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安出了邓小平，还有杨森二十军（5）

四、禁止袍哥活动的风波1940 年春，广汉县长沈实先因征粮引起民变，军委会成都行辕派宪兵去 镇压，但是被袍哥武装把守住从成都到广汉的要道，不许宪兵通过，张群心 里明白，袍哥武装之所以敢如此大胆，是因为背后有川康军人的支持。无奈 之下，只好请与川康军人有密切关系的袍哥大爷、“孝友社”社长陈静珊去 广汉出面调停，不到半天时间，民变即被平息，社会秩序也很快恢复正常。 张群兼理川政以后，继续执行对邓、潘、刘三人的分化政策，只是对刘 文辉的打击稍有放松，改为孤立。但是通过广汉事件，张群明白地看到：袍 哥组织与川康军人是浑然一体的。要削弱川康军人力量，首先必须削弱袍哥 的力量。于是张群以四川省政府的名义冠冕堂皇地发布禁令：“查袍哥分子 成员复杂，违禁犯科，危害社会治安，实属封建余孽，罪恶渊获。自本府禁令公布之日起，严禁袍哥集会结社，违者严惩不贷。” 这样的禁令，明眼人当然一眼就能看出，张群的矛头所向，其实是川康军人。因此以潘文华为代表的川康军人，不甘示弱，下决心要与张群较量一 番，见个高低。较量的第一个回合，是由潘文华部一六四师师长彭光汉出面，在成都东丁字街华瀛大舞台举行袍哥团体“合叙同总社”的成立大会，彭光汉自任总 社社长，同时举行声势浩大的“迎宾会”，各地袍哥舵把子纷纷前来祝贺， 盛况空前。早在杜重石成立“蜀德社”的时候，就打算把彭光汉拉进来。杜桴生的 意思是：把潘文华的两个师长拉进一个社里，好像不太妥当，再说，让谁当 正社长，也不大好安排，国此也曾经与彭光汉商量过，请他再另立一个山头， 以壮大声势。彭光汉的准备工作刚刚做好，还没开堂，正赶上张群的禁令公 布，于是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来个顶风行船，逆水行舟，展示一下自己 的实力。张群既然下决心要削弱川康军人的力量，当然也不会胆怯，何况还有蒋 介石做他的后台戳杆儿。于是下令四川省会警察局局长方超亲自带领保安警 察大队到华瀛舞台去镇压，以表示他禁止袍哥活动的决心，也显示一下他这 个中央大员兼理川政的威风。方超字仲文，本是杨森的部属，杜重石到成都以后，还曾被他聘为该局 的“设计委员”和事务主任。他带领一批保安警察去执行张群的命令，但是 一路上凡是通往华流舞台的通道，都有荷枪实弹、架起机关枪的一六四师部 队把守，不许保警大队通过。方超自以为是奉命办事，绝不买账，非过不可； 守军得到师长的严命，不论秧子，绝不放行。于是军警双方发生冲突，动起 武来，结果当然是谁也没得到便宜，连方局长也受了伤。成都市警备司令严 啸虎是一六四师的副师长，绝不会站在张群一边替方超说话。张群怕把事情 闹大不好收拾，以“军警双方轻率从事，致生误会”为由，各打 40 大板，严 词训斥了一顿，即不了了之。这场斗争，方超吃了点儿小亏，彭光汉则扬眉吐气，取得了胜利。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杜重石即召集蜀德社的大学生“新酒”们开会，讨 论进一步对付张群的办法。因为袍哥的公开活动一旦被取缔，利用这个掩体 和保护色进行统战工作也就不可能了，因此必须坚守这个阵地。杜重石认为， 共产党的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够在白区内生存下去，是毛泽东巧妙地利用了军 阀混战和蒋介石与各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在夹缝中求生。如果蒋介石的手 下全是清一色的亲信，各级地方政府与中央思想行动完全一致，上下同心， 令出必行，红色政权的存在就十分困难，甚至不大可能。同样道理，现在四 川的军政之间，与蒋介石之间，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矛盾，袍哥组织正好利用 这一矛盾，也在夹缝中求生，并逐渐发展壮大。经过讨论，多数大学生认为 杜重石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也是可行的。根据这一观点，杜重石等人搜集资料，写了一篇有关袍哥的历史及在各 个历史时期所起的积极作用的文章，公开地发表在复兴社主办的刊物《快报》 上。《快报》的主办人史伯英，是复兴社的重要骨干。 1931 年，他在广安 的二十军当过党务特派员。杜重石利用这一历史渊源，加上当时国民党的政 学系与复兴社因争权夺利而面和心不和，矛盾很深，于是这篇本来很难在报 刊上公开发表的文章，就在这样的“夹缝”中破上而出了。文章主要说：袍哥的正名为“哥老会”，是“天地会”的一支。“天地会”又名“三 点会”、“三合会”，本是清代的民间秘密结社，属于帮会之一，应该是社 会团体性质。因为会众宣扬“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所以最通行的名称是 “天地会”。其宗旨是“反清复明”。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所以对内也称为“洪门”，讹传为“红门”。相传是郑成功于 1674 年（清康熙十二年） 最初在台湾开山设堂，以后从福建沿海逐渐扩展到长江流域各省以及两广地 区，并形成小刀会、红钱会、哥老会等支派。哥老会的创始人为方大洪，他 从台湾潜回大陆，带来开山设堂的规章《海底》，并在雅安组织了第一个哥 老会组织“汉流”。哥老会的会众对首领称为“大哥”或“大爷”，相互称 “袍哥”，含有“袍泽”的意思。“哥老会”的早期宗旨也是“反清复明”， 会众大都是农民、手工业工人、退伍军人、游民、小地主等等。太平天国失 败以后，哥老会曾经领导过多次农民武装起义和反洋教斗争。辛亥革命前后，在南洋及美洲的洪门组织“三合会”、“致公堂”发展 创建为“兴中会”。此后，陆皓东、陈少白等人即以“兴中会”名义分赴各 地联络江湖志士进行革命活动。同一时期，湖南长沙成立了“华兴会”，以黄兴为会长。1905 年，孙中山先生联合黄兴、陈天华、宋教仁，以“兴中会”、“华 兴会”为基础，在东京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开展革命活动。1911 年4 月“黄花岗”之投，“洪门”力量起着重要的作用。 总之，帮会团体不论在反清复明或辛亥革命前后，对复兴民族、捍卫民族利益，对国民党的贡献，都为其他社团所不及。这在国民党党史文献中都 是有据可查的。如杨虎（啸天）所著《革命缀言》一书中说：“昔日总理在 初期革命时代，曾运用‘三合会’、‘致公堂’志士仁人之献身党国者，更 前仆后继。武汉政府时代，余屡随，总裁往返武汉，而余负有总裁安全之责， 然卒安然无事者，得力于当地帮会之助者实多。”又如蒋鼎黻所著《军政领袖蒋介石》一书中说：“主席早在第二期革命，竟用了比帮会分子更复杂的一般暴汉、无赖、贱民的集合，锻炼成一个足以 自豪的军队??”根据以上所叙，足证当今之执政者，以袍哥分子复杂、违法犯科为理由而禁止其活动，实属似是而非，因噎废食之论。盖违法者绳之以法，犯科者 惩之以纪，实为当事人应负之责，不应涉及袍哥社团之整体。犹之于政府机 关有违法读职之官吏，即今其机关停止运行一样，为识者所不取。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不但深得袍哥界的赞许和拥护，在非袍哥的读者中，也引起了良好的反响。五、两起暗杀案张群见袍哥活动无法阻止，就派特务分子以参加袍哥为由，打入“蜀德 社”和“合叙同”这两个属于“旧瓶装新酒”的社团进行秘密活动。他们不 但用重金收买意志薄弱分子，进行挑拨离间，破坏团结，还密切注意川康军 人首脑的一言一行，向蒋介石汇报，企图置人于死地。于是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日益加深，终于演出了戏剧性的暗杀场面。 在成都帘官公所街，有一家相当气派豪华的高级妓院，进出的嫖客，大都是“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们。妓院的鸨儿，人称“花四姐”，是个手腕 高明、善于应酬的中年妇人。由于她广泛接触军政工商界的上层人物，消息 灵通，也有些关系，小小不然的面子，也能买得下来，因此在成都的“交际 圈儿”中，也算是一位“头面人物”。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等人，以前经常在成都青羊宫邓锡侯的别墅里聚首，对外称为“转转会”，也就是轮流做东聚餐的意思。他们的经常聚会 受到蒋介石的注意以后，为了避开特务分子的盯梢，仿效当年蔡松坡佯装沉 溺酒色以迷惑袁世凯的故事，也时常到花四姐的妓院中走动，借机商讨对策。 特务分子见他们三人常常在帘官公所街聚会，也怀疑其中有诈。但是这 三人的贴身侍卫，都是久经考验忠于主子的死士，特务分子不但不能取而代 之，连接近这三人都相当困难。于是就把主意打到了花四姐的身上。经过威逼利诱，软硬兼施，花四姐终于被特务分子所收买。 彭光汉是邓、潘、刘三人安全保卫工作的总负责人。他对花四姐近一段时间来的鬼鬼祟祟，似乎有所觉察，但拿不到证据，无法说话，只能叮嘱派 去护卫的保镖们时刻留意，多加小心。这期间，潘文华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要他把第十八师周虎臣部撤出宜宾、 泸州，由中央军接防。潘文华与邓锡侯照例在花四姐的妓院里集会，商定了 向蒋介石电陈十八军暂时不能撤出川南的理由。但是电报还没有发出，在重 庆的蒋介石却已经知道了电报的内容，立即改变了原先周虎臣师撤出川南以 后再派中央军去接防的计划，而且抢先一步，不等十八师撤出，急命中央军 王公侠、廖昂两个军迅速占领宜宾、泸州，强迫周虎臣师退守井研。蒋介石之所以要急于强占宜宾、泸州，不仅仅因为川南地方富庶，更主 要的是这里地势险要，东可扼重庆，北可守成都，南面又可拒来犯之敌，因 此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这个大西南的枢纽通道要是被蒋 介石所把持，川、滇、康三省联防，也就成了纸上谈兵了。邓锡侯和潘文华吃了一个哑巴亏，怒不可遏。事情明摆着，泄露机密的，必定是妓院中人，一回忆草拟电文的当时情景，警卫人员照例只能在院门外 面守候，不是传呼，没有情况，根本进不了内间，何况所有警卫都是经过严 格挑选长期考验绝对忠心的亲信，而商量电文的时候是在内间里面的密室进 行的，所有的丫鬟和几个妓女又都打发到外间去了，因此也在排斥之列；只 有花四姐一人，因为被视为是“自己人”，允许她进出内间密室送烟送茶或 向外递话，因此考虑再三，嫌疑最大的，就剩下花四姐一个人了。彭光汉是个粗中有细的人，他不露声色，派人内查外调，终于查明情报确实是这个老鸨子送出去的。于是决定派徐则林①、徐则达兄弟二人负责的行 动组，送给她一个最高“奖赏”：“荣归故里”。行动组经过严密策划，徐氏兄弟及其手下以各种身份通过各种手段进入花四姐的妓院潜伏下来，然后于深更半夜同时闯进了她的卧室。面对着屠刀， 这个素以泼辣凶狠著称的女人吓得浑身筛糠，不得不压低了嗓子，一五一十 地说清了是谁要她窃取的情报，她又是怎样做的手脚，情报又是如何传递出 去的，全都交待得明明白白。在她总以为说清楚了，也就可以保住性命了， 但是徐则林领的是“杀”的任务，任凭这个老鸨子拿出多少银子来，也无法 买得她的活命了。