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105.西北第一盗案

一1933年5月，宁夏军阀马鸿逵的府邸发生了一起特大盗窃案。该案影响之大，轰动西北五省，被当时新闻媒介称为“西北第一盗案”。“西北第一盗案”的起因，早在1930年“泰安盗宝事件”发生时就已形成。为使读者朋友对“西北第一盗案”有一个完整的了解，本章先对马鸿逵一手制造的“泰安盗宝事件”作一个交代——1930年春，桂系军阀李宗仁与蒋介石矛盾激化，发生大战。冯玉祥在河南积极响应反蒋，并和山西军阀阎锡山正式结盟，组成反蒋战线。蒋介石针对新态势，立即作出相应的措施：组成“讨逆军”予以反击。当时，蒋介石重用了三个军阀：韩复榘、石友三和马鸿逵。韩为前敌总指挥，石为平汉方面总指挥，马为津浦方面总指挥。同年5月，阎锡山的晋军由傅作义指挥，攻打山东。初时，晋军形势很好，连连获胜。后来，由于蒋介石调来粤军蔡廷楷、蒋光鼐的两师兵力由徐州北上增援，兖州、曲阜一线经过了几次激烈战斗，“讨逆军”终于坚守下来。在战事中，马鸿逵指挥有功，被蒋介石誉为“岁寒知松柏，板荡识忠臣”。同年7月，津浦、胶济的蒋军两路开始反攻，晋军全线撤退。马鸿逵部向泰安进发，晋军退入泰安城内坚守。泰安城高池深，非常坚固，在城上炽烈火力压制下，马部连攻不克，部队伤亡很大。后来调重炮轰击，仍然没有攻下。韩复榘部其时已收复济南，津浦铁路开始恢复通车。但因泰安未攻下，对铁路交通威胁很大，蒋介石便限期命马鸿逵攻克。马鸿逵曾给泰安城内守军写信劝降，守军旅长却回信说：“节命不能两全！”于是马鸿逵决定采用坑道战，由西关挖掘坑道，用炸药轰开西门瓮城，但第二道城门并未炸塌。直到旅长马全良及团长卢忠良带敢死队攻上城后，才打开城门。马部官兵进城后，又经过4小时激烈巷战，方占领了泰安。蒋介石获悉攻克泰安后，立即下令升任马鸿逵为第15路军总指挥。马鸿逵的直属部队扩充为特务团、教导团、炮兵团、工兵营、轴重营、宪兵营；步兵扩充为两个正规师（第64师和第72师）、一个补充旅（第4旅）。马鸿逵实力顿时大增，遂将第15路军指挥部设在泰安市铁路宾馆，把自己的亲信赵文府等10人安排为周围10个县的县长，妄图建立自己的割据地盘。马鸿逵想在山东和韩复榘分庭抗礼当“土皇帝”的架式一摆出来，马上有人前来献媚讨好。9月上旬的一天，有一个道士打扮的中年人，自称是“神卦铁算”，登门求见马鸿逵。马鸿逵是回族人，原本不信汉族的算命卜卦，但他早在清朝末年开始就到汉族人聚居的兰州、北京等地长期居住，所以受汉族的影响，有时也请人算命看相，卜卦扶乩。所以，听卫士禀报有“神卦铁算”登门，立刻传令“请进”。“神卦铁算”见了马鸿逵，长揖行礼，自称姓成，居泰山深处，因近日夜得一梦与马总指挥有关，所以特地赶来泰安奉告。马鸿逵顿时来了兴趣，问道：“你做了什么梦？”“神卦铁算”说：“不才梦见有一仙翁告知：泰安嵩里山上埋有无价之宝，合该宁夏马将军所得。今马将军已抵居泰安，宝贝可以出土了！”“神卦铁算”说完，站起来，又冲马鸿逵一个长揖，道声“告辞”，遂飘然而去。马鸿逵对“神卦铁算”的话深信不疑，决定派人去掘宝。但他毕竟做贼心虚，不想大肆张扬，免得象1928年孙殿英盗掘慈禧太后坟墓那样遭受举国上下的谴责。于是，马鸿逵定下两点：第一，他和“神卦铁算”的谈话内容没有第三个人知晓，他可以做做文章，罩上一阵神秘色彩，籍以蒙骗世人；第二，为防走漏风声，掘宝的人员宜少不宜多。次日，马鸿逵向他的传令兵班长马子周下达了掘宝命令。解放后，马子周在文史刊物上发表的《泰安盗宝目睹记》一文中对这一情况作了如下叙述——我记得是当年夏季的一天，马立于宾馆大厦(引者按：此指15路军指挥部所在地泰安铁路宾馆)顶层，极目眺望，面有喜色，颇有壮志未酬之态。他很得意地对我说：“子周，你看见对面嵩里山上的气脉吗？”我顺势看了看，什么也看不见。马接着说，“这个山上气脉很大，下面准有宝贝！现在命令你带一班人去挖，随时向我报告挖掘情况，不得泄露消息，封锁道口，现场不准行人来往。”但是，马子周有负马马鸿逵的重托，并未掘到什么宝贝——“我奉命率一班人，整整挖了三天，掘地八尺，仍是黄土数堆，不见任何东西，而大家累得腰痛腿酸，精疲力尽。有几个胆大的士兵在背后说：‘这是谁出的主意？咱们刚闲了几天，就故意找麻烦！”我看希望不大，便如实向马报告。马说我办不成事，又令马如龙继续挖。”马如龙是马鸿逵的副官处处长。此人深谙马屁之道，诸般阿谀奉承手段，无所不能，因此深受马鸿逵信任。当下，马鸿逵把马如龙召来，吩咐道：“根据来自可靠方面的消息，山下肯定有宝，你务必负责把宝贝挖出来！”马如龙立正回答：“报告总指挥，如龙保证完成任务！不过，人少了不行。”“你要多少人？”“总指挥给我一个团吧。”马鸿逵皱起了眉头：“要这么多人干什么？人多，一是目标大，易走露风声；二是泄露出去，名声不好。”对此，马如龙自有主意：“报告总指挥，这件事干得越快越好，结束得越早越好！至于说目标大，这不要紧。我们干脆故意放出风声，假借为15路军讨逆阵亡将士建立纪念碑的名义，堂堂正正地开工，看谁敢说个不字！”马鸿逵略一沉思，认为这是个好主意，遂点头道：“就这么办！不过，还是小心为妙，不许走漏半点风声。否则，拿你是问！”马如龙连声答应：“是！是！是！”当天，马如龙就带了一个团上了嵩里山，以班为单位划分作业区，开始掘土。全团日夜轮番作业，连续挖了八天八夜，终于在一个向阳山坡上大约七八尺深的地下，发现了一块碾盘那么大的石板，上面钉有十几个8寸长的铁把子。马如龙接到报告，立刻下令全团停工，并派亲信严守石板，不准任何人靠近。然后，他亲自下山去向马鸿逵报告消息。马鸿逵正在主持军事会议，闻讯立刻休会，把马如龙引进密室，密议了几句，便由卫士簇拥着亲往现场察看。马如龙命令士兵揭开石板，露出一个石槽。马鸿逵上前一看，石槽内刻有一行篆体文字，他一个也不认识。他也不管字义如何，下令道：“取出石槽！”几个士兵抬起石槽，发现下面埋有一个黑色小木匣，便取出奉予马鸿逵。马鸿逵拿在手里，掂了掂，感到沉甸甸的，细细审视外观，长约一尺二寸，宽约八九寸；匣盖用三路金丝捆紧，四周钉有二十四个金钉子，盖上刻着朱红篆字，但他也是一个不认识。马如龙问：“总指挥，怎么样？”马鸿逵说：“我认为什么宝贝东西，原来是个木匣匣，我不看了，马如龙你拿去吧！”说着，匆匆离去。马如龙用一条毛毯包起木匣，随即也离开了现场。这是“二马”预先定好的诡计，为的是让外界错认为并未挖到什么宝贝。马如龙当时立刻把木匣拿到铁路宾馆，马鸿逵让他打开看看匣内究竟装着什么东西。马如龙用镊子和小刀小心翼翼地拆开金丝，起出金钉，然后打开匣盖，内装8根长1尺、宽1寸的色彩鲜艳的绿翠，上又刻有朱红篆字。通常说的翡翠，乃是玉石中的一种，色彩鲜艳，质地坚硬，故又称硬玉。红色称翡，绿色称翠，统称翡翠，但以翠的价值昂贵。马鸿逵当时虽不知此物的年代及谁人所埋，但单从质地也知道乃稀珍之宝，所以严令马如龙千万不得走漏风声。过了半个来月，马鸿逵见外界对其盗宝一事并无反应，便授意马如龙弄清那八根绿翠究竟是什么来头。马如龙带着那个紫檀木空匣私访当地一位老学究，请他鉴定。这位老先生告诉马如龙，这匣内装的是唐朝皇帝封禅泰山的祭天玉牒；匣盖上的以“天子臣李隆基诚惶诚恐顿首”开头的那段篆字，乃是唐玄宗祭天文告，《唐书》上有记载。两个月后，马鸿逵又派人让当时北平“永增号”军服店掌柜李云样带两个古董商人来泰安，名为定做军服，实为给宝物估价。古董商人看了玉牒，估价每根值2万银洋。马鸿逵露出一副内行神情，微笑道：“这东西虽不敢说价值连城，但也是无价之玉！你们估价太少了”古董商人忙解释：“总指挥说得也对，这东西的估价本来也难说，黄金有价玉无价嘛。遇上爱家，再贵点也可以。不过，按目前来说，只有外国人才买得起，在国内恐难出手。”马鸿逵说：“我不过是请你们来估个价，并不是要卖’。”俗话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那两个古董商人返回北平后，很快就将马鸿逵盗宝的事泄漏出去了，由此引发出了“西北第一盗案”。二当时，北平德胜门外有一座占地三十多亩的豪宅，主人姓李名重远，据其向《大公报》所出示的族谱表明，他是唐玄宗李隆基的第35代孙，标准的皇室后裔。李重远其时已经68岁，当时《大公报》上所刊载的专访文章中说他“是一位前额微秃、须发如银的瘦长个子，虽年近七旬，然思维清晰，谈吐甚健”。李重远祖上世代经商，他也做药材、皮草、百货生意，事业最盛时在东北、华北、华东和两广的18个城市开设了40余家店号。此时李重远已经退出商界，在北平大享富贵，安度晚年。但是，李重远的晚年注定度不安逸。马鸿逵泰安盗宝的消息一传到耳朵里，他就跳了起来：“这个回鞑子岂有此理，怎敢盗掘我李氏家族的祭天宝物！”李重远当即向报界宣布了他将代表李氏家族向马鸿逵索回祭天玉牒的决心。几天后，李重远亲自修书一封，派其侄子李铭婴专程赴泰安求见马鸿逵。马鸿逵知道来者不善，根本不接见。李铭婴悻悻而归，向伯父一说。李重远决定另辟途径，正好这时马福祥来北平，他便去下榻处求见。马福祥是马鸿逵的父亲，行伍出身，中过武举，1900年曾在北京正阳门抗击八国联军，立有战功，后被清廷封为西宁总兵。民国成立后，马福祥又任绥远都统、青岛市长、安徽省政府主席等职，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国民政府委员。1930年9月，马福祥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李重远是北平名人，马福祥自然不便拒见。两人见面后，李重远说了情况，马福祥的观点倒很明了：第一，祭天玉牒既是李重远祖上之物，该当归还李氏家族；第二，马鸿逵为挖寻玉牒耗费了不少钱资，李重远应当酌情予以补偿。这实际上是让李重远从马鸿逵那里把玉牒购回来，李重远懂得这层意思，他索回祖物心切，再说也不在乎钱钞，于是决定斥资10万大洋给马鸿逵作为补偿。1931年2月上旬，李铭婴受李重远派遣，怀揣一张10万元的支票和李重远说明马福祥意思的一封信，二赴山东泰安。这次，李铭婴倒是见到了马鸿逵。但是，这位15路军总指挥“非常遗憾’她告诉他：关于唐玄宗祭天玉牒之事，纯属谣传，他正准备约见《大公报》记者予以辟谣。