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时代在天津生活最久的老外，设计五大道上三座大楼，因房租问题被气死

奥地利人罗尔夫·盖苓（Rolf Geyling，1884—1952），租界时代在天津从事建筑设计时间最长的外国建筑师。他为天津五大道留下了香港大楼（睦南道）、剑桥大楼（重庆道）、民园大楼（长沙路）三座大楼，以及250处建筑（据档案资料），这个数字堪称“恐怖”，包括那些以盖苓作论文的建筑系硕士生，也没法弄清楚这些建筑到底都在哪儿，不过，盖苓的故事却真真实实地流传了下来。

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的盖苓，19岁考入维也纳美术学院，师从建筑大师奥托·瓦格纳学习建筑学，却因囊中羞涩未能完成学业。离开学校后，他参军入伍，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被俘后关进俄罗斯远东监狱。1920年2月，盖苓取道满洲里来到中国，第一站到达北戴河，这一年他已36岁，人到中年。此时他未曾想到的是，自己将终老于这东方大地，无法再重返阿尔卑斯山。

盖苓

当时北戴河开始开发海滨度假区，盖苓毛遂自荐，找到开发北戴河的总指挥、地方自治公益会会长朱启钤。几年之前，朱启钤代理过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后来心灰意冷放弃仕途，专注于中国传统文化，是研究保护古建筑艺术的营造学会会长。

盖苓对建筑的理解与感悟，打动了朱启钤，朱启钤把他留在身边，他几乎被任命为北戴河海滨的“总建筑师”，亲手设计了莲峰山钟楼、西山拱桥、海滨酒店，以及一大批欧式别墅小洋楼。而朱启钤对中国建筑精髓的研究，也反过来影响了盖苓的设计思路。

两年后，北戴河格局初显，工程少了，在朱启钤的建议下，盖苓离开北戴河，来到天津。他在特一区（过去德租界）罗尔沙伊特街（今蚌埠道）租下一幢德式楼房，把家人也接过来，开办了“盖苓美术绘图建筑事务所”，开始承揽建筑设计项目。几年后，他又搬家到英租界海大道（今大沽北路）卫德大院 7号。

花园路9号章瑞庭旧宅

盖苓的事务所每年要建造八九幢楼房。如今留下比较典型的，有昆明路117号吴颂平旧宅；睦南道74号李氏旧宅；花园路9号章瑞庭旧宅等。李氏旧宅院内是四座一模一样的别墅，这是北洋时期实业家李希明分别留给四个儿女——李勉之、李进之、李允之、李慎之的房产。

除了盖房子，盖苓还与合顺兴建筑公司合作，建成了海光寺墙子河船闸、戈登路桥，以及北仓附近屈家店船闸。天津工商学院（今天津外国语大学所在地）土木工程系邀请盖苓担任客座教授，讲授建筑设计、房屋建筑、建筑材料等课程。他的学生可以到他的事务所供职。

30年代，中原公司（今百货大楼）董事长徐楚泉，买下英租界剑桥道（今重庆道）一块空地。盖苓得知这一消息后，觉得这块地皮更靠近英租界中心区，位置不错，盖公寓楼一定能大赚，于是找到徐楚泉，永久租下这块地皮，自己开发建楼。这幢大楼被命名为剑桥大楼。盖苓把建筑事务所也搬了进来。

剑桥大楼

他在办公室里摆放了一座蓟县独乐寺的木制模型。这座始建于唐朝的庙宇，不仅造型生动，更牛的是力学结构严谨、木质构件的连接竟没用一枚铁钉，这常让盖苓为之倾倒。受朱启钤的影响，盖苓也曾跋山涉水，考察过北京、直隶（河北省）、山西、热河等地的古建筑，对中式的斗拱、梁柱、棋格门窗、瓦当、藻井、影壁墙及油漆彩绘情有独钟。据说他还参与过一些古建筑的保护修葺工作。

剑桥大楼得到了洋行高级白领和职业经理人的青睐，纷纷来此租房，这种经营模式大获成功。于是，盖苓又与他人合作，设计建造了民园大楼和香港大楼。这几幢大楼外形各不相同，但内部功能则是大同小异，每个单元都有起居室、卧室、厨房、备餐间、卫生间；起居室和卧室多是硬木拼花地板，其余房间铺就水磨石地面，住起来舒适方便。

民园大楼

盖苓的建筑师事务所实力雄厚，他个人也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和社会影响，几乎是奥国在天津发展得最好的一个人。抗战胜利后，盖苓当仁不让，以华北奥国名誉领事的身份，协助外交部、内政部为居住在华北地区的109名奥国侨民办理了临时身份证。他又在家中成立了“奥国侨民联合会”，为在天津居住的奥籍侨民争取权利。

盖苓在天津有大量房产用于出租。因为时局动荡房租上涨，租户不按期交纳房租的现象时有发生，盖苓为此很生气，常将租户告上法庭，但往往不了了之，这让他极度郁闷，最终竟因一场官司而一命呜呼。

40年代初，盖苓将剑桥大楼19号单元出租给了一个名叫维斯飞禄的老外，维斯飞禄又把房子转租给了另一个老外——音乐教师哈罗巴。盖苓与维斯飞禄产生纠纷，双方打上法庭，法院判维斯飞禄腾房。哈罗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房子，不想搬家。盖苓盛怒之下竟买来一把新锁，锁住房门。哈罗巴急了，又到法院起诉盖苓，理由是自己无法取出房中教学用的提琴和乐谱而耽误了正常授课。开庭后，法院判盖苓败诉，罚金300元。

睦南道74号李氏旧宅

盖苓不服判决，聘请律师上诉。法院做出“驳回上诉，缓刑2年”的判决。盖苓还是不服。事已至此，维斯飞禄没什么事了，盖苓也不再管什么出租权，而开始与哈罗巴死磕。哈罗巴也毫不示弱。双方一路纠缠到50年代初，因为盖苓一直没支付罚金，哈罗巴再次旧案重提，将盖苓告到法院。1952年，68岁的盖苓又接到了法院的传票，居然还是那件事——他真快气疯了。此案尚未开庭，8月1日，这位著名建筑师因情绪激动中风，家人赶紧把他送到医院，不久后不治身亡。

盖苓的遗孀与子女们安葬了盖苓，一家人不想在天津呆下去，准备返回维也纳。盖苓这些年的收入大多都投资了房产，不过房产是带不走了，只能低价变卖，所剩无几。盖夫人日夜发愁，忽然想到有一年，丈夫带回来一大把宝石，但她并不知道那些宝石到底藏在哪儿了。接下来的几天，盖夫人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宝石。

香港大楼老照片

就在离开天津之前几天的一个晚上，几乎放弃寻找宝石的盖夫人，突然听到那台跟了他们几十年的老座钟报时的声响，她似乎意识到什么，急忙挪动座钟，打开后门——她眼前一亮，果然宝石就放在座钟背面的暗格里。

接下来就是怎么才能带着这些宝石混出海关顺利离境了。盖夫人果然聪明过人，她去起士林买了几斤糖果，拆开一些包装，吃了糖，又用糖纸把宝石包好，跟剩下的糖果混杂在一块儿。谁又能想到糖纸里包的是宝石呢？

盖夫人携子女挥泪告别天津，乘船回到欧洲。他们的长子弗朗西斯·盖苓后来到美国闯荡，在那里定居。盖苓的孙女安德烈娅·盖苓，曾到北京学习过中文，也重放了祖父曾经生活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