为了制造匪徒谋财害命的假象以迷惑警方，徐氏兄弟杀了花四姐以后， 故意把房间里的橱柜翻乱，还把她的手提包拿走。按照他们的想法，这是奉 命办案，一切“上边”自然有安排，绝不会出什么漏子。再说，一件杀人抢 劫案发生，单是警方的现场勘察、取证、立案，就要半天以上。因此，徐则 达在第二天上午一早就大大方方地拿着手提包里 4000 元支票到福利钱庄去① 徐则林——1948 年加入民革川康分会；1950 年出任中苏友好协会成都分会总干事。提取现金。没有想到的是，这张支票，恰恰是福利钱庄襄理谭银山在头天下 午给花四姐的，他当然还不知道花四姐已经命归西天，但是对这张支票那么 快就到了徐则达手中不免有些怀疑。随口问了一句，徐则达的回答牛头不对 马嘴。再问一句，徐则达有些心虚，说不取了。事情到了这一步，他可是想 走也走不了了。双方吵吵了起来，徐则达被扭送到警备司令部。这时候，花 四姐的案子已经发作，那边正为找不着凶手犯难呢，这边恰好有了“铁证”。 正要动刑，彭光汉亲自来到警备司令部，跟严啸虎说明实情。严啸虎是彭光 汉的副师长，当然不会为难。但是谭银山送来的人，审也不审就这样放了， 又难于交待，只好把徐则达转送绥靖公署副官处暂时禁闭起来。事情到了绥 靖公署，就一切都好说了。由杜重石出面，跟副官处副官长黄瑾怀说明前后 经过。黄瑾怀心中明白，做了个手脚，拖了两个来月，最后以“事出有因， 查无实据”，准予保释了事。一件凶杀案，就此再也没人提起。除了特务分子对袍哥组织和川军头目进行监视破坏外，其他帮会分子， 或出于妒忌，或出于被收买，也来捣乱。有个叫高洪恩的，在青帮中被尊称 为“高老太爷”，在成都的帮会中，也算是个头面人物。此人被军统所收买， 派他的门徒混进“蜀德社”和“合叙同”，进行挑拨离问。袍哥俗称“光棍 儿”，本意是说袍哥天不怕地不怕，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一切 都拿得起，放得下，连生命都无所谓。但是高洪恩的门徒却故意歪曲地解释 说：“光棍儿”的“光”，是说袍哥要光明，“棍”是说袍哥要正直；“光 明正直”，就是说袍哥兄弟伙儿千万不要被那些思想靠不住、别有用心的小 伙子（指大学生“新酒”）所利用。这还不算，还向军统特务机关告密，说 这两个袍哥团体内有“异党分子”在搞政治活动。对于青帮分子的这些破坏活动，不久就被彭光汉查明是高洪恩所指派。于是，也派徐氏兄弟把高洪恩暗杀了。 当时成都布后街一带有若干家扬州妓院。这些妓院，平时都靠青帮中的地痞流氓势力保护，因此各家妓院每月每节都要向青帮头目孝敬“保护费”若干。这些肮脏钱高洪恩大都落了腰包，只有极少数分给他的喽罗们，因此 早就引起手下人的不满了。他一死，不但帮外人纷纷传说是他手下人因分赃 不匀而引起的谋杀，甚至连帮内的人也互相猜忌，不知道究竟是谁下的手。 这件案子当时虽然也向治安机关报了案，但是有川军从中插手，最后依然是不了了之。对于花四姐和高洪恩这两件谋杀案，事前社重石是知道的。按他的意见， 坚决反对使用暗杀手段，因为这样做不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达不到预期的 政治目的，反而影响社会治安。但是在袍哥组织和川军首领中，都对国民党 中央插手和特务破坏恨之入骨，因此“以牙还牙”和“杀鸡警猴”的意见终 占上风，杜重石等成了少数人的意见，也无法阻止。第八章 龙门阵战术杜重石是 30 年代未加入共产党的党员。40 年代初，他在四川白区做统 战工作。统战工作的基础，是宣传共产党的英明与伟大，然后以此为基础， 将敌对力量和中间力量争取到自己一方来。杜重石既然在白区做统战工作亦即宣传工作，对反苏反共的言论，特别 是敌对营垒中人别有用心的造谣中伤，当然是要加以反驳并回击的。当时他 手中还没有报刊之类的宣传工具，只能通过袍哥组织发动“新酒”们用“摆 龙门阵”的形式来“据理力争”。一、政治大论战1941 年 1 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以《唤醒党魂、发扬党德 与巩固党基》为题发表讲话，对“抗战到底”作了明白的解释，即“恢复卢 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这等于是蒋介石公开向世界宣告：我已经放弃东三 省，而且承认“满洲国”。蒋介石不但违背了“抗战到底”是“收复失地， 打到鸭绿江边”的民意，而且在国民党内成立了“防共反共委员会”，制订 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同时还大肆宣扬“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个领 袖”的法西斯信条。这时候，蒋介石已经兼任“国民参政会”议长，因此他的讲话国际上就认为是“代表民意”的，所起的作用更加恶劣。 日本方面的报纸《上海导报》立即发表题为《评论中国官员谈话》的文章，说出了蒋介石没有公开说出来的话：“中国之所以继续抗战，而不能造成远东慕尼黑的前途，完全是由于蒋介石讨共无法解决。如果没有共产党， 中国早就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而讲和了。”1940 年 9 月，日本首相近卫文膺与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签订了《德意日军事同盟》。日本同意德国、意大利在欧洲建立“欧洲新秩序”； 德国、意大利同意日本在东亚建立“东亚新秩序”。这等于说，德国和意大 利都承认日本侵略中国是“合法”的。1941 年 1 月，蒋介石集中优势兵力，发动了“皖南事变”，围攻新四军，举世震惊；而日本“同盟社”则立即发出新闻评论，大加赞扬“蒋介石盲目 抗战，几年来只做了一件好事：围剿共军”。与此同时，蒋介石在接见爱国华侨的时候，还公开说：“外国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的经验。要对外取得胜利，首先要清除国内的反对党。”蒋介石 在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时期继续反共的立场，已经昭然若揭了。杜重石的姑妈有个侄子叫谈云章，是重庆市刑警处处长，为人倒是挺讲 义气的。为了从他那里多得到一些情报，也为了给自己找一把保护伞，杜重 石也把他拉到“蜀德社”来当个“大爷”。他是军统局的骨干分子，掌握的 “内幕新闻”多，青年人往往喜欢到他那里去摸底。而他有意无意地透露的 消息，大家也都比较相信。“皖南事变”发生以后，他说：“共产党宣传在 敌后开展游击战，真正的目的，是想借抗战为名，扩大红军的力量，为他日 取得政权打基础，所以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他的话，很快传遍了重庆、 成都。再过三四个月，即 1941 年 4 月，苏联又与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而当时全国人民都认为，国际上真正支持、援助中国的只有苏联；如今苏联 竟与日本签订这样的协定，岂不是不再帮助中国了吗？这些国内外政治动态，在当时的群众中造成了极为混乱的思想。杜重石 觉得，不赶紧澄清这些混乱思想，对开展抗日宣传、做好统战工作都是不利 的。八九月间，经与杜桴生商量，决定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油印本 发给“蜀德社”中政治上比较可靠的青年军官和大学生们传阅，并通过他们 的大力宣传，逐渐扩散到群众中去。杜重石巧妙地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话对他们说：“谁能领导中国人民驱逐 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取得最后胜利，实行民主政治，还政于民，谁就是中 国人民的真正领袖。要实现民主政治，就要遵循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三民 主义，让中国人民手中有权。”他又以“拥护蒋委员长团结全国人民抗战到 底，争取最后胜利”的口号进行宣传，使得混进“蜀德社”和“合叙同”两 个袍哥团体内的特务分子、青帮门徒们，既无法从政治上找借口，也无法找 茬儿捣乱，从而达到中共提出来的“坚持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坚持团 结进步、反对分裂倒退”的政治主张。中国青年党中央委员、华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狂飙》月刊主编姜蕴 刚，标榜的虽然是“民主党派”，实际上与国民党是一个鼻子眼儿通气的。 他经常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评论国是”的政论性文章，还在上课的时候公 开贩卖他的政治观点，特别是在苏联与日本签订的《互不侵犯协定》问题上 大做文章，煽动人心，制造混乱，迷惑和影响了许多青年人。杨森的九姨太蔡文娜，当时正在华西大学社会学系读书。由于她是贵州省主席、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的如夫人，她在学校中的一言一行，都有比 较大的影响。 1932 年杜重石到二十军当军部秘书的时候，蔡文娜虽然已经 成了杨森的姨太太，却只有 15 岁，还在广安中学读书；如今 9 年过去，她年 龄增长了，思想也成熟了。蔡文娜不但认识杜重石，而且还是她比较信服、 比较崇拜的一位。于是杜重石就利用这一重关系，首先做通了蔡文娜的思想 工作，然后让她在与同学们“摆龙门阵”功时候发表与姜蕴刚针锋相对的政 治见解：“姜老师在《狂飙》上发表约国是评论，上课的时候又加以引申发挥，结果引起了同学们的思想混乱。古话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国 难当头，同学们关心国家大事是应该的。现在不是国共合作抗日了吗？但是 国共两党是怎么合作的，同学们也应该知道一下：中国革命的兴起和第一次 国共合作的引发，是和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留学国外或者通晓外国政治学 说的知识分子有极大关系的。但是国共两党内部意见并不统一，弄得怀有一 腔热血但又缺少识别能力的爱国青年们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我比同学们略 大几岁，经过的事情也多一些，那些娓娓动听、颇能感人的话也听得多一些。 所以对那些一贯以说好听的话为职业、而做的往往又是误国误民的坏事的 人，可能具有较强的识别力。照我看，抗日救国，只有‘内除国贼、外抗强 权’，双管齐下，才能取得胜利。像汪精卫那样卖国媚外、制造内乱的败类 要是不除，怎么能够外抗强敌呢？蔡文娜说完之后，有的同学说：“姜老师说的话，有些还是对的。至少 苏联现在不应该同日本签订什么《互不侵犯协定》。”蔡文娜根据杜重石的 话进行解释：“苏联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是苏联预见到希特勒有 挥师东进的危险。