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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选官制度与文学作品

演讲人：诸葛忆兵讲地点：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子衿”系列讲座时间：二○二一年十一月

诸葛冰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宋代文史专题研究，有《宋代屠宰辅助制度研究》《徽宗词坛研究》《宋代文史考证》《多维视野下的宋代文学》《宋代科举制度与文学演变》等专著，发表论文一百三十余篇。

文学作品，作为文人思想特征、精神面貌的形象表现，集中地表现了特定时代文人的思维与行为的特点。在古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人生的价值就是做官，即“学而优则仕”。为了实现这个人生目标，古代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与行为、想了又想，往往自觉不自觉的围绕着那个时代的官员选拔制度。

游客在南京夫子庙景区参观中国科举博物馆。苏阳摄/明亮的画面

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分为三个阶段，汉代的检察制度、魏晋南北朝九品科举制与隋唐至清代科举制。全部的，历代的选官制度对古代文人乃至文学作品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

汉代科举制度与女性流浪主题的关联

谢安像（清《唐笑花传》）

汉代科举制度，其主要内容为：地方官员随时在其管辖范围内进行检查、选拔人才，向上级或*推荐，被推荐的人经过试用考核后被任命为正式职务。推荐是关键，评估往往是一种形式。汉高祖刘邦的《高帝求贤诏》说：“那些故意称之为明德的人，必身劝，为之驾，送傅，署行、义、年。有话也有话，觉，免。老年性痴呆，勿遣。”它在里面“义”一般认为是及格“仪”字，表现出被推荐人的人品、仪表、健康状况等受到重视，不推荐人才的地方官员将因不履行职责而被免职。《汉书》载：“（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冬季11月，郡初，各有一国孝。”一般认为，至此，西汉检察制度基本完备，成为当时士人做官最重要的途径。

在汉代科举制度下，学者需要让世界知道他们的名声或才能，有机会获得推荐。因此，游历与拜谒成为士人弘扬名声、吸引注意力的主要手段。东汉以后，风越来越热了。《后汉书》载：“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东汉“建安棋梓”徐干有话要说：“……桓、灵之世，更何况，也，青子博士、郡治安官，国王不在乎，宾客为务。皇冠灌装门，富赛路，饥肠辘辘，永不疲倦。”汉代文人游官的辛苦跃然纸上。

在当时，察举制下，推荐数量成为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而推荐也逐渐疏远。东汉桓帝时民谣有云：“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又冷又白又泥泞，高良姜胆小如鼠。”古代交通落后，在疲惫的旅途中，此时文人的思念、追求、痛苦的感觉因此在文学中被表达，成为当时文学的主题之一。《古诗十九首》的核心主题“你想起了你的妻子”也是六朝文人心路历程的体现。“奢彩芙蓉，泽兰。谁想留下？往远处想”是对家庭的想念；“回到家乡，无故想归道”是乡愁，是东奔西跑的疲劳；“你为什么不想先得到它，先是做官，然后享受富贵荣华。什么都不做，让穷人和廉价，漫长而苦涩”是对名望的追求，坚持巡回赛官员；“我曾经是一个朋友，高举六的振动。不念携手好，像抛弃遗物一样抛弃我”反映了文人的心态；“生活就像一根柱子，守金石鼓……最好喝葡萄酒，拿个被子，素颜”则反映了文人对游宦的失望与游宦失败后的反叛和淡然。

我们再将视野拓展到两汉其他文学作品，“你想起了你的妻子”也是最常见的主题。比如，汉乐府《马殷长城裤行》主题与《古诗十九首》的《艰苦的跋涉》完全一致，开始是云：“叛乱，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但很快就能在梦里见到他。”又如汉乐府《悲歌》云：“悲伤的歌可以当眼泪，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闷。没人想回家，欲渡河无船。心灵不会说话，肠中车轮转。”游子的悲苦情绪郁积到无法抑制、倒出的点，极其强烈的感情。游子长期离家，对家人与家乡的思念无日不萦绕于心头。思念已极，只能以远望来排解，但是，远望永远不能“当归”，引起的是更多的苦痛。思乡之泪已尽，只能以悲歌倾诉内心情感。《文选》所载七首所谓李陵、苏武诗，主题皆为你想起了你的妻子，所谓“请为游子歌唱，泠泠一何悲。”

