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百问
发布时间：2021年3月5日责任编辑：陈小新来源：网易新闻
鲁迅没有加入共产党为什么说他已经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了？鲁迅的一生处于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人民遭受残酷的奴役和压迫，民族灾难极其深重的黑暗时代。早在辛亥革命前夕，鲁迅抱着改造中国的目的而开始从事文学工作和思想工作。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他迷惘痛苦，但他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他作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积极参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右翼的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继表现消沉、倒退的年代里，他继续以其卓越的文艺创作和锋利的思想，对一切阻碍中国进步的旧势力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他对中国共产党参加和领导的1925年到1927年的革命表现了高度的热情。在这次革命失败后，他的思想有了一个新的跃进。中国有不少知识分子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出发，进而成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是他们中最杰出的一个。在他一生最后八九年间，他把对中国历史的深刻认识，以及和旧势力斗争的丰富经验，同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紧紧地结合了起来。他的著作中的战斗性及其对人民的教育作用都达到了中国文化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事的和文化的两支队伍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生死搏斗的时候，鲁迅是冲破反革命文化“围剿”的主将。鲁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热切地追求真理，永不停顿地前进，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鲁迅是通过长期的实际斗争和独立思考而接受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所以他的信仰是非常坚定的。在最严酷的法西斯统治下，他公开宣布，“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并且在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工农红军身上看到中国的希望。在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开始以前，中国共产党正处于极端困难的年代，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不但还很弱小，而且在“左”倾错误领导下遭到严重的挫折和失败。就在这时，鲁迅坚信党的力量，同党站在一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鲁迅深知革命的道路决不可能是平坦笔直的，一定会有荆棘，有曲折；他敏锐地把握住时代的要求，不管会遭遇多大的艰险，坚定不移地同人民革命事业共命运。鲁迅没有在组织上加入共产党，但他已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了。1957年毛泽东为什么要亲自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出席莫斯科会议？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虽然当上苏共中央总书记，但他的地位还不巩固。1956年和1957年，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赫鲁晓夫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采取了两大举世震惊的行动：首先，1956年2月，他在苏共二十大上大反斯大林，借以动摇斯大林留下来的政治遗产，树立自己的权威。结果事与愿违，却引发了波兰、匈牙利事件，使大批原本拥护苏联的世界和平人士大为不满，这自然影响了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其次，1957年6月22日至29日，赫鲁晓夫召开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把马林科夫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将他们逐出苏共中央主席团。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进一步稳固自己的地位，赫鲁晓夫迫切需要毛泽东的支持。7月5日，赫鲁晓夫派米高扬来中国。不巧，毛泽东当时在杭州，于是，米高扬又马不停蹄地直奔西子湖畔。见到毛泽东后，米高扬向他详细介绍了苏共中央全会经过，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支持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毛泽东答应了米高扬的要求，并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的形式对赫鲁晓夫给予了支持。毛泽东之所以支持赫鲁晓夫，是因为赫鲁晓夫上台后在发展中苏友谊方面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1954年9月，赫鲁晓夫访华时主动提出增加15个援华项目，使苏联援华的项目总数由原来的141个增加到156个。此外，赫鲁晓夫还把苏联创办的中苏有色金属公司、中苏石油公司、中苏造船公司和中苏民用航空公司等四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全部转让给中国，并且同中国签订了52亿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所以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执行的政策对中国比较有利。赫鲁晓夫在援助中国问题上显得如此大度，无非是想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在中苏关系上所表现的积极态度很满意，所以也愿意继续支持他。毛泽东在概括当时中苏关系的状况时说：“目前苏联需要中国的支持，中国需要苏联的帮助。”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很会给自己出难题，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人”，所以“应当给他相应的帮助。”为此，毛泽东采取了一项重大行动，决定亲自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活动，以支持赫鲁晓夫。1957年11月2日上午8时30分左右，在北京南苑机场，毛泽东信步登上飞往苏联的大型客机，开始了他的第二次，也是他有生之年最后一次莫斯科之行。1949年毛泽东为什么要去莫斯科给斯大林祝寿？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岁生日。各国共产党领导人都去祝寿，毛泽东自然也不例外。给斯大林祝寿，是毛泽东访苏的目的之一。为了给斯大林祝寿，毛泽东带了不少礼品，大都是中国的土特产。有山东的大白菜、大葱，潍坊的白萝卜，湘绣的斯大林像，江西景德镇的陶瓷、冬笋，上海的香烟，浙江的西湖龙井，杭州的纺织品，安徽的祁门红茶，福建的漆器，贵州的茅台酒等。此外，还有中文版的斯大林著作和象牙雕刻。12月21日，即斯大林生日这一天，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了隆重的生日庆典。毛泽东送给斯大林的生日礼物，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被存放在普希金博物馆第一号展厅。在展厅里，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毛泽东还挥笔写下了带有浓郁的中国风格的对联：“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在给斯大林的贺电中，毛泽东这样写到：“主席先生！值阁下七十寿辰之际，我荣幸地向您致以热烈的祝贺，并祝愿全世界的和平堡垒苏联在阁下领导下日益巩固和发展。”毛泽东在宴会上的贺词曾屡屡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在生日庆典上，斯大林对毛泽东热忱相待，安排毛泽东坐在他的右边，而毛泽东的右边是联共（布）政治局委员卡岗诺维奇。尽管毛泽东的位置很显眼，但他的表情却比较冷漠，没有一丝笑容，沉默寡言，其原因可能是第一次会谈结果令他有些失望。因为斯大林不同意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对于斯大林没有同意与中国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一事，毛泽东感到有些不快。几天后，毛泽东对科瓦廖夫说，他“不是专来替斯大林祝寿的，还想做点工作”。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不在于祝寿，他要唱的是中苏条约这出大戏，访问的最终结果表明，这是毛泽东此次莫斯科之行的真正目的所在。若干年后，毛泽东道出了他的心里话。据吴冷西回忆，毛泽东说，斯大林70岁寿辰，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去向他祝寿。“但我此行目的不单是祝寿，主要是要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祝寿期间，斯大林虽然未能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时过20多天之后，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政府领导人最终还是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以及《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等文件。此举宣告毛泽东访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刘少奇为什么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访问苏联？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1949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中苏两党高层领导人进行秘密接触，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和由此而产生的国际格局变化的结果。1947年12月，毛泽东根据人民解放军已经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国共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形势，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它必然走向全国的胜利”。为了及时向苏联通报中国人民粉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必胜信念和建立人民政权的构想，争取苏联的理解与支持，毛泽东曾多次考虑去莫斯科，“就政治、军事、经济和其他重要问题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商量和请教”。但由于中国革命的迅速发展，毛泽东一直不能脱身成行，中共中央遂决定由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秘密访问莫斯科。刘少奇秘密访苏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迫切需要：第一，新中国在诞生之初稳固立足于世界的需要。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同月底，中共中央决定在6月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全面展开新中国建国工作。建国前夕，预先取得苏联率先承认新中国的承诺，对于新中国政府能否立即取得合法国际地位至关重要。第二，探究实现新中国与苏联结盟可能性的需要。1948年4月毛泽东首倡中苏两党高层领导人进行对话后，通过不断往来的电报和米高扬访华，双方虽然基本表明了愿意深入发展关系的意向，但要实现中共关于“与苏联结成巩固的兄弟联盟”愿望，尚需就若干重大问题进一步深入交换意见，尤需了解苏联对于与新中国结盟的想法，并力争取得共识。第三，为力争实现新中国与苏联结盟而化解两党历史恩怨的需要。纵观中苏两党关系史，在争取未来两国结盟的道路上，有利因素是主流，但不利因素亦不可轻视。所谓不利因素，即两党两国历史上的若干恩怨。具体说，就是在中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两个时期，以苏联为核心的共产国际曾两度支持王明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惨重损失，在解放战争时期，苏联既支持中国革命，又对中共及其武装力量缺乏信心，把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政府身上，既寻求与蒋介石政府发展关系，把苏联的战略利益部分地寄托在中国，以制约美英在华势力，又无视中国的民族利益，对中国谋求领土权益等等。第四，为实现新中国的迅速崛起而争取苏联及时提供鼎力经济援助的需要。多年的战乱使中国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中共对于执政后所面对的严峻经济形势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因此，争取必要的外援，对于尽快提高国力、实现中华民族早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理想是必不可少的。