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日昌（丁日昌和胡雪岩恩怨）

丁日昌葬在什么地方？

广东揭阳城西，1882年，丁日昌在揭阳病逝后，皇帝赐金造陵墓于揭阳城西

区别丁日昌、丁汝昌、邓世昌

邓世昌是跟船一起去撞日本吉野号最后失败沉没的

丁汝昌是邓世昌上司，中日海战失败他服鸦片自尽

丁日昌也是清朝官员，但是他死的时候邓世昌和丁汝昌还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但是他的知名度没有前面2个大，只是个清朝中后期的官员而已。

清代四大奇案之“张文祥刺马案”

“张文祥刺马案”，是150年前发生在南京的“清代四大奇案”之一。案情牵扯到宫廷、刑部、兵部、督省、湘军等要害部门与环节，错综复杂的背景深不可测……

一起发生在150年前的刺杀案究竟有多少难解之谜？有史料说，1870年8月21日，也就是时任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的前一天，时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自南京急匆匆赶到天津，与曾国藩密谈良久。22日，曾国藩回拜丁日昌，也就是这个时候，远在南京的马新贻被张文祥刺死。事后，曾国藩与丁日昌日日密谈，谁也不知他们究竟谈了什么？这更让本已扑朔迷离的“张文祥刺马案”，又平添了一层神秘。

马新贻上任前交代后事

据史料记载，1868年9月27日，马新贻在赴任途经济宁时，在济宁直隶州衙门接奉廷寄：“调补两江总督，毋庸来京请训。”随即又奉上谕：“新授两江总督马新贻，着充办理通商事务大臣。”而在这之前，马新贻是奉旨补授闽浙总督。在赴任闽浙总督的途中，又改任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这在清朝后期 历史 上是罕见的。

就在此前，马新贻奉旨进京请训，向慈禧太后请安，当他从养心殿出来时，大汗淋漓，朝服湿透，惊恐万状。据马新贻的后人说，慈禧太后授以他密旨，要他秘密调查金陵沦陷后，太平天国国库金银的下落及有关事宜。他深知此事重大，凶险极多，故此失态。

在赴任前，马新贻还把两位家兄招至身边，叮嘱说：“我此次去，凶多吉少，万一有不测，千万不要到京告状，要忍气吞声，方能自保。”两位兄长听了也惊恐不安……

当年11月，马新贻抵达南京，从曾国藩手中接过两江总督、两淮盐政及钦差大臣关防，开始了他仕途最后的一程。

马新贻被湘军集团谋杀

1870年8月22日，两江总督马新贻来到江宁府的校场，循例阅射。江宁府衙门在现今的南京内桥南首，校场即在衙门的西边，也就是现今的南京市第一中学附近。马新贻身着黼黻袍褂，头戴翎顶，佩挂朝珠，大摇大摆地迈着靴步，煞是威风。校场有箭道直通督署后院西便门，来往皆可步行，无需乘轿。上午10时左右，马新贻首先阅毕，先行从督署后院西便门步行回署。旗牌在前引道，后有众多扈从随侍。每年一度的总督阅射，是当时江宁的一大盛典，允许百姓参观。因此马新贻回署的箭道两旁，挤满了围观的百姓。

就在总督回衙途中，只见一人快步走至马新贻面前，打千请安，忽然右手就从靴筒中取出匕首，亮光一闪，便刺进了马新贻的右肋。马新贻“啊呀”一声，声音未落，已扑倒在地。跟随差弁方秉仁迅速上前抓住刺客的辫子，夺过匕首，其他差弁一拥而上，将其扭住。中军副将喻吉三听到呼喊，急忙赶到，喝令将凶犯捆缚。刺客却并不逃跑，操着北方口音高声嚷道：“刺客就是我张文祥，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说毕仰天狂笑，从容就缚。家丁张荣急忙扶起马新贻，见其面如土色，双手紧抱胸部，萎缩着身子，众差弁忙将其抬进督署。江宁将军魁玉、江宁布政使梅启照以及司道各员闻讯后，即刻飞奔督署探视，但见伤口深至数寸，血迹模糊。此时马新贻已经呼吸困难，精神萎靡，生命垂危。至23日下午，终因伤势过重，救治无效，马新贻命丧府衙。

历史 上关于马新贻被刺的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般说来，大致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说马新贻“渔色负友”，张文祥为友复仇，刺杀马新贻。第二种是说马新贻因审理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慧衡致死人命一案，造成督抚不和，从而招致杀身之祸。第三种是因为马新贻力剿海盗，张文祥为友出头，刺杀马新贻。第四种则是马新贻“私通回匪”，张文祥为之不平，决意刺杀。然依据史料，笔者以为正是他肩负秘密调查金陵沦陷后太平天国国库金银下落的秘密，使命泄露，因而被湘军集团设谋而杀。

