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的一则帖子---介绍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

关于《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的一则帖子─── 介绍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1、编者语................................................................................................... (1)2、关于《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的一则帖子.................................. (2)3、高校危机在10年以后：专访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 (3)4、一个大学长的自白............................................................................... (11)5、原武大校长刘道玉出自传解释当年被免职原因............................ (63)6、找出中国教育危机的祸根—专访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67)7、刘道玉：一个时代的悲剧，一个民族的悲剧.................................（78）8、感动你、感动我、感动武大学子的刘 道玉—— 刘道玉谢幕演讲纪实....................................（80）编 者 语在当今的中国，大学校长官员化不能不叫人担忧！2020年“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调查问卷”，调查结果结论是“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不够理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认为当下大学校长的总体形象更接近官员而不像个教育家，难怪韩水法先生发出了“世上已无蔡元培”的口号！记得曾经有一位哲人给我讲过这样一句话：“有什么样的大学校长，就有什么样的大学”，选择好了一个大学校长，就选择好了一个大学的未来，如果我们选择好了一个国家的大学校长群体，我们就选择好了一个国家的未来。大学作为国家的头脑和思想库，作为铸就国家未来竞争力的核心，而大学校长是一所学校舵手和灵魂，就是学校的精神领袖！我们看到目前的大学校长的官本位化愈来愈严重，头上的光环越来越多，但他们领导下的大学群体却离世界一流越来越远。当今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校长？大学校长应该有什么样的胸怀和视野；应该有什么样的思想和境界；应该有什么样的人文精神和大爱之心，为此我编排了这样一组文章，从关于《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的一则帖子开始介绍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供大家参考。相信你读了这本册子后会有所共鸣。有人说当今的中国，呼唤教育家和教育家精神是一个理想主义的话题。我想：“教育本身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事业，没有理想主义精神，就不要从事教育。我们又是在现实的种种矛盾、困惑中从事教育的。在当代中国，培育教育家和教育家精神，都是很难的，但我们仍要去努力，甚至这种努力近乎在绝望中挣扎”。牛豫星2020年5月30日关于《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的一则帖子刘道玉，一种传奇，一种向往。从放牛娃到大学校长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任命时职称仅为讲师的校长永远站在学生一边的校长亲手把杨小凯，邹恒甫送出国的校长、率先在武大实行学分制、双学位制、主辅修制、转学制、贷学金的校长突破禁区率先在武大实行插班生制的校长率先在武大创立作家班的校长创立了武汉大学“刘道玉时代”的校长下班回家喜欢绕到学生宿舍看看的校长在林荫道上随时被学生喊住聊天的校长《女大学生宿舍》里校长人物原型的校长带小板凳坐火车过道去北京申请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校长掌政武大实验室却被人占用也没为自己营造“学术山头”的校长被免职后不想当官一辈子不肯离开珞珈山的校长刘道玉，一段活的武大历史，一个和蔼的老头一辈子呼唤创造教育的校长被误解的刘道玉校长没有被遗忘的刘道玉校长高校危机在10年以后：专访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追寻缺失的大学精神之二本报记者　马娟　北京报道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辉煌时期。学界关于给大学松绑，增加教育投入的呼吁，促成了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掀起教育体制改革的高潮。各地高校中出现了一批教育家和教育改革典型，开放活跃的氛围使大学精神进入复苏、重建的过程。武汉大学是当时的一座丰碑，是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刘道玉，作为当时国内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校长，率先推行了学分制、插班生制、导师制、取消辅导员、主辅修制、双学位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领全国之先，被奉为“武大的蔡元培”。如今，刘老已年过七旬，但他仍在为推动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劳心竭力，奔波不疲。近日，本报就回顾80年代的武大精神、剖析高等教育现状等问题对刘老进行 了专访。刘老以年高体弱之身，在短促的时间内，不顾休息，坚持书面回复本报的提问，并连夜发来，后又发来更正稿。严谨谦和的大家风范，令记者油然而生崇敬感动之情。是为“追寻缺失的大学精神系列”之二。那时的武大精神就是大学独立，营造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树立勇夺金牌的精神。1.80年代的武大精神《21世纪》：如今，大家提起大学改革和大学精神，对上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是很推崇和怀念的，更是把您称为“武大的蔡元培”。您认为，80年代“武大精神”的核心是什么？刘道玉：的确，上个世纪80年代是武大的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呢？我认为就是紧紧抓住教育改革这个中心链条，我们尝试了许多崭新的教 学制度。那时的武大精神就是大学独立，营造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树立勇夺金牌的精神。比如，我那时所进行的各项改革，除了插班生制度是经过国家计委批准的以外，其他如学分制、主副修制、双学位制、导师制、学术假制、自由转学制、取消政治辅导员制度等等，我没有请示任何领导部门，我认为这些是我的职权。时至 今日，20多年过去了，仍然有些省规定，不经过批准不得实行学分制，这简直是笑话！《21世纪》：大家都知道您不拘一格招揽人才，比如，当年身处困境的经济学家杨小凯曾经被您招进武大。您能否回顾一下，当年您做出这些决定时经历了哪些困难？是什么打动了您？刘道玉：梅贻琦先生曾说过：“大学非大楼之谓也，而大师之谓也。”这话对我影响很大，我知道要办好武大，延揽大师或者优秀的人才是最为重要的。于是，我发动全校各类人员推荐杰出人才。杨小凯就是我校当时在北京社科院进修教师刘鹰向我推荐的。为此，我亲自去湖南找到时任湖南第一书记的毛致用，商量为杨小凯彻底平反和调动的事。的确，在杨小凯调入、提升讲师、批准出国、批准他妻子和女儿出国等环节上，都遇到了麻烦，主要是来自一些思想僵化的人的反对。但是我对小凯的才华是很欣赏的，我对自己认定的事从来就是一不做二不休。特别是1983年清理所谓的“精神污染”时，有些人想把小凯当作鼓吹自由经济的“自由化分子”批判，把我与杨小凯联系起来，说我重用坏人。当然，我问心无愧，所以泰然处之。《21世纪》：您的插班生制度和武大作家班，可以说影响了一代人，当年推出这些制度的背景是什么？喻珊曾写过一本《女大学生宿舍》，现在看来，这是一本很大胆的文字，当时是怎样的活跃氛围，能够发表这样活跃的文字？刘道玉：作家班和插班生制度的确是武大当时教育改革中的两个亮点，从他们当中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人才。萌发这两项改革措施的背景是：第一，过去文人相轻，文学家瞧不起作家，认为他们没有学历、没有高深的学问；而作家又瞧不起文学家，认为他们一生都写不出一本小说来。于是，我就想打通他们之间的隔阂，借 用了遗传学上“杂交原理”，萌发出了要培养学者化的大作家，这一想法与王蒙先生不谋而合。于是，在中国作家协会的支持下，武大就创办了史无前例的作家班， 先后两期，被称为黄埔一期二期。第二，插班生的起因有两点：一是我对一次高考定终身甚为不满，希望在高考制度以外，另开辟一条升大学的途径；二是我想把那些自学成才的优秀人才和其他普通大学中学习优秀的学生，以插班的形式招入到武大来，给武大学生注入新的活力。同时，还想把武大已在学但不思进 取、学习不好的学生分流出去，形成竞争的局面。《21世纪》：您是一位化学家，为何钟情于教育事业？您在俄罗斯的留学生涯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刘道玉：我的主专业是化学，自幼幻想能成为一名诺贝尔式的发明家，可是正当而立之年，我先后被委任为武大副教务长和党委副书记，使我失去了从事发明创造的舞台———化学实验室。但是，创造之梦并没有在我心中消失，而是异化为另一个梦———从事创造教育研究，着力培养更多的创造发明家来。从这时，我就热爱上了教育，特别是创造教育，钻研国内外教育名著，在这一条道路上我踽踽笃行了四分之一世纪。我崇尚教育改革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我自幼的学习经 历，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喜欢跳跃式地学习，对于灌输式的教育极为不满；二是留学苏联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原苏联的教育，特别是研究生培养制度，基本上是自由民主式的，这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例如，我在苏联科学院读副博士研究生，完全是独立自主地学习与研究。