刘少奇同志成功地完成了中共中央交办的为实现中苏结盟与苏联进行预备性谈判的重大任务。1949年8月14日当代表团结束这次访问时,刘少奇在写给斯大林的致谢信中表达了“无限欣慰”的心情,他说:“承蒙你及联共其他同志的特别盛意的招待与关注,使我们十分感激!”“在你及联共中央其他同志的伟大的帮助和指示之下,使我们这一次来到苏联的任务获得十分满意的成就,特别是使中国及时地获得苏联的借款与专家的帮助。”新中国为什么没有参加1951年召开的对日问题的旧金山会议？1951年7月12日，美国公布了对日和约草案，并于7月20日向同盟各国发出召开旧金山会议的邀请函，把一度被搁置的对日和约问题提上日程。但是，美国起草的对日和约草案所列举的对日作战国家的名单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外。此后，中国政府也没有收到出席旧金山和会的邀请函。这意味着中国这个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作战中历时最长、贡献最大、损失最为惨重的国家，将不得参加盟国对日和约的拟定和签署。旧金山和会把中国关在了门外。美国是策划将新中国排除在对日缔约国之外的主谋。美国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当时美苏之间的对立，也与战后美国企图称霸世界、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急于在世界建立“美国式的和平”，充当世界霸主。但是，实力同样强大的苏联以及在苏联影响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打破了美国独霸世界的梦想。于是，美国在“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幌子下，纠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与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抗衡。至20世纪50年代初，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已经形成。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对中国形势的变化，美、苏两大国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苏联于1949年10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则极力否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执意扶植台湾国民党政府。为了平衡新中国的诞生给资本主义阵营带来的冲击，美国急需在远东重新扶植反共堡垒，以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于是，美国选中了日本。1948年1月6日，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宣称：今后对日占领政策是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起到可以防御今后在远东方面发生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作用。这标志着美国对日政策大转变，即由战后初期抑制日本变为扶持日本。此后，美国走上了重新武装日本的道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派兵支持李承晚。10月19日，中国出兵朝鲜。美国为了赢得这场战争，急需启用日本这一反共先锋。为此，美国力主尽快与日本缔结和约，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管制，恢复其主权，以便使日本尽快加入反共阵营。旧金山会议的建议，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来的。把新中国排除在对日和约之外的做法，使中国政府在对日和约问题上失去了主动地位。对此，1951年8月15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指出旧金山对日和约会议违背了国际义务，中国政府不予承认。然而，美国一意孤行，于9月4日至8日召开有52个国家参加的旧金山会议，并操纵会议通过了对日和约。9月1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谴责了旧金山和约，指责它是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威胁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条约。周恩来声明，旧金山条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因而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政府不予承认。为什么说《婚姻法》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4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发了命令，于1950年5月1日起公布实施。它先于土地改革法和工会法颁布实施，因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法律。《婚姻法》分为：原则、结婚、夫妻间的权利与义务、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离婚、离婚后子女的抚养教育、离婚后的财产与生活、附则，共八章27条。它以调整婚姻关系为主，同时也涉及调整家庭关系的内容。尽管《婚姻法》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但是，那时中国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所以它是一部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婚姻法。在这部法律中，第一条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第二条规定：“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借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这就确立了新中国处理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原则，反映了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特征，从根本上打破了旧的封建主义的婚姻制度。第三条规定：“结婚须男女双方本人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这是对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包办买卖婚姻和干涉婚姻自由的旧制度的彻底否定，从而保护了男女双方的合法权益。此外，《婚姻法》还对结婚对夫妻关系和父母子女关系作出了规定，体现了它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第七条规定：“夫妻为共同生活的伴侣，在家庭中地位平等”；第八条规定：“夫妻有互爱互敬、互相帮助、互相扶养、和睦团结、劳动生产、抚育子女，为家庭幸福和新社会建设而共同奋斗的义务”。不仅如此，《婚姻法》还规定了夫妻双方均有选择职业、参加工作和社会生活的自由。夫妻双方对于家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与处理权。第13条规定：“父母对于子女有抚养的义务；子女对于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双方均不得虐待或遗弃”。第14条规定：“父母子女有互相继承遗产的权利”，等等。总之，婚姻法的各项规定贯彻了“男女平等”的原则，是建立新式夫妻关系和幸福家庭的基础，也是中国的传统道德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扬光大。《婚姻法》作为新中国第一部法律，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项极为重要的立法。它的贯彻实施，解除了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对人们的束缚，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妇女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中山舰为什么会沉入江底50多年？中山舰在我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极其特殊的历史价值，是中华民族和世界人民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山舰原名永丰舰，是一艘长62.9米、宽8.9米，排水量只有780吨的小型炮舰，在民国时期也算小字号，论起名气来，却是现代史上最著名的战舰，可以说，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铭刻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和耻辱。19世纪末，刚刚初具规模的清朝海军在马江海战和甲午海战中遭到惨败。为重振海军，清政府于1910年派筹办海军大臣萨镇冰、载询到英、美、意、日等国考察，并向这些国家订购了一批军舰，其中在日本三菱船厂订造的炮舰，回国后被命名为永丰舰，这就是后来的中山舰。永丰舰1913年建成下水，回国后编入北洋海军第一舰队。1917年，段祺瑞赶走张勋，复任国务总理以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并准备解散国会。孙中山愤然举起护法大旗，发起护法运动。当时担任海军总长的程璧光是孙中山的布衣之交，倾向革命，在孙中山的说服下，程璧光于这年7月底率领永丰等七艘军舰，南下广州，组成西南护法舰队。8月6号，广州各界在长堤东园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欢迎大会，孙中山在会上评价道“向来革命之成败，视海军之向背。”1922年6月16日凌晨，陈炯明的部队在广州公然叛乱，以4000余人的兵力围攻总统府及孙中山的住所粤秀楼。孙中山在卫士们的保护下离开粤秀楼，辗转登上永丰舰，在舰上指挥平叛，与永丰舰将士一起生活了55天。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4月13日，广东革命政府为纪念孙中山先生一生的丰功伟绩，将永丰舰更名为中山舰，在更名仪式上，海军将士表示，要“继中山未竟之志，事中山未竟之事。”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以中山舰无故升火游弋、意图倒蒋为由，扣押中山舰，逮捕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包围并搜查苏联顾问团住所，解除苏联顾问团卫队武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1938年秋，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山舰奉命由岳阳开赴武汉外围，参加武汉保卫战。10月24日，武汉失守的头一天，上午9时，停泊在金口锚地的中山舰，忽然发现敌侦察机一架从东方飞来。舰上士兵立即严阵以待，当敌侦察机在军舰上空盘旋时，舰上高射炮开炮射击，敌机遁去。舰长萨师俊料到，敌机是来试探虚实的，一场恶战在即，便令各部做好准备，中午早点开饭，不出所料，下午2时许，六架敌机飞临军舰上空。对准中山舰俯冲轰炸，并进行扫射。萨舰长命令全舰枪炮一齐开火，向敌机猛烈还击。由于舰上主炮已被拆下，加上舰首高射炮在发射过程中卡壳，火力不敌，军舰左舷、舵机、锅炉舱、望台相继中弹。正在指挥作战的萨舰长左脚、右臂被弹片击中，军舰已倾斜成45度。在副舰长吕叔奋的苦劝和众将士的护持下，萨舰长才含泪离开军舰，登上江中舢板。正当官兵奋力将舢板划向岸边之时，日军又来扫射，萨舰长壮烈殉职，中山舰官兵24人阵亡。下午3时50分，中山舰沉没于金口江底。中山舰在萨镇冰手上订造，在他的侄孙萨师俊手上沉没；中山舰由日本制造，又毁于日军的炮火。这一悲剧性的始末留给人的启迪是不言而喻的。中山舰作为一件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它不仅记载着孙中山历经磨难、矢志救国的坎坷历程，记载着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的功绩，同时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抗击侵略、英勇献身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为什么要创办经济特区？创办经济特区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实行对外开放的一项重大决策。经济特区（也叫出口特区、出口加工特区）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划出一定范围，在对外经济活动中采取特殊政策，用减免关税等优惠办法吸引外商和外资，以达到一定的经济目的。其中包括允许外国人及其公司、企业直接投资设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等事业。1980年5月，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在当时创办经济特区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第一，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设置经济特区，是借鉴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设置经济特区的经验。世界上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早就办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经济特区。