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不止有广西师大社，历史上它曾云集了近百家的书店和出版社

大部分人认知中的桂林，是一座山水美到足以在教科书里打广告的城市。而提及文化，即使历史上曾有一个“抗战桂林文化城”的概念，但就连土生土长的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黄伟林，都曾认为“那些文化人不过是这座城市的过客，他们与这座城市不过是一种旅居的关系”。

直至返回桂林后，黄伟林才逐渐摆脱当年先入为主的认知，重新审视桂林的文化地位。如今我们知道，在多年的努力经营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已经成为桂林的一张重要文化名片。但谁能想象到，历史上的桂林，曾云集了近百家的书店和出版社呢？

这个偏居岭南一隅的小城市如沧海遗珠般，收敛了自身的文化光芒。一个大时代曾经给予了桂林以抗战文化城的生机，一座桂林城曾经给予了那个大时代卓然独立的牺牲。今天，我们试图捕捉当年文化人的身影，在近百家文化机构矗立于八桂大地的群像中，感受中国人文生生不息的脉动。

作为战时出版文化城的桂林

1919年至1949中的14年时间，因战争频发，文化人从沦陷的北京、上海或南迁到广州、香港，或西迁到武汉。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文化人再次南迁和西迁。这一次南迁和西迁的目标城市，除了重庆，就是桂林。

也就是说，从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到1944年11月桂林沦陷，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桂林扮演了中国抗战文化中心的角色。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化有六年文化中心在桂林。

但人们不禁疑惑，文化人士与文化团体在那么多城市落脚过，桂林何以被称为“文化中心”？

而一个城市作为文化中心的标志，需要三个标准来衡量，即文化人的数量、文化媒体数量和文化产品数量。

大批文化人士涌入桂林

抗战时的桂林，用“群英荟萃”形容并不为过。桂林文化城的亲历者和研究者魏华龄认为，抗战时期聚集到桂林的文化人数以千计。陶行知则在到达桂林后发表的文章中提到“桂林本地及外省来的知识分子估计有一万人”。除了数量上的庞大，郭沫若、茅盾、巴金、柳亚子、何香凝、田汉、夏衍、欧阳予倩、徐悲鸿等社会著名人士，也齐聚在这个西南小城。

这其中也包括近代中国著名记者和出版家邹韬奋。他于1932年创办的生活书店，是著名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前身之一。1937年，日寇入侵，上海沦陷后，邹韬奋开始了他的第三次流亡生活，于12月8日到达桂林。

1937年，广西学生军在桂林李家村集训时的合影。前排就坐的有邹韬奋(左一)、金仲华(左二)、沈兹九(左三)、钱俊瑞、史良等人，后排站立的是广西学生军。《桂林日报》刊登 田军 提供

出版社与书店“遍地开花”

邹韬奋流亡后不久的1938年3月15日，生活书店成立了桂林分店，在桂南路闹市租赁了一座两开间两进的楼房为门市部。武汉沦陷后，新闻出版界另一个重要人物胡愈之来到桂林指导生活书店桂林分店的工作，桂林分店逐步成为生活书店在西南的出版发行中心。

如今，在桂林中山中路的八桂大厦前面，我们可以看到生活书店桂林分店遗址的纪念标识，它大概可以算作是桂林当年作为中国文化城、出版城的一个纪念。

与生活书店同为三联书店前身的新知书店与读书出版社，也与桂林有着较深的渊源。前者于1938年12月1日迁至太平路18号，后者的桂林分社社址在桂西路阳家巷2号，且在桂西路17号开办读者书店。

除了书店，许多近代史上著名的出版社也在桂林延续文化火种。1921年，商务印书馆即在桂林开设分馆，1935年迁至梧州。1938年梧州分馆被日军飞机炸毁后，商务印书馆支馆于1938年7月在桂林重新开业。

与商务印书馆齐名的中华书局也于1937年冬在桂林设立支局，局址在桂西路52号。1938年7月，中华书局桂林支局正式营业。

开明书店由章锡琛1926年在上海创办，是民国时期最具影响的出版社之一，淞沪会战期间毁于战火。1937年底开明书店桂林分店开业，店址设在环湖北路17号。

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由巴金等人创办于上海，广州沦陷后，1938年10月，巴金在桂林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

当然，它们只是众多进驻桂林的文化机构其中的一小部分。《桂林文化大事记》曾经做过统计，抗战时期的桂林，有过《桂林日报》《广西日报》《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等十多种报纸；有过世界书局、文化供应社、文化生活出版社等200多家书店和出版社；有过《正路》《创进》等200多种刊物……近百个各类文化机构大多都具有全国性质，或者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因此得到“出版城”之誉。