为避免东西两线作战，为防止再次发生吉林省中苏交界处日本挑起的张鼓峰事件，这是稳住日本的暂时性策略。苏联是否对日本宣战， 要看形势发展。因为他东线还有希特勒，不能顾此失彼。我们坚持抗战到底， 第一要有必胜的信心，第二要把胜利的希望建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抗 战要靠自己，不能寄托于外援。就好像我们提倡的妇女解放一样，主要依靠 妇女自己站起来，冲破社会强加给妇女的牢笼，不能等待人家来解放。”蔡文娜的话，比较客观地阐述了当时国内外的政治状况，反驳了姜蕴刚 借苏日结约问题离问中苏关系，迷惑群众，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二、蔡文娜之死蔡文娜上的是社会学系，有比较清晰的头脑，对妇女解放运动也有一定 的认识。她自己在 14 岁的时候糊里糊涂地被杨传云的老婆送给杨森做姨太 太，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认识的提高，对自己的婚事当然是很不满意的。她有 心要冲破这个牢笼，求得自己的解放。但在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时代， 她的生死存亡都在封建军阀杨森的掌握与控制之下，要想通过“请求”的方 式向杨森乞求解放，无异于与虎谋皮。结果，她还是死在杨森的屠刀之下， 成为封建主义的牺牲品。蔡文娜的故事本来不在本书的叙述范围之内，但是一者这里提到了这个人物，二者蔡文娜之死不但事例典型，故事本身也能说明许多问题，所以这 里顺便作一简单介绍。关于蔡文娜的被害经过，一般人的传说和报刊上的报道是这样的：蔡文娜到华西大学社会学系读书，因为她以前有过“不轨”的行为，杨 森当然很注意她，就让五姨太肖邦琼的哥哥、时任二十七集团军驻成都办事 处主任兼天府中学校长的肖寿眉派人暗中监视，一连观察了三年，反馈回来 的消息，都说她虽然经常与一些外国人往来，参加打网球、听音乐之类的活 动，但是严格恪守杨森的“家训”，从不敢参加舞会。因此杨森对她的监视， 也逐渐放松了。在她上四年级的时候，通过打网球认识了医学院口腔系一个姓吕的男同学。那时候，她那个只占有十分之一的老丈夫已经 60 多岁，性格暴戾，动辄 打骂，缺乏情趣，刚刚 20 岁冒头的蔡文娜，眼看着校园中一对对青年情侣， 联系自身，不免有红颜白发之叹；而这个学医的小白脸，则风度翩翩，温柔 体贴，善解人意。不久，两人就由相怜而相爱了。他们悄悄儿商定，等蔡文 娜大学毕业以后，逃离杨森的桎梏，两人一起到美国去生活。尽管两人的行动相当秘密，但是男女相爱，总难免要见面，一见面，也 难免要亲热一番。一次两次，也许没人知道，时间一长，就难免会露出蛛丝 马迹来。没过多少时候，就被肖寿眉放出的眼线所侦知，并把情况汇报到了 杨森那里。杨森姨太太多，最怕的就是戴绿帽子。一听说蔡文娜“老毛病”发作， 气得脸都白了。立刻发电报，要蔡文娜在寒假期间回到重庆。蔡文娜回到重庆的那天，正好赶上杨森宴请外宾，即由蔡文娜充任翻译。 饭后又一同到戏院看了川剧，没发现杨森有什么反常的脸色。看完戏回家， 杨森发现她手上的一枚大钻戒没有了，严辞追问。蔡文娜无法掩饰，干脆来 一个破釜沉舟，把实情说了出来，还十分天真地要杨森看在她伺候了他十来 年的份儿上，放她一条生路，准许与她离婚，成全她与姓吕的婚姻。杨森听了，只是绷着脸，既不答应，也不说不许。当夜两人还在一起歇宿，如同往 常。第二天一整天见不着杨森，蔡文娜心中惴惴不安。她不是不知道七姨太 曾桂枝是怎么死的。但她又幻想杨森如今年纪已老，也许会对她网开一面。 直到深夜，还不见杨森回到公馆，她只当不会有事儿了，就上床休息。没过 多久，房门被推开，她还以为是杨森进房来，抬头一看，却是杨森的侄子杨 汉印，而且手里还握着手枪。蔡文娜喊了一声：“汉印，你要做啥？”杨汉 印没有答复她，枪声却响了。杨森杀害蔡文娜以后，立刻集合所有的姨太太到蔡文娜的房间里去看。 姨太太们一个个吓得浑身发抖。杨森又吩咐马弁把蔡文娜的尸体用被子裹 紧，扔进“渝舍”网球场旁边的枯井里。杨森搜检蔡文娜的遗物，发现有吕某用英文写的信，请人翻译出来，当 然是卿卿我我的情书。杨森气儿不打一处来，立刻派人去杀。不久杀手回来 说，姓吕的已经逃跑，是坐飞机先到印度后转美国的。——不知道是杀手网 开一面放他一条生路呢，还是姓吕的听到了风声，果真逃跑了。事后，蔡文娜的姐姐蔡文琪因好久没接到妹妹的信，特地到重庆去看看， 在公馆里没找到妹妹，就去问杨森。杨森回答说：“她跑了，跑到英（阴） 国去了。”接着又言不由衷地说：“你的丈夫，我准备委他当县长。”蔡文琪发觉杨森的脸色不对，说话也不自然，心知妹妹多半已经被害，就哭着跑到了陈兰亭家里，果然得到了证实。陈兰亭的夫人房芝兰还劝她说： “你赶紧离开这里，当心杨森要斩草除根！”蔡文琪无可奈何，只得立刻离开重庆。以上是一般的传说。但是杜重石先生说，蔡文娜的被杀，完全是一桩冤 案，而且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被国民党特务借题假手谋害而死的。其经过过 程曲折复杂，绝不是传说的那样简单。因为那时候杜先生不但与蔡文娜都在 成都，而且与她的关系还比较接近，所有过程，基本上都知道。下面就是杜 先生提供的蔡文娜被害经过。1942 年夏天，身为贵州省主席、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的杨森由贵阳到重庆向国民政府述职，蔡文娜也回重庆“渝舍”与杨森团聚。暑假结束，蔡文 娜由重庆到成都返校。同行的有潘文华部师长陈兰亭的夫人人称“房八姐” 的房芝兰、国民政府经济部次长刘航琛的夫人外号“黑牡丹”的陈玉英。车 子开到离成都 30 公里的龙泉驿地方，汽车的发动机出了故障，司机下车修了 半天，仍无法启动。时近黄昏，她们三人站在汽车旁边，一副焦急不堪又无 可奈何的样子，溢于言表。这时候，有一辆美国空军的吉普车飞驰而来，见道旁停着一辆小轿车， 三位美貌的女士伫立一旁，明知是车子抛锚，却故意停车询问停车原因。当 即由蔡文挪用英语回答。美国空军就热情地邀请她们三位搭他的吉普到成 都。途中，蔡文娜继续用英语和那美国空军交谈，向他表示感谢，并得知他 的名字叫史特沫斯，是个空军中尉；蔡文娜也告诉他自己的姓名，现在在成 都的华西大学读书，但没告诉他自己是杨森的如夫人。这以后，史特沫斯到华西大学去看过蔡文娜，还给她写过一封信，按照 美国人的习惯，抬头写的是 My dear Miss Tsay，也就是“我亲爱的蔡小 姐”。这在外国，本是很普通的事情。成都华西坝，是教会大学集中的地方。除了华西大学之外，还有抗战后内迁的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山东齐鲁大学，都是教会办的学校。 由于蔡文娜的身份特殊，既是贵州省主席的如夫人，本身又有封建婚姻的桎梏和封建家庭的处境，四年的大学生活，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她不但 成了反封建、争女权的活跃分子，而且在华西坝的女大学生中具有相当大的 号召力。解放前的教会学校，学生大都是有钱人的子女，除了家在成都本市的之 外，一般都住学生公寓。蔡文娜的条件更好，杨森专门给她在华西坝置一座 小洋房，门口挂着“蔡寓”的铜牌，里面卧室、书房、客厅、厨房、车库、 卫生设备一应俱全，书房里还有钢琴。不过她的车库里放的不是小轿车，而 是一辆“包车”。当时成都的小轿车还不是很多，除了军政高级人员之外，一般的富有商 人、有身份的官员、高级的教授、走红的演员、阔老的姨太太等，坐的都是 “包车”。所谓“包车”，其实就是日本传过来的人力车，通称“黄包车”。 不过“包车”与街上兜揽生意的黄包车可不一样。尽管也是两个轮子一个座， 一个人在前面拉，可不论是车是人，突出的一个字是“帅”。先说拉车的车 夫，讲究的是请那膀大腰圆、年轻力壮、模样清秀、腿脚麻利又不爱说三道 四的老实小伙子。夏天穿一身细白洋布的中式裤褂，扎着裤腿儿，脚登一双 布面皮底的圆口鞋，头戴一顶细麦秸编的小草帽，一条雪白的毛巾搭在脖子 上；冬天则是一身藏青或深灰色的小棉袄棉裤，戴一顶毡帽。从外表上看就 显得干净利落。跑起来不但要快，更要稳，上坡不要人家下来走，下坡能走 四川车夫特有的“飞步”，让坐在车上的人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有时候 前面眼看就要撞人了，要立刻站得住；实在站不住的时候，哪怕自己滚出八 丈远，也要保证坐在车上的人不摔下来。没有这几宗本事，就甭想在阔人家 里拉包车！再说车子，当然是崭新的，车篷乌黑，车两边两盏白铜大车灯，擦得锃光瓦亮，车上插一个油光光的大鸡毛掸子，足有二尺多长，车垫子上绣着图 案。年轻的太太坐在车上，夏天打一把小伞，冬天膝头盖一块毛毯，嘴里嗑 着瓜子，脚底下踩着叮咚作响的车铃，招摇过市，别有气派，的确是当年成 都街头点缀市容的一景。蔡文娜有的是钱，选车夫不是百里挑一，而是千中挑一，从外表模样儿到拉车的技术，全是第一流的。对这个车夫，蔡文娜十分满意。不论上学、 上街，坐的都是这辆车。——没有想到的是，她的命，就送在这个人的手上。 当年的大学生，功课不像现在这样紧。有些选修课，可以上也可以不去 上。只要修满了规定的“学分”，就可以毕业。因此，大学生们聚集在一起 聊闲天儿、侃大山的时间也比较多，不一定非得是星期假日。而蔡文娜拥有 这样宽敞、豪华的住所，既不受外界的干扰，又有茶点可供，因此她的“蔡 寓”变成了一个家庭沙龙，经常是高朋满座，胡侃神聊，从生活小节到国家大事，海阔天空，无所不谈。 前面说过，蔡文娜出于自己的人生经历，政治上的基本态度是反封建、求自由的，加上与杜重石等思想进步人士接触较多，政治倾向越来越明确。 而出于她独特的身份，又养成了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什么犯忌犯禁的 话她都敢说。由于她具有比较强的号召力和感染力，她的言论，就逐渐成为 华西坝女大学生议论时政的舆论中心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是无孔不入的。在大学生中，他们采取威逼利诱的手段，发展了一批特务分子或外围组织。在蔡文娜的座客中，当然也不乏这种 “职业学生”混杂其中。根据特务学生的汇报，军统当局对蔡文娜既感到头疼，可又无计可施。 因为他们并不能据此通知杨森，让他对自己的妻子多加管束；也不能直接把 蔡文娜抓起来关进监狱。于是，就产生了“除之而后快”的念头。要杀蔡文娜，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明杀暗杀都不行。最理想的办法，就 是让杨森自己下手。杨森小老婆多，而他最怕的就是戴绿帽子。他的七姨太 是怎么死的，特务头子们都很清楚。那么，干脆投其所好，让他来一个醋海 兴波，让她在醋海中灭顶。本来，军统特务打算利用美国空军中尉史特沫斯给蔡文娜写信这件事情 来大做文章，但是这样做一者会引起中美外交上的麻烦，二者也还难于制造 一两种能让杨森相信的物证，仅凭一封写有 My dear Miss Tsay 的英文 信，是不能让杨森动杀机的。于是军统局的特务分子们处心积虑地想办法制造一件事端，专门用来刺 激杨森。这一任务，就交给了毛人凤的老婆向心影。这时候，毛人凤和向心 影都借住在杨森的“渝舍”内。