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名单

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简称中研院）隶属国民政府，是中华民国的最高学术研究机关，首任院长蔡元培。1948年4月，首批中研院院士共81人经民主推选产生，其中数理组院士28人，生物组院士25人，人文组院士28人。李四光、竺可祯、陈省身、华罗庚、茅以升、童第周、苏步青、陈寅恪、冯友兰、赵元任、梁思成、郭沫若、胡适、傅斯年······随便哪一个名字，都是当时中国学术界最出色的人才。有人曾这样评价当时的中研院：“生物组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数理组与世界顶尖水平不相上下，人文组几乎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数理组院士28人：姜立夫（1890.7.1-1978.2.3），数学家。许宝騄（1910.9.1-1970.12.18），数学家。陈省身（1911.10.28-2004.12.3），数学家。华罗庚（1910.11.12-1985.6.12.），数学家。苏步青（1902.9.23-2003.3.17），数学家。吴大猷（1907.9.29-2000.3.4）物理学家。吴有训（1897.4.26-1977.11.30），物理学家。李书华（1889-1979.7.5），物理学家。叶企孙(1898.7.16-1977.1.13) ，物理学家。赵忠尧1902.6.27-1998.5.28），核物理学家。严济慈(1900.12.4-1996.11.2)，物理学家。饶毓泰（1891.12.1-1968.10.16），物理学家。吴宪（1893.11.24-1959.8.8），生物化学家，营养学家。吴学周（1902.9.20-1983.10.31），物理化学家。庄长恭（1894.12.25-1962.2.15），化学家。曾昭抡（1899.5.25-1967.12.8），化学家。朱家骅1893.5.30-1963.1.3），地质学家。李四光（1889.10.26-1971.4.29），地质学家。翁文灏( 1889.7-1971.1.27），地质学家。黄汲清(1904.3.30-1995.3.22），地质学家。杨钟健（1897.6.1-1979.1.15），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地质学家。谢家荣（1903.11.20-1977.10.27），地质学家、矿床学家。竺可桢（1890.3.7-1974.2.7），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周仁（1892.8.5-1973.12.3），冶金学家和陶瓷学家。侯德榜（1890.8.9-1974.8.26），化学家。茅以升1896.1.9-1989.11.12），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凌鸿勋（1894.4.15-1981.8.15），土木工程专家。萨本栋1902.7.24-1949.1.31），物理学家、电机工程专家。生物组院士25人：王家揖（1898.5.5-1976.12），动物学家。伍献文（1900.3.15-1985.4.3），动物学家，鱼类学家，线虫学家。贝时璋（1903.10.10-2020.10.29），实验生物学家，细胞生物学家。秉志（1886.4.9-1965.2.21 ），动物学家。陈桢（1894.2.8-1957.11），动物学家，遗传学家。童第周（1902.5.28-1979.3.30），实验胚胎学家。胡先骕（1894.4.20-1968.7.16），植物学家。殷宏章（1908.10.1-1992.11.30），植物生理学家。张景钺（1895.10.29-1975.4.24），植物形态学家。钱崇澍（1883.11.11-1965.12.28），植物学家。戴芳澜（1893.5.4 -1973.1.3），真菌学家和植物病理学家。罗宗洛（1898.8.2-1978.10.26），植物生理学家。李宗恩1894.9.10-1962），热带病学医学家。袁贻瑾（1899.10.30-2003.3.22），医学家。张孝骞（1897.12.28-1987.8.8），内科专家、医学家。陈克恢（1898.2.26-1988.12.12），药理学家。吴定良（1893.1.5-1969.3.24），人类学家。汪敬熙（1893.7.7-1968.6.30），现代生理心理学家。林可胜（1897.10.15-1969.7.8），生理学家。汤佩松（1903.11.12-2001.9.6），植物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冯德培（1907.2.20-1995.4.10），生理学家、神经生物学家。蔡翘(1897 10.11-1990.7.29)，生理学家，医学教育家。李先闻（1902.10.10-1976.7.4），细胞遗传学家，作物育种学家。俞大绂（1901.2-1993.5.15），植物病理学家，农业微生物学家。邓叔群(1902.12.12 -1970.5.1)，真菌学家，植物病理学家，森林学家。人文组院士28人：吴敬恒（1865.3.25-1953.10.30），政治学家、教育家。金岳霖（1895.7.14-1984.10.19），哲学家，逻辑学家。汤用彤（1893.6.21-1964.5.1），哲学史家、佛教史家。冯友兰（1895.12.4-1990.11.26），哲学家。余嘉锡（1884.2.9-1955.1.23），语言学家，目录学家，古文献学家。胡适（1891.12.17-1962.2.24），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张元济（1867.10.25-1959.8.14），出版家。杨树达（1885.6.1-1956.2.14），中国语言文字学家。柳诒徵（1880.2.5-1956.2.3），历史学家、古典文学家、图书馆学家。陈垣（1880.11.12-1971.6.21），中国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陈寅恪（1890.7.3-1969.10.7），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傅斯年（1896.3.26-1950.12.20），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顾颉刚（1893.5.？-1980.12.25），历史学家，民俗学家。李方桂（1902.8.20-1987.8.21），语言学家。赵元任1892.11.3-1982.2.25），语言学家。李济（1896.6.2-1979.8.1），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梁思永(1904.11.13-1954.04.2)，考古学家。郭沫若（1892.11.16-1978.6.12），文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董作宾（1895.3.20-1963.11.23），甲骨学家、古史学家。梁思成（1901.4.20-1972.1.9），建筑学家。王世杰（1891.3.10-1981.4.21），法学家。王宠惠（1881.10.10-1958.3.15），法学家。周鲠生（1889.3.6-1971.4.20），法学家。钱端升（1900.2.25-1990.1.21），政治学家，法学家。萧公权（1897.11.29-1981.11.4），政治学家。马寅初（1882.6.24-1982.5.10），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陈达（1892.4.4-1975.1.16），社会学家。陶孟和1887.11.5-1960.4.17），社会学家。附1：1948年中研院人文组院士正式候选人分组名单（55人）哲学：吴敬恒、陈垣、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陈康。中国文学：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刘文典、唐兰。史学：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徐炳昶、徐中舒、陈受颐、李剑农、柳诒徵、蒋廷黻。语言学：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王力。考古学及艺术史：郭沫若、李济、董作宾、梁思成、梁思永、徐鸿宝。法律学：王宠惠、王世杰、燕树棠、郭云观、李浩培、吴经熊。政治学：周鲠生、萧公权、钱端升、张奚若，张忠绂。经济学：马寅初、刘大钧、何康、杨端六、陈总（即陈岱孙）、方显廷、巫宝三、杨西孟。社会学：陈达、陶孟和、潘光旦、凌纯声、吴景超。附2：那一年：中研院的选举1947年初夏，完成参与北京大学复校工作，拖着疲惫身躯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去美国医治高血压。此时，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提名工作已经在全国展开。6月20日，忧心忡忡的傅斯年不远万里给北大校长胡适写信，信中说“天下大乱还要选院士”，恐怕难以成功，“这事问题甚多，弄不好，可把中央研究院弄垮台”，但“大家不听”，也只好抱着“竭力办得他公正、像样，不太集中，以免祸害”。傅斯年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随着战火的蔓延，谁还有心思选院士？胡适召集北京大学“教授会”，讨论发展，大家谈的却都是吃饭，历史学家向达起身说：“我们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但结局却是出乎意料的顺利。1948年4月1日，中研院正式公布了81名院士的名单，最长者为83岁的吴稚晖，最年轻的是37岁的陈省身。2004年12月，当年最年轻的院士陈省身驾鹤西去，而现今唯一健在的首届中研院院士贝时璋也已是105岁高龄了。如今，这批在战火硝烟中产生的院士正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野。“从中央研究院院士到解放后的学部委员，再到后来的院士，我们似乎是绕了一个大弯才渐渐地回过神来，重新捡起我们以前曾义无反顾地抛弃掉的那些东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扬宗告诉《科学新闻》，“而这些本该尊重的传统和坚守的原则，在1948年的那次选举中就有了。”院士之议现年75岁的中科院电工所严陆光院士在北京中关村的寓所向《科学新闻》讲述了自己的父亲、物理学家严济慈第一次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情形。“我当年也只有十几岁，和家人住在昆明的黑龙潭。48年9月，父亲从北平到南京参加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会后，他特意由南京到昆明和我们团聚。”在严陆光的记忆中，平时一向少言寡语的父亲在谈到首届院士会议的时候却显得十分高兴。在院士会议召开之前，3月25日至28日的评议会第五次年会进行了院士选举，时任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47岁的严济慈在普选阶段，获得25个评议员中的23票，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严济慈和中研院的关系要追溯到1928年中研院成立之初。那时，刚刚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归国效力仅一年的严济慈就当选为正在筹备中的中研院评议会评议员候选人。只是那一年的评议会因为“关系复杂，牵涉太多”终究未能成立。诚如院长蔡元培所说：“对于向我们咨询专门问题的人，我们当然有指导的责任；对于在学术界有重要发明或贡献的本国学者，我们有时亦认为有奖励的义务；对于和我们志同道合的研究机关，我们更觉得有联络的必要。”