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天津南市三不管繁华程度盖过北京天桥上海城隍庙，张寿臣马三立都在这撂过地

清末民初天津有许多艺人聚集的玩艺场，比如谦德庄、河东地道外、河北鸟市，而南市三不管，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繁华地。在民国年间，这里与北京天桥、南京夫子庙、上海城隍庙齐名，外地艺人跑江湖到天津，都要到三不管一试身手。明清时期，南市是一片大水坑。北京评书艺术家连阔如先生在《江湖丛谈》中提到：“南市较比北京什刹海还大些，可是不如什刹海清洁。坑内净是小船，供游人往来乘坐。每至夜内，船上有乘客，或三或五，一人弹弦，一人敲打茶杯，二人对唱靠山调小曲……使人听了能感觉那真是天津的土产，地道的天津味儿。”（南市三不管紧邻日租界）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南市北起南马路、南至多伦道、西抵南门外大街、东到和平路，恰好位于日租界、法租界、华界之间，三方对这一区域发生的黄赌毒事件都推诿不管，天津人爱总结下定论，久而久之把这里叫成了“三不管”。1920年代，南市的繁华发展到巅峰时期。由南马路往南，有空地的地方就都盖成了房子，自然形成了荣业大街、东兴大街、广兴大街等好几条繁华的大街。电影院、戏园子、医院、澡堂子、照相馆、落子馆，一家挨着一家。当时北京天桥是白天热闹，晚上没人；而天津南市三不管是不管白天晚上，各有不同的热闹景象，但全都是歌舞升平。那时的南市几十家书馆、茶楼、戏院，每天京剧、评剧、梆子、评书、相声、快板、大鼓、时调、坠子等多种艺术曲种轮番上演。但撂地卖艺仍然是最受欢迎的。其实放到现在也是这样，一边是小剧场里说相声，一边的撂地的，看撂地的不会比进剧场的人少。（南市三不管的戏棚子）三不管遍布戏棚子，卖艺的在棚子里唱《算粮登殿》《杀狗劝妻》《翠屏山》《金水桥》。另外就是露天撂地卖艺的，这其中一种是硬功夫，像耍大刀、举石锁、手劈青砖、吞宝剑、吞铁球、胸口碎大石、打把势卖艺；另一种是作艺的，比如唱大鼓、拉洋片、戏法魔术、说书、说相声等等。另外就是相面算卦、卖大力丸、卖膏药、剃头刮脸的。当然少不了吃，各种各样的小吃摊，煎焖子、烩火烧、切糕、老豆腐、“折箩”。在南市三不管逛一个月，都看不到重样的表演。这其中最吸引人的是相声。说相声的艺人，在南市最红的是相声大王万人迷李德钖。南市三不管形成气候的时候，万人迷李德钖已经成名，每天在燕乐升平茶园演出，但同时他也在三不管撂地。因为万人迷痴迷赌博，又抽大烟，赚完钱就大肆挥霍，债台高筑，债主逼得紧了，他只好跑到三不管撂明地。据说他在三不管说的相声比在茶园里还好，捧他的人专门会去三不管的地上听他的活。（相声大王万人迷李德钖）万人迷的徒弟张寿臣，年轻时也在三不管撂过地。他17岁时离开北京，与师弟聂文治一起跑江湖，步行经通州、三河县、玉田县至唐山，边走边演。在归途中路过南市三不管，这是他第一在天津演出。常连安全家和南市的渊源也很深。最初他们一家人在三不管上明地变戏法，小蘑菇常宝堃是常连安长子，五六岁就能用各种小茶碗变“仙人摘豆”，变完戏法找观众要钱，小蘑菇会随机抓哏，连要钱带逗乐儿，哪天都能挣好几块钱。马三立更是生长于南市，成名于南市。20年代，马三立和父兄住在南市福安街同善里，最初在南市连兴茶社说相声，后来又到南市三不管撂地挣钱，养家糊口。（撂地）说到撂地，这里面规矩可大了。撂地分两种：一是明地，有固定场所，场子边有一圈板凳，观众坐着听；二是画锅，没有固定场所，艺人哪人多去哪，用白沙画一个大圈，圈出一个舞台开始表演。撂地看似是最底层艺人的演出形式，其实对艺人的要求很高，水平不行，就没人听，说的再多，一分钱也挣不来。找听众敛钱叫“打杵”， “杵”就是钱，“杵门子”是只要钱的方法。张寿臣先生说过：“没有‘杵门子’，说得再好也只能算是半个说相声的。”“打杵”有个诀窍，当节目演到节骨眼时，要暂停演出，或开始敛钱，或兜售膏药、大力丸。“打杵”时拿个笸箩，中指放在笸箩内侧，几个手指夹住笸箩，手心不能朝上。相声艺人在街上要是看到有撂地说相声的，在他“打杵”的时候，必须带头往里扔钱，还不能让撂地的艺人看见自己。这都是行规。（拆迁前的南市）南市不愧是曲艺发源地，连摆摊儿卖碎布头的白傻子，吆喝起来都是连说带唱，比相声艺人一点儿不差。他卖布头用相声艺人的圆黏子、卖钢口、亮托、迷魂掌等技法，靠吆喝吸引顾客。他说自己卖的是布铺剩下的碎布头儿，其实是整匹布一块儿一块儿扯碎了，这样反而更好卖。到1940年代，南市三不管日渐萧条。连阔如写道，有一次他到天津，和朋友一起去逛三不管，走到上权仙戏园南边，发现那里的玩艺场全都没了，都改成房子了。往南走，巷内十分冷清。后来他终于发现新的露天玩艺场，但发现各场玩艺大不如前，三不管的范围，“连当年的十分之三都说不上了”。 （文：何玉新）（今日天津南市食品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