导师规定要学习和通过三门课程 的考试，但没有教材，不上课，不规定考试时间，入学开始考可以，答辩之前考试也行。科学论文题目和实验方案也发挥学生自己独立思考和独立设计，教授从不包办代替，有利于培养研究生的创造能力。我在这种培养制度中如鱼得水，这对我在任校长时推行教育改革起了借鉴作用。《21世纪》：邹恒甫博士创办的武汉大学高级经济研究中心，可以说开创了国际化办学的先河。您作为老校长和他的老师，对高级经济研究中心的创立和发展有什么看法？刘道玉：邹恒甫是我的得意门生，当年正是我找到教育部蒋南翔部长疏通关系，他才得以到哈佛读书，使他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获得哈佛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杰出人才。我与恒甫之间有不少故事，对他在武大所开展的各项活动是了解的，也是极力支持的。据我所知，恒甫除了高级经济研究中心以外，又创办了武汉大学高级学术 研究中心，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等学科的内容。这个研究机构有点像当年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大学创办的高级研究中心。这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研究机构，目的是吸引世界各地的杰出科学家，开展自由民主式的讨论与切磋，以激励新的学术思想的诞生，甚至有可能创建新的学派。这本来是一个极有创意的设想，可是他并没有 得到应有的支持。他在武大经历了很多挫折，步履艰难。但是，他依然没有放弃，仍然踯躅笃行在学术创新的道路上。对他的事业，我是支持的，但我爱莫能助，我只能祝福他成功！2.创造是一流大学之魂我是一个教育改革论者，也是一个教育危机论者。比如，我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危机在10年以后，比现在还要更加严重。《21世纪》：您曾经说过，大学必须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做起，特别是要千万百计地物色和培养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大师级的人物。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大 学里的大师级学者屈指可数，早已不是上世纪初大师云集的时代。您认为大师匮乏的原因是什么？需要怎样的制度和氛围才能重塑大师时代？刘道玉： 按理说，我国重点大学应当拥有一定数量的学术大师，但是实际上现在能称得上是大师的人真是寥若晨星。这里有一个对大师的理解问题，现在不仅大师少之又少，而且对大师的理解也到了俗不可耐的地步。什么院士是大师，博士生导师是大师，留洋的一个博士是大师，一个商业精英也成了管理大师，简直到了胡言乱语的地 步。到底什么是大师呢？钱穆先生曾说：“大师者，乃是通方之学，超乎各部专门之上而会通其全部之大义者是也。”他又说：“而今日大学教育之智识传授，则只望人成为专家，而不望人为通人。”由此看来，我国当今出现不了大师的原因是不言而喻的。首先，是长期专业化教育造成的恶果。大学里专业越分越细，学生的知识越来越狭窄，大学的教授们往往也只知道一点本专业的知识，所以他们怎么能成为通晓百科的大师呢？其次，严重的浮躁心态和浮夸的学风，使得许多从事做学问的人滋生了急功近利的思想，从而不能静心下来老老实实地做学问。我认为做学问就要具有像当和尚那样的精神。什么是当和尚的精神？我认为就是6个字：信念、执著和恬淡。今天的大学有这样甘愿当和尚的学者吗？虽然不能说没有，但肯定是不多。再次，现在的评估制度和新闻导向都影响了大师的产生。评估是追求数量，宣传是捧杀。一个学者一旦出了一点成就，于是到处作报告，有的马上升官。学者当官已不是个别现象了，这些人虽然还在原单位兼职带研究生，但他们哪里有时间做学问呢？实际上，这也是官本位和华而不实学风的反映。《21世纪》：中国一直在高喊建立国际一流大学的口号，但直到今天，即使是清华北大这些投入大量国家经费的学校，都与国际一流有相当差距，更不要说其他学校。您认为，一流大学的核心标准是什么？我们的差距究竟在哪里？刘道玉：环顾世界最著名的大学，没有那一个是规划出来的，也不是喊口号喊出来的，它不仅仅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漫长的、默默耕耘的过程。中国大学的问题，就出在乱喊口号。自从搞了五花八门的“工程”和提出要建世界一流大学口号以后，于是就出现了大学合并风、大学改名风、大专升格风、赶时髦之风、追求大而全之风、互相攀比风、突击上硕士点、博士点，甚至不惜弄虚作假，于是千军万马争过“研究型大学”和“一流大学”这个“独木桥”。这股浮夸风是自1990 年代初开始的，而且是自上而下刮起来的，至今仍然没有刹车的迹象，着实让人忧虑万分。一流大学的核心是什么呢？我正在写一本书，书名是《创 造：一流大学之魂》，这是我对建设中国一流大学思考的心得。现在只提创新而不提创造，实在是一种短视，如果不实施创造教育，创造性的人才哪里来呢？我始终认为，一流的大学必须有一流的教育家做职业校长，专心致志地治校；要有创新的、独特的教育理念；要按照创造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培养创造性的人才；要从事原 创性的基础研究，完成具有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要有学术大师，形成以他们为主体的科学学派。这些标准是一流大学必须做到的，上述五条也就是我国大学与国外著名大学的差距，不消除这些差距，要想建成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那只是妄想！我是一个教育改革论者，也是一个教育危机论者。比如，如果不及时改革，我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危机在10年以后，比现在还要更加严重，因为现在培养的10多万基本上不合格和学风不佳的博士，他们有一个博士的桂冠，所以他们将会充实到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由这些不合格的博士再培养出更多不合格的博士，这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怪圈。所以，我预计20年以后，我国的教育和科学水平 还要下降，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还要拉大。《21世纪》：大学，在很多时候都代表着一种精神家园，代表着创新和思想的活力源泉。但是，我们现 在看到，很多大学都已沦为职业培训机构，他能提供给大学生的只是应用知识的传授和文凭，而非人的精神的全面塑造。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您认为，真正的大学精神是什么？如何重新寻回大学的精神动力？刘道玉：无论在中国或是国外，大学都是最高的学府，是造就优秀人才的基地，是从事高深学问研究的 园地，是新思想、新理论、新文化诞生的摇篮。可是，这些都是以大学独立和自由民主的学风为必要的条件，今天，大学已经衙门化，这里涉及到大学体制改革问题。大学是文化层次最高的地方，因此大学体制改革应该走在全国的前面，率先营造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找回已经失去了大学精神的动力。3.振兴的关键在于教育体制改革我认为，中国不是没有优秀的人作校长，而是遴选校长的标准不对，没有正确的遴选校长的机制。《21世纪》：从现在的大学课程来看，以经济学为代表的实用学科可谓显学，学术界也是如此。而曾经的“皇冠上的明珠”的文史哲等基础学科却落入冷门，很多这些学科毕业的学生也是就业无门。您对这种现象有什么评价？刘道玉：现在我国大学仍然是实行专业化教育，这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学习苏联造成的恶果。实行通才教育，这是世界各著名大学共同的经验，也是造就高人文 素质人才的必由之路。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周培源、苏步青先生为首的科学家，都呼吁要从专业化教育向通才教育转变，但是20多年过去了，专业化教育不仅没有改变，而且专业越分越细、越来越多，由此可见教育改革的阻力是多么的巨大呀！至于说到热门与冷门专业，这是相对的。什么东西热过了头，就会冷下来；反之，一门学科冷得太久了，那么它也会热起来的。如果我们实行通才教育，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都是人文素质教育不可少的，他们对于陶冶人的 情操、品德和人格具有重要作用，而并非仅仅以谋取职业为目的。随着大学的大众化，进而普及化，所以以后上大学不再是以谋求职业的技能为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就是培养通用人才，大学毕业生从事任何工作都是对口的。这个观点我20多年以前就著文提出过，现在看来越来越明显了。《21世纪》：您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大学校长。一个好的大学校长不仅仅是属于学校的，也应当是全社会的思想先行者。您对现在的大学校长们有什么样的期许？您认为蔡元培时代的大学精神，有哪些是值得后人传承和发扬的？刘道玉：1982年9月，我在接见英国上议院的一个资深议员时，他曾经问我：“你认为一个大学校长的职责是什么？”我答：“一个理想的大学校长的主要职责有两点：一是要为国家和社会输送优秀的人才；二是一个大学校长要是思想家，他时刻应当走在时代前面，以他的先进的思想影响和引领社会前进。”我曾经以“中国应当怎样遴选大学校长”为题著文，发表在《高教探索》上。我列举了国内外所有成功的大学校长，如美国的艾略特、博克、陆登廷、雷文和中国的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既是学者化的职业校长———既心无旁骛地专心致志的治校。我认为，中国不是没有优秀的人做 校长，而是遴选校长的标准不对，没有正确的遴选校长的机制。古代圣贤孟子云：“鱼我所欲也，熊掌我亦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由此，我想对现在的大学校长们提出一点希望：我劝你们放弃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带研究生，作一个专心致志的校长。