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中国——令人感动的老照片（组图）

共识网2020-09-29听雨楼这是牧师和麻风病人在一起，我在四川、云南一些地方看到教会现在还在帮助麻风病人。因为官方宣布在中国已经消除了麻风病，所以这些病人得不到大规模的救助，他们几乎被社会遗忘。在四川海螺沟附近就有一个麻风村，康定天主教堂的神父经常去看望他们。育婴室圣母院仁慈堂修女与孤儿们的合影在传教士的住处，中国儿童与西方儿童的合影（四川）20世纪初天主教神父在给中国儿童施洗厦门的中国女信徒：1895年，英国基督教长老会女传教士礼荷莲（Lilias Graham）从泉州再次来到厦门。那时厦门的基督教会已有较大发展，建筑扩充信徒增多，这是她在厦门岛内所接触到的基督教中国女信徒。1895年，英国基督教长老会女传教士礼荷莲（Lilias Graham）从泉州再次来到厦门。那时，开放的厦门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人已经逐渐增多。为达到传教目的，教会也入乡随俗，不但采用一种称为罗马字标音的闽南白话文进行布道，还接纳培养本地人当牧师，这是她为厦门一个中国牧师家庭拍摄的合影。在当时，享受照相术大概是一种身份待遇，看图左小伙子的神气劲和图右小男孩穿着崭新的衣裳，就能了解这家子是多么重视这次合影，或许这位牧师还有后人生活在厦门。传教士与信徒同坐独轮车施洗传教士在上音乐课入乡随俗的传教士外出宣教检查口腔治眼疾威廉·哈维·杜布森 （1870-1965）出生在新泽西瓦恩,1897年，受美国长老会派遣，杜布森医生来到华南地区渡过了近四十年的职业生涯，在福尔曼纪念医院(the Forman Memorial Hospital，有资料翻译为化民博济医院，或福民医院)工作和在阳江行医传教。作为传教士中学习阳江方言第一人，杜布森在阳江从事传教、行医和教学工作，直到20世纪40年代初，完成自己的使命光荣退休。20世纪初，杜布森的团队在阳江建立了一座教堂，一间综合医院，一间男女混合小学。他的教会学校和诊疗所经历的整个20世纪初期，历经义和团运动，内战，盗匪，排外，和地方社会风云变幻。杜布森在医疗资源简陋的条件下，为当地病人提供白内障手术而闻名阳江。杜布森毕业于乔治华盛顿大学和费城综合医院（医学博士，1897年）。杜布森作为第一位医疗传教士派往阳江，在1897年秋天，经过一周的长途跋涉，乘船前往这个坐落在广东西南150英里的地方。（上图：杜布森在阳江与他的医院的工友们。杜布森刚抵阳江，就有穿着西式服装的本地青年前来迎接。）杜布森特别关注离综合医院几英里远的一条200年历史的麻风村。在阳江的岁月里，他每星期最少一次走访麻风村，为居民提供提供医疗服务和布道。（上图：王母岗门口的麻风病患者。杜布森发表在1930年的《中国医学杂志》上的报告指出，王母岗由 一些麻风病人聚居而成，离阳江东门约1英里，全部是泥砖屋。杜布森从自己每月90美元的薪水中拿出5美元来帮助他们。杜布森每天都会接触到麻风病人而不顾自己受其传染。）清末时期，麻风病在西方国家已经灭绝，而中国的麻风病患者还有百万人之多。所以，这一情况得到西方医学界的关注，一些医生和懂得医术的传教士来到发病率最高的华南地区开设麻风病院，收治麻风病患者。1891年，来自英国的傅特医生请求英国万国麻风救济会帮助，在广东北海伦敦会医院附设了麻风医院。这是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收容了一百多名麻风病人，强行注射，成效卓著。1905年，德国长老教会的柯纳医生得英国万国麻风会之助，在东莞创设麻风院，收容患者有三百多人，广东省政府按月津贴五百元。1907年，天主教康神父也在广州石龙建筑麻风院，1913年，因有省政府津贴得以扩充，收容七百人，有三十余幢房子供麻风患者居此，形成一个村落，男耕女织，各勤操作。乡村小学鸦片战争之后，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除从事宗教活动外，还大力开办教会学校。文章介绍了我国在民国时期教会女子学校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后来开办女子高等教育，派遣女子学生到国外留学等活动，简单分析了女子教育对当时国内社会上一些陈旧封建现象的影响。这表明西方传教士对我国女子起初教育活动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大大改变了妇女的地位。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梅理士（Charles Rogers Mills）在登州（今蓬莱）传教34年，他于1887年与继室梅耐德（Mrs. C. K. Mills）共同创办了登州启喑学馆，是中国第一所聋哑人学校。1898年，启喑学馆迁往烟台。梅理士夫人到中国前曾在纽约一所学校教聋哑学生，创办启喑学馆后，她采用训练聋哑人说话的标音法和手语进行教学。启喑学馆对中国的聋哑教育影响很大，梅理士夫人设计的手语字母表被中国聋哑学校采用，他们从美国图书中翻译的分级识字课本成为中国聋哑教育的最初教材。