李鸿章曾一语道破天机地说：“湘人习气之重，他人视为棘手……选州必选湘人，朝廷亦深感顾虑。”他还给曾国藩交了底：“两江地大物博，断非师门莫办。”而马新贻独犯其忌。

张之万采取“拖”的战术

案发后，朝廷立即组织了由江宁将军魁玉、江宁布政使梅启照等官员组成的审理小组，可审了几天，什么也没有审出来。

一周后，动用酷刑，案情有所进展，领衔主审的将军魁玉急奏朝廷：凶手张文祥曾经参加过太平军，并根据他的供述，已将其女儿张宝珍、儿子张长幅缉拿归案。可朝廷要的是务必把背后指使人缉拿归案，认为江宁将军魁玉说的全是废话。于是，增派大学士、时任漕运总督张之万赴江宁会审。

这个张之万，道光廿七年（1847年）以进士第一名及第，官至大学士，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深知“刺马案”案情牵扯到宫廷、刑部、兵部、督省、湘军等要害部门与环节，错综复杂的背景深不可测。

张文祥背后有指使人是肯定的，所以，这个案子不管怎么审、怎样结，都是两头落不到好。审不出背后指使人，马家不满意，朝廷更不满意；审出指使人，敢谋杀两江总督的会是一般老百姓吗？能让你随便缉拿归案吗？阿猫、阿狗都懂这个道理。

于是，他采取“拖”的战术，一面和张文祥玩文的，谈诗书，谈人生，一面在等。案发一周后，朝廷就急令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

曾国藩回任姗姗来迟

1870年8月30日上午，曾国藩在天津接到调他回任两江总督的上谕，他开始心惊肉跳，急召幕僚和从江苏跑来的江苏巡抚丁日昌密商。

事实上，他接到这道谕旨应高兴才对，因为，他正在处理天津教案，因而一直受到中外抨击，列强嫌他惩处不力，国人骂他是走狗汉奸，他自己心理压力也很大，此次让他回任两江总督，把他从泥塘里拉出来，应该是一件好事。但在朝廷一再催促下，他均以年事已高，头晕眼花，经不起漫漫长途而推脱，迟迟不南下，可暗中，他一直在关注“刺马案”的发展，江宁将军魁玉一直在向他密报案件的审理进度。

不久后的一天，一条信息传来，是关于江苏巡抚丁日昌的，有舆论说马新贻被刺，是因为总督与巡抚不和，朝中大员听风就是雨，开始把这种舆论传扬开来。丁日昌闻之大为惊慌，他在这个时候十分希望曾国藩来处理此案，曾毕竟是自己的上司，很多问题自会摆平。于是，已回南京的他，急上一道折子，希望朝廷下旨命曾国藩迅速赴任。

曾国藩只好起程。1870年11月7日开始南下，一路上，磨磨蹭蹭，用了36天才到了江宁。12月14日，才接印视事，从朝廷调他回任两江总督，到他正式上任，历时3个多月。上任后，他迟迟不提案子，张之万等来了他，他也在等一个人，就是那位刑部尚书郑敦谨。

刑部尚书发誓不再为官

1871年2月19日，刑部尚书郑敦谨亲临江宁，开庭审理“刺马案”。可审理过程并不顺利，因为只有他一人在发问，与他并坐正堂的曾国藩始终闭着眼睛不知在想什么。几天审下来，郑敦谨明白了，一切似乎都有人安排好了，张文祥什么都不说，曾国藩也不配合。郑敦谨只能结案，不然，等大清灭亡了，这个案子都审不出结果来，原来这世界上有些事是不能深究的。一旦深究下去，自己就会掉进去，就像这个案子，怪不得那么多人都审不出来，只能结案。

1871年3月19日，郑、曾上奏朝廷，维持魁玉、张之万的审理结果：马新贻力剿海盗，张文祥为友出头，刺杀马新贻。这样就避开了宫廷、刑部、兵部、督省、湘军等要害部门，而皆大欢喜。郑敦谨还加了一条，对张文祥的量刑，除了要凌迟处死，还要摘心致祭。

