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陆军大学

国民党陆军大学1906年学校创办于保定,中华民国成立后，1912年4月学校奉令迁到北京西直门大街崇元观，召集第三期学员复学，次年11月毕业。中国经过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完全暴露当时的军备陈腐，无力抵御外侮，于是决定创建新军，挽救危亡。初拟全国逐步成立36个镇(相当于师)分驻各省，由各省督抚负责编练。其中近畿6个镇首先着手编练，由当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主持其事，即所谓北洋练兵。同时，为了培养初级军官、军佐，先后设立北洋速成武备学堂(1906年8月改称陆军速成学堂)于保定，设立军需学堂于北京，设立军医学堂于天津。袁世凯派段祺瑞为北洋军学督办，管理各军事学堂事宜，督办衙门设于保定。当时近畿6个镇的干部只有少数毕业于以前的天津武备学堂，大部则是行伍出身。为了培养高级军事人材和参谋人员，于1906年5月又创设陆军行营军官学堂于保定(该学堂即系陆军大学校的前身)，亦隶属于北洋军学督办，段祺瑞兼任该学堂督办。其第一期学员，仅由近畿6个镇及军事机关的优秀官员选送入学；第二期学员来自近畿6个镇及湖北、江苏两省；第三期学员才由当时已经编练新军的各省考选保送。1909年清廷罢免了袁世凯职务，近畿6个镇及陆军行营军官学堂均由陆军部大臣荫昌直接管辖。后清廷成立军咨府，以载涛为军咨府大臣(其职权相当于后来的参谋总长)，1910年撤去北洋军学督办衙门，调任段祺瑞为江北提督，其所管辖的陆军行营军官学堂改隶军咨府(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及军需、军医学堂则改隶于陆军部)。该学堂改隶后，由军咨府命令改名为陆军预备大学堂。1911年秋，武昌起义，清廷被推翻，学堂停办。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设立参谋本部，将学堂由保定迁至北京，隶属于参谋本部，由部令正式命名为陆军大学校(简称“陆大”，下同)，召集第三期学员复学。1932年陆大由北平迁往南京。抗战时期，曾经长沙、遵义辗转迁至重庆。抗战胜利后，仍迁回南京。陆军大学校址迁移及学校经历过程从1906年创办至1949年新政权建立为止整个43年的历史，按校址所在地，依次分为7个时期叙述如下：(一)保定时期(1906年5月-1912年3月)1906年学校创办于保定，段祺瑞为督办，张鸿逵为监督。5月8日开学，学员分为速成、深造两班。1909年春先后毕业，合称为第一期。同年9月，速成班第二期修业二年期满的学员毕业，是为第二期。1909年11月，第三期学员入学。不久，督办段祺瑞他调，取消督办、监督名称，改为总办，由原任监督张鸿逵升任。1911年秋，武昌起义，推翻清廷，在校的第三期学员暂时解散，校务停顿，等候处理。在此时期，学校自开办以来，所有教育计划和课程安排完全操在当时所聘请的日籍总教官之手。(二)北京时期(1912年4月-193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后，1912年4月学校奉令迁到北京西直门大街崇元观，召集第三期学员复学，次年11月毕业。同时，参谋本部命令：原任总办张鸿逵外调，总办改为校长，派胡龙骧充任。1914年，为了收回教育权，决定废除外籍总教官负责制，改由本国人充任教育长主持教务，首任教育长为江寿祺。具体办法是，所有日籍教官，凡是合同期满者不再续聘，逐渐选用本国有相当军事学识的人接充兵学教官；少数合同未满者，亦只与本国教官研究教学有关事项，不再直接讲课，至其合同期满为止。按学习内容需要，规定学制，从此各期均为三年毕业。此后，自1914年至1922年间，学校负责人虽然有所调动，尚能顺利地续办，毕业了第四、五、六期。只是到1922年冬第六期学员毕业后，因连年内战，财政支绌，校务停顿年余。1924年8月才继续考收第七期学员入学，至1927年8月毕业，即考收第八期学员入学；但至1928年夏，因受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影响，学校又曾停顿数月，第八期学员暂时停课。战争结束，国民政府派刘光到校接收，筹备续办。1928年9月，第八期复课，改由蒋介石兼任校长，派黄慕松为代校长，周斌为教育长。蒋介石为了能迅速地招收和培养黄埔军校出身的学员，不待第八期学员毕业即提前考收第九期学员，于同年12月入学。