1943 年冬，杨森循例到重庆去向蒋介石述职，而蔡文娜也值寒假到重庆 与杨森欢聚。其间适逢美国空军节，宋庆龄在嘉陵宾馆举办盛大的中美联欢 舞会，杨森也带了蔡文娜去参加。杨森有很严的“家规”，绝不许姨太太和女儿们参加任何舞会。因为他的七姨太曾桂枝，就是在舞场上认识了“野男人”而勾搭成奸的。 尽管蔡文娜从来不进舞场跳舞，可今天是孙夫人办招待，又有丈夫在身边， 这条家规似乎也有了“圆通”的余地。说巧也真叫巧：恰恰在舞会上又遇见 了美国空军中尉史特沫斯。他一者不知道蔡文娜是杨森的如夫人，二者即便 知道她名花有主，绝不会知道她家有不许跳舞的规矩，于是一而再，再而三 地邀请蔡文娜共舞。杨森并不知道史特沫斯半年前就认识蔡文娜，见他们俩 不但跳得挺起劲儿，谈得也很亲热。而他们用英语交谈，杨森又一句听不懂。 特别是美国人的性格比中国人奔放，杨森在旁边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不由 得脸上露出了不悦的神色。蔡文娜与他相处十几年，当然知道他爱吃醋的毛 病，三场跳下来，见杨森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就说：“咱们提前走吧！这里 是舞会，总会有人邀我共舞的。”杨森却又很犹豫：“今天是孙夫人主持的联欢会，她给我发了请帖，也注意到你已经来了，咱们这样早就走，是对她的不礼貌、不尊敬。还是再坐 一会儿吧！”这时候，由向心影挑选并安排的一个军统小特务，西服笔挺，风度翩翩， 彬彬有礼地过来请蔡文娜跳舞。在这种场合，即便不想跳，也不能过拒，只 好勉强应付一曲。小特务是向心影关照过的，跳到某一个角落，突然把蔡文 娜搂得很紧，脸挨着脸，两人的嘴唇几乎就要贴在一起了。就在这一刹那间， 躲在一旁的向心影的情人周伟成，赶紧偷偷儿抢拍下这一镜头。下面的戏，就都由向心影和周伟成导演了。 寒假期满，蔡文娜返回华西大学不久，肖寿眉突然接到一封署名“华大同学”的匿名信。信中说：蔡文娜即将与情人私奔。肖寿眉不敢隐匿，把匿 名信转给了杨森。杨森密嘱肖寿眉不要声张，暗地里派人监视察文娜的行动 以及与她来往的可疑人物。于是肖寿眉就用钱收买了她的几个同学和拉车的车夫。蔡文娜的车夫，按例送她到学校以后，就回到住处兼任“门官”，等到 了说定的时间，再拉车到学校去接。有一天，蔡文娜已经上学去了，突然来 一个衣冠楚楚、文质彬彬的青年，上门来拜访“蔡夫人”。车夫说：“太太 上学去了。请教尊姓大名，等太太回来了，我好回话。”来客说：“不用了， 我下次再来吧。”说完，就匆匆地走了。从那以后，这个年轻人又来过两三次，每次都是太太上学去了，总也见 不着。最后一次，他自言自语地说：“怎么这样不凑巧，来了几次，都见不 到你家主人。这样吧，等蔡夫人回来，请你把这封信交给她。”车夫觉得这事情蹊跷，根据肖寿眉的嘱咐，没把信交给太太，而是交给 了肖寿眉。信封里不但有一封热情洋溢的情书，而且还有一张蔡文娜与一青年男子 几乎脸颊相贴的亲热照片。照片正是向心影的姘夫周伟成所偷拍的。至于那个青年，也就是舞会上 邀请蔡文娜共舞的那个小特务。至于情书，反正是男方写给女方的，怎么造 都可以。肖寿眉以为抓到了证据，立刻把这封信连同照片一起转给了杨森。肖寿 眉的妹妹肖邦琼是杨森的五姨太，不论是出于替妹妹争宠，还是为自己邀功， 他都不会把这封“情书”昧起来的。杨森看见了这封情书和两人如此亲热的合影，怒不可遏，就起了杀蔡文娜的心。 这根套在蔡文娜脖子上的绞索越拉越紧了，而她却仍被蒙在鼓里，毫无所觉。不久，杨森以述职为由到了重庆，并电召蔡文娜来渝相会。夜间，杨森 诘问蔡文娜可有私情，蔡文娜说绝对没有。两人为此争吵起来，蔡文娜觉得 受了委屈，气愤之下，跑到邻室去过夜，不与杨森同房。这对杨森来说，无 异于火上加油，追到邻室，拿出合影的照片来质问：“照片上的这个人是谁？ 他到华西坝去看望过你多次，别以为我不知道！”蔡文娜瞠目结舌，不知所对。杨森拂袖而去，蔡文娜嚎陶大哭。杨森在火头上，不辨真假，下令叫杨汉印枪毙蔡文娜。杨汉印说：“夜间人静，枪 声一响，会惊动何（应钦）总长。”杨森说：“不管你用什么法子，只要把 她整死就行。”结果杨汉印把蔡文娜勒死，把尸体扔进了渝舍的废井里。蔡文娜死后三日，肖寿眉对杜重石说：“惠公蔡夫人与人私奔，现在还隐藏在成都，伺机外逃。老弟是袍哥大爷，地面上人头熟，消息灵通，请你 找袍哥弟兄探听一下隐藏的地方。”肖寿眉放出这样的烟幕，目的当然是为了掩饰蔡文娜的真正死因。其实 杜重石心里很明白，又一个冤鬼作为封建婚姻的牺牲品离开了人世，哪儿也 找不到她了。蔡文娜的姐姐蔡文琪，在民生轮船公司当会计，好久不见妹妹，去问杨 森，杨森也说：“你妹妹有了情人，现在藏在成都，打算外逃。我正在找她。” 蔡文琪明知是谎言，但在杨森炙手可热的权势威胁之下，也无可奈何。三、引导高层次会见1941 年 6 月，希特勒果然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向苏联西部广 阔的边境线发动全面的闪电袭击，苏联猝不及防，全线溃退。苏德战争爆发， 苏联人民从此陷入艰难困苦的境地。这是蒋介石盼望已久的“好事”。因为苏联自顾不暇，就没有力量来支 援中国共产党，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野心，也就能够如愿得逞了。1941 年 10 月，国民参政会部分参政员组成“民主政团同盟”，发表了 对时局主张的十条纲领：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争取政治民主等。 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赞扬。11 月，中国共产党首先响应，在解放区普遍 实行了国共两党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政权。关于解 放区的消息，国统区的报刊上当然是不会发表的。杜重石通过杜桴生拿到了 这些材料以后，立即传递到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的手里，同时结合川康 地方权益，激发他们的爱国救亡民族正气，又引导他们去见当时对川康政治 导向有巨大影响的革命前辈张澜。他们不但一再表示赞扬、拥护民主政团同 盟对时局的政治主张和解放区的“三三制”政权，而且对蒋介石的专横独裁 政权表示不满。这一次会见，是邓、潘、刘三人政治态度的正式亮相，也是 他们倾向共产党、走向进步的开始。1941 年 12 月 8 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成功，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形势 又发生了强烈的变化，世界大战的局面已经形成。1942 年 1 月，中、美、英、 苏等 20 多个国家的首脑在华盛顿开会，签订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联合国宣 言》，中共中央随即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表示拥护。 在这样的国际形势和政治气候下，中国共产党要积极团结、争取川康军 人，川康军人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历史性抉择。于是通过杜重石和杜桴生的 联系，安排刘文辉在重庆和成银行总经理室与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秘 密地见了面。——和成银行总经理吴晋航是个民主人士，以前是刘文辉的部属。这次会面，周恩来对刘文辉说：太平洋战争一爆发，形成了两个统一战 线：一个是以《联合国宣言》为基础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统一战线；一 个是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在 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不仅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而是世界人民反法西 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给蒋介石出了一道难题。他要继续反苏反共， 破坏团结，与日本妥协单独媾和，是违反《联合国宣言》的。估计他还不敢 冒天下之大不韪，采此下策。国际形势的这一变化，正是川康地方大有作为 的好时机。刘文辉回到成都，把周恩来的话向邓锡侯、潘文华作了传达。邓、潘二 人都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准备积极行动起来，巩固三省联防，继续反蒋。刘、邓、潘这三个川康军人领袖，因与蒋介石的个人恩怨有所不同，在 反蒋的态度上也有程度不同之分：刘文辉表现得最积极，而邓锡侯则较温和。 但是他们三人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歧视川康地方势力以及吞并排斥异己等 等做法，都是不满意的。而川、康、滇三省联防，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是 反对蒋介石、保卫大西南最有力的措施，绝不能轻易放弃。尽管在太平洋战 争爆发以后影响到国内政治关系，蒋介石对刘文辉的态度也逐渐由排斥、孤 立、打击变为“安抚”，但是刘文辉心里非常明白，蒋介石通过张群对他的 “安抚”，实际上就是控制他，伺机消灭他。邓、潘二人当然也深知唇亡齿 寒的相互关系。因此，即便三人反蒋的决心有强有弱，行动有紧有缓，他们对三省联防共同反蒋的认识则是一致的，不变的。 这以后，最积极的刘文辉，特地在雅安建立了一座与中共中央直接联系的秘密电台，由中共地下党员外号“王二先生”的王少春负责。王少春的妻 子奏惠芳，就是这座秘密电台的报务员。周恩来则派当时在南方局工作的张 友渔常驻成都，当川康军人不桂名的政治指导员，随时向他们介绍国际形势 和中共中央对时局的主张。后来又派朱蕴山、邓初民到成都向刘文辉专门介 绍重庆各界民主人士反专制独裁、争民主自由的政治活动情况。而张澜与加 拿大籍民主人士、华西大学教授文幼章，则经常向潘文华提供张群的政治活 动情况。因为张群与张澜、文幼章等民主人士交往，是打着国民党“开明派” 的旗号出现的，有些对外保密的事情，对张澜和文幼章并不保密。因此，周恩来与刘文辉谈话以后，对川康军人的政治影响作用很大。也 可以说，这是刘、邓、潘走向进步的具体行动表现。而所有这一切，则都是 杜重石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积极活动的结果。四、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1942 年 12 月，杜重石以二十军驻成都办事处少将处长的身份，到重庆 去参加杨森的女儿杨郁文与蒋介石的外甥竺培丰的婚礼。杨郁文是杨森的管 家四姨太田蘅秋所生的女儿。关于竺、杨联姻的介绍人，有的书上说是毛人 凤的妻子向心影。