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一批自觉担当天下的新青年成长起来了。
他们是一个结果,更是一个新的萌芽。
这批人大致出生于上个世纪的末期,他们享受了康梁变法和清末新政以及中华民国的积极成果:受到新式教育,民主共和政体提供了毕竟是前所未有的自由。不过,这种“成果”少被提及,就像意识不到空气的存在,他们充满了不满和愤怒。西方不仅是敌人,更是老师。
思想革命的策源地,是被蔡元培刷新过的北京大学。《新青年》、《新潮》发出时代的最强音,在全国卷起解放的狂潮,神圣的偶像被打倒,传统的价值被重估。
乡村的青年奔向城市,城市的青年又奔向京、沪,已经在京、沪读书的要出国留学。
那些敏感的、青春期的年轻人,自己解放了自己。最激进的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决定抛弃一切对自由的束缚,不要国家,不要家庭,甚至不要姓。他们力求对被视为恶性的传统具有免疫力。
1919年秋,浙江一师的同学集体拒绝参加祭孔仪式,用行动向中国几千年的偶像孔夫子宣战(此举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精神赞助),学监夏尊听了学生的要求,只是微笑着说:“牛痘苗发作了!”
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那微笑的表情,也值得玩味。
这时,中国已经“民国”一些时候了,但它使新的人和旧的人都大摇其头。李大钊曾描绘过这个过渡时代,他说,光看北京的大街上的车,就是古今中外的一个大杂烩,中国充满了矛盾和病态。
这个时代的青年,除了切肤之痛的生存压力,更要面对一个可能不是属于他们的问题:救国。
中国的“问题”明摆着,国外的“主义”输入着。什么“主义”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一战的结束使中国人对一种“西方”失望,另一种“西方”—-布尔什维克革命—-似乎提示了救国的“捷径”。
这个时代一个特别的新气象是:解放的新青年寻求精神上的结合,让自己生活在被组织起来的社团里,社团按照他们所理解的民主样式运作。所有的社团都刻意地看重会员的操行,这也许是传统的一个烙印。
这些社团活动得并不长久。后来,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刷新了中国国民党。这两大党都有大量活跃的五四青年。他们改写了中国的未来。
现在我们知道,因为有这样的青春期,因为有这种奋斗,一批当初的五四青年,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伟人。
毛泽东1893-1976
湖南湘潭人。1918年夏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7年,学校开展“人物互选”,毛得票为全校之冠。1918年4月,毛和蔡和森等发起组织新民学会,毛当选为干事。后来确定学会的宗旨是“改造中国与世界”。
1918年6月,毛第一次到北京,经北京大学教授、原一师老师杨昌济的介绍,认识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得以广泛接触新思潮和新人物。
1919年4月,毛回到长沙,在修业小学任历史教员。在长沙的五四运动中,毛是极为活跃的人物,他主编省学联周刊《湘江评论》,其中大部分文章都是毛的手笔,李大钊、胡适都给予极高的评价。随后又接手主编《新湖南》周刊。两份周刊先后被省长张敬尧查封,毛于是赴京、赴沪,极力运动驱张,终获成功。
驱张成功后,毛又发起了湖南自治运动,他当时相信通过人民制宪,湖南人民自决自治,建立湖南人民共和国,进而联省自治,从而能够建立真正共和的民国。这一失败的尝试,却有全国的影响。
同一时期,通过与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的通信交流,而主要是通过与陈独秀的接触,毛确立了他的共产主义信念。而后,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
周恩来1898-1976
江苏淮安人。五四时期,周恩来是天津的主要青年领袖。1917年6月,他以文科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这里有教会背景的南开中学。在校期间,周的演讲、戏剧表演天赋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他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
1917年9月,周到日本留学。在日本的19个月间,他从河上肇教授那里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还从朋友那里看到《资本论》。这深深影响了周对如何拯救中国的思考。