又因北伐结束，部队整编编余的高、中级军官申请学习者甚多，临时增设特别班，学制为两年，是为特别班第一期，与第九期学员同时入学。此时，因学校班次增多，原有校舍不敷应用，故第九期学员改在北平祖家街前陆军测量学校授课，特别班另在新街口前航空署旧址授课。此时蒋介石开始掌握陆大，急需利用为其培养骨干，因此同时在校学员空前陡增至三期之多。蒋为解决师资不足问题，特派其当时新聘到的德籍顾问古稀、王恩翰等人来校任教，后又特派时任总参谋长的杨杰到校数月，专为讲授《大军统帅》一课。1929年夏，蒋介石北上视察时，曾几次到校点名、训话，但终觉不便就近直接控制，故于1931年第八期、第九期和特别班学员先后毕业离校时，即下令学校迅速迁到南京。(三)南京时期(1932年1月-1937年8月)1932年1月，学校迁到南京薛家巷前编遣委员会旧址。杨杰接任校长，王泽民任教育长。为适应需要，学校积极扩充规模。这一时期学校各处负责人是：教务处处长邹燮斌，邹病故后，宗明继任。编译处处长史久光，史调要塞炮兵学校校长后，宗明兼任。副官处处长董乐山，董病故后，赵复汉继任。骑术处处长胡靖华。军医处处长史国藩，后由军医史国英代理。军需处处长吴廷纪。兵学研究院主任由杨杰兼任，后由兵学教官张亮清兼任。国民党特别党部书记长刘冠世。先是1932年1月，迁校工作与第十期学员招考事宜均已完毕，原订于2月开学，后因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侵略战争的影响，该期学员延迟至4月才召集入学。学校南迁后，为了准备和培养师资，曾邀请以前各期毕业学员中对于军事学术较有研究者约10人到校为预备教官，组织形式初名兵学研究会，杨校长亲自主持研究。1932年8月再选招第二期，才正式改称为兵学研究院，入院研究者称为研究员，研究期限为1年。同年12月，第十一期学员考收入学。从此改变以前每隔三年才能毕业一期而不敷需要的状况，开始建立新的制度，即每年毕业学员一期，招收学员一期，以便逐年能向部队和机关输送一批新生力量。以前在北京时期，学校主要课目多由外籍(初为日本，后为德国)教官讲授。南迁后，校长杨杰大力扭转此种情况，设法尽量聘请本国教官，尽量亲自协助指导战术教官备课，逐步地将教育职责转移到由本国教官承担。此时，虽然尚有少数德籍教官(史培曼、斯达开分担讲授小战术，古稀讲欧洲战史，施太秋讲空军战术，王恩翰讲后方勤务，克补卜讲输送学)及白俄教官(布尔林讲谍报勤务及大战原理，多马舍夫斯基讲要塞筑城)，但是主要的师、军战术已改由中国教官张亮清、何成璞、林熏南、徐祖诒、吴石、梅铸、宗明、张秉钧、郗恩绥等教授。1933年11月，第十二期学员入学。是时，杨杰奉派赴欧洲考察军事，校长职务暂由参谋次长黄慕松兼代。1934年夏，杨杰考察归来，同年9月招收特别班第二期入学。至此，同时在校共有四期学员，是为学校发展最盛时期。同年12月杨杰建议：为了形成“一个军事领袖”以利对日备战，将包括陆军大学校在内的所有各军事学校原任校长一律改为教育长，统让蒋介石兼校长；各校行文对上改由教育长某某署名代呈，对下均用校长蒋介石名义下达。这一迎合蒋介石心理的意见，立即被采纳，通令照办。故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又兼陆军大学校校长，杨杰则以参谋次长兼任陆大教育长。此举实际只是原任教育长王泽民一人被调离校，无它变动。1935年第十期学员毕业，同时第十三期学员入学。在第十期毕业学员中，根据兵学研究院的要求标准，开始选留10名为该院第三期的研究员，以备补充师资。以后各期正则班学员毕业时，沿例或者单独的、或与同时毕业的特别班共同选留一期研究员。同年12月第十一期毕业，也曾选留10名入第四期兵学研究院；同时第三期研究员结业，第十四期学员入学。1936年12月第十二期毕业，亦选留第五期研究员；同时第十五期及特三期学员入学。1937年8月特二期毕业。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又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南京受到威胁。为了适应长期抗战需要，学校奉令西迁长沙。此时，因日德法西斯轴心将近形成，我国全面抗日战争又已开始，故将德籍教官全部辞退。除尚有白俄教官二人分任几种次要课程外，学校教育全部由本国教官担任。(四)长沙时期(1937年9月-1938年12月)1937年9月学校由南京迁到长沙，照常上课。是时杨杰教育长已奉调为我国驻苏联大使，军事委员会派训练副监周亚卫到校代行教育长职务。同年12月，第十三期毕业，当即召集以该期选留学员为基干(加上第十一期及特二期毕业学员各2人)的研究院第六期研究员。