朝廷最终也接受了这一事实，认为张文祥是受海盗指使，刺杀了马新贻。3月26日，朝廷下达了谕旨，肯定了郑、曾的奏结。4月4日，曾国藩奉旨监斩，将张文祥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据说，那天天降大雨，张文祥被摘下的心挂在旗杆上，等雨停后，居然不翼而飞。其实郑敦谨心里明白，已死之人的心是不会飞走的，更不可能是被老鹰叼走，一定是老百姓拿走了，老百姓是把张文祥当成了英雄，可在他眼中，张文祥只不过是一个棋子。

就在处决张文祥的第二天，郑敦谨还没等朝廷圣旨下达令其回京，就愤然离开了南京。曾国藩送他程议，他分文不受，曾国藩送他到江边，他板着面孔，头也不回地扬帆而去。

事后，曾国藩得知，郑敦谨并未回京交差，走到清江就停了下来，打发两个随从代他回京交旨，声称有病不能回京，从此，他发誓不再为官。

马新贻被刺死，正死在密查太平天国藏宝之谜及湘军在南京的其他劣迹这个关节上，曾国藩也许不是主谋，但主谋必然是湘军的重要人物，而案发后，曾国藩也可能知道谁是主使，但形势迫使他不得不为亲者隐。这不仅关系到湘军利益，也可能牵涉更多祸端……（来源《读者报》 资料原出处：《文史春秋》 作者|樊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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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日昌的人物生平

1823年出生于丰顺县汤坑圩金屋围（今丰顺县城）。 其高曾祖父为逃避战乱，由长乐县（今五华县）迁徙到丰顺汤坑乡（时汤坑属潮州府揭阳县，丰顺县城位于丰良）居住 并繁衍成当地望族。丁日昌旧居位于揭阳市榕城元鼎路中段，占地面积6000余平方米，是传统的“百鸟朝凰”格局，是光绪初年福建巡抚丁日昌所建。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20岁的丁日昌中秀才，次年补廪生 。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丁日昌入惠潮嘉道李璋煜幕僚。“

1854年7月（咸丰四年），海阳县（即今潮州）三合会吴忠恕等围攻潮州府城，丁日昌以邑绅身份治乡团，率汤坑乡勇三百名援救，驻扎韩山师院。9月18日清晨，丁日昌率乡勇从笔架山渡凌角池，击溃吴忠恕驻东津部，生擒百余人，遂解府城东路之困”（《丰顺县志》） 。同年，广东天地会起义军进攻嘉应州（今梅州），丁日昌为李璋煜献计，以坚壁清野的办法对付起义军。事后论功授琼州学训导，三年后迁任江西万安知县。

1860年（咸丰十年），丁日昌在江西万安当知县四个月后，其突出的政绩和卓越的才能不但受到广大绅民的赞扬，而且受到上司甚至朝廷的赏识，被调回广东办理洋务。当地绅民挽留不住，启程之日，“父老子弟设席作饯，奉香拥送者数万人。”

1861年（咸丰十一年）调任卢陵知县，正赶上太平军进攻卢陵，县城失守，被清廷革职。当时曾国藩正率湘军在安徽作战，丁日昌转投其幕中，为其襄办军务。

1862年（同治元年）奉曾国藩之命，前往广东督办厘金。丁日昌在抵达广州后，发挥自己通晓火器制造的专长，在广州市郊燕塘亲自设计监制成功短炸炮36尊，炮弹2000余颗。这些武器受到广东清军的欢迎，丁日昌因此声名远播。

1863年（同治二年），他在广州郊区燕塘设炮局，仿制西洋大炮和炮弹，后被李鸿章调赴上海，创设炸炮局，制造18磅、48磅等多种开花炮弹，同时也铸造少量短炸炮，供淮军攻击太平军之用，在进攻常州作战中发挥了相当的威力。由于他铸造的大炮在镇压各地的起义中起了很大作用，升补直隶州知州，赏戴花翎。 在这个过程中，丁日昌的思想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认为“太平军已不足平”，真正构成对清朝威胁的是外国侵略者。

1864年（同治三年）8月，他上书李鸿章，指出中外交通，洋人乘我多事之秋，不时恫

吓挟制，令人忧愤难忍，必须积极自强以图御侮。他认为外国的长技在于船坚炮利，洋人恃此以挟制中国，我们也可以取其所长以对付洋人。丁日昌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他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认识到，中国传统的生产工艺和手段无法适应近代枪炮制造的需要。旧式泥炉炼不出能够制造近代枪炮的钢铁，用泥模铸炮也很难使炮膛光滑匀衡。因此，丁日昌产生了改革生产工艺和手段的强烈愿望。他在上海与洋人频繁接触，已对西人的机器工厂有所了解。王韬所著《火器说略》，更使他对近代枪炮的制造原理、生产工艺，特别是车床等生产工具有了更深的理解。他写信向李鸿章推荐王韬，同时建议设立“夹板火轮船厂”，用机器生产近代轮船和枪炮。恰在这时，容阂提出了要在中国发展“制器之器”的主张，丁日昌立即深表赞同。