这样，索回玉牒一事自然无法谈下去了，李铭婴只好无功而返。李重远听侄子如此这般一说，不禁大怒，决定通过法律途径索回玉牒。李重远以重金从上海聘请了一名资深律师，代拟了一份状子递进了北平地方法院。以李重远的身份，即便钱财多得富可敌国，也不过是一介布衣百姓。他和马鸿逵打官司属于“民告官”，北平地方法院哪敢受理？退一步说，即使受理并作了“秉公判决”，马鸿逵也会置之不理。因此，北平地方法院没几天就以“李重远是李隆基后裔缺乏证据”为由，把状子退回给李重远。李重远到这一步上，真的是怒发冲冠了。他的性格中有十分倔强的成分，主意既定，就要达到目的。一条路走不通，就走另外一条。桃树上不长果子，就到李树下去。万般无奈之际，李重远作出决定：以重金雇窃贼从马鸿逵那里把祭天玉牒偷过来！李重远向李铭婴谈了自己的主意，让李铭婴设法去找盗技高明的窃贼来成全此事。李铭婴有个中学同学叫唐铁的在北平市警察局当巡官，两人关系极密切，有磕头换帖义结金兰之谊。李铭婴就去找唐铁谈了此事，请唐铁帮忙物色一个窃贼。当时的社会，“警匪勾结”的现象比比皆是，象北平市警察局这样的大都市警方，其警员十有六七和小偷、强盗、惯匪、惯骗有种种幕后交往。唐铁这样一个干了八九年警察的巡官，和黑道人物的关系自是非同一般。他接受李铭婴的委托后，只隔了三天就介绍过来一名窃贼。这个窃贼姓胡，四十来岁，据说8岁时就已拜师行窃，至今已偷了三十多年。胡某原在南京，在黑道上很有名气，人称“一口烟”，意思是在抽一口烟的时间就能打开保险箱的门。这当然含有夸张的成份，但是，胡某具有一手开锁绝技却是黑道皆知的。据说，他在三十余年的盗窃活动中，没有遇到过一道打不开的锁具。1929年10月，国民党中央党部一口保险箱发生故障，用原配钥匙也无法开启。而箱内所存放着的一份原始材料必须在当天午夜前送往正在杭州的蒋介石的案头。蒋介石侍从室请来南京最好的三名锁匠，他们围着保险箱折腾了2个钟头，毫无效果。情急之下，有人提议请警察局帮忙。侍从室一个电话打到首都警察厅，那里的刑技人员想南京最好的锁匠也解决不了这个难题，他们去十有八九也一个样，遂知难而退，把皮球踢给南京的小偷吧，于是请“一口烟”出马。“一口烟”名不虚传，技高一筹，凭几根钢丝勾子就把保险箱鼓捣开了。此事传到蒋介石耳朵里，他便想发挥“一口烟”的作用，让其到中统徐恩曾手下去修正果。但“一口烟”在开保险箱后的次日已不知去向。原来“一口烟”不想沾染官方，已经悄悄来到北平。从此，“一口烟”便在北平住了下来，发展他的“事业”。当下，“一口烟”由李铭婴带着来见李重远。李重远已听唐铁介绍过“一口烟”的技艺，很是器重，以礼相待。双方寒喧过后，李重远把话引上正题：“请胡先生来，是因久仰大名，有桩买卖想借重于你。”“一口烟”拱拱手：“不敢！什么活儿请李先生赏示。”李铭婴在一旁插话道：“这事儿干好，有巨赏！”李重远说：“这件东西我出10万大洋购买，对方不肯，故请胡先生去取，如若取来，这10万元就是你的了！”“一口烟”大吃一惊：赏金10万大洋，究竟是窃取什么东西？李重远把情况说了一下，临末道：“胡先生如若愿意接这活儿，我可以先付2万元定金。”殊不料“一口烟”脸色悠变，说：“请先生明鉴，胡某当初拜师学艺时，师训有‘五不偷’：一不偷官，二不偷匪，三不偷穷（穷人），四不偷病（病家），五不偷残（残废人）。先生所赏的这桩活儿，对方是官，胡某万万不敢违勃师训。恳望先生谅鉴！”李重远见“一口烟”推托，知道他胆怯，也不勉强，微微一笑，开了一张500元的支票，打发“一口烟”走路。这500大洋，是“封口钱”，让“一口烟”对此事守口如瓶。李重远让李铭婴再去找唐铁物色人选。唐铁说：“这桩活儿须找身怀绝技且有丰富作案经验的角色，容我好好想一想。”唐铁这一想，想了整整一个月，方对李铭婴说：“我想到了一个角色——‘千面人’山兆薪，估计他只要肯答应，这事儿多半能成功。不过，这小子是天上的云，水里的鱼，没个准窝儿，找他得费些时间。“没关系。”唐铁开始打听“千面人”的下落，为此事还专程去了通州、天津、唐山、保定，直到当年11月，才查明“千面人”这一阵在石家庄，遂派人去把他请到北平来。“千面人”山兆薪那年36岁，此人原是唱戏的，后来因生意不好，戏班子解散，众人各奔出路。这山兆薪在穷困潦倒之际，竟走上了盗窃黑道。他的行窃充分发挥原先的职业特长，时常化装成妇女、老翁、军人、警官、文官等闯人富户或者机关，趁人不便下手，见到什么偷什么，“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山兆薪数年窃贼做下来，在黑道上名声大噪，人称“千面人”。这次，“千面人”听唐铁说有桩买卖介绍过来，如果谈拢办成就能发一笔巨财，这生世他即使永不做任何活儿都可尽享富贵，不禁怦然心动，催着唐铁快领他去见“上家”。唐铁把“千面人”介绍给李铭婴后便不管了，这是预先说好的，他是吃警务饭的，不能明目张胆参与此案。李铭婴和“千面人”约定日子后，向李重远报告。李重远让在前门“碧云春酒楼”预订一桌酒席，要侄儿通知“千面人”去那里洽谈。次日，李重远、李铭婴和“千面人”在“碧云春酒楼”会合。酒过三巡，菜上五道，主客话入正题。这回是由李铭婴出面洽谈，他从马鸿逵泰安盗宝开始，说到洽购不成，打官司状子又驳回，无奈之下只好出此下策，问“千面人”是否愿意接下这桩“买卖”。“千面人”喝了几杯酒，已经有些面红耳赤，当下大大咧咧道：“做买卖应当说没有不成功的，关键在于价位。”“价位？很简单：我们仍出10万大洋收购玉牒！”“千面人”的眼晴亮了：“10万大洋？”“对！10万大洋。先付定金2万，余下8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千面人”兴奋得双目发亮：“好啊！我一生一世就搏这一回，上时机会送上门来，现在不干，还待何时？”“那咱们一言为定！明天晚上7点钟，请山先生来敝府取定金。”李重远说着在一张白纸上写上地址，递给“千面人”：“这是地址，你到德胜门外，一打听李重远邸，人人皆知。”“千面人”揣起地址：“好！我准时抵达！”李重远毕竟是经商出身，在钱财问题上考虑得细些，想了想又问道：“2万元定金，山先生取银洋是不可能的，份量太重，无法搬运。你是要支票呢，还是要黄金？”“千面人”想了想，说：“你开支票吧，我自个儿去银行处理。”“知道了。”次日傍晚，李重远开了一张“见票即兑”的现金支票，笼在袖里，和李铭婴坐在客厅里，说着话等待“千面人”登门。哪知7点钟敲过后，“千面人”还没到。又等了一个多钟头，“千面人”仍不来。李重远料想事有变化，遂不再等待，回卧室安歇去了。那李铭婴不放心，还坐在那里等着，但一直等到午夜时分也没等着。次日上午，李铭婴去找唐铁，说明情况后请对方去探问一下。下午，唐铁给李铭婴打电话，说“千面人’‘昨晚晚回下榻处后，左思右想，认为此事成功系数较小，弄得不好被马鸿逵当场逮住，脖颈上的吃饭家伙就会搬家，所以他决定不干了。李铭婴哭笑不得，只好向伯父报告了。李重远说：“人各有志，他不干，也就罢了。老规矩，送500元过去，让他守口如瓶。”“千面人”凭空得了500元大洋，心里觉得过意不去，便对唐铁说由他负责给李重远介绍一个敢干此事并且肯定能成功的朋友来。唐铁此时再也找不到合适的人了，听了自是高兴，再三拜托。“千面人”象以往一样，接着就失踪了。大约过了半年，在李重远对此事已不抱希望的时候，“千面人”突然登门了。他对李重远说，自己费了好大劲，才从山西太原访得一名高手，名叫叶德均，此人有胆量，也有本领，完全有把握能把祭天玉牒搞来。李重远对“千面人”的信守诺言一举很是赞赏，因而也相信他的话，认为叶德均确是一位盗窃高手。于是，他当下就让“千面人”通知叶德均登门。三天后，叶德均单独踏进了李府的大门，他和“一口烟”、“千面人”相比，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见面后并不施礼，睁着一双怪眼冲李重远上下打量许久，尔后不请自坐，随手拿起桌上的英国罐装进口香烟，揭开盖子取了就抽。他抽香烟与众不同，一口同时抽燃两支烟，看得李氏伯侄目瞪口呆。叶德均抽完两支香烟，又自己动手把李府仆人只彻了半杯的茶添满，端过来一口一口地啜着，啧啧有声，听得李重远直皱眉头。一杯茶喝完，叶德均开口了：“事情我已经听‘千面人’说过了。但是，照道上规矩，仍要请李老伯亲口说一遍。”李重远于是把对“一口烟”、“千面人”说过的情况又详细述说了一遍，临末道：“这桩买卖的价钱仍不改变，仍是大洋10万，定金先付2万。不知叶先生意下如何？”叶德均说：“李老伯，我此时不能答复您，能否容我去马鸿逵处探看一番后再作决定？”李重远很喜欢他的慎重和踏实，说：“如此最好了。不过，这事不管成与不成，你的旅费皆由我出。如果叶先生有为难之处，万万不可勉强，因为此事关系到你的身家性命。”叶德均于是便去马鸿逵处探查情况。当时，马鸿逵在仕途方面已经有所变化：1931年8月，蒋介石任命马鸿逵的堂兄马鸿滨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任命马鸿逵为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认为自己的功劳大于其堂兄，应当任油水比宁夏大的甘肃省政府主席，所以拖延赴任。蒋介石见马鸿逵不听自己的指挥，心怀不满，不久即给马鸿逵颜色看：军事委员会一道命令，将第15路军原由马鸿逵兼任军长的第11军缩编为第35师，马鸿逵兼任师长，师部设在河南省信阳市，命马鸿逵克日赴信阳参加指挥“围剿”红军。马鸿逵无奈之下，只好由泰安赴信阳就任。所以；叶德均这次探查情况，去的是信阳。叶德均到信阳一看，马鸿逵的司令部戒备森严，内外皆有岗哨，以他的本领根本无法混进去。于是，叶德均决定知难而退，返回北平向李重远回掉了这桩“买卖”。李重远经此一折腾，却又构起了希望之欲，便让李铭婴盯着唐铁物色黑道行窃高手。这时，在平津城乡地区作案多起的“飞贼”“燕子李三”在北平落网，被北平市警察局局长鲍毓麟批准判处极刑，于1932年10月22日斩首，成为一桩轰动一时的新闻。李重远让李铭婴对唐铁说，希望能找到一个象“燕子李三”那样的“飞贼”去完成盗窃祭天玉牒的重任。