为担当“咨询、联络、奖励”任务，中央研究院组织法规定需成立评议会，“为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关”。1935年6月，在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的推动下，评议会正式成立。而在同时当选的41位评议员中，包括了来自高校和学术机构的聘任评议员30人以及由中研院院长和所长组成的11位当然评议员。“首届评议员主要由学者组成，代表了当时学术界的最高水平，官僚在其间并不占据重要位置，这样他们的决策可以真正代表学术界，不至于仅仅成为政府的‘传声筒’。”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剑分析道，“虽有王世杰（时任外交部长）、朱家骅（时任行政院教育部长）这样的纯粹官僚，但王世杰的法学、朱家骅对地质事业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评议会成立后，当年的《科学》杂志发表社论说，评议员“除极少数非科学家外，余皆为吾国科学界各方代表人物，极一时之选，评议会既告成立，实为该院最高策源机关，斯不仅关系该院前途之发展，亦吾国科学史上值得记载之一件大事”。事实上，在院士会议举行之前，评议会一直是中央研究院最高的决策机构，而在首届院士的选举中，“评议会和评议员无疑扮演了核心的角色”。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郭金海告诉《科学新闻》，“良好素质的评议员和能代表科学界意见的评议会为院士成功选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选举15个筹委会委员，由评议员以通信投票的方式产生，分数理、生物、人文三组，每组5人，当选者需得到全体评议员半数以上的投票。1948年4月，第一届院士产生，此后每届的评议员都须经院士会议由院士投票方可产生。选举筹备院士之议由来已久。蔡元培在最初筹备中研院时就计划特设名誉会员和外国名誉通讯员，“其职权虽不尽如院士之重要，但重视学术专家及国家学院制度，实出一贯”。其后由于没有充分的人才基础以及抗战的影响，只好以1935年设立的评议会作为过渡。进入20世纪40年代中期，中国国内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北平研究院、中央研究院等各个研究所以及各个高校的相继成立，各个基础学科已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出现了一批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的科学家。加之抗战结束，百废待兴，选举院士、建立院士制度的提议自然也就浮出了水面。1946年10月，中研院第二届评议会第三次年会作出了举行第一届院士选举的决议。1947年3月至5月，随着《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规程》的发布以及选举筹备会的成立，院士选举进入程序化操作阶段。1947年5月16日，院士候选人的提名在全国展开。选举筹备会给南京、北平、上海、天津、重庆、汉口、广州、成都等地报社寄发《院士选举筹备会通告》，请报社在头版连续刊登3日。东北大学、云南大学、山东大学、唐山工学院、中国地质学会、静生生物调查所等50个机构积极响应。正式提名结束后，选举筹备会于8月27日至10月13日连续召开了四次会议，按照《选举规程》对各方提名进行严格的初审，结果在所提的510人中，删掉了108人，将剩余的402人再提交给评议会。在删除的人选中，不少是因为提名者没有遵行《选举规程》的规定。在一份提交给评议会的材料中记录了西北大学、交通大学等高校的教授因“一人投一科以上的票”而将其选票“均暂作废”，并注明“按照本会选举规程第四条之规定‘每一教授不得投一科目以上之票’”。1947年10月15日至17日，评议会第四次年会召开，审议402人的大名单，最终议决150名院士候选人。《选举规程》曾对院士的选举资格作出规定：其一，对所习的专业有特殊著作发明或贡献；其二，专业学术机关领导或主持在五年以上，成绩卓著。二者符合其一，即可当选院士。而候选人的学术水平，则是评议会尤其要考察的。学问为大但学术也许不是唯一的标准。在日伪机构任职者，不管其学问多高也一律被排除在外。原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萨本铁因曾在日据北京大学当过化学系系主任而被除名就是一个例证。在此前的投票中，萨本铁与高崇熙、黄子卿、孙学悟三位化学家并列化学组第三位。除了出任伪职，政见不同也是一个“危险”因素。在1947年10月15日的会议中，针对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郭沫若能否当选院士就发生了激烈的辩论。有人认为郭沫若同情共产党，其罪过更甚，理应予以删除。此时，,,, 同为考古学家的夏鼐, 认为此事关系, 重大，遂, ,不顾自己列席者不能参加讨论的身份，起身为郭沫若辩护：“Member of AcademiaSinica（中央研究院院士）以学术之贡献为标准，此外只有自绝于国人之汉奸，应取消资,格。至于政党关系，不应以反政府而加以删除。”鉴于双方分歧很大，最后决定以无记名方式表决。结果人文组的13票对8票，仍将郭沫若列入了候选人名单。1948年2月2日，远在美国芝加哥的考古学家董作宾写信给胡适：“春间中研院选院士，您必出席，关于考古学方面，希望您选思永或沫若，我愿放弃，因为思永在病中，应给他一点安慰，沫若是院外人，以昭大公，这是早想托你的。”董作宾在抗战前曾无条件将殷墟新发掘的著名的大龟四版拓片送与郭沫若研究，不料郭却抢先发表，两人遂起芥蒂。“此时他向胡适推荐郭，自然不知道胡适虽与郭政见不同，但依然站在学术公理的立场上支持提名郭当院士。”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罗丰说。意味深长的是，郭沫若当选中研院院士后，则拒绝接受学术界这一最高荣誉，他并不知道这背后许多人为他的当选所作的努力。“不仅对于院外的人士不存在政治偏见，即使是对于院内的，如果觉得学术水平不够，也不予选举，这种宁缺毋滥的态度是真正贯彻始终的。”郭金海说。作为中研院评议会的评议员，中研院天文所专任研究员兼所长张钰哲、中山大学教授张云及在加拿大的天文学家余青松三人，本来具有“先天”的优势，但会议认为此三人的学术水准尚不足与院士称号相称，最终决定天文学空缺，暂不提候选人。胡适作为人文组的召集人，不但主持会议，16日晚更是连夜赶写人文组院士候选人“合格之根据”，一直持续到凌晨4点。评议会连续召开，讨论十分激烈，最后敲定的名单在17日晚7时公布。新科出炉1947年11月15日，中研院于政府公报和京沪各大报，公告了最后候选名单及每位候选人所治之学科或事业著述，并在发表公告后的4个月内欢迎各界人士提出批评及建议。候选人的公布，引发了不少学者的关注。时任北大化学教授的袁翰青认为，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纪育沣“在化学界虽为前辈，亦偶有论文发表，但所发表之论文均无创见……国内类似纪先生为院士，恐既不能使国内化学界心服，亦不免使国际化学界讶异也！”王和夫揭发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马文昭的数篇文章“皆其技术员、助手及友人代作、代写”，并说“评议员林可胜及吴宪二先生熟知此人，可请其作证”。纪育沣在普选中仅得1票，在接下来的四次补选中，一次得到1票，其余三次均得0票；而马文昭在普选中仅得1票，四次补选均得0票。远在美国的傅斯年也不甘寂寞，亲自写信由夏鼐转交给中研院总干事萨本栋，信中说：“候选人中确有应删除者，如刘文典（时任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君，刘君校《庄子》，甚自负，不意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助理研究员王叔岷君曾加检视（王君亦治此学）发现其无穷错误。更有甚者，彼曾为（云南）土司之宾，土司赠以大量烟土，归来后，既吸之，又卖之，于是清华及联大将其解聘，此为当时在昆明人人所知者。今列入候选人名单，如经选出，岂非笑话？学问如彼，行为如此，故斯年敢提议将其自名单除去。”由于傅的举报，刘文典在接下来的五轮投票中，得到五次0票。但傅斯年同时要求医学加入戚寿南（时任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和沈克非（时任上海医学院教授）、农学加入农学家谢家声的提议却被评议会拒绝，理由正如夏鼐回复给傅斯年的信中所说的：“惟依章程，不能于候选人名单以外添人，故戚寿南先生等，无法加入。”“依傅斯年在学术界的威望，他固然可以举报，但却不可在候选名单外推荐，足见评议会办事是何等的重视规则。”郭金海说，“正是由于评议会严格按照选举规程操作，才真正实现了院士选举的公平与民主。”1948年3月25日至28日召开的评议会第五次年会，经过分组审查、一次普选和四次补选，最终确定了81名中央研究院的首届院士。而所有的候选人必须经过4/5投同意票才可当选，即25名评议员中需要得到20名评议员的票。美中不足虽然这81名院士“足以代表今日中国学术界的情况”，但也并不是完美的。夏鼐曾温和地批评说：“中研院的所长和专任研究员，因为‘近水楼台’的关系，他们的工作和贡献，院中同人自然比较熟悉。又加以人类到底是感情的动物，朝夕相处的熟人之间多少有点‘感情’的关系。所以同等成绩的学者，也许是院内的人比较稍占便宜。”而中研院时任院长朱家骅的当选更遭到訾议。时任北京大学教授、西北大学校长杨钟健回忆说，地质学当选的6名院士中，“独朱对于地质方面的工作太少。然因别的原因（推进工作有功）而当选。此事为许多人不满”。时任清华大学农学院院长的汤佩松几十年后回忆说：“至今我仍未得到一个问题的答案：个别院士是怎样被‘遴选’进来的？并且又如何‘当选’为第一任院长的？”张剑认为，朱家骅仅有两篇博士毕业时代的论文，且以“研究家”名义当选院士，自然招来非议。通过考察可以发现，以主持学术机关当选院士的有朱家骅、姜立夫、李书华、叶企孙、周仁和袁贻瑾等人。在《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录》的著作目录上，姜立夫只有1945年发表在《科学记录》上那篇用矩阵方法改写并发展了圆素和球素几何学的论文。李书华的著作也仅有1922年发表的两篇论文。叶企孙的著作分别为1921、1925年发表的两篇论文，都是学生时代的成果，回国后“即不研究特别问题”了。周仁亦仅有1915~1937年间发表的3篇文章。袁贻瑾的论文仅5篇，相比其他医学家如陈克恢的225篇论文，实在有点少。“这些院士的学术成就和当时的国际水准还是差很远的，他们的贡献主要也是作为国内该学科的奠基人，比如叶企孙，要求有很高的学术成就也不现实。”王扬宗告诉《科学新闻》，“但毕竟是通过严格的民主程序选举的，在国内学术界至少得到了承认，而且相对比较集中，以从事科教领导岗位当选的毕竟是少数。以后就不是这样了，55年学部委员就是通过推荐和协商选出的，没有科学界的评议，其中还有不少学部委员是派到科教部门工作的党政干部。”最后晚宴在严济慈的回忆中，1948年9月，辽沈战役已经打响。在炮火纷飞中，严济慈从北平经天津坐船到了南京，参加23日举行的中研院院士会议。1948年9月23日上午10时，“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二十周年纪念会暨第一次院士会议”在南京鸡鸣寺中研院礼堂开幕。至少49名院士出席了开幕式。蒋介石、何应钦等政府要员，张伯苓、吴贻芳等教育界名流也参加了开幕礼。为求节约，整个会场布置简朴，连鲜花都未摆设，虽然天气阴雨，亦不开灯。年龄最大的张元济和声望最著的胡适作为院士代表相继发言。张元济的讲话给严济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严济慈回到昆明的家中还向家人称赞张元济的“直率”。83岁的张元济在学界威望甚高，讲话自然有很重分量，他说：“倘若再打下去，别的不用说，我恐怕这个中央研究院，免不了要关门。”这番话使在场的何应钦等国民党要员相顾失色。会后，胡适忍不住抱怨说：“菊老，今天大家在做喜事，你的发言未免说得太煞风景了。”一向温和的胡适则在发言中对众人说：“不是我们挂方牌子作院士，只坐享其成；或者下半世纪也靠自己成绩吃饭，而不继续工作。中央研究院不是学术界的养老院，所以一方面要鼓励后一辈。我们可以够得上作模范，继续工作，才不致使院士制度失败。第二，多收徒弟。今天我们院士中，年纪最轻的有两位算学家，也是四十岁的人了。