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问答评注(校对 书签).pdf

本草问答评注张伯龙问唐容川答黄杰熙评注1序言余少承家学，在校读书之余，即在家兼习医学。忆读医书之启蒙本为《药性赋》，闲时又喜立于先人背后，观听论病处方用药，自觉比与诸童戏玩，尤有兴趣，又爱到药铺翻检成药与所学对勘，或与先人散步郊外田野，见有药用植物随即得到指点，采集标本，遇有疑义，随即提出问难，必得满意之答案而后已。时光易逝，瞬即五十二年矣！先人别教，已辞世四十二年，克绍箕裘，临证救人，时断时续，但钻研医药之学未尝停止过，遇疑难问题，每致废寝忘餐，探求达旦，日之不足，继之以月，累以成年，查书问人，周而复始，必得其所以然后而稍息，如此又四十二年矣！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自揣对祖国医药学又稍具独自见解，为了发扬医学，拯救斯民，不得不写之成书，与而今而后之识者共鉴。迄今余所读过之本草书不下百种；比较之下觉《本经》最准确但言之过简，《纲目》详备失于繁，其余者，不是按《本经》分类，就是按《纲目》分类编写。揆之不是补充药品，便是精简药品，其中或为上中下三品排列；或为草本虫石即动植矿物分类；或为补涩温通治效排比等等，再归经主治论述一翻。盖药止寒热温平四气，辛甘酸苦咸淡六味，药物已超过二千种，四气六味来回排列组合，千篇一律，眩目迷神，越读越觉枯燥无味。临证日久，深感常用之药不超过三百来味，药房素备者亦无出乎此数；另外之药开出亦无法觅取，因药房不备也，既或备之，因年久不用，一时也难找到。早有心思，自编一部《实用本草》，但再三思之，不取甲之编排法，即取乙之编排法，或取丙或取丁等等，甲乙丙丁罗列药品，气味归经主治论述一通，岂不又要蹈先辈著书之旧辄，既有现成之本草学“字典”，“辞源”，又何必多此一举耶！就算有许多新义，前辈未曾道过，不过披沙炼金，于后之学者又有多大助益呢！有志数年，未敢冒然编写，为此也。徐灵胎《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出后，确为研究本草学提供了新的途径，但取药过俭，不切临床实用，仍不免蹈旧辄甲乙丙丁排列，缺乏系统之通观；邹润安《本经疏证》，虽对药性之探讨详尽，但又失之形而上学无限上纲，几乎把每一种药描绘得神妙无比。既读唐容川《本草问答》，初读之不以为意，以为只不过类于徐邹二氏之说进行补充串解而已，继又阅读新出药物学多种，兼之临床验证更为广泛之后，再三读之，愈觉绝妙无穷，比较之下，该书论药最精最真，实可与医林之《难经》相羽翼，为本草学中之《难经》也！随之受益日深，体会日久，又觉其有不详备与缺憾之处，为了完美此书，造福医林，拯救患者起见，因此余又有评注之作，愿天下有志深造钻研斯学者共赏焉！是为序。黄杰熙公元1990年12月24日于太原2原序余自去冬游于粤省，得遇张君伯龙，天姿英敏，文史淹通，留心世故，而不习举业，真达人也。其父墨园，曾膺张香帅保介循吏，政治劳心，每生疾疢。伯龙以人子须知医，寝绩方书于今七年。前春其父偶感时证，病象危险，群医无策，伯龙极力救治，顿获安全，国手之名，一时腾噪，乃益留心医理。与余邂逅，使留讲贯。谓余所著各种医书，于病源治法，固已详矣！而独少本草，未免缺然。余曰：吾所论著，已寓药性，且本草业经充栋，何烦再赘。伯龙曰：不然！诸家本草，扬厉铺张，几于一药，能治百病，及遵用之，卒不能治一病者，注失之泛也；又或极意求精，失于穿凿，故托高远，难获实效，且其说与黄炎仲景诸书，往往刺谬，若不加辨证，恐古圣之旨，不能彰著于天下，近日西医释药，每攻中医，适能中中医之弊，而中国医士不能发西人之覆，徒使西药流弊，又增甚于中国本草之祸，岂浅鲜哉！甚矣！本草自晋唐以后，千歧百出，极于《纲目》，几令人目迷五色；《三家注》力求深奥，转多晦义，徐灵胎冠绝一时，颇合经旨，惜其时无西人之说，未能互证以注《本经》。今先生博通西医，参合黄炎仲景之书，以折衷于至当，若不将本草发明，其流弊又谁救哉！虽西国异产及新出药品不能尽行论列，但使揭出大义，举一反三，则据此以求，无论中西各药，见于目而尝于口，便可测以知其性矣。幸毋隐秘不宣，惟先生明以教我。余以伯龙此言甚挚，因与问答而成是书。时大清光绪十九年岁在癸巳仲春月蜀天彭唐宗海容川叙3体例一、《本草问答》乃本草书中之疑难问题，由唐容川之弟子张伯龙提出，师徒问答所成之书。原书每问之前无编号，无目录，不分章，在急要时查阅，极不方便。《评注》时：按内容大意分为九章，依次在每问之前插入编号；统编目录。二、按唐氏原书问答，以次计之共为七十五问，但在六十二问及以后之两问，皆是以研究牛黄之性能为主，为了利于学习与评注方便起见，故将此三问合并为一问，为保持原貌起见，对原文一字不增，一字不减，故仅得七十三问之总数。三、原来有意将原书七十五问，加以分割与合并，裁成八十一问，则符合《难经》问难之数。继想之，分割时又必须添上几字，重设问题，恐失原貌，故又未作。因而仅有一问合并，且保持原貌，余无更改。不求九九八十一问，以合“黄钟”之数的形式。四、上海千顷堂书局石印之唐氏书中有讹字；且断句之处亦有不妥者，今据原籍所藏之唐书手抄本校正更改者约十余处，并经余重以标点符号断句。若以余本与千顷本核对，愈觉余本真实而文气贯注。五、分章与目录等之安排，纯出余意。因唐氏之书，理出一贯，但论又稍有不同，如第一章药理，是论药为何可以治病之原理为主，其中虽举有药品作为论据，但以通理为主，故未列出药名；第二章药性，理虽一贯，毕竟以落实药性为主，故只列药名，且各问中药名多有重复以分层次阐发者，如去其重复计之共为251味，以便对药查检。其余各章虽为专论，但仍有举药为论据之处，故又不以列药名为主；以专论为主，如五十一之解羚羊角；五十三问之解硫磺等药，论皆极为精妙，而未列入目录。统计全书论药，去其重复计之共为330味，而未列入目录者有79味之多，学者宜留意焉！总之，对待者数；流行者气，主宰者理也，药之数岂可尽列耶！六、原书为问答体裁，只求药理药性之真；病机治则之实，文词或有重复与欠通畅之处。目文笔只求其实，不求其华而著成的，故在《评注》中不推敲原书字眼，专以通达其理之所以然，兼补充其未备为主。评注之写法亦如是，因医书为性命之作品，不取文章华国，笔下也有千言，心中并无点墨之华而不实的美丽品，应以通达道理，治病救人为首要，学者鉴之。4第一章药理一问：药理问曰：药者，昆虫土石，草根树皮等物，与人异类，而能治人之病者，何也？答曰：天地只此阴阳二气，流行而成五运金木水火土为五运，对待而为六气风寒湿燥火热是也。人生本天亲地，即秉天地之五运六气以生五脏六腑。凡物虽与人异，然莫不本天地之一气所生，特物得一气之偏；人得天地之全耳。设人身之气偏胜偏衰，则生疾病。又借药物一气之偏，以调吾身之盛衰，而使归于和平，则无病矣！盖假物之阴阳以变化人身之阴阳也。故神农以药治病。评注：此问论药物所以能治病之理由。天地初分之后，只分阴阳二气，则天为阳气；地为阴气，阴阳之气相互流行，而成金木水火土五运，五运在天亦在地。阴阳二气对待则分火热燥三阳气；风寒湿三阴气，共成六气。人生在天地之间，本一小天地，则天地之阴阳运气反映在人身上，阴阳二气则生男女，并得五运而生五脏，六气而生六腑。其余之万物虽与人异类，总之，皆本天地之一气所生，阴阳之气，分则为二；合则一也。人与万物不同之处，人得天地纯全之气，物仅得天地一偏之气，故物不如人之处在于此。假如人身之气，即五脏六腑之气，有偏盛偏衰之处，则衰处受盛处克制，失掉平衡制约，就会产生疾病。则可选择药物一气之偏，以调整人身气之盛衰，使归于平衡协调，达到人身之气和平则康复无病。一言以敝之，即假物之阴阳以变化人身之阴阳。先民神农氏族以药治病之理即在于此。此问徐灵胎《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上虽曾提及，但不如唐氏将源流一并托出，源于阴阳五运六气，使药物与治疗疾病密切结合起来，立药物所以能治病之根本大法，较诸家本草格高一筹，真可谓探源握道奥之论，为以后诸问之总纲，药物学中登堂入室之金科玉律。二问：解剖实验问曰：神农尝药，以天地五运六气配人身五脏六腑，审别性味，以治百病，可谓精且详矣。乃近出西洋医法，全凭割视，谓中国人未见脏腑，托空用药，不足为凭，然欤？非欤？答曰：不然！西人初创医法，故必剖割方知脏腑。中国古圣定出五脏六腑诸名目，皎然朗若，何必今日再用剖视之法。当神农时，创立医药，或经剖视！或果洞见脏腑，均不必论。然定出五脏六腑诸名目，而实有其物，非亲见脏腑者不能。安得谓古之圣人，未曾亲见脏腑耶！《灵枢经》云：“五脏六腑，可剖而视也”。据此经文，则知古圣已剖视过来。且西洋剖视，只知层次，而不知经脉，只知形迹，而不知气化。与中国近医，互有优劣，若与古圣《内经》，《本经》较之，则西洋远不及也。评注：此问论中医用药是否经过解剖实验。原论已详，不必经过一一注释。中医之发展亦由解剖而来；用药亦由实验而来，再上升到理论，复由理论指导实践。惟自晋唐以来，医学著作，汗牛充栋，后之学者如学历史，历史事迹，不必经过实验，故造成由理论到理论者多矣。所以医学水平提高放慢，治疗效果往往不如古人，这是中医传授之缺憾，不能讳过。近代虽有王清任力主剖视；张寿甫力主用药须先经过实验，积习较深，所以影响不大。《内经》、《本经》是由群医经解剖实验而来，所以造诣深远，有很多论述超过西洋，如经络、气化等等，西洋迄今仍属不知。所以要求振兴中医的有志之士，须学古圣经过解剖实验，验之确实，再提高到理论；用以指导实践。至于古人所遗留下来的丰富宝贵医学遗产，也应好好学习吸收，吸收不能代替自身之实践、创造，发明，两者应紧密结合起来，才是研究医学之正道。但唐氏已觉察到自己的论据不周，故最后5说：“若与古圣《内经》、《本经》较之，则西洋远不及矣”。惜未作进一步之发挥。