唐铁利用其在北平市警察局供职多年人头熟的便利条件，设法查阅了“燕子李三”一案的案卷，得知“燕子李三”有个同门师兄，名叫曾逸飞，在河北、热河、内蒙古三省交界地区经常以飞檐走壁之技行窃，塞外黑道因其轻功了得，故称其为“草上飘”，于是决定请此人出马去盗祭天玉牒。为此，唐铁专门赴石家庄找到“千面人”山兆薪，让他出面去找“草上飘”曾逸飞。“千面人”一口答应，并随即去张家口。“千面人”和“草上飘”并不相识，但双方都是黑道中有名的人－物，且有许多朋友，所以在北方重镇张家口盘桓了个把星期就和“草上飘”挂上了勾。“草上飘”听说有这样一桩“买卖”，大感兴趣，答应待安排好张家口一带的一应有关事务后，即赴北平与李重远当面洽谈此事。三1933年2月上旬，“草上飘”曾逸飞来到北平，经和李重远秘密洽谈，双方达成协议：“草上飘”在半年之内替李重远盗到祭天玉牒，李重远付给“草上飘”酬金10万大洋；在这之前，李重光先付给“草上飘”大洋5000元作为活动经费。“草上飘”于是正式投入盗窃祭天玉牒行动的准备阶段。此时，马鸿逵的情况又有变化：1932年9月，蒋介石再次任命马鸿逵为宁夏省政府主席，严令必须赴宁就职。这样，马鸿逵只好在同年11月由信阳北上赴宁夏省城银川市。1933年2月7日，马鸿逵正式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同时兼任国民党宁夏省党部特派员（后改称主任委员）、第15路军总指挥，身兼三职，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统掌宁夏党政军大权。“草上飘”那年34岁，他的武功与“燕子李三”同出一门，都属于道家内功。据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留下的“燕子李三案”一案卷宗记载，“燕子李三”的师父与“草上飘”的师父是师弟兄，所以两人也以师兄弟相称。据“燕子李三”在非审讯场合与刑警闲聊时说，“草上飘”的轻功没有他好，但技击本领比他强。这是“草上飘”的一个特点，另一个特点是性格内向，沉默寡言。据说，“草上飘”有时可以十天半月不说一句话。“草上飘”因性格内向，所以另一方面又善于思维，他考虑问题周密细致，所以作案时环环相扣，疾如旋风，却又不留痕迹。1928年，“草上飘”单枪匹马“飞”进苏联驻张家口领事馆行窃，制造了一起不大不小的刑事案件。由于张家口市警察局无法侦破该案，苏联方面曾从莫斯科刑事侦察局派来几位刑侦专家开展侦查，但连线索也未摸到。“草上飘”的这种作案风格，是他作案十几年而从未失风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次，“草上飘”抵达银川后也是这样，他考虑到自己是“外地人”，容易惹人注目，所以根本没去察看马鸿逵的宅邸。“草上飘”在银川西门城墙脚下向一户经营盐业的回民以每月3元银洋的高价租下了一间空房，又购置了若干旧家，作为一个“窝”住了下来。“草上飘”接下来的举动又有些古怪：他请房东作铺保，去洋车行租了辆洋车，当起了洋车夫。在大约半个月的时间里，“草上飘”利用拉洋车的机会跑遍了银川全城，对每条大街小巷都烂熟于心。同时，他也对马鸿逵所居住的宅邸的四周进行了观察。他认为：马府的围墙虽然高达一丈有余，门外还有岗哨，但凭自己的轻功，要想潜入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光解决这一点还不行，他还必须对以下两个方面的情况有个透彻的了解：第一，马府里面的地形及房屋的布局、结构；还有警戒情况，警卫有多少人，如何分布，白天黑夜是否有变化，等等。第二，第二，马鸿逵把祭天玉牒藏于何处？是藏在家里还是寄存在哪家银行里？如果藏于家中，是藏在卧室还是办公室，抑或哪个太太的房中？如果是寄存于银行里，其取出的手续又是如何？凭证何在？等等。“草上飘”寻思：要把这两个方面的情况调查清楚，必须打入马府作详尽观察，但又不能引起马府任何人的怀疑。此事以一个男子显然是无法完成的，只有物色一个女人。“草上飘”以他的清晰思维对此节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马鸿逵出身地是甘肃，他在宁夏没有根基。这次从信阳赴宁夏就职时，蒋介石规定他只准带来两个团，因此，他一路上不敢招摇过市，每名女眷只准带一个丫环。现在，马鸿逵在银川安了家，丫环肯定嫌少，所以，若能物色到合适女子，倒是能混进马府当丫环的。至于“合适女子”，大约能到妓院去找到。“草上飘”于是退掉了洋车，对房东谎称改行做古董生意了，改变了身上的装束，摇身一变成了一名穿长袍马褂的“先生”。为物色“眼线”，“草上飘”开始逛窑子。银川城不大，大大小小的窑子倒有三十多家，“草上飘”一个星期下来转了十来家，最后在一家挂着“宵宵欢”灯牌的妓院里物色到了一个名叫王菊丽的妓女。王菊丽那年22岁，出身银川郊区一个贫穷人家，父亲是替人磨豆腐的。16岁那年，由父母作主把她许配给银川城里的一个泥瓦匠，次年出嫁，来到银川城里。婚后三年多，泥瓦匠替东家盖房时，不幸从房顶上摔下来，不治而亡。从此，王菊丽成了寡妇。这本已是人生之不幸大事，偏偏死者的几个兄长起了黑心，动坏脑筋合谋把她卖给“宵宵欢”当“半妓”，身价是250元大洋。“半妓”是当地妓院的一种招睐妇女卖淫的形式，即被卖的妇女的一半属于妓院，一半还是属于自己。每天只消白天或者晚上去妓院卖淫，还有一半即6个时辰归自己处理。这种“半妓”，可以结婚，也可以另外做皮肉买卖。王菊丽做“半妓”，完全是迫不得已，所以她的另一半时间是在替人缝补浆洗，想攒满250元大洋为自己赎身。那天，“草上飘”去“宵宵欢”喝花酒，老鸨见他一副阔商人模样，马上叫出本院长得最俏丽的5个姑娘（妓院规矩是把所有妓女不分年龄大小都称为“姑娘”）供他挑选。“草上飘”不知怎么的一下子就挑中了王菊丽。王菊丽陪“草上飘”喝酒，两人谈得很投机。“草上飘”从谈话中得知对方是“半妓”，又是寡妇独居，不禁暗喜，寻思照她这副容貌、体态及伶俐性儿，做马家的丫环是不成问题的，并且很容易控制。于是，“草上飘”在临走时和王菊丽约定：晚上去她家会晤，商议为她赎身的事。晚上，“草上飘”去王菊丽住处，当场扔出500元，一部分让王赎身，一部分让她去买些衣服、首饰。王菊丽大觉意外之际，不禁大受感动，跪在地下冲“草上飘”连连磕头。当晚，“草上飘”就宿在王菊丽处，两人在床第之欢中谈妥了“草上飘”提出的计划：王菊丽赎身后，去马鸿逵府上当丫环，查清“草上飘”要了解的情况后，双方就去北平结婚，定居都城，白头偕老。“草上飘”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和使命，只说是受人之托，弄清祭天玉牒藏在何处就可以去交差了。那王菊丽一则年轻，二则没见过大世面，又不识字，当下竟然相信了“草上飘”的一番话语。几天后，王菊丽去马鸿逵府邸，要求做马家的丫环。情况果真如“草上飘”所估计的，马府正准备招收几个丫环，现在王菊丽主动上门来，自是求之不得。当下，马鸿逵的几个老婆都出来看了王菊丽，又进行了简单的面试，都表示满意。但是，马鸿逵有规定，凡是家里招收佣人、丫环，都必须经他亲自看过问过，他满意才可收进来，所以只好让王菊丽等着，待老爷从省政府办公回来后再作决定。中午，马鸿逵坐着小汽车回来了，听太太说了情况，当即让把王菊丽领来。一过目，印象分先是不错，又问了几句，对王菊丽的情况还算满意（王按照“草上飘”所关照的，未说是妓女，只说丧偶），于是当场拍板：王菊丽次日起到马府做丫环，每天干6个时辰，薪水是每月大洋4元，吃东家两顿饭。王菊丽回去一说，“草上飘”自是喜不自胜。“草上飘”是个细心人，生怕马鸿逵派人了解王菊丽的底细，所以当晚就离开王菊丽处，回他西门城墙脚下的“窝”去歇息。临离开时，“草上飘”和王菊丽约定，两人每隔三天碰一次头，地点在王菊丽住处。王菊丽进马府当丫环，起初是在马鸿逵长子马敦厚那里为二姨太做杂事。这样，她根本没法侦察马鸿逵那里的有关情况。王菊丽见办事不爽，心里很是着急。倒是“草上飘”沉得住气，让王菊丽勿求勿急，先把马府的地形、警戒弄清楚再说。王菊丽花了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断断续续摸清了马府的地形及警卫情况。“草上飘”根据王菊丽所说的，画了一张平面图。马鸿逵府邸原是前清宁夏巡抚的官邸，是一幢有山有水且前后花园的大宅院。“草上飘”看了平面图，心里窃喜：宅院占地面积大，地形复杂，正好便于行事，下手后逃遁也方便。现在，只等弄清祭天玉牒在何处就可以下手了。巧得很，一个机会送上门来：当时马敦厚在马鸿逵手下当骑兵旅长，春天到了，骑兵照例要去草原地区训练。马敦厚心血来潮，要把三个太太带出去开开眼界。“草上飘”听王菊丽如此这般一说，大喜道：“机会来了—你装病闹泻肚，他们就不会要你跟着随侍。等马敦厚夫妇几个走后，你身子恢复了，马府不会让你吃闲饭，所以很有可能把你安置到马鸿逵那里去干活。”王菊丽依言而行，去中药铺子买了点巴豆，磨成粉末，服下些许，顿时泻肚不止。马敦厚的二姨太知道后，果然不让王菊丽随侍，而临时从马鸿逵的四姨太刘慕侠房里抽调了一名丫环跟着她去了距银川几十里地的马尾湖草原。马敦厚一行刚走，王菊丽的泻肚就停止了。四姨太刘幕侠便要王菊丽到她那里去侍候。这刘慕侠是马鸿逵所娶的四房太太中最小也最受宠爱的一个，所以马鸿逵在她那里过夜的日子最多。马鸿逵每天晚上必须要丫环捶一会腿，这王菊丽是妓院里出来的，干这类活儿是拿手好戏，头一回捶就获得马鸿逵的赞赏：“这丫头捶得好，以后就专由你捶。”这样，王菊丽就成了马鸿逵的捶腿丫头。以后，不论马鸿逵宿在哪房太太屋里，都让王菊丽去捶腿。王菊丽的名就挂在四姨太刘慕侠的房里，马府上下都称她是“四姨太房里的丫头”。王菊丽当了个把月的捶腿丫头后，竟探到了祭天玉牒的机密：——原来，1933年春，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当时，军阀孙殿英（国民党第41军军长）驻防沙城，因孙原是冯玉祥旧部，冯就派人与孙联系，想争取41军参加抗日同盟军。蒋介石闻讯后，深恐孙殿英被冯玉祥拉过去，于是派戴笠、刘健群多次拉拢孙殿英，许其担任察哈尔省主席。