该校毕业的学生和他们的亲属或建立聋哑学校，或从事聋哑教育，为中国的聋哑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2020-07-01 14:40:38) 来源：水母网（作者 邹新明）晏阳初的生平与经历晏阳初于1890年出身于四川巴中县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当地的塾师，后来成为一个基督教内地会福音堂的中文教师。晏阳初，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的著名教育家。在他的领导下，中华平民教育会深入实践，开展了著名的定县教育实验，为中国的教育事业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一改近代以来简单照搬他国经验的教育发展模式，尝试着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尤其注重把教育和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寻找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他在教育领域的成就获得了国际认可。美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撰写的《中国的晏阳初》刊登在《联合国世界》杂志上，文章借用美国大法官道格拉斯的话称赞晏阳初推行的平民教育运动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并且“这不只是中国的一项运动，它的方法现已准备在世界上任何地区应用，使全球四分之三未受教育、贫穷多病的人群受益”。1943年5月，在哥白尼逝世400周年纪念会上，晏阳初与爱因斯坦、杜威等人一同被美国百余所大学的学者推选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伟人”，成为当时获此殊荣的唯一一位东方人。晏阳初：我常说，“三C”影响了我一生，就是孔子(Cont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比较具体的说是：来自远古的儒家民本思想；来自近世的传教士的榜样和来自四海的民间疾苦和智能。他的一生改变了世界上上亿贫苦民众的命运。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使国会通过拨款条款的外籍人士。教会学校的学童做针线活上课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一般来说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宗教教育。课程主要为圣经，重点在创世论、赎罪论和耶稣生平等教义上。此外，学生还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如祷告、崇拜等。二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书。一般包括《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学习中国经书一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科举考试的需要，再者也是为了学生毕业后能够与士大夫和地方官绅接触，适应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不至于被传统知识分子歧视。三是西方科学知识。开设诸如数、理、化之类的新式科学课程。在当时清政府极少重视西方科学的情况下，教会学校开设的科学课程，对落后的中国来说，具有意义重大的启蒙作用。另外，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一些教会学校还开设了英语课。英语课的设立为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开辟了一条渠道，有助于中国的近代化。烟台的教会学校女学童教会小学通常是附设在教堂里的洋学堂，规模很小，学生主要为贫苦教徒子弟或无家可归的乞丐，学校不仅免收学费，并且还提供一切膳宿生活甚至路费。到1900年，在华的几乎所有重要传教中心都开设一所小学。在开办学校的教会及传教士中，来自美国的最多，其次是英国。学校：华西协合大学辅仁华西协合大学建于1910年，到2000年的九十年中，虽几易其名，但一直保持了独立办学。世事的变迁，认识的差异，多年来对私立时期的史绩有不同的评价是正常的。在21世纪的今天，拓宽视野，从已发掘的资料中也许可以作一种猜测：在中国变法图强、兴学救国、振兴中华的背景下，她是华西地区新式教育的先躯之一，是灿烂的中华文明，尤其是根植于“天府之国”的巴蜀文化与西方近代优秀文化交融的产物；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培育英才，参与中国社会、文化的伟大变革中，她有着特殊的历史贡献。