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任：我和堂兄吴大猷包揽了南开奖学金

吴大任先生（1908年—1997年），着名数学家、教育家，南开大学数学系教授。曾任南开大学教务长、副校长，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1921年考入南开中学，1926年考入南开大学，与陈省身同班跟随中国近代数学奠基人姜立夫先生学习数学。1926-1930年四年，南开大学理学院每年一名优秀生奖学金由吴大任与堂兄吴大猷均分。1930年，吴大任、陈省身、张志基三人为南开大学最优等毕业生。他的夫人为大学同学、着名数学教育家、南开大学教授陈[受鸟]（陈己同）。本文节选自吴大任先生自述，标题为编者所拟。

吴大任/文| 八里台先生整理

从小学到中学

我是广东肇庆人，1908年生于天津，祖父和父亲都是前清科举出身，祖父早故。辛亥革命后，父亲经营过工商业，而更多的是从事文教事业，当过天津旅津广东学校校长，主编过高要县县志。

在天津，我上过一年小学。和我一同上学的，有比我大一岁的哥哥大业和二叔的儿子大猷，大猷比大业小半个月。1915年，因我母亲病重，我家搬到广州不久，母亲去世又搬到肇庆。那时我有三个姐姐，是前母所生，同母的大业和三个妹妹。和我住在一起的还有祖母和一个早寡的姑母。姑母是高要女子师范学校校长。1918年我父亲娶了继母，他有一个儿子和三个女儿长大成人，所以我们共有三兄弟九姐妹。

在肇庆，我和大业上高要县立模范小学，1919年毕业。我印象较深的小学教师中有一位是陈禹范，他是校长，教过我们《论语》、英语，还教会我们四声和反切，这点启蒙的音韵常识，对我后来欣赏文学作品和写作很有好处。他还能讲纯正的国语，在广东人中当时是很难得的。

在假期，父亲总要我们两兄弟念古文并背给他听，后来又背了《孟子》。小学毕业后，父亲让我们上了半年私塾，接着又让我们到广州上私塾。和小学相比，我对私塾反感很大，但父亲是很严厉的，只能服从。在广州我们念《左传》，阅读《通鉴纲目》，也念些散文和唐诗。每天写大字，每6天做一篇文章。我们一共上了两年私塾，消磨了锐气，只是语文有所长进。

家里有一箱旧小说，我差不多都看了。广州的私塾老师，不许看《三国演义》以外的小说，但我们向同学借来偷偷的看。有些小说是不健康的，但看小说能够增长常识和词汇，提高表达能力。

1921年，我父亲再次到天津谋生，带了大业、大猷和我和大立。大立是四叔的儿子，比我小4个月。我们都考上南开中学，四个人住一间宿舍，年龄个子都差不多，很引人注目。

在一年级我最感吃力的课是英文，课本是《五十逸事》。我的英文基础很差，无法跟上，幸而一位在大学上三年级的表哥定期来宿舍帮我，一两个月后我才逐渐跟上了，考试也勉强及格。没想到学年末送给家长的成绩单上，却盖了上一个戳子，上面写着”该生本学年品学均有可称，请贵家长鉴察”。大猷成绩单上也盖了这个戳子。

一年过后，父亲感到他的收入无法供四个学生上学。这时祖母因大猷幼年丧父，就负担起他的费用，大立因他母亲患喉癌回了广东，父亲的一个朋友负责我的费用。这样，父亲就只管大业一个人。从这时起到1926年高中毕业的4年间，我用的就是父亲这个朋友的钱。他使我能继续学习，我对他是感谢的。除每学期的学宿费45元外，他每月还给我10元。这对我本来是够用的，但他的钱有时给得不及时，我又不敢向父亲要，所以经常负债，给我造成很大的困难和思想压力。

1922年南开中学改三三制，我上初中三年级英文虽然还不好，及格已经不再是勉强的了。上高中一年级时，我遇到一次挫折：第二学期的一次小考，化学和西洋史都不及格。主观原因是我那一年比较贪玩，对这两门课学习又不努力。客观原因也是有的，开学日我钱不够，化学课用的英文原版书比较贵，我没有买，因而没学好；西洋史用的是中文教材，这本书很怪，完全用表格方式来表述每个历史事件，如原因、经过、结果，此外不带任何说明，本来我对历史还是有兴趣的，但我不愿意死记硬背。小考两门不及格对我敲起警钟，以后这种失误就没再出现了。可是令我深感遗憾的是，我对西洋史的印象至今还是模糊的。

除此以外，在高中时，我的学习成绩是稳步上升的。特别是上高二以后，我的学习变得主动多了，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也许是因为英语基础已逐步巩固，我对它的兴趣也高了，而英文又是当时的重要学习工具，对学习别的课是很有帮助的。