三问：实验问曰：西人谓彼用药，全凭试验，中国但分气味以配脏腑，未能试验，不如西法试验之为得也，其说然欤？答曰：中国经神农尝药，定出形色气味，主治脏腑百病，丝毫不差，所谓尝药，即试验也，历数圣人审定，盖已详矣，岂待今日，始言试验哉！评注：此问专论药物实验。唐氏仍主古人经过实验，用之不差，今人不必再实验之意。盖古人之实验固珍贵，不能代替今人之实验，况药物因时因地不同，气味形色主治亦有变迁，故令人用古方治今病，有效有不效，当然其中含有论证用药是否恰当的因素，就证药切合而论，亦有不效之时，可能药有伪劣者，又可能因时因地有别，所临之五运六气不同，以成之形色气味有差。总之，未经亲身多次实验，不能得其究竟。所以说药物须经亲自栽培，采制，得其地道药材，还要经过临床多次实验，结合《本经》之原义考察，才能得出结论。关于这个关键问题，余在书后附有专论，请参阅。在这个问题上，唐氏之主张，不过是吃现成饭之意。四问：药理与药性问曰：辨药之法，以形色气味，分别五行，配合脏腑，主治百病，是诚药理之大端矣。而物理相感，又有不在形色气味上论者，譬如琥珀拾芥；磁石引针；阳起石能飞升，蛇畏蜈蚣；蜈蚣畏蟾蜍；蟾蜍畏蛇，均不在形色气味上论，又何故也？答曰：此以其性为治者也。夫辨药之形色气味，正以考其性也，果得其性，而形色气味之理已赅。故凡辨药，先须辨性。有如磁石，久则化成铁，是铁之母也。其引针者，同气相求，子来就母也。以药性论之，石属金，而铁属水，磁石秉金水之性而归于肾。故其主治，能从肾中吸肺金之气，以归于肾。琥珀乃松脂入地所化，松为阳木，其脂乃阳汁也，性成粘合，久则化为凝吸之性。盖其汁外凝，其阳内敛，擦之使热，则阳气外发而体粘；停擦使冷，则阳气内返而其性收吸，故遇芥能粘吸也。人身之魂，阳也，而藏于肝血阴分之中，与琥珀之阳气，敛藏于阴魄之中，更无以异，是以琥珀有安魂定魄之功。西洋化学，谓磁石琥珀内有电气，其能吸引者，皆是电气发力，能吸引之也。有阳电；有阴电，凡物中含阳电者，遇阴电之物即吸，含阴电者，遇阳电之物即吸。若阴电遇阴电之物即相推，阳电遇阳电之物亦相推，其理甚悉。琥珀能拾芥而不能吸铁，磁石能吸铁而不能拾芥，以其所含之电气不同也。然西人单以气论，犹不如中国兼以质论，则其理尤为显然。磁石之质类铁，故以类相从而吸铁；琥珀之质能粘，故以其质为用而拾芥。辨药性者，所贵体用兼论也。阳起石生于泰山山谷，为云母之根，其山冬不积雪，夏则生云，积阳上升，故或乘火气而上飞；或随日气而升腾也。凡人病阳气下陷，阳物不举者，用以升举阳气，亦以阳助阳之义而已矣。蛇形长是秉木气，行则曲折是秉水气，在辰属巳，在象居北，在星象苍龙，总观于天，知蛇只是水木二气之所生也。蜈蚣生于南方干燥土中，而味大辛，是秉燥金之气所生。蛇畏蜈蚣者，金能制木也。蜈蚣畏蟾蜍者，以蟾蜍秉水月之精，生于湿地，足秉湿土之气所生，湿能胜燥，故蜈蚣畏蟾蜍也。蟾蜍畏蛇，则又是风能胜湿；木能克土之义。趁此以求，则凡相畏、相使、相反之理，皆可类推。评注：此问论药物能治病之理即于物性之中。答词甚明朗，无须一一注释。凡辨药物之形色气味质时地等等，正是考其能治病之理也，能治病之理，正是药物之性能，即体用结合。若能真明药性，用以救人身阴阳之偏颇，无不效如桴鼓，立起沉疴。但唐氏论琥珀拾芥，磁石吸铁，从气与质入手，通则通矣，不无谬误。盖琥珀能拾芥，而玻璃，塑料、胶木等等擦热之后，均能拾芥，且其质皆粘，其气皆内返，但不能起安魂定魄之6功。推其能否治病之理，其质不在粘合上，而在琥珀之原质不同上，其质为松脂，松脂为松之精华所在，其性能治风寒湿三阴邪，入地年久，又得土气长期蒸炼、炼成红玉之象。人身之魂魄为精气神所凝聚，琥珀具金刚之性，故能入肺定魄，且又为阳木之精华，故能入肝安魂，色红入血祛瘀，肺为水之上源；肝主条达疏泄，肝肺足则流畅三焦膀胱之气化，故又能通调小便。以上诸物皆能拾芥者，乃摩擦生电，感应芥亦生电，如被摩擦物生阳电，贴感应芥物近端为阴电；他端为阳电，异性相吸，故能拾芥也，反之亦然。磁石吸铁，则非电子原理，所以不能拾芥；只能吸铁。磁石中有磁场，产生磁力线，铁与磁石本为同类金属，而五行中又分五行，铁与磁石皆为黑色，黑属水，故同秉金水之性。磁石吸铁，并非子来就母，乃铁被磁感，亦可带磁性，成为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现象，磁石受到震荡使磁力线排列紊乱，亦可丧失磁性而变成铁矿石，两者均可互变。盖磁力线排列齐整后即有磁性，若一端成阳极，另端则成阴极，同类相感，则铁内排列紊乱之磁力线受感应而排列整齐起来，近磁石之端则与磁石之极相反，阴阳相吸，故能吸铁。唐氏认为是西洋化学之理，不对，应说为西洋物理。磁石与铁皆质重色黑，故能降痰水以镇怯，金克木，又能平肝木以息风。细论之，磁石有磁场产生磁力线，人身亦有生物磁场产生磁力线，人身之生物磁场寓于两肾间即命门中，磁石粉末服后，以类相从，故引入命门以补之助之，以吸引人身血液中历含之铁元素，使血不外渗下泄，故可治损伤，吐、衄、崩漏；肺属金，又可吸引金气归根，而宁喘息。至于铁则补血之功居多，两者正可相须为用。电与磁皆分阴阳，但性不同，电阻以绝缘体则不流，作用消失；磁阻以绝缘体照样相吸或相斥，但电场可以产生磁场；磁场可以产生电场，既电可生磁；磁可生电，两者互为母子关系。为时代和条件所限制，所以唐氏论之不透彻，今代为补论之，用以完美此书。阳起石《本经》云：色白，故又名“白石”，今有色黑者、黄者、杂色等，以放于雪上，雪化者为真。若冬不积雪，夏则生云，云乃水受热腾空之气，不一定为云母之脚，今云母之脚未见此物，乃独产于山东阳起山。凡病阳气下陷、阳物不举，宫寒不孕，用之皆有奇效，因其能补阳升阳，服之故可转化人身之阴阳也。蛇是水木二气所生，但以木气为主，故可祛风，治疗瘫痪，疮癣诸病。蜈蚣是燥气所生，燥属金，金性制木，故可治肝风内动外扰之抽搐，金克木，故蛇畏蜈蚣。螗蜍生湿地，且为月魄，燥气盛则湿可制之，凡疮肿结核而干燥者，蟾蜍均可润而治之，湿胜燥，所以蜈蚣畏蟾蜍。风能胜湿，湿物风吹则干，且木克土，故蟾蜍又畏蛇。此正五行相克相生之理，明乎此，则凡药物相畏，相使，相反，相恶，相杀之理，均可类而推之，而且极为快速准确。7第二章药性五问：论物性所成问曰：物各有性，而其所以成此性者，何也？答曰：原其所由生，而成此性也。秉阳之气而生者，其性阳；秉阴之气而生者，其性阴；或秉阴中之阳；或秉阳中之阴。总视其生成以为区别。盖必原一物之终始，与乎形色气味之差分，而后定其性矣。有如人参，或谓其补气属阳；或谓其生津属阴，只因但论气味，而不究人参所由生之理，故不定其性也。余曾问过关东人，并友人姚次梧游关东归，言之甚详，与《纲目》所载无异。《本草纲目》载人参歌曰：“三丫五叶，背阳向阴，若来求我，椵树相寻”。我所闻者，亦云人参生于树林阴湿之地，又有人种者，亦须在阴林内植之。夫生于树林阴湿之地，秉水阴润泽之气也，故味苦甘而有汁液；发之为三桠五叶，阳数也。此苗从阴湿中发出，是由阴生阳，故于甘苦阴味之中，饶有一番生阳之气，此可尝而得之也。人身之元气，由肾水之中以上达于肺，生于阴而出于阳，与人参由阴生阳，同一理也，所以人参大能化气，气化而上，出于口鼻，即是津液，人参生津之理如此，非徒以其味而已。然以气味论，甘味中含有生发之气，亦只成为由阴出阳之气味耳。评注：此问论药物本于阴阳成性之理，并以人参为例阐明之。气主生；味主成，气味皆有阴阳，故阴阳为成气味之神。性是气养成的，故秉阳气生的，其性阳，秉阴气而生的，其性阴。但阴阳不能截然分开，其中有差错，所以又有阴中之阳与阳中之阴的出现，总之阴阳之气生物成性之理万古不移。气味有厚薄之差，须视其物生成情况，并推原其物之终始，即倒数计时法，与乎生与成形色气味之差别，而后能定其性矣。如此以论药性，可谓全面透彻。人参本为秉阴中之阳以生，秉阴则能益阴，象阳则能补气，且其形象人，故于人身五脏六腑身躯百骸之阴阳，皆有所补益。如人之阴阳之气不虚者，不必用之，用之反有气盛，气壅之弊；邪正不分，纽成一团时，不必用之，用之邪正皆补，病无愈期；正虚邪盛，邪正已分，可以用之，补正驱邪，故仲景方多用于祛邪药中，加人参一味以补正，又可助祛邪药之力，而扫病邪。有说人参补肺气；有说人参补中气；有说人参补元气等等，皆一偏之见，大凡补气之药，皆无气不补，至于补哪种气，视其用量用法以及配伍而定。但唐氏所说补元气，为稍近理。因气化生予下焦丹田之中，上蒸肾水即为气，为诸气之根本，水化为气，气凝为水，即是升津补液，苦甘化阴，但必须有生发之阳气寓其中，乃有斯效。若以食糖拌焦苦之锅粑食之，确无此效，因缺乏生发之气也。总之，定一物之药性，必须原一物之终始，参之以形色气味质地时等俱全，得其差分主次关系，才能得其性。即必须全面看，全面分析研究实验，才能肯定。六问：人参生北方及其性问曰：人参不生于东南，而生于北方，古生上党，今生辽东、高丽，皆北方也，此何以故？答曰：此正人参所由生之理，不究及此，尚难得人参之真性也。盖北方属水，于卦为坎，坎卦外阴而内阳，人参生于北方，正是阴中之阳也。坎卦为水，天阳之气，皆发于水中。观西人以火煎水则气出，而气著于物，又复化而为水，知水为气之母；气从水而出矣。人身肾与膀胱属水，水中含阳化气上行，出于口鼻则为呼吸，充于皮毛则为卫气，只此肾与膀胱水中之阳化气而充周身也。故《内经》曰：“膀胱者，洲都之官，气化则能出矣。”此与天地水中含阳化而为气，以周万物，本属一理。水在五行属北方，人参生于北方，秉水中阳气，故与人之气化相合，所以能大补气。不独人参为然，凡一8切药，皆当原其所生，而后其性可得知也。夫生北方，有阴中之阳药，则知生于南方，有阳中之阴药，如朱砂是。人参属水中之阳；丹砂属火中之阴，丹砂生辰州者，名曰辰砂。世人用硫磺，水银二物，煅炼变为赤色，以冒辰砂；又有灵砂，亦用二味炼成，名曰二气砂，皆谓其有补坎填离之功，法本于抱朴子，因抱朴子炼丹砂，服之而仙，后人遂有炉鼎之术，沿袭至今。