年（1530）班二品，每年给禄米百石，拨校尉四十人供洒扫，赐庄田三十顷，蠲免其租。而且恩及父母子孙：赠其父太常丞，母安人，孙邵启南为太常丞，曾孙邵时雍为太常博士。嘉靖十八年（1539）封陶仲文“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领道教事，其加授少师，仍兼少傅，少保，史评“一人兼领三孤，终明之世，惟仲文而已”。子陶世同为太常丞，女婿吴浚，从孙良辅为太常博士。十九年进卦礼部尚书，特授少保，食正一品俸禄，封其妻为一品夫人，二十三年加授少师，仍兼少傅，少保，史评“一人兼领三孤，终明之世，惟仲文而已”。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又陆续诏追赠三代，给诰命，其孙入国子监；加封为“神霄紫府阐范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子陶世恩为尚宝丞；加授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兼支大学士俸，二十七年（1548）加其支伯爵俸。2、广建斋醮，迷信乩仙，爱撰青词。深居西苑，日夕以斋醮为事，以至发展到“经年不视朝”。“每一举醮，无论它费，即金赤至数千两。盖门、坛、匾、对皆以金书。屑金为泥，凡数十碗”（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篇》上册，59页，中华书局1959）。据史载，当时宫中每年要用黄蜡二十余万斤，白蜡十余万斤，以供斋醮之用。（《明史》5437页）。青词，又称绿章，是斋醮时献给天神的奏章祝祷之文，用红色颜料写在青藤纸上，故称青词。世宗因“日事斋醮”，因此需要大量青词，这就造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善撰青词擢为高官乃至宰相的奇特现象。据《明史?宰辅年表》，嘉靖十七年后内阁十四位宰相中有九人即是靠撰写青词起家，如严嵩、夏言、顾鼎臣，世人称之为“青词宰相”。世宗还沉迷于扶乩，嘉靖二十四年“帝于禁中筑乩仙台，间用其言决威福”。御史杨爵、工部员外郎刘魁给事中周怡劝谏世宗勿任用“左道”皆被下狱。3、大建宫观，迷信丹药方术。世宗千方百计寻找长生仙丹，顾可学、陶仲文等皆因进仙方丹药而获宠信。他相信灵芝可以延年，于嘉靖三十五年派人到五岳及武当山、龙虎山、三茅山和鹤鸣山等道教名山去采集。嘉靖三十七年十月，礼部将四方敬献的“瑞芝”一齐呈报，共有1850本，世宗仍嫌不好，又“诏广求径尺以上者”（《明史》245页）世宗如此热衷方药、方术，不仅没有获长生，反为之所害：“晚年须眉脱落，乃至大渐，丹毒并作”（王圻《续文献通考》）。就道教内部发展来看，由于明廷重视承传传统的符箓派正一道，使正一道获得很高的政治地位。尤其是宪宗、世宗两朝，不少道士如邵元节、陶仲文等都被委以重要官职，出入宫廷，参予朝政，声势显赫。其地位之高、权势之重，为历代罕见。然而，正一道虽受明廷扶植，贵盛无比，但头面人物热心权势，并不专心研究道理，发展道统，在教理教义上并无建树，因此也为道教未来埋下衰颓的种子。另一方面除对全真教武当派张三丰表示礼重外，明廷对全真道支持较少，全真道自此进入衰落时期。金元时期形成的以北京白云观为基地统一领导核心顿然解体。在此情势下，统一的全真道渐次分解成诸多小支派。主要的有“七真派”，即宗祖马钰的遇仙派，宗祖谭处端的南无派，宗祖刘处玄的随山派，宗祖丘处机的龙门派，宗祖王处一的嵛山派，宗祖郝大通的华山派，宗祖孙不二的清静派等。另外，又有一些全真道士分别组成“五祖派”，即宗祖王玄甫的少阳派，宗祖钟离权的正阳派，宗祖吕洞宾的纯阳派，宗祖刘海蟾的刘祖派，宗祖王重阳的重阳派。如此众多的全真支派出现，并不表示全真道的兴旺发达，恰好反映它的衰落。它们的形成时间，最早在明代中后期，多数在明后。这样，元中叶后道教的两大派别在清以后的衰颓，从道教自身来看，已是不可避免的了。只有龙门派因王常月的阐扬，曾经在清初一度“中兴”，但也挽救不了总体的颓势。道教在明代发展的另一个趋势就是仍在延续道教各教派融合的路子，而且差别越来越小，各教派之间已无严格的宗派隔阂，互相交融的趋向却越来越明显。