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高小宝，一个被誉为“庆阳鲁迅”名人记忆中的故乡

发布时间：2021年2月7日责任编辑：刘小强来源：网易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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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名诗人高凯

寻找高小宝

高凯

高凯：国内着名诗人，甘肃作家协会副主席，甘肃省文学院院长。

我找不到那个高小宝了。

我就是高小宝，高小宝是我上小学时的曾用名。因为小时候几乎没有照过相，没有看见自己长什么模样，面对一张模糊不清的小学毕业全班合影，我竟然认不出我的高小宝。

过年前，河北教育出版社责编孙卓然发微信说，即将由她们社出版的自传体中篇随笔《高小宝的熊时代》单行本，按照体例书中需要用我几张小时候的照片，这可给我出了一个难题——我们那时候的人哪里有钱照相呀，我既找不到一张儿时的照片，也在仅有的一张小学毕业合影里找不到我；儿时好像单独照过一两次相的，但一张照片也找不到了；小学毕业合影也没有存下来，求助几个小学同学发来几张，但谁也不认识哪个是我，我也不认识哪个是我自己，更不知道那张合影里究竟有我还是没有我，通过人找照片和通过照片都无法辨认，高小宝好像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似的，突然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

人已经长大了，不用找了。但是，不认识高小宝，怎么能找到高小宝的照片呢？活了大半辈子，这还是一个没有遇到过的问题。

小时候，照相机很罕见，能看一眼照相机都很困难，更不要说被照相机咔嚓咔嚓看几眼了。不过，记忆中我还是有过一两次照相，似乎是在我家的庄子上面，长大以后还见过那张照片呢，照片里不仅是我一个人。我绝对不会记错的，因为我对自己小时候的长相比较清晰的印象就来自这张照片。那时候就十岁左右吧，似乎正上小学，长得很丑，衣服脏兮兮的。几年来，我做梦都想找到这张照片。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小县城的街道上只有一个照相馆，里面有一台长腿的站式照相机和一个手握式海鸥照相机。照相师是一个女同学的父亲，因为长得很胖，又因为姓姚，我们都叫他姚胖子。

那时候，我和几个小伙伴经常去照相馆，但我们不是去照相，而是去看照相。在我们小孩子的眼里，姚胖子是一个神秘的人物，其神秘之处在于他照相的整个过程神秘兮兮的——把照相的人安排在一个风光布景前面乖乖地坐下之后，姚胖子就用一块里黑外红的厚布把自己的头蒙起来，但他好像什么也能看见，对被照的人一会说把头抬起来，一会儿又说把头低一下，一会说向左一点，一会儿又说向右一点，然后又说笑一笑，又说眼睛向前看；摆布好大一会之后，姚胖子如果把一只手举起来并把手里的一个什么东西使劲一捏，照相机前面一个灯哗啦一闪，就是照完了。姚胖子当然捏的是快门，但这是后来我们才知道的。因为只记住了姚胖子那神秘的一捏，我们一直把照相叫捏相，以至于很长时间把摄影也叫“捏影”。

上小学时，姚胖子只给我们捏过一次毕业照，但那还是他上门服务的，不是在他的照相馆而是在我们的学校门口。直到中学毕业，照了一张全班合影之后，我们几个好朋友又相约去了姚胖子照相馆，让姚胖子那样摆布了一番捏了一下。这些照片我今天还存着呢。到了这个年龄，我们的长相已经基本定型，和现在的模样出入不大，照片里的自己当然能认识。

照相的过程是神秘的，薄薄的照片居然也神秘莫测，比如照片里的高小宝，似乎一直在和我捉迷藏呢。虽然没有小时候的照片，但自己小时候肯定是见过自己的。

起码，我在镜子中就见过我自己。那时候，家里只有一个小圆镜子，专供母亲、姐姐和妹妹们使用，我当然也得空抢到手仔细照过自己。只是男孩子爱照镜子是要被耻笑的，所以我也只是偷偷地照过镜子而已。