我想我们这一点经验方法已经成熟，可以鼓励后一代。再即希望以后二十年，二百年，本院这种精神发扬光大起来。愿互相勉励。”多年之后，严济慈讲起自己参加院士会议的经历：会议期间，蒋介石在总统府请大家吃饭。到总统府去时，前面是几部小车，我们这些院士坐大卡车。我们在车上开玩笑说：“大人坐小车，小人坐大车。”是日晚8时，蒋介石在总统府官邸宴请全体院士。晚宴“极简单而精致，但五十岁以下人均觉不能果腹”。宴会时间不长，至9时一刻即散。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学家石璋如后来回忆：“当时在研究院办了很热闹的庆祝活动。上午开会，晚上就请吃饭，从总办事处到地质研究所前头的空旷处，桌子一路排开，放上酒跟点心，夜里灯火通明，称作游园会。刚开始的时候人很多，爱去哪桌吃、喝酒都可以，可是天气不巧，打了响雷下起了阵雨，大家就集中到总办事处的演讲大厅去了。”在这新旧政权的更迭之际，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政府，在军事战场外，都对中国学人展开了争夺。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傅斯年制定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中国共产党也通过地下党等途径展开争取。严济慈回忆：“开完院士会，我立即动身去了昆明。当时确有很多人跑了，有的去了台湾。如果国民党找到我，我也脱不了身。”严陆光告诉《科学新闻》，那时已是1949年的年初，北平已经解放，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哥哥严又光意外地遇到了多年不见的舅舅张宗麟。张宗麟时任北平市军管会教育接管部副部长。他对我哥哥说：“赶快打电报叫你父亲回来。”父亲接着哥哥的电报，看到“麟舅盼晤”四个字，马上从昆明到香港，在香港等了一个多月后，坐船转道仁川、天津，随后到了北京。迁台之争1949年初，解放军三大战役取胜，剑指长江，国共和谈在4月20日最后破裂。在有权的政府高官和有钱的地主、富商各显神通往南跑的时候，中央研究院院士这个知识分子群体的是走是留，颇为引人注目。这样一批顶尖的学术精英，国民党政府是相当重视其去留的标志性意义的。在他们眼里，黄金要抢运，故宫文物要抢运，学术精英同样要抢运。如今，南京市民在绿意盎然的鸡鸣寺旁，北京东路39号，可以看到挂着江苏省科技厅牌子的一组民国建筑，那儿正是昔日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以及地质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所在地（当时是鸡鸣寺一号）。这座由建筑大师杨廷宝设计的仿明清宫殿式建筑，建于1947年，完工还不到两年，身居其中的学者们刚刚结束几年前因抗战而颠沛流离的生活，此刻，又将面临新的选择：去台湾，还是不去。中研院向台湾搬迁，从1948年12月起就开始了，几乎与故宫文物从南京迁台同一时间。但是不同的是，故宫文物是死东西，想搬就可以搬，而中研院最大的财富－－院士，都是活生生有思想的人。1948年12月15日，一架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起飞，飞抵南京明故宫机场，机上有两位中研院院士：北大校长胡适和清华教授陈寅恪。颇具意味的是，这两人此行都没有将台湾作为外迁的目的地，陈寅恪只在南京住了一晚即去上海，然后南下广州受聘于岭南大学。而胡适，在南京呆到1949年初后去了上海，最后离沪赴美，永远离开了中国大陆。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同机到达南京的有24位教授。1949年1月19日，中研院历史语言所所长傅斯年只携带部分亲人和主要生活用品，从南京明故宫机场乘飞机去了台湾，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行前并非认为是与大陆永别，他将很多图书、家产以及亲戚都留了下来，希望赴台只是“暂时去看看”，因为他觉得共产党绝无可能突破长江天险。傅斯年这一去，再也无缘回到鸡鸣寺一号的中研院大院。对于这些精英知识分子，国民党固然是全力抢运，但相当一部分的中研院院士，由于对国民党统治的极度失望，不想随院所一起迁往台湾。社会学所所长陶孟和向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的搬迁决定率先发起了挑战，他提出，搬不搬要和全所同人商量，以多数人的意见为重。结果，社会学所以“全所人员多一票”的结果决定不迁。朱家骅强令陶孟和同意迁桂林，但陶置之不理。中研院地质所代所长俞建章，虽然以国民党部区部书记之身，服从了朱家骅关于地质所迁广州的决定，但此时在英国讲学的李四光所长对此表示反对。1949年1月末，李四光给俞建章发来专电，他认为“只好任有志者前往；若为地质所同人避乱似无多大意义，我个人绝不赞成。”1949年初，已被蒋介石派专机由北平接到南京的胡适与傅斯年一起度岁。他们相对凄然，一边饮酒，一边背诵晋代诗人陶渊明所作《拟古》诗：“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催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吟罢，两人均潸然泪下。国共局势急转直下。1949年4月24日，院长朱家骅召集院务会议，在会议席上，中研院的成员同意了迁台的决议。但仅仅在会后不久，情况就发生了改变，许多研究所拒绝迁台。在动员未果的情况下，朱家骅于25日乘飞机离开上海，飞往台北。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中央研究院的大部分人员、图书、仪器等最终留在了大陆。就中研院而言，院里14个单位，成建制迁台的只有管理机构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占中央研究院14个单位的14％，其余11个自然科学研究所以及社会学所，全部留在了内地。至于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的去留，迁至台湾的仅有凌鸿勋、林可胜、傅斯年、董作宾、李济、王世杰、吴稚晖等9人，占院士总数的11．9％；去美国等的有陈省身、李书华、赵元任、汪敬熙、胡适、吴大猷等12人，占院士总数的15％；其余58人（除萨本栋等人去世外）均留在了大陆，占院士总数的74％。附3：夏鼐与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学术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选定不久，新中国成立，院士选举中的内幕鲜为人知。本文利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资料，对院士的提名过程、选举情况详加披露。院士候选人都是当时学界顶尖人物，几轮候选名单上的学者更不为人知，甚至被提名者本人也不曾知晓。郭沫若是在以列席者的身份与会的夏鼐的辩护下才被列入。本文提供了全部院士名单，这也是首次在内地公布，可匡正一些流行的错误，对了解中国现代学术史颇有帮助。说起来纯属偶然，以1948年时夏鼐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或许与当时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选举扯不上关系，他只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名普通的副研究员，一个偶然的机缘却使他与第一届院士选举产生了联系。1947年初夏，完成北京大学复校工作，拖着疲惫身躯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先生要去美国医治高血压，史语所的所务傅斯年并没有交给当时所里一些重要人物打理，而是交给更年轻并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考古学家夏鼐代理，以傅斯年精明过人的识人能力，很快便证明这是一个恰当的选择。中央研究院自1928年成立以后，即成为中国学术界的重镇，它的问世是蔡元培有计划地将西方现代学术制度引入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网罗了中国学术界大部分的优秀人才，作为一个学术机关在世界学术史上或许罕有与之崇高地位相匹敌者，当然中央研究院的设置实际上有苏俄国家科学院的影子。起初中央研究院并无院士（Academ ician），高一级的院务学术机构是1935年成立的评议会，有30名著名学者当选。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研究院复原南京，在学界上层遂有院士设置的酝酿。胡适、傅斯年的名单各有千秋院士的选举工作分数理、生物、人文3个组进行。《胡适日记》在1947年3月15日记录了中央研究院第一次关于院士商讨会的情况。商讨活动在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范围内进行，这时的评议会是1940年改选后的第二届。议长是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评议员则分当然评议员和聘任评议员，前者为中央研究院的专家，后者则聘任国内各大院校、科研机构的著名学者，当然也并不完全按照这两项区分。人文学科方面评议员有胡适、傅斯年、陈垣、赵元任、李济、陈寅恪等。商讨院士选举办法，先由萨本栋与傅斯年各提出一个选举草案，萨本栋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当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依我的理解是由文科与理科方面各写一方案，供评议员们讨论选择。事情进展很快，隔天之后，又开了第二次会。会议集中讨论了傅斯年所拟的第二草案，胡适对傅的方案评价甚高，傅案被用作讨论的基础。我们暂时找不到傅斯年拟的草案，但以后的进程应该是按照傅斯年的思路来进行。其中之一是由评议员来提出本学科院士候选人名单，很快胡适拟定了人文组院士名单：哲学：吴敬恒（稚晖）、汤用彤、金岳霖。中国文学：沈兼士、杨树达、傅增湘。史学：张元济、陈垣、陈寅恪、傅斯年。语言学：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考古学及艺术系（史）：董作宾、郭沫若、李济、梁思成。只是在人文地理和民族学方面胡适觉得暂时想不出合适的人选。大约同时，傅斯年也提交了一份人文组院士人选名单：中国文学：吴稚晖、胡适、杨树达、张元济。史学：陈寅恪、陈垣、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余嘉锡或柳诒徵。考古及美术史：李济、董作宾、郭沫若、梁思成。哲学；汤用彤、金岳霖、冯友兰。语言：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比较两份名单二者大体相同，胡适名单稍少，有17人，傅斯年的则有21人。有趣的是胡适名单上没有自己，傅则不然，或显示两人的性格差异。两份名单中都有的人：吴稚晖、杨树达、张元济、陈垣、陈寅恪、傅斯年、李济、董作宾、郭沫若、梁思成、汤用彤、金岳霖、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等15人。只是有些人归属学科不同，吴稚晖，胡适在哲学中，傅将其放在中国文学；张元济，傅归在中国文学，胡适则放在史学。胡适名单中的中国文学方面的沈兼士、傅增湘，傅斯年名单则无，傅在史学方面增加的人有顾颉刚、蒋廷黻、余嘉锡、柳诒徵，哲学有冯友兰。胡单中没有冯友兰与胡对冯评价不高有关。胡、傅在学科方面的兴趣或从这份名单上得以凸显。拟完院士候选人名单傅斯年赴美就医，所务由夏鼐代理。傅于6月14日抵达旧金山，7月11日夏鼐给傅斯年写了第一封汇报信，以后大约每半个月左右就有一封书信往来。凡涉及所务事无巨细均有涉及，9月1日夏鼐给傅斯年的信中开始提及院士评选工作：院士提名审查委员会，已经开过。据萨先生云，此委员会须评议员始有资格代表出席，生乃未入流的弼马温（西游记），自无法参加。曾请李济之先生兼任代表，一人可投两票，但李先生不接受。如果吾师不欲弃权，请委托其他评议员代表出席。