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王牌军队全覆灭: 军长头颅被敌人砍下

董振堂，1895年出生于河北省新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跟父亲习武，中学毕业时获得“优秀模范”称号。1920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加入冯玉祥的西北军，曾参加推翻贿选总统曹锟的北京政变。1926年9月参加五原誓师并任国民联军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任第三十六师师长。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下野，冯部黄河以南的残余部队被蒋介石收编调往山东济宁地区，董振堂任改编后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旅旅长。1931年春，蒋介石下令调二十六路军南下江西进攻红军。二十六路军被拉上战场，参加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二次“围剿”。1931年12月14日，董振堂和赵博生、季振同、黄中岳等一起，率第二十六路军1.7万名官兵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董振堂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1932年5月升任红五军团总指挥。1932年4月，董振堂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会上，董振堂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长征途中，不仅要与前进道路上的雄关要隘作斗争，而且还要打破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为了红军主力的安全转移，不但要有一支英勇善战、攻无不克的前锋部队，更需要有一支勇敢坚定、能攻善守的后卫部队。中革军委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决定将这一异常艰巨的任务交给红五军团，由它掩护全军突围西进。11月28日，湘江战役全面打响。董振堂率部在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等地，浴血奋战数昼夜，挡住了十几倍于己的追敌，掩护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安全渡过湘江。红五军团为此付出了重大牺牲，由1万余人锐减到不足5000人。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时，红五军团奉命扼守石板河阻击追兵。他们在崇山峻岭中与国民党军奋战九天九夜，像一道铁闸一样，紧紧把10多万国民党“追剿”部队堵在了仅有的一条道路上，保证了中共中央的安全。红军主力渡江后，红五军团交替掩护撤离了石板河，顺利渡过金沙江。完成渡江后，他们凿沉了渡江的7条木船，对尾随而来的敌人关上了追击的大门。1935年8月毛儿盖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将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1936年1月上旬，红五军奉命同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三军合编为红军第五军，董振堂任军长。同年6月，红二方面军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936年10月，为阻止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国民党军对红军进行全面进攻，红五军激战华家岭，2000多名指战员伤亡，其中，副军长罗南辉及887名指战员牺牲。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屡立战功，红五军因此荣膺“铁流后卫”的称号。