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和命运
原标题：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和命运
本文发于《科学文化评论》2020年第1期
作者 王德禄刘志光
本文聚焦于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这批科学家的命运体现在对政治与科学、去国与归国、个人与国家等相互交织的多重选择之中。他们大部分是抗战胜利后，通过国民党政府组织的留学考试出国留学的。50年代他们中很多人想回国为新成立的共和国服务，美国政府禁止他们回中国大陆，他们却想方设法，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中国。这些科学家在新学科的建制、科学人才的培养以及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其中有些科学家尤其在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订和“两弹一星”的研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批科学家在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和文革中受了很多冲击，有人被关入监狱，甚至有人自杀。在这批科学家身上能够见证科学与政治复杂的关系，能够见证冷战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1、在中美与国共复杂关系中的中国留学生问题
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在中国百年留学潮中是特殊的一批。二战使中国成为同盟国的一员，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又使中国成为共产主义阵营的一员。前一个因素使中美关系进入黄金时代，中国出现了留美高潮；后一个因素使中美关系走向紧张，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进入敌对状态。中国留学生首当其冲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中国留学生经历了这些复杂的关系带来的波折。中国国民党政府是二战后留美高潮的主要推动者，中国共产党政府又明确鼓励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回到中国。而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是矛盾的，从鼓励他们回国到限制他们回国，经历了政策的演变。
1.1 二战后的留美热潮
受抗日战争的影响，中国的留学教育几乎停止。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成为同盟国中的重要成员，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日益密切，国民政府开始将战后建设人才的培养提到议程。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指出战后建设需才孔亟。4月28日，蒋介石指示国民政府教育部等部门“以后对于留学生之派遣，应照十年计划，估计理工各部门高中低各级干部所需之数目，拟具整个方案为要”。1943年抗日战争胜利在望，国民政府为了适应战后建设的需要，教育部制定了《五年留学教育计划》、《1943年度派遣公费留学英美学生计划大纲》和《国外留学自费生派遣办法》，经济部制定了《选派国外工矿实习人员办法》，交通部制定了《派遣国外实习生办法》，此后，尤其是抗战胜利之后连续多年，出现了新的赴美留学的大潮。教育部在1944春天举行了英美奖学金研究生实习生考试。之后，交通部、经济部都开展了选送留学生出国留学工作。[刘真主编1980，2082-2118页.]
1943年12月，教育部举办了第一届自费留学考试，共录取327人，被录取人员于1944年秋陆续赴美。之后，清华大学举行第六届公费留学考试，共录取32人。1944年12月，教育部举办英美奖学金研究生实习生考试，共录取209人。1946年7月，教育部在南京、上海、重庆、北平等九地各设考点，同时举行公费留学考试。是年7月，第二届自费留学生考试与公费生考试同时举行。共录取自费生1900人，其中赴美留学者至1947年10月已逾千人。1948年1月，国民党政府以外汇支绌为由，宣布暂停留学考试[李喜所、刘集林等著2000，122-128页.]。
民国32年（1943年）9月2日，中国第二届自费留学生乘戈登将军号邮轮去美国，在邮轮上的合影。
在技术发展领域，国民政府考虑派留学生去美国学习制造原子弹。1946年俞大维找到物理学家吴大猷、化学家曾昭抡、数学家华罗庚，委托他们三位帮助选派一批青年去美国学习如何制造原子弹。后来，他们选派了朱光亚、李政道、唐敖庆、孙本旺、王瑞駪于1946年5月从上海启程去了美国[何学良、李疏松、[美]何思谦2020，13页.]。
同时，中共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认同和平建国之道路。中共也开始考虑战后成立联合政府，暗中选拔并资助了一些地下党员，让他们通过国民党组织的考试后出国留学。罗沛霖、张大奇和王天眷都是共产党支持并派到美国去的。[王德禄等2020，王德禄采访罗沛霖、杨敏茹.]