此次被提名者闻达四百余人，九月底评议会开会时可决定初步名单。（据萨先生云，评议会与院务会议不同，非评议员仅能列席报告，不能代表评议员出席，故无权表决。）胡适之先生来京参加院士提名审查委员会，来电指定要住在史语所，生将所长办公室让出，因胡先生住不到一星期即离京返平，胡先生是院长候补人，他人自不能援例。《胡适日记》对此事并无记录，仅在8月28日日记中写道：“早晨到南京”。9月5日离开南京抵达上海。胡适在9月6日贴了剪报，剪报并无报名及日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了在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士审查的情况。博士从这次出席中研院院士选举筹委会谈起，他说：下月15日举行第一次评议会，决定候选人名单，并予公告，明春举行第二次评议会，选举80到100位院士，以后由院士本身每年选举15位，10年后国家就有200多院士。博士认为这是国家的大事。10月中旬中研院评议院再次举行了院士提名会，夏鼐致傅斯年10月6日信中写道：评议会将于本月十五日开会。陈寅恪先生已来函声明不出席，胡适之、陈援庵（垣）二先生将来京出席，并皆拟下榻本所。已令预备，将所长办公室暂行挪空移用。很可能史语所兼职人员开会事宜都是由本所负责联络。陈寅恪不来与会，当与其处境有关。这年天气寒冷，清华大学住宅本来装有水暖设备，因为经费短缺无力供气，各家取暖只好自理。陈寅恪生活穷苦，无钱购煤生炉，只能将自己珍藏《巴利文藏经》、《突厥语词典》、《蒙古图志》等东方语文书，卖给北京大学东语系，用来购煤，尽管这样，所购煤也仅够一间屋装火炉而已。时事日非，陈又眼盲，所以将书斋名曰“不见为净之室”，失望之极，自然也无心与会。胡适召集北京大学“教授会”，讨论发展，大家谈的却都是吃饭，向达起身发言说：“我们愁的是明天的生活，那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生活悲观情绪弥漫整个学界。10月13日胡适、陈垣抵达南京，翌日史语所为欢迎胡、陈，举办了一个全体人员与会的茶会，陈垣发言之后，胡适用“勤，谨，和，缓”四个字为题，讲了治学的方法。夏鼐主持的这个茶会相当成功，胡适的印象很好，在日记中写道：“史语所中很有人才。孟真确是一个好导师。”胡适同时带来傅斯年就医的哈佛大学附属医院白利罕（PeterBientBrigham）医院院长Purwell博士信交给夏鼐，信中谈及傅病好转，夏鼐在征得胡适同意后，将这封信在全所公布。15日由评议会人员组成的院士选举筹备委员会正式开会，中央研究院中不是评议员的所长列席旁听，夏鼐以代理史语所所务的资格与会。评议员原提名510人，经初步审查，留下402名。资格审查的主要依据就是看是否在沦陷区的所谓伪大学等机构担任行政职务，著名化学家赵承嘏、萨本铁二人因此被删除。有人认为郭沫若同情共产党，其罪过更大于赵、萨两人，也主张予以删除。夏鼐认为此事关系重大，不顾自己列席者的身份不能参加讨论，毅然起身为郭沫若辩护说：“Memberof AcademiaSinica（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以学术之贡献为标准，此外只有自绝于国人之汉奸，应取消资格。至于政党关系，不应以反政府而加以删除。”意见分歧很大，最后决定以无记名方式表决。夏鼐获知的结果，人文组13票对8票，仍决定将郭氏列入候选人名单。有的学科虽有候选人提名，但大家觉得尚不具备院士水准，数理组在研究天文学方面人选时，各方面评议员提出中研院天文所专任研究员兼所长张钰哲、中山大学教授张云及在加拿大的天文学家余青松3人，结果决定天文学空缺，暂不提候选人。没有入选的还有气象学家吕炯、中研院气象所所长赵九章、心理学家唐钺等。共推出院士候选人150名，数理组49人，生物组46人，人文组55人，审查小组正式分配名额，文史约20－21人，社会科学约占13－14人。哲学（3－4名正式名额下同）：吴敬恒、陈垣、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陈康。中国文学（4名）：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刘文典、唐兰。史学（3名）：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徐炳昶、徐中舒、陈受颐、李剑农、柳诒徵、蒋廷黻。语言学（3名）：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王力。考古学及艺术史（4名）：郭沫若、李济、董作宾、梁思成、徐鸿宝。法律学（3－4名）：王宠惠、王世杰、燕树棠、郭云观、李浩培、吴经熊。政治学（3－4名）：周鲠生、萧公权、钱端升、张奚若，张忠绂。经济（4名）：马寅初、刘大钧、何康、杨端六、陈总、方显廷、巫宝三、杨西孟。社会学（2－3名）：陈达、陶孟和、潘光旦、凌纯声、吴景超。正式选举，夏鼐主张把候选人删去2／3名单中的有些人属于临时提名，陈康，胡、傅原名单中均没有，讨论时胡适以陈康在希腊哲学造诣颇深予以推荐；李剑农则由武汉大学周鲠生推荐，声明李氏在中国经济史及近代政治史方面有很大贡献。也有人提出为什么没有将熊十力、朱凤、向达先生列入候选人，由胡适作了解释，胡适的解释暂无从得知，只知大家听了后再无异议。胡适作为人文组召集人，不但主持会议，16日晚连夜赶写人文组院士候选人“合格之根据”，一直持续到凌晨4点才结束。评议会连续召开，讨论十分激烈，最后敲定的名单在17日晚7时公布。候选人较实际名额，文史方面推出31人，超出原额50％，社会科学方面则多出一倍。夏鼐的估计，55人中将来恐须删去一半，留25－28人，依夏氏意见文史方面可删去2／3，社会科学方面可删2／3，尤其是法律、经济方面，虽列入很多，但少有合适人选。不能说夏鼐的判断对以后的院士确定产生多大影响，实际结果却是按夏氏的预料来的，经济学8位候选人中只有马寅初一人当选，法学的6位候选人只有王宠惠、王世杰当选，而后者是在外交部长的位上。中央研究院评议大会之前，朱家骅院长曾向夏鼐询问傅斯年归国日期，问能否参加评议会，夏鼐也写信向傅报告。傅斯年在美国写了一封给评议会的关于院士候选人的信，信件想来十分正规，有正本与副本，由夏鼐转交给中研院总干事萨本栋，并声明需油印，有的地方要删节。信中或许加入另外的院士候选人，因为后来夏鼐向傅汇报“惟依章程，不能于候选人名单以外添人，故戚寿南先生等，无法加入”。3月25日至27日评议会开会讨论院士候选人，非评议员不得与会，没有列席人员，夏鼐没有参加，给傅信称：“生不曾参预盛会，无法报告”，“所以关于详细情形，完全不知。”会议经过5轮投票，第一轮投票仅投出60名，5次后产生出81名院士。候选人中的许多名流纷纷落选。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于4月份编印《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名录》，现抄录于下：数理组姜立夫、许宝蘅、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吴大猷、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吴宪、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朱家骅、李四光、翁文灏、杨钟建、谢家荣、竺可桢、周仁、侯德榜、茅以升、凌鸿勋、萨本栋。生物组王家楫、伍献文、贝时璋、秉志、陈桢、童第周、胡先、段宏章、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李宗恩、袁贻瑾、张孝骞、陈克恢、吴定良、汪敬熙、林可胜、汤佩松、冯德培、蔡翘、李先闻、俞大绂、邓叔群。人文组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院士名录代表了当时中国学术最高层面的一个大致情况。学术界的一般反映，夏鼐在4月20日信中向傅斯年说道：此次评议会所作之事，为选举院士而已。名单发表后，外界一般意见，以为较候选人名单为佳，以其标准似较严格也。惟有少数人批评其缺点：（1）遗珠甚多。（2）当选者，与中央研究院同仁及有关人物过多。（此以“近水楼台”之故，自所不免。）（3）老辈中有许多早已不做研究工作，且年轻时亦未曾有重要贡献之研究工作。所谓“科学界中的政客，”虽有院士资格第二项可言，但嫌所占比例太高，然此等见仁见智，各人之看法不同也。史语所中有相当多的人当选院士，专任研究员有傅斯年、陈寅恪、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董作宾，兼任研究员有汤用彤，通讯研究员有胡适、陈垣、梁思成、顾颉刚和翁文灏，人文组中一半院士都与史语所有关。8月傅斯年回到国内，夏鼐将已经代理了一年多的十分困难的所务卸下。1948年9月23－24日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大会在南京举行，同时纪念中央研究院成立20周年，合影照片中只有50多人，备受学术界关心的院士选举，历时一年多尘埃落定。夏鼐钟情“名单学”1948年底，夏鼐写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分析》（以下简称《分析》）。《分析》完全以纯学术的角度来分析当选院士情况，夏鼐以他过人的才智，靠着一本《院士名录》进行缜密分析从而得出一些综合性的结论。首先，他分析了院士的年龄结构，以46－60岁为中坚分子，占80％以上，尤以51－55岁者居多，占30.9％。数理组几乎没有超过60岁者，生物组只有一位，主要是由于自然科学在中国发轫较晚的原因。人文组60以上者则有8名之多，可见文史科学是继承清代朴学的传统。数理、生物组50岁以下有11名，人文组则只有一人。40岁以下的3位都在数学门，他引述数学界一位前辈的话，数学方面的天才最容易显现出来，天才的数学家往往在年青的时候便已有辉煌的成就。陈省身最年轻，只有37岁，许宝蘅38岁，华罗庚也只有39岁。其次，《分析》列表分析了院士们出生地分布，夏鼐与胡适的想法不谋而合，《胡适日记》中也有一张院士籍贯分布表，并感叹到安徽籍只有他一人。其实他是在上海出生的，不过是想为安徽挣回面子。江、浙二省人最多，占42％，联想到丁文江对中国近世人物统计结果亦以江、浙为最盛。夏鼐的则以出生地为出发点来讨论。沿海地区、太湖周围及上海、广州、长沙、闽侯都是院士集中分布地点。第三，《分析》说到了院士的学历。除了人文组中有6位未曾到过外国接受西式教育以外，其余都曾出国留学。国别　　　数理组　　　生物组　　　人文组　　　合计美国　　　　17　　　　　17　　　　　15　　　　　49英国　　　　 3　　　 　　4　　　　 　2　　　　 　9德国　　 　　3　　　 　　1　 　　　　2　　　 　　6法国　　　　 2　　　　 　1　 　　　　2　　　　 　5比利时　　　　　　　　 　1　　　　　 1　　 　　　2瑞士　　　　 1　　　　　　　　　　 　　　　　　　1日本　　　 　1　　　　 　1　　　 　　3　　　　　 5以上留学美国为最多，占60％以上，如果加上欧洲，则高达85％以上。夏鼐注意到，“我国留日的学生，在数量上恐远超留美学生，但是在院士的比例却很低。这大概由于留日的多在受过大学教育后便返国，很少仍留日本进毕业院校获得较高学位。”留学欧美者绝大部分获得博士学位，少数有硕士学位。学位虽并不见得和一个人将来的学术成就有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但如果在导师的指导下，做过一番比较深入的研究工作，多少可以领悟到研究的性质和途径，归国后如有适当的学术环境，加之个人努力，自然容易有所成就。至于进一步考虑到这些院士在国内所受教育状况，人文组中6位未出国接受西式教育的人中，有4位是前清科举出身，两位是国立大学毕业。留学国外者在出国以前，国内各校中以清华最多，留美学者恐怕有一大半是清华出身。在各组分布情形，清华较为平均，北大则在人文组中见优，其他院校则在各组中有一、二名。正好与院士在国内就读大学时的学历情况大体相呼应。一个学校的师资优劣，和他培养出的人才，自然有相当关联。最后，《分析》讨论了院士们现在工作的分布情况，在中央研究院有21人，北京大学10人，清华大学9人，技术机关6人，其他如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文化机关及行政长官各有4名，另外的机构、大学都在4名以下。中央研究院竟占26％，难怪向达先生发表文章批评说：“本院的所长，大部分的专任研究员，几乎都是当然院士。”“令人有一种诸子出于王官之感。”