1919年5月,由于爆发五四运动,周迫不及待地回国。他成了新成立的南开大学的注册生,并担任学校《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他撰写了大量文章,宣传反抗和牺牲,组织学生运动。
1919年9月16日,通过组织觉悟社,周把天津爱国的男女学生组织起来,并创办了由他建议的白话文不定期小册子《觉悟》。邓颖超也是社员。成立不几天,周即请李大钊来给社员演讲。
年底,因为抵制日货,周与另外3名学生领袖被捕,失去自由6个多月。在公审中,周对法官连连发出质问。他们的出狱是一次英雄式的凯旋。不久,周即赴法留学,他以及很多学友成了中国历史的巨人。
王光祈1892-1937
四川温江县人。毕业于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北京中国大学,在《京华日报》任编辑。1918年6月,王开始积极地组建“少年中国学会”,任筹备组主任兼会计,并由他草拟了会规。王多次著文,阐述“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号召会员进行教育活动、创建工读互助团,用此局部的“新社会”,逐步改造中国,在当时的知识青年中很有影响力。
五四运动的消息能及时传到成都并在那里掀起狂澜,应归功于王光祈发给成都《川报》的通信和电稿。
1920年3月,王往法国留学,后又由法入德,醉心于研究中国古乐,并主张“音乐救国”,认为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音乐。这让王的早期的崇拜者感到荒谬。以后执教并病逝于波恩。
傅斯年1896-1951
江西永丰人,生于山东聊城。1913年,傅进北大预科,1919年毕业于北大中国文学系。1918年下半年,以傅为主的北大同学,组成新潮社,请胡适作顾问,以傅任实际主编的《新潮》杂志也于1919年元旦问世,这是继《新青年》后主张白话文学运动和思想革命的第二份刊物,销量在15000份左右,影响极大。
在五四运动中,傅是北京大学学生领袖,为5月4日北大集会时主席,为游行示威总领队。5月5日,北大学生集会,因有一人与傅言语不合乃至动手,傅负气不再参加学生会工作,但尽力支持继任的段锡朋(1897-1948,江西永新人)的工作。
同年秋天,傅通过了山东官费留学英国的考试,少数试官以傅是五四要角,系激进分子,不拟录取,由于省教育厅科长陈豫坚持以考试成绩为准,得以上榜。傅在英、德之时,学习的是心理学、哲学、物理学等。回国后主持中央研究院,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获得巨大的成就。
匡互生(1891-1933)
湖南邵阳人。辛亥革命时,曾跟长沙革命军攻巡抚衙门。1913年在邵阳中学读书时作文痛骂北洋军阀和湖南督军汤芗铭。五四运动时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四年级学生,主张以暴力惩办国贼,为率先进入曹宅者。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1920年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期间曾预谋刺杀军阀张敬尧。后在浙江春晖中学教书,1925年起与友人共同创办立达学园,1933年因办学积劳成疾而逝。
匡互生来自清末民初革新风气最为硬朗的省份之一湖南省,当时的湖南省可以说是群星灿烂。李锐评价说:在谭嗣同、梁启超等办时务学堂和南学会时,湖南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个省。唐才常自立军失败,时务学堂学生被杀害的达200多人。清末留日学生和同盟会会员也数湖南人最多。黄兴被称为革命的实行家,他领导了黄花岗起义,这是辛亥革命的前奏。武昌起义也是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为依托的。这种当年被世人称道的"湖南人精神",有着深远的影响。
英年早逝的郭钦光:
郭钦光,广东文昌(现属海南省)人,少时沉默寡言语,苦志力学,所为文,峭拔奇砦,与人抵掌谈国事,辄奋眦欲裂。1915年,日本以"二十一条"挤压中国,而袁世凯正阴谋称帝,郭与学界同仁在穗召开国耻会,登坛演说。坛下军警环伺,白刃森森,郭不为所动,持说愈昂,以至于呕血。后入北京大学预科,参与1919年5月4日行动,奋袂先行,见当局下逮捕学生令,愤然大痛,呕血盈斗,至法国医院,已有不起之势。时有告章宗祥已被殴毙,尚能大笑以答。弥留时曾叹息道:国家濒危,政府犹以狮子搏兔之力,压一线垂尽之民气,日本政府镇压我留学诸君之事,不料亦发生于我等生于斯长于斯之祖国,事可知矣!话毕呕血更甚。至7日逝世,享年24岁。5月18日,北京学界为郭钦光举行隆重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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