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民国佛教的革新和改良运动

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是中国社 会急剧动荡不安的岁月，正当各种宗教进入复苏成长阶段的时期，中国 社会本身也进入一个新阶段。一方面，二次革命、护国护法运动显示了 辛亥革命的激流余波；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和国民革命又直接启导了 现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其间，五卅运动和抗战爆发将现代中国的民族解 放运动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峰巅，而国共两党的斗争又使得这一阶段 显示出错综复杂的景象。明清以来中国传统宗教如佛教、道教等整体上 日趋衰落，至民国时代由于帝制崩解而出现一些复兴的气象。外国宗教 如天主教和基督教在鸦片战争后由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受条约中保教 条款的支持而发展甚快。尽管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使基督宗教受到较 大挫折，但《辛丑条约》的巨额赔款又让其迅速恢复元气，在民国年间获 得跳跃性的发展。整的说来，民国时期，中国社会逐渐由半封建半殖民 地社会向现代新社会过渡，各种宗教也因摆脱了封建专制的桎梏而在民 国社会中开拓出新的局面。尤其在辛亥革命后至二三十年代，各宗教为 了适应新形势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革。其具体表现为宗教团体和组 织纷纷建立，宗教思想和活动比较活跃，宣教事业蓬勃发展，宗教和政府、社会之间的互动明显加强。第一节民国初期的佛教复兴民国佛教复兴发源于清末名居士杨文会，其所创金陵刻经处并在该 处所设祗洹精舍和佛学研究会等，均开近代学佛之新风，培养了一批佛 学人才，如欧阳渐、释太虚等是其中最为杰出者，在民国年间佛教的复兴 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杨文会在当时对维新变法运动十分同情和 支持，认为“佛教济世之方”可与“世间法相辅而行”。著名维新人物如谭 嗣同、梁启超、陈三立、汪康年等均与之相过从，且受其佛学影响。在辛 亥革命前夕积极宣传革命思想的章太炎也深受杨文会佛学思想之影响。一、革命思想浸入佛教杨文会可称是晚清最早把革新思想输入佛教的先师，而积极用佛教 宣传革命思想并投身革命运动的，有两个人物值得铭记，一个是章太炎， 一个是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僧人宗仰法师。其他较为引人注目的革命僧 还有华山、栖云、亚髡、铁岩、玉皇等法师，他们都在辛亥革命中立过不朽 的功勋。因而，这些具有革命思想的僧人对民国佛教的开创新局面也有 某种特别的贡献。故有评价说:“这些人物都是开风气之先、创一代楷模 的，他们掀开了近代佛教史，也直接地诱导出（民国）开国期间佛教徒轰 轰烈烈的行为，于国于教，倶有其贡献。” ?(一）章太炎以佛教鼓铸革命道德1903年，章太炎因“苏报案”入狱三年，研读佛学著作，“私谓释迦玄 言，出过晚周诸子不可计数，程朱以下，尤不足论”?。1906年，他出狱东(1920)参见书新《开国时期的佛教与佛教徒》，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之《民国佛教篇》， 第5页。(1921)转引自楼宇烈《佛学与中国近代哲学》，《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1期。渡，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提出，“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之道德”， 以达到“众志成城”。以后他在《民报》等刊物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发挥佛 教“自贵其心，不依他力”的教义，提出“依自不依他”的思想，主张发扬 “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于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勇猛无畏”、“排除生死” 的战斗气概。他提倡唯识学，主张“不执一己为我，因众生以为我”，“一 切以利益众生为念”,建立“无神的宗教”。?显而易见，章太炎此处所说 的宗教多指佛教。他的《建立宗教论》等著名篇章，鼓吹以佛教的无我和 大无畏精神陶铸革命道德，使佛教在近代社会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章太炎为民国佛教开创新局面的另一特殊贡献，是他在清末佛教遭遇 庙产兴学运动的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第一个出头为佛教呼吁”。他当时在 日本担任同盟会的宣传工作，看到国内如火如荼的庙产兴学风潮，大为不 安，发表一篇《告佛弟子书》，明白地指出：“时代不同了，中国佛教徒要拿出 大方便、大智慧来弘化度生”。他概略介绍了日本维新后佛教徒的努力与 成就，希望国人借镜。接着又发表一篇《告白衣书》，指出宗教信仰为人生 所不可缺少的，佛教在中国已千余年，广得国人的信重，举世诸国也因我们 在大乘佛法上的成就而信重我们；目前佛法不止是佛弟子所应爱护，每一 中国人为着国家前途也应爱护它。以致有研究者评论说，这两篇文章具有 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国近代佛教史中极为重要的文献，它们燃起许多青年 佛子的求新护教的热忱，而开创出今日的新局面晚清政府既准佛教自立学校、自保寺产，各省既有兴学的风气，经常 接受社会知识的僧青年因而受到革命思想渲染，而革命思想便无形中浸 入佛教僧青年脑海。由于佛教青年身虽出家，但其血管里所流淌的血液(1)章太炎研究佛学，乃以唯识名家。欧阳渐在杨文会传记中曾把他列为杨文会众多研究法相 唯识的弟子之一。他本人也说过:“始窥大乘，终以慈氏、无著为主，每有所说，听者或洒然。”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225页）参见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第74页，长 舂，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2)参见书新《开国时期的佛教与佛教徒》，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之《民国佛教篇》， 第3页。仍与中华儿女同一血源，在爱国不让人的热情鼓舞之下，追随先烈参加 国民革命的僧青年不知凡几，兹举一二最显要者，简叙如下。(二）宗仰上人与孙中山交谊深厚宗仰(1865—1921)，字中央，法名印楞，别号乌目山僧，常熟人，俗姓 黄。黄宗仰幼年就读于翁同龢氏，20岁旋依常熟三峰寺药龛禅师出家， 受戒于金山寺。他精研三藏，兼通英、日文，善书画诗词。光绪十八年 (1892)，应上海富商罗迦陵居士之请，至沪上弘法，得与当时名流接触。 1901年，宗仰目睹清廷腐败，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启发，即参加革 命，遂与吴敬恒、章太炎、蔡元培、蒋智田、邹容等组织中华教育会，后继 蔡元培为第二任会长，兼任编《苏报》，鼓吹革命，启发青年思想。1903 年，清廷查封《苏报》，章太炎、邹容被捕下狱。宗仰法师名列通缉令内。 吴敬恒、蔡元培等已逃亡国外，宗仰得罗迦陵资助，亦相继逃亡日本。刚 好孙中山先生自越南莅横滨，宗仰趋前晋谒，获识中山先生，因而建交， 抵掌而谈，深荷器重，旋加入同盟会，革命大计，得参与密议。是年秋，孙 中山欲赴檀香山，因绌于川资，宗仰倾囊资助，慷慨襄赞革命，深得孙中 山赞扬。自此宗仰与孙中山书柬往来不绝，商策革命大业。光绪三十四年（1908)，宗仰自日本返沪，创办上海爱国女校，并主印 《频伽大藏经》，得8 416卷。辛亥武昌起义，南京光复，孙中山自海外归来。 国内革命同志云集沪上，迎接孙中山先生回国,就任临时大总统职务。宗 仰亦寓行列，孙中山曾独与宗仰密谈，并约其同赴南京，参加政府辅助国 事，宗仰竭诚婉谢。后隐居山林，于此期间，宗仰曾上书孙中山先生，邀游金 山寺，其书云:“中山先生伟鉴:别来瞬经三稔，贼人肆虐，公游海外，仆隐山 林。乃者，天相中华，神州再造，自由不死，幸福有归矣。前读沪报，敬悉公以 国务余暇，漫游西湖南海，豪情逸兴，不减曩年，幸甚！近躬何似？金山亦系 京口名蓝，仆谊属故人，曷勿杖策一游？不惟可助逸兴，且得旧雨重欢，藉倾 积愫。想公游兴未阗，当能慨允，惠然莅临，扫径以待。即请赐复。”1919年（民国8年），宗仰法师住持南京栖霞寺，孙中山先生在经费极为困难情况下首捐银币一万元，助其修建之用，其与宗仰法师私谊之 笃，于此益见。1936年，国民政府委员张继、于右任、戴传贤、吴敬恒、邵 元冲、朱家骅、李烈钧、居正等，以宗仰法师有功于国家，夙著勋劳，乃联 名呈请政府明令褒扬，文曰：自满州入主中夏，民族意志，久已消沉，我总理天亶聪明，沦胥 是惧，大声疾呼，唤醒民众，一时革命思潮风起云涌不可遏抑，用集 大勋，此在世之志士仁人凜兴亡有责之义，原不容弛。其负荷至方 外，清修自可，无兴复大业，而竟有深明大义、竭智尽忠之同志出，其 间如中央（宗仰）上人其人者，实为难能可贵。（按，上人少即祝发为 僧，庚子以后，愤慨国事，屡从事于爱国运动。迨《苏报》案作，身遭 名捕，东渡日本，适总理来自南洋，因而深见，倾心相事，输助资财。 今总理在美洲檀岛所与手函二通，为言扫除皇党反动势力，及联络 各地洪门情形，望其多通消息，多寄书报于各处机关。即知其在当 时涵濡主义，参与密议，有非寻常所能仰企，函内并有许以归还用 项，则其身非富有，急公好义，国尔忘私，亦可概见。）光复以后，在事同志，多致通显，上人独甘沉寂，不复与闻政治， 遂与世隔。