这样就形成了二战后的留美高潮。这一时期，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6200人左右，其中学习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的人约占80%。[1]
1.2 中美对中国留学生政策的演变
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握国内政权后为进行战后建设，急需懂科学技术的人才。此时也是留美科学家学成之时，中国政府要全力争取、动员他们回国参加建设。
中国政府曾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1948年，从美国回来的中国共产党员杨刚在西柏坡向周恩来汇报了在美留学生的情况。1949年6月18-19日，留美科协在匹兹堡正式成立。1949年夏，中共南方局安排赴美留学的中共党员徐鸣专程回国，向周恩来汇报了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情况。周恩来明确指示：“你们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在美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技术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于杰2020，5页.]同年9月，徐鸣再次赴美，把动员留美科技人员回国作为中心任务。1949年12月6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统筹回国留学生招待及介绍工作、学习，以及对在外留学生的调查、宣传、接济等工作，高教部专门在北京西单的旧刑部街10号设立了归国留学生招待所，作为归国留学生安排工作过渡期间的专用招待所。后来，先后在上海、广州、武汉、沈阳等地设立归国留学生招待所。[2]12月18日，周恩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郑重邀请在海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而此时的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却充满了矛盾，摇摆不定。美国政府受到日益加深的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从大的方面讲，以美国移民局为代表的一派希望中国留学生回国，以美国国务院为代表的一派希望中国留学生留在美国。当中国的内战影响了中国留学生的经济来源时，美国政府给中国留学生提供资助；当中国留学生学成归国时，美国政府出钱给中国留学生买船票。然而，随着麦卡锡主义影响的日益加深，美国政府鼓励甚至下令驱逐一部分中国留学生。随着冷战的加剧和国共内战，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地位越来越尴尬，他们手里仅有的国民党政府的护照被没收了，各地相继出现逮捕中国留学生的事件。后来，美国政府下决心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
美国政府政策的摇摆主要是由于中国国内政治诸多不确定因素造成的。由于国共内战，使向中国留学生汇款的渠道被切断了。中国学生面临着经济来源的问题。1948年美国国务院拨款8000美元，1949年4月美国国务院又拨款50万美元，1949年10月美国国会同意从原来准备给国民党政府援助资金里拨出400万美元，用于救助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在1950年6月，美国国会又专门通过中国地区援助法案”（ChinaAreaAidActof1950)，允许政府拨款600万美元，用于对中国留学生、学者的救济工作，这些资助一直持续到1955年，总计花费800万美元左右。这些资金为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解决了暂时的经济困难。比如师昌绪就曾拿了半年的资助，“美国移民局说，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如果有什么困难，美国国务院给提供生活费。当时我就领了一段时间的生活费。那些钱是当地的州政府给提供的。”[王德禄等2020，王德禄、杜开昔采访师昌绪.]
钱学森被扣留以后，美国国务院召集了十个大学的校长，开会问他们如何对待那些被扣下来的中国科学家，采取什么政策？因为像钱学森这样的都想回去。一般情况下，中国留学生毕业后都要回国，美国不允许他们留在美国工作。美国总统想知道，是只扣留钱学森，不让他回国，还是把其他人一起扣下来？这十个大学的校长说，绝对不能让这些人回去，尤其是学理工的。”[王德禄等2020，王德禄采访何国柱.]在钱学森之后陆续有一些科学家被美国政府拘留。中国留学生不能接触保密的项目，个别人被驱逐出境。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不仅吊销了他们的护照，还禁止他们回中国。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的态度逐渐明确，这就是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慢慢地，学理、工、农、医的中国人都不允许回国，学社会科学的随时可以走。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人被关起来，有人被搜查。有时候尽管找不出毛病，就是不允许回国。直到1951年10月9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开始明确禁止中国留学生离境。他们开始给申请归国的学理、工、医的中国留学生出示正式的司法文书说，“根据1918年5月22号通过的法律第225款和美国总统颁布的2523号通告，你离开美国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因此我们命令你，不得离开或企图离开美国。否则将处你以不超过五年监禁或不超过5000元的罚款，或二者兼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9，46-47页.]