其中有的叫“自由港”，有的叫“自由贸易区”等名称。有的国家办经济特区，已有二三百年的历史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种特区的设立又有了新的发展，不少发展中国家办了许多“出口加工区”。1980年，各种类型的经济特区遍布于全世界75个国家和地区，总数350个左右。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先后建立了自由关税区和自由港。第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设置经济特区，是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下，人们解放思想，放眼世界。这时，人们发现，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特别是设置经济性特区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为了加快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除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进一步调整，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外，还要大力发展对外经济活动，采取各种形式，最大限度地吸收外国资金、设备和科学技术。在少数地区设置经济特区，实行特殊政策和采取灵活措施，正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第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设置经济特区，是考虑到经济特区作为全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内地与国际经济联系的“桥梁”和“窗口”。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来说，不仅有利于吸引外资，增加外汇收入；有利于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等重要的经济作用外，而且还有利于增加群众收入，改善人民生活，稳定沿海边防；有利于稳定港澳人心，促进台湾回归祖国等政治作用。创办经济特区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借鉴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设置经济性特区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实际情况的需要而做出的重大决策，是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在机场为什么要急于同周恩来握手？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为此作了充分准备。周恩来规定对美国客人要“以礼相待，不亢不卑，不冷不热，不强加于人”，在机场悬挂中美两国国旗，在北京检阅三军仪仗队，但不鸣礼炮，不搞群众欢迎，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姬鹏飞等到机场迎接。1972年2月21日上午9时，尼克松总统的专机抵达上海。外交部长乔冠华等专程前往上海迎接。上午11时30分，尼克松总统的专机到达北京。抵达北京机场时，尼克松刻意要在这举世瞩目的时刻，以纠正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下令不同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握手的傲慢失礼行为，并略加修补美国过去对中国造成的伤害，特意安排在他同周恩来握手之前，随行人员暂缓下飞机。此前，尼克松虽然已经通知他的随行人员，但是，他仍然不放心，临时又派一名高大的警卫把守飞机舱口，以防其他人员紧随其后。于是，一个重大历史时刻到来了。当美国总统尼克松同他的夫人走下飞机时，在一片掌声中，尼克松快步上前，急忙伸手向周恩来迎去，主动同周恩来热情握手。摄影师抓住这一稍纵即逝的时刻，快速摄下了尼克松和周恩来将要握手的瞬间。事后，尼克松写道：“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然后，总统的随行人员走下飞机，周恩来总理向美国客人介绍了中方人员。军乐队奏响中美两国国歌。周恩来陪同尼克松检阅了仪仗队。随后，两人登上中国国产的红旗牌轿车，驶往钓鱼台国宾馆。离开机场时，周恩来寓意深长地对尼克松说：“你的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呵。”车到钓鱼台18号楼前停下，邓颖超、于立群站在楼前迎接，客厅待茶时，周总理同美国客人打了招呼，然后请尼克松和罗杰斯到各自下榻处休息。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飞往北京途中曾向乔冠华表示，他想在午后3时单独会见周恩来总理，商谈有关尼克松总统活动的安排问题。但是，尼克松表示他要同毛泽东谈哲学问题。客人刚吃完午饭不久，毛泽东突然决定要马上会见尼克松。尼克松喜出望外，立即答应前往。下午2时40分，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会见了尼克松。中方参加会见的有周恩来、唐闻生(翻译)、王海容(记录)；美方在场的只有基辛格和负责记录的洛德。会见进行了一个小时十分钟。毛泽东为什么要赴重庆谈判？抗日战争胜利后,中日民族矛盾基本解决,但是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又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蒋介石打着“和平建国”的旗号，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阴谋发动新的大规模内战，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日本投降后的军事形势对国民党极为不利。合众社记者分析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地位时说：“中共今日已统制华北十省大部分地区，内蒙古东部，东九省南部，华南五省之陬隅，长达6400千米，海岸线之3200千米，重要港口六，山脉七，丰腴平原一四。”蒋介石的谋士陶希圣说：“想用软的一套方法把共产党吃掉，谈何容易！可是，国内有厌战情绪，国际形势也不允许中国打内战，一起打起来我们更被动，利用谈判拖一拖也好。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好做。”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想依靠美国的援助来恢复其优势，便假装“和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共同商讨国家大计”。由此可见，蒋介石作出和平姿态的原因有：其一，国内外都需要和平，反对内战。从国际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国际力量的对比发生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国家增多，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老世界殖民体系日益瓦解。国际进步势力反对中国内战。从国内看，中国人民经历八年艰苦抗战，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战后，人心思定，强烈反对再次发生内战。其二，蒋介石尚未完成打内战的全部准备工作，这是最关键的原因。其三，蒋介石有险恶意图，如果毛泽东不去，就借此宣泄在共产党身上，如果毛泽东去了，可利用谈判之机，诱使共产党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面对蒋介石的邀请，中共是去还是不去呢？毛泽东再三权衡，认为如果不去，正中了蒋介石的圈套，去可以揭露美蒋反动派假和平的阴谋，还可以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当然，去了肯定会面临许多危险，甚至威胁生命。但是，毛泽东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他相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于是决定赴渝谈判。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飞抵重庆，受到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这却出乎美蒋意料。毛泽东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指出：当前最迫切的是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希望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在重庆期间，毛泽东会见了民主党派负责人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各界民主人士以及宋庆龄、冯玉祥等人，也会见了国民党政界要人陈立夫、戴季陶等，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毛泽东用了历史上的一些典故，讲了“和为贵”，“君子动口不动手”，要摆事实，讲道理，反对内战，同时又强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睿智、胆略和气魄。经过43天的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重庆谈判取得了成功。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的签订，是人民力量的胜利。这次谈判使共产党在政治上取得主动，在人民面前表明了争取和平的诚意；也使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各民主党派中扩大了影响，迫使国民党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国民党若破坏协定，发动内战，就会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地位。这些都与毛泽东的英明决策是分不开的。为什么中共七大召开的时间一再延期？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在延安召开。从六大至七大整整隔了17年，相距这样长的时间，是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的。早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案中即提出了要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委托新的政治局开始必需的准备工作，以总结苏维埃运动的经验与通过党的纲领和其他文件。后来由于中共中央和红军忙于粉碎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并进行了长征，无暇顾及七大的筹备事宜。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最近时期内”召集党的七大，并成立了25人的准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任书记，委员会下设立秘书处；还提出了七大的主要议事日程。1938年1月20日，中共中央第七次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给各地方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方党组织立即进行召开七大的准备工作。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召开七大的问题。会议提出中央应该立刻开始的各项准备工作。会后，洛甫3月1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委员会为召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告全党同志书》，但未发出。4月14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写的《向共产国际的报告大纲》中说，中共中央决定于最近半年内召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为500人，希望共产国际对第七次大会给以指示，并派代表指导。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批准了1937年12月会议关于召集七大的决议，同意准备委员会向全会提出的报告。全会提出，加紧从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进行大会的准备工作，在较短时期内召集七大，同时决定了七大的议事日程。会议还决定七大代表为350人。1939年6月14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七次代表大会通知》（第二号）。根据六中全会作出的可以临时增加代表名额的规定，决定代表名额增至450人，并参照各地党员的数量、质量、环境、交通等条件分配了各地区的代表名额。7月21日，中央书记处又发出了《关于七次代表大会通知》（第三号）。要求“注意选举当地有信仰的党与群众的领袖”，并规定除选举正式代表外，增选候补代表150人。《通知》规定，各地要于1939年9月1日前选举完毕。各地根据《通知》的精神，选出了出席七大的代表，1940年部分代表陆续到达延安。由于战争环境的恶化，代表人员不能到齐，会议具体日期未定。代表们有的进党校学习，有的暂时分配了工作。后来，又准备在1942年召开七大，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规模“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陕甘宁地区出现了严重困难，这个时期，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集中力量克服边区在经济上的困难。七大又一次被推迟。