自民国八年，诸山推任江宁之栖霞寺，披荆斩棘，重整宗 风。不幸于民国十年（1921)七月圆寂，葬于寺之附近。迹其生平， 襟怀磊落，德性坚定，闻义必先，避名若浼，实佛门之龙象，亦吾党之 魂奇。中央崇德旌忠，宜有褒恤，拟请拨给款项，修其坟墓，以示表 彰。嗣经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由政府拨国币伍仟元，交戴委员传贤、 张委员继，主持修塔立碑事宜。释东初在其著作中对宗仰法师十分推崇，其说：“宗师不独获孙中山 倚重，患难称交，劻襄革命，实为中华民国开国的元勋”；“民国以来，沙门 尊宿，获国家褒典者，宗师为第一人也”。?①本节关于宗仰上人事迹多参考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第81—86页^其实，宗仰对于民国佛教的贡献，不单在于他支持革命事业，更在于 他把这种革命思想用来推进佛教的振兴。他在民国肇建、共和初立之 时，发表论说，提出四项革新佛教的措施：①复古清规；②兴新教育； ③裁制剃度;④革除赴应。他指出，佛教“欲与国民同谋幸福，挽狂澜而 障之，疏浊流而清之，兹事体大，诚不易言，然提纲挈领，循分以求，亦自 有其道，讵可操切从事乎？其道奚自？则复古清规与兴新教育，为不二 之门。盖清规犹僧界之宪法，宗教所赖以成立也。教育者，尤为培植人 材之元素，凡一教之兴衰隆替，胥视乎此！虽大雄复生，必且从事，斯语 莫能易也”宗仰其人在民国开创时之突出贡献，还表现在他主持刊刻了民国以 来第一部大藏经，即在民国2年（1913)出版的《频伽藏》。此为宗仰上人 在上海频伽精舍翻印日本弘教书院的缩刷藏经，全名为《频伽精舍校刊 大藏经》，线装共414册，40函，为我国首次使用铅字排版的藏经。(三）华山、栖云等革命僧宗仰法师与孙中山关系密切，曾对同盟会宣传革命和经济资助贡献 良多。而华山、栖云二法师则为同盟会员，常直接向僧青年宣传革命，受 其影响者很多。栖云曾依八指头陀参学五六年，后留学日本上速成师 范，并在日参加孙中山先生同盟会。其后与徐锡麟、秋瑾女士等回国潜 图革命，在绍兴秋瑾所设学校任教员，又在僧侣中鼓吹革命。时以僧装 隐居僧寺，亦时短发，西装革履，遂招人猜疑。约在光绪三十二三年 (1906—1907)之间，被捕于吴江县。参加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再被捕，至 广东光复时才得获释。太虚于19岁时读到谭嗣同的《仁学》和章太炎的 《告佛弟子书》，遂思想大变，华山、栖云革命思想之砥砺，更加激发了他 有志于佛教革命。为了振兴佛教，太虚并受此二师的鼓励来到金陵祗洹 精舍求学。①参见《佛学丛报》第一期，《论说二》第1_5页，《与佛教进行商榷书》，1912。革命僧既支持或参加革命，同时又主张革新佛教。浙江有铁岩法 师，亦与革命党人多有往来，他认定缔造民国与振兴佛教是一而二、二而 一的工作。1911年武昌首义，各地纷起响应，僧侣参加光复者甚众。铁 岩变卖寺产，以所得召集各寺僧众及在家信徒组织成浙江僧军，推戴南 京回来的僧师范学堂长谛闲法师任统领，谛闲不就职，铁岩就暂代，拥有 500余人，200余枪，这在当时的绍兴可谓首屈一指的革命武力。当准备 进攻杭州时，因浙江光复，就暂驻绍兴，维持治安，不久解散。上海光复 时，玉皇法师也组织一支上海僧军，有700余人，枪械齐全，纪律严明，受 陈其美指挥，参加南京、上海光复之役，民元之后始行解散。西安光复 时，亦有许多僧众与革命军并肩作战；湖南光复长沙之役则有僧侣组织 救护队，支援前线。这些青年革命僧，既具有高度宗教修养，“当仁时绝不退让，事成后 长揖而退”。而民国一旦建立，僧军即散归山林。就连宗仰法师，也告别 他十数年生死与共的革命伙伴，重新回到佛寺中，“元勋没有他的份，先 烈也没有他的份，但他却心安理得”二、佛教组织蓬勃兴起民国初年一些旧知识分子把儒学宗教化和立孔教为国教的努力，严 格说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运动，它只涉及较小的学者团体而未触 及广大民众的生活，但是民国时期革新佛教的运动是一场真正的宗教运 动。民国佛教革新运动虽然没有出现什么新的教义，也没有创造新的神 灵、发明新的仪式，这也许说明了它同样缺乏更广大的群众基础，但是该 运动在佛教组织上却有了划时代的新发展，因为这在以前是受到帝国政 府严格控制的。①参见书新《开国时期的佛教与佛教徒》，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之《民国佛教篇》， 第6—7页。(一）民初佛教组织如雨后春笋为了适应共和国的新局面，佛教居士欧阳渐、李证刚等人以金陵刻 经处的在家居士为主体，于民国元年在南京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晋见 临时大总统，并呈章程给孙中山，得到孙中山大总统之嘉许并令在教育 部备案。令文曰：兹据佛教会李翊灼等函称：设立佛教会，以求世界永久之和平 及众生完全之幸福为宗旨，并呈会章，要求保护前来。查近世各国 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绝不干与政治，而在国家尽力保 护，不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民国约法第五条载明：中华民 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第二条第七项载明： 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条文虽简而含义甚宏。是该会要求者，尽为约 法所容许，有行政之责者，自当力体斯旨，一律奉行。合将该会大纲 发交该部，仰即查照批准立案可也。要求条件一纸并发。①此为民国历史上第一个佛教组织。在得到孙中山批复和赞同后，他 们便在南京设立佛教会办事处，又在上海创办一个佛教月刊（S卩《佛学丛 报》），由襥一乘主持。于是他们提出一种改革主张，认为当时僧众大都 在“争庙产、讲应赴”的传统中，“业已腐朽，不足应付共和国的新局面”； 接着，李证刚又发表措辞激烈的批评守旧僧尼的言论，认为今后佛教徒 不论在家出家，“应以能者为上”，激起诸山长老的不满和反对。以致有 评论认为，他们“所指责的，无不正中佛门积弊;所建议的，也皆有高深的 见地。可惜后来李证刚动了肝火，对人破口大骂，失却社会的尊重与同 情，其会中的同志也多有退出他去者，不久‘中国佛教会’也就卷旗偃鼓 自告解散了”①参见《临时政府公报》第四十七号《令教育部准佛教会立案文》（1912年3月24日）。②参见书新《开国时期的佛教与佛教徒》，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之《民国佛教篇》， 第8页。按，《佛学丛报》并未因“中国佛教会”解散而停刊，先是月刊，办完12期后改为双月 刊。参见《佛学丛报》第十二号“佛学丛报社启”。稍后，太虚、仁山等僧青年在南京毗卢寺筹组中华佛教协进会，接着 在镇江金山寺召开成立大会，主张改金山寺为佛教大学，以寺产充经费， 结果也因多数保守僧侣反对“佛教革命”，未几而解散。另外，还有谢无 量在扬州成立“佛教大同会”，存在时间也不长。总之，不管民国时期佛教组织如何短命，有理由说，《中华民国临时 约法》中关于“信教自由”的条款深入人心，有力地冲破了帝制时代政府 对宗教严格管控的藩篱，使得大量的宗教社团如雨后舂笋蓬勃兴起。诚 如书新所说:“这时，局势虽然紊乱，却有一个显著的中心倾向，就是佛教 要变，要新，要开创一个空前未有的新时代。” ?(二）中华佛教总会成立一波三折上述三派佛教组织，虽然不乏分歧，但都主张复兴和革新佛教，于是 江浙诸山长老请出诗名满宇内的八指头陀寄禅法师出面组织统一的“中 华佛教总会”，提出“保护寺产，振兴佛教”的口号，号召各地僧教育会联 合起来。全国各寺闻讯之下，纷派代表前来参加，并出动有力人士劝说 欧阳竟无、谢无量等的佛教组织取消独立，以斯群策群力维护佛教。于 是当民国元年(1912)4月，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留云寺开成立大会时，太 虚的佛教协进会并入佛教总会，欧、谢等人也致函拥护，宣告原有的佛教 组织解散。中华佛教总会是民国时期第一个全国性的佛教组织，计到谛闲、 静波、铁岩、圆瑛、应乾及陆军部代表王虚亭（后出家名大严）百余人， 公推寄禅敬安（号八指头陀）为会长，设总会本部于上海静安寺。该 总会得到南京临时政府同意，乃依各省县原有僧教育会改组为分支 部，拥有20多个省支部和400多个县分支部，可说为中国佛教前所 未有的全国统一的团体。当时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关于中华佛教总①参见书新《开国时期的佛教与佛教徒》，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之《民国佛教篇》, 第1〇页。按，《佛学丛报》并未因“中国佛教会”解散而停刊，先是月刊，办完12期后改为双月 刊。参见《佛学丛报》第十二号“佛学丛报社启”。会的批文如下：据呈已悉。该僧敬安等联合全国僧团，组织中华佛教总会，意 在昌明佛教，提倡教育公益等事业，深堪嘉赏，应即准予立案。佛说 凌迟久矣，震旦积弱，此未必非一因。宗教改革刻不容缓，该僧等务 须努力进行，将大乘精义广为传播，勿蹈旧日专事诵经礼忏，类似巫 祝之陋习，本部有厚望焉。此批。①这件批示表明临时政府对该总会寄予厚望，鼓励其进行宗教改革，改革 过去“专事诵经礼忏”之陋习，而提倡多做教育公益等事业，甚至认为中 国之积弱与佛教的衰微有一定关联。中华佛教总会成立不久，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临时政府北迁，这时 各地攘夺寺产、销毁佛像的情况依然十分严重，不仅是学校，就连军警社 团也纷纷强占寺庙。1912年8月，中华佛教总会湖南支部等因军警及社 团学校等仍纷纷占夺寺僧财产，派代表至总会请求制止，总会会长寄禅 以会章尚未经北京政府批准，遂筹备赴京请愿。1912年10月，中华佛教 总会在北京设办事处，以释道阶及文希主持之。文希前因办僧学被诬陷 入江西石城县监狱，光复后出狱至北京，至是均促寄禅北上。为争取北 京政府支持，敬安（寄禅）于11月北上至京，得熊希龄及道阶等助，集文 希等草改会章并呈请北京政府立案。11月2日具文呈请大总统批准中 华佛教总会，保护佛教财产。