由游国恩等编译《中国文学史》这在中有描述《古诗十九首》：“为了寻求出路，不得不远离乡里，奔走权门，或者游览首都，或谒州郡，以博一官半职。”如果从两汉察举制的角度来思考，也就能挖掘出《古诗十九首》的你想起了你的妻子题材更深刻的内涵。两汉历经数百年的时间，而诗歌的主题却如此一致，可见察举制对文学的影响之深远。

六朝九品中正制度与玄言山水题材的关联

杜牧像（清《唐笑花传》）

东汉，察举制走向穷途末路，后继的当政者不得不有所改变。翻检《汉书》《后汉书》相关列传，我们很容易发现，两汉时期获得荐举进入官场的大都是官宦子弟。有学者曾经通过统计，得出过如下结论：东汉察举“几乎全被上述的士族集团所垄断，一般寒族进身之望微乎其微”。这在先秦贵族世卿世禄制下发展而来，且始终是“官本位”的两汉专制社会体制中，以上现象不可避免。不同级别官员的子女，获得推荐的机会和力度也不一样。东汉，察举制的话语权实际掌握在世家大族手中。察举制中，已经有了九品中正制的大致轮廓。

曹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意见，建立一个九级系统。朝廷设中正官，负责品评人物。主要标准为“家世”和“德才”，门和评价成为选官的两大要点。门阀是确定的，品评却有高低优劣之分。《世说新语》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品评人物，反映了六朝人们以当代盛行的世风和士风来品评人物。六朝士人由此趋同当代世风与士风，形成所谓的魏晋名士风度。文学作品也随之转移。

六朝时期盛行玄言清谈，擅长者易得美官。《文心雕龙·明诗》有言：“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嘲笑为他人服务的野心，崇盛亡机之谈。”从竹林七贤开始，“名流”的标准是“清谈”，即“谈玄”。“玄学主要只是一种沿袭的文化行为方式和士大夫的时髦风气。……魏末玄学家谈玄重在辨析‘玄’；西晋玄学家则偏于表现‘谈’，通过谈论玄学来展示名人的优雅。”文学作品的代表为玄言诗。如孙绰《赠温峤诗》：“大朴无像，钻之者鲜。虽然神秘的风依然存在，微言靡演。邈矣哲人，缅甸探测钩。谁说廖，很远。”然而玄言诗既无哲理思辨的深度，没有文学的审美快感，它变得流行起来，足以见出九品中正制下重门阀和品评，已经将当时的文学作品导入歧路。

玄学家推崇老庄，老庄的志趣乃清静无为、回归自然，因此，他主张隐居，偏重山水。于是，山水在玄言和士人的生活中占有相当的地位。况且，玄学认为自然界的现象和变化是可以反映出来的“道”和“理”，或者只是“道”和“理”的衍化派生。所以，两晋士人谈玄时，往往借助山水说明理趣。《世说新语·赏誉》载：“孙兴公为庾公参军，共游白石山，卫君长在坐。孙曰：‘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孙绰认为山水与作文关系最为直接，只有这样才能做出这样的评论。孙绰《赠谢安诗》云：“远距离流动，玄风吐芳。芳扇则歇，流引则远。枯萎，实由英翦。……宋庆负雪，白玉经飚。鲜枣米英，素质逾昭。”便有借景说理之意。孙绰《兰亭诗》其二云：“流风拂枉渚，停云荫九皋。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澜涛。携笔落云藻，微言剖纤毫。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创作重心完全转移到山水风景，“微言剖纤毫”“忘味在闻韶”略显神秘。许询存今诗只有三残句，残句一云：“宋庆宁塑纸浆，秋菊落芳英。”当为玄言中之写景。

