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第八篇 同红军在一起(上)

点击上方“人类第一人”一键免费订阅并回复标题前数字即可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1、人类第一人——为什么是毛泽东？

2、毛新宇到底说了什么？好魄力！

3、揭密：毛泽东为何对待张国焘那么毫不留情？

4、艾跃进：毛主席为人民当家作主！

5、诗朗诵：毛主席呀，我们想你~

6、我妈是让毛主席“忽悠”来的～

7、一个不能抛开个人恩怨的人是没有资格审视历史的！

8、艾跃进：学习毛主席对付美国人

9、非常罕见：李讷说父亲~速看

10、信仰是我们强大的力量——毛泽东思想万岁！

一 “真正的”红军

在甘肃和宁夏的山间和平原上骑马和步行了两个星期以后，我终于来到预旺堡，那是宁夏南部一个很大的有城墙的市镇，那时候是红军一方面军和司令员彭德怀的司令部所在地。

虽然在严格的军事意义上来说，所有的红军战士都可以称为“非正规军”（而且有些人会说是“高度非正规军”），但红军自己对于他们的方面军、独立军、游击队和农民赤卫队是作了明确的区分的。我在陕西初期的短暂旅行中，没有看见过任何“正规的”红军，因为它的主力部队那时候正在离保安将近二百英里的西部活动。我原打算到前线去，但蒋介石正在南线准备发动另一次大攻势的消息传来，使我想到兵力较强的一边去，趁还来得及越过战线去写我的报道的时候，及早离开这里。

有一天，我对吴亮平表示了这些犹豫的考虑。吴亮平是在我同毛泽东的长时间正式谈话中充当翻译的一位年轻的苏维埃官员。吴亮平虽然是个脸色红润的二十六岁青年，已写了两本关于辩证的书。我发现他为人很讨人喜欢，除了对辩证法以外，对什么事情都有幽默感，因此我把他当作朋友看待，坦率地向他表示了我的担心。

他听了我说的话，惊讶得发呆。“你现在有机会到前线去，你却不知道该不该要这个机会？可不要犯这样的错误！蒋介石企图消灭我们已有十年了，这次他也不会成功的。你没有看到真正的红军就回去，那可不行！”他提出了证据说明我不应当这么做，最使我感动的是，光是提到要到前线去就在他这个久经锻炼的老布尔什维克和长征老战士身上引起那样大的热情。我想大概总有什么东西值得一看，因此决定作此长途旅行，安然无事地到达了吴亮平的真正的红军作战的地点。

我幸亏接受了他的劝告。我要是没有接受他的劝告，我在离开保安时就仍旧不明白红军不可战胜的声誉从何而来，仍旧不相信正规红军的年轻、精神、训练、纪律、出色的装备、特别是高度的政治觉悟，仍旧不了解红军是中国唯一的一支从政治上来说是铁打的军队。

要了解这些所谓的土匪，最好方法也许是用统计数字。因为我发现红军对全部正规人员都有完整的数据。下面的事实，我觉得极有兴趣和意义，是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能说俄语的二十九岁的杨尚昆从他的档案中找出来的。除了少数例外，这个统计材料限于我有机会进行观察核实的一些问题。

首先，许多人以为红军是一批顽强的亡命之徒和不满分子。我自己也有一些这样的模糊观念。不久，我就发现自己完全错了。红军的大部分是青年农民和工人，他们认为自己是为家庭、土地和国家而战斗。

据杨尚昆说，普通士兵的平均年龄是十九岁。这很容易相信。虽然许多红军士兵已经作战七、八年甚至十年，但大量还只是十多岁的青年。甚至大多数“老布尔什维克”,那些身经百战的老战士，现在也只有二十刚出。他们大多数是作为少年先锋队员参加红军的，或者是在十五岁或十六岁时入伍。

在一方面军中，共有38%的士兵，不是来自农业无产阶级（包括手工业者、赶骡的、学徒、长工等）就是来自工业无产阶级，但58%是来自农民。只有4%来自小资产阶级——商人、知识分子、小地主等的子弟。在一方面军中，包括指挥员在内的50%以上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