水银乃石中之阴汁；硫磺乃石中之阳汁，合而煅炼，返水银之阴而尽归于阳，变为赤色，与丹砂之色无异，但由人力造成，阴返为阳，是阴已尽而阳独存，且有火炼之毒，以之助阳返阴则可；以之补阳益阴则不可，不及丹砂，天地自然熔铸而成，阳中含阴，外露火色，内含水阴。夫造灵砂辰砂者，须用硫磺、水银二味合炼，乃能变成红色，则知丹砂亦必具硫磺水银相合之性，乃变化为纯赤之色也。但丹砂是天地阴阳之气，自然煅炼，不假火力，极其神妙，非可以水银、硫磺分论丹砂也。火之体中含有水气，故丹砂能入心，益阴以安神。又取水银法，将丹砂烧之即出，即烧之砂脚不足用，以其内之阴汞已走，阳中无阴也。水银有毒，积阴无阳也。要之，合硫磺水银而作灵砂辰砂，非阳中含阴之性；分水银砂脚为二物，则尤阴阳各异，均非朱砂之本性。惟天地南方离火自然铸成之朱砂，外具火色，内具水阴，合乎离卦外阳内阴之象，离中之阴，坎之水也。朱砂火色而内含水银，即离火中含坎水之象，故能补坎水以镇离宫，养血安神，此为第一。此可与人参对勘，人参秉水中之阳而补气；朱砂秉火中之阴而养血，一生北方，一生南方，就此二物，便知南北水火阴阳血气之理矣。夫南北水火，虽非截然，究之各有所属，故北方属水，多生气分之药，如黄芪是也；南方属火，多生血分之药，又如肉桂是也。评注：此问论人参朱砂因产地不同，气性各异，兼论人工炼成之丹砂灵砂不可用。药物受天地之气化而生而成，故其所秉之性，即天地阴阳之气。水为阴，但为天阳所生，故阴中含阳，于卦为?坎，人参生于北方，正得此气而成，推之黄芪亦然。朱砂色红，内含水银，生于南方，南方属火，火为地气所生，火属阳，地气属阴，阳抱阴，正属?离卦，则朱砂色红属火，内阴属水，正合离卦之义，推之肉桂亦然。得水气而生者，能补水中之阳，做化水补气；得火气而生者，能补火中之阴，故养血安神。此乃天地气化之妙，若人工所为者，合水银硫磺煅炼而成之丹砂灵砂，因无天地自然气化之妙，且烧之阴去而阳独存，留有火毒，只能补火，而无补火中之水的妙用，由此而知，用药要地道。至于论到气，水化为气，乃蒸发之气，是空气中及人身之湿度大小问题，只是人身气化之一种，属肾；还有肝化之气，即碳气；肺化之气，即氧气；心化之气，即氢气；脾化之气，即氮气。总之，五脏有五脏之气；六腑有六腑之气，分之则各别；合之则一气也。盖诸气皆主于肺，肺心之气化合，即氢氧化合为水，金生水，其理在此。肺肝之气化合，即成二氧化碳，应呼出，即金克木；木气条达之意。三气皆燥烈，故必须水气以润之；氮气以冲淡之，即肾主润之；脾主缓之之意。为了落实气化问题，补唐氏及千古未发之蕴，余在书后附有《气之发挥》一文，请参阅。七问：黄芪生北方及其性问曰：黄芪或生汉中，或生甘肃；或生山西，或生北口外，今统以北方立论，有理否？答曰：虽不必截然在北，然其为性，实皆秉北方水中之阳气以生，其主北方立论，则就乎得气之优者而言，故黄芪以北口外产者为佳。盖天地之阳气，均由土下黄泉之水中透出于地面，上于天为云雾，着于物为雨露；交于人为呼吸，只此水中之气而已。人身之阳气，则由肾与膀胱气海中发出，上循三焦油膜以达于肺，而为呼吸，布于皮毛，而为卫气，亦只此水中之气而已矣。水在五行，以北方为盛，故补气之药，皆以北方产者为良。汉中，甘肃所产黄芪，根体多实，气不盛而孔道少，山西所产，体略虚松，犹不及北口外所产者，其体极松，以内中行水气之孔道更大，故知其气为更盛。盖黄芪根9长数尺，深入土中，吸引土下黄泉之水以上生其苗叶。气即水也，引水即是引气，根中虚松窍大者，所引水气极多，故气盛而补气。人身气生于肾，由气海上循油膜而达口鼻，与黄芪之气，由松窍而上苗叶者无异。芪之松窍，象人身油膜中亦有通水之松窍，油膜者，三焦也。故谓黄芪为三焦油膜中药，其能拓里达表，皆取黄芪从油膜中而上行外通之义也。且黄芪外皮紫黑，水火之间色也，惟其秉水中之阳气，故成水火之间色。三焦相火，水中之阳，名曰少阳，黄芪中通象三焦，引水泉之气以上生苗叶，是秉水中之阳而生者也，故有水火之间色，而为三焦之良药，其气类有如是者。芪之肉理，色黄味甘，土之色味也，黄芪入土最深，又得土气之厚，所以黄芪又大补脾。今人不知身中网膜是三焦；又不知网膜上之膏油即是脾之物！不知膜与油相连，又安知黄芪补脾土达三焦之理哉！能知网膜是三焦；膏油属脾土，则知黄芪归脾经达三焦之理矣。评注：此问论黄芪补气归脾经达三焦之理。补气之药所以能补气之根由，皆秉其生成时天地气化所赋与，即秉赋。因此黄芪以北口外产者最佳，称口芪。而唐氏所论，人身之气，只生于肾中之水气，水以北方最盛，原于北方之水藏于地下很深之处，黄芪根长入地而吸之，根中必孔道多而大，水气之上升才会多，下吸黄泉之水；上滋苗叶，即是能补气、能升气之理。其能治人身之病者，亦必与人身之组织与气化相合，物从其类之义。人身之肾与膀胱是主水之地，象地下黄泉；网膜即三焦上多管道，力上下水之通道，象黄芪之根茎内孔道一样，网膜上之油为脾所主，即脾之物，黄芪皮色紫黑，为水火之气合化，称间色，但芪肉色黄味甘，正合脾之色与味，同类相招，故黄芪能入而补之。人身这两个部分，均与黄芪的形色味相一致，故能借黄芪之力入人身补气归脾经达三焦。唐氏根据天地气化培养成之药物性能，以治人身之疾病密切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研究，是数千年来研究药学之最杰出者，比诸家本草，高出几个层次。但唐氏认为天地与人身之气，只此水中之气而已矣，却欠全面，余在“六问评注”中，已补论之，兹不赘，学者请参阅。总之，黄芪于人身诸气皆补、皆升，非仅归脾经达三焦也。如黄芪皮色紫黑，紫可入心补心气；黑可入肾补肾气；气温与肝气相投，即可入肝补肝气；肉色黄味甘入脾补脾气而生肺金之气，且诸气皆统于肺，肺行呼吸，是为诸气之总司令，所以说黄芪于诸气皆补也，但又以补脾经达三焦为效捷，不可不知。八问：论肉桂生南方及其药性问曰：肉桂生于南方，秉地二之火，以入血分固矣。乃仲景肾气丸用之，取其化气，而非非取其化血，此又何说？答曰：血无气不行；气无血不附，气血二字，原非判然两端。且其化气，乃仲景之妙用，非肉桂之本性也。人身之气，生于肾中一阳，实则借鼻孔吸入之天阳，历心系，引心火下交于肾，然后蒸动肾水化气上腾，出于口鼻。仲景肾气丸，多用地黄、山药，丹皮、茱萸以生水，用苓泽以利水，然后用桂导心火以下交于水，用附子振肾阳以蒸动其气，肉桂之能化气者如此，乃仲景善用肉桂之妙，非肉桂自能化气也。若单用肉桂；及合血分药用，则多走血分，不是气分之药矣。又如桂枝，色赤味辛，亦是入心肝血分之药，而五苓散，桂芩甘草五味汤，均以其入膀胱化气，非桂枝自能化气，实因苓泽利水，引桂枝入于水中，以化水为气，与肾气丸之用肉桂，其义相近，不得单言桂枝，便谓其能化气也。至如黄芪五物汤治血痹，当归四逆汤治身痛，皆取桂枝温通血脉。可知心火生血，秉火气者，入于血分，乃是一定之理。评注：此问论肉桂，桂枝入血分，以及化气之理。血无气则变成死血；气无血则变成空气，总之人身之气与血是相互依存的。肉桂生于南方，秉地二之火（地二之火，源于《河图》，二为阴数，即阴生阳之义），故色赤气温而入心肝之血分，以温血行血；味辛甘而香窜，故又能疏解诸郁气。而其味至辛，辛属金，金克木，若以桂作钉，钉于树木之上，树则枯死，是其验也。10唐氏所论肾气丸，用肉桂入心引心阳下交入肾化气之理甚是，因坎中之阳，即是心阳下交所鼓动起来的元阳，是一气贯通的，故可从。实则肉桂有温通血脉之功，血得温则发气，与水得温则蒸发化气相同，血者水也，其类相同，肾气丸用肉桂化气，其理在兹。桂枝乃桂树之枝；肉桂乃桂树之皮，故与肉桂同性，但枝又能通达四肢，故黄芪桂枝五物汤与当归四逆汤，均用之以温通血脉而达四肢，则血痹与身痛皆可愈。《神农本经》谓其能治“吐吸”，历代医家能解其义者，真可谓凤毛麟角，盖吐乃呼之变词，不用呼而用吐字，说明在呼吸中有喘促停止之现象。桂枝枝形向上，极似鹿角，故能引气上行以呼出之；且其性温，又可温肾纳气以吸之归根，一药而具此两项良能，可谓天生使独。古方肾气丸用桂枝而不用肉桂者，其理在兹。余用桂枝为君，伍以他药治吐吸，皆获奇效，惜未敢单独用过，故引张寿甫医案一则以证实之，张曰：“一妇人年二十余，因与其夫反目，怒吞鸦片，已经救愈，忽发喘逆，迫促异常，须臾又呼吸停顿，气息全无，约十余呼吸之顷，手足乱动，似有蓄积之势，而喘复如故，若是循环不已，势近垂危，延医数人，皆不知为何病。后愚诊视，而左关弦硬；右寸无力，精思良久，恍然悟曰：此必怒激肝胆之火，挟下焦冲气上冲胃气。夫胃气本下行者，因肝胆之火冲之，转而上逆，并迫肺气亦上逆，此喘逆迫促之由来也。逆气上干填塞胸膈，排挤胸中大气使之下陷，夫肺悬胸中，以大气为开辟之原动力，须臾胸中无大气，即须臾不呼吸，此呼吸停顿之由来也。迨大气蓄极而通，仍上达胸中鼓动肺脏使得呼吸；逆气仍得施其击撞，此又病势之所以循环也。欲治此证，非得一药而兼能升陷降逆不为功，遂单用桂枝尖四钱，煎汤饮下，须臾气息调和如常”。按：张氏之案详矣。桂枝能升正气；降逆气，洽合此病情。而左关弦硬之脉象，证明肝火肝气过旺，且有阴血不足之象，桂枝性温，似不相宜，若能佐以清火补血之药，如川楝子、归芍之类服之，更为稳妥。然有病则病当其药，非人当其药也，即《内经》云有故无殒，故患者服后，效如桴鼓。张氏真善读《本经》者矣。总之，凡秉地二之火所生之药，皆入血分，而又达气分也。九问：药物入气入血辨问曰：入气分入血分，其理未易明也，请再言之？答曰：秉天水而生入气分；秉地火面生入血分。气本于天，味本于地，气厚者入气分，味厚者入血分。入气分者走清窍，如大蒜，气之厚者也，故入气分走清窍，上为目瞀，而下为溺臭；海椒味之厚者也，故入血分走浊窍，上为口舌糜烂，而下为大便辣痛。观此二物，即知入气分入血分之辨矣。盖得天水之气而生者，入气分，人参黄芪最显者也。外如泽泻苡仁，生于水而利水，二物同而不同，苡仁生于茎上，则化气下行，引肺阳以达于下；泽泻生于根下，则化气上行，引肾阴以达于上。百合花覆，如天之下垂；旋覆花滴露而生，本天之清气，故皆入气分以敛肺降气。钟乳石下垂象天，石又金之体也，故主镇降肺气。