从手工生产进而追求机器生产，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变革。这个观念变革对中国19世纪60年代洋务自强运动的兴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丁日昌以这种新的认识和观念为基础，在上海积极设法，主持收买了美国人设在虹口的旗记铁厂，合并原来的炸炮局，后又接纳容阂从美国购回的机器。

1865年（同治四年）9月，丁日昌正式成立了江南制造局。江南制造局是清政府设立的第一家近代军工企业，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产生。

丁日昌性情本急，加上长期操劳过度，他的身体早就极度虚弱，患有咳血等症。在台湾又因瘴气浸染，旧病复发。

1865年（同治四年）10月，被任命为两淮盐运使，他深入各盐场，向绅士、场丁、灶户了解情况，完成了10余万字的调查报告，制订了《淮盐章程》、《两淮甄别章程》、《淮北总略》等章程和规划，实行改革，兴利除弊。

1868年（同治七年）1月，丁日昌升江苏巡抚，仍驻节苏州。1868年（同治七年）4月他雇用9艘轮船把3万石大米运到天津，为创设轮船公司作准备。但已试航的轮船漕运，却因顽固大臣的反对被迫停止。

1870年（同治九年）7月，江苏省乡试在南京举行，他特意派出江南制造总局生产的“操江”、“恬吉”两艘轮船免费接送应试士子，藉以宣传轮船的优越性。丁在治苏任内，澄清吏治，整顿地方，全省清理积案27万宗，得到士民的好感，却招来守旧派的怨恨。太常寺少卿王家璧3次上疏，对丁肆意漫骂攻击。顽固派群起附和。后因母黄氏病逝，丁日昌回粤，在揭阳旧居守制3年。并集资购“平安”号轮船，往来上海、汕头之间作商业营运。

1875年（光绪元年）6月，丁日昌奉旨北上天津，帮助北洋大臣李鸿章商办事务。9月，在沈葆桢的推荐下，出任福建船政大臣。1876年（光绪二年）初，又奉命兼署福建巡抚。丁日昌抵任后，提出要对船政局的生产加以革新，希望能派员往外国学习，延聘外国技术人员釆厂当教习。他和李鸿章、沈葆桢等奏准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批留学生35名赴欧学习，其中有严复，刘步蟾等人。 丁日昌认为电报可以通军情，为海防所必需，积极主张自设电报。他亲自与丹麦大北公司交涉，收买了福州至罗星塔电线，成为中国自营的第一条电报专线。随后，他又主持架设了台湾府城至安乎、旗后电线，成为中国第一条自建电报线。

1877年（光绪三年）8月，他因病离职回籍休养。此后，清廷一再表示希望他再度出任海疆和枢廷要职。

1879年（光绪五年）下谕赏给他总督衔，令他专驻南洋，节制南洋沿海水师官兵，悉心办理海防事宜。不久，又命他兼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他都因病未能出山。丁日昌虽然身在林泉，但他对国家的防务仍时时予以关注。

1879年（光绪五年）6月，他上奏清廷，对海防等问题提出16条建议。由于琉球的废灭，他对日本的侵略野心益加警惕，指出日本“三五年不南攻台湾，必将北图高丽（朝鲜）”。（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第394页）他大声疾呼朝野内外一定要齐心协力，急谋自强，否则将国无宁日。他还认识到“民心为海防根本”，只有老百姓的生计有着落，元气得到恢复，才能众志成城，海疆安如磐石。因此，他希望统治者们能够切实关心百姓的痛苦，从根本上使中国强大起来。

1881年（光绪七年），丁日昌获悉法人对越南之经营日趋积极，他便给总理衙门王大臣写信，提醒他们予以关注。他说，越南为法人蚕食，萎靡不振，若听其自然，必成为第二个琉球。他建议清廷密派广西巡抚或提督，与越南密商自强办法。他自己还曾组织人员翻译法人所绘著的中越边境地图和说明，以揭露法国的侵略行径。

谁创造了江南制造船厂？

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而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造船业务，是李鸿章和曾国藩共同创办起来的。