明代著名的道士有：张三丰、张宇初、刘渊然、邵元节、陶仲文、陆西星、林兆恩等。（五）衰微期清以后，道教基本已经停止了发展。清代开始，满清统治者信仰萨满教，入关后又信奉藏传佛教，并压制主要为汉族人信仰的道教。道教从此走向了衰落。但为了统治全国，对传统的道教又不得不加以利用。进入近现代社会以后，道教更是衰微。顺治入关后，从笼络汉人出发，对道教较为宽松，基本上沿袭明代加以保护；康熙对道教开始采取两手：一方面明确规定取缔巫师、道士的跳神驱鬼活动，违者处死；延请者也要治罪，这对符箓派正一道打击特别大。康熙二十二年（1683）诏谕吏部：“一切僧道，原不可过于优崇。若一时优崇，日后渐加纵肆，或别致妄为，尔等识之”（《清实录》第五册132页）。康熙二十六年又诏谕：“至于僧道邪教，素悖礼法。其惑世诬民尤甚。愚人遇方术之士，辄以为有道，敬之若神，殊堪嗤笑，俱宜严行禁止”（《清实录》第五册385页）。另一方面，又屡屡加封正一道天师：康熙二十年，授54代天师张继宗为正一嗣教大真人；康熙三十三年，令其进香五岳；康熙四十二年，又授张继宗光禄大夫品秩，并追赠52代天师张应京、53代天师张洪任为光禄大夫；康熙52年，又赐帑修葺龙虎山大上清宫。继后的雍正由于登基前的继位之争和登基后改诏传言，极力欲争取民心，是清代帝王中最为优待和重视道教的一位，他从“三教同源”角度，主张儒释道都为其统治服务。但从乾隆起，对道教的贬抑越来越厉害。乾隆先是宣布藏传佛教为国教，道教为汉人宗教。道教首领的地位一再被加以降贬，对道教的限制活动亦不断增强。道教的组织活动渐趋停滞。乾隆四年（1739）下令：“嗣后真人差委法员往各省开坛传度，一概永行禁止。如有法员潜往各省选道士，授箓传徒者，一经发觉，将法员治罪，该真人一并议处”（《清朝续文献通考》卷89）。也就是说，正一道只能在龙虎山一带传授，严禁到外地发展道徒。乾隆五年，正一道天师到京祝皇帝万寿节。鸿胪寺（礼宾司）卿梅谷成上疏：“道流卑贱，不宜滥厕朝班”，于是传统的朝觐制度已被废除。另外又下令废除多年来由道士担任太常寺乐官制度，改由儒士担任。嘉庆道光年间，道教地位的贬抑波及龙虎山道官。：嘉庆九年龙虎山提点由二品降为三品；嘉庆二十四年，则降为五品；道光元年（18212）则降为六品。并下令：“如有私钤执照发给法官，及用空白札付向各省选考道士，并容士民投充挂名等事，该法官及投充人，从重治罪”（《清朝续文献通考》第一册，8494页，商务印书馆，1936）。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在宗教政策上实行信教自由，道教得以合法存在。但民国政府对道教没有财政上支持支持。民国元年，江西省督政府即取消龙虎山天师正一真人封号。袁世凯复辟时，虽曾封62代天师张晓初为“正一嗣教大真人”，但随着袁世凯皇帝梦的破灭而破灭。嗣后，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内忧外患加剧。道教更失去外部生存发展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7年，中国大陆成立了中国道教协会，管理中国道教内部的事务。文化大革命中又毁于一旦，道观、道教文物被毁，道士被逐出，组织被解散。文革结束以后，道教才开始恢复正常的宗教活动，可是正式出家的道教徒并不多。目前中国大陆的全真派和正一派道士近10万人，其中住观道士约3万人，散居正一派道士约6万多人，登记备案的道教活动场所3万多座。道教组织有中国道教协会、省一级地方道教协会、地区（市）一级地方道教协会。大陆法嗣张继禹，1962年9月25日生于江西贵溪县上清镇天师府。的父亲张宝训，是个裁缝为张道陵第六十五代裔孙。祖父张祥之，为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之胞弟（排行老大），张继禹现为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青联副主席。1949年，正一道的63代天师张恩溥携子张允贤和堂侄张星景辗转到达台湾，并带走家传印、剑。1950年，张恩溥成立“台北道教会”和“台湾省道教会”，并自任理事长。