“誓与高台共存亡”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2万余人，奉中革军委指示西渡黄河，进军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董振堂率领所部参加了攻占山丹、临泽、高台等县城的战斗。12月，董振堂成为中革军委23名委员之一。1937年1月1日，董振堂率红五军一举攻占了甘肃高台县城。1月20日凌晨，马家军从四面八方同时开始攻打高台县城。西门被敌人攻破后，董振堂心急如焚，他带领二三十名战士来到东门。董振堂没走多远，就撞见杨克明搀着浑身是血的十三师师长兼四十五团团长叶崇本过来。董振堂抢上前去，双手扶住叶崇本。身负重伤的叶崇本望着军长，无力地说道：“军长，对不起，我……”话没说完，头就倒在了一边。叶崇本牺牲后，董振堂立即把骑兵团长吕仁礼从北城叫到东城楼上，大约是早上7点，他眼里满含悲愤地命令道：“要把东城门守住，坚决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吕仁礼内心十分清楚，自己的两个骑兵连是军长手里最后一张牌了，因此他焦急地说道：“军长，突围吧，现在走还来得及呀！”董振堂横眉一皱，没有言语。吕仁礼明白了，军长是铁了心要与高台共存亡了，于是胸脯一挺，掷地有声地回答道：“军长放心，我们一定坚决守住阵地，战至最后一个人。”吕仁礼立即带两个连到东门，执行坚守东城楼的任务。将东门的防务交给吕仁礼后，董振堂就匆匆带着警卫排赶往西门。因为要想收拾残局，只有重新夺回西门。此时，红五军指战员在城墙上和街道里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枪声、喊杀声响成一片，大街小巷血流成河，遍地都是双方伤亡人员，整个高台城笼罩在悲壮的气氛中。没走多久，从大街西面冲过来十几个敌人，警卫排战士沉着还击，打倒了冲在前面的几个。杨克明见事情紧急，冲着警卫排长喊道：“保护董军长向东门突围，我在这里拖住敌人，快！”董振堂举着手枪吼道：“城都丢了，还突什么围，我董振堂誓与高台共存亡！”说着就要冲上去。杨克明流着泪一把拽住董振堂恳求道：“军长，十三师的叶师长、朱政委他们都牺牲了，你去了也没用，敌人进来太多啦！都是那帮收编的民团分子反水，打开了城门。快走吧，五军少不了你，临泽还有一个军部呢。只要你在，五军还会发展壮大，为了五军，你也要活着冲出去呀！”董振堂把杨克明往旁边一推，从警卫员手中抢过一把大刀喊道：“警卫排，跟我上！”杨克明再次拦住董振堂，苦苦恳求道：“老董，现在不是逞英雄的时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五军是你在宁都起义时带过来的，不能在这里被灭了。你活着，就有希望，别耽搁了，快走吧！”说完使劲推了董振堂一把，随后冲身旁的警卫战士吼道：“你们这是怎么啦？快保护好军长撤往东门，听到没有！”战士们这才架起董振堂向城东方向奔去。杨克明回过头来，拔出手枪带着身边的几个战士迎着敌人杀了过去。马家军几次攻击受挫，立即改变打法，弃马徒步从四周包抄上来。几个回合过后，战士们越打越少。董振堂和杨克明分手后，率领剩下的战士顽强抗击着马家军的轮番冲锋，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持续了几个小时后，敌人仍没攻下东门。此时，敌人急了，组织敢死队再一次扑上来。董振堂同战士们挥刀与敌人作最后的拼杀。很快，身边的战士陆续倒下，董振堂身边只剩下五六个战士了……后据汕头军分区副司令员、时为红五军军部警卫员的林炳才回忆：这时，董振堂带着二三十个人迅速上了东城楼。在城楼上，董振堂组织指挥部队继续抗击敌人。由于东门原来已堵死，出不去，董军长又指挥部队沿着城墙往东北方向冲，又因敌人阻击，不得不退了回来。就在这紧急关头，董军长在城楼上，进行了血战动员。他说：“共产党员们，干部们，敌人上来了，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我们要血战到底！”说完后，便冲了出去。战士们紧跟着董军长，从东城楼沿着城墙向东南角冲去。就这样，董振堂指挥部队和敌人反复冲杀9次之多，敌伤亡200余人。就在这激烈的战斗中，敌人的一颗子弹飞来，董军长被打中，只见他身子一晃，就从城墙上摔到了城墙下。警卫员林炳才一见军长摔下，也沿城墙外滑了下去。接着，寇惠民科长和几个战士也跟着滑了下去。他们几个到了城墙下一看，董振堂灰色的衣服已染满鲜血，躺在离墙脚几米远的地方。林炳才扶着董振堂的头，让他半躺着。参谋孔建光把军长的衣服撕开一看，子弹从左胸穿过，鲜血直流。