1943年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出席大会的指示》，决定在1943年底召开七大，但后因日本侵略者对各解放区的“扫荡”更加频繁，七大再次延期。1944年5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为召集六届七中全会发出的通知中说：“为着进行七大准备工作，决定召集七中全会。”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正式决定了七大召开的日期和议程。综上所述，中共七大推迟召开的原因主要是：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长期处于严酷的战争和恶劣的环境之中，中国共产党必须集中全力领导抗日战争和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而且，频繁的战争造成的交通不便，城市和交通要道被日寇、国民党蒋介石分兵占领。中共许多高级干部战斗在第一线，难以集中。同时，全党对于党内重大是非问题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从中共六大到遵义会议以前，党内思想是比较混乱的，曾经出现过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于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性质和根源，在短时期内不可能作出深刻的总结。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仍然很严重。对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认识必须经过长期耐心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即整风才能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仓促地召开中共七大。为什么开展延安整风运动？从1942年春天起，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一次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创举。为什么党要进行这样一场整风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事业继续前进的现实需要，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中国共产党成立已有20多年了。20多年来，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也经历过严重的挫折；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其中，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损害最大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从中共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党批判并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但是，由于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党内历次“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常存在一些分歧。这种分歧，在一定时期内，在局部地区或某些方面继续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一种错误如果没有被真正认识，就不可避免地会在另外的条件下，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新出现。所以，必须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克服错误的立场、观点、方法。基于这种需要，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这时，抗日战争正处在最困难的阶段。为了实现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同心同德地战胜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也需要进行这样一次全党的整风。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对端正党的思想路线起了积极作用。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尖锐地批评那种“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的“主观主义的作风”，主张将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同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从政治路线上分清是非，达到基本一致的认识。这样，全党整风的条件就渐次成熟了。美国为什么要向延安派驻美军观察组？在抗日战争期间，曾经有一支美军观察组活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他们的成员包括步兵、信号兵、航空兵、军医等，他们深入敌后，广泛地了解中共以及日军的情况。美国为什么要向延安派驻美军观察组呢？1939年以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不仅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而且对其实行新闻和政治上的封锁。为了打破这一不利局面，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积极地与美国驻华官员接触，并一再表示希望美国政府派代表团访问延安和敌后根据区。经过周恩来的不懈努力，以及美国出于与自身政治和军事利益的考虑，1944年美国政府决定向中共控制的地区派驻一支美军观察组。从政治上来说，美国政府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在抗日问题上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在中国战场上牵制住大量的日军。美国总统就曾对蒋介石说过:“希望国共两党能排除异见，为抗日战争之共同目标而加紧其团结”。然而自1941年的皖南事变以来，美国政府对国共两党的合作越来越感到担忧。如今，美国政府决定向延安派驻美军观察组，不仅是在和平解决国共问题上向国民党施压﹔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的了解共产党的情况，以便把国共两党拢合在一起，组成符合美国利益的联合政府。从军事上来说，首先，1944年美国已经对日本进行了战略大反攻，美国军方里有许多人曾考虑在中国沿海登陆，包围在中国大陆作战的日本陆军主力，并以中国作为进攻日本本土的基地。而沿海地区大部分都有中共的抗日部队在活动，因此美军的登陆作战必须得到中共军队的支持。其次，如果美军想在中国战场上与日军进行较量，就必须得到大量关于日军的情报，而长期活动在敌后抗战区的中共军队对美军的帮助自然就很大了。最后，自从抗日战争以来，美国给了国民党政府大量的军事援助，而国民党却把援华物资囤积起来，对日本的态度也是消极抗日，这自然令美国政府十分恼火。美国通过向延安派驻观察组将会给国民党一个刺激，促使其积极抗日。1944年，中缅印战区司令部经过充分的准备，与7月22日和8月7日向延安派出了两批观察组。观察组来到延安后，积极地融入中共的抗战活动，不仅了解了中共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的政策，同时对中共领导的抗日部队有了更深的了解。在他们回到美国后，他们也对中共进行了积极的宣传。可以说，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是20世纪40年代中美关系史上值得纪念的大事件。周恩来为皖南事变写的题词和挽诗为什么能够通过敌人的检查而刊登出来？1940年，蒋介石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限令新四军在一个月之内，全部开赴到黄河以北。1941年1月，皖南新四军9000余人在北移的过程中，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队的伏击，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全部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遭叛徒杀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蒋介石集团干了这桩血腥罪行之后，又在1月17日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反咬一口。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其番号，将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并令汤恩伯、李品仙等的20余万军队进攻江北新四军。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坚决回击的方针。1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布了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说明事变的真相和反对国民党进攻的方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重整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坚决地抗击了国民党取消新四军的反革命命令。而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获悉皖南事变后，立即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并领导《新华日报》的同志们向国民党进行尖锐的斗争。周恩来得到国民党的反革命命令消息后，立即给何应钦打电话提出严重抗议，并驱车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那里当面提出质问和抗议。同叶剑英在红岩村召集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开会，分析当时形势，研究了《新华日报》如何进行斗争，派潘梓年、石西民到重庆几家与《新华日报》关系较好的报馆说明皖南事变真相，争取他们的支持。但是《新华日报》写的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消息和驳斥国民党反动军令的社论，全都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扣押。于是1月17日夜晚，周恩来亲笔写了“为江南死难者志哀”的题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四言挽诗，准备刊登在次日的《新华日报》上。午夜过后编辑部才拿到周恩来写的手稿，而国民党的新闻检察官此时还赖在报馆坐等检查第二天出版的报纸。周恩来的题词和挽诗，在当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新闻报道，报馆决定拒检直接见报，以强硬态度，给反动派一点颜色看看。为此，报馆由章汉夫、石西民与国民党检察官周旋。为了刊登周恩来的题词和挽诗。版面先发两篇同木刻题词挽诗一样大小的稿子，待检察官以为“平安无事”离开后，就换上内容大量印刷。印刷完毕后，趁着天刚蒙蒙亮，大家便分头把大量的报纸送了出去。清晨6点多钟，《新华日报》便已贴在大街小巷的阅报栏里，送到订户家中。等到反动派想阻止时，人们早已读过周思来的题词和挽诗了。为什么说宋庆龄为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了特殊的贡献？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继续南侵，一方面，严重损害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以及英美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另一方面，人民反对不抵抗政策的怒潮已很难压制，而“剿共”又总不得手。于是蒋介石一面开始进行抗日准备，一面继续军事“剿共”，同时施展出新的一手：找共产党谈判，企图用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他派出几路人马，“打通共产党的关系”，其中一路是宋子文。宋子文来找宋庆龄，请他姐姐设法与中共联系，将国民党愿意谈判的讯息传递过去。宋庆龄早已宣布与国民党中央断绝关系，但是出于民族大义，她欣然同意做这一工作。就这样，国共分裂后，于民族存亡关头，宋庆龄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1936年，中共中央估计到在新的形势下，蒋介石政府有可能改变对日态度，因此放弃了“反蒋”口号，开始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9月中旬，中共中央正式派潘汉年为代表到南京与国民党谈判。潘汉年与国民党谈判前，特地到上海拜见宋庆龄，并转交了毛泽东写给她的亲笔信。信中表示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她的敬仰之情，认为“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希望她“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敦促国民党中枢迅速改变错误政策，实行抗战。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扣。宋庆龄虽长期与蒋势不两立，并一直受到蒋介石指派的特务威胁和迫害，但她在12月13日即事变发生第二天得到消息后，立即决定飞陕，劝张学良释蒋，条件是蒋答应抗日。在中共及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事变很快和平解决，宋才未及西行。但在当时国际国内各种政治势力中，宋是最先从正确的立场出发，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十年内战结束。