60%-70%的士兵是有文化的——这就是说，他们能够写简单的信件、文章、标语、传单等。这比白区中普通军队的平均数高得多了，比西北农民中的平均数更高。红军士兵从入伍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学习专门为他们编写的红色课本。进步快的领到奖品（廉价笔记簿、铅笔、锦旗等，士兵们很重视这些东西），此外，还作出巨大的努力来激励他们的上进心和竞赛精神。

象他们的指挥员一样，红军士兵是没有正规薪响的。但每一个士兵有权取得一份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一些收入。他不在的时候，由他的家属或当地苏维埃耕种。然而，如果他不是苏区本地人，则从“公田”（从大地主那里没收而来）的作物收益中取出一份作报酬，公田的收益也用于红军的给养。公田由当地苏维埃区的村民耕种。公田上的无偿劳动是义务的，但在土地重新分配中得到好处的农民，大多数是愿意合作来保卫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的制度的。

红军中军官的平均年龄是二十四岁。这包括从班长直到军长的全部军官，尽管这些人很年轻，平均都有八年的作战经验。所有的连长以上的军官都有文化，虽然我遇见过几位军官，他们参加红军以前还不能认字写字。红军指挥员约有三分之一以前是国民党军人。在红军指挥员中，有许多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莫斯科红军大学毕业生、张学良的“东北军”的前军官、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前国民军（“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军队）的军人， 以及若干从法国、苏联、德国和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我只见到过一个美国留学生。红军不叫“兵”（在中国这是一个很遭反感的字），而称自己为“战士”。

红军的士兵和军官大多数未婚。他们当中许多人“离了婚”——这就是说他们丢下了妻子和家人。在有几个人身上，我真的怀疑。这种离婚的愿望事实上可能同他们参加红军有些关系，但这也许说得太刻薄了。

从在路上和在前线的许多交谈中。我所得的印象是这些“红军战士”大多数依然是童男。在前线和军队在一起的女人很少，她们本人几乎全都是苏维埃干部或同苏维埃干部结了婚的。

就我所能看到或知道的，红军都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农村妇女和姑娘，农民对红军的道德似乎都有很好的评价。我没有听到过****或污辱农村妇女的事件，虽然我从一些南方士兵那里了解到丢在家乡的“爱人”的事情。红军很少有人吸烟喝酒；烟酒不沾是红军“八项注意”之一，虽然对这两种坏习惯没有规定特别的处罚，但我在墙报上的“黑栏”上看了好几宗对有吸烟恶习的人提出严厉的批评。喝酒不禁止，但也不鼓励。喝得酩酊大醉的事情，就我的见闻来说，却没有听到过。

彭德怀司令员曾任国民党将军，他告诉我说，红军极其年轻，说明它为什么能够吃苦耐劳，这是很可信的。这也使得女伴问题不太严重。彭德怀本人在一九二八年率领国民党军队起义参加红军后，就没有见过自己的妻子。

红军指挥员中的伤亡率很高。他们向来都同士兵并肩作战，团长以下都是这样。一位外国武官曾经说，单单是一件事情就可以说明红军同拥有极大优势的敌人作战的能力了。这就是红军军官习惯说的：“弟兄们，跟我来！”而不是说：“弟兄们，向前冲！”在南京发动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最后清剿”中，红军军官的伤亡率往往高达百分之五十。但红色军不能经受这样的牺牲，因此后来采取了多少要减少有经验的指挥员的生命危险的战术。虽然这样，但在第五次江西战役中。红军指挥员的伤亡率还是平均在百分之二十三左右。关于这一点。在红区中，人们可以看到许多证据。通常可以看到，二十刚出头的青年就丢了一只胳臂或一条腿，或者是手指被打掉了，或者是头上或身上留有难看的伤痕——但是他们对于革命依然是高高兴兴的乐观主义者！

在红军的各支队伍里，几乎中国各省的人都有。在这个意义上，红军或许是中国唯一的真正的全国性军队了。它也是“征途最辽阔”的军队！老兵们走过十八个省份。他们也许比其他任何军队更加熟悉中国的地理。在长征途上，他们发现大多数的旧中国地图了无用处，于是红军制图员重新绘制了许许多多英里的区域地图，特别是在土著居民地区的西部边疆地区。

