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吴江学生在上海的反汪伪斗争

——(一九四0年三月)柳德庆抗日战争爆发后，吴江县私立育英中学由震泽镇迁校于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觉园”)，仍名为“育英中学”。以招收吴江县青年为主，大部为住宿生，少数为上海走读生。吴江学生中，震泽、盛泽、同里镇人较多。校方为培养自治能力，发扬民主起见，指导学生以高中生为主，组成学生管理委员会，管理学生膳食、住宿及文体宣传等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当时上海租界尚未被日寇占领，称为抗战时期的“孤岛”。育英同学虽身居孤岛，但对家乡沦陷、同胞遭受日寇蹂躏，都愤懑于怀。所以《平日》、《九一八》、《难民歌》、《八百壮士孤军营团歌》 和聂耳的抗战歌曲歌声不绝于口。 这些爱国歌曲和街头抗日小歌剧《放下你的鞭子》等，也出现于国耻纪念日的文艺晚会上。在夏夜的露天晚会上，一曲《难民歌》的凄婉歌声，听得大家黯然落泪，因为我们都是流亡学生。一九四0年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大汉奸汪精卫在南京举行“中央政治会议”，加紧筹组傀儡政府。育英同学闻此讯后，学生会立即组织反汪伪斗争， 先日夜秘密赶制大量反汪标语传单，并严密地将学生分成三、 五人一组的活动小组。一九四0年三月二十九日深夜，学生会召开紧急会议，动员进行反汪斗争，经过讨论，人人都拥护这一爱国行动，按计划，高年级生深入最危险地区活动。育英中学校址是在爱文义路哈同路口，本身已靠近沪西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汪伪特工总部”。低年级学生就在学校附近活动，从当天后半夜起先后开始统一行动，约定在三月三十日夜十二点归校签到汇报。一九四0年三月三十日，正是大汉奸汪精卫在南京成立傀儡政府，在日本人的军刀下，粉墨登场，自封为“行政院长”兼“代国民政府主席”。并举行所谓“回都庆祝典礼”，在沦陷区大肆宣传。这几天，孤岛上海的形势十分紧张，敌特及各方特殊人物出动，几天之中，爱国人士被捕和失踪的，被暗杀的，不知其数，敌伪的宣传也侵袭入“孤岛”租界。育英学生，有的登上先施，大新公司等高层，散下雪片似的传单，有的则在各条马路上张贴彩条标语和漫画，和敌特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初二一位同学，画好四幅全张大彩色漫画，其中一幅最令人触目，画面正中，汪逆跪地被砍下头，一只狗正在啃汪的头颅，衣领插的斩条写着“汪逆之末路”。我们认为是这次宣传品中最精彩的一幅。晚上，我们一组初一级小同学，就在哈同路南阳路一带张贴标语，在暗淡的路灯光下，沿路贴了不少。不久，天突然下起蒙蒙细雨，真是昏天黑地，似乎预示着汪逆的倒霉前景。我们在南阳路滨海中学门口，碰着三个西装革履的人迎面过来，他们在校门口，跳起身子，将小方传单扔进铁栅门里，有好几张传单被风吹落在人行道上。我们因不明来路，随手拾起一张一看开头写着“汪先生”，就心里有数了，是汪伪的传单，就把它撕个粉碎。我们还是贴我们的标语。在哈同路南阳路口一幢外国人住的公寓门口，停着一部黑色小轿车、无灯、无人、车头朝向路口。我们走到南阳路底头，却见同样停着一部黑色轿车、无灯、无人、车头也向路口，这两部车子停得蹊跷，是一个不祥之兆。此时，迎面走来一位包头巾的老太，她见我们在贴标语，就向我们劝说:“你们别贴了，快回家吧，刚才我在那边马路上见有一人被捉去了”。我们对此老妇人在深夜上街，也感奇怪。我们贴完后返南阳路口，正与哈同路小组会合，一起回到学校签到。时已深夜十二点钟了，学委会主席金晔(现在台湾，任某公司经理) 高兴地宣布，全体同学均安全归队，这次行动胜利完成，并对大家冒着夜雨，受冻挨饿，表示慰问，宣布解散回宿舍安歇。育英中学宿舍在沦洲别墅， 和校本部相隔几条马路，由于同学心情兴奋，散队后，我们少数同学回到初二教室，却见桌上还剩一幅漫画，正是那幅《汪逆之末路》。我们认为这幅最精彩的漫画，一定得贴出去。决定回宿舍时，顺便贴掉它，就先把浆糊搪在纸上。初一学生徐大成抢着提起这画的两角，我们随着下楼出了校门。