1938年2月，特别班第四期学员入学。先是在南京招收特别班第三期时，因申请入学者甚多，部令考试，以便取舍；但以考试成绩及格者甚多，故决定同时录取两期：按考试成绩表的前半部作为特三期先入学，后半部作为特四期候令召集。当时学校限于教员和设备不足，最多同时只能容纳四期学员在校，故特四期须俟第十三期学员离校后才能召集。同年7月，第十四期学员毕业，同时选留兵学研究院第七期研究员。8月第十六期学员考收入学。惟因当时长沙遭日本飞机空袭频繁，影响教学进行，学校又奉令迁往贵州遵义。同年9月代校长蒋方震到校视事，积极着手改进教学并加速安排迁校工作。不料在迁校进程中，11月间他本人突然病故于广西宜山旅次，迁校推迟。特三期12月间仍在长沙毕业。在长沙一年多时间，计已毕业第十三、十四及特三期学员。尚在校学习随令迁遵义者，有第十五、十六、特四期学员及第六、七两期研究员。在长沙期间，部令学校代为培训中央军校和各兵种专门学校的战术教官，曾经临时附设一个各军事学校战术教官研究班。该班学员由各军事学校保送其现任的战术教官前来进修，时间约为一年，期满仍回各校工作。(五)遵义时期(1939年1月-1940年4月)1939年1月代教育长周亚卫调离学校，万耀煌继任教育长，到遵义视事。同年3月第十五期学员毕业(同时召集第八期研究员)，因奉令到重庆听蒋介石“训话”，所乘汽车途经钓丝岩时，一车坠落岩下，当即死学员6人，伤者多人，故军事委员会指示学校再迁重庆山洞。但因该地空旷，所需校舍均须重新修建，一时无法搬迁。故特四期及第十六期学员仍在遵义继续教学，到修学期满后，1940年夏秋间，才先后到重庆山洞举行毕业典礼，同时由该两期合选第九期研究员。又为适应抗日战争需要，1939年临时增设一年制的将官班乙级，修学期满，亦在同年到重庆山洞举行毕业典礼。在此期间，曾有少数法国顾问临时到校讲学。直至1940年秋，所有在校学员完全离校，学校全部迁到重庆山洞。在遵义一年多时间，共毕业第十五、十六、特四期学员和第六、七两期研究员及将官班乙级学员一期。(六)重庆山洞时期(1939年夏-1947年秋)1939年4月学校在重庆山洞着手新建简易校舍。同年秋，先建成部分校舍，第十七期学员即行考收入学。1940年7月特五期学员考收入学。当时亦因报考人数甚多，故援前例，同时录取两期，特五期当即入学，特六期待令召集。因新校舍系逐步建成，新收学员在重庆山洞入学，原有在校学员仍在遵义教学，故这段时间，学校分别在重庆山洞和遵义两地同时进行教学。先是学校由北平南迁后，从第十期起，各期学员中自行推选一人为学员长，负责学员与学校之间的联系；迁至重庆山洞后，此种制度仍旧保留并延续下去。此时驻地分散，学员绝大多数在校食宿。为便于教学管理，从第十七期和特五期起，各期增设班主任一人，由兵学教官中选派兼任。在班主任指挥下，各期还增设教育副官及事务员各一人。1941年新校舍逐步建成。3月，考收第十八期学员入学；12月，召集特六期学员入学。1942年6月，第十七期及特五期两期学员同时毕业。两期各选留数人合组为第十期研究员，同时人院研究。是时，原任教育长万耀煌调成都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军委会调派军训部次长阮肇昌继任陆大教育长职务。同年秋，考收第十九期学员入学。1943年9月，教育长阮肇昌又调职，军委会派陈仪为代校长，徐培根为教育长。同年年底，第十八期与特六期两期学员同时毕业。由该两期毕业学员为基干组成的第十一期及第十二期研究员同时入院研究。1943年10月，考收特七期学员入学。1944年春，考收第二十期学员入学。1945年1月，第十九期学员毕业，以该期毕业学员为基干的第十三期研究员同时入院研究。同年秋，考收第二十一期学员入学。1946年3月，特七期学员毕业，以该期毕业学员为基干的第十四期研究员同时入院研究。1946年秋，第二十期学员毕业；同时，以该期学员为基干的第十五期研究员开始入院研究。12月，将官班乙级二期学员入学，1947年夏毕业。因日军投降，抗战胜利，还都南京。学校亦即筹备并逐次向南京搬迁。(七)迁回南京时期(1947年秋-1948年底)学校在1946年到1947年夏秋这段时间，只是派出先遣人员在南京孝陵卫筹建校舍，零星的教职员兵，分为若干次前往南京；同时办理招收将官班乙级第三、四期及招考正则班第二十二期。1948年春，该期召集入学。特别班第八期是1947年10月在重庆山洞考收入学的，因南京缺乏校舍，该期始终留在重庆山洞教学。校本部迁回南京时，曾留下一部分教职员兵和教材、设备，专为该期学员的教学和生活服务。南京新校舍于1948年夏秋才建成一部分(校本部及一个班的房屋)，故学校的主体(包括校本部)是1947年秋开始由重庆山洞向南京迁移的，直到1948年夏秋才完成。