蛤蚧生石中，得金水之气，故滋肺金，功专利水，其能定喘者，则以水行则气化，无痰饮以阻之，故喘自定。麦冬、天冬秉水阴者，皆能滋肺以清气分。龙乃水中阳物，世所用龙骨系土中石品，非水族也，然既成龙形，则实本天一水中之阳气而生；既成龙形，又不飞腾，假石为质，潜藏于土中，是秉天水之阳以归于地下，故能潜纳肾气，收敛心神，皆用其潜纳阳气之义耳。茯苓乃松之精汁流注于根而生，是得天之阳以下返其宅者也，下有茯苓，其松颠上有茯苓苗名威喜芝，苓在土中，气自能上应于苗，得松之精则有木性能疏土也；凝土之质，味淡色白，功主渗利，能行水也，其气不相连接，自上应于苗，故能化气上行而益气。西人以松香搓发电气，谓松香中电气最多。松香沦入地中，变生茯苓，内含电气，其气上应于苗，亦如电线之相贯而已。然西法名为电气，中国只名为阳气，松脂秉阳之精，沦入地中，化为茯苓，阳气所发，遥遥贯注，是生威喜芝，非气化之盛，恶能如是。人身之气，乃水中一阳所化，茯苓以质11之渗行其水，而气之阳助其化，所以为化气行水之要药。以上所论，皆得天水之阳而生，故皆入气分。其他入血分者，则必得地火之味而生，如当归川芎是。盖人身之血，是由胃中取汁，得心火化赤遂为血，既化为血，乃溢于脉，转输于胞宫而肝司之。故凡入血分之药，皆得地火之气味而兼入肝木。当归辛苦，是得地火之味，其气微温，得木之性；而质又油润，得地之湿，故能化汁助心生血以行于肝。别字本草，有谓当归过于辛温，行血之功有余，生血之功不足，不知人身之血，是中焦受气取汁，上腾予肺部入于心，奉心火之化乃变赤而为血。西医言饮食之汁，上肺至颈会管，遂为红色，下入心房。合观此说见奉心火之化而变为血。《内经》所谓“心生血”者此也。当归辛苦温烈之气，正所以出心火之化！以其油润生汁，以其辛润助心火之化，其功专生血，更无别药可以比拟也。仲景和血之方，无过于温经汤；生血之方，无过于复脉汤。温经汤辛温降利，与川芎同功；复脉汤辛温滋润，与当归同功。知心火化液为血，则知复脉汤之生血，并知当归为生血之药也。川芎味更辛苦，得木火之性尤烈，质不柔润，性专走窜，故专主行心肝之血。夫苦乃火之味；苦而辛则性温，而有生血之功。若苦而不辛，则性凉而专主泄血。红花色赤，自入血分，而味苦则专能泄血，又凡花性，皆主轻扬，上行外走，故红花泄肌肤脉络在外在上之血。丹皮色味，亦类红花，而根性下达与花不同，故主在内，及泄中下焦之血。桃花红而仁味苦，皆得地火之性味者也，仁又有生气，故桃仁能破血，亦能生血。茜草色赤味苦，根甚长，故下行之力更重，专能降泄行血也。评注：此间论药入气分，入血分之理。唐氏之理出一贯，首尾衔接，逻辑性强，堪称名家。总起来说，秉天水而生者入气分；秉地火而生者入血分，气厚入气分，味厚入血分。而气本于天，味本于地，故各从其类而入之。所举大蒜、苡仁，泽泻，百合，旋复花，钟乳石、蛤蚧，麦冬，天冬、龙骨，茯苓等为入气分之药；辣椒、当归、川芎、红花、丹皮、桃仁、茜草等为入血分之药。四川人称“辣椒”为“海椒”，唐氏四川人，故用此俗名。大蒜色白味辛气温，走窜之气大，是秉水阴之气而生，故入气分，其上有白膜，故使人目视物不清。头上七窍，本均为清窍，但清中有浊，口食五味，故为浊窍；下部二窍，本均为浊窍，但浊中有清，故小便为清窍。食大蒜后，上为目瞀；下为尿臭，以此证明大蒜是入气分之药物，而气走清窍。同理证明，食辣椒后，上则口舌糜烂；下则大便辣痛，是入血分之药，而走浊窍。然辣椒嫩绿老红，是得木火之气，以成其色，辣为辛之变味，入腹发烧，证实性温，是秉地火而生者无疑。其余诸药，绝大部分，唐氏推阐精当明白，就不必一一注释。惟所解茯苓为松香入土所生，但其白硬之状，中有脉络，毫无松香气味，似不确实。今用之茯苓皆人工种植而成，属于菌类，种苓家秘不相传。徐灵胎谓系一种藤蔓植入松根而结，究系何种藤蔓，不知也。以余得秘所知，系用糯米蒸熟捣泥候冷，再在松树下挖数尺至根，上下掏空，将糯米泥填入，上盖以原来之土，三至五年后掘之可得茯苓。至于下有茯苓，上有威喜芝之说，因《本经》以茯苓为“茯菟”，有云成喜芝即菟丝子寄生于松颠之上，似近情理。唐氏以西洋电气之感来说明松脂、茯苓、威喜芝三者之关系，与事实不合。松香擦于物上前增加涩性，加大摩擦力而生电，非松香本身先带电、有电、生电，而是摩擦之结果，且松香为绝缘体，更不能导电，所以唐氏受时代和条件所限制，如此汇通中西不确。若解茯苓为松根之灵气结成，色白味淡气温，故可入气分化气利水，并可安魂定魄而治心悸汗出不眠，与抱木而生之茯神，一神一灵，洽为孪生子，言其药之神且灵也。《史记·龟策传》作“茯灵”，益知今之“苓”字，乃传写之误。总之，唐氏能以水火气血以论药物性能，诚研究本草学中之佼佼者，虽引证有不洽之处，但所走之道路是正确的，于后学之培植启发是远大的，无可非议的。十问：论苦味清火辛味入血之理12问曰：若得火味，其入心清火泄火，理可知也。惟辛味之品，是得肺金之味者，乃亦能入血分，如肉桂、桂枝、紫苏，荆芥，此又何说？答曰：凡药得酸味者，皆得金收之性；得辛味者，皆得木温之性，此乃五行相反相成之理。心火生血，尤赖肝木生火，此是虚则补其母之义，故温肝即是温心。肉桂大辛则大温，虽得金味，而实成为木火之性，故主入心肝血分，以助血之化源。桂枝尤能上行，张仲景复脉汤用桂枝，取其入心助火，以化血也。远志之性，亦同桂枝，但桂枝四达，远志则系根体，又极细，但主内入心经，以散心中滞血而已。不独草木本火味者入血分，有如马为火畜，故马通亦能降火以行血。枣仁秉火之赤色，故亦入心养血。总见血生于心，大凡得地火之性味者，皆入血分也。评注：此问论药物得辛味，其能入血分之理。唐氏此解，不甚透彻，盖五行相反相成，是指成其药性而言。如木味本酸，得金收而成，则由酸味变成辛味，若辛之平味，仍是肺金之本味与本性；辛之极味，物极则反，反变为肝木之温性。推之，其他药物之性味亦然。知肉桂、桂枝皆得辛之极味，故反能入血分温通肝血与心血，其理在此。紫苏、荆芥亦然，兼取其色，但唐氏未作解答，反取远志、马通、酸枣仁为补充。总之，凡秉地二之火所生者，皆入血分，不管形色气味是否一致，此是定论。但入血分之药性，寒热温凉皆有，又不可一概而论，所以其药性之主要判别点，还是以入口到胃视其反应方知，此即神农尝百草之寓意，识药性之关键。唐氏忽诸于此，今再重申之。十一问：生地阿胶生血之理问曰：生地质润，中含水液；阿胶济水煎成，性本水阴，二药能生血何也？答曰：离卦中之阴爻，即坎卦水也。阿胶生地以水济火，正是以坎填离，有此阴汁，而后得心火化赤即为血矣。正《内经》中焦取汁，奉心火变赤为血之理。知血之生化，凡入血分之药，从可知矣。评注：此问论生地阿胶能生血之理。盖血中大部为水分，凡柔润多汁之物，皆能补其血中水分，即离（?）中阴爻，乃坎水之义。但生地生时，色黄，故称地黄，久则变成黑色，因含铁元素较高的缘故，故为治缺铁性贫血之天然良药，阿胶乃地下河道济水熬成，地下河道性近人之血脉，故为入血补血之妙品，两药皆凉，故能凉血补血去血热而止血，即《内经》云“水入于经，其血乃成”之义，又是中焦取汁，奉心化赤之理。总之是水火合化，阴阳互根之大义。十二问：论东西中央之药问曰：南北地有不同，所生之药，既有水火气血之分，先生已言之矣。至于东西中央，岂无异致，何以不论及耶？答曰：南北水火，其显分者也。况阴阳摩荡，南未尝不得北气，北未尝不得南气。至于东南循环，中央四达，其气错行，故可不分，然亦有可分别者。如青礞石、化红皮、荔枝核皆秉东方木气者也，或能平肝以行痰；或能散肝以解郁，皆以东方产者，为得木气之全，故此等药，广东产者最佳。川贝母、生石膏、桑白皮皆秉西方金气而生，或利肺降痰；或清金去热，皆以西方产者，为得金气之清，故此等药，以川西产者为佳。至于李用东行根；石榴用东向者，皆取得木气也。侧柏叶皆西指，取用必取西枝，只是取得其金气耳。至于中央，备东南西北之四气，而亦有独得中央之气者，如河南居天下之中，则产地黄，人见地黄黑色，不知未经蒸晒，其色本黄。河南平原，土厚水深，故地得中央湿土之气而生，内含润泽，土之湿也，人徒见地黄蒸成色黑，为能滋肾之阴，而不知其实滋脾阴，脾阴足则肝肾自受其灌溉。山药以河南产者为佳，味甘有液，是得土湿之气，功专补脾，亦补脾之阴也，惟山药色白，则得土中之金气，故补脾而兼益肺。地黄能变黑色，实得土中之水气，故润脾而兼滋肾。虽同产一地，而有种类形色之不同，故功亦略异。13评注：此问论东南西北与中央所产之药物性能。以地域论：大者全国分东南西北中央五行；中者全省分东南西北中央五行；小者一个小地方亦分东南西北中央五行，且南北之气互相流通，即所谓‘摩荡’，东南西北等各方连接转化，即所谓‘大循环’。故论药物，各方皆有所产，南未尝不产北药；北未尝不产南药，但皆得气不全，非地道药材，质劣效差。如青礞石，以产广东者为佳，中带白点，青入肝白入肺，石为金类，药性则平肝行痰，使痰受重坠之性而下行。若实验之，以碗盛水，吐痰于水上，将青礞石末撒于痰上，须臾痰即化水而下行，故为治实痰之圣药。化红皮即广东所产之桔子皮，又称“广皮”，行气解郁之功，远胜他处所产者。荔枝核，散肝气之结核，故治疝气，广东产者，力优而雄健。统观以上三药，皆以广东产者，得东方木气最厚，同气相引，入肝散气行气。推之西方所产之川贝母、生石膏、桑白皮，皆得金气最厚，金主清凉，故皆能清气分之热邪，分别之，川贝母专能入肺润肺治虚痰咳喘，生石膏清气分之热而力最雄；桑白皮清肺热而行水是专功，以上三药，川西产者为地道，因得金气最全也。若不分地域论，李用东行根，石榴取向东生者，皆取其得木气之全，入肝酸敛疏通之力大；侧柏叶本向西指，又取向西生者，取其得金气更全，则生水补阴凉血止血之功更大。总之，得东方木气厚者，散肝气解肝郁之功效显著；得西方金气厚者，补肺平肝，清凉滋阴之力明显。全面论之，各取其性。至于中央，四方交会，主土湿之气，而四方之物皆可得，而又以土湿之气为主，湿为阴，故滋阴者必以脾土为主，脾为太阴、至阴，至阴是阴之最甚者，故地黄、山药以河南产者为上品，因其得土湿之气最全。