不过，我有自己特殊的镜子。在《高小宝的熊时代》里，我写到了与几个姊妹下沟抬水的事情。我想说的是，那眼明静的泉水就是我的镜子，那只舀满泉水抬在肩上的水桶就是我的镜子，乃至家里最后盛满泉水的那个大水缸就是我的镜子。在沟底的泉水边，舀水之前我都要在泉水里先看看自己的，然后用一个大马勺把泉水中的自己舀到水桶里。满满的水桶抬回家在水缸里又形成一个更大的镜子。不仅是我在水缸里照自己，当小圆镜被姐姐们霸占的时候，母亲也小心翼翼地照着水缸梳头呢。

懵懂之时，我甚至在地上尿过尿照过自己呢，但是懂事以后知道这是一句骂人的话后，我再也没有给自己尿过“尿镜子”。我清楚地记得，当哪一个同学犯了没有自知之明的错误时，一个老师就会恶狠狠地骂我们:“你去尿一泡尿把自己照照！”老师有时候也充当反面教材，这个老师的这句羞辱性的口头禅，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羞耻。我一直想告诉那个老师:我有镜子和泉水镜子，而且我在一泡尿中和在一个泉水镜子中看到的自己的模样是一模一样的。

镜子、水镜子和尿镜子给我的都是倒影，都没有给我留下一个长相，当然就没有让我记住高小宝的模样。看来，包括我在内，这个世界上现在恐怕没有能指认出那个叫高小宝的人了。而我，除非返老还童自己去寻找自己。

我必须把高小宝找到。

大年初四，因参加一个重要的诗歌活动，我回到了故乡庆阳。活动结束后，我又把杨峰峰、段克清、白明、苟逢春和胡相生等几个经常来往的小学同学约到了一起，希望大家帮我把高小宝从那张小学毕业合影里找出来，而且当场还利用微信联系了窦觉勇、韩华宁等几个不在场的小学同学进行了辨认，还是没有找出高小宝。听白明说，他记得那一天我没有照相，令我更加悲催。至于我的其它照片，又问了豆霞、豆燕还是没有一个线索。无奈，本打算去西安暖几天蝠斋的我，初八日又临时动意请白明和苟逢春开车把我送到了我们共同的出生地合水县西华池镇。上路后，我又给原来在合水三中代过课而三十七年没有见面的学生李富昌发了一个微信，希望他在我回家的必经之地他的家乡铁李川等我一下，顺便带我看看他的家乡，然后一起再去县城。此前，我在微信里发现，李富昌爱好摄影，拍的合水县风光照片很美，我希望他跟我去给我照几张照片。让我高兴的是，李富昌不但自己来了，还带来了被他称作“摄影大师”的合水三中同学张超。李富昌不会开车，张超也是给他开车的。

西华池镇政府就在合水县城，而我们闫家洼村就是县城的一部分。在县城吃中午饭时，李富昌不但又约来了几个合水三中的同学，还请来了他的父亲陪我。他的父亲是他们的老师也是我的同事，三十七年没有见了，自然是分外亲切热络。酒饱饭足后，与大家合影留念，送走了白明和苟逢春，我暂时告别了诸位，马不停蹄约上快八十岁的大姐、快六十岁的三姐和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外甥，先去给已经九十岁的姑姑拜年。我的另一个目的当然是寻找高小宝的照片。在姑姑家，六十多岁的表哥买锁和我轮番翻遍了一个相册，还是没有找到一张与高小宝有关的照片。从小就学照相的花锁表哥，虽然凑巧不在家里，但此前已经问过了，也是没有高小宝的照片。买锁和花锁两个表哥，都是小时候的伙伴，花锁还给我照过相呢，怎么会没有我的照片呢？也难怪，其实他们连自己小时候的照片也没有了，没有我的照片当然也就没有他们的照片。看着高寿但却卧病在床的姑姑，我突然觉得一张照片对于一个人是很重要的，于是我提议大家围着炕上的姑姑坐着照了一张合影。