夏鼐则另有解释：如果我们假定中研院设立每一所时，认定这门学科确已产生有专长于此的权威人物，否则宁缺毋滥；又如果延聘以所长的确是本学科的权威人士，那么所长当选院士，毋宁认为是一种当然结果。近70名专任研究员中仅有9人当选，似乎算不上大部分。当然，中央研究院的所长和专任研究员，因为近水楼台的关系，他们的工作和贡献，自然为院中同仁熟悉，加上人类到底是感情动物，朝夕相处的熟人之间多少有点感情，同等成绩者也许院内的人稍占便宜。所以夏鼐建议，如遇到有同等成绩者，应优先推选院外者，以表示礼貌。典型的西方学院派学者除去自己专业论文、专著外，要写的文章不外乎二种，一类是书评，另一种便是回忆性文章，夏鼐一生文字大体在这一范围之内，《分析》一文是他为数不多的当代题材之一。他文字虽然尚显活泼，但完全是从纯学术的立场上分析当选院士，实际上也是对中国现代学术成长过程一个概述，尤其是关于人才发达经过的思考，意义当不局限于动荡的1948年。1948年冬天的民国政府已是摇摇欲坠，人心浮动、风声鹤唳，罢教、罢课此起彼伏。院士们大部分都是大学教授和研究所人员，是感受生活压迫最重的人，夏鼐痛心疾首地写到：虽然他们忠于职守，“但是在妻儿啼饥号寒的环境下，教人如何能埋首研究以求产生伟大的成绩？教人如何能专心教诲后进以求造成下一代的学者？”夏鼐是怀着无限的遗憾和深深的失望离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离开了四面楚歌的南京，回到故乡温州，这年的冬天一定很冷。___________________去台湾的有李济、董作宾、袁贻瑾、王世杰、傅斯年、朱家骅、胡适、李先闻、王宠惠、凌鸿勋、吴敬恒。去美国的 陈省身、李书华、吴宪、 林可胜、汪敬熙、陈克恢、李方桂、赵元任、吴大猷、萧公权。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的去留，去台湾者9人，占院士总数的11．9％；去美国工作的12人，占院士总数的15％；留在内地迎解放的60人，占院士总数的74％。这是一楼引用的数据，但我的了解怎么和这数据对不上啊。但是有一点我可以保证，以上我列举的人都没留在大陆。其实情况挺复杂的，比如吴大猷先去美国，后去台湾。王宠惠1949年去香港，后去台湾。李济1948年去台湾，后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董作宾1948年去台湾，1955年后在香港任教。王世杰赴台后曾任“总统府秘书长”，中研院院长等。还有萨本栋院士死于49年初。其他人留在大陆。______81位中研院院士留在大陆60人进入专题：中研院院士●冯海青1948年，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合影,这些学术精英大多留在了大陆。1949年初，在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剑指长江之际，刚过而立之年的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五厅上尉黄仁宇，随国防部从南京撤往广州。这位多年以后以美籍身份写出《万历十五年》的著名历史学家，在那个农历己丑年的人生选择，和很多在南京供职的人士一样，面对变幻的时局，走，还是不走？不独黄仁宇这样的政府公职人员，事实上，随着战局的演变，对首都南京而言，国民政府南迁广州对整个社会的心理影响都是巨大的。很多有条件的家庭，都在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选择南迁的路径，上海，广州，桂林，香港，台北，甚至国外，都是他们的目的地，中国现代史上一股人口流动狂潮就此掀起。和黄仁宇南迁差不多相同的时间，21岁的金陵大学外文系二年级学生余光中，跟随母亲离开南京迁居上海，再去厦门大学入读，当年7月又迁香港。一年之中，这位未来的乡愁诗人流离四城，虽然靠着家底没有失所之虞，但离乡背井的仓皇，恰是1949年很多南京外迁人士的写照。国共和谈在4月20日最后破裂，仍然在京的“中央各机关”开始紧急疏散。查阅1949年4月21日的《申报》报道，政府职员凡是不愿南迁广州而留在南京的，每人发疏散费金圆券500万元；自动向指定地点疏散，交通工具自找的，发疏散费300万元；愿意随政府南迁的，交通工具统筹办理，发给疏散费30万元。在有权的政府高官和有钱的地主富商各显神通往南跑的时候，中央研究院院士这个知识分子群体的是走是留，颇为引人注目。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简称中研院）隶属国民政府，是中华民国的最高学术研究机关，首任院长蔡元培。1948年首批中研院院士共81人经民主推选产生，其中数理组院士28人，生物组院士25人，人文组院士28人。李四光、竺可祯、陈省身、华罗庚、茅以升、童第周、苏步青、陈寅恪、冯友兰、赵元任、梁思成、郭沫若、胡适、傅斯年……随便哪一个名字，都是当时中国学术界最出色的人才。有人曾这样评价当时的中研院：“生物组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数理组与世界顶尖水平不相上下，人文组几乎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这样一批顶尖的学术精英，国民党政府是相当重视其去留的标志性意义的。在他们眼里，黄金要抢运，故宫文物要抢运，学术精英同样要抢运。如今，南京市民在绿意盎然的鸡鸣寺旁，北京东路39号，可以看到挂着江苏省科技厅牌子的一组民国建筑，那儿正是昔日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以及地质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所在地（当时是鸡鸣寺一号）。这座由建筑大师杨廷宝设计的仿明清宫殿式建筑，建于1947年，完工还不到两年，身居其中的学者们刚刚结束几年前因抗战而颠沛流离的生活，此刻，又将面临新的选择：去台湾，还是不去。中研院向台湾搬迁，从1948年12月起就开始了，几乎与故宫文物从南京迁台同一时间。但是不同的是，故宫文物是死东西，想搬就可以搬，而中研院最大的财富－－院士，都是活生生有思想的人。1948年12月15日，一架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起飞，飞抵南京明故宫机场，机上有两位中研院院士：北大校长胡适和清华教授陈寅恪。颇具意味的是，这两人此行都没有将台湾作为外迁的目的地，陈寅恪只在南京住了一晚即去上海，然后南下广州受聘于岭南大学。而胡适，在南京呆到1949年初后去了上海，最后离沪赴美，永远离开了中国大陆。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同机到达南京的有24位教授。1949年1月19日，中研院历史语言所所长傅斯年只携带部分亲人和主要生活用品，从南京明故宫机场乘飞机去了台湾，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行前并非认为是与大陆永别，他将很多图书、家产以及亲戚都留了下来，希望赴台只是“暂时去看看”，因为他觉得共产党绝无可能突破长江天险。傅斯年这一去，再也无缘回到鸡鸣寺一号的中研院大院。对于这些精英知识分子，国民党固然是全力抢运，但相当一部分的中研院院士，由于对国民党统治的极度失望，不想随院所一起迁往台湾。社会学所所长陶孟和向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的搬迁决定率先发起了挑战，他提出，搬不搬要和全所同人商量，以多数人的意见为重。结果，社会学所以“全所人员多一票”的结果决定不迁。朱家骅强令陶孟和同意迁桂林，但陶置之不理。中研院地质所代所长俞建章，虽然以国民党部区部书记之身，服从了朱家骅关于地质所迁广州的决定，但此时在英国讲学的李四光所长对此表示反对。1949年1月末，李四光给俞建章发来专电，他认为“只好任有志者前往；若为地质所同人避乱似无多大意义，我个人绝不赞成。”翻开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能读到《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样一篇文章，写于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在文中说，“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此时，胡在美国，傅在台湾，钱在香港，在毛泽东眼中，他们成为跟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走的代表。另一方面，毛泽东则在文中接着强调“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学生、教员、教授、技师、工程师、医生、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公务人员，都造反了，或者不愿意再跟国民党走了”。就中研院而言，院里14个单位，成建制迁台的只有管理机构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占中央研究院14个单位的14％，其余11个自然科学研究所以及社会学所，全部留在了内地。至于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的去留，去台湾者9人，占院士总数的11．9％；去美国工作的12人，占院士总数的15％；留在内地迎解放的60人，占院士总数的74％。附录：数理组院士28人姜立夫许宝騄 陈省身 华罗庚 苏步青 吴大猷 吴有训 李书华 叶企孙 赵忠尧 严济慈 饶毓泰 吴宪 吴学周 庄长恭 曾昭抡 朱家骅 李四光翁文灏 黄汲清 杨钟健 谢家荣 竺可桢 周仁 侯德榜 茅以升 凌鸿勋 萨本栋生物组院士25人王家揖伍献文 贝时璋 秉志 陈桢 童第周 胡先骕 殷宏章 张景钺 钱崇澍 戴芳澜 罗宗洛 李宗恩 袁贻瑾 张孝骞 陈克恢 吴定良 汪敬熙林可胜 汤佩松 冯德培 蔡翘 李先闻 俞大绂 邓叔群人文组院士28人吴敬恒金岳霖 汤用彤 冯友兰 余嘉锡 胡适 张元济 杨树达 柳诒徵 陈垣 陈寅恪 傅斯年 顾颉刚 李方桂 赵元任 李济 梁思永 郭沫若董作宾 梁思成 王世杰 王宠惠 周鲠生 钱端升 萧公权 马寅初 陈达 陶孟和姜立夫（1890年7月4日－1978年2月3日）原名蔣佐，浙江平陽人，中國數學家。他的主要研究範疇為圓素幾何與矩陣理論。學生有江澤涵、陳省身、劉晉年、孫本旺和申又棖等。1907年入讀新式學堂杭州府学堂。1910年清政府遊美學務處招考留學生。1911年8月赴美國。1915年5月獲加州大學理學士學位，不久後在哈佛大學攻讀。1919獲博士學位，其論文為TheGeometry of Non－Euclidean Line SphereTransformatinon（《非歐幾里得空間直線球面變換法》）。10月，為了照顧侄兒而回國。1920年，在南開大學創辦算學系。最初算學系只有他一個老師，被說是「一人系」。他的教學十分嚴格。1934年曾到漢堡大學和哥廷根大學進修。抗戰期間任教於西南聯大，兼為新數學學會主席。1940年起负责筹备数学所，1947年中央研究院数学所成立，为第一任所长。1949年中，应陈序经之邀任嶺南大學數學系系主任。50年代嶺南大學併入中山大學後於中山大學任教。他參與了《算学名词汇编》和《数学名词》此兩書的編輯。在中山大學期間主持了外國數學教科書的翻譯工作。其子姜伯驹是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许宝騄（1910年9月1日－1970年12月18日）字闲若，中国现代数学家，概率论、数理统计学科的开创者。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出身浙江杭州的名门世家。生于北京。陈省身（1911年10月28日－2004年12月3日）美国籍华人数学家，微分几何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同时是法国科学院、意大利国家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和中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1985年6月12日）生于江苏金坛，卒于日本东京。