呈文曰：中华佛教总会为呈请事：窃本会于今春在沪组织成立，由各省 僧界代表公议会章，举定职员，呈请南京临时政府前总统孙（中山）、 副总统黎（元洪）暨内务、教育部立案，均荷奖许。迨南北统一，改建 政府于北京，复将本会开办缘由电呈大总统鉴核在案。现计各省支 分部率皆开会，次第组织，刊发图记，照章办理。前奉国务院通咨各①《临时政府公报》第三十七号《教育部批僧界全体代表敬安等请创设佛教总会呈》。省都督，按照《约法》，保护佛教财产，僧界正深庆幸。兹据湖南宝 庆、安徽桐城、奉天义州等处报告，民间毁像逐僧，占夺寺产，信教转 失自由，深为危惧。查日人之崇尚佛教也，国日以强。观于联络蒙 藏，谓俄非佛教之邦。中华虽奉佛教，不能自广其势力范围。惟彼 曰本，内护外护，不遗余力，近数十年得大转法轮于欧美。前清末 叶，浙江三十五寺僧亦曾航海皈依，嗣经自请办学，严与交涉，其事 乃寝。今共和缔造，百政一新，无分种族、阶级、宗教，皆应有平等之 观念。本会同人目击时艰，特恐民教相争，无识僧徒铤而走险，外人渔 利，有失国权。爰于上月开通常会，召集全体共同讨论，修改会章，具 文呈核，环恳准予通令全国人民，以政教并进，各自为谋，勿生相侵之 弊害，永保完全之和平。俾中华民国佛教徒苦心修持，不预政治，以视 文明。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传为美风。我 大总统诚不多让也。全体僧众，祷祀以求，不胜待命之至。?敬安曾前往内务部礼俗司会见该司司长杜关，要求政府下令禁止各 地侵夺寺产，语多抵触，未果而身死②。时为1913年1月8日（农历壬子 年十二月初二）。后经敬安诗友熊希龄(1870—1937)出面向袁世凯大总 统说项，袁世凯乃命国务院转饬内务部核准中华佛教总会章程施行。熊 希龄曾于1912年11月禀大总统，为敬安提出保护佛教僧众及在军中布 道，禀曰：窃维共和成立，各省秩序未尽恢复，争夺相乘，毫无人道。其故 由于旧曰社会腐败，道德堕落，教育未普，风俗日颓。今欲匡其不①《敬安、清海等致大总统呈》（1912年11月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 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第705页。②参见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上册，第103页。当时杜某正下令调査僧产，分别官私诸目， 提拨计划，并有布施为公、募化为私之说。因此，八指头陀据理力辩分别说明：“在信徒为布 施，在僧众即为募化，不论布施或募化，均属僧徒所有，非属政府或地方公产。”杜某因而理屈 词穷，无以为对，词色转厉，意在恫吓，八指头陀愤然而出。哪知八指头陀回到法源寺，是夜 息宿法源寺，即因此气愤而死，死后面目发青，显系中毒而死。及，惟须由宗教着手，乃足以济教,育之穷。前因军队布道一事，曾经 面陈钧座。兹有湘人八指头陀天童寺僧敬安，道行高洁，热心救世， 以国人风气浇漓，思欲振兴佛教。又因各省攘夺寺产，日本僧人乘 隙而入，虑及为渊驱鱼，求政府按照《约法》信教自由，力加保护，俾 得改良佛教，敦进民德，以固共和基础。将来依照日本办法，军中亦 设布教僧徒，稍弭残杀抢掠之心，实于世道有裨。龄因该僧宗旨相 合，用敢代恳钧座饬交内务部及各省都督加以保护，勿任摧残，不胜 待命之至。①1913年3月，道阶护送寄禅灵柩经沪至甬（宁波），归葬天童寺之冷 香塔院。寄禅圆寂后，北平及沪、甬均盛会追悼。5月，中华佛教总会依 会章在上海静安寺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云南释虚云、江西释大椿、 浙江释圆瑛等出席，改举冶开及熊希龄为会长，清海副之，延文希为总务 主任，太虚主编会刊《佛教月报》（因经费延误，出至第四期就停刊了）。 至1914年1月，中华佛教总会因会长寄禅新逝，全国寺产渐趋稳定，会 务废驰，文希等均离去。释东初的《中国佛教近代史》评论说，“中华佛教 总会”能得合法产生，可谓是八指头陀以老命换来，佛教寺产亦赖此得以 保存。八指头陀为保护寺产而牺牲，这给当时佛教界一个严重的警告， 佛教非力求改革不能生存，几乎为全体僧徒所共认。之后，因中华佛教总会会长冶开法师年迈，不能到会任事，函请辞 职，于是选举清海法师继任，但过了两个月，“五月，清海删去总会之‘总’ 字，以中华佛教会之名义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无莅会者”?。中华佛教会 成了有名无实的全国性佛教组织，而且也未经过全国性代表大会 通过，在佛教界内部来说，成了“非法”组织。中华佛教总会是因寄禅 大和尚“殉教”后，袁世凯政府被迫批准的，但清海法师擅自改名后，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第689页。②参见尘空《民国佛教年纪》民国3年（1914)”条，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之<民国 佛教篇》，第170页。从政府方面来说，同样成了非法组织。所以次年即遭袁世凯政府 解散D1915年10月29日，袁世凯签发大总统令第66号，公布《管理寺庙 条例》，明令取消中华佛教总会，规定寺庙财产“遇有公益事业之必要及 得地方官之许可”可以占用；寺庙住持违反管理之义务，或有不遵守僧道 清规，情节重大者，亦可“由地方官训诫，或予撤退”。如此将寺庙财产置 于地方官吏管理之下，不唯开启地方官绅互相勾结兼并庙产之路，而全 国僧尼更感惶惶不安。于是又有章嘉呼图克图、觉先及静波等联名上书北京政府，改“中华 佛教总会”为“中华佛教会”?，以求变通，竟暂得延续，以期团结全国僧 尼。1914年（民国3年）1月7日，章嘉呼图克图等曾在《中华佛教总会 致国务院呈》中曰：本会蒿目时艰，慨佛教之凌夷，感蒙藏之多事，特先邀聚全国僧 众组成中华佛教总会，设立支分各部。曾蒙贵院咨行各省解释《约 法》人民平等及佛教财产为佛教得有之原理，统由各该管官长切实 保护在案。续又修订章程，呈请大总统鉴准发交贵院刷印，分行部、 省查照保护各在案。唯是保护之先声，已风行海内，而内务部保护 之咨文亦诰诫备至。并规定凡祠庙所在，不论产业之公私，不计祀 典之存废，不问庑宇之新旧，均应一律妥为保存。盖当时臆造新学 者，虽孔庙亦在觊觎之列，而于释、道两教为尤甚。近据各省支分部报告，如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山东、山西、 四川、陕西、新疆等省，两湖、两广、河南、福建、云南、贵州、安徽、江 苏、浙江等省，均纷纷攘夺庙寺，假以团体名义，毁像逐僧者有之，苛①参见方袓猷《谛闲法师二三事》。中华佛教总会原来在内务部注册登记，是合法的；被清海删 去“总”字变成了中华佛教会，又未申请重新登记，结杲由合法主动变为非法；此外，又为广大 佛教徒所抵制。结杲如太虚法师所说仅留存得清涼寺（中华佛教总会办事处）门口一铜招 牌了 〇”派捐项者有之，勒令还俗者有之，甚至各乡董率领团勇强行威逼，稍 有违抗，即行稟所该管官厅严行拘捕，各僧道累讼经年，迄未得直。 强半假托议会议决，并回护于抽提庙产者，盖肆行无忌，仍愿意继续 勒捐，否则认为违法犯罪。凡有财产，均一律充公。去年湖南、奉 天、安徽、吉林、河南、江苏、浙江各省僧徒，以此毙命者，均征诸事 实。而各省僧徒流离失所相丐于道者，亦实属有徒。虚祸逆流，迭 演成不可收拾之势，而暴烈分子犹靦然对怨。矧其两年，军兴之后， 寻祸相仇，各庙一经军队驻扎，即可援例改为他项公所。一隅倡乱， 全国骚然，讵影响所及，几邻于边省。喇嘛各庙亦有不能自保者。 近如云南丽江、永宁、中甸、阿敦子、巴堂、西庄各分部报称，曾经土 住汉人攘夺之庙产，虽迭由行政公署允与发还，而地方之抗罢依然 如故，屡次呈请，仅发还数处，其未发还者均置若罔闻。黑暗潮流， 纷然并起，虽周武紫皇时代，未有若是之甚也。迭经分支部恳请转呈维持等情前来，查中国习惯，寺庙财产凡 属于国家发帑建设，或个人与团体集资建造者，公缘信仰佛教起见， 延僧管理，先已固定其财产不得作为他用。衡之民法，取与权本无 稍差异。究其主从之分，仍以佛教为主，僧徒为从，其所有权已属于 佛教之公团，故于处分权亦有连带之关系。前内务部咨江苏文内亦 有施舍捐助，纯粹为宗教所有等到语。至理名言，实兹根据贵院前咨， 互为解说。况蒙藏喇嘛各庙，多半由于国家与团体公同创建，前代利用 宗教，已养成第二之天性，而专利跋扈之辈，率公因缘为奸，推翻旧制，毁 庙毁像，勒捐夺产，并驱逐还俗，侵及喇嘛。种种违背人道之事，殆摘不 胜屈。章嘉呼图克图于本年五月呈请大总统，愿担任佛教总会会长， 联合外蒙、西藏，箴厥迷罔。盖深知摧残佛教，蒙藏已援为口实，非 于各蒙旗组立支分部，不足以维系人心，保全大局。今虽具有端倪， 而争庙产风潮则有加无已，阻力横生，波旬靡既，甚非所以维持秩 序，巩固国群者也。本会奉部令，有代表佛教所有权主体之资格，并 有调查庙产之义务，行将实力进行，遵照法人财团兴办各项公益，以 补行政之不逮，合并声明。为此，备文呈请鉴准咨行各省行政公署， 罢除各项苛令，转饬所属一体查照保护。并发还喇嘛原产，以遏乱 萌，而免侵夺，是为公便。此呈。①1916年(民国5年），袁世凯做了 83天皇帝迷梦，终因各方反对帝 制，一气而死，但《管理寺庙条例》并未因袁世凯死而被取消。章嘉呼图 克图等曾向众议院陈情，希望取消该管理寺庙条例，后经众议院议决通 过请愿案，但到1917年国会解散，上项努力遂成泡影。1917年夏，内政 部准章嘉、清海之请，修改前中华佛教总会章程，成立“中华佛教会”。而 1918年，北京政府以查旧案与《管理寺庙条例》相抵触为词，竟又命令取 消“中华佛教会”。1919年又重行公布《管理寺庙条例》一次。1921年， 由程德全面请徐世昌总统一度稍加修改为24条，5月20日遂公布《修正 管理寺庙条例》。至此，全国佛教完全陷入无组织状态中。然而此时佛 教在社会各阶层弘法却有了一线生机。(三）佛教居士社团与华北佛教革新民国缔造以来，社会风气大开，佛教弘化的事业渐由山林走入社会， 由寺内推到寺外。也即，由寺僧佛教逐渐转移于社会各阶层。于是社会 上各种以讲经会为主要形式的弘法团体相继成立，吸收社会青年及新兴 居士参加佛教活动，建立和拓展佛教新的社会基础。这对佛教来说，实 是新序幕的开始。而其中以华北佛教的革新最为显著。前清时代，北 京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民国肇兴，政治中心南移。未几，孙中 山让位于袁世凯，政治的中心仍在北京。