第二十一期随校迁南京，于1948年夏毕业。同时以该期毕业学员为基干，并有少数将官班乙级第二期毕业学员参加的第十六期研究员入院研究。这期研究员主要是为陆军参谋学校培养军事教官的，故选留的人数特多，约60人。淮海战役中，国军溃败。1948年底，学校又开始仓皇向广州黄埔岛搬迁。次年3月，校本部及第二十二、二十三期全部到达黄埔。1949年4月，在黄埔曾一度复课，但至6、7月间徐培根率第二十二、二十三期及校本部教职员兵再向台湾省新竹县迁移。徐培根去台前，约在4月下旬派教务处长杭鸿志返回重庆山洞，代他负责照管特八期事宜。同年12月初解放军即将攻占重庆之际，杭鸿志率特八期及学校在渝的部分教职员兵宣布投诚。各期概况及毕业学员对社会的影响陆军大学从第三期起，即不分速成和深造班，而仅招正则班，学制为三年。民国前三年（1909年）在全国新军中，普遍考选学员入校。第四期学员招于第三期毕业之后，文化程度较为整齐，大多为各省讲武堂、将校讲习所、军官研究所和军官学堂的毕业生，经初试和复试合格后录取。该期是中华民国建立后首次招生，同时又刚刚颁布了新的条例，因而学员的文化素质高，生源分布广，数量也比较多。正则班第三期毕业于1913年11月，共102人，第四期学员于1916年12月毕业，该期正式毕业学员为122人，副课学员3人，旁听学员8人。该期毕业学员中，不少成为北伐军中将领和高级幕僚，以及国民政府时期重要军政人物。较为著名的有曾任晋绥军军长、先后任山西、河北省主席、军令部部长和陆大校长的徐永昌；曾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以及国防部次长的蒋介石亲信幕僚林蔚；曾任参谋本部次长、陕西省主席的熊斌；曾任陆海空总司令部参谋处长以及军政部航空署署长的葛敬恩；曾任参谋本部厅长的姚琮；曾任军委会训练总监部副监、陆大教育长的周亚卫；曾任军事委员会驻川参谋团团长、军委会委员长西昌行营主任、重庆市市长的贺国光；曾任军政部军务司司长的王文宣，总务司司长项雄霄；桂系的主要人物之一、广西省主席黄旭初；曾任东北国民军总司令、举兵倒戈反奉的名将郭松龄；长期任西北军参谋长的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刘骥；曾任冯玉祥西北军高级幕僚的刘汝贤；曾任东北军副军长、“九一八”事变后在辽西、热东举旗抗日、后被张学良委任为军团总指挥的彭振国等。此外还有在北洋政府时期任过参谋次长的段云峰，在北洋和国民政府时期任过军长的有王翰鸣、王普、许琨、黄胪初、霍原壁等人。曾任汪伪军事训练部部长、军事参议院院长的萧叔萱，也是该期毕业学员。在北京政府统治时期毕业的陆大五个班期中，该期毕业学员人数最多，发展面较广，因而在民国史上有一定影响。第五期于1917年1月入学。该期招生之际，恰逢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在部队服役期满二年之时，正好符合入学资格，此时又值陆大为直系军阀所控制，所以该期学员中，保定军校的毕业学生就占了90%，文化和军事水平都高于以往各期。该期于1919年冬毕业，共84人，肆业3人。该期较著名的人物有，曾任国民第四军总司令魏益三，国民政府骑兵军军长门炳岳，奉军军长刘伟、直系军长徐寿椿，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役署署长程泽润等人；军委会的高级幕僚晏勋甫、晏道刚、欧阳任、佘念慈、方策等人；此外比较著名的是万耀煌，他曾任第十三军军长、中央军校教育长、陆大教育长、湖北省主席、中央训练团教育长。本期还有曾任师长、后任陆大教育长的王泽民，曾任军长后任参谋本部厅长及陆大教育处长的龚浩等人。曾在东北军中担任过参谋长、后投敌做了汉奸的荣臻，也是本期毕业学员。第六期于1919年12月入学，该期学生来源同第五期，唯因财政奇绌，学校经费入不敷出，影响了教育，勉强维持到毕业。该期于1922年12月毕业，共l08人，其中肆业者4人，旁听6人。本期毕业学员中较为著名的人物有；曾任国民政府国防部次长的秦德纯；曾任陆大教育长的徐培根。担任军长以上长官的有，吴尚、杨效欧、安锡嘏、韩全朴、张会诏、程汝怀等人，还有曾任战区参谋长的邹文华，任过陈诚部参谋长的施伯衡，以及其他各部重要幕僚张樾亭、殷祖绳、王恺如等人，有任马占山的参谋长、指挥军队在江桥抗击日军的谢珂；还有曾任东北军、西北军要职，后来投敌当汉奸的鲍文樾、郑大章等。陆大在停办一年后，于1923年8月招集第七期入学。该期生源同第五期。其间，校长由直系的师景云易为奉系的韩麟春。