为巩固和平，促使国共合作、全国抗战的局面早日实现，1937年2月10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了停止内战、实行民主自由等五项要求，同时作出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等四项保证。宋庆龄接受1936年毛泽东信中的请求，一改大革命失败以后对国民党中央的抵制态度，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中央委员的资格，参加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三中全会上，她领衔与何香凝、冯玉祥等13人联名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尽管由于国民党内亲日派和顽固分子的阻挠，提案未被通过。然而，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历史趋势已经不可阻挡，所以大会原则上接受了中共的要求。会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叶剑英与蒋介石、顾祝同等多次进行了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7月15日，中共中央交付给国民党一个为宣布两党合作成立的宣言，双方约定随之发表蒋介石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8月初，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在庐山与蒋介石谈判后，经过上海，特地向宋庆龄通报了谈判的情况。宋在家中热情接待了他们，并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关于成立国共合作的宣言。因此，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宋庆龄发挥了特殊的作用。1936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把抗日反蒋方针改为逼蒋抗日方针?中共中央将抗日反蒋方针改为逼蒋抗日方针，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决定的。1935年华北事变后，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一方面打算利用苏联牵制日本，为此南京政府与苏联的关系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在以军事力量消灭共产党为主的方针下，也打算利用抗日的旗帜，以极苛刻的条件同共产党谈判，以达到“溶共”的目的。所以从1935年冬开始，国民党先后在上海、南京、莫斯科秘密同中国共产党人接触。1936年2月，董健吾带着南京方面表示要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秘密信件，到达陕北瓦窑堡，向中央递交密信，汇报情况。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在致博古并转董健吾的电报中，提出同国民党谈判的五条意见并同意董健吾“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首次公开把国民党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5月5日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其为蒋介石氏。这实际上是公开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反蒋政策已开始向逼蒋抗日政策转变。1936年6月，发生了两广事变。这个事件表明，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已经进一步影响到国民党的内部关系，如果蒋介石不在对日政策上改弦更张，国民党营垒内部将发生更大、更多的分裂。从1936年8月开始，日本指使它在内蒙古制造的傀儡军政府先后出兵进攻绥东和绥北地区。国民军将领傅作义率部进行抵抗，击溃日伪军的进犯，11月、12月先后收复百灵庙和大庙等地。全国各地掀起援绥抗日的热潮。蒋介石在这种形势下实际上已经不可能继续执行他几年来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从保存自己的统治地位着想，他不得不改变对日的妥协政策。与此同时，由苏联回国的潘汉年到达保安，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汇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不同意把反蒋、抗日口号并提的意见。8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合适。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并转全体国民党员的信，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这时国民党内忠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宋庆龄、何香凝等，向国民党领导人提议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国共合作问题。许多国民党上层人物也表示赞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使全党了解放弃反蒋口号的必要性，1936年9月1日和17日，中共中央先后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指示中明确提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中共中央为什么在1935年派刘少奇到华北去工作？当时国内政治局势正在急剧变化，华北已成为时局的焦点。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占中国东北后，又把侵略势力迅速向华北扩张。1935年秋冬之交，日本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把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接着，又在北平近郊的通县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傀儡政权，割据冀东22县。日本军队经常在平津一带公然举行军事演习，军用飞机不断在平津上空呼啸掠过。华北五省已危在旦夕，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而国民党政府依然没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对日退让。12月9日，北平学生1万人，在刚刚成立的北平学联发动下，冲出校门，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运动迅速扩展到各地，在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在王明“左”倾错误指导下丧失殆尽，但在华北还保留下一个河北省委，设在天津，由高文华担任书记，柯庆施任组织部长，李大章任宣传部长。它同中共中央北方局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北平、冀东、冀南等地都有党的组织，由河北省委的特派员联系，在艰难的环境下坚持斗争。一二九运动，就是在北方局领导下发动起来的。直接站在运动前列的北平学联的骨干，由共产党员彭涛、郭明秋、姚依林等组成。在冀南，还有党所领导的规模不大的游击队。这是一个十分可贵的工作基础。但是，由于北方局在很长时间内无法同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保持联系，对瓦窑堡会议作出的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内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等重要决定也不了解；过去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特别是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传统，在党内仍有很大影响，没有得到清算；随着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范围的普遍高涨，工作局面急遽扩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量已难适应迅速发展的形势。因此，这种状况急需改变。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期间就考虑派一个“得力的同志”到华北去。会议结束后第四天，12月29日，当时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派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去领导北方局的工作，得到一致通过。张闻天在会上这样说：“北方局目前有三个人在那里工作。工作情形怎样不清楚，只听说反帝工作有开展。不论工作怎样，它管理范围很大，与满洲、太原、热河、察哈尔都有关系。为加强对北方局的领导，需派得力的同志前往。少奇可以去。我已和少奇同志商量，已得到少奇同意。他去可代表党中央在那里领导工作，名义是中央驻北方局代表。”“他去的任务主要是加强对反日学生运动及游击战争的领导。目前学生运动要提高，要与游击战争联系起来。除了北平之外，还要加强对热河、满洲的领导。在游击战争方面，直南（指河北南部——编者注）与豫晋游击队要向西发展，与我们东进取得联系。”1936年二三月间，刘少奇到达天津，开始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领导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为什么遵义会议决议只提反右不提反“左”？关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原因，在中国共产党的两个重要历史决议（即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决议和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都作了明确的结论：是由于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但是，遵义会议决议中却未提出反对“左”倾的问题，且强调指出：“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而“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因此，必须要在“全党内”深入开展“反对党内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为什么遵义会议决议中只提反右倾问题，其原因是：（1）从局部的军事路线和现实危险倾向看，遵义会议决议中反右倾的提法符合当时党内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具体实际。遵义会议决议中号召全党深入开展反对右倾错误的斗争，这是从当时党的军事斗争方面确实存在着“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实际情况出发的，而且在战争非常时期，这种右的倾向可以说已构成了党内的最大危险。概括当时军事斗争中存在的右倾表现，主要有以下方面：从军事领导思想基础来看，过分估计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力量对于苏维埃革命运动残酷进攻的客观困难，而对自己主观的力量特别是苏区与红军的力量则估计不足。从军事指挥方面来看，畏惧于敌人的堡垒主义，实行右倾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及其战略战术原则。从部队战斗情绪方面来看，遵义会议前夕，红军中从一些高级将领到一般战士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的情绪。因此，遵义会议决议号召全党深入开展反对“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合乎当时党内斗争实际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它对保证胜利完成长征任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从当时的党内具体状况和国际背景看，遵义会议决议中只提反右不提反“左”，是一种斗争的策略。“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博古、李德等人并不承认自己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不难理解，在他们连军事路线的错误都不能承认的情况下，要其承认政治路线上有错误就更加困难了。当时王明推行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路线，实际上就是共产国际的路线，如果批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地就是指责共产国际，这样，“左”倾领导者势必会以“反国际”的帽子反攻，从而引起会议的混乱，这样就连迫在眉睫的军事路线问题也难解决了。自从20世纪20年代俄共党内开展反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后，共产国际给各国党的指示，都是以反右倾机会主义作为党内反倾向斗争的中心的。在中国共产党内，王明等也是以大反右倾机会主义为旗号对党的各级组织实行“改造”和“充实”，从而取得了共产党的领导权的。那时，在党内只能反右倾不能反“左”倾，似乎已形成一种习惯的看法。因此，遵义会议决议只提反右不提反“左”，不但能使一般的同志容易接受，而且即使犯有“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也因为这一提法符合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而找不出反对的根据了。