1968年成立“中华民国道教会”，张恩溥当选为理事长。张允贤来台后因心脏病早逝，1969年张恩溥去世后，由張允賢奶媽的兒子張源先代理掌教，2020年张源先去世，由張星景兒子張道禎正式接掌第六十四代天師之職，居台湾嗣汉天师府。台湾道教基本上随着早期的汉人移民而来到台湾，日治时代末期，很多民众信奉道教以表明自己的民族立场，因此道教备受打压，道教宫观屡遭损毁，必须兼供佛像或民间神祇才能得以保全，这种混杂现象延续至今，且导致台湾道佛不分的情况。现据台湾民政部门统计道教乃为台湾第一大宗教。香港的道教主要有先天道、全真道和纯阳道三大派别。1961年6月，香港成立道教联合会，由香港各道堂代表组成，是目前香港最大的道教组织。清代著名的道士是娄近垣，他是唯一受到清廷优待，也是正一道唯一有著述传于后世的道士。另有全真道道士王月常，他虽未获清廷重用扶植，但他振兴了全真道，使全真道走向了民间。近代则有著名的道教思想家陈撄宁。二、道教的信仰、神祗及道术（一）道教的信仰道教是一个崇拜诸多神明的多神教，有着特色鲜明的宗教形式，主要宗旨是追求得道成仙、垂法济人、无量度人，道教成仙或成神的主要方法大致可以归纳为五种：服食仙药，外丹等，炼气与导引，内丹修炼，并借由道教科仪与本身法术修为等仪式来功德成仙。道教以道为至高信仰，认为无形无象、玄之又玄、无法言说。道在人和万物中的显现就是德。故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散则为气，聚则为神。《道德经》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不停地无中生有、有又还无地周而复始运转变化”。道教早期主要思想《易经》以及老子的《道德经》为主要经典。道教的第一部正式经典是《太平经》，而《太平经》、《周易参同契》、《老子想尔注》三书是道教信仰和理论形成的标志。道家思想作为首先独创了朴素唯物主义本体论学说的代表，从春秋战国时代即为诸子百家之一，先秦时期在著名的儒墨显学里独树一帜，汉初，完全成为显学。所以，汉朝就有了具体正规的教团产生，奉老子为道德天尊，把原来深奥的道德哲学更进一步升华、粹炼。它不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对当代社会也有各种积极的意义，诸如：道法自然，珍爱生命、珍爱自然环境，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实现修身养性。它以一定的方式和方法，对精神和肉体进行自我控制，达到“我命由我不由天”，突破生命的桎梏，延年益寿。通过提升了个人的生命质量，再进一步为人类社会做贡献。道教经书的内容包罗万象，不仅记录了道教的教理教义、教规教戒、修炼方术、斋醮科仪，还保留了中国古代哲学、文学、医药学、养生学、化学、音乐、地理等多种学科的珍贵资料，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宝库。道教典籍老子的《道德经》，早在16世纪，就被西方人译成西方文字，17世纪以后，借助西方的商船往返，顺着西方传教士的足迹，《道德经》逐步由中国传入欧洲，西方人把《道德经》翻译成了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等文字，老子思想逐渐传遍欧洲大陆。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最初正是根据伏羲、黄老的阴阳学说提出了二进制思想，并给太极阴阳八卦起了一个西洋名字“辩证法”。几百年来，《道德经》的西文译本总数近500种，涉及17种欧洲文字，在译成外国文字的世界文化名著发行量上，《圣经》排第一，《道德经》排第二。（二）道教的最基本教义尊道贵德——道教最高信仰；清静寡欲——道教行为标准；自然无为——道教生活态度；柔弱不争——道教自我修养；返朴归真——道教理想状态；天人合一——道教文化主体；天道承负——道教善恶报应；性命双修——道教修炼要诀。（三）道教的神祗道教是多神教。道教崇奉的神灵种类繁多，下面只能介绍一些地位较高且较有影响的神祗。