但孙殿英认为在察哈尔处境困难，既不愿参加抗日同盟军，也不肯担任省主席，蓄意保存其实力，以作别图。蒋介石对孙殿英留在察哈尔感到很不放心，于是便想了个主意：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允其率领所部41军开往青海。孙殿英获知蒋介石有此安排，不禁想入非非：从察哈尔去青海，要横穿宁夏、甘肃两省，何不乘机将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国民党陆军新编第九师师长兼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与其叔父马麟、兄马步青“三马统治青海”，当时其势力已从青海发展到河西地区）逐个击破，吞并西北，当个“西北王”。孙殿英的这个想法得到阎锡山的支持，阎锡山一面向蒋介石进言让尽快下任命，一面给孙殿英以物质支援。孙殿英便开始整军扩兵，力图攻取宁夏、甘肃、青海三省，开创独立局面。上述情况，当然逃不出马鸿逵的情报网络。马鸿逵证实确有其事后，大感震惊。他所作出的第一个反应，是“孙殿英扩兵，我也扩兵”。扩兵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曰兵源，二曰财源。兵源马鸿逆倒不难解决，“树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实在不行，抓壮丁就是。财源却是个难题，宁夏是个穷地方，一时搞不到那么些经费。为了解决这个难题，5月9日晚上，马鸿逵把两个在手下当领兵军官的儿子马敦厚、马敦静叫到书房（即马鸿逵设在家里的办公室），进行商讨。商讨进行中，马鸿逵突然想到要捶腿，就让卫士去唤来了王菊丽。这样，王菊丽在无意中获得了“草上飘”所需要的情报：马氏父子认为宁夏这块地盘不能丢，否则他们将无法栖身，最终会被逐出政治舞台。为避免这一点，即使从私囊中掏出钱来也要扩兵。马鸿逵于是提到可以考虑出手换钱的几件宝物，头一件就是祭天玉牒。马敦厚、马敦静知道玉牒，但都没见过，见父亲兴致甚高，便不约而同要求“开开眼界”。马鸿逵被王菊丽捶得正舒适，不想起身，就从衣兜时掏出钥匙，交给马敦厚，让他从屋角那口铁柜中取出了装祭天玉牒的小木匣。于是，王菊丽获得了这项机密情报。5月10日午夜，王菊丽把情报告诉了“草上飘”，并提出立刻准备赴北平结婚。“草上飘”称因手头正在做的一笔生意尚未交货，得再在银川停留数天，王菊丽信以为真。5月11日，“草上飘”决定宜早不宜迟，立刻行动。当天晚上，他草草吃了点东西便关门上床歇息。一觉醒来，看看手表：1点刚过，正是下手的最佳时光。“草上飘”爬起来，穿上一身黑色紧身服，打开后窗，穿窗而出，跃过院墙，穿街走巷来到马鸿逵宅邸外面。马鸿逵的这座宅邸，由四进大宅院组成，大小房屋不下上百间。入大门，左右两个门房。院子内各有左右门，右门内是马房，左门通花园。二门内的院子里有8棵大树，穿过院子，是一个足可容纳50人的大客厅，厅的上方，挂着一块酸枝木匾额，上书堂名“百乐堂”。厅右是一个20来平方米的房间，是卫士长室。往里，由内向外，隔着一个练武的小院，是一厅二室的小小居处，马鸿逵的书房、会客室、卧室就设在这里。再往里，便是前花园、内宅和后花园了。“草上飘”知道门房和卫士长室都有卫士值守，左侧通花园的巷道里间或也有流动哨，所以他选择右侧的马房作为潜入点。院墙约有一丈高，这当然难不倒“草上飘”，他也不用助跑，只“噌噌噌”几下就上了墙头，然后往下一跳，几乎连一丝声音都没有就落到了地下。“草上飘”四下里一看，发现自己站在马厩前的空地上，马厩里拴着一长溜十几匹马，正嚼着草料，偶尔打几下响鼻，只有一匹深色大马停止吃草，朝他这边定定地望着。“草上飘”没有把这匹马放在心上，他确信马号没有人，便想按照预先想好的路线潜往书房：飞身跃上马厩房顶，从房顶走向二门那里的内院墙墙头，顺着墙头走到小院，跳落到小院里，然后翻上书房那幢房子的屋顶，从天窗进入书房。“草上飘”朝马厩走去，他绝对没有想到，由于自己的疏忽，竟陷入了危险的境地。威胁来自那匹冲“草上飘”虎视眈眈的高头大马。这匹马是马鸿逵长子、骑兵旅长马敦厚的坐骑，名叫“黑龙驹”，身高8尺，自头至尾长1丈2尺，周身上下一团漆黑，没有一根杂色毛。“黑龙驹”是来自内蒙古草原的名种马，不但跑得快，有耐力，而且极具灵性。当“草上飘”轻轻跳进马号时，它就凭着嗅觉发现这个不速这客既不是自己的主人，也不是马夫，于是就警惕地盯着黑影。此刻，当“草上飘”走近马厩时，它可能认为是盗马贼，立刻咆哮长嘶。夜深人静，声音顿时传遍整个马家宅院！“黑龙驹”一嘶，睡在门房里的马敦厚的马夫立刻惊醒，一个愣怔：这畜牲不到战场向来不嘶鸣的，今个儿怎么长嘶不休，莫非有意外？他立刻披衣起床，抓起手枪便往马号里奔。院子里的两个卫士也紧随着奔进来。这时，“草上飘”已经飞身跃上马厩房顶，听见脚步声，便几步向上越过屋脊，在另一侧的斜面上伏了下来。马夫、卫士三人奔进马号，“黑龙驹”见马夫来了，安全感顿增，便停止嘶鸣。马夫三人打着手电筒在马号各处搜寻了一遍，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马夫想想不放心，又跳进马厩在一匹匹马肚下面察看了一遍，自然也未发现什么，心里觉得奇怪，却也只得罢休，和两个卫士骂骂咧咧离去。“草上飘”伏在马厩房顶上，听见三人离开了，遂上了二门那里的围墙，施展轻功一路悄行，不一会就到了马鸿逵所居住的一厅二室的房顶上。马鸿逵平时在四个太太房里轮流过夜，这两天因为孙殿英之事弄得忧心忡忡，对床第之欢兴趣大减，又要日夜筹划“拒孙入境”的计划，所以在自己的卧室里过夜。“黑龙驹”的嘶鸣声，自然也惊醒了行伍出身的马鸿逵，他咳嗽一声：“咳—来人！”守在卧室外面客厅里的卫士立刻推门而进：“总指挥有何吩咐？”“听声音是敦厚的‘黑龙驹’在叫，发生了什么事？”卫士回答：“马一叫，我就去外面巡察过，没见什么异样动静。”马鸿逵说：“这几天是非常时期，须小心在意，严加戒备！”“是！总指挥。”马鸿逵一会儿就睡着了，那个卫士却不敢大意，在客厅里踱来踱去。“草上飘”的轻功确实了得，他上到一厅二室的房顶时，竟然未惊动这个卫士！但是，“草上飘”却因为客厅里有个卫士而不能从天窗里下来，而且连动手卸天窗玻璃的动作也没法干。这种情况，“草上飘”在以前作案中也碰到过，都是靠耐心等待而候得机会的。此刻，“草上飘”也决定等待，候得卫士出去转悠或者困倦了打磕睡时下手。于是，他就趴在房顶上等着。哪知，这个卫士受了马鸿逵先前的一番训诫，根本不敢有丝毫疏怠，硬是在客厅里走来转去，寸步不离。“草上飘”在房顶上趴了两个多钟头，听见远处已经传来一二声鸡鸣，估计已是凌晨四时许（他戴着手表，但无法看清指针）。“草上飘”寻思这样等上去恐怕不行了，天眼看要亮了，他面前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无功而返，悄悄退出马府；二是另辟蹊径进入书房行窃。考虑下来，决定选择后一个。“草上飘”悄悄下到屋后地下，一看，正对着书房的后窗，于是毫不迟疑，立刻下手。他伸手往窗玻璃上轻轻一按，玻璃便出现数条裂纹；手掌往外一缩，碎玻璃便被带了出来。他把手伸进去，拉开插销，打开窗子，爬进了书房。书房里一片黑暗，“草上飘”摸索着往右侧屋角放祭天玉牒的铁柜那里挪去。哪知，一不小心碰在一张圆凳上，“咣啷”一声响！客厅里那个卫士立即推门往里张望，冷不防瞅见书房里站着一个人，禁不住失声大叫：“有贼！”与此同时，他伸手怀里掏出手枪，对准“草上飘”就扣扳机！“草上飘”见势不妙，急忙扑向窗口。“砰”的一声，子弹打偏了。卫士连忙打第二枪，但“草上飘”早已跳出窗口，从小院侧边的角门冲进了花园。枪声一响，全府惊动，值勤和不值勤的卫士都冲出屋子往枪响处扑来。马敦厚、马敦静听说有贼人闯进马鸿逵住处，皆大大吃惊，提刀挥枪的赶过来，只见马鸿逵穿着睡衣，双手叉腰站在客厅门口，铁青着脸，咬牙切齿道：“全府搜查！抓住那个胆大包天的贼小子！”马敦厚、马敦静以旅长、团长的身份，亲自率领一百多名卫士在全府进行搜查，一直搜到天色大亮也没搜到什么。“草上飘”早已逃之夭夭了！四马鸿逵平时性格就暴躁，一发火六亲不认，两个带兵的儿子尤其是二儿子马敦静，时常被他责打。此时他的心绪正被孙殿英搅得杂乱无章，烦躁不安，竟突然岔出这么一桩案子来，不禁大发雷霆，当即召来军法处长马秀武，下令惩办昨晚在大门那进宅院值勤的7名卫士。接着，马鸿逵又让人把银川市警察局局长孟兰诚叫来，劈头夹脑一顿臭骂，限令其在三天之内查清案件，抓获窃贼。那孟兰诚还不知道昨晚那案子（马鸿逵根本没报过案），壮着胆子问了问方才知晓，不觉惊出一身冷汗。孟兰诚原是马鸿逵手下的一个副团长，打仗不怕死是出了名的。两年多前在攻打泰安时，他是敢死队副队长，被打断了一条腿。马鸿逵看在这一点上，来宁夏后赏了他一个警察局长的位置。他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不到三个月就摊上了这么一桩案子，真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回到警察局，便找副局长谢源商议。谢源向孟兰诚推荐了刑警大队大队长查维垣，说此人已经干了十多年刑警，实践经验丰富，肯定能破案。查维垣接受任务后，便带了几名刑警去马鸿逵府邸去勘查现场并了解情况。马鸿逵闻报，传令只准查维垣一人进去。查维垣给弄了个哭笑不得，只好独自进去。马鸿逵在现场那个客厅里接见查维垣，开口就道：“你给老子使劲儿查缉，逮着了那个贼，我给你个县长当！”查维垣说明了了解有关情况的重要性，然后询问窃贼潜入书房打算偷什么东西。马鸿逵知道不讲实情对方是无法破案的，便说书房里放着一些值钱的古玩宝物，估计窃贼是来动这些玩意儿的脑筋的。说着，马鸿逵领查维垣进书房，打开铁柜让对方看他的这些“玩意儿”。查维垣一看，铁柜里放着几个匣子，分别装着祖母绿、夜明珠、玛瑙、翡翠玳瑁等掺合黄金制作成的首饰和工艺品，据说都是唐、宋、元、明、清代的古董；此外，就是那个装祭天玉牒的木匣了。