1992年，吴大猷回南开

（前排左起：陈省身、吴大猷、吴大任；后排左起：母国光、杨振宁）

我喜欢课外阅读，经常到图书馆翻书看。那时书不多，却有两套大百科全书，一套是《大英百科全书》，另一套是美国的。我只是无目的地乱看。此外，我印象较深的是吴稚晖写的《上下古今谈》，是用问答形式写的，其中关于天文部分使我大开眼界，我第一次了解到宇宙将有那么多新奇事物。

课外体育活动，我喜欢打网球，但没有师承，不会发球。我也打乒乓球，用宿舍里的书桌当球台，上面放几本小英文书当球网，虽然打得好，却不能上大球台。

那时反对帝国主义的学生爱国运动是较多的，除了“五七”国耻游行外，又遇到“五卅”或者“五三”运动，我们上街宣传、募捐、抵制日货。

1926年我中学毕业，是保送免试上南开大学的三个毕业生之一，我们还得到了免学宿费4年的待遇。学费每学期30元，付费15元，所以一年共节省90元。

在南开中学的5年学习，为我日后的成长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德、智、体诸方面都有收获。

这里可补充一点，1925年大猷考上南开大学矿科一年级，大业考上南开大学预科，一年后升本科，所以那一年我们兄弟三人中，只有我还留在中学。

在南开大学

我上大学之前，父亲那个供我上学的朋友去世了。幸而4年的学宿费都免了，而且我在大学又两次获得理学院的奖学金，那本来也是免交学宿费，但因为我已经得到中学毕业时的免费，所以那两年每学期就发给我现金45元。此外，有两个暑假我到中学暑期学校任教，每次有大约50元薪金，还免饭费。我还为姜立夫先生抄写数学名词，干了半年多，每月有10元报酬。这样，在大学期间，我的生活费有2/3可以自给，解除了经济问题在我思想上的压力。

当时南开大学奖学金制度是这样规定的：达到一定条件的才能获得奖学金，但每个学院每学年最多授予一个。奖学金是根据前一学年的成绩评定的，而授予的形式，是免下一学年的学宿费。1926年因矿科停办，大猷转入物理系，他得到1926年至1927年和1928年至1929年两个学年度的理学院奖学金，我得到1927年至1928年和1929年至1930年的奖学金。

1930年代中期吴大任陈己同陈省身在欧洲合影

上大学时，我认定我宜于学物理，就入了物理系。南开大学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除体育外，每人可选5门课，成绩好的可以选6门。所以一年级上学期我就选了体育、中文、英文、微积分、物理和定性分析。下学期又加了地学通论，那年姜立夫到厦门（大学）去了，教微积分的是专长中国数学史的钱宝琮，教物理的是饶毓泰，而最引起我兴趣的是邱宗岳的定性分析和竺可桢的地学通论。邱先生是物理化学专家，讲定性分析非常细致深入，竺先生的地学通论讲了不少的天文，而我对天文早就有浓厚的兴趣，所以在1931年暑假，我就到图书馆大量借阅无机化学和天文的书。

在二年级我选了饶先生的理论力学和现代物理，饶先生对基本概念的阐述比较深入。在理论力学班上，学生有陈省身和吴大猷，饶先生对这班学生的成绩很赞赏。现代物理全面介绍了当时实验物理的新成就，使我大开眼界一次。饶先生让我看他老师密立根所做的测定电子质量和电荷的实验报告，并且让我在班上介绍，他听了很满意。课外我常到理科阅览室，看美国的物理杂志《物理评论》（Physical Review）。我看到密立根关于他发现宇宙线的报道和他对宇宙线来源的最早分析。那时宇宙线还没有定名，我写了一篇短文《大宇中的高频辐射》，在我负责编辑的《理科学报》上发表。《理科学报》是理科学会的小报，而理科学会是理科学生的群众组织。饶先生拿了这份学报在班上连连说好，显然有点激动（这是他第二次这样赞赏，第一次是学报上发表了我的一篇《光之追越》）。

尽管我对物理兴趣很高，但在上三年级时我还是转到了数学系。原因有三个：第一，饶先生身体不好，不能再开许多课；第二，二年级时，我还选修了交流电和无线电两门课，他们本质上都是工科课程，其中理论不难，但我对实验操作兴趣不高。我认识到我对物理的兴趣，主要在理论方面（对化学也有类似情况。我对定性分析兴趣很高，学定量分析，因为理论简单兴趣就大减）；第三，姜立夫先生回来了，我想他的微积分和立体解析几何都是学年课。可是到了下学期姜先生又让申又枨接他教立体解析几何，他自己另开学期课投影几何。在选课时，理学院院长饶先生不让我继续选立体解析几何，要我选投影几何（我不能都选，都选就是7门课了），我知道这是姜先生的授意，就选了投影几何。姜先生讲这门课也确实精彩。这样，数学系对我的吸引力就超过了物理系。不过，我对理论物理的兴趣依然很高，我是怀着对物理的惜别心情和对饶先生的深深歉意转系的。在三年级，我仍然选学了饶先生开设的电磁学理论。