西部妇女高等教育的先河。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三从四德”的桎梏下，妇女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在四川也尚没有接收女子入学的高校，少数要上大学的妇女只有到省外去。早在1908年华大临时委员会就收到了差会计划在华大附近筹建女子学院的设想，几经反复的协商，1922年校董会才有保留地批准女子进入华西协合大学。1924年9月7日，笑容可掬的毕启校长，在办公楼迎接了新入学的8名女生（如上图），她们一下成了西部历史性的人物，华大独特的一道“风景线”，开创了男女合校的先河。随后女子高等教育显示了光明的前景，1929年有5名女生毕业，1932年乐以成获得第一个女子医学博士学位。在十年后，女子占了学生的三分之一，甚至还有来自朝鲜、俄国及美国的学生华西协合大学的创办者虽然都以传教来华，但许多人更热心于教育的传播科技，促进中西交流。毕启在校任职30多年，是对学校有巨大历史贡献的。热忱的教育家；正处于风华正茂的苏道朴，42岁就在华西坝付出了生命，影响了一家人以后的命运.以上两图是位于山东大学医学院里的原齐鲁大学男生宿舍，又称四百号院，共两列八栋楼，建于1916年，现仍为学生宿舍。四百号院设计者为美国著名建筑设计大师亨利·墨菲，在旧中国17所教会大学中，有6所为墨菲设计或参与设计，分别为齐鲁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福建基督教大学、岭南大学等。齐鲁大学前身是成立于1904年（一说1902年）的“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是英美基督教会在济南成立的第一所基督教会大学，该校于1917年与潍县广文学堂、青州神学培真学堂、南京金陵大学医科、汉口“大同医学”合并，组成“私立齐鲁大学”。当年齐鲁大学西式建筑群的规模在全国学校中是最大的，占地545亩，主要由英国传教士卜道成筹建，建筑风格以中西合璧为主，艺术价值颇高，堪称近现代建筑的博物馆。1951年该校由我政府接管，1952年齐鲁大学撤消，其文学院并入山东大学，理学院并入山东师范学院、南京大学等，医学院并入山东医学院。郁约翰——传教士医生、建筑设计师和木匠"郁约翰的“鸦片戒毒所" 鼓浪屿救世医院鼓浪屿钢琴博物馆戴德生名言：“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表达他对中国的爱，彰显奉献与牺牲之精神。事实上英文裡面还有一句话他说「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在庚子教难中，有一个历史细节让我门格外受震动。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有58人被害，此外还有21名儿童。但在事后的索赔中，戴德生主动放弃赔偿要求，即使中国政府情愿赔偿，也不接受，以示和不平等条约划清界限。1865年，戴德生创立「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深入中国内陆，致力在未得之民中传扬福音，建立教会。1951年，随著时局的转变，宣教士被逼撤离中国。内地会经祷告寻求後，领受新异象，决定在东亚地区继续事奉。1965 年，改名为「海外基督使团」（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将总部设在新加坡，位於全球人口最稠密，但最少人信主的众多亚洲国家中央。1951年 内地会宣教士来到马来亚，展开新村福音工作。1865 年(清同治四年)，戴德生创立跨宗派的内地会；同年发表著作《中国的精 神需要和要求》，呼吁传教士来华传教。内地会由一群热忱而有爱心的传教士 自由组成，吃苦耐劳，不避艰辛，除信守基要真理外，并不象其它宗派执著于 某些观点；他们所持守的严格的属灵原则至今仍是中国教会的祝福。内地会的 另一特色是建立教会後，以自立自传自养为目标，不接受外来的津贴补助,为基 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榜样。他们深入内地传教，在短短的十多年里 ，将福音传到19 个省，并深入到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直至新疆西藏。站立者：戴存义（二子）、戴存仁（长子）坐下者：福珍妮（妻子）、戴德生、葛珍莉（戴存仁妻子）前排者：戴存义妻子、戴存仁的子女1866年随戴德生一起来华的16位宣教士内地会传教士在家访身穿长袍马褂的剑桥七杰，1885年.受到戴德生（Hudson Taylor）的影响，七人成为传教士，1885年2月5日前往中国，3月18日到达上海。临行前全国各地纷纷召开盛大的欢送会。