查维垣想了想，问道：“恕我直言，以总指挥的眼光来判断，这些宝物中哪件最值钱？”马鸿逵不假思索道：“自然是这玉牒，曾有古董商出价2万元1根意欲收购，被我弹了回去。这是世间独一无二的珍宝，乃无价之宝，说什么价就是什么价！”两人回到外面客厅坐下，查维垣又问：“总指挥把这些宝物放在书房里，贵府有谁知晓？”“除了犬子，再也无人知晓！我这书房，好比高太尉的白虎节堂，寻常人休想跨进一步！”查维垣拱拱手：“请总指挥恕我直言之过……”“说吧，决不怪你！”“照案情看来，估计窃贼是知道总指挥的书房藏宝之秘的。否则，贵府共有百来间房舍，他其他房间不去，怎么就独独摸准这书房下手呢？因此，我很怀疑此案是内外勾结而作。”马鸿逵一想不无道理，一声大喝唤进卫士，让速把两个儿子传来。一会儿，马敦厚、马敦静气喘吁吁奔进门来。马鸿逵说了查维垣的分析，问道：“你们两人中，谁把老子藏宝之秘对第二人说过——包括向婆娘嘀咕？”“二马”都说没有。马鸿逵拍着桌子正要发火，长子马敦厚忽然说：“阿爸息怒！我想起一个细节，估计十有八九与此案件有关！”“快说！”马敦厚便说了前天晚上父子三人在书房里商议“拒孙”大事拿出祭天玉牒时，在场有丫环王菊丽捶腿一节。马鸿逵如梦初醒，大叫：“他妈的！必是这个小婊子！快快快，速速把她传来！”查维垣见没费多大劲就议出了线索，不禁大喜，说：“以总指挥之尊，似大可不必亲自讯问疑犯王菊丽。总指挥如果信得过我，把她交给我讯问就是了！”一语提醒了马鸿逵：既有警察局办案，自己操哪门子心？于是说：“如此最好！你只管审那小婊子，她若不说实话，给老子严刑拷打，打死也无妨！”“遵命！请总指挥等着听好消息！”当时，王菊丽还在家里，她一般在上午10点钟过后才来马府，到午夜前离开。查维垣走出马府，向候在门外的刑警简单说明了情况，命令去两个人赴王菊丽住所附近监视，待王出门后跟踪。另派两名刑警候在王菊丽去马府的必经之地，雇一辆人力车等着，待王经过时，四人会合将其逮捕，用人力车拉到警察局。这样安排的目的，是为防止王的同伙发现其被捕而逃遁。一会儿，王菊丽被逮进了警察局。查维垣亲自审讯，一上来便开门见山道：“王菊丽，你做的好事——省府马主席府上昨晚遭贼偷，是你作的内应！”王菊丽吓了个激愣：“我……我昨晚可是好好在自个儿家里待着呐！”她不知“草上飘”的真实身份，真的认为该案与己无关。但查维垣接下来说的话语使她改变了这一观点：“实话告诉你，马主席家的若干宝物，比如祭天玉牒，放在书房里的情况，除了马主席父子三人，就你知晓。前天晚上捶腿时看到了什么，你总不见得已经忘记了吧？”王菊丽的脸色变了，低下了头，一声不吭。查维垣连问了几遍，王菊丽只不开口，于是便动用了刑具。一上刑罚，王菊丽就哭着表示“愿说实话”。这样，她向警方供出了和“冯梦南”（“草上飘”告诉她的假名）相识及以后的一系列情节。查维垣顾不上吃中饭，立即赶到马鸿逵那里去报告情况。马鸿逵闻知王菊丽果然是窃贼内应，大怒，下令：“执行枪决！”查维垣说：“总指挥要枪毙这个女的，自然是容易的，只是能否宽限几天再执行？”“为什么？”“是这样的，王菊丽供出‘冯梦南’每隔三天和她见一次面，一般是在午夜时分上她家。而平时这个姓‘冯’的住在哪里、在干什么均不知晓，要逮捕他很有一定难度。因此，我想利用王菊丽作诱饵，明天晚上在她家里埋伏几个弟兄逮姓‘冯’的小子。”马鸿逵点头：“好！就这样！查大队长你去办吧。”次日，是王菊丽和“草上飘”约定的幽会日子。晚饭后，查维垣让把王菊丽从牢房里开出来，说：“马主席念你在他府上干活勤快，且年幼无知，受骗上当，故有宽宥之意，只要你协助逮到‘冯梦南，保你平安无事，立刻释放！’’王菊丽毕竟才二十出头，真的有些“年幼无知”当下信以为真，但她不知怎样“协助”法。她一表示，查维垣便说：“不要你怎样怎样，你只要在10点钟以后和平时一样回家去，开着灯等‘冯梦南’到达，就可以了。”王菊丽一听，连连点头。查维垣又召来6名精干刑警，吩咐道：“你们在9点半去王菊丽家周围设伏，待姓‘冯’的一露面，立刻下手逮捕！”这时，无论是马鸿逵方面还是银川警察局这边，都不知道而且想也不曾想到过“冯梦南”是身怀轻功绝技的“飞贼”。查维垣在解放初期以“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捕后，在监狱里写的《我的自传》材料中谈到这件案子时说：“当时我只以为‘冯梦南’是一个一般的窃贼，派6个人去抓他是绰绰有余的了。哪知这个念头是错误的，以致使这次缉捕行动失利，并造成了一死三伤的重大损失。”这次缉捕行动具体过程是这样的——当晚9点半，6名刑警按照查维垣的布置前往守伏现场。领头的组长王守隆察看王菊丽家门前的地形后，作了布置：两人翻墙进入王菊丽家，埋伏在院子里；四人守伏在对面那户人家的院子里，只等目标出现就下手。10点钟过后，王菊丽在两名刑警的跟踪监视下回到了家里。那两名刑警待王进了家门，便返回局里去了。事先查维垣作过安排，逮捕“冯梦南”后，由王守隆一班人将王菊丽一并锁拿解局。王菊丽回家后，象往常的幽会日一样亮着灯坐等“冯梦南”抵达。11点半左右，“草上飘”出现在守伏刑警的视线里。“草上飘”做事虽细，却没料到自己作案失风后，马鸿逵方面竟会怀疑到王菊丽头上。所以，他毫无戒心地迳直来到王菊丽家门口，举手轻轻叩门。屋里，王菊丽正等得心焦如焚，听见叩门声连忙答应着走出来开门。门一开，“草上飘”便一步撞进来，正待搂抱王菊丽，忽然听见院子里似有声响，几乎是同时，两个守伏的刑警一左一右直扑上来：“不准动！”“草上飘”情知不妙，倏地推开王菊丽，骂了声“婊子”，一个侧身，一拳击在左侧扑过来的那个刑警的太阳穴上，将其击倒；几乎是同时，抬起右腿一脚踢在另一个刑警的小腹部，那人“哎哟”一声双手捂着小腹蹲了下去。这时，对面老百姓家里守着的王守隆四人，一齐冲出门来，直往这边扑，“草上飘”听见声音，料想退路已被堵住，遂施展轻功，飞身上屋。‘王守隆几个进门不见“冯梦南”，抬头见房顶上有人影，这才意识到这个贼人非同一般，遂不管三七二十一抬起手枪便往房顶上打。“草上飘”揭起房顶上的瓦片掷下来，把两个刑警砸得头破血流。另外两个没挨砸的刑警见状，吓得躲进了屋里，“草上飘”乘机飞檐越脊而遁。这次受伤的四个刑警，送到医院后，挨拳击的那个因脑血管爆裂而死亡；挨脚踢的那个，出现血尿，治了三个星期方才恢复健康；另外两个被瓦片砸破头的，缝针包扎后当场出院。五刑警大队大队长查维垣闻知缉捕行动失利，惊得目瞪口呆，回过神来立刻向银川市警察局局长孟兰诚打电话报告情况。孟兰诚已经躺下了，接到电话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这“冯梦南”是一名“飞贼”，万一他横下心来潜入马鸿逵府里去行刺，那真是不得了！于是，孟兰诚立刻爬起来，匆匆赶往马鸿逵府邸去报告。马鸿逵听说“冯梦南”乃是一名“飞贼”，其震惊程度远甚于查维垣、孟兰诚。他很清楚“飞贼”潜在的威胁：1932年夏，“燕子李三”飞盗马鸿逵之父马福祥在北平的公馆。当时马福祥虽然不在北平，但闻讯也大惊失色，自此郁郁寡欢，8月19日即心脏病发作而死。“燕子李三”因作了该案而受到警方的全力侦缉，几个月后即被捕斩首。现在，相距不到一年，另一名“飞贼”竟盯上了马鸿逵，这怎么不使他感到震惊！马鸿逵于是立刻下达一连串命令，让在宁夏省全境侦缉“飞贼”冯梦南。据查维垣解放后在监狱所写的《我的自传》村料中披露，当时为缉捕“飞贼”，竟出动了以下机构所属警宪特单位的一部或者全部人员——警保处：银川市警察局（刑警大队、侦缉队、保案队），各县警察局，处直属稽查科；保安处：各分区警备司令部便衣队，处直属便衣队，处直属谍报队；第15路军总部军法处：便衣队，宪兵连，稽查科；第15路军总部参谋处谍报科：各旅、团谍报机构，便衣队；宁夏省军警联合稽查处：各县分处一各稽查所，宪兵连，骑兵巡查队，侦探队，稽查科；第15路军总部便衣侦缉队。据查维垣估计，上述机构参加侦缉“飞贼”行动的总人数约在8500人左右。但是，这么多警宪特人员整整折腾了三天，连“飞贼”的影子都未瞟着。负责银川地区侦缉行动的市警察局局长孟兰诚拐着一条假腿折腾得够呛，正好马鸿逵召见他询问案子办得如何，孟兰诚说：“报告总指挥，我估摸这小子已经离开银川，甚至离开宁夏了！”马鸿逵想了想，说：“小小一个银川城，这么多人搜索了三天，还没发现影踪，这小子多半确已离开银川了。”孟兰诚便乘机请求收兵，说再搜下去弟兄们都要累趴下来了。马鸿逵同意了。其实，“草上飘”并未离开银川市，他就藏身于距王菊丽住所仅一箭之遥的“大远槽坊”的后院内。“大远槽坊”后院堆满了酿酒用的陶甏，一个个堆垛比两层楼房还高。“草上飘”躲在其中一个顶部中间，上面也压着几个空甏。那些来搜查的警探，一则收受了槽坊老板塞的“辛苦钱”（老板怕他们把酒甏砸碎）；二则他们也不敢往堆垛上爬，生怕一不小心弄翻了被乱滚的酒甏压住，所以搜得不大卖力，自然没发现“草上飘”。“草上飘”躲在那里，白天睡觉，晚上溜出来，从槽坊厨房里偷些食物充饥，同时爬上围墙观察戒严是否已经撤消。就这样，“草上飘”混了四天。到第四天晚上，“草上飘”发现警方已经收兵，不禁暗自高兴，决定再次下手去盗祭天玉牒。“草上飘”身为职业惯偷，自是深谙目标的防窃心理。他分析了马鸿逵的心理：肯定相信他已经逃离银川甚至宁夏省，绝对不会想到他竟会再次盗窃，所以，马府的防范准很松懈。这个松懈是指整体而言，在实际中，估计一天24个小时中有紧有松。几时最松？一般说来是黄昏时候。因此，“草上飘”决定来个“掐灯花儿”。掐灯花儿”是盗窃黑道的行话，意思就是在黄昏刚点油灯的时候下手作案。因为这个时候人们通常都在吃晚饭，防范最松，下手作案最易得手。第5天黄昏，“草上飘”利用暮色初上、昏昏蒙蒙之际，从“大远槽坊”后院越墙而出，一路疾行，来到马鸿逵府邸附近。略一转悠，飞身上墙，潜入前花园。这天也是巧，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和军阀马步芳为对付孙殿英进攻西北三省，派了一位特使来银川和马鸿逵洽谈“青、宁、甘三省联合拒孙”之事。此议正中马鸿逵的下怀，于是这位特使受到热烈欢迎。这天晚上，马鸿逵在“长仁清真馆”设宴款待青海特使。这样，大部分卫士都去做护卫了，马府只剩下一小部分，警戒自然无形之中松懈了。