北伐以前，南北始终处于对 峙状态。民国4年（1915)，袁世凯为对抗日人要求来华传教的威胁，①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中华佛教总会致国务院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 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第690—692页。乃邀请南方佛教硕德北上讲经。自此南北佛教思想得以沟通，而北 方社会名流学者、名公巨卿相继皈依佛宗，研究佛学，揭开华北佛教 革新的序幕。①讲经会纷起1915年5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其中有派遣日本僧人来 华传布密宗和日本真宗等内容。其谓日本佛教虽传自中国，但中国密宗 已绝，且日创之真宗为中国所无，故应传入。8月，袁世凯的亲信孙毓筠、 杨度、严复等以日僧议中国不弘佛教，遂发起“大乘讲经会”?。9月，该 讲经会为此特邀请南方高僧月霞、谛闲等北上讲经?。一时间，北方公卿 名流纷纷皈依佛教，成为风气，试图以此抵制日本传教的要求。因此，世 间许多事往往相反相成，袁世凯授意邀请月霞、谛闲二师北上讲经本意 在抵制日人要求，哪知影响所及，社会名流学者、政界显要却由此皈信佛 教，研究佛学，遂展开新时代社会群众学佛的风气。1919年（民国8年），北京政府又借故压迫佛教，重新公布《管理寺庙 条例》，激起全国佛教界反对。南方佛教复推举竹溪、太虚二师北上交 涉，经月余奔走，虽未有结果，但太虚法师却能把握时机，而与京中学者 名流，如胡适之、林宰平、梁漱溟、军惠康、殷人庵、梁家义、范任卿、黎锦 晖等，广泛接触，叙谈佛法。张仲仁教授等遂发起“乙未讲经会”，推庄蕴 宽、夏寿康为会长，请太虚法师宣讲《维摩诘经》于象坊桥观音寺。9月，①据《太虚自传》卷八：“这一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内有日僧来中国布教各条……因 此,孙毓筠、杨度、严复等,请谛闲、月霞、道阶就北京讲经，表示中国亦崇信佛教，无待日僧的 传入。”宝静法师在《谛公老法师年谱》中也说：“民国四年春……时以日人订约，要求加入传 教自由一条，前大总统袁为地方民教计，不允所请，佥议自兴佛教，先从畿辅创立第一大乘讲 习会，举师为主讲，飞电敦促。师虽年迈，为维护国权，发扬大法故，扬锡北上，开演《楞严》。”②1915年9月，北京讲经会请谛闲、月霞、道阶讲经。当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日益暴露，一些 著名僧侣不甘附逆，纷纷托词回避或南下。道阶避而南下，月霞至京亦托病南归，唯谛闲留 讲。蒋维乔<谛闲大师碑铭》说:“都中筹安会正筹备帝制，授意各界劝进，且及方外，师语人 曰僧人惟知奉持佛法，不知有君主、民主。’讲经期满，即振锡南归。”以此可见，谛老超然象 外，定慧宏深，非趋炎附势、随波逐流者所能望其项背。武汉士绅李隐尘、陈元白闻太虚在北京讲经，特自武汉来京听讲。自此， 王虚亭、杨荦哉、马冀平、陶冶公、倪谱生、胡子笏、周秉清等都由此而对 佛法发生信心，参加华北佛教革新运动。随后，吴璧华、熊希龄、李隐尘 等发起，续请太虚讲《大乘起信论》，听讲者更多，法缘殊胜，不特揭开北 方学佛风气，并将南方革命的思想亦带到北方，而且风气所及影响全国， 遂多兴起讲经会及居士林等。华北经月霞、谛闲、太虚三师先后宣讲化导，佛教对于社会文化影响 日渐增大。佛学风气且传播到大学讲坛，各大学文学院哲学系中由印度 哲学而讲佛学者，首为北大张克诚、邓伯诚、许季平(地山）、梁漱溟等，后 有熊十力、汤用彤等。韩清净于1927年（民国16年）创立北京“三时学 会”，专讲唯识学，学者教授入室执弟子礼者，颇不乏人。韩清净与南京 以研究唯识学而著称的欧阳竟无居士，在唯识学成为显学的民国佛教界 并称为“南欧北韩”。自此，华北佛教生气日渐雄壮，同时革命思想亦日 渐深入民间，于是一致响应和平，拥护统一南北之呼声甚高。孙中山先 生为和平统一而北上，因操劳过度不幸于1925年逝世。1925年（民国14年)3月，北京学佛同人发起“仁王护国般若法会”， 再邀请太虚法师北上讲经。太虚偕王森甫等一行30余人北上，驻锡慈 因寺。3月14日，太虚法师于中央公园社稷坛，开讲《仁王护国般若经》， 听众千人以上。法尊、法舫译语兼记录，成《仁王护国般若讲录》，传教士 克兰佩、卫礼贤及藏僧多杰觉拔、贡觉仲尼亦来法会听讲。4月16日法 会圆满。法会期中，适孙中山先生逝世，停灵社稷坛，太虚特以挽联凭 吊之：但知爱国利民，革命历艰危，屡仆屡兴成大业。不忘悟人觉世，舍身示群众，即空即假入中观。①以上仅举民国初期华北佛教讲经弘法相对显著者，其他如华北佛教 ①《太虚自传》卷十九。参见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第247页。居士林、北京佛学研究会、上海佛化教育社、上海菩提学会、庐山暑期讲 习会、武汉中华大学暑期讲习会、杭州佛学研究会、镇江佛学研究会、湖 南佛学会、成都佛学社、福州佛化社、济南佛学社、四川巴县爱道佛社、如 皋佛教利济会、泰县佛教居士林，以及其他各省县佛学团体，如雨后舂 笋，蓬勃兴起，不胜枚举。它们以各种方式接引社会民众，使佛法深入社 会各阶层，团结社会善信民众，维持社会善良风气。北伐前后，佛教团体 各种弘法之活动，于此可见其一斑。佛教的复兴和佛教社会影响的扩大，引起各地军政界人物的重视。 1920年，唐继尧邀请欧阳渐至滇，赵恒锡邀请太虚赴湘讲经;1921年，总 统徐世昌颁赠太虚“南屏正觉”匾额；1922年，浙江省督办卢永祥因水灾 请谛闲主持息灾法会，并在西湖放生；1923年起，朱庆澜请僧在哈尔滨、 长舂、营口等地兴建寺庙，创办佛学院，复兴东北佛教。1925年，班禅九 世因与达赖十三世不和，受排挤离藏，至京后则大受段祺瑞政府欢迎;班 禅从此云游全国而滞留内地，在杭州、北京等地，常常应当政权要之请， 讲经或祈祷。这些军政要人失意下野，也往往遁于佛门，如靳云鹏下台 后组织天津居士林，杨度于洪宪帝制失败后钻研佛学达十余年，自号“虎 禅师”。段祺瑞于直皖战争后下台，每日念经礼佛，后以临时执政再次下 野，遂自称“正道居士”。②佛化新青年会由于受北京新文化运动影响，1923年(民国12年），宁达蕴、张宗载等 在北京发起成立佛化新青年会，并发行《新佛化》旬刊，以接引社会青年从 事佛化新运动，颇为各界所重视。1924年(民国13年），宁、张二人至武昌， 又参与发起武汉佛化新青年会，在武昌佛学院内（一说武汉中华大学）召开 成立大会。太虚法师、李隐尘、李慧空等于会上均有演说，武汉遂成为佛化 新青年运动的重镇之一。该会初于北京发起时原名为“新佛教青年会”,后 经太虚指点改称“佛化新青年会”。故该会拥太虚为导师，推行革新佛教的 主张，同时提出以“农禅工禅”服务社会、“自食其力”及“和尚下山”等口号，推行佛化新运动。?兹将北京佛化新青年会组织纲要略录如下:佛化新育年会章程①印顺:《太虚大师年谱》，第153页，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据张宗载《三十自序歌>,张未到 武昌佛学院就学时，在北平组织的佛教团体叫“新佛化青年团”，非叫“新佛教青年会”。这个组织 是由“北京平民大学新佛化青年团”蜕化改进而来的,1922年初“约集深明佛学的同志联络京津沪 鄂各大学专门研究佛学、哲学的分子组织”，在北京成立。当时虽颇得北京学生、名流如蔡元培、章 太炎等之支持，但张宗载等人觉得尚未得到知名法师和僧团的支持新佛化青年团”基础并不稳 固，于是到武昌佛学院就学，希望借此培养佛教人脉与声望。张宗载、宁达蕴到武昌佛学院后，于 民国12年(1923),得到汉口佛教会与李时谙、周浩云、袁立斋等人赞同，成立“佛化新青年会”，出 版《佛化新青年月刊》。而陈维东等人成立的叫“怛界佛化新青年会”，二者是不同的。“佛化新青 年会”于1923年5月移至北京象坊桥观音寺。而“怛界佛化新青年会”，后受“佛化新青年会”之影 响，于民国13年(1924)5月，改名为“武汉佛化新青年会”，奉太虚法师为精神导师。至于“佛化新 青年会”，是受中外各界团员之要求，参酌“基督教青年会”之意而取的。续表资料来源:《佛化新青年>1924年第2卷第2号，第16—17页。“佛化新青年会”初成立时人数就达三千，未几，获得政界显要、学者 名流，若胡瑞霖、蔡元培、梁启超、章太炎、黄炎培、范濂源、李佳白、庄士 敦等竭力支持，他们联名向社会各学校推介，显示了当时社会人士对该 会充满期待。以致《海潮音》月刊称其“海内外明哲之士，莫不赞其宗旨 正大，学理圆满”；“而不及三年，全国青年男女入会者，已达万人之多。 厦门、太原、上海、绥远、包头、武汉、泉州等地，皆成立分会，共与合作，其 声势浩大，不可一世”。①①《海潮音》第5卷第8期.该会之所以颇受各方重视，不仅因其对社会青年发生影响，更主要 的是还能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独特作用。例如1924年，印度诗哲泰 戈尔抵北京，4月26日，“佛化新青年会”专门在法源寺举行欢迎会，并由 徐志摩传译，庄蕴宽等作陪。梁启超为泰戈尔取华名曰竺震旦。至武昌 佛化新青年会欢迎席上，泰戈尔盛赞中国佛教，讲“数千年从印度传来的 佛化结成的好果子”，太虚会晤泰戈尔，有“希望印度老诗人变为佛化新 青年”语。北京佛化新青年会后来出版《泰戈尔与佛化新青年会》宣传 册。①1925年，日本佛学界不少人来庐山参加太虚发起的世界佛教联合 会议，北京佛化新青年会亦在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盛大欢迎会，由曰本 木村泰贤博士出席讲演《佛教与人生》，大意谓佛教为世界文化发源之大 部分，其主义全为世界的、精神的，故有佛化可言。“佛化”二字，换言之 亦可说文化，而现今文明各国所谓文化者，则有不然，“尽阳标文化之名， 阴行帝国主义之实”，以致全球纷争扰攘，迄无宁日，违反佛化太远。故 世界真欲得和平，人类真欲了解人生观，非极力阐扬佛化不可，非今全世 界人类共同阐扬之不可。?“佛化新青年会”在致力以佛法救世和向世界宣传佛法方面更有实 际行动，如1924年正月组织“佛化新青年世界宣传队”，到各省市县宣 传，放幻灯，以资鼓舞听众兴趣。于是引起全国佛教界重视，北方以法源 寺的道阶法师为首，联合海内佛教硕德为该会发出通电，呼吁全国佛教 徒众一致支持其向世界宣传进军，其电文如下：中华全国丛林各大和尚慧照：盖闻至言绝相，大法无门。