虽然遵义会议决议中只提反右不提反“左”有着历史的局限性，但是丝毫无损于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实际领导地位，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而载入史册。为什么说遵义会议的第一项议程长期以来被忽视了？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即批判军事战略方针方面的错误和调整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一直是学者们叙述遵义会议内容的主要方面，而事实上遵义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在整个会议中也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却长期被忽视了，鲜为人知。这是因为这项议程的决定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遇到了挫折，后来改变了原来作出的决定，因此许多中共党史论著都对它略而不提。但这样就不能原本地反映史实，不能正确叙述遵义会议的议程和决议。早在黎平会议上就确定了战略前进的方向，决定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会议的第一个议题，就是研究战略转移的目的地问题，与会同志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考虑，在权衡利弊的情况下，做出“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并在会议的第二天就向全军发出军事部署的命令。但正当红军实施渡江作战计划、向川南转移的途中，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布防，封锁了长江渡口，因此红军被迫暂时放弃原定的渡江计划，在川滇黔边机动作战。遵义会议的决议是由张闻天同志受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委托，在会后起草的。这个决议稿正是在红军暂时放弃执行渡江作战计划后完成的，因此，决议的内容已经不是遵义会议第一项议程所做出的决定，而是写有“新的革命战争的胜利，将使我们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广大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这样的内容。这就使得以后的许多中共党史著作都以决议稿为基准来叙述遵义会议的决议，不再提及在召开遵义会议时对第一项议程作出的决定。虽然也有极少著作提到了遵义会议关于渡江入川的决定，但在叙述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时间段上的混乱，把这一决策与后来红军在云贵川地区的作战任务搅缠在一起，也不能很好地说明遵义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总之，必须弄清遵义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及后来因作战受挫而改变的情况，才能正确叙述遵义会议的议程和正确理解遵义会议的决议。遵义会议为什么没有讨论“抗日问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开始长征。但遵义会议既没有讨论“抗日问题”，也没有确定“北上抗日”为当前行动方针。其主要原因：一是中央红军当时处在生死关头，亟待解决的是根本转变军事路线和军事领导问题。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二是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当时已趋低落，日本帝国主义虽在积极准备扩大侵略华北，暂时尚未采取大的行动；毛泽东等虽然关心日本侵华动向，却并无法预见后来发生的华北事变。因此，抗日问题在已有明确方针的情况下，似无急于讨论的必要。三是抗日问题的讨论，势必要检查批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从而导致否定“左”倾政治路线，这是犯“左”倾错误的多数领导者当时难以接受的。如果勉强讨论，很可能影响对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的解决。加上当时军情急迫，时间短促，会议没有讨论抗日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说长征对国民党政府内外政策转变产生了影响？其一，长征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诚意，消弭了国民党关于红军“捣乱后方”、“牵制抗日”的谰言，这是促使国民党政府内外政策转变的第一步。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长征。长征是在“北上抗日”口号下进行的。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长征对国民党来说，则是解除了其后顾之忧，解除了红军对其长江中下游政治经济基本区域的威胁。红军的长征是被动的，但长征也使国民党陷入了被动的地位。因为从战略上说，红军从向南京政府进攻的姿态转为防御姿态；而对日本，则变为进攻姿态（红军抵达西北抗日前线）。这样，国民党原先尚能蒙骗部分人的“先安内”政策就失去了借口，安内攘外政策有了微妙的变化。其二，国民党政府开始进行以御侮为目的的整军经武工作，对日态度逐渐强硬。红军长征后，国民党认为“围剿”已初告成功，红军已是“残余”、“流寇”，“赤祸已不足为息”。1935年底，蒋介石声称：“今年中心工作是谓剿匪，可以说已达七分之成功，明年则可以抗倭为中心，而对匪仅着力于清剿可也”。蒋下令成立“陆军整理处”，以陈诚为处长，规定四年内整理陆军60个师。同年夏，又令全国炮、骑、工兵均归陈诚督导整理。也从这年开始，蒋调集四个师部队秘密构筑苏州、常熟、嘉兴、江阴等地的国防工事，同时还在长江两岸兴建工事，整个防御体系以南京为中心，逐次向黄河流域推进。其三，对内重心转向西南军阀，国民党中央势力伸入四川等西南各省。红军长征后，蒋介石开始将眼光从自己的“心腹之区”移到中央势力影响不大或不能达到的地区。1934年10月，蒋介石巡视西北、华北，历经陕、甘、宁、豫、晋、冀、察、绥等省，历时一个月，以图加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华北出现危机后，蒋意识到中日战争无法避免，开始将注意力转向西南，红军的长征又给他扫除异己、扩展势力范围的难得的机会。1934年秋冬，鉴于红四方面军在川北的发展，刘湘向蒋求援，但声明不要中央派兵入川，蒋于是派一参谋团入川。1935年10月1日蒋介石亲自主持，将参谋团改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行营名为辅助刘湘统一川、康两省，实则已把川、康等省的政治、军事、经济大权揽入手中。也在这一年，蒋介石搞掉了贵州军阀王家烈。其四，对共产党和红军更注重于政治解决，国共两党的紧张关系有所松动。红军战略转移，离开国民党的“心腹之区”后，蒋介石即考虑政治解决中共问题，并派人与中共直接秘密接触。政治解决中共问题，既有险恶的用心，也有现实的考虑。险恶的一面是师承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剿”“抚”两手来解决中共和红军；现实考虑的一面是红军对其威胁的减弱，日本对其统治威胁的上升。长征前后红军中为什么有两个总政治部？1935年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重组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因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随张南下，中共中央率军委纵队及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又成立了西北军委总政治部。这两个总政治部同时并存长达一年之久。红军总政治部的组建及演变。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时，由于张国焘向党争权，党中央为有利于团结，于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并任命秦邦宪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从7月起，在毛儿盖地区总政治部改以四方面军政治部组成，原一方面军的总政治部结束。此后，红军总政治部随被张国焘挟持的红军总部等南下川康边。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中央军委”等，公开打出反党旗帜。张国焘不顾党中央命令，取消了红四方面军的名义，在红军总部下保留了前敌指挥部但未设立前敌政治部。当时的红军总政治部实际上兼红四方面军政治部。1936年4月初，张国焘被迫表示准备率军北上，在甘孜地区对部队进行了整编。重新恢复了红四方面军番号，健全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开始重新组建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周纯全，副主任李卓然。同时仍然保留着“中国抗日红军总政治部”组织。主任仍由陈昌浩兼任，副主任李卓然。6月6日，张国焘被迫取消了他的第二“中央”。不久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初，红二、四方面军挥师北上。1936年10月10日，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10月12日，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杨尚昆并转一方面军全体同志，表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承认随党中央在一起以杨尚昆为主任的军委总政治部的领导。从此没再用“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军委总政治部的成立与演变。1935年8月5日党中央毛儿盖、沙窝政治局会议决定，8月8日正式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任周恩来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成立方面军政治部。8月19日党中央召开常委会议，讨论中央常委分工，决定“毛泽东负责军事”“王稼祥负责政治部工作”。这种分工是党中央针对张国焘争夺兵权采取的必要的组织措施，以加强党中央对红军的最高的统一领导。1935年9月12日，党中央决定将红一、三军团与军委纵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暂时取消红一方面军番号。将方面军政治部改称陕甘支队政治部。1935年11月3日，党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11月8日军委任命各部局领导人，军委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杨尚昆。1936年5月18日，党中央、军委发布西征战役计划，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组成西方野战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由军委政治部兼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总政治部大部人员组成西方野战军(仍兼红一方面军)政治部随军西征。5月下旬，由军委政治部兼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总政治部少数人员与军委后方政治部合并，成立了军委总政治部，随党中央及军委留在后方瓦窑堡，后移驻保安。1936年9月21日，党中央及军委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提出“以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即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为主席团成员，对此张国焘未表异议。10月10日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10月12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致电“党中央及总政”领导人，明确表示承认军委总政治部对全军政治工作的统一领导。为什么说红四方面军及时准确的情报支援为中央红军制定战略方针提供了可靠的依据？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根据地，历时一年的长征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艰苦转战中，战斗在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给予了中央红军大力的支持，特别是其及时准确的情报为中央红军制定战略方针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被迫长征，由于李德、博古错误指挥和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致使长征初期中央红军疲于行军，处境极其困难。尤其是不了解敌情，难以确定正确的战略方针，经常陷于敌人的包围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在川北的红四方面军主动承担了为中央红军提供情报的任务。他们利用能够截收和破译敌人密码的电台力量，不断的将截获的敌人的情报报告给中央红军。这些事由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负责，具体由红四方面军电台人员办理。这些情报很及时也很准确，为中央红军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起了一定的作用。当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刚进入贵州境内，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就在蒋介石的指示下，纠集川、滇、黔各军约20万人，开始试图堵截中央红军入川了。