天仍在下着毛毛雨，到南阳路口，徐大成提起画纸，准备贴在外国公寓门口墙上，有几个高中同学，走在对面人行道暗处，我们初一三个站在马路中间，看着徐大成在贴上墙，由于全张纸都上了浆，加上风吹，很难贴上去。当时，那辆黑轿车仍旧停在门口，南阳路本来很冷落，时已半夜，前面近处，唯一的一家“兄弟糖果商店”，竟是日夜开放，灯光在夜雨中，显得特别明亮。店门口站着一个穿西装的人，两手插在裤袋里，嘴里吹口哨，当我们的人影在他眼前掠过时，马上引起他的注意，他看见路口有人在贴标语，他就迅速走了过去，站在徐大成的身背后，一看内容是反汪的，立即拦腰抱住徐大成，顿时，车灯大亮，黑轿车里突然跳出几个人，全是西装的，立刻将徐大成扛头扛脚拖进车厢，另外二三个人，直向我们三人追来，我们三个人合撑一顶伞，我们急中生智，决定，不逃跑，干脆装成路人，停下来转身看着。看来离我们三、四丈距离时，突然汽车中发出一声尖口哨，追的人立即反身向汽车奔去，钻进车厢，车子急向路口开去。一时我们无法看清车号。附近哈同路上一位值门岗的红包头印度阿三 (巡捕) 瞧着一切，一声不响，只当没事。事出后，我们沿着对面人行道暗处急行，跟上了那几位高中同学，他们在较远暗处，也看到了出事。当我们走到南阳路底，在狭窄的人行道上，擦着另一部停着的黑轿车而过时，突然发现在黑暗的驾驶盘前隐隐坐着一个人，贴着玻璃向我们注视着。到此刻，我们才确知这马路两头的黑汽车，正是敌特预先布置好的罗网。我们赶回宿舍后，大家得知此恶信，人人义愤填膺，怒火燃烧的心情，使我们一整夜转辗不能成眠。出此事件后，师生都无心上课，学校暂时停课，学生会和校方，校董多方奔走设法营救。事隔一个星期后，徐大成被蒙住眼睛，用汽车开到某马路，把他推下汽车释放。初一学生徐大成，年约十五、六岁，震泽镇人，人顶聪敏，写得一手好小楷，长相清秀，一对大眼睛，讨人欢喜。他父亲是震泽做裁缝的。徐大成回到学校对同学们谈提审情况。对方问他何年级? 徐大成年纪小却很机灵，就把初一学生回答为附小四年级学生，反动派见他人小真以为是小学生。被追问父亲是谁? 徐马上推说父亲是附小的校工，只管上课敲钟的(含意是无职无权无钱，又非知识分子)。 问为何贴此漫画? 徐又灵机一动，想到随身口袋里只有二角钱，马上回答说，是中学里的大学生给我二角钱，叫我贴的。对方一查口袋，确只有二角钱。就只提审一次，聪敏的小徐就弄得对方得不到任何线索大失所望，后经过营救就把他释放了。徐大成谈狱中情况说。他被抓进汽车后，即被蒙住头送进牢房，后与另一青年同关在一间。每顿饭，从墙洞里塞进用日文报纸包着的饭团当饭。一次被迫带去看上刑，徐大成说:亲眼看见一位青年高呼爱国口号，被当场用棺材长钉敲进头上的太阳穴而死去。如此酷刑，真是惨不忍睹。可见汪伪汉奸特务总部——“沪西七十六号”是人间地狱之所，特务头子吴四宝，人们号称他为杀人魔王，真是名符其实。当时育英中学的校长施士则，常熟人，国学家，后任汪伪国立女子师范校长。校董施省之，号肇曾，震泽镇人。他的弟弟施肇基，曾任国民党政府的驻美大使，营救徐大成就是由施肇基出面，打通静安巡捕房关系，化了笔钱，才获释放。关于一九四0年三月，吴江学生在上海反汪伪斗争的史实，当时亲身见闻与参加者，现在尚有若干人在吴江等地工作，且都是六十岁左右的老人了，如曾任同里中学校长的任传济，吴江卫校校长周一非，在县建设银行工作的朱庚桥，曾任无锡火车站站长的章兴嵩(现已离休)，盛泽新联厂工作的周旭仁等。这次反汪伪斗争，看起来似乎是自发的，其实并非如此。 此时(一九四○年三月) 距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还有一年左右。蒋介石表面上还维持“国共合作”的局面，当时“孤岛”上的一些抗日救亡团体，大多是党和进步力量支持的，领导的。我们育英中学高初中各班学生中，经常有人看当时出版的进步书刊，如《译报周刊》、《学习》等，甚至刚翻译出版的《西行漫记》(美国名记者斯诺作)，也在学生宿舍里争相传阅。这次反汪伪斗争的领导者之一是学生会主席金晔，他在这次斗争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记得当时我们的标语、漫画，大部分不是自己的创作，而是转抄于当时的进步报刊。金晔都积极支持，对于他当时政治背景如何我们不甚了解。所以应该说，这次反汪伪傀儡政权的斗争，是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深入人心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