1950年，国会通过“中国地区援助法案”修正案，允许中国留学生就学期间和毕业以后在美国工作。1953年8月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的“难民解救法案”（RefugeeReliefActof1953)允许至少一部分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从学生身份转为永久居民。[3]这也是百年留学史上，美国第一次让中国留学生留在美国工作。
2、50年代中国留学生第一波归国高潮
1950年代初，恰是二战后留美热潮期间出国的留学生学成之时，学成归国是那个时候留学生们的当然选择，再加上留美科协的动员工作，1950年代初有大量的留学生回到了中国。
2.1 留美科协及其影响
科协系列是世界左翼科学家的群众组织。留美科协也是在这样一种思潮下成立的。但是留美科协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更多直接的影响和领导。在最近出版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一书中，专门讲述了中国留学生留美及回国事宜[彭亚新主编2020，334-346页.]。抗日战争之后形成的留美高潮中，很多左翼人士甚至中共地下党员到了美国，其中有侯祥麟、顾以健、计苏华、刘静宜、罗沛霖、丁儆。这些人的赴美为留美科协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此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成立的主要的学生组织是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ChineseStudentChristianAssociation，简称CSCA），很多中国留学生参加了这个组织。随着中国国内战争形势的发展，全国科联留美分会的成立提到议程。1948年年底，全国科联在美国的一些会员开始酝酿在美国成立全国科联留美分会，甚至葛庭燧、侯祥麟、丁儆、顾以健、涂光炽等人聚在一起讨论过此事。但是考虑到在美国成立一个中国全国科联的分会会在政治上受到影响，就取名为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科协）。留美科协以“响应解放，准备回国”为主要宗旨。
文革期间被正式关进监狱的科学家也很多。我们仅以清华大学为例来清理被关押科学家的情况。清华大学的谢毓章、高联佩夫妇、王明贞夫妇、王振通夫妇都被正式关进监狱了。1968年谢毓章被抓进监狱，蹲了四年，1972年获释[王德禄等2020，王德禄、杜开昔采访谢毓章.]。1968年1月，高联佩和许健生被抓进牛棚，后转入北京半步桥监狱，四年零四个月后才获释[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2020，327-330页.]。1968年3月，王明贞和俞启忠被拘捕。王明贞被关了五年，1973年11月获释。俞启忠被关押了7年，1975年4月才被释放[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2020，89-94页.]。清华大学的王振通也进监狱了，被关了三年多[王德禄等2020，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
4.4 尾声
改革开放后，留美归国的科学家除了作为一般知识分子经历了面上的落实政策外，还另有一个小小的历史插曲值得一提。1979年3月，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的大约28位1954-1955年回国的科学家联合专门给中央起草了一份报告，要求为他们平反。1979年9月8日上午，中科院院长方毅召集这批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座谈会。方毅在会上讲话，说他是受邓小平的委托来开这个座谈会的，对这批科学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方毅说，不仅要为他们平反，还要把他们的事迹载入史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9，87-88页.]。
与会者在会上讲述了文革期间董铁宝、周寿宪、程世祜等人自杀的悲惨经历。中科院化学所的张斌由于带手铐，手都被磨破了。当她说到自己的经历时，不能自已，被人扶出了会场[王德禄等2020.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杜连耀.]。这次会议开成了一次诉苦申冤的会议。
此后，留美归国的科学家在晚年受到了更多的社会尊重，有许多人在各自岗位上发挥“余热”，也有一些人留在国内的时间较少，更多的时间呆在国外。这批留美归国科学家的下一代中大多数是在美国出生的，拥有美国国籍，改革开放后就去美国学习和工作了。
1949年1月29日，20余人在芝加哥成立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美中区”；3月17日成立了留美科协耶鲁区会，有11个会员；3月19日留美科协费城区会成立；4月2日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留美科协纽约区会，有35名会员；5月13日在华罗庚家中成立了留美科协伊利诺伊大学区会，会员15人。在这段时间里还有衣阿华区会、普度大学区会、俄亥俄区会、西雅图区会、印第安纳区会等多个区会。美国各地区的区会纷纷成立。到5月底，东自纽约西至西雅图已成立了13个区会和10个学术小组，会员从20多人发展到340人。
1950年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芝加哥召开年会时集体合影。
1949年6月18-19日，留美科协在匹兹堡正式成立，50多位来自各地的代表参加了会议。1949年8月，全美已有留美科协地区分会19个，会员410人；到1950年3月，地区分会增至32个，学术小组达20个，会员达718人。[冯季，神州学人，1987年第2期56-57页、1987年第3期54-55页、1988年第1期49-50页.]