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深刻地指出过：“一个校长，小者 影响到千百人的学业，大者则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样的事业难道不值得全心全意地去追求吗？”这话是值得我们现在仍然坚持双肩挑的大学校长们的深思！美国耶鲁大学之所以办得很成功，是因为他们拥有像理查德·雷文(RichardC　Levin)这样一批优秀的校长，雷文本是著名的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和文学方面的学者，但是他在担任耶鲁大学校长13年内，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倒是写出了《大学工作》专著。以他为代表的一批职业化校长应当是我们效仿 的榜样，希望我国大学校长们不要左顾右盼，不要等待观望，大胆地进行教育改革，充分地行使自己的独立自主的办学权，惟有如此，才能领导好自己的大学。《21世纪》：中国的大学改革的症结在哪里？有怎样的建议？刘道玉：目前，我国虽然也有些大学推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但只是局部的添枝加叶式的改革。与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我认为主要是没有倡导改革的大环境和宽松的政策，也没有涌现出改革的代表人物和改革的典型。那么，障碍教育改革的症结在哪里呢？我认为主要是没有进行教育体制的改革，是大一统的教育体制阻碍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开展。1985年5月，中央颁布 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全面论述教育体制改革的权威性文件，但是这个文件基本上没有贯彻实施。文件指出：“中央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如果依然按照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领导大学的教育工作，计划经济体制不能振兴我国的经济，难道计划教育体制能够振兴我国的教育吗？为什么我国大学没有个性、没有特色？为什么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以大跃进的速度扩招？大学合并是谁倡导的？为什么大学乱改名和突击升格？现在大学大肆扩大土地和大兴土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教育乱收费为什么禁而不止？素质教育为什么长期停留在口头上而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各种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教育“工程”是谁 制订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是谁造成的？普遍存在的教育不公平又是谁造成的？对这些国家最高的教育主管部门应该深思！国家教育部门应转变职能，要坚决放权，要彻底放权，实现从“大政府抓微观”向“小政府抓宏观”的机制转变。这是大学教育规律和特点所决定的，也是外国大学证明了的成功经验。否则，大学振兴均为 奢谈！(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2020-08-14)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作者：刘道玉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刘道玉， 1933年11月生，湖北枣阳人。中共党员。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81至1988年年起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他倡导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从教学 内容到管理体制率先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等等，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其改革举措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教育学研究方面，从事创造教育和高等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先后出版了《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创造教育概论——知识·智力·创造力》、《创业与人生设计》、《创造思维方法大纲》、创造《教育新论》等10多部著作并在报刊上发表了150多篇文章。1985年获法国总统密特朗最高荣誉勋章，1987年获日本东洋哲学学术研 究奖章，1993年获英国剑桥名人中心二十世纪勋章。附：1933年11月24日，出生于湖北省枣阳县蔡阳乡北大刘家坡1953年－1958年在武汉大学化学系学习1958年－1960年武汉大学化学系助教1961年－1963年先后在留苏预备部和前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生学习1963年－1966年武汉大学化学系讲师1966年－1977年先后任武汉大学副教务长，校党委副书记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1977年－1988年先后担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1979年－1988年先后访问法国、日本、美国，与法国政府、京都大学、耶鲁大学、日本创价大学等签订交流协议。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1985年获法国总统密特朗授予的最高荣誉勋章1987年获日本东洋哲学学术研究奖章1990年参加中国化学会，被选为22届理事，永久会员。1993年获英国剑桥名人中心二十世纪功勋章。先后出版了《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创造教育概论——知识·智力·创造力》、《创业与人生设计》、《创造思维方法大纲》、创造《教育新论》等10多部著作并在报刊上发表了150多篇文章。“乱点鸳鸯谱”——珞珈山之恋留苏预备部“反修”战士周总理的接见李达“三家村”“现行反革命分子”刘道玉黑色的星期四教育部的“临时工”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卧薪尝胆，十年雪耻”“不拘一格降人才”(上)“不拘一格降人才”（下）韩德培“晶核”之再生学分制一炮打响闯红灯创立转学制怪才王小村武大改革的黄金时代插班生一石激起千层浪科研实现零的突破 24武大出版社、学术假、学术沙龙珞珈山上的快乐学院“玩在武大”团中央书记的候选人上访要求不当市长厦门大学的盛情与海南大学的缘分中法交流中心（上）中法交流中心（下）与池田大作先生的对话突如其来的免职“乱点鸳鸯谱”——珞珈山之恋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在1953年的高考中，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南京大学天文学系，本指望毕业后能上紫金山天文台工作不知是命运的安排，抑或是那时招生工作人员“乱点鸳鸯谱”，1953年8月，我却接到了武汉大学化学系的录取通知书，从此进入了珞珈山。在以后的年代里，虽然有很多“下山”的机会，但由于我太挚爱这一片被“仁者”和“智者”所乐道的山水，以致与它结下了终生的恋情。比往年新生注册的时间略微晚了一点，大约9月中旬，我如期来校报到。早就听说武汉大学的校园美丽如画，当我置身其中之时，我陶醉了：这何止是画，简直是 仙山琼阁，是人间的天堂！那青松翠竹的山麓，碧波荡漾的东湖，鲜艳绿色的琉璃屋宇，拾级而上排云殿式的图书馆，绿草如茵的运动场……简直让我目不暇接。还有那以“天地元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十六字命名的学生斋舍，更是让人感觉到一种古朴、深邃的文化氛围，我一下子找到了感觉：这不就是我梦寐 以求的读书地方吗？开学以后，我很快地投入正常的学习生活。 教学中的一切我都感到很新奇，风度翩翩的教授，扶手式的课桌椅，推拉式的活动黑板，教师在讲课中间穿插一些化学演示实验，既直接又富有情趣，这让我很快热爱上化学专业了。大学生上课没有固定座位，完全凭自己兴致自由入座，基础课是180人一起上大课，有的教师要戴着微型麦克风上课。为了便于记笔记，一些近视的同学要设法抢前面的座位，那时到教室或图书馆抢占和代占座位也成了一种风尚。令我十分怀念的是大学初期的伙食，我们享受的几乎是“小灶”待遇。那时，我国的高等教育尚属于“精英化”的教育，能够上大学的仅仅是极少数幸运儿。因 此，国家对大学生特别重视，基本上实行的是“包干制”，伙食、医疗（包括疗养）、书籍都是免费的。就拿伙食来说，那时的大学生吃包伙，8个人一桌，按班分组入席。早餐备有豆浆、牛奶、稀饭、馒头、肉包、油条，小菜有盐蛋、香肠、咸菜、油炸花生米。中晚餐是四菜一汤，主食有米饭也有面食，各取所需，不限量， 吃饱为止。每天的食谱不重复，花样不断翻新，富有营养，味道也十分可口。我记得，早餐剩下的花生米，女同学们把它包起来带回宿舍当零食。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55年底，后来以人民助学金制代替了包干制，但是那一段连农村地主恐怕也不能比拟的优越生活，给我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回忆。留苏预备部1954年上学期，学校要从化学系二年级学生中挑选3名留苏预备生，一名是一个调干生，另一名是一心想当“居里夫人”的女同学，还有要立志当诺贝尔式发明家的我。那时审查留苏预备生是异常严格的，必须过三关：一是政治审查关，要查祖宗三代有无政治历史问题，查个人的政治面貌和思想意识；二是学习关，既要 看高考的成绩，又要参考平素的学习成绩，要求门门功课优秀；三是身体检查关，要求五官端正，没有任何慢性疾病，应当是一个“完人”。通过审查，我们3个人都没有被录取，他们俩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而学生科负责人告诉我未被录取的原因是因为我的“香港脚”（脚气病）。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脚气会影响留学呢？ 这到底是中国政府的规定，抑或是应苏方的要求呢？1954年冬天是武汉50多年从未遇到过的寒冬。大雪纷飞，屋檐上的冰钩足有一尺来长，东湖上 的厚厚的冰层，可供人滑冰。学生斋舍前的台阶和道路上，尽管铺上了草垫子，但是结冰以后，仍然十分光滑，我们的脚上即使绑上草索子，也仍然常常跌跤。