位于太平路的《救亡日报》社旧址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都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百年老店。组建后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也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同为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出版社。

开明书店民国时期影响力紧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是后来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前身。

文化生活出版社是后来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前身。

这些出版社都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名牌出版社，它们都创办于中国现代出版中心上海，都于1938年迁至桂林或在桂林创办分店。

那个年代，出版社是仅次于大学的最能集聚文化人，又最具辐射力的文化机构。这些中国最重要的出版机构不约而同落户桂林，为桂林成为中国的抗战文化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桂林的出版物数量，也在所有文化产品最为可观的。出版物有一个特点，即它的跨时空性。也就是说，桂林生产的出版物，不仅满足桂林读者的需要，而且满足全国读者的需要，具有明显的全国属性。那么，桂林的出版在当时的中国居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战时桂林出版业为何如此发达？

出版家赵家璧提出过一个似乎非常夸张的说法：

“从（民国）三十年到（民国）三十二年的桂林城是被称为自由中国的“文化城”……它有近百家的书店和出版社，抗战期间自由中国的精神食粮——书，有百分之八十是由它出产供给的……”

这真令人吃惊。一个城市生产供给一个国家百分之八十的图书，这是什么概念？如今的中国，哪怕像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它出版的图书也不可能在全国占有如此大的份额。

然而，赵家璧的说法是以确切的数据作为依据的。桂林“当时每天平均出版新书期刊在二十种以上，刊物的普通销路约近一万份，一本专谈新诗的月刊可销七千本，销路最大的刊物可印二万份，单行本的印数，初版以五千为单位”。

桂林出版事业发达的原因，在他看来有这些：“第一，广东湖南江西生产大量的土纸，质地较佳，因铁路公路的便利，运费不高，售价较低。第二，从汉口长沙撤退的印刷所，大半没有去重庆而来桂林，那里共有印刷所大小二十余家。第三，桂林是西南公路铁路交通的中心，运输交通，迅速方便。最后而最重要的是从上海香港内撤的文化人，因为这里能自由地写作，大都喜欢在桂林住下来。这许多优越的条件，很快就把桂林造成一个‘出版城’了。”

红色文化领导下的新闻出版业

没有组织的队伍，迸发的力量不可能那么强大。当时云集在桂林的进步人士以及救亡团体、文化机构，很多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活动，出版社与书店也不例外。

据魏华龄老先生研究：“在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桂林八办’撤退以前，党的工作主要是李克农（联系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夏衍（联系文化界中上层人士）负责。直属"桂林八办"领导的基层党组织有新华日报桂林分馆、救亡日报社、国际新闻社、新知书店、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等单位共10多个支部……”

其中新知书店店内还设有党支部，中共桂林市书报业总支委员会设在该店，总支书记是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沈毅然。

位于中山北路14号的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

据倪子明《桂林读书生活出版社二三事》称：读者书店原来是《新华日报》和读书生活出版社联合开设的门市部，这是按李克农的指示办的。

中共秘密党员胡愈之是生活书店的总设计师。生活书店桂林分店的实际负责人卞祖纪和邵公文都是共产党员。

如此罗列，似无尽头。给人的感觉，好像共产党无处不在。这个感觉应该是正确的。当时的桂林文化城，共产党不仅无处不在，而且往往是精英所在。

桂林出版文化城的价值

今天人们都知道桂林有两家出版社，分别是漓江出版社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世纪80年代，漓江出版社是优秀的外国文学出版社。21世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是享誉海内外的出版社。我们是否能够想当然地认为抗战时期桂林曾有“出版城”之誉为桂林种下了优秀出版的种子？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桂林这两家出版社多少与抗战桂林文化城有关。比如，漓江出版社的题名者为茅盾，这与茅盾当年旅居文化城多少有些渊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得以成立据说与林焕平有关，林焕平恰恰是当年桂林文化城相当活跃的文学评论家。

《历史的静脉》

黄伟林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当下拥有两家出版社的地市级非省会城市不多，何况还是如此绚烂的出版之花。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桂林出版文化城生产的图书成为苦难中人民的精神支撑。如今，我们致力于人与好书的相遇，为生产出更多优质的精神食粮而努力着。过去与现在有了交汇。

当一种历史对人类文化的发展、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产生了推动作用的时候，这样的历史一定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桂林文化城应该属于这样的历史。

本文编辑：狸奴君，本文资料来源于黄伟林《历史的静脉》（2020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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