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南京路今昔（二）

2 义路金道名称考道路及其他公共设施在命名上一般都具有一定的政治含义。天津市区道路的名称亦是在租界时期、日占时期、抗战胜利后和解放后都有不同的名称体系，并且都带有各个时期的特点和政治色彩。考察天津英租界内道路与公共设施的命名可以看出，随着英租界的不断扩张，对于道路的命名主要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体现在原定租界（Old Concession）内，此时英租界内对于道路的命名并没有既定的规律，有的以天津本地的名称或道路特点命名，例如与海河平行的三条道路（下图蓝色线段）：河坝道（Bund Road）、中街（又称维多利亚道，Victoria Road）与海大道（Taku Road），有的以租界当局的行政机构命名，例如与领事道（Consular Road）与董事道（Council Road），还有的则以道路附近的公司命名，例如开滦胡同（Kailan Lane Road）和怡和道（E Wo Road）。第二个阶段，主要体现在推广租界地（Extension）内（下图浅绿色色块标识），许多道路和建筑大多以一些为英国殖民主义扩张做出贡献的英人或者建设英租界的先驱人物而命名，例如戈登堂（Gordon Hall）、巴克斯道（Parkes Road）、内比尔道（Napier Road）、狄更生道（Dickinson Road）、博目哩道（Bromley Road）等。义路金道和位于该道路端点的义路金公园以及位于公园北面开滦胡同旁的义路金大楼，正是在这一时期建设或命名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在墙外推广界（Extra-Mural Extension）（上图粉红色色块标识），由于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上层人士居住在英租界内，1921英租界董事会提议将墙外推广界道路命名为易于用中文发音的名称[3]。因此，这一时期有些道路以其母国的城市命名，如伦敦道（London Road）、剑桥道（Cambridge Road）、文赛道（Windsor Road）、格林威道（Greenwich Road）、林莫可道（Limerick Road）、牛津道（Oxford Road）等；还有一些则以部分受英国影响的亚洲地区命名，如香港道（Hong Kong Road）、新加坡道（Singapore Road）、克伦波道（Colombo Road）、广东道（Canton Road）等[4]。透过英租界对于公共设施与道路命名的规律，以及多个以义路金命名的重要公共设施可以看出，义路金与天津英租界的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了解义路金此人的生平事迹，有助于判断义路金道的历史意义及时代价值。义路金（中国近代史上将其译作额尔金），（James Bruce, 8th Earl of Elgin, 12th Earl of Kincardine, 1811-1863），英国贵族，第八代额尔金伯爵与第十二代金卡丁伯爵，十九世纪英国殖民地官员，火烧圆明园和割让香港的主要罪魁之一，1857年任英国对华全权专使，曾于1858年与1860年两次赴华并作为英国谈判代表与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图6、图7、图8）。其父亲老额尔金（Thomas Bruce）为驻奥斯曼帝国大使，参于毁坏希腊雅典帕提农神庙，并将神殿内的精美雕刻从雅典运回英国，目前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额尔金石雕（Elgin Marbles）就是其买给英国政府的。由于其父子两代的强盗行为和英国政府在文化遗产回归方面的回避态度，此名字如今已派生出一个词汇：Elginism（额尔金主义：文化洗劫）[5]。义路金（James Bruce, 8th Earl of Elgin, 12th Earl of Kincardine, 1811-1863），英国贵族，第八代额尔金伯爵与第十二代金卡丁伯爵，十九世纪英国殖民地官员，火烧圆明园和割让香港的主要罪魁之一。额尔金父子在他国犯下了不可磨灭的罪行，但是他们为英国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所建立的功绩，却得到了英国政府及公众的普遍认可，公众甚至将小额尔金在中国的罪行视作他在“东方的辉煌”。1859年额尔金首次出访中国归国后，他得到了来自各方的荣誉。当时任英国首相的巴麦尊勋爵⑤正在组建新的内阁，特任命额尔金为当时的邮政部长；格拉斯哥的学生请他当名誉校长；伦敦商人为了感谢额尔金为贸易所作的贡献，除了在市长府邸设宴款待，还授予他荣誉市民的称号。1861年在他第二次远征中国归国后，英国民众对他的欢迎甚至比两年前更热烈，对他此次远征做出最好的总结莫过于外交大臣罗素伯爵⑥的一封信，其中他给额尔金勋爵转达了女王“完全赞赏他在许多具体情势下所作出的决断”。罗素在信中还写道：“你（额尔金）在10月24日与恭亲王所签订的协议，让女王陛下的政府非常满意。它包含了清朝君主因为去年没有履行《天津条约》而作的补偿；它让女王陛下的政府可以要求中国政府履行天津条约中的各个条款；它增加了之前的赔款，作为中方的罚金；它为英国发展贸易又增开了一个港口；它使英国雇佣中国劳工得到了双方的认可，这些劳工对于女王的殖民地是很重要的；它使女王的殖民地香港摆脱了以往的骚扰；它还让中国人大致了解了他们的君主和大英帝国缔结了什么条约。”[6]这些为英国获得的切实的利益，不仅使额尔金生前加官进爵，在其过世后，英国无论本土还是其生前所到的殖民地国家都有许多公共设施以其命名。在美国、加拿大、南非都有许多以“Elgin”命名的街道或地区，在其曾经担任总督的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议会大厦还还铸有额尔金等22人的雕像。在中国，除了天津有以义路金命名的道路、花园、建筑外，在因其而割让的香港九龙也有以其命名的街道。注释：④巴克斯，中文常译作巴夏礼（Sir Harry Smith Parkes，1828-1885），19世纪英国外交家，主要在中国与日本工作。1841年，13岁的巴夏礼随英军远征中国，1856年，巴夏礼代理广州领事时制造亚罗号事件，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巴夏礼随额尔金北上，期间被清政府扣押，发生巴夏礼事件，成为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的导火索。1862年其被封为爵士，后担任驻上海领事、驻日公使、驻华公使。1890年在其逝世5年后，上海外滩树立起巴夏礼铜像，高6米，面向黄浦江，而铜像附近的码头从此有了“铜人码头”的称谓。⑤巴麦尊（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1784-1865），亦译怕默斯顿，时任英国首相，实行保守政策和炮舰外交。⑥约翰·罗素（John Russell,1st Earl Russell,1792-1878），英国辉格党、自由党政治家，两任英国首相。参考文献：[3] British Municipal Council. Report of the British Municipal Council 1921 and Minutes of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M].Tientsin, 1921.[4] Gail Hershatter.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00-1949[M].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19.[5] Elginism［EB/OL］.[2020.12.11]. www.elginism.com.[6] JamesEighth Earl of Elgin, TheoooreWalrond. Letters and Journal of James, Eighth Earl of Elgin[M],译者：汪洪章, 陈以侃. 上海: 中西书局, 2020.【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