女同学们无论去食堂还是去教室上课，都三五成群手拉手结伴而行，借助集体力量互相以防摔伤，但有时也出现像拔河一样一摔就是一串的情况，这也成为那时男生们取 乐女生的一道风景线。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正当我在有机氟化学研究领域艰难地跋涉的时候，一个让人又喜又惊的消息传来，学校再次决定选派我去苏联留学，攻读副博士研究生。按照学校的要求，除了政审、体检以外，还必须接受基础俄语的考试。所幸的是，这三关我都顺利地通过了，“香港脚”再也没有成为我留苏的拦路虎了。在填报留苏学习计划时，我曾找到研究室主任曾昭抡先生，请他为我研究方向的选择拿主意。他说希望你到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去学习，它是世界上研究元素有机化学为数不多的中心之一，克努扬茨院士是世界研究有机氟化学的权威之一。我完全按照曾先生的意见，填报了我的留学习计划。随后，学校接到北京留苏预备部的通知，命我于1961年1月8日，到那里去接受短期俄语培训和出国前的必要的准备工作。尽管赴苏留学能否成行尚是个未知数，但是如果真的去成了，那一去就是三四年。于是，我和高伟商量，准备在我去北京留苏预备部之前，完成我们的终身大事，何况我们都已超过了结婚的年龄。我们结婚的时间定于1961年元旦。那时结婚完全是革命化的，只需要到派出所拿一张结婚证，举行一个类似于茶话会的仪式就行了。其时正是困难时期，按规定凭结婚证只能购买两斤用麦芽糖做的黑色糖球，区区数量根本招待不了宾客。我的同事很为难，他拿着已签字购买过糖的结婚证， 在黄昏时再次到供销合作社，他略施心计，用手指捏住了签字的地方，售货员没有看出有诈，又签了一回字，所以又购得两斤糖，同时，我们俩从自由市场上买回了十几斤白萝卜，煮了一锅萝卜汤。这虽不成敬意，但对于当时处于饥饿的人们，能喝上一碗萝卜汤，也算是小小的口福了。这样才应付了那个喜庆的场面。婚后我如 期来到北京留苏预备部，开始了为期11个月的紧张而又十分艰苦的培训生活。学习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最大的问题是吃不饱，每天我们都是处在半饥半饱的状态。每月粮食定量是27斤，肉食1斤，鸡蛋1斤，食用油半斤，蔬菜供应也是限量的。由于我从小生活在农村，经过长期的磨炼，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这使我得以克服那一段时间的困难，顺利地完成了学习任务。12月中旬，培训任务结束了，在结业考试中，我的俄语读、听、说、写四项成绩均为5分结业考试后，留苏预备部领导宣布：“鉴于中苏关系恶化，苏方至今对我派出留学生计划未作答复，因此大家回原单位边工作边等候通知，一俟苏方的通知来了，我们会马上通知你们的。”出人意料的是，我却被留了下来，成了那一批人中惟一的幸运儿。事情来得如此的突然，从接到通知到出发时间不足半个月，我甚至连回家省亲的时间都没有，以至于新婚的妻子高伟赶到北京为我送行。出国准备工作，主要是根据国家规定的标准，制作几套“礼服”，因为那时国内生活水平还很低，只有出国留学生才能穿得上由国家配给的毛料衣服。按标准国家 为每一位公费留苏学生配制一件带毛领和丝棉胆的厚呢大衣，一套中山装，一套西装，一个帆布衣箱，以及其它限价、限量购买一些衣物和日用品。对于我来说，这些准备工作是很省事的，不需到指定的出国人员服务部去定做，因为在学院的仓库里，堆积了过去多批预备生定做的衣服，由于苏方取消了派遣计划而滞留下来。我被告知到仓库里去挑选和试穿，尽管那些衣服也是新的，但尺寸和颜色毕竟不能完全合乎自己心意，鉴于国家经济困难，也只能将就将就罢了。“反修”战士20世纪60年代初，在中苏两党之间，以至于后来发展为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部分世界各国共产党与以苏联共产党为首的其他一些各国共产党之间，发生了公开的、激烈的论战。中苏两党的论战，不仅影响了两国的关系，而且还日益危及到留学生的学习与安全。我们留学生订的《人民日报》、《红旗》等报刊，被苏联海关全部没收了。我们的私人信件被拆看或扣留，有的研究生的学习受到刁难，我们的行动受到便衣警察暗地监视与跟踪，等等。当时，我是党支部书记和留学生会主席，决心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积极完成党组织布置的各项任务，在反对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中起带头作用。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苏联全国总工会于1962年4月30日晚，在工会的圆柱大厅召开了庆祝招待会。应邀的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会代表团，有关国家大使馆的官员，以及各国留学生的代表。我作为中国留学生代表，也应邀参加了。也作了在会上发言的准备。果然不出所料，主持人在致辞中，大谈“三和一少”（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少支持世界人民的斗争）， 这显然是修正主义的观点，是对列宁主义的背叛。我听得有些不耐烦了，但我抑制了焦急不满情绪，并写了一张纸条交给会议主持人，要求代表中国留学生发言，向苏联工人阶级表示兄弟般的节日祝贺。我的要求被接受了。我首先对会议主席安排我发言表示了感谢，向苏联的工人兄弟和在座的各国朋友们表示了节日的祝贺。接 着，我着重就和平共处阐明了我们党的观点，我的发言，当然引起苏方官员们的不快，但是却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1963年6月28日下午4时，我驻苏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负责人刘天民同志突然来到我的实验室，。他带着急促的口气说：“情况十分紧急，你现在已不能再回宿舍了，请带上身边有价值的资料马上跟我到大使馆去。”我未问缘由，已意识到出事了。我顺便问了一句：“要不要向导师或研究室的人打个招呼？”他说：“不必了。”到了大使馆，我被径直引到潘自力大使的办公室， 他已在那里等候我了。他起身上前握着我的手说道：“昨天，苏联外交部已照会我方，宣布了5位同志为不受欢迎的人，其中有你，苏方限定你们48小时离境。为 了安全起见，你现在寸步不能离开大使馆，准备后天回国。”接着，潘大使把苏方6月27日的照会递给了我。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在苏全体中国留学生的愤怒与抗议，留学生代表纷纷赶到大使馆，向我表示了慰问。事后，在苏联科学院学习的我的同学们集体来到大使馆，个个都义愤填膺，向我表示支持。同时，他们帮我清理了日常换洗衣服送来，其它没有值钱的东西，可惜的是一百多册俄文专业书籍我不能随身携带回国。在离开莫 斯科的头一天晚上，刘天民同志来到住处看我，征询还有什么要求。我握着他的双手说：“天民同志，我决定把一年半节省的600卢布捐赠给大使馆，我已托付留 在科学院的留学生代交，请你转给有关领导，略表心意。”当我登上苏图—104航机舷梯，挥手向欢送的人们致意时，我眼睛湿润了。再见吧，令人沮丧的莫斯科！这一年的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42周年纪念日，正是在这一天的早上，当太阳高高从东方升起之时，我们乘坐的苏图—104飞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这时，机场上红旗飘扬，锣鼓喧天，口号声此起彼伏，首都各界数千人聚集在这里欢迎我们。当我们走下飞机舷梯时，接受了少先队员们的献花。国务院各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和我们一一握手，并亲切地说：“欢迎你们回到首都来！修正主义不欢迎你们，党中央欢迎你们！祖国人民欢迎你们！”从1962年1月10日离开北京，经过了526天的留学生活，我又回到了原点——北京留苏预备部。不过，不同的是：那时是一名留苏预备生，而现在是一名辍学的归国留学生；那时我名不见经传，现在作为“反修战士”为世人所瞩目；那时人们饿着肚皮，现在的经济困难已经暂时过去，市场又出现了勃勃生机。我住进了留苏预备部的宿舍，那时学成归国的数百名留学生都住在那里。由于时差、紧张、兴奋和疲倦，我患了失眠症，已经5个夜晚不能合眼，即使疲乏至极， 眼泪滴湿了枕巾，还是不能入睡。领导得知以后，派医生送来了100片装的一大瓶安眠药，但我并没有服用，担心日后产生对药物的依赖性。就这样，我全凭意志的力量来调整我的心理，维持频繁的外事活动。7月7日，上午，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各界万人大会，欢迎被苏联驱逐的5名“反修战士”。周总理的接见7月13日，是我一生中不会忘怀的日子，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切地接见了我们。接见是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进行的，十点整，周总理健步走入接见厅，他依序来到我们面前，一一和我们握了手，并挥手示意请大家坐下。他表情严肃，气愤地指出：“苏共完全背叛了马列主义，他们越滑越远了，现在竟然不顾国 际关系准则，撕毁教育与科研合作协议，驱赶我外交人员和留学生。他们这些做法，让全世界人民进一步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他们反华的企图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接着，周总理一改严肃的表情，和颜悦色地与我们拉起了家常，从工作单位到婚姻、家庭一一都问到了。当他问到我学什么专业时，我说：“是研究有机氟 化学的，与国防军工关系密切。”他说：“你既然是搞国防军工科研的，我建议你到中国军事科学院去工作，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谢谢周总理的关怀，我是由武汉大学派遣培养的，还是回去报效母校吧！”周总理说：“那也好，我也不勉强你。”当30年以后我回忆往事时，觉得那是我人生的一个岔口，如果我接受了周 总理的建议，也许我就走上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7月15日晚，陈毅副总理在绒线胡同四川饭店宴请我们5个人，参加作陪的有副总理兼中宣部长陆定一，以及外交部、外经部、高教部和北京市的负责人20多人。宴会开始时，陈毅同志举杯向我们表示欢迎，然后他话锋一转，说：“连日以来你们辛苦了，今晚彻底放松，我们不谈政治，修正主义不是一个晚上能批倒的，是长期任务。”那天晚上，我的确过得非常愉快，特别是陈毅元帅的威严、机智和幽默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李达“三家村”大约8月初，李达校长托秘书曾勉之同志带信给我，他希望能见到我，那时他正在北京颐和园休假。