他们的行动甚至影响到了美国，导致Robert Wilder发起学生志愿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七个人都是有重生经历的基督徒，出于信仰，前往中国，努力传播福音并帮助当地人。他们加入内地会后，讲道并且呼吁听众效法他们的榜样跟随基督。施达德的兄弟Kynaston Studd资助了他们的旅行费用。内地会100名同工聚会，中间老者为戴德生牧师在偏远的农村传教合影悼念殉难者殉难者貝如意姑娘（美国）1900年6月30日，德牧師告訴露姑娘從太原府來的壞消息。於是她招聚全體學生，一同跪下禱告，與她們話別。為著安全起見，全體宣教士次日回到城南街的宣教站。祥熙和幾位信徒，最後把一大車的日用品和食物，從南郊運進城裡。教會每天下午三時開禱告會，五時有查經班，在風聲鶴唳中，這是他們唯一的依靠和安慰。7月11日，一位信徒冒險犯難來到太谷，告訴露姑娘太原府的大屠殺。不少信徒漸漸逃來避難，也有逃亡到山嶺之間的，外面村鎮又不斷傳來遇難的消息。7月31日上午九時正，宣教站照常主日崇拜，由劉長老主領聚會。下午一時午膳後，大夥兒正在休息。忽然，看守前門的大叫起來：「拳民來了！拳民來了！」數百拳民在前，數百官兵殿後，正從南街浩浩蕩蕩衝過來，齊聲大喊著：「殺！殺！殺！」拳民衝進會堂，但見劉長老第一個倒下??殉道時，來浩德牧師51歲，來師母55歲，德富士牧師42歲，衛祿義牧師41歲，露美樂姑娘35歲，年紀最小的貝如意姑娘，殉道那天剛好是35歲生辰。纪念殉难者FRANCIS DAVIS与LYDIA DAVIS夫妇和他们的新生婴儿1900年7月31日在太谷被杀。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1583年（明代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居住。其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寻访中国最早的传教士利玛窦之墓(多图)1890年，李提摩太去天津临时任《中国时报》（Chinese Times）中文版主笔。接下来他几乎一生里主要的时间都是负责上海广学会的工作（1891－1916）。广学会从1891年到1915年这段时间是中国最大的最重要的新式出版社之一。出版范围很大，包括书籍、小册子、单张、杂�摇Ｆ渲械摹锻蚬�公报》介绍西方最新知识和思潮，而《中西教会报》报道中外基督教界的发展现况。广学会出版的书籍，题目从宣教一直到法律、商业、政治、经济、哲学、家政和缠足的罪恶等，超过二千种。李提摩太主持翻译了一些著名书籍，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都很大。主要译著有∶《在华四十五年》、《七国新学备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国》、《百年一觉》、《欧洲八大帝王传》、《泰西新史揽要》、《新政策》等二十多种。其中《泰西新史揽要》，内容是十九世纪欧美各国各国变法图强的历史，出版後风行一时，印行三万部，是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的主要参考书之一。（文章引自：http://www.jwb.com.cn/big5/content/2004-03/23/content_229790.htm）李提摩太生于英国威尔士卡马逊郡的法尔得普林村的农村家庭。1869年神学院毕业后，他被晋封为牧师并奉遣启程来华。1870年2月抵达上海后，他转赴烟台传教。在后来的华北大旱灾中，他积极投身到募捐和赈灾中去。1880年，李提摩太用1000多英镑向英国订购了科技书籍和仪器，试图面向上层士大夫，“把有关对中国最重要的知识，系统地教育他们。”他在太原府，每月举行一次科学报告会，并邀请官吏和士绅观看其科学演示。他还不失时机地晋见各级官吏，讲解世界地理、宣传变法主张，劝其建铁路、开矿藏、以养民富国。他主张改革先从统治阶级入手，“首教官员、次教富绅、三教儒士、四教平民。”他还一再强调要教民、养民、安民、新民。1882年，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看过李提摩太有关筑路、开矿、通商的建议书后，甚至希望他放弃传教、出任政府顾问。组天足会∶师母提倡妇女放足李提摩太师母於1898年组成天足会，她不顾中国传统社会压力，率先反对妇女缠足。她著书立说，奔走游说，提倡放足，终获成功。（国度复兴报香港版）1904的上海广慈医院和修女1904年法国教会派遣了8位年轻善良的女修士来到了广慈医院。她们克服条件简陋等困难，与15位中国助理协力工作，按期造好了7386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医院。公济医院自1877年牗光绪三年牘兴建后，就有来自西方不同国家的30多位修女担任护理和管理工作，据说为首的是奥地利的公主赫海伦。馬禮遜生平如果說1582年明朝末年來華的利瑪竇，是具影響力的天主教傳教士；那麼，英國的馬禮遜就是具影響力的基督教傳教士了。