地黄生黄久变黑多汁，滋脾阴而灌肾阴，黑为铁元素多，故又补血；山药色白味甘多汁，白入肺；甘入脾；多汁入肾，对脾肾肺三脏之阴皆补，既是滋补食品，又是良药。总之，滋阴以滋补脾阴为主，脾阴足则肾阴足、肺阴足、心阴足、肝阴足，脏腑之阴皆足，其他脏腑所得之阴乃脾阴灌溉流注而来，明此者，则得滋阴之道矣。补充一点，同一产地之药材，因种子优劣关系，耕耘施肥浇水管理等原因，成药后之形色气味亦稍异，则其性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故前代名医用药，有专供门市部，怕伪劣药材充代，影响其声誉。余不得已，想了一个对付的办法，用药专选简、便、廉、效实的药用，因为大路药，廉价药伪劣的毕竟少得多。奸商会想，无大利可图，何必于此伤天害理，绝子灭孙的事耶！十三问：甘草、白术所生及药性问曰：甘草入脾，何以生于甘肃！白术正补脾土，何以不生于河南，而生于浙江？答曰：此正五行之理，不得截然分界，况土旺于四季，是四方皆有土气，必其地饶有土脉，故生白术，内含甘润之油质，可以滋脾之阴，外发辛香之温性，可以达脾之阳。取温润则用浙产者，以其油厚也！取温燥则用龥产者，以其较烈也。甘草味正甘入脾胃，守而不走，补中气，和诸药。虽不生于河南中州，而生于极西之甘肃，亦由甘肃地土敦厚，故生甘草，根深至四五尺，与黄芪无异，但黄芪中空属气分，是得水中气，甘草中实，纯得土气之厚，故深长且实也，虽生于西，而实得中土之气。总之，五行之理，分则各别方隅，合则同一太极。评注：此问论药物之生成，亦有不限于地域者，并以甘草，白术为例论之。白术以于术为佳，严于浙江于潜，又称“云头术”，肥润多脂，味苦甘微辛，气温，为补脾燥湿之良药。如按地域论，应产于河南，而河南不是不产白术，以其所产者质量次于浙江、安徽。又龥产者，称狗头术，脂少而气味较浙产为烈，用以燥湿则胜于浙产者，若以之补脾则不如浙产者，但两者皆以补脾阳为主，几乎没有滋脾阴之力。关键就在于不产于中央河南，而产于东南安徽、浙江。中央河南属土湿之气充足，脾主湿，与地之中央相一致，而河南所产之地黄、山药皆较他地产者肥大而多汁，正是脾土之性，以之补脾阴，正是补脾之正气。若白术乃苦甘微辛，质乃干燥中含油润之性，气香而温，油与水有别，14油能涤垢除水，如猪胰子、肥皂等皆以油脂造成。白术之苦，正得南方火味，苦而不甚，火就燥，正好燥湿；甘归脾，是土气所生，正好入脾补脾，辛乃金之味，正好制木扶脾；辛主散，正好散湿气之多余，油润既可滋脾之膏油，同时涤水以除湿；气香可以醒脾，气温可以温脾除湿，总观白术是补脾阳以燥湿之药物，所以不能产于河南，河南产者土湿多，起不到补脾阳之作用。浙江、安徽处东南之地，正能得此诸气以生白术，同时白术以冬收者最佳，称冬术，因经秋金之气全，故辛味较大，辛又主润，故冬术油润多而为白术中之最上品。同理甘肃所产之甘草为上品，陕西、山西、河南产者次之。甘肃为中国之极西，土气远不如中央河南，其地又多地震，证明土脉土气不敦阜。甘草味正甘而气平，本得土之正味正气，是补脾胃之正药，土又主缓，正可缓解诸毒药之毒性，但其质硬无孔窍，内少水汁，河南产者疏松多汁，故为次品；甘肃虽西方，但甘乃土之味，其土质优于他地，故所生之甘草能得正味，肃乃金之别称，甘草得到金之肃杀之气而成，故又秉金刚之气而体结实，生与成既得正气又得旺气，故列为甘草中之上品。河南则缺乏此旺气以成全甘草，故质地疏松，列为次品。同时甘草既补脾阳，又补脾阴。甘草与辛味之药化合则补阳而发散；与酸味之药化合则滋阴而生津。誉为药中之“国老”。唐氏未细究白术之性，只以土脉必饶为凭，若土脉之饶，中央居冠；若五行同一太极，为什么人参北方独产，肉桂南方独生，可见饶与同一太极之说，理由皆欠充足，以之解白术，甘草自然欠全面周到，故在注释中补其不备，使本书更臻完美，造福医林。十四问：药以天时名，及以时为治问曰：药有以天时名者，如夏枯草、款冬花，得无以时为治乎？答曰：然天时者，五行之流运，则阴阳之分见，故凡论药，又当论其生之时与成之候。虽不尽拘时，而亦有以时为治者。夏枯草生于冬末，长于三春，是正得水木之气，遇夏则枯者，木当火令，则其气退谢，故用以退肝胆经之火。款冬花生于冬月冰雪之中，而花又在根下，乃坎中含阳之象，故能引肺中阳气下行而为利痰止咳之药。二物皆以时名，皆得其时之妙用也。又如冬虫夏草，本草不载，今考其物，真为灵品，此物冬至生虫，自春及夏，虫长寸余，粗如小指，当夏至前一时，犹然虫也，及夏至时，虫忽不见，皆入于土，头上生苗，渐长到秋分后，则苗三寸居然草也。此物生于西番草地，遍地皆草，莫可辨识，秋分后微雪，采虫草者，看雪中有数寸无雪处，一锄掘起，而虫草即在其中。观其能化雪，则气性纯阳。盖虫为动物，自是阳性，生于冬至，盛阳气也；夏至入土，阳入阴也；其生苗者，则是阳入阴出之象，至灵之品也。故补下焦之阳则用根；若益上焦之阴，则兼用苗，总显其冬夏二令之气化而已。麦冬，天冬、忍冬，冬青，皆凌冬不凋，感水津之气，故二冬能清肺金；忍冬能清风热；冬青子滋肾。其分别处，又以根白者入肺；藤蔓草走经络，冬青子色黑，则入肾滋阴。至于半夏，虽生当夏之半，而其根成于秋时，得燥金辛烈之气味，故主降利水饮；为阳明之药，此又不循半夏之名而失其实也。故论药者，或以地论；或以时论；或但以气味论，各得其偏重者以为主，而药之真性自明。评注：此问论药以时名者，有以时为治之义。药以时名，说明该药秉时之气特厚，故药具其时之特性，明其特性，就能针对治疗人身相同之疾病。唐氏肯定以时名药之特性与配套治疗，阐发精辟。但遗憾的是对半夏视为例外，这显然是唐氏分析研究中的遗漏，余将补缀完美于后。夏枯草得水生木之气而生，至夏当火主令之时，木化火后，则木本身变为枯炭，即已退木气之火气；火气退而枯，其性专能入肝胆之经以退火气明矣，推之凡高血压、瘰疬，目昏涩等证，皆由肝胆之经火邪壅结经络窍目所成，故皆能治之。款冬花生于冬月冰雪之中，叶青翠而紫，花由根抽茎而生黄色头状花，老则变为黄紫色，味辛甘气温，因其能耐冰雪之寒故气温。黄色与甘味，皆脾之正色正味；辛者金味入肺；花又在根上，15故下能入肾温肾阳；中能燥脾湿以去生痰之源；上能引肺气下行而归根，专治因寒而生之咳嗽痰喘。冬虫夏草，唐氏之解已详，此为治虚痨病中上热下寒之圣药。而麦冬、天冬、忍冬、冬青子，皆以冬名，均能耐冬月之严寒，何以其性反微寒而不温呢！盖皆秉水金之气而生，水是冬之本气；金不怕寒，故挺然翠绿，叶茂枝荣，故二冬多汁而凉润，水可济火，即坎水填离，能滋水阴以清火，火气宁则金气肃，故能清肺金而止嗽；忍冬乃金银花之花、叶、藤，根之总称呼，皆能清风热、解毒、消肿、通经活络，因其色金黄，秉金水之气厚，金主清之效多；冬青子即女贞子，隆冬不凋，子仁色紫黑、象肾，故能入肾以滋阴。关于半夏，《礼记·月令》曰：“五月半夏生。”故其生当夏之半而得名；其根成于八月，既秉火之气而生；得金之气而成，其味辛性温，正合金火之气味也。五月乃阳入阴之时，故凡阳不入阴之病皆可借用，如歧伯曰：“卫气行于阳，阳气满，不得入于阴，阴气虚，故目不得瞑。治法：饮以半夏汤一剂，阴阳既通，其卧立至。方用：流水千里者八升，扬之万遍，取清五升煮之，炊以苇薪，大沸入秫米一升、半夏五合，煮一升半，饮汁一升，日三，以知为度。新病发者，覆杯则卧，汗出则已，久者三饮而已”。此为《内经》治阳不入阴而失眠之神方，其中主要借用半夏之性，以阳入阴之力，故名之曰“半夏汤”。此正可补唐氏论半夏之遗漏。再则，半夏降下之力，亦是由阳入阴之性，非取其辛烈之气味也。盖具辛温燥烈气味之药很多，如细辛，不但不能降下，反能升散足少阴经之寒湿。而半夏之辛温燥烈，主要是入脾燥湿祛痰，同时辛还可利肺气，故成为治因寒咳嗽之良药；辛又主润，故《局方》半硫丸，用以治老人虚秘，大便燥结。以其阳入阴之性，又与阳明胃气下行为顺之义相吻合，故半夏成为降胃气上逆，止呕吐之圣药；辛又主通，故又能利水饮通小便。半夏作用虽多，不胜枚举，但总不越乎以阳入阴之义，何得谓“半夏不可循名而失其实也”。十五问：论药味与所入之部位问曰：药多以味为治，味之甘者则归脾经，乃甘味之药多矣！或正入脾胃；或兼入四脏，此又何以别之？答曰：得甘之味者，正入脾经，若兼苦、兼酸、兼咸、兼辛，则甘之间味也，故兼入四脏。甘草纯甘，能补脾之阴，能益胃之阳，或生用；或熟用；或以和百药，固无不宜。黄精味甘而多汁，正补脾土之湿。山药色白带酸，故补脾而兼入肝；白术甘而苦温，故补脾温土和肝气以伸脾气也。苍术甘而苦燥，故燥胃去湿。黄芪味甘而气盛，故补气。荠苨味甘而有汁，故生津。莲米味甘带涩，其气清香，得水土之气，故补土以涩精止利。芡实甘味少而涩性多，得土泽之味少，得金收之性多，且生水中是属肾之果也，故用以收涩肾经，及止泻利。苡仁亦生水中，而味极淡，则不补又不涩，则纯于渗利。茯苓亦然，皆以其淡且不涩也。赤石脂粘涩又味甘，则能填补止泻利。禹余粮是石谷中之土质，甘而微咸，甘能补正以止利；咸能入肾以涩精，皆取其甘，亦用其涩。若不涩而纯甘，如龙眼则归脾，又产炎州，得夏令火气而生，以火生土，故补心兼补脾。使君子仁，甘能补脾，而又能杀疳虫者，因气兼香臭，有温烈之性，故服此忌食热茶，犯之即泄；与巴豆之饮热则泻，其意略同。以畜物论，黄牛肉甘温，大补脾胃；羊肉虽甘，而有膻气，得木之温，故补脾兼补肝；猪肉虽甘而兼咸味，得水土之寒性矣，故能滋脾润肾。人乳味甘，本饮食之汁，得肺胃之气化而成，故能润养胃，滋生血液，补脾之阴，无逾于此。甘松味甘而香烈，故主理脾之气。木香之理气，以其香气归脾，而味兼微辛，又得木气之温，力能疏土，且木香茎五、枝五！叶五、节五，皆合脾土之数，故能理脾也。以诸果论，大枣皮红肉黄，皮辛肉甘，得以火生土之性，故纯于补脾胃；梨味甘而含水津，故润脾肺；荔枝生东南，味甘酸，故归脾与肝而温补。总之，甘味皆入脾，又审其所兼入味，以兼入别脏，则主治可得而详矣。16评注：此问论甘味归脾经，如有兼味则兼入四脏之理。甘为脾之正味，如纯甘之味的甘草则归脾经，而对脾之阴阳皆补，非单补脾阴也，脾与胃相连，一里一表，属土。