一方面军约有三万人，南方人占的百分率很高，约有三分之一来自江西、福建、湖南或贵州。将近百分之四十来自西部的四川、陕西和甘肃等省。一方面军包括一些土著居民（苗族和彝族），此外还有一支新组织起来的回民红军。在独立部队中，当地人的百分率还更高，平均占总数的四分之三。

从最高级指挥员到普通士兵，吃的穿的都一样。但是，营长以上可以骑马或骡子。我注意到，他们弄到美味食物甚至大家平分——在我和军队在一起时，这主要表现在西瓜和李子上。指挥员和士兵的住处，差别很少，他们自由地往来，不拘形式。

有一件事情使我感到迷惑。共产党人是怎样给他们的军队提供吃的、穿的和装备呢？象其他许多人一样，我原以为他们一定是完全靠劫掠来维持生活。我已经说过，我发现这种臆想是错误的，因为我看到，他们每占领一个地方，就着手建设他们自己的自给经济，单单是这件事实，就能够使他们守住一个根据地而不怕敌人的封锁。此外，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军队能够靠几乎不能相信的极少经费活下去，我也是没有认识的。

红军声称他们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枪械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弹药是从敌军那里夺来的。如果说这是难以置信的话，我可以作证，我所看到的正规军基本上是用英国、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和美国机关枪、步枪、自动步枪、毛瑟枪和山炮装备起来，这些武器都是大量地卖给南京政府的。

我看见红军使用的唯一俄国制步枪，是一九一七年造的产品。我直接从几个前马鸿逵将军的士兵口中听到，这些步枪是从马的军队那里夺来的。而国民党手中的宁夏省残余部分的省主席马将军又是从冯玉祥将军那里把这些步枪接过手来的，冯将军在一九二四年统治过这个地区，曾从外蒙古得到一些武器。红军正规军不屑使用这些老式武器，我看见只有游击队的手中才有这种武器。

我在苏区时，要想同俄国的武器来源发生任何接触，客观上是不可能的。红军为总数将近四十万的各种敌军所包围，而且敌人控制着每一条通向外蒙古、新疆或苏联的道路。别人老是指责他们从俄国那里得到武器，我想，要是有一些这样的武器居然从天而降，他们是乐意得到的。但是，只要看一看地图就十分明白，在中国共产党人往北方和西方扩大更多的面积以前，莫斯科没法供应任何定货，姑且假定莫斯科有意这么做，但那是大可怀疑的。

第二，共产党没有高薪的和贪污的官员和将军，这是事实，而在其他的中国军队中，这些人侵吞了大部分军费。在军队和苏区中厉行节约。实际上，军队给人民造成的唯一负担，是必须供给他们吃穿。

实际上，我已经说过，西北苏区占地面积相当于英国，它的全部预算当时每月只有三十二万美元！这个惊人的数目中将近百分之六十是用来维持武装部队的。财政人民委员林祖涵老先生为此感到很抱歉，但是说“在革命获得巩固以前，这是不可避免的”。当时武装部队为数（不包括农民辅助部队）约四万人。这是在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以前的事情，此后红色区域大大扩大，西北的红军主力不久就接近九万人的总数了。

统计数字就说到这里。但是要了解中国红军为什么能在这几年中维持下来，必须对他们的内在精神、士气斗志、训练方法有所了解。而且，也许更重要的是，对他们的政治和军事领导要有所了解。

例如，南京悬赏要取红军司令员彭德怀的首级，为数之大足以维持他领导下的全军（如果财政人民委员林祖涵的数字是正确的）一个多月，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二 彭德怀印象

我在八、九两月访问前线的时候，一、二、四方面军统一指挥的工作还没有开始。一方面军有八个“师”当时驻守从宁夏的长城到甘肃的固源和平凉一线。一军团派出一支先遣部队向南向西移动，为当时领导二、四方面军从西康和四川北上，在甘肃南部突破南京部队纵深封锁的朱德开辟一条道路。预旺堡是位于宁夏东南部的一个古老的回民城池，现在成了一方面军司令部的驻地。我在这里找到了该军的参谋部和司令员彭德怀。