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以后，当时杨森任贵州省主席，不经常 来重庆，所以何应钦和特务头子毛人凤两家，都住在重庆中二路杨森的公馆 “渝舍”内。杨森的管家姨太太田蘅秋也住在重庆，她对这两人的家属曲意 奉承，招待得非常周到，因此交情很深。过了一段时间，就由毛人凤的妻子 向心影出面介绍，把她的女儿杨郁文嫁给了竺培丰。据杜重石先生回忆，把杨郁文介绍给竺培丰的，是蒋介石的秘书宁波人汪日章和杨森的顾问广安人邱怀瑾。他们两人是勤工俭学留法时期的好朋 友。竺、杨两家在重庆嘉陵宾馆举行婚札的时候，汪、邱二人即以“月老” 的身份出席。证婚人则是当时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居正。不过，当时“名人子女”的婚姻关系，真正的介绍人与婚礼上的介绍人，往往是两回事儿，因此不妨把这两种说法都记在这里，何者为是，姑且存疑 吧。竺培丰是蒋介石妹妹蒋瑞莲的长子。蒋瑞莲的丈夫竺芝珊，本来是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玉泰”号的店员。蒋介石发迹以后，竺芝珊依靠裙带关系， 当过苏州税务局局长、中国农民银行常务董事、津浦铁路车务总段段长等肥 缺。竺培丰在宁波商校毕业以后，蒋介石保送他到日本学习空军，很得蒋介 石的喜爱。杨、竺两家的联姻，一家要笼络，一家想巴结，当然是建筑在利 害关系上的政治性婚姻，只是以新郎、新娘为联系的纽带罢了。婚礼在重庆嘉陵宾馆举行。男女双方都是豪门，其场面的盛大、隆重、 欢快、热烈，自不待言。贺客之多，虽非绝后，也是空前。婚礼之后，接着 举办舞会。杜重石参加这样的集会，当然不是为了图热闹，更不是来看场面 的。他作为一名地下党员，身负重任，到这里来是他的工作，是另一种形式 的战斗。因此，他没有那种兴趣找舞伴下舞池，而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看有没有适当的人选可以交谈。在舞厅里面转了一圈儿，正好迎面碰上了谈云章。前面说过，他是杜重石姑妈的侄子，两人也算是远房的表兄弟。他在刘文辉的部队中从连营长一 直当到团长，后来参加军统，成了骨干，顺着这条线当上了重庆市警察局刑 警处处长。说起来，也算是行伍出身。此人性格倒还爽直，只是有意无意间 总要显示自己在军统中的地位，显示自己比别人知道的内幕消息多。正因为 如此，所以杜重石在筹办“蜀德社”的时候，也把他拉进社里来当个“大爷”， 一方面拿他当保护伞，一方面就近探听消息。今天无意中在这里相遇，当然 要跟他谈谈，就把他拉到了一边儿。聊天中，谈云章说起刑警处最近派一批刑警到新成立的中美合作所去受 训，又说这是美国人对中国的援助，也是对军统局的信任。杜重石反将他一 句说：“现在美国人好像相信你们有些本事了，这才跟你们‘戴老板’联合 成立什么‘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可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美国人是看不起你们的，根本就不 相信你们‘戴老板’手下会有什么能人。”谈云章面有愧色地点点头说：“老弟说的，还真是那么回事儿。 你是不知道，早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的一个星期，委员长就把侍从室机要组破译出来的日本企图偷袭珍珠港密电急转中国驻美大使馆武官萧勃①交 美国海军情报署。可是他们不相信中国有能破译日本密电码的能人②，还以为 是中国人害怕美、日关系趋向缓和，故意制造日本人要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来 挑拨美、日关系的。后来美国人吃了大亏，才相信中国人的情报可靠。现在 成立的这个‘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就是专门研究情报的③，由我们戴老板 当所长，美国海军情报署署长梅乐斯当副所长。梅乐斯就是一个破译密电码 的专家。”杜重石挖苦地说：“美国人大批地到中国来，你们警察局就有事情可干，也有大财可发了。你们把中国妓女送到医院里去检查，消了毒，再送给美军 寻欢作乐，大把的美钞，不就进了你们的腰包了吗？”当时重庆、成都的警察局，的确设有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这件事情，所以杜重石说的，并不是玩笑。 谈云章神秘地笑笑说：“老弟，你扯到哪里去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要取得胜利，情报的及时和正确是十分重要的。成立中美合作所，目的在于加强中美情报合作，帮中国培训情报人员。合作所帮我们训练刑警，所有的教 材和器械设备，都是美国赠送的。美国教官的全部费用，目前暂时由我们垫 付，以后再由美国分期归还。你说的妓女检疫，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警察① 萧勃——军统局驻美国站站长。公开的身份是中国驻美大使馆武官。② 破译出日本计划偷袭珍珠港密电的能人——是指从日本返回中国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池步洲。他在蒋介 石侍从室机要组下属的“军委会特种技术研究室”专门从事破译日方密电。军委会特种技术研究室成立之 初，虽然既有中统分子也有军统分子，但却既不属于中统也不属于军统，而是军委会下面一个为抗战服务 的情报咨询机关。“军技室”成立不久，由于中统、军统争权，所有军统分子都被赶出了“军技室”。池 步洲本人没有参加过中统或军统。珍珠港事件以后，戴笠贪天之功为己功，到处宣扬有关偷袭珍珠港的密 电为军统人员所破译，所以才有失实的传闻流传。请参看吴越著《蒋介石的绝密王牌》一书，青岛出版社1996 年 1 月出版。③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借研究情报为名，以培训中国情报人员为掩护，实际上干的却是迫害共产党员和 革命志士的秘密勾当。所以池步洲等一批真正对日本密电码有研究的专家，与打着“研究情报”旗号的中 美合作所无关。局想不管也得管。妓女既然客观存在，让她们检查一下，总比带着梅毒到处 传播要好些吧？??1943 年 1 月 11 日，杜重石参加《新华日报》创刊五周年纪念活动，见到了吴玉章同志，把谈云章所说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情况向吴老作 了汇报。吴老说：“从现有迹象观察，蒋介石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恐 怕不仅仅是为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中国战场交换情报的需要。很有可能这 是美蒋特务机关互相勾结、迫害中国人民的先兆。”以后的事实，证明吴老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杨家的婚事忙完了以后，杨森抽工夫在渝舍和杜重石谈谈去延安的见闻 和成都办事处的工作，范诞生也在座。杜重石从延安回来以后，杨森从湖南 撤到贵州，两人还没有机会见面细谈呢！谈完了工作，杜重石特地又问起 1939 年 6 月 12 日发生的“平江惨案”。 当年的 6 月 27 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过报道：说是二十七集团军派人包围 新四军设在湖南平江嘉义的通信处，惨杀了通信处主任、新四军参议涂正坤， 并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六人及其家属四人全部活埋。这一“平江惨案” 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延安各界还举行集会并通电全国强烈抗议。杜 重石觉得事情有些蹊跷，曾写信给杨森询问事件真相。也许杨森有难言之隐， 没有答复，所以今天顺便一问。杨森说：“杀害新四军通信处的人员，是何学植干的。我只知道他是个 营长，却不知道他是个暗藏在集团军内部不露身份的军统特务。那天我接到 薛岳的命令，要我抓捕新四军通信处的全部人员，还特别指名派何学植去执行。我按命令办事，派何学植去抓人。他到了那里，却自作主张把人整死了， 事后说是奉的薛岳的密令。他对我是阳奉阴违，对薛岳是唯命是从。这件事 情发生以后，我的处境就像从前有人说我挖了朱玉阶的祖坟一样，我能声明 与我无关吗？我是二十七集团军的总司令，杀人的是二十七集团军的何营 长。我只有替别人‘背黑锅’的份儿。”杜重石性子一上来，又振振有词地说：“这分明是有人故意在军座与共 产党之间制造矛盾嘛！看人论事，不能只是以事论人，还要以人论事；以人 所处环境、地位的特殊性，来说明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只看事物 的发生，不看事物发生的特殊环境和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的复杂性，自然就 会引起误解了。”范诞生在一旁笑着说：“你又来了！你是不知道，惠公接到你谈论平江 事件的那封信，连二十军里都有人向惠公进谗言，说你在‘教训’他。惠公 当时只说了一句：‘小孩子嘛，难免自以为是。这是年轻人好胜心强的表现。’ 你都二十六七岁的人了，还挂着少将衔儿呢，惠公说你是个‘小孩子’，进 谗的人也就没活可说了。”这一番话，说得杜重石感慨万千，不由得也哈哈大笑起来。第九章 《大义周刊》大义凛然杜重石到四川做统战工作，前一时期，由于手中没有刊物，没有公开说 话的地方，所以只能发动袍哥中的青年们利用“摆龙门阵”的办法制造一些 口头舆论，因此作用不是太大。自从国内外的政治气候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创办刊物的条件成熟，根据党的指示，他联合张澜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办了《大 义周刊》以后，有了“为民请命”的阵地，他才能无所畏惧他说心中所欲说， 配合全国各地的进步刊物，从“国共合作、共赴国难”转移到“反内战、要 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新的统战基点上来。一、蒋介石的花招1944 年 4 月，中共代表林伯渠向国民党代表张治中提出，国民党一党专 政的国民政府，要实行民主，保证人民生活和地方自治等政治要求。蒋介石 原则上表示同意。同年 9 月，在重庆的各党派代表冯玉祥、董必武、张澜、张东荪、沈钧 儒、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等及各界代表 300 余人集会，要求国民党一党 专政的国民政府改组成立有各民主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声势浩大，迫使蒋 介石不得不作出决策。