虽胃为阳明燥金，在消化食物上则燥气主之；在纳水谷上则土气主之，以土为体；以燥为用，故甘草亦入而补其体，体阴也，故应为补胃之阴；非补胃之阳。黄精味甘而多汁，故以补脾胃之阴为主。山药味甘而微涩、非酸也，色白多汁，故补脾胃之阴；汁为肾之液，故补肾阴；涩乃酸收之极味，故入肝，小便闭可疏通之，过利又可止涩之，兼固大便；色白属肺，并补肺阴。因山药有诸兼味与汁液，故补脾之外，兼补肺肝肾也。白术、苍术亦然，苍术较白术之气燥烈，故可用来发肌肉之汗而驱湿痹。黄芪甘温，故专用于升补诸气之虚陷。荠苨味甘多汁，故以补脾胃之阴为主。莲米即莲子，得水土之气而生，且味甘而苦涩，能补脾阴而清脾火；本水中之果仁，故可入心清火，入肾涩精止遗。芡实味甘而涩，生于水中，故能吸脾胃之气而归肾中秘藏之，为治冲气上逆之良药。苡仁、茯苓皆淡渗为用，为利脾湿行水道之要药。赤石脂、禹余粮，皆为石粉之药，均味甘而粘涩，赤石脂入血分而止血填下焦之空虚，故仲景桃花汤用之为主药！禹余粮色白入气分大肠固大便，又可入肾止遗精。至于固大便之力特强，余亲见灾年，贫民视禹余粮为观音米，取之和草根树皮野菜蒸饼充肌，皆得大便燥结难下，其中肠梗阻而死者不少。龙眼南方各地多产，嫩时肉白，食之当水果，但难于消化，大便如原质；干后肉紫黑而润泽，是得水火之色而味甘香，甘可补脾，香可醒脾，黑乃水色，故可入肾滋水养肝，紫乃火之极色而汁多，故为入心补血之良药。使君子仁味甘气臭烈且多油，蛔虫不当其气，故可驱之；且味甘补脾，故于驱虫之后，对脾胃无伤；因多油，忌食热物以助之，犯之即泻。牛属丑土，故补脾；羊属未火，故温肝补心生脾；猪为亥水，故补肾膀胱水而润燥，但三者皆有甘香之气味，故人喜食之，甘香正脾之气味，正以补脾为主而兼他能，或以他脏为主而兼补脾，学者用时宜分别之。人乳即人之血液变成，味甘正得水谷之味，为脾所化；色白得肺金之化，为滋阴补血润燥之上品，但人多七情之困扰，郁火必然散入奶中，则又反滋润为燥烈矣，不可不知。甘松味甘而香，为补脾、醒脾、疏气、活络之上药。木香本辛温，其能理脾者，亦因香气，辛散温通，辛乃肺之味；温乃肝之气，木能疏土，以此而归脾。但此物以进口者佳，所称之“广木香”，皆从广东进口之木香，香气如蜜，故又称“蜜香”，国产者称川木香、云木香，品质皆次，香气少。至于以五之数入牌，一出于《河图》，《洛书》；二出于《三洞珠囊》云：“五香者，即青木香也，一株五根，一茎三枝；一枝五叶，叶间五节，故名五香，烧之能上彻九天也”。按：《图经》谓木香为“五木香”。今查其生有异，叶象甘草叶之椭图形，茎似藤，高二三尺，数目皆不一定是五。想《珠囊》所云，另是别种。至于大枣、梨、荔枝等，唐氏论之已明，不必一一详释。总之，味乃经口尝之得来，气乃经鼻嗅之得来，形色乃经眼察之得来，凡味甘者皆入脾，再辨其兼味，兼气，则兼入别脏。气之香者皆入脾、醒脾，理气、辟秽恶，故凡香甜味美之物，食之令人胃汁增加，胃气畅达，消化力强，多进饮食，其理在此。用药主治，其理相通。十六问：再论苦味泻火问曰：苦者火之味也，而味之苦者，均不补火，反能泻火，何也？答曰：物极则复，阳极阴生。以卦体论，离火之中爻，阴也，是离中含坎水之象，凡药得火味者，亦即中含水性而能降火，此正水火互根之至理。黄连之味正苦，故正入心经以泻火。栀子味苦象心包，故泻心包之火。连翘亦象心包，而质轻扬，味微苦，则轻清上达，清心与上焦头目之火。莲子象心，而莲心又在其中，味又极苦，有似离中阴爻，用以清心中之火，最为相合。黄芩味苦，中多虚空，有孔道，人身惟三焦是行水之孔道，主相火；黄芩中空有孔入三焦，而味又苦，故主清相火。胆草，胡黄连味苦而坚涩，兼水木之性，故皆泻肝胆之木火。惟胆草根多而深细，故泻火并兼降利；胡黄连则17守而不走，实宜细别。大黄味苦，形大而气，烈，故走脾胃，下火更速。评注：此问论苦味不补火，反能泻火之理。物极则反，阳极生阴，此是天地之至理，万代不变。苦乃火之余味，因物被火烧后，皆发焦苦之气味，实则苦乃火之退气，退气者，能退火之气，故可以入心与血脉泻其火，苦味不补火之理在此，能泻火之理亦在此。火就燥，故凡苦味之药，又有燥湿热之功。至于离卦中阴爻为坎水为阴，此正好说明苦乃火之退气，离（?）退去上下之阳爻，不好只剩下中爻黑苦之阴乎：若以离卦论，则仍是熊熊之烈火。如黄连之味最苦，正是离中退阳留阴之象，故正能入心补水泻火。桅子味苦象心包络，入水则浮于水面，性轻而向上，故入必泻心包络之火。连翘性同栀子，故亦清心包头目之火。莲子象心，莲心又似离卦中之阴爻，皆入心清火，而莲心味极苦，所以列为清心火之圣药。黄芩中空多孔，似肺、大肠、三焦油网中之孔窍，味苦，故皆可入而清其火。龙胆草根须多、苦味重，入水色蓝绿而青，故专清肝胆之火。胡黄连味苦兼涩，形似枯木，故入肝胆清火杀虫。同时胆草根须多，故引火下行，胡连枯燥，守而不走。大黄味苦而气烈，形又大，故入血分清火下行，兼入气分脾胃泻火而下，有斩关夺门之功，故号“将军”。苦味泻火之义，于此阐发其精要矣。十七问：论泻火药多色黄之理问曰：泻火之苦药，其色多黄，又何故也？答曰：黄者土之色也。五行之理，成功者退。火之色红而又生土之黄色，是黄者火之退气所生也，故黄苦之药，皆主退火。若苦味而色不黄，则又有兼性矣，故花粉色白，味苦而有液，则泻火之功轻，而入胃生津之力重，元参色黑，味苦而有液，则泻火之功少，而滋肾之功多，丹皮色红味苦，则清心火而行血；青黛色青味苦，则清肝火而熄风。总之，得火苦之味者，皆得水之寒性，通观本草，自无不明。吾蜀近医，多言苦味者，皆得火之燥性，火证反以为忌。不知苦化燥之说，必其兼燥药，如苍术干姜与黄连同用则燥；生地白芍与黄连同用，岂能燥哉！况人身六气，热与火各不同，热是气分之热，故清热者，以石膏花粉为主，以其入气分也；火是血分，故泻火者，必以黄连、黄芩为主，以其入血分也。但知用甘寒而废苦寒，则能清热而不能退火，辨药者当知此理。评注：此问论泻火之药多味苦色黄，兼论热与火之别。“黄者土之色，五行之理，成功者退”。此正好说明火生土后，火气退灭而变土之黄色，既离卦之火气退，只剩下中含之水也，故苦味之药具水性而能泻火。但药有味苦而色不黄者，如花粉味苦色白有汁，因有兼色与汁，则治又有别，白乃肺之色，故花粉乃清气分之热，有汁又可入肺胃以生津止渴；元参色黑味苦多汁，色黑多汁入肾滋液；味苦泻肾火而益肺津。丹皮色红味苦，色红入血分行血化瘀；味苦则泻血分之火。青黛色青味苦，青色入肝胆；味苦泻肝胆之火而熄内风。总之，得苦之味者，乃得水之寒性，若苦而不甚之白术、苍术，火就燥，正能燥湿。吾蜀近医所言，有可从，有不可从之别，不能一概罢斥。火就燥，本为真理，凡湿物火可烘烤而干燥。如黄连黄芩皆味苦而质干燥，故既可泻火，又可燥湿，对湿火之病最宜，南方地卑多湿而热，人身一病，湿火兼有，用之最宜，如再兼寒湿者，加苍术干姜，则泻火燥湿温土毕于一役。且人病往往寒热火湿错杂，故仲景泻心汤法，多寒热火燥药一并用之，分治各证。若黄连本泻火燥湿之灵药，如欲去其燥性，专力泻火，则可伍以生地白芍，以润其燥，用之不但燥性可除，还有泻火滋阴之功效，温病泻血火诸方多用之，可以为例。故唐氏只承认苦味药，泻火一面，而忽视有燥性，非也；蜀近医只强调燥性，而忽视主要是泻火，更非也，要去其非，合其是，则全面矣。人身六气来源于天之六气，热与火不同，热为天气；火为地气，既在血分为火，在气分为热，但热为火之渐；火为热之极，两者分之；热在气分属肺胃，火在血分属心肝，两者合之，亦可同见于肺胃心肝，因肺胃有血管为心所主；心肝血中含气为肺所主，推之脾肾亦然。但热以气分为主；火以血分为主，又是理之必然。如气分之热，则用生石18膏、花粉之色白者，引入肺胃而清之，血分之火，则用黄连、黄芩之色黄者，由胃入心肝以泻之。是气分、是血分、该清热、该泻火，临证必须要辨清楚，用药才不致出差错，达到效如桴鼓，立起沉疴的目的。十八问：论苦药补火问曰：得苦之火味者，皆得水之寒性，能清火矣！何以艾叶、故纸、巴戟、远志，其味皆苦，而能补火，何哉？答曰：苦之极者，反得水之性；若微苦者，则犹存火之本性，故能补火。且微苦之中，必带辛温，不纯苦也。艾叶味苦而气温，其茸又能发火，是以能温肝补火；故纸、巴戟，苦兼辛温，故纸色黑而子坚，则温肾；巴戟色紫而根实，则温肝；远志形极细，故入心，味带苦，亦入心，然兼辛温，故补心火。盖有间味者，即有间气，不得以纯于苦者论矣。评注：此问论药如味苦兼辛者，即有间味，必有间气，不得纯以苦泻火立论。“苦之极者，反得水之性；若微苦者，则犹存火之本性，故能补火”。此一定之理与实事也，因物极才反；如不极，则正得其本气也。艾叶乃微苦，得三月清温之气生，至老时味辛微苦；嫩时味甘气香性平，嫩艾可采而洗净捣泥，和以麦面，调入白糖，蒸成艾粑，食之香甜可口，健胃消食；老艾得木气之全，味苦辛气温而香，捣成艾茸，可以发火，为针灸通经络，祛寒痹之妙药，入煎剂又为温肝行血补火止血之良药。故纸辛苦大温，色黑子坚似肾，能入肾大温肾阳。巴戟甘辛微苦微温，黑中带紫，根实，温肾兼肝，强阴益精，散风气，治风湿脚气水肿。远志根极细，味苦辛涩气温，故入肾强志；入心补火祛痰。以上诸药，皆有间味，以气为主，参以色形质与味，故治又各别。而十六问论连翘，味微苦，因无兼味，且气寒，故仍以气为主，味为参，所以是泻上焦火热之药，与此论并无矛盾，宜细玩。十九问：论辛味属金反主散之理问曰：辛者，金之味也。金性主收，今考辛味之药，皆主散，而不主收，其故何也？答曰：凡药气味，有体有用，相反而实相成，故得金之味者，皆得木之气，木气上达，所以辛味不主收而主散。木气之温能去寒；木气之散能去闭。薄荷辛而质轻，气极轻扬，轻则气浮，而走皮毛，以散风寒，扬则气升，而上头目，去风寒。辛夷花在树梢，其性极升，而味辛气散，故能散脑与鼻间之风寒。荆芥性似薄荷，故能散皮毛，而质味比薄荷略沉，故能入血分，散肌肉。羌活、独活，根极深长，得黄泉之水气而上升，苗象人身太阳经，秉水中之阳，以发于经脉也，味辛气烈，故入太阳经，散头顶之风寒，独活尤有黑色，故兼入少阴以达太阳，能散背脊之风寒。