我如约到颐和园去看望他，向他汇报了我的学习和反修情况，老校长见到我十分高兴，中午设家宴款待我。席间，老校长谈兴甚浓，他谈到了武汉大学的问题。他说：“学校围绕着1958年教育革命的问题，党委分成了两 派，斗得不可开交，已经影响了教学质量和科学研究。武大的学术地位不高啊，令人不安哪！希望你回学校工作，正确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狠抓科学研究，为办好武汉大学作出自己的贡献！”大约9月中旬，我回到了阔别两年多的母校，受到了学校领导和亲友们的欢迎，见到了出生10个月的儿子毛毛。他是我在苏联学习期间，于1962年11月3日出生的。给他取名“维宁”意指维护列宁主义路线，是我留学苏联和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一个见证。1966年4月，我突然被任命为武汉大学副教务长，时年32岁，职称是讲师，这在当时的重点大学中是绝无仅有的。很显然，这一举措是与当时的革命形势有关，意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兴许我是沾了“反修战士”的光。然而，我并不领这个情，不仅没有任何喜悦之情，反而背上了思想包袱。因为我一心一意想当一名科学家，这是我从小立下的志向，为此我度过了“十年寒窗”的 岁月，而这一任命意味着我要放弃自己的追求。因此，当党委书记庄果向我宣布这一决定时，我极力陈词，表示不能接受任命。尽管当时强调“突出政治”，服从“党的绝对领导”，但我自认为还有点“政治资本”，可以讨价还价，一直坚持不到教务处去上班。所以，我这个副教务长是一天班也没有上，一天权也没有当的“当权派”。5月初，武汉大学举办了一个“教育革命展览会”，内容是肯定1958年教育大革命的成果，揭发某些人砍掉校办工厂，反对理论联系实际，反对半工半读，打击1958年教育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等等。这个展览会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要揭开学校的“阶级斗争的盖子”。实际上，这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经 拉开了，武汉大学又成了推行极左路线的试点。6月3日，《人民日报》、《湖北日报》同时点名批判武汉大学李达反党“三家村”。所谓李达“三家村”是由三个人组成的，为首的当然是李达校长；二号人物是原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劭天，他是武汉大学1962年整风运动后调来的，1965年初调至广州中南局科委任副主任；第三号人物是副校长何定华，他是延安时期老革命，曾留学日本，主管学校的后勤工作。6月3日，在武汉大学小操场，召开了首场批判李达“三家村”罪行大会，不仅本校师生而且附近学校和机关的代表也参加了，有万余人，气氛十分紧张。据说经过请示，在批斗会上可以让李达站在台上（实际上他未到会），旁边放一把藤椅，他如果体力不支可允许他坐下来，这是那时所谓的“文明批判”。此刻，学校派人 到湖南李达老家，通过零陵县委，找来了几个自称是受李达剥削的农民，拿着锄头在大会上控诉李达的“罪行”。在批判大会上，除了给他们三人定了反党“三家村”黑帮罪名以外，还给李达校长扣上了“地主分子、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顶帽子。批判大会以后，校内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学生已经不上课了，学校的一切工作也都转到“革命”这个中心上来了。从6月3日点名批判李达“三家村”开 始，由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布置和动员，每天数万人步行到武汉大学，手中挥舞着“打倒‘三家村’”、“打倒李达！”、“打倒朱劭天！”、“打倒何定华！”的小旗帜。他们络绎不绝地围绕着李达、何定华的住宅，高呼口号，把他们揪到马路上罚站、低头、下跪，一直持续了半个多月，人数高达150多万人，几乎是倾城而出！可怜的老校长，他虽然革命了一辈子，但却没有见过如此的“革命”，没有料到竟革命到了自己的头上来了。他虽然是马列主义大师，满腹经纶，但解释不了这群众运动为什么是“天然合理”的。他病了，病得不轻，以“李真”的化名被送进医院。没有不漏 风的墙，在那个“革命”的年代，人人都要站稳立场，爱憎分明，有谁敢对他施予人道主义的治疗呢？几天之后，1966年8月24日，李达校长溘然含冤逝世，这离点名批判他还不到一百天。就在他去世以前，7月18日，违反常规地将他这个党的创始人之一的老党员开除了党籍。“现行反革命分子”刘道玉1967年元旦第二天一大早，珞珈山引爆了一枚重型炸弹——揪出了炮打中央文革黑炮手、现行反革命分子刘道玉！凌晨7时，“造反有理”校广播台开叫了，先是播放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接下来是朗读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这时，本来就是高音的喇叭又提高了八度，只听一对男女播音员拉大嗓门叫喊着：“特大新闻，特大新闻！经我革命造反派连续战斗，现在揪出了炮打中央文革的黑炮手、现行反革命分子刘道玉。接着就 是一连串的震耳口号声：“把炮打中央文革的黑炮手刘道玉揪出来示众！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谁反对中央文革就砸烂谁的狗头！刘道玉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刘道玉！打倒顽固不化的铁杆保皇派刘道玉！打倒王任重的走狗刘道玉！打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刘道玉！……”我知道这一天迟早是要到来的。现在最重要的是，要从精神上和身体上作好准备，去承受即将到来的苦难，决不能屈服于造反派的淫威。不用说，肯定是我们同派人中出了“甫志高”，又出了“反戈一击”的立功者。由于我谈话的时间、地点和在场的人，仍历历在目，无须明言，我能猜出十之八九，是最受我们信任的化学系的一个女学生揭发的。说时迟那时快，早饭后一群造反派学生气势汹汹地来到我的家，勒令我交出“炮打中央文革”的黑材料。我说“没有黑材料”。他们不信，于是七手八脚地翻箱倒 柜搜查，他们当然搜查不出什么黑材料。在搜查未果的情况下，他们把气往我身上发泄，勒令我去接受革命造反派的批斗。所谓批斗，也就是游斗，也叫游街示众。大约100多名造反派，大多是学生，也有少数教职工。他们打着造反派战斗队的旗帜和五彩旗，敲着锣鼓，把我押着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颈子上挂着沉重的黑牌， 上面写着“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刘道玉”，我的名字上还打上了红××。我的双手由两个身体魁梧的造反派反剪在背后，一边走一连呼喊“打倒刘道玉”的口号。游斗是沿着校园环形大道进行的，整个马路上，用斗大的字写满了批判我的各式各样的大标语，我低着头看得一清二楚。每到一处交叉路口，他们都要停下来，召来许多围观的群众，勒令我低头弯腰，稍有怠慢，就是一顿拳打脚踢。游斗终于结束了，尽管是三九寒冬，但一个上午游斗下来，我已是大汗淋漓，　　浑身没有了一点力气。我拖着沉重的脚步，沿着环山路吃力地朝家里走，到了水厂附近，迎面来了一个骑自行车学生模样的人。他看到我以后，喝令道：“站住，黑炮手！”当我抬头看时，他已站到了我的面前，扬手就是两耳光，打得我的脸上火辣辣的。临走时，他还骂骂咧咧地大声喝道：“刘道玉，给老子放老实一点，不彻底交待罪行，小心你的狗头！”这又是化学系我的一个学生，后来他留校当了教师，入了党，也当了教授。但是，我从来就没有听他说过一句反省自己错误的话，难道“文化大革命”只是触及别人的灵魂，而不需要触及自己的灵魂吗？那你又怎样为人师表呢？在以后的十多天里，每天我必须到“9·12先锋队”去报到，被勒令交待炮打中央文革的罪行。黑色的星期四8月10日，这是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我把它称为“黑色的星期四”。因为就是在这一天，造反派差一点要了我的命，我之所以没有被造反派用枪崩掉，大概是命不该死吧！8月10日的批斗会，是在理学院103教室进行的，是以化学系造反派为主召开的，虽然规模不大，但是火药味十足，在一片“打倒”的呼喊口号声中，批斗会开始了，有一个“为人民服务”战斗队的代表首先发言，历数了我的所谓罪行。接着，一个叫做黎进军的造反派头头，怒气 冲冲、骂骂咧咧地冲到我的面前吼道：“刘道玉，你他妈的为什么要反对中央文革？你该当何罪？”我不语，心想既不能说是又不能说不是，还是恪守着“沉默是金”那句箴言。他看我没回答他的问题，更是恼羞成怒，冷不防掏出手枪对准我的左胸捅了下去，由于用力太猛，把我打倒在地，并踏上了一只脚，当他准备再次举 枪时，被眼尖手快的站在一旁的一个造反派教师头头把枪夺了过去，并立即退出已上了膛的子弹，在场的人也吓了一跳。真是生死一瞬间，要是黎进军捅下去时扣动了手枪的扳机或第二次举枪射击，正好不偏不倚地打中我心脏，那我早就不在人世了。当我被扶起来的时候，我的左胸部的衬衫和汗衫被手枪捅破了，胸部伤口的鲜 血也把衬衫染红了一片。“8·10”武装批斗以后，我从农场 劳改队移交到造反派的专案组，我知道这个转移意味着斗争的深化，一场对我审查的攻坚战已经开始了。造反派们也知道，要给我定罪，没有过硬的材料是不行的。为此，他们既要拿到我的交待材料，同时还必须广泛收集对我的揭发材料，为了达到陷害我的目的，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惜大搞逼、供、信。在接受审查和批斗期间，经常会有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本来是热天，但每次去参加批斗会或是受审，我都要穿上长衫长裤，以尽可能减少皮肉之苦。在那无法无天的年代，说实在的，早上被揪出去，谁知道晚上还能不能回来呢。连日以来，我的心神一直不太安宁，总是担心造反派会对我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一天晚饭后，化学系“9　12”先锋队的几个红卫兵到我家，说是要带我去接受批斗。我心想已经这么晚了，揪去肯定没有好事，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 我又被带到一间“地下审讯室”，我进去后，看到屋内沿着墙壁已经跪了一圈人。我人尚未站定，一个人高马大的红卫兵对着我踹了几脚，看那阵势，不难看出今晚又是一场“武斗”。这时一个造反派头头冲了进来，他站在屋子中间，一只手插腰，一只脚踩在一条长凳上，他训斥道：“你们这些坏蛋，没有一个老实的，要你们 交待罪行，你们不是抵赖就是避重就轻，今天晚上来给你们‘端正态度’，让你们尝尝它（指着脚下的老虎凳）的滋味！谁不老实，今晚就别想走出这个房门。”说完后，我的一个同学已被他们拉到老虎凳上。可怜哪，我的同学什么官衔也没有，只因为他出身地主家庭，对文革持强硬的保守观点，所以造反派每每都是拿他开 刀，他有严重的腰伤和腿伤，怎么经得起这般折磨啊。