“草上飘”潜入前花园后，循着几天前逃遁脱险的路，借着暮色的掩护，不一会就来到马鸿逵的书房后面。这里自从发生案件后，马鸿逵下令晚上不管他在与不在，都必须双岗值守。但是，岗哨要9点钟才进入现场，此刻这个小院里连个鬼也没有。“草上飘”为顺利脱身计，宁可稍稍多费些时间飞身上房顶揭去瓦片上到书房，也不走打碎玻璃的道儿。他进入书房后，立即下手撬开屋角的铁柜，把装着祭天玉牒的小木匣拿出来，揣在怀里，然后重新关上柜门。铁柜里还有其他值钱的宝物，但是“草上飘”一件也没有取。这是当时有档次的职业窃贼的规矩，准备偷什么就偷什么，不到万不得已，决不顺手牵羊多偷任何赃物，是之谓“盗亦有道”。“草上飘”上到房顶，随手把瓦片重新盖好，这才跳到地下，从原路逃离马府。9点钟，值勤卫士准时进人值守现场。小院门的钥匙平时由马鸿逵的府邸卫士长马孝光掌握，府邸的一切警戒事宜也由其安排。当下，马孝光带着两名值勤卫士进了小院，检查客厅卧室、书房的门窗，门锁完好，窗户紧闭，只道一切完好，叮嘱了几句便离开了。这天晚上，马鸿逵未来小院，卫士值勤四小时换一次岗，一共换了两次。每次换岗都互相认真检查门窗，均无异样，所以，只认为平安无事。次日，又是如上。直到“草上飘”作案后40小时即第三天上午10时许，马府才发现出了盗案。那天上午，马鸿迹吩咐马孝光，说甘肃省政府主席马鸿宾下午要来府邸，因其是马鸿逵的堂兄，此番来银川又是密议“四马拒孙”（指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联兵对付孙殿英，阻其入西北三省）之事，所以准备在书房接待，让将书房打扫干净。马孝光于是带了几个卫士去打扫，开门进去，见书房正中地下有一层较厚的粗粒灰尘，顿觉蹊跷。马孝光抬头望房顶，这才发现洁白的天花板上有一道道黑色裂痕，顿时大惊：“不好！屋顶被人揭开过了！”几个卫士一看，都大惊失色，愣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马孝光回过神来，一个箭步冲到铁柜那里，蹲下一看，差点马失前蹄，从牙缝里发出一丝声音：“糟啦！”在场所有人都不敢挪动已被“草上飘”打开了的铁柜，马孝光亲自站在书房门口把守现场，同时命令卫士去向马府管家、马鸿逵的堂侄马敦冲报告情况。马敦冲闻报，也不先去看现场，立即往省政府打电话，向马鸿逵报告案情。马鸿逵闻讯大惊，立刻中断正在举行的省府委员会议，驱车回到府邸。直到此时，铁柜才被打开，马鸿逵亲自清点，发现其他宝物都不少，独独少了价值难以估计的祭天玉牒，不禁大怒，只气得满脸横肉乱颤，仰脸望着天花板上的裂痕，嘴里喃喃而语：“‘飞贼’，厉害！厉害！”六银川市警察局局长孟兰诚接到马鸿逵秘书打来的报案电话，惊得好似背脊上有许多蚂蚁在爬来爬去，对在场的查维垣说：“这怎么可能呢？全市搜查了三天三夜没有露面，搜查一结束，这‘飞贼’倒潜进马主席府邸作案竟得了手！”查维垣说：“事到如今，只有立刻去马府勘查了现场再说，先认定究竟是不是‘飞贼’作的案，然后再作商议。”于是，孟兰诚、查维垣直奔马鸿逵府邸。马府上下一片慌乱，管家马敦冲已指挥全府卫士、佣人等在府内各处检查，担心那神出鬼没的“飞贼”还留在府里。马鸿逵见了孟兰诚，头一句话就充满了杀气：“姓孟的你听着，给你10天时间，如果找不回祭天玉蝶，你提头来见！”马鸿逵说完，斜眼瞟了一下查维垣，又补充了一句：“查维垣你也逃脱不了干系！”孟兰诚、查维垣都吓得脸色青白，不敢吭声。马鸿逵恨恨地盯着他们，就象祭天玉牒是这两人盗走的，半晌，一挥手道：“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查！”孟兰诚、查维垣退到院子里，沉思了一会，商议了分工情况：孟兰诚立刻回警察局，着手布置戒严查缉“飞贼”之事；查维垣留在马府作现场勘查，待查完立即回警察局研究破案之事。查维垣领着几个刑警在书房上下勘查了一番，认定该案确是“飞贼”所作，并依据“飞贼”在现场留下的脚印、痕迹得出结论：该案发生于24小时之前。查维垣返回警察局，向孟兰诚报告了现场勘查情况。孟兰诚心里凉了半截：“这案子最起码发生在24小时以前，‘飞贼’肯定已经溜出银川市，弄得不好，早就离开宁夏省了！这如何是好？”查维垣说：“局座，马鸿逵亲口说过，这案件若侦破不了，你我都逃脱不了干系。因此，即使‘飞贼’已经逃离宁夏省，我们也要设法把他抓回来，把赃物追回。这样，才能得到马主席的宽恕。”孟兰诚连连点头：“查大队长言之有理！这样吧，我这个局长于破案是外行，你才是内行，此事由你全权去抓，发号施令都用我的名义。到这个地步，你我是一根绳子上拴着的两个蚂蚱，跑不了你也蹦不了我，也就不分上下级了。等过了这个难关，我这个局长位置就由你来坐，我不干了！他妈的，干这个鸡巴局长比做敢死队长还犯难，一点也不爽气！”查维垣于是开始全力侦查这起案件，他毕竟是吃了十几年刑侦饭的，懂得破案的路子。经过一番分析，查维垣认定两点：①从“飞贼”为了摸清马鸿逵府邸情况而为王菊丽赎身并安排她打进马府这一点来看，这是一起有周密策划的预谋案件；②既是预谋案件，案犯肯定已经考虑过得手后的退路问题，因此，案犯此刻早已携赃物逃离宁夏了。所以，要侦缉案犯，只有去外省进行了。但是，案犯去了何地？这一点首先要弄清。查维垣进一步考虑下来，认为此案既为祭天玉牒而发生，那就应当去找祭天玉牒的主人马鸿逵作第一步了解。于是，查维垣决定求见马鸿逵。马鸿逵对于查维垣的求见不以为然。据查维垣后来在《我的自传》中回忆，马鸿逵开始并不想接见他，让管家马敦冲代为接见。但是，查维垣掌握了马鸿逵渴望追回祭天玉牒的心理，让马敦冲向马鸿逵报告：现在调查的线索必须由马主席本人提供，否则这个案子就无法调查下去。马鸿逵听了，这才发话让查维垣去见他。查维垣见了马鸿逵，把情况简单分析了一遍。马鸿逵的思路很清晰，一下子全盘接受了查维垣的分析。他问：“你现在需要我提供什么情况？”查维垣说：“我需要弄清楚的是：这件稀世珍宝是如何到马主席手里的？到了你手里后有哪些人知道？是否有人提出过想转让或者对其表现出特殊的兴趣？”马鸿逵于是介绍了泰安盗宝情况和李重远对祭天玉牒的态度。查维垣马上问：“这个姓李的是怎样一个角色？”马鸿逵说：“听说是北平的一个商人，详细情况我不清楚。但是，他既然肯出10万大洋向我购买祭玉牒，那肯定是个富翁。”查维垣说：“马主席您提供的情况很是重要，我这就着手去调查。敝职斗胆提一个要求；能否以马主席的名义向北平令尊大人府上发一份电报，请那边代为了解一下李重远的情况？”当时，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虽然已经去世，但北平马府仍在，有马家人住在那里。因此，以马鸿逵的名义发电报让他们调查李重远乃是最稳妥之举。马鸿逵略一沉思，答应了查维垣的要求。查维垣离开马府后，立刻去电报局，向北平马府发了一份加急电报，让那边了解李重远情况后直接回电银川市警察局刑侦大队。次日上午9时，北平马府发来回电，也是加急的，介绍了李重远的有关情况，包括简历、资产、住址等。查维垣看过电报后，对孟兰诚局长说：“看来，此案跟自称是唐玄宗李隆基后代的李重远有关，我怀疑是他以巨款收买‘飞贼’来银川行窃的。我现在准备带几个人去北平作秘密调查。”孟兰诚已经六神无主，一切都听查维垣的，当下立刻表示同意，并批了800元钱给查维垣作为侦缉经费，说如若不够，可打电报回来，这边再设法筹款电汇过去。当时800元是很大一笔数额，银川市警察局一个月的办案经费预算也只有1200元。查维垣带了四名刑警，连夜离开银川前往北平。查维垣一行抵达北平后，未去北平市警察局联系。查维垣吃了多年警务饭，对警界的内幕洞若观火，深知凡是大都市的警察局，都有警察和黑道有勾结，他若去联系协助调查之事，等于给对方报信，案件就永远侦破不了。于是，查维垣决定靠自己的力量进行调查。查维垣先去德胜门外察看了李重远的宅邸及周围情况。次日，查维垣派一名刑警去距李重远宅邸仅十多米的一户居民家，以高价租下了二楼靠马路的那个房间，五人随即住了进去，从这时开始他们轮流昼夜监视李重远宅邸的大门。查维垣此举的思路是：“飞贼”窃得祭天玉牒后，由于做贼心虚，担心被追捕，所以不一定会直接像他们赴北平那样走最近的路，他可能绕道，因此很有可能比他们晚到北平；况且“飞贼”如果受雇于李重远，他在得手后会担心李重远是否会变赴？是否会杀人灭口？因此不大可能一抵北平就直接把赃物送交李重远处。因此，“飞贼”这几天很有可能会出进李重远宅邸。而监视是发现“飞贼”的最好的一个途径和手段。后来的事实证明，情况果然如查维垣所估计的那样。“草上飘”曾逸飞得手后，考虑到马鸿逵发觉祭天玉牒被窃后会全力缉拿他，所以他在逃离宁夏时玩了一点手法：未走从甘肃那里出省境的近路，而是舍近求远，先去青海，然后再从青海到华北。到了华北也不急着去北平，而是住进了天津英租界的一家旅馆。“草上飘”直到此时也不急着跟李重远联系，他知道自己作下了何等价值的案件，也清楚自己的对手是手握宁夏省党政军大权的方面大员，所以绝对不敢有丝毫的掉以轻心。他待在旅馆里寸步不出，一直在分析情况，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现在要侦破这起特大盗窃案，唯一的突破口就是李重远那里。因此，在和李重远接触前，应当弄清北平方面的情况是否有变化。“草上飘”为了弄清情况，想到了他和李重远之间的牵线人“千面人”山兆薪，便按照“千面人”留给他的地址往石家庄写了一封信，说明了有关情况和要求，请“千面人”赴北平了解一下李重远是否有什么变化，免得冒失登门，自投罗网。“千面人”山兆薪收到“草上飘”的信后，立刻赴北平向市警察局巡官唐铁了解情况，唐铁告诉他一切均正常。“千面人”随即从北平赶往天津，当面向“草上飘”说明了访查情况。至此，“草上飘”确认一切都平安无事。但他不知怎的有一种预感，总认为不能去北平。想来想去，决定往北平李重远处发一份电报，约李携款到天津来取货。上述情况，查维桓五人当时自然不清楚，他们一连在那里监视了四天四夜，未发现“飞贼”光临李宅，也未有其他异样迹象。那四个刑警有些沉不住气，怀疑这个方案行不通，不免口出怨言。但查维垣坚持认为这个方案会有收获的，让部下耐心守伏。