馬禮遜1782年在英國出生。他深明語言溝通的重要，因此在1804年，他有計劃到中國來傳教時，便積極向倫敦一個廣東人學習中文。三年後，馬禮遜正式成為牧師，來到中國，成為第一個來華的基督教傳教士。馬禮遜來華的第一站是澳門，三日後再到廣州。當時清政府頒佈了禁教令，禁止外國人在中國傳教。為了不犯禁令，馬禮遜在中國的身份是東印度公司的翻譯員。初來中國，他一面繼續學習中文，一面動手翻譯《聖經》和編撰字典。經過七年的努力，《新約聖經》終於譯成，《漢英─英漢字典》又相繼出版。1819年，在另一位傳教士米憐的協助下，又完成《舊約聖經》的翻譯，名為《神天聖書》。由於在中國傳教十分困難，馬禮遜便組織「恆河外傳教會」，以馬來半島上的馬六甲為根據地，透過辦學及出版刊物等方法傳教。馬六甲離中國不遠，海路交通方便，華人又多，而且歡迎傳教士到來。因此，米憐就負責在馬六甲辦學，而馬禮遜則主力在澳門及南洋華人中傳教。馬禮遜認為辦學傳教既可傳播信仰，又可宣揚西方文化和知識。1818年，馬禮遜在馬六甲籌建了英華書院，由米憐作校長，同時兼收歐洲籍和當地的華裔學生。馬禮遜來華，揭開基督教在華人社會有規模辦學的第一步。他除把《聖經》譯成中文外，又寫了不少佈道的作品；還用英文寫成《漢語文法入門》和《廣東土語字匯》等書，促進中西文化的交流。馬禮遜1834年在廣州病逝，安葬澳門。《华英字典》（或称《中英字典》、《中国语言字典》、《华英辞典》），是世界第一部英汉-汉英的对照字典和中国境内最早使用西方活字印刷术排印的第一部中文书籍。该字典由基督新教来华传教士马礼逊独力编著，由隶属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澳门印刷厂所印制。共为6册，在澳门出版，於1815年至1823年陆续出版。马礼逊翻译的圣经手稿圣经翻译委员会1890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全国会议，通过一项决议，由新教各宗派联合组成一个翻译班子，分成三组，分别负责文理、浅文理和白话文三种译本。经过28年的努力，在1919年出版，其中以白话文版的“国语和合本译本”最受欢迎，经过80个春秋，这部译本在中国仍广为使用，但分称“上帝”和“神”两种版本。（生命季刊）从事汉语圣经修订工作的传教士，左3为富善聖經翻譯的把關人　富善寄居時期：1836 — 1925在華時期：1865 — 1925提起富善牧師，知道他的人可能不多，即使是基督徒可能對他也同樣陌生。然而他曾窮畢生精力參與翻譯中文和合本新舊約全書，經常閱讀的人數以千萬計。這也是富善牧師為中國教會所作出最寶貴的貢獻，值得我們深摯紀念。富善牧師在中國宣教60年期間，兩次遭逢喪偶之痛，亦兩度經歷失去兒女的試煉，如此無情打擊，堪稱命途多舛。然而他仍舊順服神，未曾絲毫改變初衷，繼續事主不輟，令人景仰不已。（余文生）這為當年和合本聖經翻譯召開會議情況，後面中坐者為富善牧師富善夫婦及兒女富善牧師夫婦於1865年1月24日由紐約啟程，繞行大半個地球歷時六個月，才到達目的地中國上海。在上海稍事休息後再經天津抵達北京長駐，由差會安排宣教任務。宣教士離鄉別井來到完全陌生的異文化地域，展開宣教聖工之前，當務之急，首重學習當地語文，否則一籌莫展。富善在求學期間已顯出對語文甚有深厚天賦恩賜，抵北京僅一年便可以用普通話講道；對語文領悟力之神速，實在令人驚異。初抵北京，為了與中國人打成一片，秉承入鄉隨俗；留長辮、穿長衫、予人有親切感。此舉除方便宣教外，對於學習中國語文亦產生事半功倍之效。1891年富善累積了豐富中文知識，出版了一本《中英袖珍字典》，內裏包括10,400個漢字。另外又出版了一本《官話特性研究》，更包羅了39,000句漢語。這兩本書後來成為當時西方宣教士和各國外交人員學習普通話之必備參考書。（ 余文生）洗礼在太原分发圣经的女孩游戏埃里克·利迪尔是１９２４年第８届巴黎奥运会的传奇人物，他因为坚守信仰放弃自己擅长的、而且基本是稳拿冠军的１００米比赛，却又意外地得到自己不擅长的４００米赛冠军，并保持几十年的世界（奥运）纪录。利迪尔于１９０２年生于中国天津，成长于苏格兰。他在１９２４年获得奥运冠军后，各方邀约，前程似锦。他却断然告别培养他成才的苏格兰，返回炮火连天的中国，来到天津新学书院，也就是如今的天津第十七中学前身，默默地当一个中学教师，之后又来到河北和山东的农村，服务当地百姓。１９４３年，他与其他１０００多名西方侨民被日寇抓到山东潍坊集中营。１９４５年２月，在抗战胜利的前夕，利迪尔因疾病与所受的折磨，死在潍坊集中营中。至今在天津十七中和山东潍坊还有利迪尔的纪念馆和纪念碑，热爱他的人们也组成了利迪尔基金会，继续从事慈善和关怀的工作。《奔跑人生》利迪尔获得的最后一枚金牌，现保存在天津17中。1929年，利迪尔参加万国田径赛获500米冠军后得到的奖杯，现存放于天津17中。在勇夺第八届奥运会400米冠军后，利迪尔成为英国不少企业争相聘用的对象。然而，利迪尔婉拒了所有邀请，毅然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天津，在新学中学（现天津17中）当了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竞报记者 吕威）利迪尔在他的书中写道：“上帝的话语就是基督徒的是非准则。