韩为办好陆大，“筹集经费，整理校务，不遗余力”，使学习顺利进行。该期于1927年7月毕业，共74人，肄业12人。本期毕业学员中较为著名的统兵将领有，孔繁瀛、吴化文、周嵒、张文清、彭启彪、黄永安、赵镇藩、斯立等人，高级幕僚人员有，廉壮秋、刘书香、王纶、王皞南、阮永祺、徐旨乾等人。第七期毕业后，第八期于1927年8月入学。此时，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军政府，抗拒蒋冯阎李联合的北伐。该期学员以奉系军官为主，招收的多为东北讲武堂毕业学生。因而学员中东北籍军人占多数，保定军校毕业生和其他各省军校毕业生仅占很小部分。1928年春，国民革命军对奉系军阀的北伐开始，陆大学员纷纷退学，归回原部队，极少数参加了北伐军。校长韩麟春随张作霖退东北，学校因而停办。同年6月，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蒋介石即谋恢复陆大并亲兼校长，派本校第三期毕业学员刘光代理校务。经两月筹备，同年8月，招回离去的学员，第八期恢复上课。本期于1930年11月毕业，共89人。该期毕业学员，不少人成了东北军中的军事骨干，如王秉钺、甘登俊、金奎壁、黄师华、张纯玺、刘德浴、刘震东等。该校招收的保定军校毕业生，不少人成为北方领军的负责人，如先后任过第三十二军军长的宋肯堂和傅立平，任过第三十二军副军长及第二十集团军参谋长的周熹文等。本期毕业学员郗恩绥，后为陆大名教官，抗战中曾任战区参谋长；尹呈辅曾任参谋本部处长及军令部副厅长等职。陆大的组织及教学情况南京国民政府接办陆大后，于1929年8月23日颁布了组织法，规定陆大直属于参谋本部，负责养成军事高等人才，选拔品学优越之青年军官授以高等用兵学术。其组织由校长、教育长、兵学研究院、教务处处长、教育副官、兵学教官、聘任兵学教官、兵学辅助教官、聘任政治、经济教官、编译处主任、编译官、副官处主任、副官、军需、军医室主任、军医、护士以及兽医、秘书和机要文书人员等组成。其组织系统如下：校长：蒋介石（兼），教育长 国民党特别党部：专职书记长一人，事务人员二人。兵学研究院：中、少将主任一人，中、上校研究员十余人。教务处：少将处长一人，上尉及少、中校教育副官四人，文书人员三至四人，专职兵学教官二至三十人，聘任外籍教官约十人，聘任兼职教官三至五人，国术教官一人。副官处：上校处长一人，中、少校副官各一人，财会人员三人，文书人员二至三人，勤务士兵若干名。编译处：上校处长一人，上、中校译员五至七人，聘任外语教官四至五人。骑术处：少将处长一人，上校骑术教官一人，上尉助教一人，马匹管理人员及饲养兵若干。医务室：上校主任一人，上尉、少校军医各一人，护士、司药各一人。印刷所：少校所长一人，绘图员四至五人，事务人员二人，印刷工人若干。学员班：每期为一班，不设专职管理干部，指定学员一人为学员长，负责与校各部门联系及维持课堂秩序。陆大月刊出版社。陆大函授处。校长承参谋总长之命综理校务（蒋介石兼校长时，校务实际由教育长负责）；教育长承校长之命督率各教官、编译官暨有关教育之各员，任教育上计划实施和有关军事学术的研究。1928年底，蒋介石因忙于编遣军队，乃命令黄幕松为副校长，代行校长职权。周斌任教育长。1929年6月，黄调走，周代理校长。黄、周二人皆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1930年冬，陆大第九期毕业出校后，蒋介石为便于对陆大的领导，以及同政府各部门联系，决定陆大由北京迁到南京，校址选在汉口路薛家巷妙香庵旧址。时代校长周斌调走，蒋介石于1932年初辞兼校长职务，任命杨杰为陆大校长，王泽民（本校第五期毕业）为教育长。杨杰，字耿光，云南大理人。先后就读于云南陆军小学堂、保定北洋陆军学堂、日本陆军士官预备学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21年以中校身份自费考入日本陆军大学第十五期，毕业时名列第一，日本天皇赐予宝刀，其军事才能受到国内外军学界的赞誉和尊重。杨杰对主持陆军大学引以为自豪。他认为，不独立的国家或没有国防力量的国家，是不配建立陆军大学的。中国能自主地办陆军大学是不简单的事。杨杰认为，陆军大学的教育宗旨应该是使高级指挥官及幕僚人员成为“智能兼备之士”，培养学员的目的是“为养成优秀将校与幕僚，以备国家干城之用，不特党国命脉所寄，而民族兴之与其负”。因此要求学员在学习中一定要完成“救国之签识，御外侮之本能”。杨杰对陆大的教育方法是采取“取化教育”，即是要教官去诱导学员自己去研究，使之彻底领悟，确有心得。他在教学中广引世界上各著名战例，又反对东施效颦，墨守前人阵法，他说：“我国如此趋势之下，非有一出自心裁之战术，必不能自适其生存。”