大约十几分钟，我的同学大汗淋漓，只听“扑通”一声，他从老虎凳上摔了下来，再未听到他呻吟的声音。红卫兵端来了一盆凉水，对着他的头泼了下去。正在这时，楼道里的高音喇叭响了，很清楚地听到：“紧急通知，紧急通知，请我革命造反派战士全副武装，马上到 ‘工农楼’前集合，执行紧急任务。”这时，黎进军又骂了起来：“他妈的，算你们走狗屎运，你们统统滚蛋，老子改日再收拾你们。”教育部的“临时工”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4月初，一天，我突然接到教育部的通知，说要要借调我去参加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时间多长，没有说明。4月15日，我忐忑不安地到教育部报到。我被安排在办公大楼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住了下来，室内有一张3尺宽的木板床和一套卧具，一个办公桌，一套普通双人沙发，一个文件柜，一个书架，一个洗脸架和面盆，两个热水瓶。这就是全部的家当，这既是我的办公室、会客室，也是我的寝室，我的两年“临时工”生涯就是 在这里度过的。大约一个多月以后，我突然被任命为教育部党组成员、高等教育司司长。对此，我毫无思想准备，事前没有人征求我的意见，也无人给我打招呼。我大呼上了“借调”的当。但是我也不得不认认真真地干起了“临时工”。那时，教育部党组成员9人，正副部长6人，除我以外，其他人都没接触过大学里的工作。因此，凡是涉及到高等教育方面的工作，一律压到了我的肩上。1977年8月2日，邓小平在北京召开了科教座谈会，这是他复出以后第一次公开参加的重要活动。因此，这次座谈会，无论是对于邓小平本人还是对于灾难深重的科学和教育战线来说，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这次会议是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召开的，他要求从科学院系统和教育部所属大学，各挑选15名科学家参加会议。会议于8月2日至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参 加会议的科学院系统的科学家有钱三强、张文裕、王大衍、柳大纲、林兰英、彭恒武、邹承鲁等；教育系统有周培源、张光斗、杨石先、苏步青、唐敖庆、史绍熙等。科学院的吴明瑜和我，分别代表科学院和教育部组成了会议的秘书组，负责会议的记录、简报和会议代表的生活问题。在邓小平的亲自倡导下，会议的确开得生动活泼，真正出现了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大好局面。在谈到教育问题时，发言更是踊跃，纷纷列举大量事实，对“四人帮”破坏教育的罪行进行批判。会议已进行三天了，来自武汉大学的一位代表一直没有发言。4日晚上，他找到我说：“会议开了三天了，听了其他人的发言很受启发，但是我本打算讲的，别人 都已讲了。你看我讲点什么为好？”连日以来，我一直在思考“十六字”招生方针，如果不推倒这个方针，大学招生质量就得不到保证，也不能在广大青少年中造成良好的读书风尚。于是，我向这位代表建议说：“代表们的确讲了很多意见，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讲，那就是由迟群一伙在北京两校推行的‘十六字’ 招生方针。会前，我在天津、顺义县作过调查，广大群众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开后门的方针，强烈要求推倒‘十六字’方针，恢复统一高考，而且广大工农子弟说，他们不怕考。因此，希望你明天就集中讲这个问题，明确提出推倒‘十六字’方针。”5日上午，武汉大学的这位代表首先发言。他的发言获得了成功，不仅使全体代表全神贯注，而且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说：“‘十六字’方针必须推倒，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就这样，一个阻碍高等教育拨乱反正的拦路虎被铲除了。这次座谈是在这场压轴戏的高潮中胜利结束的。会后，教育部立即重新召开1977年度招生工作会议，组织恢复高考的命题班子。后来，外界只知道恢复了高考，77级新生推迟到春季入学。究竟是什么原因？人们并不知道围绕着推倒“十六字”方针所发生的这个动人故事。最年轻的大学校长1981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国务院对武汉大学校长的任命：“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经中央批准，48岁的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他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时值盛夏酷暑，各种媒体以火辣的调子报道了这一消息。对于这次任命，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对我的任命却是反向操作的，首先是新闻披露出去的，然后湖北省委文教办公室和省委组织部才找我谈话，最后才召开大会宣布。说实话，在接受这一任命时，我心里是忐忑不安的。我在想，武汉大学是名牌老校，前14任校长，不是学术贤达就是政界名流，他们要么有雄厚的学术资本，要么有坚强的靠山。然而，这一切我都没有，论年龄我尚不到“知天命”之年，论级别我是个21级干部，论职称，由于评定职称停止了20多年，我还是一个小小的讲师。看一看，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重点大学，他们的校长都是留学归国的博士，是一级教授、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与他们相比，我更感到自己相形见绌。外界怎么看呢？是武汉大学没有高学术水平的校长人选吗？如果以大学校长的学术地位来衡量学校的地位，武汉大学会不会吃亏呢？每思及此，我总有一种惶恐不安的感觉，甚至我的信心有些动摇。如果不太谦虚的话，我当然也有自己的优势。我崇尚勤奋刻苦的精神不怕吃苦，其次我不想当官，也不怕丢官，敢想敢干、敢于负责，从不摆官架子，能够与广大基层群众打成一片。再次，我崇尚创造，励志改革，热爱教育，办事求新，这是办好大学十分重要的条件。最后，我既做过基层干部，也做过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熟悉教育方针政策，具有一定的领导管理工作经验。至于选拔著名学者或院士当校长，这本来就是一个“中国式”的用人制度，这既不符合“专家治学、教育家治校”和“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原则，也不是世界各大学选拔校长的通例。经过以上的分析，我的思想豁然开朗了许多，信心也树立起来了。48岁的我，已不再是青年人了，但是媒体仍把我当作最年轻的校长，这只是相对而言的。我心想：既然我被冠以年轻的校长，那就应当表现得像个年轻的校长样子，干出一番一个年轻校长应当干出的成绩来。我作为一校之长，就是武汉大学这个大舞台上的主角，应当胸怀全局，提出振兴武汉大学的方略来。在被任命为校长的头一个月内，我的主要精力是放在调查研究上，调查的问题主要是三个：（1）作为一所著名老校，在历史上，武汉大学的历任校长和学者们， 在办学和治学方面，有哪些主要的经验？（2）解放以后，武汉大学急剧滑坡的原因是什么？（3）如何振兴武汉大学，应当把武汉大学办成一所什么样的大学，突破口应如何选择？我们调查的主要方式是家访，真心诚意地登门 求教，对象是老年教师和健在的过去的领导人。我们家访的约60多人，连同参加座谈的共有100多人。他们之中，有前几任校长的亲属或助手，有数学、生物、 法学和史学界的学术泰斗，有中文系健在的“五老八中”（指在学术界有名望的五个老教授和八个学有所成的中年教师），有50年代的“三大才子”，有留苏归国的副博士，有来自全国其他重点大学等校入盟的教师，有过去与我观点不一致甚至反对过我的干部和教师等等。通过一个多月的调查，我们不仅与广大的教师交流了 思想，建立了感情，而且征集到260多条办学的问题与建议。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提出：坚持改革，勇于开拓，大胆创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把武汉大学办成以中国3~9世纪传统文化（文史哲），国际问题（经济、法律、国际关系），信息科学技术（图书、情报、计算机），空间物理，功能材料（生物活性高分子），能源（电化学）和病毒学为重点的，涵盖文、法、理、技、信、管六大类的新型综合大学。”“卧薪尝胆，十年雪耻”讲到“耻”字，还牵扯出了一个使我终生难忘的刻骨铭心的故事。那是1966年的3月，国家前高教部在北京农业大学举办了一个直属院校科学研究成果展览会。作为武汉大学的一名教师，一个科研组的小头目，我当然很关心本校的展品。我们一行人，找了很久，像是大海捞针一样，最后在一个展台的旮旯里，找到一个像晶 体管收音机大小的展品，它是化学系物化教研室研制的空气电池。据统计，在这次科研成果展览中，武汉大学排名第22名，是高教部直属23所院校中的倒数第2 名！这是多么大的差距，又是多么强烈的刺激呀！我们不约而同偷偷地摘下了校徽，生怕人家认出我们是武汉大学的代表。1979年5月，我辞去了高教司司长之职，一方面是确实不想当京官，另一方面也有不服气的思想。回校后，我被任命为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实际上主持了党政的常务工作。从那一刻起，我就立下了“卧薪尝胆，十年雪耻”的誓愿，“不信东风唤不回”。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武汉大学衰落的教训又是什么呢？首先，是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 “左”的政治运动又是与大批判紧紧连在一起的，而搞科研的人，也就成了被批判的主要对象。搞基础研究的，被批判为理论脱离实际、理论至上、搞唯心主义；凡是刻苦钻研的人，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为个人奋斗；凡是发表论文著书立说的，被批判为有“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个人主义者。于是，很多教师认为 教学保险、搞科研危险，宁愿当个教书匠。其恶果是，不少教师不写论文，但却写了一大摞检讨书。其次，学术思想保守。大学以教学为中心，把它看成是单纯的教学机构，老师就是单纯的教书，这仍然是武汉大学教师中流行的观点。把重点大学办成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这是被世界著名大学久已证明的经验，但在那时的武汉大学，却不为多数的教师所接受，还要花很大的力气去纠偏。