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大家都记得小时候的高小宝长什么模样，记忆中都存放着一个高小宝的底片，只是他们谁也无法给我冲洗出一张照片来。不过，还是有收获的，因为我又见到了一张我出生前母亲与六个兄弟姊妹的合影和一张奶奶一个人的照片。奶奶的这张照片离我太遥远，但母亲与我前面六个兄弟姊妹的照片就离我很近了，因为在我们兄弟姊妹八个中，我是老七，照片里最小的老六看上去已经有三四岁，而后来我比这个排行老六的姐姐只小了两岁。也就是说，照片里虽然没有我，但我可能已经在母亲的肚子里了。我想，如果我出生，下一张一家人的合影里肯定会有我的。再说，这张照片里也没有父亲呀，照相时父亲肯定不在家里。最让我惊喜的是，这张照片就是在姚胖子的照相馆里照的，因为照片后面的风光布景和我后来在姚胖子照相馆看到的那幅一模一样。发现这张照片之后，我以为自己与高小宝越来越近了。其实不然，一张照片与另一张照片之间不知隔着多么苍茫的距离。我真的太天真了。

如果找不到高小宝的照片，只好给我拍照片了，我毕竟就是高小宝，不能白跑一趟的，必须给《高小宝的熊时代》准备一些能用的图片。第二天，我带着两个约定的摄影家张超和李富昌回到了童年的场景之中，我希望通过重访故地，倒叙着找到高小宝，哪怕是看看他的背影，然后让摄影家把他拍下来。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只是希望通过一次场景的补拍找到一些童年的记忆而已。幸亏我的童心还在，那就让童心在照片里绽放一次吧。听李富昌说，张超的人像拍得非常不错，在合水大名鼎鼎，已经在县城开了一个很牛的照相馆。看来，我们是有缘分的，约他们与我一同寻找高小宝，他们似乎比我还高兴。二人的加入，不仅令我感动，还让我心里踏实。而且，因为职业和爱好的因素，他们似乎比我还知道一张老照片对于我这样一个返乡游子的重要性。

在我看来，高小宝的出生地不只是闫家洼村，还应该包括他的两个母校——西华池小学和合水一中，因为这一小一大两所学校从当初建校到后来的发展扩建所征用的土地都是闫家洼村人赖以生存的庄稼地，所以一直与闫家洼地连着地根连着根，彼此只有一墙之隔。我忽然发现，小小的闫家洼村是很伟大的，她不仅仅生养了高小宝，还为高小宝生养了两所学校。

本来，我想先去闫家洼村，然后依次去西华池小学和合水一中，但张超把车突然停在了合水一中大门口，而下车后我又碰见了闫家洼村的一个人，所以打过招呼后我就直接进了合水一中。进门时我当然被门卫挡住了，当我说自己曾经在这里上过学教过书而李富昌又赶紧报上我的名字时，门卫不仅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微笑，还主动打开了移动伸缩式栏杆门。虽然还在假期，但校园里还是有零星的学生，应该是备战高考的高三学生吧。学校变化很大，已经面目全非。但对于我，却十分沮丧，因为在校园里转了一圈我只看到了一个铁钟与我似曾相识。我在这里不仅上过中学，毕业后在张超、李富昌所在的合水三中当过一段时间教师之后在这里还教过一段时间的书，所以我不但听过那个铁钟还敲过那个铁钟，把它称作我的心灵之钟一点也不矫情。那个一身沧桑的铁钟，因为被象征性地挂在一个高高的大柏树上，我试图拉了几次垂手可得的铁绳子也没有把它敲响。学校也可能是不允许人去乱敲的吧，发号施令的铁钟是一个学校秩序的象征，所以才挂那么高。而且，今天的学校肯定有今天的钟声。不知道是怎样的一种声音呀，我真想听一听。