他反对纸上谈兵，很重视对学员的实战训练。陆大每年的春秋两季的现地战术作业，他大都亲自参加指导。演习中他轮流到各战术班视察演习情况，然后亲作讲评。1934年12月，蒋介石又兼任校长，杨杰改任教育长，实际上仍主持校务，直至1937年8月全面抗战开始后以国民政府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去苏联工作为止，他是陆大历史上主持校务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之一。蒋介石兼任校长后，有时莅校主持纪念周及开学、毕业典礼并讲话。陆大自迁南京续办后，教官素质有所提高。兵学教官大都由历期毕业的优秀学员或留学国外学有专长的人员担任，如担任军战术的张亮清、何成璞、张秉均等，担任师战术的赵秉衡、郗恩绥、温鸣剑等都颇受学员欢迎。战术课业主要由本国兵学教官担任。此时，日本籍教官都已解聘，外籍教官只留了德国及流亡在中国的白俄军官担任战术、战史和军、兵种课目的教学。蒋介石认为德国是当时军事上最先进的国家，且与中国无利害冲突，政治上亟图效仿德国的法西斯统治，故聘任德国教官最多。其中，史培曼、古德威（十一期后改为史达开）教授应用战术，林德曼教授炮兵战术，哈德门、史太秋先后讲授空军战术，皮尔纳教装甲兵战术，麦次纳教授化学战，古西教授大军统帅、战史，王思瀚教授参谋业务、编制装备、输送动员、列强军备等。这批德国教官都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取消军备，使得大批战术索养高，身经大战的高级军官失业。如史培曼、古德威、史达开、古西都是德国陆军大学毕业。有的地位很高，如林德曼即是德国陆军中将，余亦多为中高级军官。他们应聘来华后对教学都比较认真。德国教官担任的战术教学，从团、旅战术一直到师、军、集团军、大军战术，其战术思想基本体现在德国《军队指挥》一书中，他们比较注意战略战术上的态势，地形影响及时间、空间关系（远、近、险、易、广、狭），强调集中优势兵力（飞机、坦克、大炮），彻底进攻，速战速决，并注意利用制空权，高速度进攻的原则。这些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总结，给广大学员多少带来了世界先进军事战术技术的新信息，内容很是新鲜。但与中国落后的生产方式和低劣的军事装备相比，又有些不合时宜，加上所讲内容要由编译人员口译，影响了效果。但史培曼、史达开讲授应用战术，无论图上或现地作作业，都是方法灵活，临机应变，不受预构想定限制，常常令学员“即题”（根据作业中发展）作业，颇受学员欢迎。因受教官人数限制，德籍教官指导的战术，全期分两个大组进行，为区别与本国教官所指导的战术作业，当时习惯称之为“小战术”，他们有时也以一个教官将本学习班区分红、蓝军进行图上或现地对抗作业，方法活泼生动，学员们颇受启发。国民党陆军大学图册1938年5月起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的蒋百里陆大的校风、学风及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陆军大学生存在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土壤中。它一方面受到西方军事思想的影响，具有现代军事教育的某些特点，但它又带有较浓厚的旧军队的色彩。旧中国的军事院校由各派系军阀所学握，为一党一派培养人才。因而各个派系的军阀很注重培养师生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派系基础上的，它不同于单纯的政治关系和隶属关系。单纯的政治和隶属关系，在有权力地位之争时，可能会变化，而师生关系则比较稳定。蒋介石与黄埔师生之间，无论双方的地位怎样变化，见面总喜欢人称他为校长。所以蒋自1934年到1947年间，几乎兼任了所有陆军军事学校的校长。对陆大的领导权，更是抓住不放。从陆大学员的入学来说，尽管陆大的条例对学员入学的标准定得很高，要求也严，但由于学员的资格首先由各部队保送，那么与各部队长官有亲谊关系着势必捷足先登。甚至个别不是军人，因与部队长官有关系，搞个类似参议的头衔，再补习一点军事（特别班不考实兵指挥）。自然科学、几大教程和战术作业，均在纸上谈兵，对有点文化者是比较容易学会的。学历上找两位正式军校出身的朋友，写个假证明也就混过去了。另外，蒋介石为了培养亲信，也随意批准考生人数，对看上的认为可以深造的黄埔毕业生，几乎每期都有蒋介石特许入学的。