还有少数保守的教授，他 们固守“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观点。他们自己不作研究，而又反对别人作；小的课题他们看不起，大的课题又搞不了；自己没有成果，对别人的成果又评头论足，这是学术上十足的保守思想的表现。再次，学校领导不重视科学研究工作。在学校的主要领导人中，没有人分管科学研究工作，没有规划，没有强有力的支持系统。怎样才能加强学校的科学研究呢？我提出了很多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有：要坚持“两个中心”的办学思想，教学与科研并重坚决停止一切政治运动，杜绝政治大批判，保护每个教师自由研究的权力。要制订科学研究规划，突出重点，形成特色。据此，首批成立10个研究所和若干研究室，它们是：中国3至9世纪传统文化研究所，美国与加拿大经济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环境法研究所，法国问题研究所，数学研究所，计算机软件研究所，空间物理研究所，仿生化学研究所，病毒学研究所等。要制订政策，要有利于促进科学研究工作的迅速发展。那次会上，我对教师提出了一个硬性指 标，凡在职的正教授、副教授，5年之内必须培养出3至5个研究生，完成一项科研成果（理论或应用），出版一本著作。我甚至用激将法提出：如果5年写不出一 部专著，那就出版一本教材，再不行就写一本科普书，实在还做不到，那就出版一本“小人书”。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要求也达不到，将通过学术职称评定委员会免去教授或副教授职务，学校决不搞大锅饭，也决不保护落后！会后，孙祥钟教授对我说：“我在武汉大学工作50多年了，像这样抓科研还是头一次。应当动真格的了，否则真的会被取消重点大学的资格。”“不拘一格降人才”武汉大学科学研究落后，除了思想认识、政策等因素以外，最主要的还是师资问题，缺少学有专长、仍在科研第一线工作的学术带头人，特别是大师级的科学家。因此，要振兴武汉大学，必须从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做起，特别是要千万百计地物色和培养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大师级的人物。当然，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要物色和培养国际水准的学术大师，那是不现实的，但是，从国内实际情况出发，从国内名牌大学或科研机构，聘请优秀的学术骨干，则是完全有可能的。同时，在物色人才时，还应当解放思想，不拘一格，不应忽视那些受到压抑或埋没的人才，以及确有才华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同时，要真正地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创造优越的条件，特别是宽松、自由的思想环境。惟有如此，才能物色和引进人才，才能真正发挥他们的学术带头作用。根据武汉大学与法国教育交流协议，武汉大学要把法语专业升格为法语系，新建法国问题研究所，创办《法国研究》杂志。但是，本来法语专业的老师力量就十分薄弱，于是物色高水平的骨干教师就成了当务之急。通过有关渠道，我了解到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法语老师叶汝琏，由于特殊的原因有意想调离北京大学。于是，1980年5月初，我利用在北京出差的机会，乘公共 汽车到北京大学校园，对叶汝琏老师进行家访。按照地址，我好不容易在一栋“筒子楼式”集体宿舍，找到了他的“家”。说得准确一些，这不是他的家而仅仅是个住处而已,因为虽然他已55岁，但仍孑然一身，住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室内除了一张单人床、一个小书桌和一把椅子以外，再没有任何的家什了。当我说明来意后，他显得特别高兴，一再称赞我礼贤下士的举动。他自我介绍道：“我是安徽人，1946年毕业于中法大学，专长于法国诗歌研究。然后，一直在北京大学工作。解放后，工作一直积极，要求进步，还担任了系工会主席，但是1957年仍没有逃脱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厄运。后来，离了婚，被迫接受劳动改 造。现在，虽然平反了，也恢复了工作，但是同前妻在一个系里工作，彼此都觉不甚方便，所以我想离开北京大学。如果你们不弃，我愿意去武汉大学，我知道那是一所很好的、很美丽的学校。”“叶先生，我是真心实意来求贤 的，武汉大学虽然没有北京大学的名望高，但是它有中法两国政府建立的学术交流中心，相信你去以后，一定会有用武之地。同时，我们是开明的，你可以转户口，也可不转户口；你可以一人去，也可以带助手；你可以长期在那里工作，也可以是短期的；如果生活不习惯，可以随时回北京，一切尊重先生意愿。”我们谈得十分投机，他十分爽快地接受了我的聘请。当我辞行时，他送我到门口，向我拱手说道：“一言为定，义无反顾，后会有期，振兴武大！”回校后，我请学校人事处以最快的速度将叶先生调来我校。按照特事特办的原则，很快他被晋升为教授，担任了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和《法国研究》杂志主编。后来，他培养了10多名研究生，翻译和撰写了多本学术著作，多次主办了全国和中法两国的学术研究研讨会。鉴于他在法国文学研究上的成就和对促进中法教育交流的贡献，曾荣获法国政府授予的棕榈奖章（教育贡献奖章）。继叶汝琏之后，我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挖来了郑克鲁。他出生于书香门第，是清朝实业家、维新改良主义者郑观应之孙。他是北京大学法语研究生毕业，在法国进修多年，译著颇丰。由于他和叶汝琏的调入，大大地加强了我校法语系力量，获得了 法国方面的称赞，使武汉大学成了当时国内法国综合研究的学术中心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1984年我校成立了经济管理学院，以培养大批的经济管理类人才。但是，管理学科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大学尚不能输送这方面的人才。于是，从实际工作部门和留学生中招聘人才就成了一项重要措施。人才青黄不接，后继无人，这问题不仅大学存在，在科学研究单位表现得也很突出。为了克服这个困难，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于1980年试行面向社会公 开招聘研究人员。我了解到，在他们录取的人员中，有一名叫杨小凯的人，是湖南省新华印刷厂的工人，非常有才华。由于他和妻女的进京户口解决不了，所以他没有被录用。得知这一情况后，我立即派人到湖南，在征得杨小凯本人和所在单位同意后，很快把他和妻子吴小娟及女儿调到了武汉大学。调入时，他已发表30多篇论文，翻译出版了一本书，据此，我们给他评定为讲师。他是自学成才的，而且经历是很坎坷的。他的父亲是杨弟甫，曾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59年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第五号人物。“文化革命”中，他又被批斗，其母自杀身亡。他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判刑10 年。从17岁到27岁，在狱中，他自学了高等数学、《资本论》和英语，他的许多成果都是在狱中完成的。他调入我校之前，由中央组织部门出面，通过湖南省委为他父亲和他彻底平反。他十分感谢武汉大学对他的信任，也很珍惜在武汉大学工作的条件，愿意为武汉大学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他的才华和成果，引起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量经济学权威邹致庄教授的注意，发来邀请信和录取通知，接受他做博士研究生。但是，在研究和批准他出国时，却遇到了阻力，学校领导内有人说他是反革命分子，不能让其出国。我认为，既然彻底平反了，就说明没有问题，应当享受公民的权利。于是，我顶着压力，批准他于1983年赴美，次年又批准他妻女团聚。实践证明，杨小凯是一位杰出的人才。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到哈佛大学作博士后研究，后又被澳大利亚玛纳什大学评为终身教授。1996年，他当选为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出国的20多万留学生中的佼佼者。他后来在给我的信中表示，只要我当武汉大学校长，他一定回国支持我的工作。由于我已早已免去了校长职务，他也感到心灰意冷，当然也不会再回来了。十分可惜的是他患了不治之症，于2004年7月7日在澳大利亚病逝。我发去唁电，写了三首诗悼念他。毛咏计，是我校管理学院通过竞争从国外留学生中聘任的一位优秀人才。他早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数学系，分配在贵州一个工厂工作，后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并由该校公费派往比利时鲁汶大学攻读工商硕士（MBA）学位。学成回国后，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和他的母校四川大学都力争聘请他去工作，并许诺了工作条件。但是，他从媒体了解到武汉大学教育改革搞得好，领导开明，学风自由民主，有意来校任教。他从北京给我写了一封信，表明了他的意向。我立即给他亲笔写了 回信，明确表示热烈欢迎他来校任教。为了有助于他作出最后的决定，我以学校的名义邀请他来校讲学和参观访问，一切费用由我校负担。他愉快地接受了我的邀请。来后我请他向管理学院的师生作了一次学术报告，同时借以向他表示欢迎。我向他保证说：“如果你同意到武大来，将破格提升你为副教授，提供万元的科研经 费，分配三室一厅住房，一个月内把你的妻子和孩子调到学校来。”听后他说：“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了改革精神，改革的速度。因此，我决定接受贵校的聘请，保证10天内到校履职。”我们都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他来后，很快承担了国家计量经济重点科研任务，担任了工商行政管理系主任，成为博士生导师，后来担任了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由于师生力量不断加强，教学、科研水平迅速提高，社会咨询服务工作也十分活跃，当时的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被公认为全国5所最好的经济管理学院之一。