说空 说有，徒滋尘劳；拈花指月，已嫌多事……欧化东来，世缘全变，科学 哲理之精，驾风驭电，政教艺术所向，灭国亡家。不能通世界常识， 全失发言资格；不加入文化团体，坐待他人支配。区区佛门，寥寥寺①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第308页。又参见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之《民国佛 教篇》，第185页。②《海潮音》第5卷第8期。参见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第十一章“怛界佛教新运动”，第293页。庙，计三十年来，一迫于戊戌维新，再挫于辛亥革命，三排于外教，四 斥于新潮。若无方便护持，将归天演淘汰，此固非面壁独修者所关 怀，亦非玄谈业缘者所能救也。若六祖言道贵通流，云何却滞佛言？ 出世大事专为报恩，未有忍视法宝沦亡而尚视为佛子，未有隔绝世 缘而能自圆功德者也。佛化新青年会者，白衣中多善知识，青年界尤大发心，每应 机以说法，必乘愿者再来。妙现俗谛，拥护三宝，发行杂志，畅行 五洲，分设机构，渐遍行省。借科哲学理以转法轮，于社会文化 而作佛事，诚浊世之稀有，卜末法之重兴矣！尔乃大宣弘誓，并 被宗风，造全人类之幸福，向全世界以宣传，旁及蟹文灌输新知， 加演幻灯，尤助多闻。计近数年中先历本国各省，数年以后，周 游欧美各邦，务断大地惨杀，先成东方净土，可谓任大力弘，悲深 智远者也。惟事属创举，情或隔膜，若历尽风雨关山，而失之交 臂；抑误会名言宗派，而忘却圆言。既贻分河饮水之讥，殊失顺 逆方便之旨。所望诸大长者居士大发慈悲，多所招待，或派人一 致宣传，或托友辗转介绍，四众一家，百川汇海。明星普照，佛曰 光辉，行见观音不动而三十二相自圆满，善财一参而五十三会齐 光明。敢渎根尘，皆大欢迎，由此可见，当时全国缁素，不独把振兴佛教，拯救众生，并把永断世 界杀机，奠定人类永远和平，亦都寄望于该会。佛化新青年会既获得社会 名流学者及广大青年的拥护，又得全国佛教长者居士有力的支持，于是鼓 舞僧青年强烈要求革新佛教运动。武昌佛学院湖南籍学僧漱芳、严定、观 空、会觉及居士唐大圆等，首先有《上书湖南省诸山长老暨诸檀护》，以兴办①原文出自《海潮音》第5卷第8期，参见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第309—310页。当时海内 19位著名髙僧联合署名，支持佛教新青年怛界宣传队，他们的名字是：释道阶、释转道、释觉 先、释会泉、释太虚、释性愿、释现明、释转伏、释明净、释佛源、释圆瑛、释广福、释持松、释显 荫、释辅仁、释大勇、释了尘、释空也、释诚修。佛学院为请，复有武昌佛学院江浙同学《致江浙各丛林寺院启》，及《致江浙 诸山长老书》，以组织“江浙僧界联合会”、办“有系统之佛学院”、设“慈儿 院”三事为请。时有圆瑛、禅斋、仰西等，以“卫教心殷，利生心切，济世热 情，佛化重兴，指日可待”等语句，回应覆之。僧青年要求诸山长老兴办僧教育，培植僧材，情尚可原。唯佛化新 青年会广发通电时，并提出改革佛教“八大使命”，其中引起僧界新旧诸 多误会。其第一件使命：“革除数千年老大帝国时代旧佛教徒的腐败习 气，露出新世运非宗教式的佛教精神。”第二件使命：“打破一切鬼教神 教，中西新旧偶像式铜像式的陋俗迷、圈牢式的物质迷。”此电发出，僧界 多有深表震惊者，以为“打倒偶像、破除迷信”出诸唯物论者口吻犹可，竟 出诸佛徒本身，宁非怪事。佛化新青年会在厦门、太原、上海、绥远、包头、武汉、泉州、重庆等地 都设立分会。各地佛化新青年会以武汉佛化新青年会最为出色。到民 国13年底，佛化新青年会已是个颇具社会影响力的新兴佛教团体。这 也是张宗载、宁达蕴在民国U年（1925)底，会被选入“中国代表”，出席 “东亚佛教大会”的原因?。资料记载，这次“东亚佛教大会”中国代表团 的经费是由北京政府全额赞助的，这是由张宗载等人促成的。张宗载、宁达蕴在“东亚佛教大会”中颇为活跃，大力宣扬“佛化新青 年会”的理念，引起日本佛教界的注意，尤其是临济宗妙心寺派青年僧侣 回响最大，后来还设“日本佛化新青年会”，请张宗载指导。当时，与会的 台湾代表觉力法师亦感受到“佛化新青年会”的活力，特在会后邀请他们 二人与道阶法师到台湾参观访问。张宗载等人此行得到台湾官民及佛 教界盛大的欢迎，除了报纸大篇报道外，台湾总督府亦下令各地优遇一 行人。民国15年(1926)，张宗载应新竹金刚寺之请莅台讲演，宣扬“佛化①民国14年（1925)11月，日本佛教界举行“东亚佛教大会”/‘佛化新青年会”就以中国有力的 新兴佛教团体之名，在19个代表中获得3个名额:张宗载、宁达蕴、刘仁航。新青年会”之理念。访台结束后，张宗载等人在1926年1月3日抵达厦 门，受到热烈欢迎。此后即留厦着手改革“闽南佛化新青年会”，重新出版 其机关刊物《佛音》，并以此为基地，向南洋扩展“佛化新青年会”的势力。 1926年腊月，张宗载等由南洋讲学回国，在汉口发行《无畏》月刊，后接受唐 生智之邀请，至湖南弘法。入湘之后，张宗载因被“佛痞”嫉妒诬陷，系长沙 狱中六月有余，几乎被枪毙。出狱时，张宗载犹豪气干云，说“此来受尽波旬毒，今去仍鸣觉世 钟”，即要继续宣扬“佛化新青年会”理念。但他也感觉到时势不同，若不 向新兴的国民政府靠拢，是会遭到淘汰的。因此，与其说张宗载所主持 的“佛教新青年会”是在遭到唐生智迫害下销声匿迹，不如说是被国民革 命这大浪潮所吞噬。北伐以前，南北分治，各自为政，佛教于政局分裂 中，为适应环境及时代要求，不得不有新的活动，争取生存发展，“佛化新 青年会”即为一显著的例证。北伐军兴，声威靂动全国，广大青年踊跃加 入;北伐以后，全国统一，各种社会活动，亦都趋于正轨。于是，风靡全国 之佛化新青年会，至此便寿终正寝了。对于“佛化新青年会”在民国佛教史上的意义，太虚法师如是说佛 化新青年会者，白衣中多善知识，青年界尤发大心……青年会对于护法 事业成效卓著。此后世界潮流转变日亟，僧界活动范围狭，若无青年护 法，行见益趋困难，如老干无梯，枯树无花，终于腐朽，安望新芽?”?(四）世界佛教联合会成立弘扬世界佛教,增加国际交往，也是民国初期佛教的一大新动向 1923年7月，太虚在庐山讲经，有日、美、英等国人士参加。1924年太虚与 学界名流、政商耆宿五十余人共同发起世界佛教联合会，邀请世界各国佛 教学者与会，借以增进世界佛教徒的友谊，促进世界佛教文化的交流，此实 民国佛教史上开新之盛举。该会受湖北督军萧耀南之助，得以在内务部立①参见《通信》，《佛化新青年》第2卷5—6合号。案和外交部备案，称其“事关宏扬佛化，于世道人心，裨益甚巨”。①1924年夏季7月，太虚主持在庐山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是以沟通 世界佛教学术及一切科哲学、宗教学为主题。中国佛教界出席代表有湖 北了尘和赵南山、湖南性修、江苏常惺、浙江武仲英、上海张纯一、安徽竺 庵、江西李政纲、四川王肃方等十余人，日本则有法相宗长佐伯定胤、东 京大学教授木村泰贤博士和水野梅晓等，其余参加者有英、德、法、芬兰 等国的佛教学者。世界佛教联合会简章说明，本会以联合世界各国研究佛学之人士， 讲演佛教，传布全球为宗旨。兹将简章附录于下：世界佛教联合会简章①世界佛教联合会缮具简章呈请后，获湖北督军公署第2403号训令，令怛界佛教联合会释太 虚等：案査前据该会呈请组织怛界佛教联合会一案，当经复准备卷，并咨送内务、外交两部各 在案。兹准内务部咨开，准咨称释太虚组织怛界联合会。事关宏扬佛化，于怛道人心，裨益 甚巨。除复准备案外，抄具原呈简章及批复，希酌核允予立案等因，并附送原呈简章前来。 正核办间，并准外交部函同前。因查该释太虚组织怛界佛教联合会，拟集合各国研究佛学人 士，广事宣扬，查核简章，尚无不合，自可准予备案。除函复外交部外，相应咨复查照等因，准 此，合亟令行该会，即便查照。此令。民国13年（1924)8月8日，督军萧耀南。续表太虚发起成立世界佛教联合会之时，国内佛教尚未能联合，何况世 界联合？纵说佛教超越国界,但太虚的目的，主要是欲以世界性而达到 中国佛教联合会组织。故经过该会数次会议，议决事项如下：拟于1925 年筹备成立中华佛教联合会，并推选代表参加明年(1925)在日本东京召 开的东亚佛教联合会，世界佛教会之名称仍然保持，待东亚各国佛教愿 加入时再为开会。太虚在会上发言说：“由佛教关系而起联合，既名世界佛教联合 会，世界各国均可联合开会，故明年请由日本筹备开联合会，此为中 日两国佛教徒及人民实行团结的开始。”是时，日本帝国提倡“中曰亲 善”，故而日本木村泰贤博士说：“对明年在日本开会，当表接受，唯对 世界名称，因没有西洋人加入，名实恐不相符，最好我们先由东亚各 佛教国联合，故主张名东亚佛教联合会。倘西洋各佛教国愿加入，再名 世界佛教联合会未晚，敝国人做事是一步一步地行去，若骤名世界而无 世界各国加入，恐引起误会。”①于此又可知，世界佛教联合会虽以世界为 目的，实际上也是欲借佛教关系，团结中日两国人民，安定亚洲，实现世 界和平。①参见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第十一章“世界佛教新运动”，第283页1925年11月，太虚等代表中国出席在东京举行的东亚佛教大会?， 由此走上世界佛教新运动的道路，后往南洋群岛继续弘扬佛法。民国时 期与太虚齐名的圆瑛法师也致力于推进世界佛教新运动，曾前往日本、 朝鲜、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开堂说法。太虚曾邀圆瑛参加东亚佛教联合 会，圆瑛于1925年10月致书太虚法师曰：本拟偕行……诸事如麻，实难抽身，此亦无奈之何。唯是此次 联合，应对东亚佛教谋一光明之目的。两国僧界，因乃同种同教之 人，当如何亲善，如何创造一种特别之事业，不仅与佛教有关，而且 与两国社会、国家，均有莫大之利益。我意要与（曰本）各寺管长商 议，可否将曰议院所议“亲善费”提拔一部分，在江浙闽诸省各地创 办佛教大学、佛教医院、佛教日报。大学可以灌输，医院可以感化， 曰报可以发扬。此三者实是东亚佛教所应办之事业，望向会中提 议。如表同情，再定办法。其手续当慎重，不可引起国际之交涉。 我观世界科学之发达，得其利者固多，而受其害者亦不少。竞争愈 烈，世界愈入漩涡，有识者早鉴及此。将来启救世道人心，自必重振 佛教，而我佛教自应抖擞精神，以为一番预备。?三、佛教文化事业复兴民国初期，佛教的现代发展不仅表现在建立从全国性到地方性的佛 教组织上，还反映在如火如荼的宣教和文化事业上。