南朝钟嵘在《诗品序》中说，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其中言山水风景的句子颇值得吟咏回味，故六朝士人酷爱山水。而且，“槐山水，萧然忘羁”，正是魏晋名士风流之一种。六朝士人几乎所有的审美热情，已经在山川之间释放。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山水诗应运而生。六朝山水诗，何尝不是以山水来印证玄言。谢灵运的山水诗多以玄言结尾，前文的山水景色都成了最后玄言之印证。谢灵运诸多山水诗都具备这样的特征。其《登池上楼》结云：“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独守古，今天没有无聊。”其《登江中屿岛》结云：“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石崖又回到了湖边》结云：“对那些想保养身体的人来说，试用此道推。”甚至陶渊明部分田园诗，也不脱此种模式。《饮酒》其五结云：“此中有真意，如果我想告诉你，我说不出话来。”《归园田居》四团云：“生活就像海市蜃楼，终当归空无。”《连雨独饮》结云：“骷髅早就不见了，心在复何言。”

玄言为主体，山水为点缀，即是玄言诗；景观为主体，玄言为点缀，即是山水诗。玄言与山水，奈奈同仁，都可以追溯到世风士风、人物品评、九品中正。

科举制与唐代诗歌题材的全面拓展

苏洵像（清《唐笑花传》）

唐朝选官制度发生了巨大转变，逐步形成了“以诗取士”科举制度。唐代科举制度下形成的南卷、行卷制度，最大限度地推动了诗歌创作之繁荣。唐朝科举考试没有弥封制度，考官直接面对考生。同时，仅仅通过考场上的一场短暂比赛来决定考生的未来，这种方式确实存在不合理性。在指定的地方、规定的时间，以命题的方式写诗，天才与庸才的表现相差无几。

为了弥补科举过程中的这一不足，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礼部侍郎韦陟知贡举，目标采纳“纳卷”的措施。《旧唐书·韦陟传》载：“陟先责旧（文），仍令举人自通所工诗笔，先试一日，知其所长，然后依常式考核。片善无遗，美声盈路。”此后，法院遵循了这一惯例，该制度形成于天宝年间。所谓“纳卷”，就是指唐朝考生应省试之前，选择你的优秀作品，交由主考部门，由主试官们先行过目。

“纳卷”制度依然有两个不可避免的弊病。第一，唐朝进士店“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每人选优秀作品十多首，总共就有一万多首作品。让主考官在有限的时间内，认真读完这么多作品，并识别它们，是一件艰难的工作。第二，如韦陟这样“尤鉴于文”毕竟考官不多。所以考生自己寻求出路，“行卷”应运而生。所谓行卷，就是考生将自己的优秀作品选在考前送呈当时社会上各界名流，请求他们向主考官推荐，从而增加及第的希望。

与纳卷、行卷等相关，唐代形成了相应的“公荐”“通榜”等做法。即：在进士科考试之前，公开向考官推荐人选，考前就决定录取名次。如《唐摭言》第六卷记录，常武灵博士持有杜牧的《阿房宫上》向致公举崔伟推荐他为状元，崔郾答曰“已有人”“不得已，也就是第五个人”，意味着此时，从1号到4号候选人的前四名已经默认设定，此时，许只能任命为第五处。可见，行卷制度下科举考试的名次在考前往往就已确定。

在科举制的背景下，唐人不会写诗，没有优秀的作品可供选择，便是自绝前程。况且，唐朝进士店考试录取名额极少，《唐摭言》中也提到彼时“邵进士。”唐朝学子既需年年投考，要不停的滚，不停的滚，也就是必须不断更新自己的优秀作品选。所以，唐人需要不断写诗，甚至是一辈子的辛苦，努力推陈出新，打磨出精品。他们不仅仅需要超越自我，更需要与周边考生比较，努力做到出类拔萃。