中国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他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元复变函数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与奠基者，也是中国在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数学家之一。从1931年起，华罗庚在清华大学边学习边工作，仅仅用一年半时间就学完了数学系的全部课程，并同时自学了英、法、德语，在国际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三篇论文，被熊庆来破格任用为助教。他在解析數論方面的成就尤其廣為人知，國際間頗具名氣的「中國解析數論學派」即以華羅庚為首開創的學派，該學派對於質數分佈問題與哥德巴赫猜想作出了許多重大貢獻。他在多元复变数函数论方面的贡献，更是影响到了世界数学的发展。按丘成桐的看法，他是三个对当代世界数学潮流有影响的中国数学家之一。另两个人是陈省身和冯康。曾任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所长。由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所确定的所系结合的思想，于1958年主持创立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并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数学系主任。因此，中国科技大学设立“华罗庚大师讲席”，并于2020年与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合作，在数学系设立了“华罗庚班”，班上的学生在中国科大合肥校本部学习基础课，而在北京数学与系统科学院学习专业选修课。他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曾当选为一至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6月12日，華羅庚應邀到日本東京作學術報告，報告結束後突然心臟病發倒在講台上，送院後證實不治。為了紀念他，他的母校江苏金坛县中学改为了以他命名的數學學校（江苏省华罗庚中学）。他的研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命名为“华氏定理”、“布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王方法”、“华氏算子”、“华氏不变式”等。他一生著有200篇学术论文，10部专著，还有10余部科普作品。苏步青（1902年9月23日－2003年3月17日）中国数学家，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院士），复旦大学校长、名誉校长，微分几何学专家。出生于浙江平阳农家。专长微分几何，是中国近代数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后入该校研究院，获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受聘于浙江大学数学系，1949年，他担任浙江大学教务长。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到复旦大学任教。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1958年他筹建了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任所长。1978年任复旦大学校长。1980年他创办《数学年刊》，任主编。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历任第二、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第三、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吴大猷（1907年9月29日－2000年3月4日）出生于广东番禺，中華民國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曾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第六任院长。民國十八年畢業於南開大學，獲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乙種研究補助金，赴美國密歇根大學研習，廿一年得文學碩士，翌年獲哲學博士。杨振宁、李政道、李远哲是他的学生。吴有训（1897年2月26日－1977年11月30日）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先驱。字正之，江西高安人。李書華1889年生，中國河北省人，生物物理學家，留學法國得博士學位，1922年到1927年間和1929到1931年間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兼主任，1948年當選第1屆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中華民國教育部次長、部長。1949年到法國，後轉往德國、美國。1979年7月5日在美國紐約辭世。叶企孙（1898年7月16日－1977年1月3日）也作叶企荪，原名鸿眷，以字行，男，汉族，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上海人。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1918年6月毕业于清华学校毕业，后留美，先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哈佛大学物理系。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导师为W.杜安（WilliamDuane）。同年10月赴游欧洲，次年4月任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改为中央大学，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其间经东大化学系教授任鸿隽介绍加入中国科学社，担任《科学》杂志编辑。1925年清华学校创立大学部，他应聘物理学副教授，第二年升任教授，创建清华大学物理系，并出任系主任。1929年清华大学理学院成立，出任理学院院长，被推举为决定学校重大政策的7位评议员之一，此后一直是清华大学的核心领导人物之一。他礼贤下士，举贤自让，胸怀宽广，毫无门户之间，1926年到1937年间，先后聘请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著名教授到清华任教，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为清华大学的理科研究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飞速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抗战爆发后出任西南联大教授、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1949年春，北平解放，出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被调入北京大学。他还是中国物理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几次出任副理事长、理事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文革”中因为他的学生熊大缜的冤案，身陷囹圄，遭到迫害，1977年1月悲惨死去。叶企孙被称为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物理学界最早的组织者之一，对中国物理学研究、理科研究、科学事业、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2000年，中国物理学会为纪念胡刚复等五位物理学界前辈，设立了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叶企荪）、吴有训、王淦昌物理学奖，其中叶企孙物理奖授予凝聚态物理方面有突出成就的物理学家。赵忠尧（1902年6月27日－1998年5月28日）中国核物理、中子物理、加速器和宇宙线研究的先驱和启蒙者。浙江绍兴诸暨人。其早期对γ射线散射中反常吸收和特殊辐射的实验发现，在正电子、反物质的科学发现史上有重要意义。他在1930年成為歷史上首名捕捉正電子的人，其研究直接促成物理學家卡尔·戴维·安德森於1936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安德森在晚年承認他的研究是建基在趙忠堯的基礎之上。严济慈（1901年1月23日－1996年11月2日）字慕光，号岸佛。浙江东阳人。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物理研究奠基者之一。1914年就读于东阳中学，1918年以四年均为第一的成绩毕业。1918年夏参加全国六大学区高师联考，以浙江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改建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改为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南京高师是当时南方青年向往的最高学府。由于他是家乡第一名考上著名大学的学生，为此，当时的浙江省教育厅将东阳中学列为重点中学。入学南高时初读商业专修科，一年后转工业专修科，再一年转数理化部读二年级，师从数学家何鲁、熊庆来，物理学家胡刚复等人。1923年夏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化部，因已修满大学规定的学分同时获得国立东南大学物理系理学学士学位，成为国立东南大学时期第一届唯一的毕业生。大学期间自学法文，在中国科学社服务，并编著教科书《初中算术》和《几何证题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3年大学毕业，以稿费、兼任南高东大附中及暑期学校教师的酬金和何鲁、胡刚复、熊庆来三位老师的资助，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仅用一年时间，就考得巴黎大学三门主科－－普通物理学、微积分学和理论力学的证书，获数理科学硕士学位，这是巴黎大学的校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备受到法国教授赞赏。此前法国并不承认中国大学毕业文凭效力，从严济慈起，法国开始承认中国的大学毕业文凭与法国大学毕业文凭具有同等效力。之后师从物理学家夏尔·法布里（C.Fabry）。1927年，刚刚当选法国科学院院士的导师法布里在他首次出席的法国科学院的例会上，宣读的论文不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而是在他的指导下由严济慈完成的博士论文《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和光学特性变化的实验研究》，这是法国科学院第一次宣读一位中国人的论文。严济慈因此成果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精确测定石英压电定律“反现象”的科学家，也成为第一位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1927年回国，在上海大同大学、中国公学、暨南大学和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担任物理学、数学教授，陆学善、钱临照、顾功叙、余瑞璜、吴学蔺等人就是这一时期的学生。