日本政府深怕中共提出的这一主张在各民主党派的热切支持与赞同下会成为事实，对日军侵华大大的不利，于是挥军深入桂林、柳州、南宁直趋贵 州，于 1944 年 12 月 6 日占领了独山，目的是在军事上给蒋介石施加压力， 以缓和民主联合政府的成立。在这一形势下，蒋介石急命贵州省主席杨森率部增援西进部队。杨森在贵阳作紧急疏散动员，川康地方也感到恐慌。潘文华一面命令陈兰亭、彭光 汉两师做好进山打游击的准备，一面聘请蜀德社的“新酒”赵仕奎任秘书， 要他在部队进山之后做政治思想工作。赵仕奎是川大学生，在蜀德社中以能 言善辩著称。当时在国际反法西斯战场上，西欧方面，美英苏军正取得节节胜利，德军彻底失败已经成为定局；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海军也已经成了强弩之末， 在东南亚的陆军部队也已经军心涣散，运转失灵。所以日军占领独山，也不 过是回光返照一下而已，于败局无补了。这期间，美国政府见中国人民要求民主政治的呼声日益高涨，也认为只有改组国民政府，实行民主政治，才符合民意。这种认识与决策，是与当时 任中印缅美联军总司令的史迪威将军和美国驻华大使高思的促使分不开的。 史迪威与高思了解到中国共产党领寻的八路军与新四军在极为艰难困苦 的条件下，在敌后开辟了抗日根据地，牵制了日军，减轻了日军对国民党正 面战场的压力，取得了很大成绩；而属于蒋介石嫡系的胡宗南 40 万精锐部 队，却围堵西北苏区，不用来抗日。甚至八路军驻国统区办事处通过各种渠 道千方百计搞到的医疗物资，也被蒋介石所封锁，禁止运进苏区。史迪威对 蒋介石这种只着眼于党争而不顾反法西斯战争大局的做法极为不满，曾于1943 年 9 月 6 日建议蒋介石撤掉对西北苏区的封锁，不但蒋介石可以增加 40 万军队用于抗日，共产党也无须留下相当数量的军队来防范国民党军队向苏 区的进攻，而全力投入抗日战场。这样的意见，蒋介石不但听不进去，反而怀疑史迪威是与共产党串通一气阴谋颠覆他 的独裁政府。1944 年 4 月 22 日，《大公报》揭露孔、宋家族在昆明秘密屯积的物资， 足够云南全省军民 4 年的食用；而孔二小姐①在美国结婚的费用，足够救济10 万难民维持 4 个月；单是缝制嫁妆所费的工时，就与缝制甲种师两个师 3 万人的军装所花的工时和费用相等。抗战时期的《大公报》，是政学系所控制的报纸，与国民党的关系，用 当时比较流行的评价，是“小骂大帮忙”性质。“小骂”，指的是平时发表 一些国民党政府官员贪污腐化读职乱纪的案件，用以吸引读者！“大帮忙”， 则是指政学系首脑黄郛、张群、吴鼎昌等人通过报纸对蒋介石独裁政府的捧 场与支持。这一次怎么会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小骂”一变而为撕破脸 皮的“破口大骂”呢？ 原来，政学系所把持的《大公报》中，也有非政学系的编辑，也有敢写敢骂的进步记者。例如著名记者范长江，就是原西南联大的进步教授，而这 次揭露孔、宋家族屯积、糜费的消息，就是由龙云和刘文辉商量好，巧妙地 透露给范长江的。史迪威看见这样的报道，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满大大加深。他认为蒋介石政府的所作所为是在中国战场上削弱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力量，为此建议罗 斯福：把美国援华物资中应该分给中国共产党的那一部分，也像美国援助南 斯拉夫、把物资直接交给南共领导人铁托一样，把物资直接交给中国共产党。 这一建议，蒋介石当然竭力反对，而且也加深了对史迪威的不满。1944 年 5 月，以蒋介石为中印缅战场最高统帅的缅甸战役失败，给蒋介石当参谋长的史迪威，对中国援缅军队延误时机很有意见，要求中国军队的 人事作一些撤换调整。但是刚愎自用的蒋介石以为史迪威是冲着他去的，有 损他“最高统帅”的尊严；他认为史迪威不是以参谋长的身份帮他做事，而 是以美国代表的身份在监督他，凌驾于他之上。于是，当时就发生了“统帅” 与参谋长之间争夺指挥权的矛盾。1944 年 9 月初，美国 B—29 型重轰炸机轰炸日本军事基地，以阻止在华日军西进侵占独山。这时候，史迪威再次建议蒋介石调用围堵西北苏区的军 队，但仍被蒋介石所拒绝。至此，史迪威见与蒋介石交涉已经不起任何作用，就通过美国联合参谋部转请罗斯福：要求把中国战场全部军队包括共军在内的指挥权都交给史迪 威，罗斯福原则上同意，并派赫尔利为总统私人代表到重庆，一方面调停史 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寻找机会“劝”蒋介石把指挥权交出。赫尔利与蒋介石还没有谈妥，急性子的史迪威却等不及了。他认为反正 罗斯福已经同意了，于是就在 9 月 19 日直接去见蒋介石，请他把指挥权交出， 不然，要他对中国战场的战局恶化负责。蒋介石大为生气。他向美国政府抗议，软硬兼施，要罗斯福把史迪威召 回。① 孔二小姐——指孔令俊。她是宋美龄嫁蒋介石以前的私生女，送给孔祥熙抚养，所以姓扎。当时社会传说：她仗着“父亲”的势力，飞扬跋扈，任意挥霍，而且面首如云，生杀由之。与龙云的第三个儿子“龙 三公子”，都是当时西南地区最著名的“纨绔”。赫尔利也觉得史迪威没等他与蒋介石谈妥就自己出面索要兵权，未免鲁 莽了点儿。于是他打报告给罗斯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美国政府不应该支 持史迪威与蒋介石争夺指挥权。蒋介石失去兵权，也意味着美国将失去中国 这个盟邦。美国现在所需要的不是为史迪威争长论短，而是要打败日本。罗斯福接受了赫尔利的建议，只得于 1944 年 10 月 19 日将史迪威召回。21 日，史迪威被迫辞职，代之以魏德迈；赫尔利则代替高思为美国驻华大使。 史迪威与蒋介石的这场较量，以罗斯福的妥协而宣告失败。二、蒋介石欲杀刘文辉蒋介石对待国内异己武装力量，一向采取先分化、后各个消灭的政策。 对川康云贵四省武装，贵州的杨森已经受“招安”；云南的龙云远在边睡， 暂时鞭长莫及；四川的邓锡侯、潘文华已经稳住，只有西康的刘文辉最不听 话。不过经过这几年的冷落、孤立，现在似乎已经到了整他的时候了。1944 年初，蒋介石派军统高干罗国熙率领一个旅的兵力，到西康去当经 济检查处处长。其目的，是想控制刘文辉的行动。刘文辉得到这一消息，一 方面立即派兵集结邛山等地，阻止罗国熙部队进入西康；一方面用“地方绅 士”的名义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明用不着派兵进入西康的理由。同时还利用 袍哥势力，发动群众举行示威。蒋介石“强龙难斗地头蛇”，只好让罗国熙 撤回部队，单身一人到西康上任。这以后，蒋介石多次召见刘文辉，想把他抓起来，但是他不是借故不来，就是没有适当的时机和借口，总也抓不住他。 蒋介石终于想起了他妹妹的亲家杨森，打算让杨森来立这一功。他把杨森叫到重庆，对他说：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每天都有报告给中央，已经掌握了刘文辉“通敌”的确凿证据，要杨森与潘文华联络，想出一个最好的办 法来，一举消灭刘文辉。杨森把潘文华请到重庆，传达了蒋介石的密令，并说：“中央把这样机密的大事叫咱们去做，足证委员长对咱们是十分信任的。”他提出的方案， 是由杨森的川黔部队对刘文辉发起突然袭击，将刘文辉或捉或杀，到时候请 潘文华掩护并声援。潘文华回到成都，与他的总参议锺体乾、参谋长杨续云商议，大家一致认为：蒋介石的灭刘计划得逞以后，唇亡齿寒，下一步潘，邓二人必将步刘 文辉的后尘，得到同样的命运。于是潘文华就采取“拖”的办法，不积极行 动。蒋介石见潘文华迟迟不动，就急电召潘文华去重庆。潘文华干脆“托病”。 杨森无奈，只好派他的参谋长范诞生到成都来游说并探听虚实。范埏生到成都，先到二十军办事处找杜重石。范埏生是二十军的老人， 当然知道杜重石去过延安，但也只知道他是代表杨森去考察的，并不知道他 在延安参加了共产党，更不会想到他在四川负有特殊的使命。而杜重石随时 与潘文华通气，却知道他这一次来成都的目的与任务。两人见面，谈起近来 四川的政局，杜重石故意把话题往这方面引：“史迪威跟委员长这样一闹， 社会上议论纷纷，多数人都说是美国人向着共产党。看起来委员长最近会有 些动作。听说西昌行辕正在起劲儿查禁红色书刊，成都也有人风言风语地说： 川康地方上，就有‘通敌’的人。”没想到范埏生居然很明确地说：“美国人只想早日帮中国打败日本，支 持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不是他们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关键在于共产党一天 天壮大，对国民党构成了威胁。委员长怕的也是这个。过去有人说：日本人 侵略中国，是亡国不会亡党（指国民党）；俄国人侵略中国，是既要亡国又 要亡党。其实，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不过是几个书生开开会，发点儿议论， 成不了什么气候。后来一天天壮大，到今天有了这样的局面，是国民党自己 帮了它的大忙。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文章里说： 苏维埃政权能够在白色政权中间一小块一小块地长期存在，并且总是在各省 的边区，是因有白色政权区域的各军阀之间的战争和各军阀割据自雄的分 裂。这是国民党的自作自受。这话说得一点儿也不错。委员长接受过去的教 训，所以决心要翦除死敌除外患，消灭杂牌解内忧。刘文辉、龙云这一类地 方杂牌军，总是暗地里跟国民党的死敌勾勾搭搭，这就是很危险的内忧。有 一句老生常谈：‘最坚强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你也听说过吧？”范埏生的话，终于泄露了天机。所谓“外患”，指的是共产党；所谓“内 忧”，指的就是国民党内同情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像刘文辉这样的地方杂牌 军。至于刘文辉“通敌”的“敌”，当然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了。杜重 石考虑了一下，故作不懂地问：“你那么说，惠公不也是地方杂牌军吗？” 范诞生自得地笑笑说：“惠公那可又当别论。你难道忘了杨郁文与委员长嫡亲外甥竺培丰在嘉陵宾馆结婚的事儿了？”杜重石也笑笑说：“那么说，惠公与蒋公之间有特殊的多重关系，是‘特 殊的杂牌军’，应该另当别论。”范埏生与潘文华会了面。两人的政治态度大相径庭，自然不可能推心置腹，只是表面周旋，虚应故事而已。临别的时候，潘文华说：“我有一句话， 请你带给惠公：‘大敌当前，不应该再挑起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端，应以民 族大义为重。’”蒋介石对川康地方势力既不信任，又害怕压力过大，反弹力更强，会使地方势力更加靠拢共产党。所以对刘、潘、邓三人的联合力量，又不得不有 所迁就。而刘文辉等人也懂得利用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变化，向蒋介石作政治 讨价还价的砝码。当时蒋介石虽然出于不得已而暂时停止了铲除刘文辉的行 动，但是“灭刘之心”，一直到抗战胜利后，仍然未死。