细辛形细色黑，故入少阴经，味大辛，能温散少阴经之风寒。少阴为寒水之脏，寒则水气上泛，细辛散少阴之寒，故能逐水饮。防风辛而味甘，故入脾，散肌肉之风寒。紫苏色紫入血分，味辛气香，能散血分之风寒；苏枝四达，则散四肢；苏梗中空有白膜，则散腹中之气；苏子坚实，则下行而降肺气以行痰，同一辛味，而有根子叶之不同，总视其轻重升降之性，以别其治也。桂枝能散四肢，色味同于苏枝，而桂枝较坚实，故桂枝兼能走筋骨；苏枝则但能走肌肉耳。肉桂比桂枝味更厚，气更凝聚，乃木性之极至，大辛则大温，能益心火，为以木生火之专药，其实是温肝之品，肝为心之母，虚则补其母也；心肝皆司血分，故肉桂又为温血之要药，仲景肾气丸用之，是接引心阳之火，使归于肾，亦因有附子熟地茯苓，使肉桂之性，从之入肾，乃善用肉桂之妙，非肉桂自能入肾也。肉桂、桂枝同是一物，而用不同，是又在分别其厚薄，以为升。夫得辛味者，皆具木之温性，桂枝是术而洽得温性，故为温肝正药；吴萸，小茴，皆得辛温木之气；台乌是草根，自归下焦，小茴是草子，凡子之性，皆主下降，故二药皆能温下焦胞宫与膀胱；吴萸辛而带苦，子性又主下降，故主降水饮，行滞气，故纸，韭子，皆色黑而温，黑为肾水之色，子又主沉降，故19二物皆能温肾。附子生于根下，与枝叶皮核不同，故不入中上焦，其色纯黑而味辛烈，秉坎中一阳之气所生，单从下焦扶补阳气。极阳极阴皆有毒，附子之烈，正以其纯是坎阳之性，所以大毒。附子与肉桂之性不同，肉桂是补火，秉于地二之火气者也；附子是助热，热生于水中，是得天水之阳，故附纯入气分以助阳，为肾与膀胱之药，火煅则无毒，水中之阴毒，遇火则散，亦阴阳相引之义也；今用盐腌以去毒，使附子之性不全，非法也。凡温药皆秉木气，惟附子是秉水中之阳，为温肾达阳之正药。盖秉木火者，为得地二之火；秉水中之阳，是得天一之阳。评注：此问论辛乃金之味，应主收，而辛味之药，不但不主收；反主散之理。盖金为秋令，故金性主收。但药之生本于气，药之成本于味，木得金收之气而成器，既成为“栋梁之材”，此处借用成为药之味，故凡秉木性之药味多辛，从金之化，以成器也。此正五行相反相成之理。既成器，而木之本性不变，木还是木，木乃春和之气，故主温，木主枝叶条达，四散披离，所以辛味之药主升主散，皆其秉性如此。如薄荷味辛而质轻，气极轻扬而凉散，轻则浮散而走皮毛；扬则气升而上头目，少用则性凉；多用则性温，实验之：取鲜薄荷时少许擦皮肤，顿觉凉快清爽；多用则反凉为烧，甚至可将皮肤烧后脱落。故治温病，少用之取其辛凉之性，入肺达皮毛以发肝解表；治伤寒伤风，则须多用，方能温散其皮毛及颠顶之风寒。辛夷花，又名迎春花、木笔花，花开在树梢，此树如生长在众树之中，必长来高过众树，如鹤立鸡群，故其性极升，而味辛气散性温，能温解颠顶脑至鼻间之风寒，如因伤风感寒而流鼻涕不止者，用之神效。荆芥性似薄荷而其色略红，质又比薄荷略重，故兼入血分，散肌肉及皮毛之风寒。羌活、独活，根极深长，得地下黄泉之水而上生苗叶，以其形论，象人身太阳经脉，味辛气烈，乃秉水中之阳，以上生苗叶，故能入太阳经以散颠顶及周身之风寒；独活尤带黑色，故兼入少阴以达太阳，散脊背之风寒有专功，且性偏于下，治下半身不出汗，有奇效。细辛形细色黑，故入少阴经；味大辛，故能温散少阴经之风寒，少阴为寒水之脏，风寒入则火气上泛，唐氏谓“水气上泛”非也，何则？因仲景麻黄附子细辛汤用之以治“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者”，反发热即是火气上泛之证明，用之达到温里散寒、引火归原之目的。其能逐水饮者，乃辛主通之；温主散之，故能温肾达膀胱以逐出之。防风味辛兼甘，甘入脾主肌肉，故能散肌肉之风寒。紫苏色紫入血分；味辛气香而烈，故能散血分之风寒，时方香苏散用以治肝气不舒而感冒风寒者，覆杯汗出则愈；苏枝旁行四达，则散四肢之风寒；苏梗中空有白膜似三焦，则散腹中与三焦之滞气；苏子坚实，则其性下行，降肺气以行痰。总之，虽同一药物与性味，因根茎枝叶子之不同，视其轻重形状，以定升降散达之性能，而别其治也。桂枝与苏枝，皆能散四肢之风寒血痹，因桂枝较坚实，故能兼走筋骨；苏枝则但走肌肉耳。肉桂比桂枝之味更厚，气更凝聚，乃金收木性之极至，大辛大温，能益心火，为木生火之专药，其实是温肝血之要药，肝乃心之母，虚则补其母之义，心肝皆血分，故肉桂为温通血脉之神品。仲景肾气丸用之，是引心肝之火经血脉下交于肾，故有泽泻熟地茯苓监制之使肉桂之性，从血到水以入肾，乃善用入肉桂之妙，非肉桂自能入肾也；仲景治少阴病，温化肾阳，只用附子，从不用肉桂，嫌肉桂有走散之性，故弃之，对勘之，则视药用药之理法益明。按：关于肉桂、桂枝之解还有遗珠之憾，可与本书八问评注互参，可以大致得全。吴萸、小茴皆得辛温木之气，吴萸乃木之子，辛中带苦，子性主下降，故主温肝降水饮行滞气；小茴是草子，草形散乱，子性下降，故主入奇经，温通输卵管、输精管、胞室、丹田、膀胱之气化。台乌药是草根，自归下焦，温散胞宫膀胱之寒凝气滞。故纸，韭子，皆色黑而味辛气温，黑为水之正色，子又主沉降，故二物皆能温肾壮阳。附子生于根下，性与枝叶皮核不同，故不入中上焦，只归下焦；子核虽能归肾，但必经上中焦降下归之；根及根下生者，则直归下焦而再上达，以此为别。附子之色又纯黑，而味辛烈，秉坎中一阳之气所生，直入下焦，扶阳补气。极阳、极阴皆有毒，附子刚烈，正以其纯是坎阳之性，所以大毒。附子与肉桂之性迥别：20秉地二之火而生者肉桂，故入心肝血分补火；秉天一之阳气而生附子，故入下焦肾水中以补阳。附子火炮则无毒，因天一水中之阴毒，遇火则散发，即阴火遇阳火引之则去之义，今用盐腌以去毒，即将毒吸入盐中，盐遇火则燃，亦以火引火之义，但盐作用之力持缓，往往吸毒不净，故非正法也，中附子毒者，迄今无法可解，很快呼吸麻痹而死，望今之制药者，舍去盐腌之法，还是炮附子好。总之，附子是秉水中之阳以生，为温肾补阳，引火归元之无上妙药。阳与火迥别，切不可混同，学者宜特别留意焉。二十问：木味为酸反主收问曰：木之性散，何以味反酸，而主收哉？答曰：此亦相反相成，金木交合之理。得木之味者，皆得金之性，所以酸味，皆主收敛。五味子主咳逆上气，盖气出于脐下胞室气海之中，循冲脉而上入肺，胞室乃肝所司，或肝寒则胞宫冲脉之气，挟水饮而上冲入肺，以为咳喘，或肝热则胞宫冲脉之气，挟木火而上冲于肺，以为咳喘。五味子酸敛肝木，使木气戢而不逆上，则水火二者，皆免冲上为病，是酸味入肝，而得金收之性，故有是效。五味子亦微酸而质润，囊大而空，有肺中空虚之象，生于叶间，其性轻浮，故功专敛肺生津。五味子是敛肝以敛肺，以其性更沉也；五倍子则专主敛肺，以其性略浮也；罂粟壳亦敛肺，能止咳，止泻利，以其酸味不甚，其囊中空有格，象肺与膜膈，故其收涩之性，不偏于入肝，而能入肺以收敛逆气，收止泻利也。白芍为春花之殿，而根微酸，故主能敛肝木，降火行血。山茱萸酸而质润，故专入肝，滋养阴血。乌梅极酸，能敛肝木，能化蚘虫努肉；皆是以木克土，以酸收之之义。观山楂之酸，能化肉积，则知乌梅之酸，能化蚘虫努肉，其理一也。评注：此问论木性散味应酸，何故酸反成为金收之性之理。盖酸乃木之味，五行之理，相反相成，故木之味，正是金之性。金气主收，所以酸味成了金收之性。如五味子，乃酸甘辛苦成五味俱全得名，但以酸味居多，酸主收敛，正合肺金之性。咳逆上气，本为肾气循肝木上冲于肺，肝寒，则为水饮上冲；肝热，则为木火刑金上冲。五味子味酸入肝与肺，收敛冲逆之气下行；其形似肾而多汁，故又可补肾肝以纳气归根。且生青熟紫黑，又为入心敛心火下行入肾，时方都气丸，治盗汗遗精，即六味地黄丸加五味子也。唐氏之解，偏重敛肝，且引出胞室气海冲脉之繁琐，实则一肾可以包括之。五味子皮肉酸甘；仁辛苦；通体带咸，用时宜捣碎，则其中之辛可济酸，不致酸收过甚，将痰火收敛入肺不得出，成为痨疾。为了预防此弊端出现，故仲景小青龙等汤，治外感痰喘，五味子必须与干姜，细辛同用，一开一合，使之相济成功。如能捣碎用之，可以不用干姜，细辛也行！五倍子，本为五倍虫即蚜虫刺伤盐肤木树而生之虫囊，味酸性平，囊壳性浮，故能入肺敛逆气止咳；入肝敛肝气而止血；囊空似大肠，胞宫，故又能收脱肛与子宫脱出。罂粟壳，药房名“米壳”，其囊中空有格，象肺与膈膜及大肠，味微酸气平，故皆能入而敛之，使气逆咳嗽，滑泻脱肛，均可治之，归于和平。白芍为春花之殿，殿者，末后之义，根苦微酸，故能敛汗行血降火，使之下行归根，肝主疏泄，故又为治阴虚小便不利之圣药。山茱萸酸而有汁，得木气最厚，入肾滋水，入肝养血，最能敛肝气之虚脱，性温，酸敛之中，最能条达肝气。《本经》谓“主寒热”，如肝虚之寒热，用之可除。乙癸同源，人之元气由肝而上达，病危时，则元气将脱，证现上逆而喘，痰鸣如锯，汗出如珠，可用山茱补敛肝气之疏泄，以止元气之上脱，其效若神。《本经》又谓“逐寒湿痹”，是取木可条畅疏散之义，用之亦有特效。用时须去净核，其核服之，使小便癃闭不通，易成尿毒症。近有邪说谓其核可用，真无稽之谈，无实验而害人之呓语，医门最怕胡说八道，学者留心，切莫上当受骗。乌梅极酸，能敛肝木，酸收之性，能化蛔虫，即酸缩消化之力，能去努肉，即消化坚硬之力，蛔虫努肉皆肉形，属脾土，在五行木能克土之义。山楂之酸，可化肉积，与乌梅化蛔虫努肉之理相同，同属于木克土、酸收酸化之理。21二十一问：论酸味生津问曰：凡酸味皆能生津，此又何说？答曰：津生于肾，而散于肝，木能泄水，子发母气也。酸味引动肝气，故津散出。评注：此问论酸味生津之理。肾主五液：入心为汗；入肝为泪；入肺为涕；入脾为津；自入为唾。则津，即涎，应生于脾，非肾也，但为肾所主管，供应原材料水之场所。酸味生津之理，应为木气疏土，使土津泛溢，同时酸木吸肾水交脾土而溢于口中，因脾脉系舌本散舌下，达金津、玉液二穴。时方梅苏丸取此义而制成，功能：清热解暑、生津止渴，用之颇有效验。二十二问：酸极发吐问曰：酸主收敛，而酸之极者，又能发吐何也？答曰：辛主升散，而辛之极者，则主温降；酸主收敛，而酸之极者，则主涌吐。物上极则下；物下极则反上也。