第五天中午，监视哨发现邮电局的一名绿衣邮差驾着机器脚踏车往李重远宅邸送了一份电报，便向查维垣报告了。查维垣一下子跳了起来：“这可能是个情况—李老头子不做生意已有多年，子女皆在北平，和他住在一起，谁还给他发电报？别是盗祭天玉牒的那个角儿给他来电报，约定地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查维垣的四个部下都一致同声附和，赞同大队长的分析。查维垣沉思良久，决定派人去邮电局查阅电报底稿。考虑到此举有可能会被北平市警方知晓，为防万一，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派一个姓徐的刚从宁夏省吴忠市警察局调往银川市警察局的刑警（因为其证件仍是吴忠市警察局的）去邮电局查阅电报稿副本，但借口是其他事由，与李重远绝对无关。徐某奉命去邮电局，找到局长，出示了证件，称自己奉派来北平守伏一个当地杀人如麻的惯匪，现下榻于附近一家旅馆，等宁夏方面电告线索，不想久候不至，故来邮电局看看是否错投或者扣压了这份电报。邮电局长听了，二话不说，马上唤来电讯室主任，让把这几天的收电底稿本取来，让徐先生亲自查阅。徐某一查，很快就发现了“草上飘”发给李重远的那份电报，全文如下：货已到手。请在周三上午11时正携“见票即兑”现金支票赴天津吕祖堂门口见面，须本人前来，过时不候。徐某将电报全文默记于心，又翻了一会其他电报稿，佯装失望地告辞而去。查维垣闻报，大喜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好啊，总算熬到头了！”几个人商量缉拿“飞贼”的对策，起初他们想立刻去天津，从天津邮电局的电报底稿上查得“飞贼”的落脚点后即行捉拿，但又考虑到“飞贼”所留的地址十有八九是假的，既查之无效，又要承担泄密的危险，还是不去为好。于是改变初衷，决定先派两人去天津，后天（周三）化装进入吕祖堂，准备缉拿“飞贼”；另外三人则化装跟踪李重远，尾随前往天津，届时5人一齐下手捉拿“飞贼”，不管李重远。查维垣说：“上次在宁夏王守隆小组6人合拿这个‘飞贼’也未能拿下，自个儿倒闹了一死三伤。因此后天下手时大家放机灵点，看看不好可以开枪，不过千万不要打要害部位，要的是活口。”徐某等人异口同声道：“明白！”于是，徐某和刑警老张两人先去天津。这边，查维垣三人又监视了一天多，到星期三清早，见李重远在其侄子李铭婴的陪同下出了门，知道是去火车站。于是他们便叫了洋车直奔前门车站，果然见李重远、李铭婴在候车室里坐着。一会儿，查维垣三人随“二李”上了开往天津的列车。却说刑警徐某、张某两人，上一天已经抵达天津，下榻于距吕祖堂不过一箭之遥的一家旅馆。这天上午，两人化装成讨饭叫花子，身穿破衣烂衫，手里拿着打狗棒、破篮子，来到吕祖堂。这吕祖堂位于天津如意庵大街何家胡同，为清代供奉吕洞宾塑像的道观。康熙58年始建，乾隆、道光年间重修。主要建筑有山门、前殿、后殿、东西厢房和五仙堂。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天津兴起时，著名的乾字团首领曹福田，率团民在此设总坛口，其他首领如张德成、刘呈祥及“红灯照”首领林黑儿等经常到此拜坛议事。因此，吕祖堂乃是天津一处名胜，在当时简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下，徐、张两人在大门内侧的一株大树下，占了一块地盘，从这里望过去，大门外所有人的一举一动皆在视线之中。上午10点半，一辆人力车来到吕祖堂大门口，车子停下，从上面下来一个身穿黑色丝缎长衫、头戴咖啡色礼帽的中高个子。此人右手持一根手杖，左手提着一个黑色牛皮公文包，下车后往四下里东张西望了一阵，拔腿往吕祖堂里面走去。徐某定晴一看，正是和他打过照面的“飞贼”“冯梦南”（徐某参加了王守隆小组缉拿“草上飘”的行动），不禁大喜，连忙向张某递了个眼色。“草上飘”看看手表，约会时间未到，稍一沉思，便迈步跨进大门，往吕祖堂里面走去。他走过徐、张两人面前时，两人极想扑上去捉拿。但想到此人功夫非凡，不是两个人所能对付得了的，便放弃了这个念头。徐某朝同伴打了个暗号，张某便尾随“飞贼”而去。又过了一会，一辆出租汽车载来了李重远、李铭婴两人，他们下车后，看看“草上飘”未露面，只以为人还未到，便走进大门外右侧的一个芦席棚子，坐在桌前，招呼摊主沏了两碗枣花茶，要了一碟西瓜子，喝着茶磕着瓜子，等待“草上飘”露面。这时，查维垣三人坐着人力车也到了。他们装作互不相识，两人坐在门外的小吃摊上品尝小吃，查维垣则来到芦席棚里坐下，就在“二李”旁边那张桌上喝茶。他化装成商人模样，头上戴一顶蓝卡其布便帽，只要他伸手摘下帽子拍两下，就是捉拿“飞贼”的信号。11时差2分，“草上飘”从吕祖堂里走出来，不慌不忙地在外面转了一圈，观察是否有异样情况。他认为一切均正常，这才走进芦席棚子。李铭婴早就盯着“草上飘”了，见他进来连忙站起来，连连点头，笑道：“曾先生好哇！”“草上飘”点点头，不慌不忙走到李重远面前：“李先生您老很准时啊！”李重远笑道：“这等大事，怎敢不准时！”说话间，“草上飘”在“二李”面前坐下，那个黑皮包就放在桌上。李铭婴见李重远眼不错珠地盯着黑皮包，便问道：“曾先生把货带来了？”“草上飘”缓缓点头，淡淡一笑道：“自然带来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乃是道上的规矩，曾某怎敢违勃！”李重远听出“草上飘”话中有话，连忙说：“支票，老夫已经带来了。”“是‘见票即兑’的现金支票吗？”“不错。”“哪家银行？”“通商银行。”李重远说着，拿出支票亮了亮：“请曾先生看准了，是这个数吧？“是这个数。”“草上飘”转了转眼珠子，“不过，这要烦请李先生陪同曾某去一趟银行，把钱取出来，就取纸币好了。”李重远一辈子经商，经验异常丰富，当下笑道：“曾先生是疑这支票有问题吧？没关系，老夫陪你走一趟也好。不过，在去之前，老夫有个小小的要求……”“请说！”“老夫想见识一下你的货。”“这个自然可以。”“草上飘”转了转眼珠子，伸手去取黑皮包。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令“飞贼”和“二李”都意想不到的事—芦席棚子的一角突然“哗啦”一声塌了下来！好端端的芦席棚子怎么会突然塌下来呢？这是追缉“草上飘”的刑警做的手脚。原来，“草上飘”一进芦席棚子，坐在棚里的查维垣就发出信号，让四个刑警把棚子包围起来。但他不敢贸然下达行动命令，因为“草上飘”实在太厉害了，稍有不慎便会被他脚底抹油逃之夭夭。查维垣伸手怀里摸着手枪枪柄，却又不敢掏出来。他睁大眼睛注视着“草上飘”，恨不得撒出一张大网把这个武功卓绝的“飞贼”兜住。就在这时，查维垣头脑里由网联想到眼前这个芦席棚子，倏地闪过一个念头：何不设法把这个棚棚搞塌掉，将“飞贼”压住，看他还如何“飞”？！查维垣主意打定，走到刑警老张面前，佯装施舍，悄言吩咐：“把那棚子一角搞塌！”吃刑侦饭的都是鬼精灵，张某一听就明白上司要的是什么心眼，马上去附近检了一截绳子，大约有三、四托长，拉拉还算结实一，便悄悄踅上前去把芦席棚子一角的那根柱子拴住，然后把绳子放开去。查维垣见张某已经做好准备工作，走过去和他一起扯住绳子，猛力一拉。那芦席棚子的柱子不过臂膊粗细，浅埋在沙土里，哪里经得住两条西北大汉的恶拉，立时倾倒。说时迟，那时快，随着“哗啦”一声响，一阵尘土升腾而起，棚子一角倾倒下来，把“草上飘”、“二李”兜头盖脑压住！查维垣伸手摘下帽子拍了两下，大叫：“救人啊！”话音未落，他已如离弦之箭般地直扑过去，双手抓住从芦席下伸出来的一条腿（他已认准“草上飘”穿的衣裤），用力往外扯。那“草上飘”冷不防被塌棚之故搞得有些发懵，听见外面叫“救人”，只道真是救人，一边被查维垣往外拉，一边闷声闷气地吃喝：“他妈的轻点儿，把老子脸都划破了！”说话间，“草上飘”的一条胳膊已经露了出来，徐某和另一名刑警已经猛扑上去，把一副大号的白铜手铐扣住了他的手腕。“草上飘”意识到不好，正待挣扎，双脚已被体重达185市斤且多年习练武术、颇有膂力的查维垣牢牢压住。张某和另一名刑警扑上去抓住“草上飘”的另一条胳膊，死命掀住，扣上了另一个手铐圈儿。“拉出来！”查维垣一声大喝，拔出了手枪。四名刑警把“草上飘”从倒塌的芦席棚下拉出来，仰面朝天扔在地上。“草上飘”眨着眼睛，目光在五名刑警脸上移动，问道：“何方朋友跟我过不去？”“我们是银川警察局的！”“草上飘”长叹一口气：“唉—栽了！栽了！马鸿逵这个龟孙儿果然动不得，手好长哇，一下子就伸到天津卫来了！”这时，李铭婴从塌棚下挣扎出来，见状目瞪口呆，愣了一愣才想着去拉李重远。老头子出来一看“草上飘”已被铐上，惊得双手乱颤：“这……这……这是怎么回事？”查维垣喝道：“姓李的，你滚一边去！这会儿没空和你锣嗦，不过跑不了你的，你就等着进局子吧！”当下，查维垣和两名刑警掀开芦席、竹杆，在一片狼籍的桌上找到了那个刚拉开拉链的黑皮包，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个沉甸甸的黑色木匣。查维垣揭开木匣盖子，定晴一看：啊！！——里面只有一根祭天玉牒！七查维垣毕竟是老刑警，经验丰富，当下立刻合上匣盖，声色不露地装入黑皮包。转脸四顾，见不远处有一座戏台，便一摆手枪，让围观人群闪出一条胡同，吩咐把“草上飘”押过来，来到戏台后面，轻声问道：“你把还有7根玉牒放在何处？”“草上飘”笑道：“这个，老子自然不会松口！否则，真是枉称江湖上的一条好汉了！”“你既是好汉，自然会体谅我们这几位弟兄的苦衷。朋友，你想想吧，为了找到你，我们花了多少心血和精力哪！”“人各有志！你们有你们的苦衷，我有我的苦衷，你知道我为这几根玩意儿，花费了多少心血和精力哪！”查维垣见谈不下去，就命令部下抄身。“草上飘”身上自然没藏着祭天玉蝶，只找到一些钞票、一张英租界“如意旅社”的住宿证。查维垣望着住宿证，沉思良久，说：“都是精灵子，你不说，我也知道了—还有7根玉牒，你放在旅馆里，对不对？”“嘿嘿，你们不怕麻烦，可以去旅馆搜一搜嘛！”“这个，何消好汉吩咐？”查维垣一摆手，“叫辆车来，载着他去‘如意旅社，！”警察和偷儿挤在一辆破旧的出租汽车里，来到了英租界“如意旅社”。