彭德怀的“赤匪”生涯是快十年前开始的，他当时在多妻的军阀省主席何键将军的国民党军队中领导了一次起义。彭德怀是行伍出身，先在湖南，后在南昌进过军校，毕业后，他因才能出从，迅获提升，一九二七年年方二十八岁就已任旅长，在湘军中以“自由派”军官著称，因为他办事真的跟士兵委员会商量。

彭德怀当时在国民党左派中、在军队中、在湖南军校中的影响，使何键极为头痛。何键将军在一九二七年冬天开始大举清洗他的军队中的左派分子，发动了有名的湖南“农民大屠杀”，把成千上万的激进农民和工人当作共产党惨杀。但是因为彭德怀极孚众望，他不敢贸然下手。这一迟疑，给他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一九二八年七月彭德怀以他自己的著名第一团为核心，联合二、三团部分官兵和军校学生，举行平江起义，又同起义的农民会合，成立了湖南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

两年以后，彭德怀积聚了一支约八千个兄弟的“铁军”，这就是红军五军团。他以这支部队攻占了湖南省会长沙这个大城市，把何键的六万军队赶跑——他们大多数都是鸦片鬼。红军守城十日，抵御宁湘联军的反攻，最后因受到日、英、美炮舰的轰击，才被迫撤出。 不久之后，蒋介石就职开始对赤匪进行第一次“大围剿”。这些围剿经过，前文已有概述。南方红军长征时，彭德怀是打先锋的一军团司令员。他突破了几万敌军的层层防线，在进军途上一路攻克战略要冲，为主力部队保证交通，最后胜利进入陕西，在西北苏区根据地找到了栖身之地。他的部下告诉我说，六千英里的长征，大部分他是步行过来的，常常把他的马让给走累了的或受了伤的同志骑。

彭德怀过去既有这样一种斗争历史，我原以为他是个疲惫的、板着脸的狂热领袖，身体也许已经垮了。结果我却发现彭德怀是个愉快爱笑的人，身体极为健康，只是肚子不好，这是在长征途上有一个星期硬着头皮吃没有煮过的麦粒和野草，又吃带有毒性的食物和几天颗粒未进的结果。他身经百战，只受过一次伤，而且只是表面的。

我住在彭德怀设在预旺堡的司令部的院子里，因此我在前线常常看到他。附带说一句，司令部——当时指挥三万多军队——不过是一间简单的屋子，内设一张桌子和一条板凳，两只铁制的文件箱，红军自绘的地图，一台野战电话，一条毛巾，一只脸盆，和铺了他的毯子的炕。他同部下一样，只有两套制服，他们都不佩军衔领章。他有一件个人衣服，孩子气地感到很得意，那是在长征途上击下敌机后用缴获的降落伞做的背心。

我们在一起吃过好几顿饭。他吃的很少很简单，伙食同部下一样，一般是白菜、面条、豆、羊肉，有时有馒头。宁夏产瓜，种类很多，彭德怀很爱吃。可是，好吃惯了的作者却发现彭德怀在吃瓜方面并不是什么对手。但是在彭德怀参谋部里的一位医生前面只好低头认输，他的吃瓜能力已为他博得了“韩吃瓜的”这样一个美名。

我必须承认彭德怀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的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他动作和说话都很敏捷，喜欢说说笑笑，很有才智，善于驰骋，又能吃苦耐劳，是个很活泼的人。这也许一半是由于他不吸烟、也不喝酒的缘故。有一天红二师进行演习，我正好同他在一起，要爬一座很陡峭的小山。“冲到顶上去！”彭德怀突然向他喘吁吁的部下和我叫道。他象兔子一般窜了出去，在我们之前到达山顶。又有一次，我们在骑马的时候，他又这样叫了一声，提出挑战。从这一点和其他方面可以看出他精力过人。

彭德怀迟睡早起，不象毛泽东那样迟睡也迟起。就我所知，彭德怀每天晚上平均只睡四、五小时。他从来都是不急不忙的，但总是很忙碌。我记得那天早上一军团接到命令要前进二百里到敌区的海原，我多么吃惊：彭德怀在早饭以前发完了一切必要的命令后，下来同我一起吃饭，饭后他就马上上路，好象是到乡下去郊游一样，带着他的参谋人员走过预旺堡的大街，停下来同出来向他道别的穆斯林阿訇说话。大军似乎是自己管理自己的。