三、《大义周刊》的诞生1944 年 9 月，原参政员临时性结合的“民主政团同盟”改组，正式成立 了“中国民主同盟”。杜桴生传达了上级党组织的意见：国共合作已经成为 过去，党员身份绝对不宜暴露。为了便于今后在知识分子阶层进行民主活动 和统战工作，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更为合适。宣传工作，也以出版公开发 行的刊物更为有效。因此，杜重石经沈志远（著名经济学家，民盟中央委员） 和范朴斋（民盟中央委员、成都市分部主任）介绍，加入了民盟，并积极筹 办一个公开发行的刊物。在当时，要办一个公开发行的综合性杂志，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首先需 要有一个创办团体的名义，还要许多知名人士作为发起人，当然还需要有足 够的资金。以民盟的名义办，一是目标太明显，政治性太强，容易被特务机 关所注意；二是杜重石刚刚参加民盟，要以民盟为背景创办一个杂志，资历和声望也都还不够。因此，他决定以袍哥这个社团实际上也就是以川康军人 为背景。发起人和资金问题，倒是比较容易解决的。沈志远和杜桴生建议：既然刊物以川康军人为背景，最好请深得川康军 人拥戴的革命前辈张澜带头作发起人，下面的事情，就好做多了。那时候张老住在成都南门外诸葛亮衣冠家附近黄瑾怀新建的私邸“怀远 山庄”内。杜重石专程前去拜访，张澜老先生欣然接待。杜重石先向他详细 叙述了自己到延安访问的经过；然后谈到接受毛泽东、陈云、朱德的接见， 委派他来成都，组织袍哥团体“蜀德社”，以“旧瓶装新酒”的形式，在川 康军政人员中做统一战线工作；最后说起国内政治气候的转变，“国共合作， 共赴国难”的统战口号已经不再适用，必须转到“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 争民主”的新目标上去。为了进行宣传，十分迫切需要一份刊物。现在打算 以袍哥社团为背景，申请创办一家《大义周刊》，特请张老领衔当发起人， 等等。张老听了，十分爽快地说：“你们要办刊物争取和平民主，我完全赞成。 要我当发起人，没有问题。用袍哥社团作背景，这个主意要得。当年在‘四 川保路同志会’闹革命时期，袍哥就起过很大的作用嘛！那时候尹昌衡杀了 清王朝四川总督赵尔丰，推翻了满清的四川政权，做了都督，成立袍哥团体‘大汉公’，他自己就做‘大汉公’的总舵把子。可以说袍哥团体是历来就有革命性的嘛。??不过，国民党的报刊审查机关，对于新办刊物，审查控 制可是相当严的。”杜重石说：“发起人都是川康将领中的袍哥大爷；办刊物的宗旨，是宣扬袍哥的民族意识、爱国思想，激励袍哥抗日救亡。这样的刊物，想来审查 机关也不好驳回，批准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张老沉思了一下说：“你在申请书上要引用蒋介石说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拯救民族危亡’那些门面话。” 杜重石按照张老的意见写了申请书，给四川省图书杂志审查处处长陈克诚送去，不久就得到“依法由内政部登记，四川省立图书杂志审查处查讫，中华邮政挂号认为新闻纸类”的通知书。于是袍哥刊物《大义周刊》，就这 样办起来了。《大义周刊》社的社长为杜重石，发行人为王白与①。发起人除了由张澜领衔、杜重石主办之外，还有国民党政府监察院检查委员谢无量（刊名“大 义”二字，就是请他写的），成都耆宿学者刘豫波，电影界名人万籁天，潘 文华部的师长兼袍哥大爷彭光汉和陈兰亭，川康绥靖公署副官长黄瑾怀，刘 文辉部二十四军的团长李宗煌②，属于刘湘系统的《华西日报》社社长王白与，成都警备司令部上校参谋黄云章（民盟盟员），潘文华部刘树成师参谋 长汪载涛，以及江、浙籍工商界人士吴梦三、凌虎声、许有根等人。真是形形色色，包罗万象，应有尽有。杜桴生看了这份名单，打趣地说： “《大义周刊》的发起人是一锅颜色、味道全不谐调的大杂烩，但都是为了 同一个目的，办好《大义周刊》。这也正是统一战线的具体表现嘛！”除了发起人之外，还有一些不便作为发起人的学者，则聘请他们为特约 专栏撰稿人：川康农工学院教授、民盟中央委员杨伯凯（笔名凯若）负责政 ① ②王白与和李宗煌二人，都是民革成员。重庆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白公馆”。事迹见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团结出版社 1989 年 10 月出版的《民革川康五魂》一书。论；经济学家沈志远负责经济讲座；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在刘文辉处工作的张 友渔（笔名章瑜，解放后曾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负责撰写日本方 面的军政述评；吕朝向（笔名洪钟）负责写文艺评论。其中多数人是张澜介 绍推荐的。《大义周刊》申请立案的时候，说明是“袍哥刊物”。但是袍哥的名声 不好，特别是不明袍哥历史的青年和大学生们，一听“袍哥”二字，就说这 是“封建余孽”。为此，在杜重石筹办蜀德社的时候，就按照杜桴生的建议， 把袍哥改称“社团”了。现在办刊物，仍按照这一传统，凡是《大义周刊》 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到袍哥的，都一律改称“社团”。这份刊物，现在还可以 从四川省图书馆查到。翻开那发黄的纸张，里面有许多标题，例如：《社团 产生的因素》、《社团的别名》、《社团的基本立场》、《社团思想与墨家 思想》、《一论（二论、三论）社团义气》、《当前社团应有的态度》，还 有根据英国新闻处资料编译的《黎利计划的社团中心》等文章，就都是用“社 团”来代替“袍哥”的。此外，为了扩大宣传袍哥的历史功绩，引发袍哥们走革命的道路，在张 澜的支持和阳翰笙的协助下，以《大义周刊》的名义在春熙路春熙大舞台上 演了阳翰笙编剧、描写四川袍哥罗大爷参加辛亥革命的袍哥题材话剧《草莽 英雄》，在当地造成了很好的影响。杜重石手中有了刊物，有了公开向读者说话的地方，他的宣传工作就活了，文章也就有得做了。1944 年晚秋，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向国民党提出改组国民 政府及统帅部，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国民议会，成立各抗日党派的联 合政府。民盟发表了《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宣言，《大义周刊》随即发表 了《拥护民主同盟的紧急呼吁》社论，以作配合。1945 年春，国民党政府在分配中国出席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会议代表的时候，民社党、青年党都有名额，唯独共产党却没有名额，为此，《大义 周刊》发表社评说：“国民政府是以民主国家的资格出席旧金山会议的，而 出席的代表却是国民党指派的反民主的人。这真是对民主的极大的讽刺。看 来，光有争民主的理想，光有理想的善良意图，是不够的，要使理想成为事 实的唯一途径，是严正地面对一党专政的现实采取行动。??”在当时，一家袍哥刊物能够如此大胆地发表言论，应该说是很不简单的了。后来，国民党政府在各抗日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的舆论压力 下，不得不增添董必武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去出席旧金山会议。这中间，当 然也有《大义周刊》的一份力量。1945 年 9 月初，杜桴生到重庆开会后回到成都，对杜重石说：“国民政 府军事委员会立即要公布的受降将领名单，都是国民党军官，对八路军、新 四军，却严令在原地待命，不许受降，还把这一决定通知了日伪军的司令官。”杜重石问：“你这消息可靠吗？” 杜桴生说：“这是南方局在会上传达的，还会有错？” 过了两天，这一消息就在报上公布出来。张澜看了，非常气愤地对杜重石说：“这不是单纯地由谁来受降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将来由谁来保证实行 政治民主的大事，是争取中国将来实现民主的政治斗争。对这样的大事，《大 义周刊》应该说几句公道话。”根据张澜这句话，杜重石受启示，及时地写出了以《说几句公道话》为 题的评论文章，在《大义周刊》上刊出。文章指出：“同是中华民国国民政 府军事委员会的抗日部队，而受降却有不同的对待。一是许其受降；一是限 其原地待命，不许受降。似此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不可告人的阴暗伎 俩，置浴血抗战八年之军民于何地？居心何在？令人隐忧重重??”这样的公道话，当然为当局者所不欢迎、不受用。两天之后，川康绥靖 公署副官长黄瑾怀来通知杜重石：“马参谋长请你明天上午到他办公室去一 趟，他有话跟你说。”杜重石心里已经意识到是什么事，但仍故作不知地问：“什么事儿？” 黄瑾怀是《大义周刊》的发起人之一，倒不隐瞒：“听说是和《大义周刊》发表的文章有关。你准备一下。”第二天上午 9 时，杜重石到了川康绥靖公署参谋长办公室。这时候，副 官长黄瑾怀、秘书处处长刘东文、稽查处处长刘崇朴和参谋长都已经到了。 参谋长叫马德斋，是个回民。因为杜重石也挂有绥靖公署少将参议的衔儿， 按系统属于参谋长管。不过这是个虚衔，上下级之间，一般都保持客客气气， 并不真像部队系统那样严格认真。但是这一回马德斋明明看见杜重石走了进 来，却拉长了脸，装作没看见的样子。杜重石只得先开口：“参座，找我有 事吗？”马德斋面有愠色，怒目而视，过了半晌，这才突然说：“你的《大义周刊》可以收场了！那篇谈“受降”的评论、你看过没有？言论太反动了！” 杜重石见他用势力压人，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创办《大义周 刊》，发起人是张表老①，发行人是王白与。我这个社长是挂名的。我只知道讲讲袍哥的事儿。参座觉得哪篇文章太反动，请先找他们谈。”马德斋见杜重石这个下属居然敢于顶撞他这个顶头上司，更加怒形于色 地用教训的口吻说：“你一个嫩水的娃娃，这样搞下去，对你没好处的！” 马德斋当众教训杜重石，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引起了他的反感，也没好 声气地继续顶撞，并有意不称“参座”而叫参谋长：“参谋长要是认为《大义周刊》太反动，以后就‘正动’好了。”黄瑾怀素来知道杜重石的脾气犟，怕两人戗戗起来，事情会越弄越僵， 就出来打圆场：“你老弟不要专讲袍哥嘛！以后《大义周刊》发表的文章， 你先过一下目，不就行了吗？”杜重石也就买他一个面子，趁此下台阶说：“是的。副官长说得对。《大义周刊》今后发表文章，我要先过目，然后再发表，免得引起外界误会。” 说着，扭头就出了参谋长办公室。杜重石出了绥靖公署，即去找张澜，把马德斋刚才的话跟张澜说了。张 澜很生气地说：“讲几句公道话，就叫‘反动’，哪儿还谈得上‘民主’二 字？要照他们的话说，贪污腐化、营私舞弊这些不公道的事儿，倒是‘正动’ 了？真是岂有此理！”