《留美科协通讯》是留美科协的刊物。1949年为双月刊，1950年为单月刊，发行量最多时上千份。李恒德等三人曾负责费城区会的编辑工作。李恒德说：“留美科协成立后出版了一个刊物《留美科协通讯》，我负责编辑。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留美科协改成在芝加哥附近开会，编辑工作转交给别人。此后，这个刊物再也没有出版。我现在还保存着这个杂志。《留美科协通讯》的存在使得留美科协的整个经历更加明朗。”[王德禄等2020，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李恒德.]
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卡锡对美国的舆论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非美活动委员会和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将留美科协列为非法团体。经留美科协干事会表决，留美科协于1950年9月19日宣告解散。[李恒德，纵横，1984年第2期44-55页.]
2.2 50年代初中国留学生第一波归国高潮
中国学生去欧美留学，很少有人能够留在所在国。在1950年代初的归国潮中，中国留学生都怀有学成归国的心理状态。当时大部分中国留学生是专门乘坐APL（AmericanPresidentLines）轮船公司在太平洋往返的“克里夫兰总统号”、“戈登将军号”、“威尔逊总统号”回国的。
1949年9月的“克里夫兰总统号”上有梁思礼、陈利生、严仁英等20几位中国留学生。1949年11月的“戈登将军号”上有葛庭燧、陆星垣等多位中国留学生。1950年1月的“戈登将军号”上有唐敖庆、陈椿庭等18位中国留学生。1950年3月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上有华罗庚、朱光亚、王希季等几十位中国留学生。在香港逗留期间，华罗庚在船上发表了《告留美人员的公开信》，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信中引用的“梁园虽好，非久居之地”，感染力很强，成为在留学生中广为传颂的佳句；朱光亚在回国之前就联合52位准备回国的留学生署名，发表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1950年春的“威尔逊总统号”上有严东升等多位中国留学生。1950年6月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上有罗沛霖等34位中国留学生。
1950年8月31日的“威尔逊总统号”是1950年代初留学生回国途中发生故事比较多的一条船。这条船上，留学生人数最多，共有128位。采访余国琮时，他说：“当时乘坐我们这条船回来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是最多的，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了，我们预感到美国要限制中国留学生回国，大家纷纷动身回国；二是，留美科协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一些人已经有了回国的打算；三是，那时候学校都放了暑假，我们回国比较方便。”[王德禄等2020，王德禄、杜开昔采访余国琮.]在美国洛杉矶发生了赵忠尧携带的书籍、笔记本几乎全部被扣留事件，在日本横滨发生了拘留赵忠尧、罗时钧、沈善炯3位中国留学生事件，在菲律宾发生了鲍文奎被拘留未遂事件。这在中国留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预示着中国留学生回国之路将不再平坦。乘坐这条船回国的中国留学生还有邓稼先、涂光炽、叶笃正、余国琮、傅鹰、庄逢甘等人[沈善炯述、熊卫民整理2020，58-78页.]。
1950年9月开出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上有冀朝铸、王曾壮、张元一、张庆年等90多位中国留学生。后来又有几条船搭载部分留学生回到了中国。比如1951年2月的威尔逊总统号上有颜鸣皋、刘恢先（洪晶）夫妇等100多位留学生；1951年4月的“戈登将军号”上有徐光宪、高小霞夫妇。
2.3 中国留学生尴尬的处境
1951年9月20日启程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上的谢家麟、董彦曾（宋娟娟）夫妇、孙以实、方琳、张权等8位中国留学生正沉浸在回家的喜悦中，然而10月9日发布的禁令波及到了他们。当他们乘坐的轮船抵达夏威夷时，美国移民局官员和联邦调查局特工登船，专门与这8个人谈话，出示了正式的司法文件，将他们押下轮船，不久送回旧金山[谢家麟2020，43-46页.]。
1950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因为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美国朋友被查出是美国共产党员，美国政府就指控钱学森也是共产党员。[张纯如著1996，253页.]美国政府的指控让钱学森做出了回国的决定。1950年8月，当钱学森一家买好船票准备回国，登船前被扣留，9月7日被美国政府拘捕，并被关押在特米那岛上，15天后交保金获释。此后钱学森一直处于美国移民局的限制和FBI的监视中，直至回国。