站在校园里，我不由地想起那些可敬的老师们，而我最想的当然是几位语文老师。其实，年前因为到长庆油田采访我曾经回来过一次合水，虽然没有来合水一中，但我却把已经定居在西峰且已经八十多岁的初中语文老师姚生奇和同样八十多岁的高中语文老师赵鸿藻都请到合水县宾馆聚了一次。赵鸿藻还当过合水一中校长。这两位语文老师，还有一位已经去世的初中语文老师丑自勤，接力培养了我的作文兴趣，过去对我爱惜有加，应该是我的文学启蒙导师。对于我，他们就像合水一中的那一个厚重古老的铁钟，仍然挂在我的记忆里并且在我的心灵深处当当当地回响着。

高小宝不在闫家洼村就在西华池小学，因为高小宝这个名字在上西华池小学时才出现，此前高小宝只有一个奶声奶气的奶名——宝娃，到合水一中上初一时又改成了现在这个名字。

到了闫家洼，被几孔黑眼窝似的窑洞注视着走近我住过的那个黄土庄子，我的心情是特别悲伤的，一个遍地荒草、垃圾和瓦砾的衰败场面并不怎么令人凄然，家园被几个贪图小利的败家子哥哥变更了产权的事实才让我心如刀割。那一刻，我再一次真切地体会到了突然被一只手连根拔掉的那种绝望。所以，任由两个摄影师摆拍了一番，我眼含泪花逃也似的匆匆离去。我甚至在心里发誓，这个地方我从此不会再踏入一步。这里虽然是一个让许多人因为城市改造而一夜暴富的拆迁现场，但对于我却是一个埋葬了童年所有美好的墓地。我想，高小宝绝对不会在这里等待一个为了寻找他而失魂落魄的人。

我找的高小宝应该在西华池小学。运气真好，西华池小学的门卫竟然是闫家洼的村民邵三平。他比我大四五岁，小时候我们还在一起玩过呢。长大后，我跳出农门离开了闫家洼，而他一直被闫家洼拽住了，年轻力壮时还当过几年村长。

我在合水一中没有敲响的钟在西华池小学敲响了。在空寂的校园转了两圈，我发现挂在一棵小松树上的铁钟后，邵三平把一个敲钟用的铁棒拿出来让我敲。其实，这不是一个钟，只是一个废弃的车鼓轮而被当做钟来重用罢了。这个钟好像还在使用，因为挂得不高，一个大人刚好能够着，而且也没有生锈，还闪动着钢铁那种铮铮的光亮。我当然不客气地敲了起来，一开始的几下是随意敲的，后来几下我是认真敲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钟声的意思当然只有我知道。在这里，我显然已经是一个爷爷级别的老人，但我还是希望做一个烂漫天真的孩子。

交谈中，邵三平突然问我记得那一棵楸树吗，我说不记得了，没有等我表示有没有兴趣去看，他就兴致勃勃地把我领到一棵高大的楸树下面。邵三平肯定地说，你肯定记得，这棵树在这里已经长了六七十年了，那时候我们一个小孩就能抱住它，而现在我们两三个大人也抱不住它了。我想不起它，但希望它能想起我。好大的一棵楸树呀，我试着抱了一下，因为胳膊太短远远没有抱住。我希望它抱一抱我，但它没有抱我，它的胳膊太高了。这的确是一棵笔直的树，令我顿生敬意。我忽然想，教人用笔写字的校园里长出来的树都应该是笔直的吧？那时候上课时，老师天天要求我们坐起来，听课、写字必须把腰挺得笔直笔直的。我想，“笔直”这个形容词的来历肯定与笔有关。而且，树不一定是直的，但笔肯定是直的。

与合水一中一样，西华池小学的变化也是巨大的，旧校舍一个也没有了，全部都是漂亮的楼房。我当然非常高兴，不过不是因为学校的变化，而是因为我不但看见了一棵与高小宝一起成长过的楸树，我还敲响了高小宝的大铁钟，在钟声里我看见了跑来又跑去的高小宝。

