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冤案
第一案,“无兵造反”案
汉代韩信之死,最令人同情。楚汉相争,刘邦与项羽对阵,常吃败仗,刘邦可说是“常败将军”。高祖二年,刘邦率五十余万人伐楚,至彭城。项羽率三万精兵击汉军,大破之,汉兵死者十余万人。刘邦带着数十人仓皇逃遁,一路上几次要将女儿推下车。这一仗,刘邦的父亲和皇后也被项羽捉去。高祖三年,刘邦被项羽包围在荥阳,弹尽粮绝,将军纪信假扮高祖模样诈降,刘邦率数十骑狼狈而逃。刘邦收兵守成皋,又被项羽包围,复遁,逃入韩信军中,收韩信之军。高祖四年,刘邦在广武被项羽伏弩射中胸部,假意摸着脚说,射中我指头了。逢羽必败,我断定刘邦患有严重的“恐羽症”。多亏有韩信在。汉军出陈仓,就是“用韩信之计”。以后井陉之战,充分显示了韩信的谋略和军事指挥天才。收赵定齐,韩信立了大功。杀死龙且,斩断项羽臂膀。刘邦几次大败,末了从韩信那里收精兵,方能再战。
高祖五年,楚汉决战垓下。开始韩信、彭越不到,刘邦大败,“深堑而守之”。后来用了张良的妙计,愿与韩信、彭越“共天下”,把两人哄了来。垓下之战,据《史记》记载,“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整个战役,全由韩信指挥。垓下之战实乃韩信之战。呼风唤雨,波澜壮阔,四面楚歌,英姿飒爽的韩将军与拔山盖世的楚霸王在垓下谱写了一篇壮丽凄绝的英雄史诗。
刚刚葬了项羽,刘邦就“驰入齐王壁,夺其军。”突如其来,夺了韩信的兵权。好一个“共天下”,原是如此。司马迁在写韩信传的时候,用了很大一段文字描写蒯通劝韩信自立为王:楚、汉相争三年,在京、索之间相持不下,兵疲民困,刘邦与项羽双方都无力“息天下之祸”。唯有韩信接连打胜仗,兵强马壮,且“据强齐,从燕、赵”,正好“三分天下,鼎足而居”。这一段文字,十分精彩,恰似诸葛亮《隆中对》的最早版本。这一段文字以后又被司马光引用。何以司马迁要用大段文字记这件事?我猜太史公对韩信暗存同情之心。
蒯通又引了“兔死狗烹”,文种被害的故事告诫韩信,但韩信深信刘邦,执迷不悟。结果韩信没有逃脱“兔死狗烹”的结局。 都说韩信是死於吕后和萧何之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猜忌—削权—杀头,往往是功臣枉死的三部曲。韩信功高,有奇谋,善用兵,刘邦岂能容他。韩信之后,彭越、琼布也为刘邦所害。聪明的张良,深知“兔死狗烹”之理,托言辟谷,跑到深山里去避祸。
谋杀韩信,刘邦不在现场,但他可以用嘱言或锦囊的方式,把这件事做的巧妙一些。在许多罪案中,主谋不亲自出面是常有的'事。说韩信谋反,不但奇怪,也不合逻辑。作齐王时,实力强大,蒯通一劝再劝,坚决不反;当了楚王,仍有一定实力,也不反;只待一个兵都没有的时候才反。无兵造反,自取灭亡,韩信莫非有病?况且,韩信与陈豨的对话,应是两个人之间的密谋,泄漏出去,定有杀身之祸,却纪录于史书之中,而且绘声绘色,那是一个精心编造的谎言。
第二案,“莫须有”案
岳飞这个名字,在国人心目中是爱国者的别名。现在有人否定岳飞是民族英雄,引了外国权威的话为证,大谈“民族”一词的含义。中国历史上的英雄,深深植根於亿万人民的心中,像参天大树,要想撼动他,决非易事。岳飞的故事因该也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
“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乃是天经地义。岂止是杀害了一个岳飞,那些昏君、暴君制造了多少劫难。关于岳飞,还有一个有趣的争论:岳飞究竟是谁害死的?