一问帐房间，得知“草上飘”独自居住在一个单间里，于是命令茶役把门打开。进去搜了不多会儿，便从枕头里搜到了那7根祭天玉牒。查维垣拿着玉牒，得意洋洋地狞笑道：“你枉称‘好汉’两字，一点都不聪明。这瞒不过藏不掉的事情，何苦自作聪明隐藏起来呢？须知你为了这点小聪明，押回宁夏后要吃多少苦头！”“草上飘”显得很镇定：“听天由命吧！”查维垣五人刚要押着“草上飘”离开“如意旅社”，忽然听见外面传来凄厉的警报声。查维垣一怔：“这是怎么的？”话音甫落，只听得旅馆门外传来刺耳的汽车刹车声，跟着就是一阵凌乱而急促的脚步声，十来个手持短枪的英租界巡捕房的中外巡捕出现在房门口：“不许动！”查维垣一看是巡捕，松了一口气：“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我们是宁夏省的警察，来贵市缉拿在宁夏犯了重大杀人、盗窃罪行的江洋大盗，就是他——”说着指了指“草上飘”。为首的是个高鼻碧眼的英国巡捕，竟能说一口带京腔的国语：“你们是宁夏省的警察？”“不错！请看‘派司’！”那英捕看了“派司”，又看了看一旁的“草上飘”，说：“你们违反英租界的规定，擅自人租界逮捕人犯，这是违反法规的行为。根据一规定，全部拘留！”说着摆摆手，下令：“统统带走！”后来查维垣回忆此事时说到，他虽然是个老刑警，却从未去过有租界的城市如上海、天津、青岛等地办过案子，根本不知道“租界如同外国”，拘捕人犯必须先同租界巡捕房联系，由巡捕房出面捉拿，然后再由华界警方“引渡”。像他们这次到天津来办案，在吕祖堂可以抓人（吕祖堂属华界），但是不能把抓的人押进英租界，否则就算违犯了英租界的法律。他们先前押着“草上飘”进旅馆时，帐房已起疑，看看他们不象是英捕房的，便悄悄向英租界刑事部打电话告密，于是有了眼前这一幕。当天，查维垣几个还想分辨，早被巡捕一拥而上两个对一个揪住，搜去手枪，大概看在“同行”面上，还算客气，未上手铐，连同“草上飘”一起押了就走。英捕房把查维垣几人带到那里后，关进留置室，说会通知天津市警察局来处理的。五人等了半天一夜不见动静，寻思这样等下去恐怕没个底。于是写了一封信，以10元大洋买通了一个印度看守，请他火速送往天津市警察局。信送出后半天，查维垣五人被英捕房释放，由天津市警察局的一位科长来接他们。查维垣自然想到“飞贼”和祭天玉牒，请那位科长和英租界交涉，要求“引渡”人犯，转交赃物。那位科长和英国人一谈，接待他的英捕房刑事部侦探长连连摇头，大叹苦经：“得了吧，别提那个犯人了，他会‘飞’，进来的当天晚上就‘飞’走了！这还不算，他竟还有本领潜入刑事部督察长办公室，从保险箱中把封存的赃物——就是你们所说的祭天玉蝶悉数盗走了！”这一席话语大大出乎查维垣的意料之外，作为一个老刑警，他极善思考，遇事往往会从几个方面予以考虑，在这件事上虽然考虑过几个结果，但从未想到会有这么一个结果。他对此表示怀疑，认为是英国佬设计的一个圈套，目的是想占有那稀世珍宝。无独有偶，天津市警察局的那个科长也是这么想的。这位科长倒颇有些爱国意识，认为祭天玉牒是国宝，决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流落到外国人手里去，于是他要求对方作详尽的介绍并提供有关证据。英捕房侦探长因他们平时办案子依靠天津市警察局的地方很多，所以对这位科长比较客气，就按他的要求，对“草上飘”的脱逃情况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草上飘”被带到英捕房后，刑事部安排一名英国巡捕、一名中国巡捕对他进行了审讯。那两个审讯者起初不知祭天玉牒的价值，拿着当惊堂木拍桌子，喝问“草上飘”犯了什么案了。“草上飘”可能知道英捕房的西式刑罚极为厉害，到这个当儿不敢充好汉了，对自己的犯罪情况作了如实招供，只是未提拒捕时打死打伤宁夏警察的事，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拒捕给警方造成了什么影响。两个巡捕一听，方才知道这果真是个大案，于是马上拿着审讯笔录和祭天玉牒去向刑事部督察长报告。督察长看了审讯笔录，把那8根祭天玉牒轮番拿在手里，翻来复去看了又看，一边摇头，一边自言自语：“这样8根玉石，竟要值10万大洋，真是不可思议！”督察长意识到这个案件非同小可，当下便把祭天玉牒锁在自己办公室的保险箱里，又吩咐把“草上飘”作为特大重案要犯收押于大牢内。这样，“草上飘”被砸上一副24市斤重的铁镣，双手扣上手铐，关押于单人牢房内。英捕房的单人牢房位于督察长办公室那排房屋的后面，是一幢平房，与督察长办公室这幢楼房仅隔一堵高墙。单人牢房专囚三种人犯：一是江洋大盗、杀人凶犯；二是重大政治犯；三是女犯。当时的江洋大盗都知道租界巡捕房破案率高，且比较难通关节做手脚，所以一般都不在租界作案，所以落网者较少；政治犯即中共地下党被捕者，由于当时天津是北方地区中共活动的中心，所以时常有人被捕，但这类人员一被捕即被国民党方面“引渡”，一般只关一二天；女性犯罪历来比男性少，租界内女性犯罪而又落网者更少。鉴于上述三条，所以英捕房单人牢房一般总是“十室九空”。“草上飘”被关进单人牢房时，28间牢房只关了6名人犯。由于“草上飘”是督察长亲自下令严加看守的人犯，所以看守把他关在西侧那排牢房中，那里的墙壁厚、屋顶坚，又都是铁栅栏门（东侧牢房是木栅栏），有史以来从未逃跑过犯人。这还不算，看守长还指定一个姓羊的看守专门负责看住“草上飘”。“草上飘”进牢房后，躺在地铺上睡了片刻，醒来已是薄暮时分。当时巡捕房的规矩一般是不搜掉犯人身上的现钞的，由其自己保管。“草上飘”身上有钱钞，于是拿出一些来要看守去买些酒菜来。这于看守来说是一项赚钱营生，况且犯人喝了酒容易醉倒，不会越狱，所以是一件何乐而不为之事。看守给“草上飘”购来酒菜后，“草上飘”给了他一份，看守怀疑这个要犯是想诱他喝醉了好图谋不轨，所以坚辞不受。“草上飘”也不勉强，一个人吃喝了一会，便倒头睡了。看守担心会出差错，拿了张椅子坐在“草上飘”牢房前的走廊里，泡了壶茶喝着。“草上飘”一觉睡到午夜过后，醒了，看守只听得被窝里“叮叮当当”乱响，也没在意，哪里知道“草上飘”是在施“缩骨法”卸脱镣铐。过了一会，“草上飘”说口渴，见看守有茶，便索要，看守就倒了一碗递给他。哪知就在看守挨近铁栅栏门的时候，“草上飘”突然从铁栅栏之间伸出一根筷子，闪电似地冲看守头部的一个穴位点戳了一下。据羊看守后来说，当时他只觉得眼前一阵漆黑，黑暗中似有金星成顺时针方向乱转，接着人就软瘫下来，他想叫喊，但怎么也叫不出来，迷迷糊糊觉得有只手在掏他腰间拴着的钥匙，接着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草上飘”用看守的钥匙打开了牢门，然后把看守抱进牢房，放在地铺上，用被子盖住，最后把门锁上。单人牢房和外面相通的那道铁门是全封闭的，门上装有三道机关锁，只有从外面方能打开。看守在里面值勤，一进去不到换班无法出来，等于也在吃官司。所以，“草上飘”逃出牢房并不等于已经获得自由，他还要离开监区，离开巡捕房，方算越狱成功。但是，这对于“草上飘”这样的轻功高手来说，似乎并不算是一桩难事。事后现场勘查得知，他施展飞檐走壁的绝技“走”上监区墙头，从墙头跃上督察长办公室的房顶，揭开瓦片，潜入督察长办公室，盗走了他认为应当属于自己的祭天玉牒，然后离开了英捕房。英捕房侦探长介绍完上述情况后，应天津市警察局那位科长的要求，出示了“草上飘”的口供记录（后来交给天津警方转宁夏警方了）、越狱和作案现场的勘查资料（照片、证词、平面图、技术鉴定书等）于是，那位科长和查维垣接受了这个说法。查维垣寻思不能就此罢休，还得侦查下去，此事既已被天津市警察局知道，索性请他们帮忙。于是，他随那位科长去拜访了天津市警察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沈百钟，一说情况，沈大队长答应帮忙，但说不要寄予希望，“飞贼”肯定已经销声匿迹，不会在天津地面露面了。果然，天津警方调查了半个月，毫无线索。而英租界巡捕房也在调查“草上飘”，同样没有查到什么。这样，查维垣只得考虑打道回府，马鸿逵规定的期限早已过去，既然作为警察局主官的孟兰诚的吃饭家伙没有搬家，他的脑袋一般说来也是能够保住的。但是，总要有个交代，查维垣便把托词定在天津英租界巡捕房身上。他请天津市警察局那位科长出面邀请英租界巡捕房刑事部的侦探长吃了一顿饭，把上次出示过的有关供词、照片等复制了一份，带回银川去向孟兰诚交差。孟兰诚这段日子没少挨马鸿逵的催逼，见查维垣回来，先是欢喜，后来一听结果，吓得打了个哆嗦，连声道：“这咋办？这咋办？”查维垣让他不必着急，把事情往英国佬身上推就是了。孟兰诚想想别无选择，于是拉着查维垣一起去见马鸿逵。马鸿逵听查维垣如此这般一报告，又看了带去的供词、照片等，果然没有责怪孟、查，只是破口大骂英国佬，临末又让银川市警察局行文天津、北平警方，要求协助查缉“飞贼”。这当然是空使劲，没有起到任何作用。“飞贼”曾逸飞就这样失踪了，从此不再露面。直到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石家庄日本宪兵队抓住了一名中国“飞贼”。消息传到北平，北平日本特务机关机关长丰田奉文怀疑此人可能就是失踪的“草上飘”曾逸飞，马上想起几年前轰动北方的“西北第一盗案”，他想把祭天玉牒弄到日本去，于是马上派外勤科长犬养宏毅带了两名日本特务押着一个认识“草上飘”的中国小偷连夜赴石家庄，想从“草上飘”口中挖出有关线索。但是，他们晚了一步，被捕的“飞贼”在几小时前已被石家庄宪兵队处决。犬养宏毅还是带小偷去刑场辨认，小偷说是“草上飘”。于是摄下照片，回北平向丰田奉文复命。据查维垣回忆，抗战胜利后他曾专程去石家庄查阅日本宪兵队留下的有关1938年“飞贼案”的卷宗，从案犯照片看，被处决的的确是“草上飘”。而“草上飘”在宪兵队的供词中，没有涉及到祭天玉牒。因此，“西北第一盗案”的赃物的下落，成了一个千古难解之谜。--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