韩德培“晶核”之再生武汉大学法学院是学校的一张王牌，有过很多骄人的记录：在武汉大学的历史上，曾有多位法学家担任校长或校务委员会的主任，如王世杰、杨端六、皮宗石、周鲠生等；曾有几名教授任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解放后，全国法学界有“两培”之说：北京外交部的李浩培，是周恩来总理的国际法顾问，他曾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南方是韩德培，一直是武汉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系主任。然而在阶级斗争最激烈的年代，法学教育统统被斥之为培养资产阶级的“大染缸”。1957年反右以后，武汉大学法律系被合并到省属湖北大学法律系，基本上是一锅端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敏锐地觉察到，一个依法治国的形势必将很快出现，必然会出现法学人才奇缺的局面。于是，在我脑子里立即形成了恢复法律系的想法。1979年春，我从教育部回到学校，立即抓恢复法律系的工作。一个被一锅端掉了的系，恢复起来谈何容易，师资又从哪里来呢？真是因祸得福。1958年，武汉大学法律系合并到湖北大学时，当时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法律系教师，如著名国际私法教授韩德培，国际经济法教授姚梅镇，以及刑法教师马克昌、宪法教师何华辉和法理教师张泉林等，都留在了武汉大学。据说，这是当时合系的条件之一，凡右派分子对方不要，留在武汉大学改造，自己消 化。的确是“坏事”变好事，当年的包袱，现在成了财富，是我们恢复法律系的主要依靠骨干。主意已定，我把这想法告诉了党委书记纪辉，他表示完全支持。于是，1979年3月，学校党委正式开会研究恢复法律系的问题。在会议上，我说：“在历史上，法律系是我校的王牌系，是武汉大学的骄傲。如果说法律系是武汉大学的一块水晶，那么它已经被打破了。但是，所幸的是，晶体虽破但晶核尚存。这晶核就是 德高望重的著名国际法学家韩德培教授，他是法学大师，是我们恢复法律系的信心之所在。我们坚信，只要他登高一呼，人才就会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他的旗帜下。用不了多久的时间，就会在他这个晶核的周围生长出一块美丽的巨大的晶体来。”既然恢复法律系是重铸金牌工程，那么就应当把它列入重中之重的工作，要打破常规，采取特事特办的办法，要争时间、抢速度，要以力争第一的思想来办法律系。为此，我宣布了三条措施：第一，要把物色和调配教师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只要物色到符合条件的教师，人事处要以最快的速度办理调动手续；第二，鉴于法律 系的图书资料也一起被合并到外校去了，因此，必须大力加强法律图书资料建设，采用购、调、复制和交流的方法，把图书资料室建设起来，以满足教学与科研工作的需要，所需经费，由学校拨给，专款专用；第三，凡是办不通的事，可以直接找我，不允许搞“中梗阻”。法律系的重建工作是顺利的，速度是超前的，1980年开始招收本科生，并同时招收研究生。正像我们所预期的那样，我校恢复法律系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各地，在法学界得到广泛的支持。同时，多年流失和埋没在各地各界的法学人才，纷纷主动来函应聘，希望聚集在韩德培这面大旗下，其中不少是我校法律系早年毕业 的校友，他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一个声音：“重铸昔日的辉煌！”果然不出所料，到1984年，法律系恢复5周年之际，法律系升格为法学院，拥有两系：法律系，国际法学系；此外还有国际法研究所和环境法研究所。这时，法学院的教师已从最初的5人增加到70人，成为全国重点法学院，承担了多项重点科研任务，为国家 起草了几个法律文件，代表国家参加了在荷兰海牙召开的国际法大会——的确，在韩德培这个晶核周围，长出了一块透明的大水晶来了！学分制一炮打响从一开始武汉大学的教育改革就是走一条完全不同于其他学校的路子。我国高等学校现行的学制分为专科和本科，专科学习年限为2至3年，本科学习年限一般为4年，少数特殊类型的学校，学习年限也有5年或6年的。据我调查发现，现行学制最大的弊端是，全班学生同灶吃饭，有的吃不饱，而另一些人可能吃不了，从而挫伤了这些学生的积极性。在不改变现行学制的情况下，有没有办法克服这个矛盾呢？有，它就是西方国家大学早已实行的学分制。武汉大学学分制的试验工作，实际上是从1980年开始的。为了防止冒进，我们还是本着先试点后推广的方法，使改革稳扎稳打地进行。我们选定历史系和物理系作为试点，分别摸索文科和理科实行学分制的方法、问题和经验，我本人具体抓物理系的试点工作。学分制（The Credit System）是伴随着选科制产生的，19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一些大学实行选科制，1914年哈佛大学正式实行了学分制。学分制的优越性是什么？在1981年10月召开的学分制的座谈会上，我说：“学分制的优点是，让‘腿子长的跑得快，让肚皮大的吃得饱’”。经济系学生傅红春（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院长）听后说：“校长，你的说法虽说没有错，而且也很形象，但我觉得你没有点出学分制的本质。”“那你认为学分制的本质是什么？”“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学分制的本质就在于合理地组成了大学生的知识结构。”1981年秋，学校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对各系的教学进行了大检查，特别是对历史系和物理系试行学分制的情况进行总结。通过对比发现，在这两个系进行的学分制试点基本上取得了成功。与没有实行学分制的系相比，十分明显的变化是：学生们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学习兴趣广泛了，知识面也拓宽 了，教师开设新的选修课的积极性也增加了，并且由于学生的自由选课而导致了教师们的积极竞争。基于学分制显示出了诸多的优越性，于是学校决定：自1982年秋季起，在全校全面推行学分制。这是在全国高等学校中，第一个经过试点而全面实行学分制的学校，所以备受世人注目。实行学分制是“虚放一枪”抑或是“真刀真枪”地干？所谓“虚放一枪”，是指仅仅把它作为一种选课制度，起到扩大学生知识面的作用。而“真刀真枪”地搞学分制，除了体现自由选课以外，更重要的是兑现为提前修满学分的学生分配工作，这是与西方国家不包学生分配不同的。但是，这又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仅学校 没有分配工作的权力，而且提前修满学分的学生所属的专业不同，毕业的人数不同，毕业的时间也不相同，势必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我认为，既然我们决心要搞学分制，那就应当“真刀真枪”地搞，困难和麻烦不应当成为不兑现分配学生工作的理由。问题的关键在于转变观念，改变工作方法，要从整齐划一的统一毕业一次分配转变到在动态中毕业和多次分配的机制上来。根据这个原则，到1983年暑假前，在首批实行学分制的学生中，已有28名学生 提前毕业，提前的时间有半年或1年不等，提前最多的是计算机系学生张汉涛，他以两年半的时间修满了学分。毕业后，他赴法国留学，由于他研究工作成果突出，又被他的导师推荐到美国学习，成为计算机方面的杰出人才。其他提前毕业的学生，经过双向选择，也都分配到重要部门工作，在实际工作中获得用人单位的好评， 使武汉大学的学分制一炮打响。闯红灯创立转学制粉碎“四人帮”以后，尽管许多的教育学家、科学家不断呼吁实施通才教育，但由于已经实行了半个世纪之久的“专才”教育的影响已经根深蒂固，教育部最终未能下决心改革这种教学体制。武汉大学由于实行了教学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学分制、主辅修、双学位制的实施，在学生中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涌现了大批横向成才的先进典型。例如，学历史的，有多人成了报业领导人；学哲学的，许多人成了企业家；学外语的，有多人成了国际法专家和司法部门高级领导人；学数学的，有一些人成了经济学家和亚洲 银行的高级雇员。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这些新的教学制度的实施，这些优秀的人才，要么被埋没，要么学非所用，造成人才上的极大浪费。尊重学生的志趣，这是一条被公认的教育原则，但是在传统的教育制度下，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例如，在统一高考升学时，学生填报专业志愿时，要么奉父母之命，要么由班主任包办代替，即便是自愿填写的，也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一旦进入大学以后，就犹如嫁出的姑娘、泼出的水，是永远再不能改变的了，这还被美其名 曰“坚持国家招生计划的严肃性”。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能否根据自己的兴趣而转换系科和专业呢？在计划经济相应的教育体制下，这是一个禁区，那时是没有人敢于闯这个红灯的。但是，我不知道从哪里获得了那么大的勇气，居然在没有领导部门的批准下，从1981年起，在校内实行转学制度。我是如何萌发创立转学制度的想法呢？这要得益于我和大学生之间的沟通，一般来说，我们之间没有代沟，他们不仅把我看作一校之长，而且把我当作他们的朋友。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从来不称呼我的衔职，而昵称“刘道”，甚至是“我们的刘道”。除了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以外，还常常收到他们写给我的信件，其中有批评、有建议，也有他们的烦恼与要求。对我震动最大的是当时生物系的1979级的学生田贞见的一封信，他写道：“亲爱的校长：当我写这封信时，我简直苦恼到了极点！我自幼喜爱文学，做梦都想当一名作家。然而，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却把我录取到了生物系，尽管生命科学是当前的热门，可是我对它却没有一点兴趣。每当我学习解剖课时，我想我也是一只兔子，现在不也是被放在砧板上，被人用手术刀一刀一刀地宰割吗？校长，请你救救我，不要把我再当作兔子……”看了这封信，我的心情难受极了，难道我们的教育就这样的残忍吗？为什么要强迫学生学习他们不喜欢的专业，又为什么不允许人们选学他们喜爱的专业呢？我切身体会到，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尊重学习者志趣的教育是屠宰心灵的教育。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