当国事日非、民生 凋敝之时，当北伐前后庙产兴学风潮再起，佛教处于狂风暴雨之中，佛教 借文化事业以维护生命于不坠。其于国家民族前途，以及中国文化宣①出席东亚佛教大会的名单，中国代表19人，出家众7人：道阶、太虚、持松、弘伞、谈虚、曼殊、 佛智。在家众12人:胡瑞霖、王一亭、韩德清（即清净居士）、韩哲武、徐森玉、张宗载、宁达 蕴、刘凤鸣（刘仁航）、李荣祥（李子笏）、杨鹤庆、冯超如、张景南。这19人大体是出自上海、 北京、武汉地区，也是当时中国佛教较兴盛之区。②圆瑛:《致太虚法师书》，黄夏年主编:《圆瑛集》，第14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扬、社会人心的维护，亦有重大关系。(一）佛教院校的创办及推动杨文会毕生致力于佛教事业，以其创办的金陵刻经处为中心不断发展， 举凡流通佛教经论、培育佛教人才、提升佛学研究之风气等等，一一都成为民 初佛教复兴之重要因素。其晚年在金陵刻经处先后兴办“祗洹精舍”与“佛学 研究会”，尤对民初佛教院校之创办和佛教教育之发展有示范推动作用。杨 文会在民国建立前一年去世后，月霞在上海创华严大学，谛闲于宁波设观宗 学社。杨文会门下欧阳竟无和释太虚二人，分别在民国10年(1921)后，成立 支那内学院与武昌佛学院，形成遥相呼应的声势，成为我国近代佛教教育史 上的“双璧”，对当时佛教教育和佛学研究具有启发和引领作用。①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继承杨老居士之遗志，主持金陵刻经处刻经兼讲学事业。 为了培养佛学研究人才，欧阳竟无于民国3年(1914)在该刻经处成立佛 学研究部，聚众讲学。其后要求来学者渐多，于是在民国7年（1918)时， 欧阳竟无与名流学者蔡元培、梁启超等人共同发起筹建支那内学院。民 国10年(1921)年底，内学院筹备处成立董事会，因得沈子培（曾植）、陈 伯严(三立）、梁任公（启超）、熊希龄、蔡孑民（元培）、叶玉甫(恭绰)诸君相 助，谋益扩充。在筹备期间，曾刊布支那内学院简章，其中第一条即标明： “本内学院以阐扬佛法养成利世之才，非养成自利之士为宗旨。”前后经过 四年的积极筹备，支那内学院于1922年(民国11年)7月17日，在南京大 中桥半边街正式成立，欧阳竟无任院长，吕澂任教务主任。并具文呈报内 务部、教育部备案。7月24日，内院院长欧阳渐有致内务部呈，呈为编缮简 章、细则、图表、粘具印章，呈请备案，恳予维持，并乞分咨各省知照事：窃以教育为立国根基，而佛学又教育肝髓，其慈悲平等足以息 竞化偷，其洁白贞操足以廉顽立懦，其高超思想足以产特殊人才，其 穷极性理足以通物质困碍，其因果警惕足以范一般愚庸，其方便行 持足以破遁世执障，利益无边，汉唐有证。然不创设学校，计业课程，则若存若亡，效力不显；更非中、大、预、特各科，次第并办，即不 能成系统而资普及，乃千载绝响，全国无一，岂非可痛！前清光绪间石埭杨仁山居士与沈曾植、陈三立等本此宗旨，已于 金陵刻经处内办立佛教学校，名曰祗洹精舍，以无的款，悼惜解散。 (欧阳）渐继其后，不忍遂尔寂然，现仍与办学旧侣沈（曾植）、陈（散原） 等暨与新侣熊希龄、章炳鱗、庄蕴宽、蔡元培等继起，而充扩之中学、大 学、预科、特科，次第拟办，名曰支那内学院。凡是国内，不限籍贯…… 已于八年(1919) 一月设筹备处于南京双塘巷，就地函请教育厅备案， 借资保护。以历年筹款艰窘，未便率尔开办。近因求学者众，皆不远 数千里而来，而旧学程度与资望倶一时佼佼，又未便抑机久闭，现于学 科先设研究部，事科先设编刻处。办理经年，学科、事科均有微效，复 欲续拓特科生，以广造就。然对外种种，动需公牍，非刻立印章不足以 资信守。所有敝院成立启用图章、继续拟办事项各缘由，相应分别缮 具简章、细则、图表并粘印章式样。除另呈教育部备案维持外，理合呈 请钩部备案维持，并恳转咨各直省一体知照，实为公便。再，大小院章 各一颗，于本年(1922)七月十八日启用，合并声明。支那内学院职员一览表民国12年（1923)9月支那内院正式开学，历时两年。初入学者16 人，计有蒙(文通)尔达、韩孟钧、刘定权、谢质诚、李艺、邱仲、释存厚、释 慕觉(蕙庭）、黄通、曹天任、陈经、黄金文、刘志远、释碧纯等。欧阳竟无、 邱晞明、王恩洋、吕澂、聂耦庚、汤锡予（用彤）等分任教授，初讲法相唯识 经论。除住院缁素外，并有名流学者时来听讲，入室执弟子礼，其接引社 会名流学者研究佛学，启发颇大。民国14年（1925)7月，扩设法相大学 特科。其经费除由该院基金支出，并得熊希龄、梁任公、叶玉甫（公绰)诸 院董支持，呈请当时北京政府拨助，经财政部会商教育部，咨得江苏省长 训令江苏财政厅在国税项下拨1 〇〇〇元，作为经常费用。政府另拨助基 金10万元，以江苏国税项下每月拨交1 〇〇〇元计算。内学院筹备过程中 最为困难的经费一事，由此部分地获得解决。此为近代史上政府首次拨 款补助研究佛学费用者。此外，并由僧俗共同发起劝募，若黄通如、冯超 如、持松、仁山、竹庵、培安、观同、智光、范成、常惺、蕙庭、真常、宝筏、志 西、存厚、又山、苇乘、彻空等。另外还得到台湾基隆灵泉寺善慧和尚及 诸善信热心捐助，可谓群策群力支持此一学府。内学院开办两年之后，政局发生变化，民国16年（1927)起，即告中 綴。根据吕澂的回忆，内学院的发展可分为四期，其中第一期从民国11 年到16年止（1922—1927)，为内学院最辉煌的一期。除不断发表研究 成果与编印《内学》年刊外，还曾于1925年一度成立法相大学，在韩（常） 府街开辟第二院，可惜1927年夏天因军队进驻第二院而停办，第一院规 模亦缩小。此后支那内学院在艰困的环境中，仍从事讲学研究和《藏要》 的编印工作，直到1943年2月欧阳竟无去世时，在内学院研究的学者前 后已达200余人。1937年冬，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欧阳率部分门人迁 居四川江津，建成支那内学院的蜀院；1947年，欧阳弟子吕澂等返回南 京，恢复南京支那内学院；1951年8月，支那内学院改名中国内学院; 1952年国内各大学院系调整，中国内学院自行宣布解散。支那内学院(1922—1952)前后一共存在整整30年，其中的前20余年，是由欧阳竟无领导和指导的。内学院在弘扬佛教学术文化方面，尤 其是在研究整理佛教法相唯识学方面的重要成果、诸多建树，大都是在 前20年间取得的。后10年内院工作则由欧阳弟子吕澂主持。内学院 初筹备时，吕澂就辞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务长一职，来协助欧阳进行 筹建工作。筹备处的另外一名得力弟子邱晞明，早年在宜黄家乡时就是 欧阳的学生。原杨文会佛学研究会的成员之一周少猷居士，是浙江省的 议员。他对欧阳的学问、人品十分敬重，当内学院发起筹备时，周氏辞去 议员一职，亦进入筹备处襄助欧阳并任院董。筹备处成立不久，发布了《支那内学院简章》及《支那内学院一览 表》。《简章》分总纲、修业年限、学科课程等章目共36条。其中总纲 6条：支那内学院简章内学院分学、事二科，其中，学科设中学部、大学部及研究部三部，大 学部内设法相大学、法性大学、真言大学三个专科大学，三个大学内部又 相应设有预科、共同补习科及特科的架构。事科则设行持、编刻、阅经、 讲演及译经、传教等等。从简章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希望将佛教研究、教 学、行持以及佛教文化的传播集于一身的庞大的建校计划。虽然由于各 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支那内学院日后的实际规模远远没有实现创始者的本意，但贯穿于简章中的佛教学院的现代因素，则确实给这个学院带来 了新生命。②武昌佛学院太虚在佛教教育方面，成就卓然、广为称誉者，则首推其所创立的武 昌佛学院，并与支那内学院同为当时全国知名的佛教学府。1922年（民 国11年）春天，太虚在汉阳归元寺讲《圆觉经》，武汉居士参与踊跃，此 时，太虚已有创办新式佛学教育以培养佛学研究人才的志愿，故于讲经 之际，与陈元白、李隐尘、王森甫等人多次商议，决定设立佛学院，广培师 范人才。遂成立董事会，举梁任公为院董长（陈元白代），李隐尘为院护， 聘太虚为院长。4月初，在武昌通湘门内觅得黎少屏的住宅可作为院址， 而黎君也欣然廉让，于是中旬即在院内成立筹备处。章程由创办人呈湖 北军政长官及内务、教育两部备案。经过五个月的筹备与招生后，9月1日，武昌佛学院即正式开学。入 学青年，僧俗兼收。僧众方面，则有漱芳、能守、默庵、会觉、观空、严定、 法尊、法舫、量源、显教、象贤等。在家众方面，则有程圣功、陈善胜（后出 家为净严）、宁达蕴、张宗载等。共收学生六七十名。这期所聘教授，则 有空也、史一如、陈济博等。民国13年（1924)，暑期第一届毕业。是年 秋又招新生，则有寄尘、机警（大醒）、亦幻、墨禅、虞佛心、苏秋涛等。武 院声望日隆，遂与内院并称，成为当时国内佛教两大学府。其对日后僧 教育之发展，实富有启发与领导作用。武院还附设女众佛学院，未几即 停办。太虚在成立武昌佛学院时即指出，佛学院之名为其创始，课程参取 日本佛教大学，而管理参取丛林规制。太虚创办佛学院的理念是为培养 振兴整个佛教的人才，而不是要某宗某派的讲经法师。而事实也证明了 武昌佛学院的创办，在当时佛教界独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不久即蜚声 海内。据武昌佛学院第一期毕业的释法舫所记述，该院从开学到北伐的 五年间，具有相当规模，成为名震全国、闻风向往的第一佛教学院。有人称为“佛教的黄埔”，也并不过誉。在民国佛教史上佛学院之设立相当众多，这些佛学院虽办的时间有 长有短，成就也有大有小，但多数都与武昌佛学院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因为其创办人或聘请的教师大都曾是武昌佛学院的教师或学生。而从 武昌佛学院出来的一些名僧及其弟子辈，至今仍有部分在海内外主持名 山大剎和各类佛学院。由此可见，武昌佛学院不仅对民国以来的僧伽教 育有重大之贡献，而且对近现代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亦有相当深远的 影响。民国15年（1926)秋季，北伐军攻至武汉，院中职员与学僧逃离星 散，而武昌佛学院屋舍十之八九为军队所占据，仅由释大敬和释法舫等 人驻守余屋和设备，佛学院形同停顿。