这时，军长已昏迷过去，几个战士摸着他的鼻孔大叫：“董军长，董军长！”听到战士们的喊声，董振堂慢慢睁开眼睛，用微弱的声音对战士们说：“我不行了，别顾我了，你们赶快走吧，不走就冲不出去了！”他断断续续地讲完后，头一歪，就停止了呼吸。战士们围着军长的遗体，本想把军长的遗体抬走，但已经来不及了。这时，天已亮，敌人又冲过来了，战士们不得不放下军长的遗体，与敌人展开殊死的肉搏……董振堂牺牲后，敌人残忍地将他的头颅割下来，挂在高台县城东城楼上示众。关于董振堂的牺牲，说法不一《高台文史资料》第一辑《红五军血战高台前后》记载：“董振堂手握双枪，和他身边仅有的四个同志边打边冲到城东南角，两名同志不幸牺牲，董振堂同志也腿部中弹负伤。不得已，三人一起跳下城墙。董振堂同志又摔坏了腰。他们爬行了数十米，敌人前堵后追，一位同志又壮烈牺牲。这时，董振堂同志命令身边仅有的一位同志赶快突围，自己作掩护。这位同志坚持与他一起走，董振堂同志说：现在活一个同志就留一颗革命的种子，快撤。这位同志含泪离去。敌兵高叫着"捉活的"围了上来，董振堂同志将左手枪弹尽数射向敌人，右手持枪对准胸膛，壮烈殉职。”《西路军魂》记载：董振堂中弹后“从城上跌下，又摔伤了腰。他爬起来半跪着，举起手枪向马家军射击。左手手枪子弹打完了，他右手拿起手枪，将最后一粒子弹，射进了自己的胸膛”。这一说法也是高台民间流传最广的关于董振堂牺牲的经过。高台民间都说董振堂是个双枪手、神枪手。《西路军》记载，原马步青骑兵五师参谋处主任吴辑庠作了如下交代：董振堂将军率部突围，跳城而下，不幸摔断腿部，遂高呼共产党万岁，自己用手枪壮烈殉职。之后，马步青令马禄割下董振堂的人头，送到凉州，由河西医院院长张琪用酒精泡在大玻璃盒内，准备送往南京请功，但以后却没有送往南京，令特务团团长马阁麟制作了一个木匣子，埋在武威城墙下某处了。《西望祁连》中记述：“有人说，董振堂是在城墙上指挥战斗，不幸中弹跌下城墙，遂让一名甘肃籍的警卫员帮他结束自己的生命。”1937年1月21日《青海日报》的一则消息报道，马炳臣在给马步芳的电报中称：“伪军长董振堂却被我军斩毙，首级已获得，公认无误……”马步芳所著的《剿匪概述》对董振堂牺牲的记述是：“击毙匪首董振堂……”马家军占领高台后，敌前线总指挥马元海向马步芳发了急电：“高台匪全部消灭，匪军长董振堂和政委陈等阵亡。”马步芳据这份电报上报蒋介石、何应钦等。电报中未用“击毙”的字样而用“阵亡”这个中性词，颇耐人寻味。综上所述，董振堂的牺牲有四种情况。一、中弹后跌下城墙牺牲。二、中弹后跳下城墙或突围中带伤双枪射击敌人时用最后一颗子弹自杀殉职。三、负重伤后让警卫帮他结束自己的生命。四、被敌人杀害。笔者认为，相比较而言，林炳才回忆的中弹受伤后跌下城墙牺牲的说法比较可信。林炳才时为红五军军部警卫员，离休前为汕头军分区副司令员。他是血战高台时的见证人。他在《回忆军团长董振堂二三事》一文中如是记述之后，众人一般采用此说。这一说法从马家军电报中“阵亡”一词也可得到印证。马家军的电报说“阵亡”，实际上就是承认董振堂不是他们马家军“斩毙”或者“击毙”的。自杀殉职和让警卫帮他结束自己的生命的说法可能性不大。双枪并举射击敌人后自杀殉职这种说法，在当时参加过高台血战的红军的回忆录里面都没有出现过，此说一般出现在再生性的文章和书刊里面。至于让警卫帮他结束自己的生命一说，按照常理判断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况且这种说法本身没有有说服力的材料能证明。至于“击毙”、“斩毙”之说，纯属马家军为邀功请赏而夸大其词，因为敌我众多的材料里面此说只此一家，别无他证。马家军“阵亡”的电报对此说也是一个否定。况且，马家军官兵若“击毙”董振堂这样的红军高级将领，必会受到重赏和升迁，但实际并无此种情况发生。折身沙场寻常事，何必马革裹尸还！董振堂大无畏的革命英雄形象是在长期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他牺牲后，身首异处，至今也未找到其遗体。但无论怎样，董振堂的牺牲都是英勇的、壮烈的，他的形象都是高大的。正如长征前夕他和刘伯坚谈心时说的那样：“刘主任，请党相信，无论怎么艰苦的条件，无论怎样残酷的战争，无论怎样险恶的形势，我董振堂都是一名共产党的红军战士，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我决不会做出对不起党，对不起革命事业的事来。”董振堂以身殉职，践行了自己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