1862年，李鸿章率淮军进驻上海以后，为了和兵力众多的太平军抗衡，于是大量从西方购买武器，武装淮军。装备了洋枪、洋炮以后的淮军确实战斗力大为加强。但是由于此时李鸿章还没有可靠稳定的外购途径，因此购买的西式武器不仅价格高昂，而且时常买不到。

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让李鸿章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想法，考虑自己开办兵工厂仿造西式武器。1863年，在常胜军任职的英国人马格里投入淮军，担任炮队教习一职。为了吸引李鸿章的注意，马格里向李鸿章建议自造弹药，以降低成本，并利用军中工具自己造了一颗炮弹，以证明这一计划的可行性。

马格里的建议正好和李鸿章的想法不谋而合，所以李鸿章马上命他招募工匠，开始生产弹药。并命参将韩殿甲和候补知县丁日昌也分别开设兵工厂，模仿马格里生产淮军所需的弹药。

李鸿章攻克苏州以后，马格里的兵工厂随之迁移到苏州，改名为苏州洋炮局，后又搬迁到南京，成为了后来有名的金陵制造局，而此时的李鸿章已经不再满足于只制造弹药，有心仿造西式枪炮，于是命留在上海的丁日昌寻访合适的洋人工厂，加以收购，以便扩大生产规模。

1865年，丁日昌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目标，那就是旗记铁厂。旗记铁厂是美国人科尔所创立，具有修造船只、制造大炮、枪支的能力。因为旗记铁厂开设在虹口租界内，周围居民对于身边有这么一家兵工厂极为不满，科尔为了避免麻烦，有意出售。

就这么最终李鸿章花了4万两白银，将旗记铁厂买下，并将韩殿甲和丁日昌两处兵工厂的人员、设备一起并入，改名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由丁日昌进行管理。

而在1865年年底，奉曾国藩之命去欧美采办机器设备的容闳返回国内。曾国藩见李鸿章扩大军工生产需要设备，就将机器都拨给了江南制造局，这么一来江南制造局更是如虎添翼。

到了1866年，李鸿章受命率淮军北上征讨捻军，曾国藩回来继续担任两江总督一职，江南制造局也转归他管辖。为了方便江南制造局的发展，1867年曾国藩将其迁移到了高昌庙，并大肆扩建，扩建以后的江南制造局很快成了国内最大的军工厂之一。

江南制造局早期主要是为淮军生产武器、弹药。而曾国藩一直对于西洋轮船颇有兴趣。早在1863年，他就在安庆内军械所试造过蒸汽轮船，可惜不是很成功。此时随着江南制造局生产能力的增加，已经有余力建造轮船，所以曾国藩在1867年上奏朝廷，申请让江南制造局建造轮船。

旗记铁厂原本的主要业务就是修造船只，因此这一次试造非常成功，1868年年7月27日，中国第一艘蒸汽军舰在制造局下水，曾国藩将其取名为“恬吉”号（后改名“惠吉”号）。此后江南制造局又陆续建造了“操江”、“测海”、“海安”、“驭远”、“金瓯”、“保民”等舰，成为国内仅次于福州船政局的第二大近代造船厂。

因此江南制造局可以说是李鸿章和曾国藩两人联手打造。可惜的是1885年以后，因为经费有限，江南制造局为了保证军火的生产，所以停止了造船，只保留了修理船只的业务，可以说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

丁日昌和丁汝昌的关系？

丁日昌（1823－1882.2.27），字禹生，亦作雨生、持静。广东丰顺县汤坑圩金屋围人。由廪生捐教职。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倡建蓝田书院于汤坑圩。咸丰四年（1854年）办团练，剿潮州土匪。七年（1857年），升任琼州府学训导。九年（1859年），因守城有功，升任江西万安县知县。丁日昌到任后，将历年积案一一整理结案，旋经广东巡抚奏调，办理广东洋务。八月，署庐陵县知县。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攻占吉安府，丁日昌与知府曾咏以失守被褫职。七月，两江总督曾国藩奏调随营委差，开复原官。在安徽期间，上条陈言江西吏治、丁漕利弊情形，拟定丁漕减价章程数十条，拟州县拟捐款、应裁应留条例数十条。

丁汝昌（1836年11月8日-1895年2月12日，4时），名先达，字禹廷（雨亭），号次章，汝昌是其讳名。祖籍安徽省凤阳县，其先人在明初投军入卫所，后人成为卫籍，落户在安徽省巢湖市庐江县北乡石嘴头村。北洋海军水师提督，中国近代第一位海军司令。

综上所述，丁日昌与丁汝昌二人皆中国近代之英雄豪杰，但确无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