这是他前行路上的明灯，也是教育他良知的导师。（《奔跑人生》）1909年春，美丽的云南腾冲。崎岖的羊肠小道上，走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的白人青年。翻过了一座又一座的山，他来到了高山深处的傈僳人的村落，带着从神而来的使命，带着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的福音。他就是内地会的年轻宣教士，英国人富能仁（J. O. Fraser，1886-1938）。福音从此传进傈僳族，傈僳人的历史从此改写。富能仁及继他之后的宣教士高漫(Carl Gowman 1886-1930)、李崇德（Francis Fitzwilliam 1902-1940），均为了福音的缘故，病死在傈僳山村中，葬身于云南边陲的青山绿水间。(生命季刊)初到雲南1886年，富能仁出生於英國倫敦的一個富裕家庭，父親是祖籍蘇格蘭的加拿大人，是皇家獸醫外科學院院長，母親是莫拉維亞名門之後，都是循道會的虔誠信徒。富能仁共有兄弟姊妹5人，他排行第三。富能仁擅長數學與音樂。他就讀於倫敦皇家學院的工程系。1906年，20歲的富能仁舉辦了第一次鋼琴演奏會。同年，他在一次基督徒訓練營中，結識了內地會傳教士施達德（C.T.Studd），對內地會的不募捐、不求告的信心原則頗為欣賞。富能仁大學畢業後，曾經3次申請加入中國內地會，前2次都因為他患有耳炎而被拒絕。在他的耳炎治愈之後，第三次申請，終於獲得批准。1908年，他前往中國，先在安慶語言學校學習漢語。在那裡，他被內地會在雲南拓荒傳教的老資格傳教士麥克悌選中，一同經上海、香港、緬甸前往中國西南山區。1909年5月24日，富能仁經過漫長的旅行，騎着騾子，由緬甸的山路抵達中國雲南省西部邊境口岸城市騰越（今騰沖），當地已駐有內地會傳教士安選生（W.J.Embery）。不久安選生被調往大理，於是富能仁獨自負責騰越的傳教站。起先他向當地漢人傳教，但是皈依基督者寥寥無幾。於是他將傳教重點轉向此前不為人知的傈僳族。此後的許多年中，他熱衷於獨自一人，翻越崇山峻嶺，向聚居於中緬邊境怒江上游大峽谷的傈僳族講道。傈僳人樂意接待這位傳教士，於是他就住在他們泥屋中。起初他們只能用有限的漢語交談，然後他開始學習傈僳族的語言，這是一種屬於藏緬語族的語言。富能仁掌握這種語言後，立即着手將《馬可福音》和讚美詩翻譯為傈僳語，發揮傈僳族在歌唱方面的天賦，還計劃將傈僳族口頭歷史歌曲用音符記錄下來。在最初的幾年傳教過程中，富能仁遇到了許多懷疑和困難，直到1916年，他們才成功地使3個家庭皈依基督教。到1918年，這些信徒自己繼續進行家庭福音佈道，已經有60,000名信徒受洗。富能仁有效地建立強有力的本土教會，使他成為中國西南其他少數民族以及其他國家教會擴展的典範。（维基百科）傈僳族村寨休假與結婚1922年聖誕節之前，富能仁首次回英國休假。1924年回到中國，內地會總監何斯德指派他到甘肅蘭州任內地會中學校長。1928年，富能仁被委任為內地會雲南總監，得以重返傈僳山區。當時，他還負責護送7位新分派到雲南的傳教士：海教士（J.David Harrison）夫婦和楊志英（John B.Kuhn）到雲南府（昆明），費教士（FrancisJ.Fitzwilliam）夫婦和賈教士（J.Harold Casto）夫婦到騰越[1]。1929年10月24日，已經43歲的富能仁在昆明與邰洛西（Roxie Dymond）結婚，當時邰洛西23歲，是循道會傳教士邰慕廉（F.J.Dymond）之女，生於中國，畢業於英國某大學歷史系。婚後，夫婦用四個半月時間進行了1400英里的長途旅行，遍訪雲南各傳教區。（维基百科）復興與富能仁字母1920年到1925年，富能仁在緬甸克倫族傳教士巴拖和傈僳族信徒摩西的幫助下，發明了一套傈僳文字，首先用它編寫了教義問答、翻譯《馬可福音》和《約翰福音》，以及傈僳歷史與語言手冊，然後將翻譯工作交給青年同工楊志敬（Allyn Cooke）夫婦，後來他又回來進行修訂工作，最後在1936年，完成了全部新約的翻譯。富能仁一直實行對傈僳族信徒的培訓（通常全家、全村參加）。並且，與當時其他傳教士的做法不同，富能仁讓傈僳族信徒自費購買書籍、建造教堂和供養傳道人。這些做法後來幫助了傈僳族教會在日後遭到迫害時期（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並不因為失去原有的外援而受到挫折。（雖然其中也有數萬人逃往鄰近的緬甸和泰國）。富能仁將教會管理權交給傈僳族長老，在當地很少留下英國差會的烙印，不過他在家鄉卻組織了陣容龐大的禱告團，以支持他在傈僳族中的傳教工作。整個30年代其他傳教士都在努力傳教，但是大部分新信徒都是來自傈僳族地區，包括傈僳族，以及克欽人和彝族。當時發生了大復興。中國政府承認，到1990年代，中國的傈僳族有90% 是基督徒。去世和遗产1938年9月25日，富能仁在中国云南省西部的永昌府（保山）因脑疟疾去世，留下了妻子和3个年幼的孩子，但是当时他的传教工作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女儿Eileen Crossman在1982年出版了一本关于他的传记《山雨》（Mountain Rain）。