直到民国21年（1932)夏天，武昌 佛学院经院护与院董的积极交涉，院中驻军终于全部迁走，房屋全部收 回。此时太虚即与法舫、李子宽、王森甫等人商议，决定将武昌佛学院改 为世界佛学苑，特别是将原有图书馆加以整理扩充，改制为“世界佛学苑 图书馆”。此后，武昌佛学院即迈入一个新的阶段。世界佛学苑图书馆不仅储藏大批经典图书，并设有专门研究员，住 馆从事研究。其研究工作，分为“考校”与“编辑”二部。考校，即就整个 佛教原有之经典，依照各种译语经典，作分门别类考校。编辑，即将各种 文字佛典互相翻译编制，依现代化科学方法，编辑各种丛书，使佛学适应 现代学者阅读与研究。该馆研究人员致力于这两种工作，均颇有成效。 兹将世馆成员名称录之于后：世界佛学苑图书馆职教馆员履历表续表续表由此观之，世界佛学苑图书馆研究员多半都来自于各省佛学院，对 于佛学均有相当的造诣，可说集全国优秀之僧青年于一堂，从事佛学考 校及编译研究。民国23年(1934)，《海潮音》第15卷第7期曾出世界佛 学苑图书馆馆刊，对世馆内容组织报道极为翔实。$民国年间著名的佛教图书馆除了太虚在武昌创设的世界佛学苑图 书馆，还有道阶等人于民国元年（1912)在北京法源寺设立的“京师图书 馆”。《佛学丛报》第三期载《设立京师图书馆公呈》一件并附章程十二 条，呈请教育部立案并恳转咨内务部立案保护。呈曰：“窃维万法纷纶，①参见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第十章“佛教文化事业之发展”，第259—264页。惟宗教可阐难之言奥，而百流竞进。又惟释氏独收宏被之功，只以往者 经藏尊严，法门深闭，著录既不登于《四库》，微言遂莫利于群生。榛莽塞 途，人晦唯心之妙理;囊箱空锁，徒庋出世之遗文。此固由学人封域之见 深，而亦未流传播有未尽也。道阶主持京师法源古寺，深惟出家发愿，以 弘法为先，而利世接人又以传经为首，因就寺内余屋创立佛学图书馆一 所，陈设内典全部，专供来者阅览，民国元年（1912)10月24日，教育部 批文曰：“呈暨馆章均悉。夫人能宏道，儒典雅言，法藏任持，释门攸尚。 是以群径嘱累叮咛于未来曰，依利生精勤乎流播。该发起人等，或达本 桑门，或名言居士，并情存摄受，义在负荷。乃会胜缘于斯京邑，建三轮 之宝藏，总无尽之玄文，普令见闻咸当沾润……馆章十二条亦均妥协，应 予立案并转咨内务部査照。”③僧教育与佛学院谈到僧教育，这是近代佛教史上一件大事。以往中国佛教似乎只有 丛林制度，并没有什么僧教育的名称。太虚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僧教育 会之缘起，不仅关涉僧界“自动兴学”，而且演变为全国佛教组织的成 立。〇所谓僧教育，实乃指佛学院而言。其起源于清光绪二十四年 (1898)，亦即康梁倡导变法维新的那一年。因为变法维新，首在创办实 业，开办学堂，培育人才。因为筹办学堂，苦于经费无着，便有湖广总督 张之洞写了《劝学篇》一文，上奏朝廷，力主庙产兴学。于是引起地方官 绅勾结攘夺寺产、霸占寺庙的风潮，遭到全国佛教界一致抗议反对。而 杭州境内竟有30多所寺院因为寺产失去保障，投靠日本真宗派求其保 护，遂引起中日两国外交上纠纷。经双方交涉，清廷一方面要日本放弃①参见太虚《三十年来之中国佛教(1907—1937)》。“中国在三十年前，因惑外侮有变政兴学之 举,所办新学新政往往占用寺宇，拨取寺产，激起僧众反抗，由联日僧以保护引起外交，乃有 使僧界自动兴学，自护寺产，另立僧教育会之明令。浙江之寄禅、松风、华山，江苏之月霞，北 京之觉先等，南北呼应，为当时组设僧教育而办学堂之僧界领袖。笔者亦适于距今三十年之 秋，随寄禅长老参与宁波及江苏各僧教育之成立……入民国后，由寄禅长老领导全国僧教育 会改组成中华佛教总会于上海。”见于张曼涛主编<民国佛教篇》第320—321页。保护中国寺庙，另一方面始允许佛教界自兴学校，自保寺产，并颁令保护 佛教，这便是开创僧教育的缘起民国诞生，革命浪潮冲击迫使佛教僧徒觉醒，非迎头赶上时代，兴办 僧教育，造就僧材，利济社会，就不足以保护寺产。太虚与仁山两位首先 倡议改革金山寺丛林为佛教大学。因改革丛林制度时机未熟，故中途饱 受挫折，但已使全国佛教界惊醒，非有足够的新知识，便无法使佛教在未 来社会中发挥大作用。与此同时，民国初年的政界显要及社会名流学者 纷纷倾向佛学，从事佛学的研究。若康有为、章太炎、梁漱溟、梁启超等 等，都竭力提倡佛学。章太炎在《告佛子书》中说:“佛法已由缁众流入居 士”，相形见绌，显现僧教育落后，僧材缺乏。遂使佛教僧徒有一共同的 感觉:果欲维护寺产，避免遭受摧残，唯有火速兴办教育事业。从民国3 年至民国33年（1914一1944)，这30年之间，各省丛林寺院相继兴办僧 教育，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全国不下三四十所，遍及江、浙、闽、鄂、湘、皖、 陕、冀、川等省，已使佛教教育由宗派式丛林教育进入学校化之僧教育， 这是我国佛教史上一大转折点。兹就规模较大而成缋优秀之僧教育机 构，除上述支那内学院和武昌佛学院外，再作补充简介如下，以见民国时 期僧教育与佛学院之兴盛。①上海华严大学，系上海英商哈同夫人罗迦陵女士创办。辛亥革 命成功，月霞法师暂寓沪上，因狄楚青^居士推介，于哈同花园讲经。时 康有为亦寓沪上，劝促罗迦陵发心弘扬佛法，遂请月霞筹办佛教学校，分①开僧教育之先河者，先有“僧界巨子”亚髡（名文希）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扬州天宁寺创 立普通僧学堂，入学僧青年有仁山、智光等20余人。此为中国佛教近代史上第一所僧学堂， 后由于文希被诬告勾结在日本的革命党人遭逮捕而停办。继之而起者为南京僧师范学堂， 系江苏省僧教育会创设于宣统元年（1909),相继聘请月霞、谛闲主任教务，入学僧青年有仁 山、太虚、观同、智光等，辛亥革命成功时停办。参见《佛学丛报》第一期，《纪事》第9页。②狄楚青（1873—1921)，名葆贤，字楚青，亦作“楚卿”，别号平子。1895年参与“公车上书”， 1904年在上海创办《时报》，后创设有正书局。精佛学，工书画与诗词。民国初年，与濮一乘 在上海创办《佛学丛报》;1914年，又助印光印赠佛书，对佛教出版事业多有贡献。著有《平等 阁笔记》、《平等阁诗话》等书。正科、预科各三年。月霞主讲，预科三年，初授大小乘经论；民国3年 (1914)正科开始，因月霞主弘华严，故名“华严大学”。①时入学僧青年为 全国僧青年精英，如持松、戒尘、妙阔、慈舟、了尘、智光、霭亭、惠宗、体 空、海山、性彻、常惺等。开学未及三月，因有人破坏，遂改迁杭州，继续 三年，而圆满毕业。历时虽短，但其成就僧材，却为日后各省佛教中兴人 物，故尊月霞为民国以来僧教育之“始袓”，亦不为过。②观宗学社，系谛闲法师创办。民国元年，谛闲初于上海留云寺创 办佛学社，民国3年（1914)接住宁波观宗寺，即成立观宗学社，自任主 讲，专攻天台教观。民国4年（1915)，应北京显要邀请北上宣讲《楞严 经》，结识时贤，道誉远播。民国9年（1920)得蒯若木、叶誉虎之助，扩充 学社，成为正式僧教育机构。时入学僧青年，有仁山、妙柔、谈虚、静权、 妙真、宝静、可端等，延续甚久，成绩斐然。③常熟法界学院，系月霞法师创办。月霞法师早于光绪三十二年 (1906)与应慈、明镜、惟宽四人同受常州天宁寺冶开和尚记莂。民国6 年(1917)，月霞奉冶开和尚命，分灯常熟兴福寺，并得满月法师之助，创 设“法界学院”，专弘华严。是年冬，月霞圆寂杭州西湖玉泉寺，改由应慈 继之。民国8年(1919)，又由持松继续。常惺、蕙庭、现月等均先后任教 于斯。该寺环境幽静，山明水秀，主持得人，延续达20年之久，其造就僧 材良多，实无逊于后起之武昌佛学院。④汉口华严大学，其主办者为了尘、戒尘、慈舟三法师，原于民国3 年（1914)亲近月霞，民国9年(1920)乃于汉口九莲寺，秉月霞遗教，创办 “华严大学”，专弘华严，至12年(1923)圆满结束，因其成就人才不多，对 曰后影响不彰。⑤天台学院，系仁山法师所办。民国元年(1912),仁山与太虚改革①参见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集成》第4卷，《佛学丛报》第十期载《华严大学缘起》及《简 章》(十四则），可知华严大学设在上海静安寺路哈同花园内，当时有校舍三十余间，定办三年 为期。本校以提倡佛教、研究《华严》、兼学方等经论、自利利他为宗旨。金山寺失败后，即专究内典。后又亲近谛闲，学有所宗。民国8年①于高邮放生寺，创立“天台学院”，民国10年（1921)改为“四弘学 院”，专弘天台教义。高邮为苏北大县,各地僧青年相继入学，极为踊跃， 遂与江南“法界学院”遥相对峙。一宗华严，一弘天台，南北呼应，互为映 辉，实为1921年前后江苏省佛教最负众望之僧教育机构。入学僧青年， 多属佛教优秀分子。⑥安徽僧学校，民国11年（1922)设立于安庆迎江寺，由常惺法师 主办。其创办因缘，亦导源于太虚。民国8年（1919)，马冀平于北京听 太虚讲《维摩诘经》，由斯生信。民国9年（1920)，又听太虚讲《法华经》， 遂决意皈依佛宗。民国11年(1922)，马氐出任安徽省财政厅长，遂与迎 江寺住持竺庵发起“安徽僧学校”，请常惺法师任校长，蕙庭、觉三为助 教。持松亦曾短期任教。时入学僧青年，则有南亭，瑞今等。⑦藏文学院，民国13年(1924)秋，大勇创办。设立于北京慈因寺， 得汤铸新、胡子笏等支持。大勇先于民国12年（1923)从日本学密归来， 深觉东密不够严密，乃于1924年秋，复至北京，从白普仁喇嘛学习藏密， 欲究藏密，乃创立藏文学院。武院之大纲、超一、法尊、法舫、严定、观空 等相继入学，专学藏文，以便翻译藏文经论，校勘汉译经论之遗逸，并欲 融会东西密部精华，另创立一独立性之中华密宗。民国U年（1925)秋， 又改藏文学院为留藏学法团，大勇率大纲等20余人由北京出发，经四川 入藏，而止于西康甘孜。⑧闽南佛学院，民国14年（1925)创办，设于厦门南普陀寺。初由 常惺法师主办，蕙庭法师任主讲。1927年改组，由太虚任院长。原有之 蕙庭、会觉、满智三法师仍留职。1928年，又增聘芝峰、大醒、寄尘来院。 遂由觉三、芝峰、亦幻、寄尘、笑溪、觉斌、广箴诸法师共同负责。觉斌、芝 峰、大醒分任教务寺务等职。入学僧青年，远自陕、晋、鲁、川、冀、鄂、湘、 黔、皖、苏、浙等省，多达七八十名，初分甲乙两班，后增研究班。课程方 面，佛学为主，兼授英、日及中外史哲等课。因与厦门大学毗邻，乃迎聘厦大名教授，担任哲学等课，故闽院学僧接受新知识较一般佛学院者为 多，对革新佛教新运动，更具蓬勃的朝气，实为太虚武院之外革新佛教第 二大本营。