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这就给中央红军的行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1935年1月4日，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将所掌握的四周敌情向中央军委做了电告。电称：“……刘湘六十团在绥、宣、城口，李、罗、杨森共约三十团分布营山双河场，仪垄〔陇〕前方之新镇坝线，田敌宋〔颂〕尧三十团在嘉陵江两岸，邓锡侯敌十五团在昭化、广元、剑阁一带胡宗南师之丁旅到广元，余部在碧口、略阳一带。陕南敌约十七团集中南郑六团。肖〔萧〕之楚部约九团在白河及陨西一带，容景芳师在竹山、竹溪一带，上官云相之四十六、四十七两师有开安康进万源说，敌正赶筑碉堡。东方城口一带上大、穷困、人口少，西方有嘉陵、剑阁、碧口之险，在采取战略防御亦非良策。”中共中央开完遵义会议后，1935年1月19日，率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向川黔边转移，准备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回合。是日夜接到红四方面军的电报，同时也得到了贵州云南两省敌人前来围追堵截的情报，两相印证，中央认为红四方面军的情报是准确的。于是20日开会专门讨论制定了渡江作战计划。计划在对敌情做了分析和估量后，决定中央红军的作战方针是：渡江入川，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方面实行总的反攻。给红四方面军的任务是，向重庆方面积极行动，吸引重庆川敌主力于自己方面，以使中央红军顺利渡江。后来由于敌情的变化，中央红军渡江入川的计划受阻，根据现实情况制定了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改在云贵川边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从1935年2月28日开始，先后四渡赤水，穿插迂回于数十万敌军包围之中，迷惑调动和打击敌人，最终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堵截。由此可见，红四方面军准确及时的情报支援，确实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制定正确战略方针的可靠依据。为什么长征初期中央红军的称谓不统一？长期以来，有关中央苏区红军长征的论著，都称长征初期的主力红军为“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称呼是很不确切的。因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在开始长征时已经改变了部队的名称。1934年10月10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开始长征时，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和副主席周恩来、项英签发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宣布：“兹将军委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织第一野战军纵队与主力红军组成野战军”。野战军组成后，立即实行战略大转移。“野战军”这一名称大约延续使用了九个月的时间，即从1934年10月中旬以后一直到1935年8月。这期间，“野战军”、“野战司令部”、“野战军司令部”的称谓，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文件、指示和电报中一再出现，正是按照长征出发前中革军委命令规定而使用的。这期间的历史文件中，虽然偶有使用“中央红军”称谓的，但只是一种习惯性的称谓，并不是当时部队的正式名称。中共中央率野战军在四川西北部懋功县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开始使用红一方面军的番号。1935年8月上旬，中央在沙窝会议上正式作出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9月12日俄界会议又决定将其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抗日陕甘支队；到11月初又第二次正式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至此，就不再使用“野战军”的称谓了。为什么瞿秋白被拒绝参加长征？1934年秋，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因“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领导而招致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进行长征。长征前，瞿秋白并不知道中央决定突围转移的战略意图。直到部队出发前夕，他才知道这一消息，当即表示希望和大部队一道行动。但“左”倾教条主义者却拒绝了瞿秋白这一正当要求。据张闻天同志回忆：“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和博古提出，博古反对。”当时，毛泽东积极支持瞿秋白同志参加长征，但“左”倾教条主义者刚愎自用，又拒绝了毛泽东的意见。据吴黎平回忆：“中央局决定不让瞿秋白同志（当时是中央政府教育部长）跟红军走。听了这事以后，我心里很难受。一方面向毛泽东同志说，‘这怎么成？秋白同志这样一个有名的老同志难道能够不管，要他听任命运摆布？’请求毛泽东同志给中央局说说。毛泽东同志说，他很同情秋白同志，他曾说过，但他的话不顶事。”毛泽东是很了解和尊重瞿秋白的。大革命时期，他和瞿秋白是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亲密战友，在王明错误路线统治时期，他俩都遭受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排挤和打击。这时，毛泽东惦念着瞿秋白同志的艰难处境。据聂荣臻同志回忆：当部队即将出发时，他到瑞金去看望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听我们说到转移，就说：‘你们知道了？’我说：‘我们接受任务了。’我们这次去见毛泽东同志，本想打听一下转移去哪个方向，可是他就谈到这里，不往下谈了，却提议一同去看看瞿秋白同志办的一个图书馆。”毛泽东之所以提出去看望瞿秋白创办的图书馆，一方面表达了他对瞿秋白同志在中央根据地艰辛开拓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表示了临行前他对战友的惜别之情。“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是很不得人心的。当他们拒绝瞿秋白参加长征时，立即引起了不少干部的不满和意见。“左”倾教条主义者文过饰非，散布什么瞿秋白“患有肺病，身体很差”，李德则说：瞿秋白不能长征“只是由于他的重病”，等等，企图以此掩盖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即便是瞿秋白同志身体不好，也不足以成为阻拦他与红军长征的理由。对此，伍修权同志揭露得好：“有的为‘左’倾路线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则被他们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如瞿秋白同志，身体根本不适应游击环境，也被留下，结果使他不幸被俘牺牲……事实证明，像董老、徐老等年高体弱的同志，由于跟主力红军行动，都被保存了下来，安全到达了陕北。”这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左”倾教条主义者编造的谎言，也指出了“左”倾宗派主义干部政策的危害。10月中旬，中央红军陆续出发了。瞿秋白和战友们依依惜别，心情十分激动和不安。吴黎平说：“我请秋白同志到家中吃饭。这次秋白同志情绪特别激动，喝酒特别多。他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见。祝你们前途顺利，祝革命胜利成功，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瞿秋白是中共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他虽然对“左”倾教条主义者不让他参加长征很有意见，但他最后仍然服从了组织的决定。后来，他留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宣传部长。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不幸被敌人逮捕，最后，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为什么不能把红七军团“北上抗日”看作是战略大转移部署的开始？一直以来，学者们都把1934年7月中共中央把红七军团改编成抗日先遣队北上的决定看作是战略大转移部署的开始，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首先从当时的战略背景来看，1934年5月，广昌保卫战失败，红军主力损失巨大，敌人进攻中央苏区腹地的大门打开，随后敌人兵分三路向兴国、古龙岗和石城推进。严峻的形势对红军十分不利，但由于受当时中共中央“左”倾领导人错误方针的指导，红军并未果断地实行战略转移，而是相继提出“保卫建宁”、“保卫长汀”、“保卫兴国”的口号，分兵把口，全线抵御，继续同敌人相拼，直到中央苏区仅存瑞金周围一小块地方，才仓促做出转移的决定。可见，红七军团的北上是在中央苏区继续作战具有极少可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不是作为战略转移的部署。其次从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来看，是为了保存红军实力，创造新的根据地。对于这一点我们在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主任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中也得到了考证。据其回忆说，当时中央给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到敌人的深远后方进行广大的游击活动，与敌人最受威胁的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这一举措将会推动抗日宣传，牵制敌人的军事力量，以减少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的压力，最后争得第五次反“围剿”胜利。由此可见，红七团北上是出自分兵战术，以保存自己有生力量的考虑而确定的，并没有反映出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意图。最后从做出北上抗日决定的时间阶段来看，它是在战略转移的酝酿过程中确定的。虽然在有些资料中显示，在广昌战役失败后，曾经提出过关于战略转移的问题，比如说李德在《中国纪事》一书中说，广昌战役失败后，由于看到在苏区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希望不大，因此提出我们必须采取以主力部队突围的方针，以便重新获得广阔的作战区域，并为此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但是，中共中央当时并没有下决心进行战略转移，而是在形势紧迫的情况下，仍然采取坚持硬拼，用一切力量捍卫苏区，直到失去胜利的可能时才仓促转移，派出红七团北上。综上所述，1934年7月份中共中央决定派出红七团北上是出自“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辅助方向的活动，来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考虑的，而不是战略转移部署的开始。为什么说在毛泽东逐步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高军事领导人的过程中张闻天发挥了重大作用？第一，张闻天是“左”倾中央高层领导中最早考虑变换军事领导的人之一。1934年12月在长征中召开的通道会议，由于张闻天向毛泽东通报了敌情变化，并同毛泽东一起向周恩来提出转兵建议，第一次恢复了毛泽东参与军事决策的发言权，并促成了紧接着召开的黎平会议作出转兵决定。张闻天与王稼祥在行军途中的桔林谈话是目前所见关于变换军事领导的最早意见，对遵义会议作出毛泽东参与最高军事指挥的决定起到了最早的思想准备的作用。第二，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的“反报告”是遵义会议上公开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第一炮，他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方面的错误，为使毛泽东进入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发挥了重大作用。第三，从遵义会议后到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张闻天通过一系列努力，有效地保证了毛泽东在对红军军事指挥中的作用。1935年3月4日，根据张闻天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委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按党内惯例也称前敌总指挥)；12日，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表示赞成毛泽东成立新“三人团”负责军事指挥的提议，促使会议作出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小组，全权负责指挥军事的决定，这使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的地位得到了加强；5月12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会理政治局扩大会议，严肃批评了林彪等人对前一阶段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怀疑、动摇是右倾，肯定了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正确。张闻天的上述努力，使毛泽东正确的军事主张不断得以贯彻，也使毛泽东在中央军事领导机构中的地位得到加强。