附带说一句，虽然政府军飞机常常在红军前线扔传单，悬赏五万到十万元要缉拿彭德怀，不论死擒活捉，但是他的司令部门外只有一个哨兵站岗，他在街上走时也不带警卫。我在那里的时候，看到有成千上万张传单空投下来要悬赏缉拿他、徐海东、毛泽东。彭德怀下令要保存这些传单。这些传单都是单面印的，当时红军缺纸，就用空白的一面来印红军的宣传品。

我注意到，彭德怀很喜欢孩子，他的身后常常有一群孩子跟着。许多孩子充当勤务员、通讯员、号兵、马夫，作为红军正规部队组织起来，叫做少年先锋队。我常常见到彭德怀和两三个“红小鬼”坐在一起，认真地向他们讲政治和他们个人问题。他很尊重他们。

一天我同彭德怀和他一部分参谋人员到前线去参观一所小兵工厂，视察工人的文娱室，也就是他们的列宁室即列宁俱乐部。在屋子里的一道墙上有工人画的一幅大漫画，上面是一个穿和服的日本人双脚踩着满洲、热河、河北，举起一把沾满鲜血的刀，向其余的中国劈去。漫画中的日本人鼻子很大。

“那是谁？”彭德怀问一个负责管理列宁俱乐部的少先队员。

“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那个孩子回答。

“你怎么知道的？”彭德怀问。

“你瞧那个大鼻子就行了！”

彭德怀听了大笑，看看我。“好吧，”他指着我说，“这里有个洋鬼子，他是帝国主义吗？”

“他是个洋鬼子，那没问题，”那个少先队员说，“但不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他有个大鼻子，但要做日本帝国主义者还不够大！”

彭德怀高兴地大笑，后来就开玩笑地叫我大鼻子。事实上，我的鼻子在西方人的社会中是正常的，并不惹眼，但在中国人看来，外国人都是大鼻子。我向彭德怀指出，当红军真的与日本人接触后，发现日本人的鼻子同他们自己的鼻子一般大时，这种漫画可能使他们感到极其失望。他们可能认不出敌人，而不愿打仗。

“不用担心！”司令员说。“我们会认出日本人来的，不管他有没有鼻子。”

有一次我同彭德怀一起去看一军团抗日剧团的演出，我们同其他战士一起在临时搭成的舞台前面的草地上坐下来。他似乎很欣赏那些演出，带头要求唱一个喜欢听的歌。天黑后天气开始凉起来，虽然还只八月底。我把棉袄裹紧。在演出中途，我突然奇怪地发现彭德怀却已脱了棉衣。这时我才看到他已把棉衣披在坐在他身旁的一个小号手身上。

我后来了解彭德怀为什么喜欢这些“小鬼”，那是他向我的再三要求让步，把他自己的童年的一些情况告诉我的时候。他在自己的童年所受的苦，可能使西方人听来感到惊奇，但是却是够典型的背景材料，可以说明为什么许多中国青年象他那样投奔红军。

三 为什么当红军？

彭德怀生于湘潭县的一个农村，离长沙约九十里地，靠湘江的蓝色江水旁边的一个富裕的农村里。湘潭是湖南风景最好的一个地方，深深的稻田和茂密的竹林绣成一片绿色的田野。人口稠密，一县就有一百多万人。湘潭土地虽然肥沃，大多数农民却穷得可怜，没有文化。据彭德怀说，“比农奴好不了多少”。那里的地主权力极大，拥有最好的地，租税高得吓人，因为他们许多人也是做官的。

“湘潭有些大地主一年收入有四、五万担谷子，湖南省有些最富有的米商就住在那里”。

彭德怀自己的家庭是富农。他六岁那年死了母亲，他的父亲续弦后，后母憎嫌彭德怀，因为他使她想起了她的前任。她送他到一所老式私塾去念书，在那里常常挨老师打。彭德怀显然很有能力照顾自己：有一次挨打时，他举起一条板凳， 揍了老师一下，就逃之夭夭了。老师在本地法院告他，他的后母把他赶了出来。