入学考试时，为杜绝舞弊，要求甚严，但违犯规定者仍不乏其人。正则班考生年轻，涉世不深，一般还不敢犯规。而特别班学员身为高级军官，社会关系多，考官即使不是直接亲友，也可找到间接关系，走门子，求帮助，设法搞到题目，或买通口试官预先约好回答的问题。开办特别班，一方面安排了编余的军官，为未进过院校或学历较浅的军官提供了深造的机会，与此同时，蒋介石也趁机以此来作为排除异己，剥夺杂牌军官权力的机会。如黔军第二十五军副军长犹国才，西北军宿将张之江等人，就被调到陆大特四、特五期学习，入学时已年近花甲，还和一帮中青年军官一块上课。毕业后也就不再担任有实权的军职。正则班的王家烈，被剥夺了在贵州的军政权力后，安排在正则班第十四期就读。陆大学员在学习期问，非常重视同学关系。旧军队派系颇多，同在陆大学习三年，毕业后，同学之间基本上一视同仁。每期百名同学中总有些飞黄腾达的，经其提携一下，总能谋个一官半职。退一步，也可做一个高参之类的官。假使不愿在官场应付，回到母校做教官，也可糊口。因此说，考上陆大，也就等于有了"铁饭碗"。所以许多人只要迈进了“铁门板”，学习就松下来了。用功的埋头读书，不用功的课余吃喝玩乐，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学员们对战术课比较重视，一向没有缺课的，有的课因教官不好，学员就任意缺课。所以学员中常以"这堂课上了几成座"来评价教官的好坏。同学之间拜把子换兰谱，聚餐拉关系的比比皆是，宿娼狎妓也大有人在。因而陆大学员把毕业文凭、同学通讯录和毕业证章作为“三件宝”。除了学员间的往来以外，陆大中的社团活动也很活跃。三十年代初，复兴社在学员中扩充组织，黄埔军校出身的学员尤为活跃，他们拉拢学员填表、宣誓，进行小组活动等。参加复兴社的学员还受命监视杂牌军队来的学员。另外，青帮也在陆大活动，收教门徒。陆大对学员的管理，各个派系掌管学校时要求不一样，即使同一派系掌管时，其管理也因领导而异。国民政府接管陆大之后，并无专职干部负责，仅由教务处会同教官考核课业。因学员都是带职入校，生活完全自理，偕有眷属的学员，都自租民房。对单身的学员，在北京（九期）和初迁南京（十、十一期）时期，学校曾供给宿舍。但十二期后，学校因房舍不足，规定学员一律自己解决住房。住在校外的，按上课时间表到校上课。杨杰自欧洲考察归来后，认为外国陆大同普通的学校一样，因此将门卫也撤除了，学员出入自由。由此，学员更加散漫，迟到、早退、缺课等现象很普遍。学员规定着军服，统一佩戴刻有“陆大”字样的领章，但由于军服规定自备，因而各取所好，质料、颜色又颇为杂乱。后来万耀煌任教育长时，对学校作风大加整顿，要求颇严，大有矫枉过正之势。但万学术水平不高，只会抓行政作风上的小事，搞得怨言四起，甚至有人作对联讥讽之。陆大当局为鼓励学员认真学习，曾在特七期、正则班二十期时报请军令部批准，规定学习成绩在最后三名者淘汰。但学员提出反对，说每人一百分也有最后三名。后经特七期曾任蒋介石侍从参谋的学员到侍从室活动，改为凡不及格者一律淘汰。学校当局特别是教官们站在学员一边，不会使一个学员不及格。这样，上述规定又变成了一纸空文。从教学内容上讲，虽然安排有中国古代兵法、参谋旅行等内容，但由于照搬外国教材和教育大纲，部分主要课目由外籍教官讲授，因而陆大的教学对西方东西不易消化，教学内容多注重西方百余年来的会战方式，对其史实变迁、战术指导及技术应用方法，缺乏深钻细研。抗战中，陆大作为一个教学研究机关，荟萃了许多兵学人才，但对抗日作战中出现的问题，很少进行深入的研究，对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也没有在教学中进行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陆大当局曾多方搜集欧洲战场上的德波、德法、苏德、北非等战役以及太平洋上美日作战的战例。遗憾的是，中国抗战八年，大小战役战斗不下数百次，陆大当局反而没有整理出一套战史资料，作为学校的教材。教学脱离中国实际，由此可窥一斑。陆大在中国近代军事舞台上的影响是颇大的。它给封闭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军事领域，带来了世界先进的军事学术思想和先进的军事技术知识，使一部分出身于初级军校的军人得以深造，也使一些行伍出身的军官开了眼界，使旧军队初中级幕僚人材开始由实践经验型向知识型转变，指挥由单一的陆军向诸军兵种合成指挥转化，拓宽了军事研究的领域，开阔了中国军事指挥人员的视野。陆大办学47年，共毕业正则班二十三期，共2438人。