1951年10月，当李恒德买好了船票准备回国的时候，宾夕法尼亚移民局把他找去，进行审问。移民局没有抓住把柄，后来将李恒德释放出来，并没收了他的护照，禁止他离开美国。移民局还让他每个月给移民局报到一次[王德禄等2020，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李恒德.]。
1950年10月颜鸣皋在耶鲁大学已经买好了回国的船票，开船两周前突然被捕，被关在纽约的埃利斯岛，4天后，交了2000美元保释金才被释放。之后美国将其遣送回国[王德禄等2020，王德禄采访颜鸣皋.]。
1951年5月25日，黄葆同办理回国手续时，美国当局以“居留证过期”为借口，将其逮捕，关押在埃利斯岛。1951年9月17日，黄葆同被关押114天后，交了2000美元保释金获释。移民局要求他每周一到移民局报到一次[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9，230-235页.]。
1951年，毛汉礼被旧金山移民局逮捕。保释出狱后，他花了三年时间与美国联邦政府就无理阻挠其回国事宜打官司。直至1954年毛汉礼才得以回国。
1951年10月从纽约传来朱廷儒被捕的消息。1951年朱廷儒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药学院硕士学位。他申请回国时，被美国移民局和归化局审问，遭到一顿毒打，并被拘禁一个星期，交保释金后获释，1955年才得以回国。
1952年1月中旬，美国宾州传来杜连耀被逮捕的消息。杜连耀在实验室赶做博士论文时，美国移民局以“非法留居”为罪名将其从实验室抓走，把他关在宾州移民局所在地匹兹堡。三天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学帮他交了2000美元保释金。被释放出来后，杜连耀把宾州移民局上告到美国移民总局。官司打了将近半年。后来移民总局说杜连耀的情况特殊，可以回国，但必须在两个月内离开美国，否则要驱逐出境。当他去办手续时，美国政府说中美现在处于敌对状态，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允许离开美国，也不许去美国以外的任何地方。如果去了或者企图去了，就会收到巨额罚款单。杜连耀1955年6月才得以回国[王德禄等2020，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杜连耀.]。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遇到的难题较为严重的是被捕入狱。发生的这几个案例大部分都在旧金山、纽约等美国的大城市。这些人大部分在留美科协活动中都比较活跃。同时，钱学森的案子在其中较为引人注目，因为这个案子具有很大的麦卡锡时代的特点。从这些案例中也可以看出，冷战使美国整个社会充满了怀疑和不安定。
4.3 文革浩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文革期间，在中关村福利楼上贴着一幅大标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许多从海外回国的科学家看到这幅大标语不寒而栗。几乎所有的从海外回国的人都被怀疑成“特务”。文革期间流行的口头禅是“海外归来是特务，监狱出来是叛徒。基本如此。”文革期间，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有8人自杀，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周华章、周寿宪，北京大学的董铁宝，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程世祜，南开大学的陈天池，大连化物所的萧光琰，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
清华大学数学系的周华章是1968年9月30日跳楼自杀的。[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2020，257页.]1976年5月，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周寿宪是在自己住所自杀的。[王德禄等2020，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北京大学数学系的董铁宝是1968年10月18日上吊自杀的。[王友琴2004，119页.]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是1968年12月15日自杀的。[王德禄等2020，王德禄采访黄茂光.]也有人对林鸿荪自杀的说法存在异议。中科院力学所的程世祜是1968年10月23日自杀的。[王友琴2004，94页.]南开大学化学研究所的所长陈天池是1968年12月20日自杀的。大连化物所的研究员萧光琰是1968年12月10日晚在牛棚服用安眠药（巴比妥）自杀的。12月14日，他的妻子甄素辉和15岁的女儿小洛连也一起服用巴比妥自杀了。[白介夫，炎黄春秋，2005年第7期.]中国科学院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是1968年2月22日自杀的。[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