他的父亲对这次吵架并不怎么在意，但是为了迁就妻子，把这个摔凳子的年轻人送去同他喜欢的一个婶母那里去住。这位婶母把他送进了所谓新学堂。他在那里遇到了一个“激进派”教师，是不信孝敬父母的。有一天彭德怀在公园里玩耍的时候，那个教师过来，坐下来同他谈话。彭德怀问他孝敬不孝敬父母，问他是否认为彭德怀应该孝敬父母？那位教师说，从他本人来说，他不相信这种胡说八道。孩子们是在他们父母作乐的时候诞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正如彭德怀在公园里作乐一样。

“我很赞成这种看法，”彭德怀说，“我回家后便向婶母说了。她吓了一大跳。第二天就不让我去上学，受这种可恶的‘外国影响’。”他的祖母——看来是个残酷的****魔王——听到他反对孝敬父母的话以后，“每逢初一月半、逢年过节或者刮风下雨的日子”就跪下来祷告，祈求天雷打死这个不孝孽子。

接着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这最好用彭德怀自己的话来说：

“我的祖母把我们统统看做是她的奴隶。她抽鸦片烟很凶。我不喜欢闻鸦片烟，有一天晚上我再也忍受不住了，起身把她的烟盘从炉子上踢了下来。她大发脾气，把全族人都叫来开了会，正式要求把我溺死，因为我是不孝的孩子。她对我提出了一大串罪状。

“当时族人已准备执行她的要求。我的继母赞成把我溺死，我的父亲说，既然这是一家的意见，他也不反对。这时我的舅舅站了出来，狠狠地责备我的父母没有把我教养好。他说这是他们的过失，因此孩子没有责任。

“我的命就得了救，但是我得离家。我当时才九岁，十月里天气很冷，我除了一身衣裤外身无长物。我的继母还想把我身上的衣裤留下。但我证明这不是她的，是我生身的母亲给我做的。”

这就是彭德怀闯世界的生活的开始。他起先当放牛娃，后来又做矿工，一天拉十四小时风箱。工作时间这么长使他吃不消，于是他就离开煤矿，去当鞋匠学徒，一天只工作十二小时，这已是个大改善了。他没有工资，过了八个月他又逃跑了，这次去到烧碱矿做工。矿井歇业后，他再一次得去找工作。身上除了一身破烂以外仍一无长物。他去修水渠，终于有了个“好差使”，拿到了工资。二年攒了一千五百文。——大约十二元钱！但换了军阀后，原来的纸币成了废纸，他又一文不名。灰心丧气之下，他决定回家乡。

彭德怀现在十六岁，他去找一个有钱的舅舅，就是那个救了他一命的舅舅。那人自己的儿子刚死，他过去一直很喜欢彭德怀，就欢迎他去，留他在家。彭德怀爱上自己的表妹，舅舅对婚事也颇赞同。他们请一个古文先生上课，在一起嬉戏，计划将来的共同生活。

但是这些计划被彭德怀的无法抑制的暴躁脾气所打断了。第二年，湖南发生大饥荒。成千上万的农民赤贫无依。彭德怀的舅舅救了许多农民，但是最大的一些米店是一个大地主开的，靠此大发横财。有一天有二百多个农民拥到他家中，要求他把大米平价卖给他们——这是在饥荒之年一向要大善士做的事。但这个有钱人拒绝讨论，把人们赶走，闩上了大门。

彭德怀继续说：“我正好走过他家，便停下来看示威。我看到有许多人都已饿得半死，我知道那个人的米仓里有一万担大米，可是他却一点也不肯帮穷人的忙。我生气起来，便带领农民攻打他家，他们把他的存粮都运走了。我事后想起来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我只知道，他应该把米卖给穷人，要是不卖，他们把米拿走是应该的。”

彭德怀又得逃命，这次他已够年岁可以当兵。他的军人生涯由此开始。不久之后他就成了一个革命家。

他十八岁当上了排长，参加了推翻当时统治该省的一个姓胡的督军的密谋。彭德怀当时受到军中一个学生领袖的很大影响，这个人遭到了督军的杀害。彭德怀负了刺杀督军的任务来到长沙，等他有一天上街时 扔炸弹过去。这颗炸弹却是虎头蛇尾的，象中国小说中的情况一样：它没有爆炸，彭德怀逃走了。