其中，在北京毕业第一至第九期，共871人；国民政府时期，从迁宁到抗战结束，毕业了十期至十九期，共十期1069人；解放战争到该校停办，四期共500人。特别班，共八期1018人。将官班甲乙两级，共毕业657人。陆大毕业学员，参加了辛亥革命以来历有的军事活动，有的纵横于军阀混战中，有的筹划于统治集团的争权夺利中，近代中国几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中都有陆大学员的表演。特别指出的是在抗日战争中，陆大毕业生中的2100人参加了作战指挥，有的担任了各战区、各集团军、各军师的主要长官，特别是从军委会到各军师参谋长中，几乎都由陆大毕业学员担任。抗日战争中，军委会曾先后在武汉、重庆两次召集全国军以上参谋长开会，一百多个参谋长全部到齐，报告战况，研讨决策，沟通战术思想。为了发挥陆大毕业学员的作用，军委会曾明令规定，军的作战命令下达时，参谋长须与军长联署，以系共同负责。军长下达作战命令，如违反上级意旨，参谋长可拒绝签署，以明责任。由此可见，国民党军政当局对陆大出身的人比较重视。有的陆大学员在抗日作战中，流血牺牲，为国捐躯。陆大毕业学员还参与了对外军事交流活动，尤其是驻外武官，这是中国除陆大毕业学员外，国内任何学校毕业学员所不能胜任的。直至今日，陆大十三期学员蔡文治还担任着美国战略顾问。在台湾，陆大毕业学员仍然掌握着军校。总的来看，陆大在中国社会上的影响，不及黄埔、保定、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影响大。究其原因，首先陆大毕业学员在社会上没有形成一个派系集团。入校深造的学员大都是初中级军官，有的是高级军官，他们在入防大前已结成了一定的团体，对上有依附的对象，平行的有依靠的人，入学以至毕业后，虽然也以陆大同学的名义进行活动，但不过是加强、巩固了原来的团体。其次是中国经济落后，军队装备比较低劣，在作战指挥上，凭作战经验或一般知识即可应付。陈诚就看不起陆大毕业学员，认为他们光有理论知识，而缺乏实兵指挥经验。第三，陆大学员所学课目脱离实际，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解放以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中，党和政府特别重视陆大毕业学员的作用。解放后不久，在南京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大筹备处，准备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陆军大学，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刘伯承院长兼政委特别重视起义、投诚、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的陆大毕业生。他派人从华北、华东、西南挑选了大批人才来院担任教员，最多时有六七十人。其中有杭鸿志（十三期，陆大兵学研究院院长）、郭汝瑰（十期，陆大教官）、赵秀昆（十三期）、朱大纯（十二期）、沈澄年（十一期）、王晏清（十五期）等。军事学院的各个系中几乎都有陆大毕业学员担任教官，有的还成了骨干。如白天（即魏巍，十二期）任合同战术教授会主任，王晏清任情报教授会副主任，赵秀昆任合同战术教授教学组长等。为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刘伯承院长提出尊师重教的口号，教育学员虚心学习。他指出：“旧军官是他们的过去，现在他们改变了立场，为我军服务就是我们的老师。他们教授的是军事科学，尊重知识分子，不要骄傲，要团结合作，协助他们搞好教学工作....”同时又教育和激励学员：“过去走错了路子不要紧，改过来就行了嘛！我也是旧军人出身的，我和朱老总都是半生旧军人半生革命，大家都是中国人，要团结起来，共同为新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事业奋斗……”同时也要求教员向学员学习，帮助学员总结作战经验，教员与学员互相学习，教学相长，共同提高。在刘帅的领导下，陆大出身的教员都大胆地工作，编写教材，参加各种实兵演习等，常常是废寝忘食。对此，刘帅曾嘉许说：“真可谓三更灯火五更鸡啊！”七十年代后期，在叶剑英元帅的鼓励下，原军事学院的郭汝瑰、赵秀昆、韦镇福（特五期）、陶文焕（二十期）、王晏清等编写了多卷本的《中国军事史》，为弘扬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