（维基百科）富能仁发明的傈僳文字被称为老傈僳文。1949年以后被限定在基督教范围内使用，中国大陆政府另外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语言学家发明了新傈僳文。1992年，中国政府正式承认富能仁发明的傈僳文字为傈僳语的正式书写系统。由于老傈僳文久已深入人心，较为通行。今天，富能仁仍是东亚最成功的基督教传教士之一。（维基百科）一位傈僳族女信徒在复活节聚会中表演赞美诗。傈僳人能歌善舞，他们用傈僳族舞蹈动作来配合赞美诗进行表演。传教士在怒江流域传教时不但创制了傈僳文字，还结合当地的音乐改编赞美诗，如今当地的赞美诗表演不但有混声四部合唱，还有不少曲目就取自当地的民族音乐。（钟摆上的怒江）曾在贵州传教的瑞士传教士薄复礼1934年10月初，红六军团进抵贵州黄平境内，与国民党军激战两昼夜。战斗刚刚结束，部队到达一个小山村，这时，他们无意中发现了一男一女两名不明身份的外国人，红军战士当即将他们押到军团部。经过询问，萧克了解到，此二人是瑞士传教士薄复礼和他的夫人露茜，10天前贵州教会召集他们赴黔西为“复活节”做祈祷，事后正准备赶回镇远的教堂。 〃 　　当时的红军认为，外国传教士来中国传播宗教，是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于是决定将他们扣留。第二天，红六军团进驻旧州，又遇到了几名外国传教士，他们是新西兰人海曼和他的夫人以及两个小孩，还有一名加拿大妇女格雷斯·安布伦。 〃 　　如何处理这些外国人，萧克、任弼时等领导人进行了研究，决定无条件释放妇女儿童，而其他人则是有条件地释放，条件是教会必须为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和经费，也可以用弹药、无线电零件等物品代替。随后，红军让薄复礼和海曼给教会写信，讲清红军的条件。 〃 　　就这样，薄复礼开始跟随红军行动。几天以后，部队宿营在一座破庙里，萧克拿出一张从教堂里没收来的贵州地图，谋划着下一步行动。地图是用法文标注的，萧克自然看不懂。他把薄复礼叫到跟前，让他帮着翻译。薄复礼用了大半夜的时间，将地图翻译成中文。 〃 ……萧克说：“薄复礼先生是被我们关押过的，但他不念旧恶，这种胸怀和态度值得敬佩，这种人也值得交往。” 〃 （转帖）1905年，伯格理从这块当时荒凉的山坡上开始修建教堂与校舍。只用不到50年，基督教就完成了儒教用2000年时间也没完成的功绩。而今天，就象这阳光转过山岗，石门坎默默无闻地存在于中国最贫困的乌蒙山区中。 石门坎，这个要在五十万分之一的贵州省地图上才能标出名字的苗民小山村，地处川、滇、黔三省交界。属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百年前——那时石门坎是黔、川、滇毗邻地区教育的中心。石门坎的文明史，与一个叫柏格理的英国传教士有着重要的联系。柏格理早先在“昭通布道所”传教，昭通布道所的礼拜逐渐来了一些38公里以外的石门坎的苗族，柏格理和苗族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苗族也是川滇黔边区接受基督教的主要群体，柏格理遂于1905年向彝族土目求得土地在此建立教堂。这里也成了川滇黔边区的教育、文化中心，曾举办过的学生运动会，邻县参赛、参观人数达万人。学校教师收入主要靠学费，学费为小学每学期5升玉米（每升约4.5kg），中学7升。这里出去的学生，还有两三个成了博士。石门坎的故事http://www.chiyou.name/page/zl/tpz/4/23.htm1887年，22岁的英籍（英格兰人）基督教传教士柏格里（S. Pollard，另有译为波拉德的，1864～1915年），受基督教“西差会”派遣，来到中国，成为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教区牧师。........《伯格理，云贵花苗之王，一位英格兰牧师 》http://ido.thethirdmedia.com/article/frame.aspx?turl=http%3a//ido.3mt.com.cn/article/202010/show522221c17p1.ibod&rurl=&title=%u4F2F%u683C%u7406%uFF0C%u4E91%u8D35%u82B1%u82D7%u4E4B%u738B%uFF0C%u4E00%u4F4D%u82F1%u683C%u5170%u7267%u5E08%20%u8F6C%u8F7D%20---%20ido.3mt.com.cn用生命爱中国—伯格理的故事作者：阿信胡锦涛总书记在任贵州省委书记时，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这样提到伯格理：“公元1905年，一个叫伯格理的英国传教士来到贵州毕节地区威宁县的一个名叫石门坎的乡村。那是一个非常贫穷、荒凉、艰苦的地方。