在张澜的第二次启示下，杜重石又在《大义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 反动说起》的评论文章：“说几句公道话，指出有人贪污腐化、营私舞弊， 不为全民着想的丑行，名曰‘反动’。根据这个奇特的逻辑，显而易见，那 些以权谋私、睁眼不见浴血抗战八年取得胜利是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硕果，① 张表老——张澜字表方，尊称为“表老”。乃至排除异已，夺取人民应有的权益，危害人民利益的事，都是‘正动’了。 那就只好让人民宁反勿正了。??”正好《大义周刊》上同时刊登了张友渔用本名发表的一篇政论《日本的 和平攻势与无条件投降》，于是稽查处处长刘崇朴就抓住这两篇评论大做文 章。他是个军统特务，平时听报童沿街叫卖《大义周刊》的时候高喊：“请 看，请看成都唯一的硬性刊物《大义周刊》！”早就已经引起他的注意。他 到处宣扬：给《大义周刊》写文章的，都是思想有问题的人，有的还是共产 党。川康军人被共产党利用了。等等。张澜听说此事以后说：“我看川康军人不是被共产党利用了，而是被反 动派的不民主逼上了‘梁山’。他们怎不想想刘自乾①、潘仲三②为什么要参 加民盟，成为盟员！”那一个时期，《大义周刊》与全国各地的进步刊物一起，从各个不同的 角度，揭露、批判国民党官吏贪污腐化、践踏民主、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等 方面，无可辩驳地起到了团结知识青年的积极作用。① 刘自乾——刘文辉的号。② 潘仲三——潘文华的号。第十章 牢狱黑幕民主斗士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杜重石等人在成都发起召 开追悼会。为此，国民党特务捣乱会场，并将杜重石以莫须有的“流氓袍哥 包庇烟赌罪”加以逮捕。在狱中，杜重石耳闻目睹了重重黑幕。 经民盟中央营救，杜重石获释出狱。但是《大义周刊》已经被封，成都也无法住下去了，他只好转移到另一个战斗岗位上去。一、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1946 年 7 月 11 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在昆明 暗杀。过了 4 天，7 月 15 日，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又被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 杀。他们两人，都是因为反内战、争民主而被蒋介石杀害的。他们的死，引 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纷纷集会抗议。成都市各界也筹备举行追悼大会。发 起人是张群和邓锡侯，张群还同意担任大会主席。开会前三天，邓锡侯警卫室的副官主任余仲良得到了国民党特务要捣乱 会场、破坏大会的消息。他是蜀德社的成员之一，因此特地跑来把这一消息 告诉杜重石。接着，特务分子就放出谣言，说是共产党要在开会那天举行暴 动，弄得市民人心惶惶，不知道应该不应该去参加追悼会。开会前两天，张群突然借故离开了成都，声称他不能担任大会主席了。张群在成都本来就是蒋介石的“替身”，他之所以“挑头”发起开追悼会， 无非借此装装他也拥护民主的门面，“临阵脱逃”，本在大家的意料之中， 没什么可以奇怪的。出于大家意料之外的是邓锡侯这个“汤圆儿”也突然称 病，不能出席大会了。尽管杜重石在两天之前就把“可能要出事”这样的局面告诉了张澜，但他还是毫不畏惧地出席了大会。 对于蒋介石派特务分子暗杀民主人士这一事件，杜重石十分气愤，特地撰写了一副挽联，悬挂在追悼大会的会场上：怪，拥护三民主义，竟遭毒手，应留者未留， 何弗思国中人群，要誓死争回民主。 妙，维持法西政权，定下阴谋，该杀的不杀， 试环顾海外局势，应狠心抛却独裁。大会会场设在蓉光大戏院。由于预知有特务要捣乱，估计参加大会的人 不会太多，结果开会的时候，参加大会的人数比预计的还是多了许多。大会准时举行。在青年党主席李璜代表各界民主人士致悼词以后，即由 张澜代表民盟及李公朴、闻一多家属致谢词。这时候台下口哨声和“打倒共 产党的走狗民主同盟”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特务们纷纷敲打桌椅，制造噪音， 秩序登时大乱。混乱中，有的小特务向张澜投掷秽物，有的小特务就去撕悬 挂在会场上的挽联。杜重石写的挽联，也被特务分子抢走了。混乱中，杜重石一面吩咐潘文华的警卫室副官、蜀德社袍哥秦绍成保护 张澜离开会场，一直送他到家，一面注意台下，发现原来是保警大队长王介 中、侦缉大队长余闻翰等一批便衣特务在指挥小特务们带头捣乱。当天夜里，杜重石把自己在会场上亲眼见到的情况告诉杜桴生和《华西晚报》的两名记者：共产党员唐征久、民盟盟员黄是云。他们三人立即把消 息发出。第二天，军统特务办的报纸《扫荡报》报道的是“市民自发地进行 捣乱”，而《华西晚报》和别的一些报纸则把带头捣乱的便衣特务名单公布 了出来，特务们造的谣言，不攻自破了。这时候，四川省会警察局长已经换了军统特务徐中齐。他打听到报上所 发表的“带头捣乱会场的便衣特务名单”是杜重石提供的，恼火之极，当即 下令让保警大队大队长王中介派人去逮捕杜重石。王中介对杜重石的“后台” 是知道的，有些犹豫地说：“只怕好抓不好放吧？”徐中齐咬牙切齿地说： “既然决心抓他，难道还放他不成？你把他抓来，录下口供，立即转送重庆‘白公馆’。量他杜重石有多大本领，还能跳出我如来佛的手掌心吗？” 王中介跟杜重石认识，自己不便出面，就打发一个中队长带人于当天深夜闯进杜重石家里，逮捕了他，并把《大义周刊》也封了。 第二天，军统特务机关报《扫荡报》以《袍哥流氓杜重石包庇烟赌被警察局拘捕》为题，在显眼的版面位置上发了一条花边新闻。其目的，当然是 想转移视线，以“袍哥流氓包庇烟赌”罪掩盖特务机关出于政治目的逮捕杜 重石的真相。《扫荡报》的这一做法，正好应了“欲盖弥彰”这句古话。他那里想盖， 杜重石的朋友们干脆就给他来一个针锋相对——揭。第三天，由广安县旅省 同乡会具名在《新新新闻》上登了一则启事：本会监事长杜重石因思想问题被省会警察局拘捕。有的报纸所载消息与真情不符，且涉及本会监事长个人及我县旅省同乡之声誉。特此登报声明。 陈思孝主办的《新新新闻》，是成都发行量最大的民办报纸。由广安县 旅省同乡会出面把事实真相公布出来，使徐中齐十分尴尬也更其恼火。原来 策划好的立即将社重石转送重庆“白公馆”特务魔窟加以谋害的诡计，一时间也不能得逞了。二、拘留所中四十天三、拘留所重重黑幕四、“取保释放”真相杜重石被关进了拘留所，他在外面的朋友们，当然要四处活动，以求尽 早释放。大约被关了一个月左右，拘留所所长悄悄儿对他说：“徐局长看在川军 将领们的情份上，已经准许你取保释放了。”果然，没过几天，徐中齐带着 王介中亲自到拘留所来宣布释放，还特地从成都著名的“长美轩”酒家叫来 一桌丰盛的酒席，设在所长办公室内，说是给杜重石出狱“冲喜”。尽管逮 捕杜重石是徐中齐下的令，是王介中派人具体执行的，但是他们两人都没在 逮捕现场露面，于是在酒席宴上，他们居然有脸以“局外人”加“援救者” 的身份出现，说一些“都是同山兄弟，凶吉自当相救”以及“削绝大义，神 入共戮”等等与他们风马牛不相及的话。对杜重石来说，反正今天是你放我， 是你订了酒菜来请我，不吃白不吃，何况吃了一个多月的囚粮，早已经“嘴里淡出鸟来”，见了酒肉，也不客气，吃了个酒足饭饱，一抹嘴巴一抱拳， 说了声“后会有期”，就飘然出了拘留所大门。杜重石回家以后，民盟成都分部的三四位负责人在范朴斋家里举行一个 小型茶话会，庆祝他平安出狱。通过这个茶话会，杜重石方才得知，这次释 放出狱，并不如徐中齐说的那样，是因为川康将领彭光汉、陈兰亭、黄瑾怀 等人递了保状，徐中齐买他们一个面子，只要他们保证杜重石出狱以后离开 成都，他这里立刻放人。他所说的，都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原因，则是民 盟中央的力量。杜重石通过那个青年值班警察的手，把一张写有“我因追悼李、闻的事 被拘捕”的字条带给了范朴斋。范朴斋拿了字条去找张澜。张澜立即打电报 把这件事情通知正在南京的民盟秘书长。民盟秘书长把这事儿提高到“国民 党无故逮捕民盟盟员，说明国民党无视民主，因此民盟拒绝参加国大”的高 度，向正在筹备召开“国大”的吴铁城、雷震提出抗议。当时民盟在各民主 党派中实力和影响都比较大，吴铁城、雷震正在极力讨好民盟，拉拢民盟参 加“国大”以装点国民党还政于民、实行宪政的门面，他们接到这样的抗议 书以后，立即向民盟秘书长表示：除了急电徐中齐立刻放人之外，还要请国 民政府对徐中齐的冒失行动进行惩处。徐中齐得到中央立刻放人的急电，这才做了个空头人情，不但把释放杜重石的面子卖给了彭、陈、黄三位川康将领，还取得了杜重石释放以后立即 离开重庆的保证。此人手段之辣，于此可见一斑。杜重石出狱后不久，徐中齐果然被调离了四川省会警察局局长职务。这大概就算是吴铁城他们所说的“惩处”吧。不过这也只是国民党为了向民盟 讨好故意装出来的一种“姿态”，等到国民党千方百计拉民盟参加“国大” 不成功，“姿态”也就立即转变，把民盟的老对头徐中齐调到重庆市警察局 当局长，而且凶相毕露地勒令在重庆的民盟负责人解散民盟组织，以作报复。——这是后话。第十一章 从地下到地上杜重石出狱以后，带领《大义周刊》的原班人马，到重庆经营现代书局， 专营进步书刊。因发行《挺进报》，现代书局被封，他事先得到内部消息， 匆忙出走，得到陆军大学前校长杨杰的掩护，平安到达香港。在失去党组织 领导的情况下，他独立作战，参加了李济深领导的民革中央，并接受任务， 两次秘密潜入成都，做川康将领的反蒋工作。1949 年 12 月，杜重石奉周总理的命令到第一野战军，出任贺龙的政治 代表，负责联络川康部队，促使二十军军长杨汉烈率部起义。一、当起书店老板来杜重石出狱以后，一者因为他的出狱名义上是川康军人彭光汉、陈兰亭、 黄瑾怀的保释，而实际上彭、陈等人则是上了徐中齐的大当，答应了“杜重 石出狱之后立即离开成都”的条件；二者也由于《大义周刊》已经被查封， 所有工作人员，都应该有一个着落。于是经多方面联系，征得了杜桴生的同 意，杜重石与《大义周刊》的原班人马，于 1947 年春一起到达重庆。早在抗 战胜利前夕，沈志远、邓初民、朱蕴山、杨伯凯、郭沫若、徐谈庐、陶行知、 翦伯赞等人就曾经想发起、创办一个“新群文化图书公司”，由于缺少具体 经办的人手，迟迟没有办成功。正好杜重石等一批人需要转移阵地，于是就 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他们。第一件工作，就是在重庆开办一个门市部。正好王晓籁在重庆办的“四海社”宣告结束，杜重石就把他们的社址以80 万元法币的价格“顶”了过来。房子是两楼一底，地点在邹容路 43 号， 作为书店门市部，是最理想的地段了。陆军大学原校长、国民党政府前驻苏联大使杨杰①，当时住在上清寺聚星新村 7 号李挽澜的家里。李挽澜是杜重石侄女的未婚夫。有这样一层关系， 杜重石就去拜访杨杰，要请他也来当新群文化图书公司的发起人。杨杰看了沈志远执笔的“新群文化图书公司创办缘起”和发起人名单以后说：“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