我一直记着西华池小学，不知道西华池小学是否记着我。临走我问邵三平，学校是否保存着1975年以前的学生档案，他当场不知用电话问了一个什么人，反馈的信息是没有了。这让我十分伤感。我甚至心里问自己:那么你高小宝还在这里吗？害怕西华池小学不知道高小宝存在过，我忍不住告诉邵三平，小学三年级《道德与法治》课本里有一首题为《女孩》的诗歌就是我写的。我当然不只是在炫耀，而是要让他开学后告诉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有一个叫高小宝的闫家洼孩子曾经是这里的一个学生，而他长大后写的诗歌就在你们的课本里。走出校门，我又想起还应该告诉邵三平几件事呢：我的代表作《村小:生字课》还被选入两本大学儿童文学教材呢，诗的灵感就来自西华池小学；重庆出版社“中国最美童诗”丛书即将出版我的童诗绘本《童年书》……而且，这次回来寻找高小宝又是为了我的第一部自传体随笔《高小宝的熊时代》单行本的出版拍摄照片，而随笔中很多地方都写到西华池小学呢。其中最精彩的一节，就是高小宝和闫家洼的几个同学因为偷偷批改了同学们的作文本而被班主任严厉体罚的事情。也许，老师就是用一种“苦肉计”、“激将法”将我早早送上了一条成长之路。那么，我就是一只叫喳喳的喜鹊，飞回来给高小宝报喜的。试想，如果我不报喜，老师和学生恐怕不会相信课本里的诗歌就是高小宝的杰作，更不会相信西华池小学给了高小宝那么多的诗歌灵感。

不用问，若果高小宝当初就知道自己会满载而归的话，肯定早就满校园奔跑着大声嚷嚷呢！

见我急着走，张超约我当天下午就到他的照相馆挑照片。张超的照相馆的确不俗，叫蒙娜丽莎影楼，比从前姚胖子的那个照相馆气派多了。合水县照相馆的巨大变迁，应该是合水县城四十多年来社会进步的一个缩影，而其从黑白到彩色变幻的全部时光，都被我和高小宝见证和穿越。姚胖子和张超无疑都持有各自时代的影像底片。我当然对二位时光记录者都心存感谢和敬意。

我虽然没有找到高小宝的照片，但却有了许多高小宝出生地的照片，两个摄影家跟着我分别给我抓拍或摆拍了一百多张照片，不仅让我拾起了许多丢失的记忆，还让我拥有了一份珍贵的资料。张超拍的照片，对我内心瞬间情感的捕捉尤其让我感到慰藉。临走，心细的张超把自己拍的那些照片给我按照次序装进了一个印制精美的《照片档案》，叮咛我一定把内页的《照片档案总说明》写一下。我赶紧应诺了，但回到西安蝠斋之后我没有马上去写《照片档案总说明》，而是急切地写出了这篇题为《寻找高小宝》的随笔。我只有一个目的，即把它作为《高小宝的熊时代》的补充部分收入单行本。当然，作为《照片档案》的说明文字也未尝不可。

为了寻找高小宝，被我动员起来的人，既有我的兄弟姊妹，又有我的亲戚六人；既有我的发小同学，又有过去的学生，可以说是兴师动众了，令我深感不安，心生温暖而又怀抱歉疚。所以，我把每一个人的名字都点到了，而且都是上小学时就使用的名字，我想让曾经见过高小宝的人都真实地浮现出来，让高小宝与每一个人也同时相认。只有如此，我才能告诉读者高小宝一个完整的故事，才能安妥一个业已失去的童年。

至于高小宝的模样，大家只能一边读《高小宝的熊时代》一边自己去想象了，哪怕把他想象成一个丑猪八戒。

不用想象了，熊时代的高小宝长得其实就像一个憨墩墩的小黑熊。

2020年2月18日于西安蝠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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