观仲景大小柴胡汤治肝火之吐逆；吴茱萸汤治肝寒之吐逆，知凡吐者，必挟肝木上达之气，乃能发吐，则知导之使吐，亦必引其肝气上行，乃能吐也。二矾极酸，变为涩味，酸则收而引津；涩则遏而不流，肝气过急，反而上逆，故发吐也。且胆矾生铜中，有酸木之味，而正得铜中金收之性，金性缓，则能平木气而下行！金牲急，则能遏木气而上吐，金木常变之理，可以细参。故吾曰：得木之味者，皆得金之性，阴阳互换，惟土之性不换，辨味辨药，当详究之。评注：此问论酸之极主涌吐之理。物极则反，是经过亿万次实验而得出的普遍真理。如胃中酸汁过多，往往吐出，而酸是木之味，木能疏土，其性是主消化食物而下行为顺的，今反上逆而吐出，过多也，物极则反也。酸为木味；温为木气，味为阴，以下行为顺；气为阳，以上行为顺，所以肝气以上行为顺，木主条达也；肝味以下行为顺，木能疏土，助消化也。此处唐氏理路未清，阴阳未判，造成在论中气味搅混，莫衷一是。《内经》曰：“酸苦涌泄为阴”。故欲引吐，必须酸苦二味合化，如仲景瓜蒂散，用赤小豆之酸与甜瓜蒂之苦，合之为散引吐，可以为证。其义乃酸属木，木克土，使胃气逆；苦属心，火性急，急则心烦，合之则心烦乱兼胃气逆，故能吐出之。至于仲景治吐，如大小柴胡汤，皆用半夏降胃气，黄芩治肝火，生姜通神明以安心气，吴茱萸汤，用吴茱萸温肝降浊，人参大枣补土御木。则知吐者寒热皆有，肝寒则浊气不降，犯胃气上逆而吐；肝热则肝气过升挟胃气上逆而吐。但气为阳，而阳中亦分阴阳，阴气以上行为顺；阳气则以下行为顺。故黄坤载有“肝脾宜升；胆胃宜降”之说，颇合经旨与实际。既肝脾之阴气宜升；胆胃之阳气宜降。故知欲引吐者，必使肝气上行之力加急，撞心击胃，则心烦胃气逆行而吐出之。二矾指白矾、胆矾而言，皆由极酸而变为涩味，酸入肝，使肝气收敛过急而突然暴发，撞心克胃土，顿时胃气变下行而上逆，故发吐也。白矾生铝矾土中为硫酸铝；胆矾生铜矿中为硫酸铜，皆结晶体，同为金之性；酸木之味，故金克木；酸收木气。则木气被收与克均太急，肝为将军之官，哪能受这种恶狼气，物极则反，突然暴发，撞心击胃，木克土，胃气上逆则吐之。唐氏以金缓，金急立论，欲明反晦。总之，五行中，得木之味者，反得金之性；得金之味者，反得木之性；得火之味者，反得水之性，得水之味者，反得火之性。此相反相成之理。惟土例外，土主中央，运四旁，万物皆土生、土化，土载，甘为土之味，土之性，性味不变，甘味入脾补土，且缓四脏之急，又为四脏之总后勤部，故甘味补土之性不换，换则乱了套了，其理在此。二十三问：论咸味润降问曰：如上所论以求之，则咸得水味，当得火之性矣。何以旋覆花咸而润降痰火；泽泻咸而润利湿热；昆布、海藻咸而清肝火；芒硝、寒水石咸而泻脾火，皆得咸之味，具水之本性，未尝反得火性也？答曰：味之平者，不离其本性；味之极者，必变其本性。譬如，微苦者，有温心火22之药；而大苦则反寒。故微咸者，皆秉寒水之气，而大咸则变热。离中有阴；坎中有阳，皆属一定之理。今所问旋覆花，味微咸，花黄色，滴露而生，得金之气多，得水之气少，故润利肺金，不得作纯咸论也。昆布海藻生于水中，味微咸，而具草之质，是水木二气之物，故能清火润肝木。寒水石，得石之性多，味虽咸而不甚，且此石之山，即能生水，流而为泉，是此石纯具水性，故能清热。芒硝咸味虽重，而未至于极，故犹是寒水之性，能大下其火，尚属咸水之本性，而非咸极变化之性也。若夫火硝，则咸味更甚，反而为火之性。故能焚烧，是水中之火也。食盐太多，立时发渴，亦是走血生热之一验。西洋人炼盐，名曰盐精；又炼碱，名日碱精，二物贮于一处，中间隔以玻璃，但将玻璃触破，则暴发为火，西洋作水雷，其法如此。夫盐精能发火，则知盐味之咸，内有火热之性，然水中之火，乃命门之火也。微咸者，则能引火下行，以上诸药是已；大咸者，则能助火升发，火硝盐精是已。蜀中养雄猪者，必饲以盐，乃能多御牝豕，亦即助发命门之火，以助其阳之验。药中肉苁蓉，初为马精滴地所生，后乃传苗，又象人阴，且味咸入肾，故温润而强阴，以助其肾中之阳而能益命门火也。至于煎作秋石，以为滋阴，能治阴痿，而不知其味大咸，只能助发命门之火，以举其阴茎，与雄猪饲盐无异，是壮其阳，非能滋其阴也。故服秋石者，往往阴枯而瘵疾，皆未知大咸助火之义也。虽童便本能滋阴，而煎作秋石，则煅炼已甚，不得仍作童便之性论。盖得水之味，具火之性，亦只完其坎中有阳之义而已。评注：此问论药物味咸之极属火性；咸而平仍属水性之理。五行之五味，皆平则属本行之味不变；味极则变为相反之性，此乃味不变而性变了。以变论之，火变为水性；水变为火性；木变为金性；金变为木性，皆味不变而性变了。以不变论之，五行中只土性不变，土居中央运四旁，其味甘，其性缓，缓则迟缓，其性不变，因达不到“物极”的程度。土之性不变，但味可以变，除淡味属于脾土外，如糖精，其味苦，苦为火，但冲以适量水后，则变苦为甜。成了母子相生之证明。其他四行是物极必反之变，是性之变，非味之变；苦甘之变，是味之变，非性之变，以此为别。唐氏未言，余补论之，以求完美也。微苦，乃火之平味，本性不变，则为温性药，如补心火之远志微苦；温脾之白术微苦。若大苦则大寒，如黄连、黄芩之类是也。此理推求，可知微咸是水之本性；大咸则变为火性，离属火，火中含水；坎属水，水中含火，微则不变，各具水火之本性，极则，火中退去火后，只留下水，故变为寒；水中退去水后，只留下火，故变为热，此一定不移之真理。如旋覆花，味微咸，花黄色，咸乃水味，色黄属土，滴露而生，秋金生露，滴露入土，得秋收之性，故其花得金气多；得水气少，故主润利肺金、行痰、降逆气、定喘，不专以微咸清火立论。泽泻生水泽之地，得水之气多，故味咸，药用其根，根在水中，不为水困，性可清利湿热，导之由小便出。昆布、海藻，生于海水中，故味咸，而本身是草之质，故二物皆秉水木之气而生成其性，以木入水；水又可清火，性能清火润肝木。寒水石，乃盐碱之地所生，其硬如石，秉金石之性能，味微咸兼辛，生此石之山，即能生水，流而为泉，证明金水相生之理，性能清热解肌，功与生石膏相近。芒硝咸味较重，但未至于极，且咸而兼苦，与西药硫苦相近，为寒水之平性，是心经之对宫药，以水克火，故能大泻其火。火硝则咸更甚于芒硝，咸中兼辛苦，咸极则变为火之性也，故能焚烧，又称焰硝，借成辛苦之力而消化铁石。《本经》名“硝石”，谓“能化七十二种石”，是水中之火，才能有此熔化软坚能力；芒硝也能软坚，但力不及火硝也。食盐太多，立时发渴，是水极变火，而进入血中生火之应验，必须引水自救；用淡盐汤，清晨空服一杯，可洗涤胃肠之积垢，以清邪火，能达百日，陈垢全去，气清血和，百病不生，此可证明，水能涤垢清火，治疗百病之神功。同是食盐，用法不同，功效悬殊。至于唐氏解盐精、碱精制成水雷之说不确。就清朝末年论，西人制水雷，亦用棉花火药，即硝酸甘油而制成，导火线是用电流火花而触发，但火药中有咸苦辛味是真。23盐投入火中，立即爆发生火；遇潮湿即化为水，证明盐之咸味，正坎卦中有火热之性，正命门之相火也。总之，微咸乃水之平气，能清火，能引火下行，以上诸药及淡盐汤皆可为证；大咸乃水极变火，能补火、能助火升发，火硝及食盐多皆可为证。不单是蜀中，全国养猪者皆知，欲使雌雄猪发情，多饲以盐，以助命门之火，而兴阳道阴道，不但雄猪能多交媾母猪；母猪亦发情求合，亦可证明食盐多能发火之义。肉苁蓉，今为寄生植物，多生于桦树根上，形似阴茎，褐色披鳞片，传为马精滴地所生，无法考证，语出陶宏景《名医别录》，以生肉苁蓉处多野马，乃附会为马精落地所生，此语一出，后之医者，皆以讹传讹。苁蓉味咸性温，且似阴茎而多油润，故入肾温阳润阴，强阴助阳，同时可温润大肠，治老人虚秘，大便燥结。以童便经火煎成秋石，俗医多认为能滋阴降火，而不知小便经火熬干成石，其味大咸，只能助命之火发动，以举阴茎，毫无滋阴清火之力，此正同饲猪以盐发情一样。故服秋石之人，往往火发阴枯而成痨瘵。然服童便实可滋阴降火，因咸味不甚，犹是水之性；秋石经火熬炼而成，从童便中退去坎水，只留下地二之火，成了火性，此火之性是从坎水中来，故入命门兴阳道最速。二十四问：上下表里，升降浮沉问曰：寒热温平，药性已尽，上所分五行五脏，已详寒热温平之性，可不再赘矣。而药之分上下表里者，又有升降浮沉之别，可得闻欤？答曰：此本于天地之阴阳也，本于阳者，以气为主，而上行外达，故升而气浮，能走上焦，以发表；本于阴者，以味为主，而内行下达，故降而气沉，能行里达下焦。气本于天，味成于地，《内经》谓“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本天亲上；本地亲下，而升降浮沉之理见矣。评注：此问论药性中升降浮沉之理。理出于天地阴阳，唐氏答词已详。所引《内经》之文出《索问·六节脏象论》，五气指臊气入肝；焦气入心；香气入脾；腥气入肺；腐气入肾，五味指酸味入肝；苦味入心；甘味入脾；辛味入肺；咸味入肾。上可归于升；下可归于降；表可归于浮；里可归于沉。升浮属天阳主气，故药之气厚者，主升浮表散；沉降属地阴主味，故药之味厚者，主沉里降下。总之，气主于天；味主于地。不过还应排列组合论之：有气厚味薄者，味厚气薄者；气味具厚者！气味具薄者等等，则各以其偏重而论治，读下问即可明白。二十五问：论升浮之药问曰：薄荷，辛夷、麻黄、桂枝、生姜、葱白，羌活、独活、葛根、柴胡、白头翁、升麻，紫苏、荆芥、白芷，炉甘石、海石、菊花，连翘，银花、苍耳子，青蒿、蔓荆子，皆升浮之品，而其用各异何也？答曰：是气分药，而又视形味以细别之。薄荷、辛夷同一辛味，气皆轻清，而形各异。薄荷细草，丛生不止一茎，故能四散，又能升散颠顶，以其气之轻扬也。辛夷生在树梢，花朵尖锐向上，味辛气扬，故专主上达，能散脑与鼻孔之风寒。麻黄虽一茎直上，而其草丛生，与薄荷丛生之义同，故能上升，又能外散。薄荷是得天气之轻扬，而其味辛是兼得地之味，故能兼入血分；若麻黄则茎空，直达而上，且无大味，纯得天轻扬之气，故专主气分，从阴出阳，透达周身上下之皮毛。桂枝与麻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