1928年冬，携夫人张宗英再次赴法国从事研究工作，期间到居里夫人（Curie）的实验室帮助安装调试显微光度计并用以进行测试研究。1930年底回北平，出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所长，一年后又兼任镭学研究所所长。在连续光谱的研究中取得重大成果。1932年参与创建中国物理学会。1935年与法国科学家约里奥-居里（JoliotCurie）、苏联科学家卡皮察（Π．Л．Ｋａпицａ）同时当选为法国物理学会理事。抗战期间，开展救国社会活动，并在科研制造上对无线电发报机、五角测距镜和望远镜的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1946年获国民政府胜利勋章。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担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北平科学工作者协会理事长。1949年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曾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执行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兼任《科学通报》和《中国科学》主编。同时，1958年参与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授讲授普通物理学6年，并兼副校长，培养了许多人才。1978年出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提出“创寰宇学府，育天下英才”的建校目标，以后任中国科技大学名誉校长。1978年创办新中国第一个研究生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后来分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1991年被法国政府授予荣誉军团军官勋章。严济慈一生对中国教育、科技事业有重要的贡献，为中国培养了几代科技人才。他是中国光学研究和光学仪器研制工作的重要奠基人，在压电晶体学、光谱学、大气物理学、压力对照相乳胶感光的效应以及光学仪器研制等方面成就卓著。严济慈夫人张宗英，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中国文学系，1920年考入南京高师，是中国最早一级男女同校的八位女大学生之一，为曾任两江师范学堂（1914年改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习的老教育家张鹤龄之女。有严又光、严双光、严四光、严武光、严陆光五子。饒毓泰（1891年12月1日－1968年10月16日）名儉如，字樹人，江西臨川鐘嶺人。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南開大學物理系的創始人，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父饶之麟，为清朝举人、拔贡生，曾任户部主事。母余峨之。幼年在叔父和舅父教导下习四书经史。1903年，入抚州中学堂学习。1905年，只身去上海，就读于中国公学。后转入“中国新公学”，胡适曾为其英文老师。191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1912年回临川中学（今抚州一中）任教半年。1913年考取官费赴美國留學。初入加州大学，后转芝加哥大学，1917年冬获该校物理系学士学位。1918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后转入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1921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学位。1922年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是研究低壓電弧的電子發射速率的實驗成果（导师为K·T·康普顿，阿瑟·康普顿之兄）。同年返國，應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的聘請，來到南開大學任教授，创立物理系并任主任。学生中有吴大猷、吴大任、郭永怀、马仕俊、江泽涵、申又振、陈省身、郑华炽等。吴大猷曾在回忆饶毓泰时说：“在大学四年中随饶师所习之物理学课程有大学物理、电磁学、近代物理、高等力学、光学、气体运动论、高等电磁学等。在二年级选习的近代物理学课使我开了对物理的窍和兴趣，渐为饶师毓泰注意。”1929年，赴德國萊比錫大學波斯坦天文物理實驗室進行科學研究，完成了《论铷和铯的基本线系的二次斯塔克效应》论文。1932年回国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一年后到北京大学任物理系主任，自1935年起兼任理学院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在湖南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前身）和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物理系主任。期间培养了杨振宁、黄昆、张守廉、邓稼先、李政道等一大批优秀物理学家，影响深远。1944年，他休假到美国，与A．H．尼尔森（Nielsen）等合作进行分子光谱研究。1947年初回国，继续担任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和物理系主任等职务。1948年当选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拒绝登上南京政府接名教授去台湾的专机，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1949-1951年，继任北大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学校校务委员。1952年北大院系调整时，辞去院、系领导职务。1954年以後，先後當選為第二、三屆全國政協委員、四屆政協常委。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打擊和迫害，飽受折磨，1968年10月16日“清理階級隊伍”時，在北京大學燕南園51號上吊自殺身亡。1978年平反昭雪。1962年2月24日，胡適主持“中研院”第五次院士會議時，去世前說的最後一段話曾提到饒毓泰：“我常向人說，我是一個對物理學一竅不通的人，但我卻有四個學生是物理學家，一個是北京大學物理系主任饒毓泰，一個是曾與李政道、楊振寧合作試驗‘對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吳健雄女士，而吳大猷卻是饒毓泰的學生，楊振寧、李政道又是吳大猷的學生。排行起來，饒毓泰、吳健雄是第二代，吳大猷是第三代，楊振寧、李政道是第四代了。這一件事，我認為平生最為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2000年，中国物理学会为纪念胡刚复等五位物理学界前辈，设立了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叶企荪）、吴有训、王淦昌物理学奖，其中饶毓泰物理奖授予光学、声学、原子和分子物理方面有突出成就的物理学家。吴宪（1893年11月24日－1959年8月8日）福建省福州市人，中国生物化学、营养学等领域研究的先驱，中央研究院院士。1931年于《中国生理学杂志》上最早提出了构形变化导致蛋白质变性的机理。在临床化学、气体与电解质的平衡、蛋白质化学、免疫化学、营养学以及氨基酸代谢等领域的研究居当时国际前沿地位，并为中国近代生物化学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开拓和奠基的工作。吴宪1947年離開中國．死於美國波士顿。 其子吴瑞为著名分子生物学家，DNA测序、基因工程、生物技术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吴学周（1902年9月20日－1983年10月31日）江西萍乡人，著名物理化学家，中国分子光谱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学周于1920年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化学系，1924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南京高师1921年改为东南大学，1928年改为中央大学，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1931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化学博士学位。莊長恭（1894年12月25日－1962年2月25日）字丕可。出身福建泉州地級市鯉城區（清帝國泉州府晉江縣），中國現代有機化學的先行者和奠基人。曾昭抡（1899年5月25日－1967年12月8日）湖南湘乡人，中国著名化学家，教育家，中国化学学科的奠基人和早期领导者之一。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8年改名清华大学）。192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博士学位。是曾国潢的曾孙子。历任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辅仁大学教授。为中国科学社的早期骨干，中国化学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48年选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1年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1953年后，任高教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等职。1957年反右时，蒙受不白之冤。1958年4月，他应武汉大学校长李达之邀，经中央有关部门同意后，只身一人前往武汉大学化学系执教。文革中于1967年12月8日在武汉含冤逝世，终年68岁。1981年3月3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教育部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追悼会，为曾昭抡平反、恢复名誉，教育部长蒋南翔主持追悼会。武汉大学于1985年特设置“纪念曾昭抡化学奖金”，每年评审一次，以奖励在校取得优异成绩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朱家驊（1893年－1963年）字騮先，中國浙江吴兴人（今湖州），留德学者、政治人物，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代理院長，是中央研究院史上惟一的一位代理院長。此外他还担任过中华民国行政院和考试院副院长、中華民國教育部部長、國民政府交通部部長和浙江省政府主席等职务。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德关系的重要人物。朱家骅不仅在学术界成果卓著，在政界也多有介入，名列1949年中国共产党公布的43名战犯之列，曾出任国民政府浙江省省长，其在CC系特务组织的建立过程中也曾有重要作用。1949年，朱家驊和少數幾位院士隨蔣介石政府搬到台北，在台北南港重建台灣中央研究院，幾乎是從零開始（原中央研究院只有李先聞、李濟、董作賓、王世杰、傅斯年、朱家驊6院士，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和周法高、屈萬里等部份人員，數學所圖書和周鴻經總幹事在台，蔣介石后來從英屬香港聘回王寵惠凌鴻勳2院士；從美國聘回胡適和吳大猷2院士），對台灣後續發展頗有助益。