不久之后，孙逸仙博士担任西南联军的大元帅，打败了胡督军，但后来又被北洋军阀赶出湖南。彭德怀同孙逸仙的军队一起南逃。后来他奉孙逸仙的一个将领程潜①的命令从事谍报活动，到了长沙以后被叛徒出卖，遭到逮捕。当时湖南当权的军阀是张敬尧。彭德怀对他这段经历是这么叙述的：

“我每天受各样刑罚约一小时。有一天晚上我被手足反绑，在手腕上缚一根绳子吊在梁上。狱卒们在我背上堆上一块块大石头，站在周围踢我，要我招供——因为他们至今仍没有弄到我的证据。我昏过去了好几次。

“这样的刑罚继续了一个月。每次受刑后我常常想，下一次得招供了，因为我实在受不了这种刑罚。但每次我又决定不屈服，坚持到第二天再说。最后他们从我口中得不到什么东西，出乎意料地释放了我。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件事是几年以后我们攻占长沙时把这个用刑室拆毁了。我们放了关在那里的好几百名政治犯——其中许多人由于挨打、虐待、挨饿已奄奄一息。”

彭德怀重获自由以后就回到他舅舅家去看他的表妹，他想同她结婚，因为他认为自己仍有婚约。他发现她已死了。他于是又去当兵，不久就第一次任军官，派到湖南军校学习。毕业后他在鲁涤平部下第二师当营长，到家乡驻防。

“我的舅舅死了，我听到消息以后就请假回去奔丧。路上我要经过童年时代的家。我的老祖母还活着，八十多了，身体还很健旺，她听说我回来，走了十里路来迎我，请我不要计较过去。她的态度非常谦恭。我对这一转变感到很奇怪。是什么原因呢？我马上想到这不是因为她个人感情有了什么转变，而是因为我在外面发了迹，从一个无业游民变成一个月挣二百元大洋军饷的军官。我给老太太一些钱，她以后就在家里赞扬我是个模范‘孝子’！”

我问彭德怀受到什么书籍的影响。他说，他年轻的时候读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第一次开始对军人应对社会负有什么责任有了一些认真的考虑。“司马光笔下的战争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只给人民带来痛苦——很象我自己的时代里中国军阀之间的混战。为了要使我们的斗争有一些意义，为了实现长期的变革，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彭德怀读了梁启超、康有为以及其他许多对毛泽东也发生过影响的作家的著作。有一个时期，他对无政府主义也有一些信仰。陈独秀的《新青年》使他对社会主义发生了兴趣，从此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国民革命正在酝酿中，他当时任团长，觉得有必要用一种政治学说来激励他的部下的士气。孙逸仙的三民主义“比起梁启超来是个进步”，但彭德怀感到“太含糊混乱”，虽然当时他已是国民党员。布哈林的《共产主义入门》使他觉得是“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实际合理形式的社会和政府的一本书”。

到一九二六年彭德怀已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简介、《新社会》（一个著名的中国共产党员著）、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许多对中国革命作了唯物主义解释文章和小册子。彭德怀说，“以前我只是对社会不满，看不到有什么进行根本改革的希望。在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后，我不再悲观，开始怀社会是可以改造的新信念而工作。”

虽然彭德怀到一九二七年才参加共产党，他在自己的部队里吸收相信共产主义的青年，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训练班，成立士兵委员会。一九二六年，他同一个中学女生结了婚，她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但在革命期间，他们分了手。一九二八年以后彭德怀就没有见到过她。就是在那一年七月，彭德怀举行起义，占领了平江，开始了他的叛逆或土匪——看你怎么叫——的生涯。

他在把这些青年时代和斗争的情况告诉我时，他手里执着一个用蒙古马鬃做的苍蝇拂，为了强调语气，漫不经心地随手挥舞着，一边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说说笑笑。这时有个通讯员送来了一束电报，他开始看电报时又突然成了个严肃的司令员了。

“反正，要说的就是这么一些，”他最后说。“这可以说明一个人怎么变成‘赤匪’的！”

①林伯渠当时在程潜军中当参谋长。（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