他带来募集的资金，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学校，修起了足球场，还建起了##分泳的游泳池。他还创制了苗族文字，自编了”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的教材。免费招收贫困的学生。后来，那个乡村发生了一场瘟疫（伤寒），当地老百姓都逃走了，他却留下来呵护、救治…爱人如己：伯格理http://www.ziboy.net/?p=180有一位圣人，一位或许真正怀有如耶稣般虔诚信仰与悲悯的人，走过。他的名字叫：伯格理（S. Pollard，另有译为波拉德的，1864～1915年）有一个地方，就是这位圣人曾经留下足迹的地方。他的名字叫做石门坎，位于滇黔边界的威宁地区。百年前在这里，伯格理在这里就建设了教堂、学校、医院，并为当地苗民引进了土豆、玉米等农作物以及农业试验场。他还为当地苗民改进了土灶和纺织机，并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历史上第一次为苗语创建了书写系统：滇东北老苗文。1915年，石门坎爆发伤寒，救助他人并耗尽药物的伯格理牧师，终于倒下了。长眠在他为之奉献半生甚至生命的土地。八方而来的数万人为其送葬，这些人在他的人格魅力感召下，绝大多数皈依了基督。墓碑上写着：柏格理墓碑序（据“威宁县志”）：先生本英籍，按欧文姓氏，与荫穆宠腊而得译音相近。少禀家箴，恭承天命，甫弱冠即渡海东来，更汉文为柏格里，字明星，能操各种文言，服习起居，随处与人从同，登场讲演，善于献身说法，听者每觉兴致勃勃，咸无不深省，足令惰者起而懦者兴，恶者胆寒而悲者慰。至其热心毅力，不避艰险；金沙江外，举凡障雨蛮烟，荒冷之区，靡弗足迹殆遍。土人爱而亲曰：赫甲家。都邑乡里之间，妇孺皆知其名；先生和气迎人，既孩提亦爱戴，尝酣卧抱中而情深不忍去诸怀抱者，至若老成。人受熏陶，莫不曰先生能以福音生人，不啻保罗再现于今，心悦诚服，有如知己。前清丁未，曾传教于冷米寨，迭遭围困，濒于危绝，当道本欲依法惩凶，而先生反数为之缓（），且泣曰：敌真理之徒，实不知基督福音，使果知之，方服从之不暇，何排拆之有。先生诚能动物，士大夫争相识之。其待教士，忧乐与共，恳挚之清，甚于家人父子。自辟石门，博精（）划，苗人呼之曰“堪德”（克垒勤）。先生为之创文字，译经籍，建堂设校，一片荒地，竟至崇牖栉比，别有天地，先生之心力瘁矣。客秋一痛长眠，就山窀穸。今石部集封碑，问之于予，因举所知而笔之。铭曰：“唯我先生，辟开石门，传宣圣道。觉牖斯民；若时雨降，勃然苗兴，天人喜爱，万世流馨。他留给山民的是什么？较为完备的基础教育与医疗，开阔的英语、体育、音乐的教育，苗人成文的文字……这里成为了西南教育文化的圣地。在国外，信封上写上“中国石门坎”就可以寄到（今天这里不通邮）。在这个今天仍然很贫苦的山区，在百年前，有4000多人在石门坎（这是一个乡级单位）完成的小学教育。其中有几十人完成了大学教育（我的母校云南大学就有来自石门坎的校友），走出了苗族第一位与第二位博士。甚至到今天，在这个闭塞的村庄，会有老人会说几句英文，会知道篮球的跑位、运球……过去的荣光只能沉重的现实的痛苦。1960年代，伯格理的墓碑被当作“四旧”推倒了。从1949到今天，这里走出的大学生不足十人……贫困的难以置信（我近几天会发照片……）怀念伯格理，更在呼唤……难道真的只有等待圣人再度出线么？！你的在天之灵，看见了么？割完猪草的小孩走在回家的路上。他们脚下残破的甬道是石门坎仅存的数处教会的遗迹之一。当年教会学校校区内整洁的校舍边的甬道两旁开满了鲜花，如今却是茂盛的杂草。教徒手握着苗汉对照的《颂主圣歌》苗族自其祖先蚩尤败于黄帝之后，经历了千百年来被驱逐与受迫害的苦难。1904年四个苗族猎人凭着偶尔听到的传言：“一个叫耶稣的神正在寻找迷失在山野里的羔羊”而找到传教士的门前……当年的麻风病院中仍住着麻风病患者。传教士张道惠筹资兴建。"过去的那些日子里，麻风病是不治之症，但是住在这里的病人至少可以吃饱、穿暖，而且还有条件医治化脓的伤口。"-(英)张绍乔 张继乔《张道惠夫妇在石门坎》礼拜日石门坎教堂中的听众"在各民族的历史及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他们只能算做一个较小群体。但他们仍是上帝心中的花朵，他又一次选择了地球上的弱者。" ——伯格理《苗族纪实》苏科寨教堂复建于“1988年令人可怕的潮湿,并不美观的小教堂!当建筑落成的时候,苗族人真是欢天喜地,因为现在他们终于拥有了一个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上帝之家"!”——伯格理《苗族纪实》现在石门坎规模最大的苏科寨教堂的礼拜会基督教会被驱逐出中国时这里曾留下了数万名教徒百余座教堂。“当我们合唱时，数百个喉咙的音调汇成一股声音的巨流，在夜空中显得特别宏大，真象一场大型礼拜唱出的赞美歌。”——伯格理日记。附：大清百姓——被爬着的、被痛着的、被枷着的、被跪着的古田教案中杀害妇女儿童的凶手被处决——满清既是利用者，又是行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