1957年朱家驊在蔣介石要求下辞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由胡適接任。李四光（1889年10月26日－1971年4月29日）中国著名地质学家，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香炉湾人，蒙古族。首创地质力学。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四光，原名李仲揆，十三岁在小学报名时误将年龄十四填入姓名一栏，增添几笔遂改成李四光。1905年赴日本留学，同年参加同盟会，先后在东京弘文学院、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习。1911年回中国。1912年赴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地质学，1919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回中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兼系主任。后再赴英国深造，1927年获伯明翰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回中国。1928年7月至1938年4月任国立武汉大学建筑筹备委员长，后在南京参与创建中央研究院，并任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直至1948年。1932年曾出任國立中央大學（1949年在大陸更名南京大學，1962年在台復校）代理校长。1949年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1952年曾任北京地质学院首任校长。1954年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58年当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首任主席。1971年4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翁文灝（1889年－1971年1月27日）字詠霓，浙江鄞縣（今屬寧波）人，中華民國政治人物，著名學者，輔仁大學教授，是中國最早期的地質學家之一。對中國地質學教育、礦產開探、地震研究等多方面有傑出貢獻。翁文灝曾以名學者之身份在國民政府內任事，在抗戰期間主管礦務資源與及生產。1948年更曾任擔行政院長。不過在任期間推出金圓券，引起金融混亂和惡性通脹，聲名大壞而下台。1948年12月被中共列为第12号战犯。1951年從歐洲回到中國內地，後來在大陸曾經擔任全國政協委員等職。1971年病逝北京。黄汲清，(1904年3月30日—1995年3月22日)出生于四川仁寿，中国地质学家，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任地质部石油局总工程师，创立多旋回构造运动学说和陆相生油论，对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事业产生重大影响。楊鍾健（1897年6月1日－1979年1月15日）字克強，地質學家及古生物學家，陝西華縣人，192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地質系，同年冬赴德國留學，學習古脊椎動物學，1927年獲得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28年回國，在北京擔任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兼周口店發掘的指導工作。1928年後主持實業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周口店發掘事務。1929年起歷任新生代研究室主任、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重慶大學、西北大學等校教授。1944至1947年赴美國、英國、法國、瑞士、加拿大考察和講學。1948年至1949年擔任西北大學校長，兼任國立西安圖書館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1949年任職於中國科學院，1950年至1953年擔任中國科學院編譯局第一任局長兼新生代研究室主任，1953年至1957年擔任古脊椎動物研究室主任，1957年起擔任古脊椎動物研究所所長。1959年起兼任北京自然博物館館長，1962年起擔任中國古生物學會理事長、中國地質學會理事。1979年逝世於北京。他的專長為地質學、古生物學，1929年發起成立“中國古生物學會”，並多次獲選為理事長，1936年獲選為“中國地質學會”理事長，1948年獲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生物地學部學部委員，1956獲聘為莫斯科自然博物學會國外會員。谢家荣（1898年9月7日-1966年8月13日）出生于上海。地质矿床学家、地质教育家。九三学社会员，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右派分子。1913年－1916年，在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学习地质学，在30名学员中岁数最小，并因成绩优秀而毕业，为中国地质科学十八罗汉之一，被分配进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任调查员。1917年－1920年，被选派赴美留学深造。先在斯坦福大学，第二年转入威斯康星大学作研究生，获理学硕士学位。1921年－1923年，先后任中国地质学会首届理事会书记和会长。在调查报告中论述地质构造对油气生成及运移，储存的控制，揭示背斜层的重要意义。同期，发表“有关中国地质调查所收到的第一块陨石的成分和构造的初步研究”和“中国陨石之研究”两篇论文，是中国陨石学最早期的探索。1924年－1937年，先后任教于东南大学（後更名中央大學、南京大學）、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地质系，桃李满天下。期间曾赴德国考察，出版《地质学》教材，并参与华南区域地质和矿产调查。发表“中国中生代末第三纪初之造山运动火成岩活跃及与矿产形成的关系”等一系列论文和著名论著《石油》、《煤之成因与分类》，以及《中国之石油》，编制了《中国各种储油区域油苗、油页岩及地沥青分布图》，同时发表《中国之石油储量》，最早提出陆相生油理论，为在陕北发现中国的第一个油田，奠定了理论基础。1938年－1949年，主持矿产测勘处。发现或指导发现了淮南八公山煤田、福建漳浦铝土矿、安徽凤台磷矿、南京栖霞山铅锌银矿、甘肃白银厂铜矿等一批重要矿产。其中在南京栖霞山，一钻成功，如有神助。同时期发表的“铀矿浅说”，则标志着我国铀矿地质学研究的起点。1950年—1956年，担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地质部总工程师、全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兼计划处处长，着重于矿产分布规律的综合研究，发表“中国矿产的分布规律及其预测”。如对甘肃白银厂铜矿的地质评价意见，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铜矿基地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期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开始兼任燃料工业部石油地质顾问，发表“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石油地质的现状、趋势及今后中国勘探石油的方向》等一系列前瞻性研究，为大庆油田的发现提供料理论依据。1957年－1966年，被打成右派，工作重点转移到成矿理论研究和总结中国矿产地质问题。文革开始即因是反动学术权威而受批斗打击。因不甘屈辱，夫妻双双饮恨自杀。是当代中国屈指可数的最伟大的几位地质学大师和地质学启蒙者之一，是百年中国第一号矿床学巨匠，是发现矿床最多的全方位地质学家。是注意到在华北和东北平原下可能存在石油的第一个中国科学家，他的石油地质理论和科学预测，直接导致了中国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和中国第一大油田－－大庆油田的发现。在多年后中国科学院举办的发现大庆油田功臣榜的排名中，他的名字紧紧地排在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和他的学生黄汲清院士的后面。而前面这两位老先生及其门生后人，为了谁排在第一名，至今都争得不可开交呢！竺可桢（1890年3月7日－1974年2月7日）字藕舫，浙江绍兴上虞人，中国气象学家，地理学家和教育家。1890年出生于浙江绍兴上虞东关镇。1909年进入唐山路矿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1913年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1918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18年到1920年任教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1920年到1929年任南京大学（从南京高师、国立东南大学时期到国立中央大学时期）地学系主任。在此期间，筹建气象测候所，进行气象观测研究，是中国自建和创办现代气象事业的起点和标志。1929年到1936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1936年到1949年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在此期间，养成优良学风，广揽名师，特别是延揽了众多中国科学社和前学衡社的成员，使浙江大学迅速崛起成为一流大学，时人称浙大俨然重振了“东大雄风”，又誉其为“东方剑桥”。1948年选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10月16日，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筹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周仁（1892年8月5日－1973年12月3日）江苏省江宁县人。冶金学家和陶瓷学家，中国第一个民间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之一，曾参与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的筹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民国期间曾致力于实业的发展，并相继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交通大学，曾出任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在大陸更名南京大學，1962年在台復校；工学院后演变为今东南大学）院长，参与中央研究院的筹组，后任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所长兼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曾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后任中国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