第四，在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张闻天同毛泽东紧密配合，加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毛泽东逐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军事领导人。7月芦花会议后，张国焘得到了红军总政委和中央军委实际负责人的地位，但张闻天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没有把中央书记职务让给张国焘，从而保留了中央与张国焘后来的分裂活动做斗争的一个最重要的阵地。9月9日，当得知张国焘分裂和危害中央的意图后，张闻天同意毛泽东的意见，立即赴阿西举行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作出了中央红军迅速北上俄界的决定，此后便形成了遵义会议后产生的总负责人和政治局常委全部与毛泽东在一起，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作斗争的局面。这一点对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中领导地位最终形成有重大的影响。鲁迅没有加入共产党为什么说他已经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了？鲁迅的一生处于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人民遭受残酷的奴役和压迫，民族灾难极其深重的黑暗时代。早在辛亥革命前夕，鲁迅抱着改造中国的目的而开始从事文学工作和思想工作。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他迷惘痛苦，但他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他作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积极参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右翼的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继表现消沉、倒退的年代里，他继续以其卓越的文艺创作和锋利的思想，对一切阻碍中国进步的旧势力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他对中国共产党参加和领导的1925年到1927年的革命表现了高度的热情。在这次革命失败后，他的思想有了一个新的跃进。中国有不少知识分子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出发，进而成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是他们中最杰出的一个。在他一生最后八九年间，他把对中国历史的深刻认识，以及和旧势力斗争的丰富经验，同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紧紧地结合了起来。他的著作中的战斗性及其对人民的教育作用都达到了中国文化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事的和文化的两支队伍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生死搏斗的时候，鲁迅是冲破反革命文化“围剿”的主将。鲁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热切地追求真理，永不停顿地前进，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鲁迅是通过长期的实际斗争和独立思考而接受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所以他的信仰是非常坚定的。在最严酷的法西斯统治下，他公开宣布，“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并且在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工农红军身上看到中国的希望。在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开始以前，中国共产党正处于极端困难的年代，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不但还很弱小，而且在“左”倾错误领导下遭到严重的挫折和失败。就在这时，鲁迅坚信党的力量，同党站在一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鲁迅深知革命的道路决不可能是平坦笔直的，一定会有荆棘，有曲折；他敏锐地把握住时代的要求，不管会遭遇多大的艰险，坚定不移地同人民革命事业共命运。鲁迅没有在组织上加入共产党，但他已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了。为什么说《可爱的中国》并不是经过鲁迅转送到党组织手中的？方志敏同志在1935年8月6日牺牲前，留下了在狱中书写的14篇文稿，《可爱的中国》即是这批遗著之一。那么《可爱的中国》是不是经过鲁迅转送到党组织手中的呢？据考证，转送《可爱的中国》手稿给我党组织的应该是宋庆龄而不是鲁迅。胡子婴是《可爱的中国》的手稿的接送人和转送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具有第一证人的身份。1981年，胡子婴在《书林》发表《我接交(可爱的中国)手稿的经过》一文。次年12月14日，即她逝世后半月，《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她的遗作《转送方志敏烈士手稿的经过》。胡子婴同志在文中说《可爱的中国》手稿是由她送给宋庆龄同志，然后再由宋庆龄交给冯雪峰。而到她手中时，“鲁迅先生已故世一个多月了”。胡子婴还谈到在1936年11月18日傍晚，一个貌似小商人的人将一部分烈士遗稿送到章乃器的家里，适逢章乃器外出，由胡子婴接待。送稿人说他与方志敏是同牢的，方志敏在威逼利诱之下，始终不屈，最后牺牲了。他对方志敏非常钦佩。方志敏就义前把一本题为《可爱的中国》手稿交给他，要求他出狱后千万交给中国共产党组织。此人还说，他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中国共产党，救国会一定会知道，所以转托你们了。胡子婴当晚看完了手稿，手稿题目就叫《可爱的中国》。几天以后，章乃器不幸被捕，胡子婴害怕敌人抄家，便急忙清理转移救国会文件。这时她想到方志敏的手稿，便打电话与宋庆龄联系，并取出手稿交给了章乃器的弟弟章秋阳(中共党员)，章秋阳乘出租汽车将《可爱的中国》送到了宋庆龄处。经比较分析，认为胡子婴的说法即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手稿是由宋庆龄转送我党组织接近历史事实。理由如下：第一，胡子婴的说法能够使《可爱的中国》手稿的转送环节相连，过程清楚。而且《可爱的中国》手稿是直接送到胡子婴手中，然后再由胡子婴转送的，这一点确信无疑。因此，把手稿再转送给谁，自然只有胡子婴首先能够提供事实，换言之，她的说法是可以首先成立的，甚至是惟一的证词。第二，胡子婴的说法是有人证的。接送的人证是宋庆龄，只有宋庆龄能证明胡子婴说法的正误。宋庆龄在世时证明了胡子婴的说法，先是1976年9月15日，鲁迅研究室曾写信问转送手稿事。9月19日宋庆龄的秘书张钮同志打电话答复说：宋庆龄副委员长说，“曾经转过方志敏的稿件，但不记得有《可爱的中国》一稿”。1981年底，黄中海同志也写信给宋庆龄，问她收到了章郁(秋阳)同志《可爱的中国》后交给了谁，宋庆龄亲笔明确批示：“交冯雪峰的”。亲笔批示纠正了1979年说，从而证实了胡子婴的说法。因此可以说胡子婴的说法比较合乎历史事实。综上所述，《可爱的中国》手稿转送基本过程应该是这样的：方志敏——胡某——胡子婴——章秋阳——宋庆龄——冯雪峰。也就是说《可爱的中国》手稿转送与鲁迅是无关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会失败？1933年3月，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打击了国民党的进攻气焰，加上全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发展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表明形势发生了更加有利于革命的发展。但是，蒋介石并没有放弃对红军的“围剿”。为了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蒋介石作了多方面的准备，强调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政治上，在根据地周围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经济上，对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封锁；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当时，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主力有8万多人，地方红军和赤卫队等群众武装也有所发展。尽管形势严峻，如果红军能够正确的估计形势，利用有利条件，针对敌人采取的新策略，灵活运用历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打破这次“围剿”仍然是有可能的。然而，这时毛泽东已经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深受“左”倾思想指导的临时中央直接领导这次反“围剿”斗争。在蒋介石正大力准备“围剿”的时候，1933年6月临时中央提出红一方面军主力分离作战的方针，这种将两个拳头分开打击敌人的计划，只能突然分散兵力，使自己陷于被动局面，红军也因此丧失了准备反“围剿”的宝贵时间。9月底，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李德来到瑞金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民完成革命事业，但是他并不完全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只是照搬苏联红军正规战争的经验，这就不能不给中国的革命带来严重的危害。临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博古对李德十分信赖和支持，他们实际上是这次反“围剿”的最高军事指挥者。他们主张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即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以外战胜敌人。这是一个严重的“左”倾错误。9月下旬，国民党军北路军开始进攻中央根据地，28日占领黎川。博古、李德等震惊黎川一城之失，急忙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应急。红军主力在洵口同敌人遭遇，打了一个胜仗。博古、李德贸然命令红军向敌人坚固阵地进攻，结果连战不利。到11月中旬，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不仅没有能在敌占区或敌我交界区打败敌人，反而因辗转于敌人的堡垒和主力之间，遭到很大的损失，陷于被动地位。红军北线进攻作战受到挫折后，临时中央领导人即由军事冒险主义转为军事保守主义。他们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在东方战线掉转枪口向蒋介石反戈一击的事变。临时中央如果能对这一事变采取正确的策略，对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将是十分有利的。但是博古等害怕丢失根据地，不敢实施向敌人后方打出去的方针，拒绝采取周恩来的正确意见，要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由于受军事“讨伐”和政治分化的压力，加上领导本身失误等原因，第十九路军很快被蒋介石的军队击败，这也使红军丧失了借助这次事变打破第五次“围剿”的一个十分有利的时机。后来，李德利用各种办法进一步控制了军事指挥权，军事指挥上“左”的错误更加严重，使红军在反“围剿”中只能继续执行前一段的错误的策略方针，从而在蒋介石重新发动进攻面前遭到了更为严重的损失。1934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广昌。由于李德坚持主张广昌保卫战，致使不但广昌失守，而且造成红军势力的大大削弱。广昌失守后，根据地缩小，军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红军已经很难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了。总的来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临时中央“左”的错误，以及在这种错误指导下制定的错误军事方针是这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为什么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成立临时政府是中共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瑞金举行，并宣告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次大会的召开和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这是因为：一直以来共产国际对在中国共产党统治区成立临时政府事宜十分关注，多次向中共发出决议、指令来敦促成立中央临时政府。正是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早在1929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中就指示中国共产党去建立苏维埃式的工农专政。至此以后，共产国际就未曾间断过对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指示。1930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当前的第一等要务就是要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并对建立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