青年吴大猷与爱人

三年级我选修了姜先生的高等代数和复变函数论。它们不是几何，但是作为几何专家的姜先生讲这两门课总是密切联系着几何背景和几何应用，因而讲的活。四年级我选修了姜先生的微分几何、N维空间几何和非欧几何，这些都是姜先生的专长。我学了那么多几何课，我的兴趣自然就集中于几何。至于姜先生教学质量之高，教学方法之灵活多样，我也写得不少，这里不重复。可以一提的是，我的微分几何听课笔记，姜先生后来打印发给以后的同学作为讲义了。

最后两年，我还学了两年德文，一年法文。这两种文字的数学书我都阅读了，这对我后来的学习生活起了很大作用。在英国时我需要看意大利数学文献，有了英德法文的基础，我又自学了意大利文，很快就达到了阅读的水平。

课外时间，我继续看小说，也看了孙中山着作。我仍然打网球，不打乒乓球了，却喜欢“弹棋子”，那是用手弹的克朗棋，我弹的很好。

1930年我大学毕业，那年毕业生中有三个列为最优的，除我以外，还有陈省身和张志基。张志基和我中学同班同毕业，同时被保送入大学，他学化学。大业同年在商科毕业也列为优等。

中山、清华和南开

大学毕业后的前三年，我的生活是不安定的，一年换一个地方。1930年春，一个偶然事故使我父亲失业，他回到肇庆。那年清华开始招收研究生，我想报考，但我父亲要我就业，担负赡养大家庭的义务，这是我不能违抗的。不过我仍然报了名，怀着抑郁心情参加了考试。我和陈省身都被录取了，还有每年320元奖学金，那是完全够用的。但我只好向清华申请保留学籍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

中山大学有两项工作供我选择：一个是农学院讲师，一个是数学天文系助教。讲师比助教薪金多60%，而我选了助教。我以为那对进修较为有利，而且他们还告诉我，将来有到法国学习的机会。

1936年陈省身从汉堡动身去往巴黎留学，师友们在汉堡车站为他送行。

从左至右分别是：陈己同、张禾瑞、吴大任、陈省身、布莱希特

对那里的助教生活我不满意，进修条件很差，实行坐班制时间难以利用，出国希望更是渺茫。因此过了两三个月，预科兼高中部一位老师因病请假，找我去兼一门课，我就接受了。那时我已清楚地看到，与其在中山大学工作下去，不如积累一点钱留给家里，以便脱身到清华。寒假后，预科兼高中部找我去做专任教师，我就辞掉助教职务去教课，那你的报酬比助教几乎多一倍。我还兼了一个月的化学课，又短期在一个补习学校教物理，最后我还像我大姐借了1000元，用暑假期间翻译了一本书准备将来用稿费还债，我留个家里的钱，估计足够家里三年的费用，这样我可以到清华研究院念三年书。

1931年秋我到清华复学，又和陈省身同班。在清华这一年也不理想，我选了4门课，可是那年九一八事变后学习不安定，更重要的是我的导师给我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明显没有科学意义的。所以，当1932年姜先生叫我回南开做助教，我马上接受了，中断了研究生的学习。

吴大猷

在南开，我除了批改两门课的作业外，还把姜先生的投影几何课上我记的笔记，整理成讲义发给学生。

这一年我还得到科研的初步训练。德国汉堡大学的中年教师斯佩尔纳（E.Sperner）在北大讲课。姜先生知道他让北大的青年人看一篇文章，就让我也看。不久，斯佩尔纳来南开大学访问，姜先生把我介绍给他。他告诉我，那篇文章应当改进，让我试试。我根据他的思路做出了初步成果，他很满意，约我1933年秋季到北大任教，我也同意了。

1933年六七月间，报上消息说，中英庚款董事会招考第一届留英公费生。在我还没有决定报考时，姜先生认为我该报名。他说：“你的机会很好，他们叫我出数学考题，我没有同意。”我完全领会他这句话的含义就报考了。考得不好，但居然录取了。第一届中英庚款公费生有20个名额，这次一共只录取了9名学生，其中数学1名。9月间，我们9人乘船到法国马赛，再转到伦敦登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