1928年，太虚赴欧美弘法，在法国巴黎应欧西学者要求，倡设 “世界佛学苑”。为配合推动世界佛教发展，闽院被列为世界佛学苑华日 文系，柏林教理院列为华英文系。自此，闽院外文以日文为主，成为国内 规模最大之僧教育机构。第二次庙产兴学风潮发生，大醒于闽院所发行 之《现代僧伽》呼吁全国僧界大团结，领导反对庙产兴学，发生最大效力。 所以，闽南佛学院在中国佛教近代僧教育史上有过辉煌的贡献。⑨杭州僧师范学校，系常惺法师创办。民国17年（1928)夏，常惺 法师离开厦门后，一度应王竹邨邀请赴云南宣讲佛经，适中法于云南边 境发生冲突，常惺率领僧侣赴前线救护伤员，顿获各界称扬。常惺早年 尝从持松学习东密，本有步大勇后尘入藏学密的弘愿。旋以太虚劝阻而 终止，遂决意仍从事教育〇 1928年秋,得杭州昭庆寺惠宗同学支持，创办 “僧师范学校”，训育师资人才，常惺、蕙庭分任主讲。入学僧青年，多从 闽南、常熟，及其他佛学院毕业而来。意在短期内，训练佛教师资。本 光、苇宗、宽融、华舫、通一等，均系当时入学青年。民国18年(1929)夏， 太虚从欧洲弘法归来，特至杭州往晤常惺、蕙庭等于僧师范学校。太虚 对常惺之教学主张，极为赏识。未几，常惺法师应北平柏林寺台源和尚 邀请，主办柏林佛学研究社，旋又率该校（师范）学僧北上，至柏林寺就 读，杭州僧师范学校遂停办。⑩玉山佛学院，民国14年(1925)，镇江超岸寺守培法师创办。其 规模虽不大，对僧青年仍不失启发作用。仅就该寺财力范围内，招收僧 青年二三十人，守培主讲，以佛学与儒学两门为主，傍及其他。民国19 年（1930)，蕙庭法师继任该寺住持，扩充教学，以唯识为主。于二年后， 由雪松继之，直至1937年抗战发生，始停办。?竹林佛学院。北伐以后，革命思想风靡全国，打倒迷信反宗教 思想，尤为激烈。有识之士，皆认非兴办教育，造就僧材，无法应付未来 新社会秩序发展。民国16年(1927)，霭亭法师接任镇江竹林寺住持，于 17年(1928)秋创办竹林佛学院，迎聘慈舟、妙阔及湖南籍栗庵法师，专弘 华严。一切都依丛林规制，早晚功课外，兼修禅观。该寺环境幽静，寺在 竹林深处，实为修道讲学最佳胜处。延续十年，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始 停办。?龙池佛学院，民国17年（1928)秋开办，设于宜兴龙池山，由恒 海和尚创办。得一法师为副讲，史济群、自安、性容、大休、太尘、宏法等 分担训育教务等职。因限于一寺之经费，无法发展，未几亦停办。?江南九华佛学院，民国18年(1929)夏，由安徽九华山佛教会主 办，设于九华山化城寺内，以地藏菩萨香火收入为基金。由容虚和尚任 院长，寄尘法师主办，先后聘请蕙庭、惟舟、现月为主讲，梁石言教授英 文，燕仲强教国学，汪迦林教授自然、史地等课，其教材除佛学课外，则釆 取初级中学课本，使僧青年具备应有的常识。历经三年，终以经费不足 及主办无人而停办。?柏林教理院，民国18年(1929)秋，由北平柏林桥柏林寺住持台 源和尚创办，设立于柏林寺内。聘请常惺法师任院长，民国19年(1930) 春正式成立。因常惺法师德望，时各方青年竞趋前来就读者颇多。1931 年夏，太虚应邀至北平讲经，并至该院讲《大乘宗地引论》，先后五十余小 时，由法舫记录，成《大乘宗地图释》。太虚复将锡兰留学团及世界佛学 苑筹设处，移至柏林寺。法舫、尘空均由武昌移至北平。柏林教理院列 为世界佛学苑华英文系，于是该寺便成为太虚、常惺法师合作推进世界 佛教的中心。并发行《佛教评论》，对当前佛教教育及寺庙制度，以及世 人对佛教误会，多加评论，遂使全国佛教界为之振奋。而柏林教理院则 与闽南佛学院遥相对峙，南北呼应，互相辉映，实为中国佛教僧教育史上 最兴旺的时期。无奈好景不长，日本帝国主义于“九·一八”侵占东北， 国难发生，经费无着，无法维持，不得不宣告停办。?光孝佛学研究社。民国20年（1931)常惺接受江苏泰县光孝寺住持，即于是年创设光孝佛学研究社，常惺法师为社长。这时常惺法师 仍为柏林教理院院长，南北奔走，极为忙碌，乃由得一、南亭分任教务与 寺务。入学僧青年，多来自苏北各县。历经二年，亦以经费不足，缩小范 围，延至1937年抗战爆发，全部停办。?清凉学院，民国14年（1925)，常州清凉寺住持清波和尚创办， 设于清凉寺内，礼请应慈法师主讲，专弘华严。1927年，因革命军北伐， 遂迁至上海清凉寺下院，后又迁常州永庆寺和无锡龙华庵等处，继续三 年而结束。?南山佛化小学。闽南佛学院原设小学部，民国十七年(1928)改 组后，次年(1929)将小学部迁移至漳州南山寺，独立成校，定名“南山佛 化小学”，由笑溪、达如负责。锡兰留学团即设于此。?南海佛学院，设于普陀山法雨寺。本由清末所办法雨小学演变 而来(专收出家众沙弥），民国20年（1931)改为南海佛学院，由宽道、宽 融主持，不二年即停办。?鼓山怫学院，民国20年(1931)春，虚云和尚接任福建鼓山涌泉 寺方丈时创立，礼请大醒法师任院长，由印顺、心道两师任教员。历时未 久，即告停办。?开封佛学院，设于河南开封铁塔寺。民国23年(1934)，由武昌 佛学院第一届毕业僧净严法师主办。聘请闽院学僧心月、智严二师为助 教，为中原第一所佛学院。21法界学院。民国21年（1932)，虚云和尚邀请慈舟法师至鼓山 筹办法界学院，翌年（1933)，始正式开学。1937年，又将该院迁至北平净 莲寺，至1939年结业。22汉藏教理院，设于四川北碚缙云寺内，系太虚法师创办。民国19 年(1930)，太虚应四川佛教会邀请入川弘法，在川省各处讲学，刘甫澄(湘) 将军与太虚谈及，欲选拔汉僧入藏留学，以沟通汶藏友谊。因此，太虚告以 不如就川省设立学校，集合汉藏僧青年加以训练，深得刘氐赞同，并获何北 衡、王旭东、王晓西等同意。何北衡建议，即以旧废的缙云寺为院址，创办 汉藏教理院。民国21年(1932),先设立筹备处，开学由满智、岫庐、慧松诸 人负责。1934年，法尊由藏回，即担当该院教务，并译出宗喀巴《菩提道次 第广论》等名著，对汉藏文化沟通贡献颇大。23焦山佛学院。金、焦二山为江苏佛教首剎。民国元年（1912)， 仁山、太虚二法师倡议改金山寺为佛教大学，未获实现，殊为各方所惋 惜。民国23年(1934)，智光法师继任焦山寺住持，即实现丛林学校化， 创立焦山佛学院，就原有寺规加增学课，使僧青年得以行解并进，不致有 所偏废。邀约雪烦、东初、玉泉三师为助教。初分甲乙二班，分班教授， 共有僧青年七八十名。抗战爆发，该寺遭受日军炮击，损失惨重，遂停课 二年，至1939年又复课。因沦陷区各处佛学院均未复课，僧青年无处就 学，于是扩充教材，聘请芝峰、现月、明性诸法师专授佛学，增聘大学教授 三人，授以哲学、自然、物理、数学等科，实为沦陷区内僧教育之奇葩。抗 战胜利后，太虚所领导之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会务人员训练班，即借 焦山为训练场所，集全国九省一百二十余僧青年，集训两个月。集训结 业，太虚特莅临训话，并撰《焦山怫学院碑志》@曰：金、焦二山，同占长江形胜，亦同以佛剎著名。然高德如佛印禅 师辈见僧传者，则金峤为夥。焦屿至中华民国建国二十三年 (1934)，始有智光法师创立佛学院，雪烦、东初继持其事。中历倭 变，讲学不辍，可谓难能矣。顷岁，余领导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 决议办会务人员训练班，聘芝峰讲哲，就焦院主办之，全寺长幼翕然 协力。因之得集九省市百二十余僧英，陶铸其间，开国中教史未有 之盛，系中国佛教将兴之望。余以主持毕业仪来焦，遂志之以备僧 史参考。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46)八月八日，太虚。24觉津佛学院。大醒法师于民国24年(1935)接任苏北淮阴觉津①参见C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九编C文丛》，第六十一册C碑记》，第1132页。寺住持，该寺为江淮名剎，寺产丰富，就寺设立佛学院。由块然法师主 讲。其规模不大，以交通不便，故入学者不多，其成就也不大。25天宁佛学院。常州天宁寺原属禅宗门庭，其与金山、高旻被共 尊为三大宗门。因受时代思想启发，乃将原有戒堂加以学校化，名曰天 宁佛学院，由敏智、默如、戒德、佛声、维岳诸法师负责教务。其规模虽 大，经常七八十众，唯限于旧制，不易达到完全学校化，故发展缓慢。26东莲觉苑，此系在家居士香港何东爵士夫人何东莲觉女士于民 国23年(1934)所创办，设于香港跑马地何氏私宅。专为摄化在家女众 而设，聘请霭亭法师主讲，通一法师任助教，兼发行《人海灯》杂志，对港 澳佛化推进启发很大。27栖霞佛学院，民国25年(1936)开办，设于南京栖霞寺内。由大 本、觉民、智开等负责。其次,南京则有毗卢佛学院、古林佛学院、金陵佛 学院等。其时见诸记载的，尚有浙江“白湖佛学院”、“白湖讲舍”，湖南“祝圣 佛学院”，陕西“慈恩怫学院”、“巴利三藏学院”，昌圆、广文主办之“四川 佛学院”及“文殊佛学院”，永昌主办之“贵州佛学院”，以及北平“弘慈佛 学院”、“拈花佛学院”等。由于手头数据不足，无法一一详述。以上所 举，都属抗战以前，各省丛林寺院所设立之佛学院。28静安佛学院。抗战爆发后，京沪首遭敌人攻击，南京撤退后，沦 陷区僧教育机构均告瓦解。上海静安寺住持德悟、监院密迦首发起创设 静安佛学院。一面抢救沦陷区失学僧青年，一面改善僧寺经忏制度，即 每日不论有无斋主，只轮流诵经一次，以示为斋主超荐，其余时间，均为 学僧授课时间。此一改革，不仅对寺方收入无甚影响，而有益于学僧受 课较大，不失为一明智之举。初由本光、岫琦、林子青等任教，对沦陷区 僧教育，较多贡献。29大觉佛学院，民国30年（1941)印顺于贵州主办。历经数月而停办。30南华佛学院，民国31年（1942)，由虚云创办。设立南华寺内， 初由乐观主讲，知定继续，未几，即停办。31玉佛寺佛学院。玉佛寺系上海佛教首剎，原以经忏为主。民国 29年(1940)间，因沦陷区经济不振，影响该寺收入，因而改组，聘请震华 法师担任住持，旋创办玉佛寺佛学院，招收缁众青年授学，震华主讲，超 尘、楞定等任助教，并发行《妙法轮》月刊。抗战胜利后，太虚、福善、华舫 均驻锡于此，并发行《觉群》周刊，推行佛教革新，主张“参政不干治”，颇 获各方赞许。太虚经常驻锡于该寺，人才会集，成为佛教参政的办事处。 唯好景不长，福善、震华相继逝世，太虚亦因此而感伤中风，于此圆寂。以上所举各地佛学院，都是利用原有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