三清指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它们是道教的最高主神，实是“道”的一体三位。“三清”的说法始于六朝，但此时“三清”多是指“三清境”，即太清境、玉清境和上清境，分别为神宝君、天宝君、灵宝君三位大神居住。后来，“三清”才逐渐作为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的通行代称，而“三清境”亦成为其居住地。六御地位仅次于三清的六位天帝，分别为：统御万天的昊天金阙无上至尊自然妙有弥罗至真玉皇上帝（玉皇大帝）、统御万雷人间兵革之事的勾陈上宫天皇大帝、统御万星的中天紫微北极大帝、统御万类的东极青华大帝（又称太乙救苦天尊）、统御万灵的南极长生大帝、统御万地的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祗。这种说法源于中国古代“六合”观念，所谓“六合”，指宇宙的巨大空间，即上、下、四方（东、西、南、北）。诸星道教中的星神，包括金星、辰星（水星）、荧惑星（火星）东西南北中“五斗星君”、四方二十八宿星君（包括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组成龙形，称青龙；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组成鸟形，称朱雀；西方七宿：奎、娄、胃、昂、毕、觜、参组成虎形，称白虎；北方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组成龟形，称玄武。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合称“四方之神”）、紫微垣众星君、太微垣众星君、天市垣众星君等。其中，最受崇奉的是“斗姆”。“斗姆”作女像，传说她生出了北斗七星，能普垂医治之功。此外，北斗、南斗星君也很受世人崇奉，据《度人经》言，北斗主死，南斗主生，故民间多举办“北斗会”、“南斗会”。三官大帝即天、地、水“三官”，有关其来历说法颇多，或说起源于中国古代宗教对天、地、水的自然崇拜，或说起源于五行中金（主生）、土（主成）、水（主化）三气，或以为即尧、舜、禹，等等。“三官”在早期道教中就已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如汉末天师道为病人祈祷时需举行“三官手书”仪式，即将病人姓名和服罪之意写于纸上分别送呈天、地、水三官；南北朝时期，“三官”又与“三元”相配而成为“上元天官紫微大帝”、“中元地官清虚大帝”和“下元水官洞阴大帝”。据称，天官能赐福、地官能赦罪、水官能解厄，分别诞生于正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十月十五日；各地的人们为了祈福、拔罪和禳灾，多分别在这三个日子举办“上元”、“中元会”和“下元会”。玉皇大帝民间信仰中的天界最高神灵。有人以为其乃是由殷商时期最高的天神“帝”或“上帝”发展而来。在早期道教的《真灵位业图》中，有“玉皇道君”和“高上玉皇”之名，但其阶位却并不高，仅排在玉清三元宫右位的第十一及第十九位。宋代，真宗皇帝称其远祖赵玄朗得玉皇之命而降授天书于赵宋，故特上玉皇大帝号曰“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天帝”，后徽宗又再加封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昊天玉皇上帝”，从而大大提高了玉皇在民间的威望，令玉皇信仰流行开来。道教多将玉皇视为“三清”之下的“四御”之一，以为他是地位仅次于“三清”的“总领宇宙主宰之君”，其职能是“承三清之命，察紫微之庭”，“小事专掌，大事申呈”。每年正月初九玉皇圣诞日，道观和民间多举办“玉皇会”。五星七曜星君五星又称五曜，指的是岁星（木星）、荧惑星（火星）、太白星（金星）、辰星（水星）、镇星（土星）。加上日、月，合称七曜。道教尊七曜为神，名为星君。日月和星神的崇拜，起於上古。两汉时，谶纬之学多有据星象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