在杭州西湖边的岳飞庙里,早些年,人们经过秦桧像时,都要啐上一口。传说秦的后人觉得很没有面子,便把秦的铁像悄悄投到西湖里。哪知整个湖水发出恶臭,人们循臭味找到秦桧像,把他重新安置在岳飞墓前。世人皆知,是秦桧害死了岳飞。
但文徵明就有不同认识。他在一首《满江红》中说,“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只怕中原复”。说的是高宗,只怕收复中原后,徽钦二宗回来,自己的皇帝做不成了。正是高宗这种卑鄙污浊的心理最终害死了岳飞。所以,跪在岳飞墓前的,应当是高宗和岳飞。只是让高宗去跪岳飞,皇帝去跪臣子,不合规矩。中国人最讲究规矩,圣人曰:“君君、臣臣”,上下有序。
(岳飞《满江红》)
怒发(髪)冲冠,凭栏(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第三案,“谋逆”案
明朝的太监,时常在朝廷中作祟,把军国大事搅得一塌糊涂。英宗时闹出“土木之变”。蒙古人犯大同,太监王振鼓动英宗亲征。兵部侍郎于谦力谏,不听。第二天就出发,“事出仓卒,举朝震骇”。五十万大军未至大同,粮草不继,饿死者不计其数。进至大同,无法作战,只得回师。王振是河北蔚州人,挟持英宗朝蔚州去,走了不远,又恐大军踏坏自己庄稼,改道向东去。到了土木堡,距怀来城已不远,大军欲入保怀来城,被王振所阻,因王振私人辎重千余辆未至。蒙军追及,英宗被俘,王振被杀。
一个浑王,昏聩如此;一个佞臣,跋扈如此。国家大事,如何不坏?“土木之变”,“劲甲精骑”死伤数十万,北京城只剩数万疲卒。人心惊恐,军无斗志,一帮投降派大臣惊慌失措,主张放弃北京南迁。危难之际,兵部侍郎于谦挺身而出,严厉斥责投降派,坚决主张抗战,在乱作一团的朝廷上力主诛杀王振余党马顺。一面调集各路军马,部署北京保卫战,军民抗战情绪空前高涨。蒙军围城,激战五天,终被击退。一个即将崩溃的国家,赖于谦之力,力挽狂澜。此后,于谦等拥立朱祁钰为代宗皇帝,君臣一心,革除弊政,建立新军,加强边防,国力稍振,敌寇不敢入侵。世事无常,祸生不测。本是大好局面,突然急转直下。景泰八年,发生了“夺门之变”。
先前,于谦等将被俘的英宗迎回,奉为太上皇。景泰八年,代宗病重,权臣石亨等与太监曹吉祥密谋,“谓立太子不如复上皇可邀功赏”。几个阴谋家拥英宗夺宫门而入,宣布太上皇复位。以“意欲迎外藩入继大统”为罪名,坐《谋逆律》,斩于谦於市。
抄家的时候,发现于谦家“无余资”,没有钱。只有正室锁得很牢固,打开一看,都是皇帝所赐蟒衣剑器。
当官多年,家中居然抄不出钱来,如此清官,实在罕见。于谦一死,蒙军再来犯,皇帝就后悔了。旁侍的官说:“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帝为默然。《明史》说于谦“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恃,为权奸所并嫉”。这是成化初为于谦平反冤狱时皇诰上的话。说得非常贴切,天下广为传颂。我尊敬于谦,不仅因为他家中抄不出钱来,不仅因为他抗敌救国,力挽狂澜,还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读于谦的诗,就会有一股清气,一股天地之间浩然之气,令人激动不已。诗如其人,浩气凌云,是于谦的本性。于谦的《北风吹》、《咏煤炭》,还有那首极为脍炙人口的《石灰吟》: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只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诗品、人品,辉映千古。于谦之冤较之窦娥之冤更令人撕心裂肺。
第四案,“反间计”案
袁崇焕这个名字,因为金镛的缘故,广为人知。袁崇焕像磐石,横亘在金兵入关的路上,坚不可摧。金兵几次撞击,如以卵击石,头破血流。开创满清大业的努尔哈赤,可谓是一代天骄。可是这位天骄,撞到袁崇焕这块石头上,一命呜呼。
明天启六年,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领十万精兵围攻宁远。经略高第、总兵杨麒拥兵不救。一座孤城,很少的兵力,由袁从焕率领,英勇抗敌。这是战争史上一个经典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结果金兵被击退,努尔哈赤负重伤,并于是年死在沈阳。
这一仗充分显示了袁崇焕的军事指挥天才。自此,金兵闻其名而胆寒。袁崇焕升任辽东巡抚,崇祯时,再升为兵部尚书、蓟辽总督。经过袁崇焕的苦心经营,宁远、锦州一带成为铜墙铁壁。天启七年,皇太极亲率大兵围锦州,被袁崇焕击退,损失惨重。雄心勃勃的皇太极,一心要攻明,又过不了袁崇焕这一关,大伤脑筋。最终帮皇太极解开这道难题的是鼎鼎大名的汉奸范文程。
历史上,每逢国家危亡之际,就有汉奸应运而生。外来之敌,常常是懵懵懂懂摸不着路径。一些汉奸,聪明绝顶,运筹帷幄,帮着敌国来灭自己的国家。就是这个汉奸范文程,深谋远虑,为皇太极献计,绕过袁崇焕,取道蒙古,以趋直隶之背。皇太极亲率大军,一路畅通,包围北京。袁崇焕率兵入援。皇太极不敢与之正面交锋,用范文程反间之计,四两拨千斤,大获全胜。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计谋,不知当年怎麽就瞒过了明朝皇帝和满朝文武?金兵在被俘的杨太监面前“悄悄耳语”,说今日撤兵,与袁崇焕有密约,里应外合,成就大事。杨太监“佯卧”,“窃闻”其言,回去报告给崇祯。崇祯深信不疑,下袁崇焕於锦衣卫狱。
十二月下狱,次年八月杀袁崇焕。籍其家,无余资,是一个清官。袁崇焕不死,清兵很难入关。他是明朝的一根顶梁柱,这根柱子一倒,再无人可以替代。读中国历史,越读越糊涂。万历六年,明朝人口已达六千零六十九万人。满清人口男女老幼统共不过百万人。一个六千万人的大国,经济发达,科技先进,被一个不足百万人口的落后小国打得落花流水,是何原因?是因为有一大批汉奸,诸如范文程、吴三桂、洪承畴、孔有德、尚可喜之流,为其出谋划策,统兵作战。
灭亡明朝的主力其实是汉人。他们后来虽然都升官发财,但始终是奴才,不是主子。贪生怕死,贪图富贵,出卖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他们是一批可耻的败类,应当把范文程之流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可是我们现在却在为其大唱颂歌,将其与张良、诸葛亮、刘伯温并列为杰出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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