中唐“苦吟”诗风之形成，即得力于纳卷与行卷之风。唐人日常生活中，孜孜不倦地寻找诗歌素材和写诗的灵感。李贺“每天日出，骑弱马，小怒了，背古锦囊，遇所得，把一本书扔进包里。”贾岛“当其苦吟，虽逢值公卿贵人，皆不之觉也。”唐人如此醉心迷恋诗歌写作，从唐朝开始，就有了风气。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又说：“晚节渐于诗律细”。中唐以后，诗人在苦吟的道路上加大力度。孟郊《夜感自遣》说：“晚上学不完，苦吟神鬼愁。如何不闲着，心与身为仇。”卢延让《苦吟》说：“吟安一个字，拈断数根茎。险觅天应闷，对海洋的疯狂搜索也枯竭了。”这样的例子或诗句，举不胜举。

最后，为了参加科举考试，唐代士人必须经历四个阶段：第一，苦读。在这个阶段，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打磨优秀作品选。第二，漫游。携带优秀作品选，到各大都市或名山大川游历，寻找行卷的对象。第三，拜谒。这是漫游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行卷了。第四，科举考试。前三阶段如果功夫做足，科举考试通过也就顺理成章。总之，由于唐代考前的“纳卷”“行卷”成为登科的关键因素，因此在当时优秀的诗歌成了“纳卷”“行卷”的必备利器。

宋代科举改制与文学转型

李贺像（清《唐笑花传》）

宋朝沿袭唐制，以科举取士，独重进士科。然而，与唐朝相比，宋朝科举制度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和所有类似事物比较)相对而言，比较完善科举制度是由宋朝建立的。宋代科举改制对文学作品产生巨大影响的有两个方面：其一，建立密封、誊录、编排、锁定系统，确保考试成绩是录取的依据，最大程度上保证了考场公平公正原则之落实。其二，考试内容由重诗词赋变为重谋略论。

宋朝的考官无法知晓考生姓名，因此纳卷、行卷、公荐等制度或方式立即失去所有的效用。宋代考试，“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尽量排除考场外对录取工作的各种影响，较大地改变了考生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宋代士人由此转向两耳不闻窗外事之闭门苦读，反复揣摩试题类型，模拟写作。“很难读，你也很累”“知有人家夜读书”“闭门读书”“闻向秋山苦读书”等等，这样的叙述，始终可见。据说是北宋真宗皇帝创作的《劝学文》说：“书中有成千上万的小米”“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许多车马”“书中有一女颜如玉”，所倡导的就是闭门苦读。

学生们闭门不出很多年，缺乏自然生活和情感体验，也缺乏创作的激情。模拟省题诗之作，随之与性灵、性情无关。宋人不再需要时时刻刻面对现实生活才能找到好句子，于是，花在诗歌上的热情和时间急剧减少。从后世角度观之，宋诗整体质量不如唐诗，首先是因为当时科举制度的演变，导致宋人并未将更多的聪明才智投向诗歌创作。

此外，宋神宗西宁城北三年（公元1070年），科举废诗废赋，改试对策。而后，学者们逐渐将更多的学习热情转移到政策问题的写作上。凡此种种，最终形成宋人“以词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色。宋代江西诗派创作强调“无一字无来历”“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就是转向闭门苦读的一种必然结果。换言之，唐宋诗风的巨大差异是由科举制度的变革带来的。

唐宋科举考试制度的巨大转变与唐宋文学作品的差异

首先是在创作源泉方面，唐朝士人多有游宦经历，为唐诗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宋人闭门读书，缺乏生活和情感体验以及创作激情。同时，宋代漫游衰歇，相关创作消失。如，苏轼兄弟，北宋仁宗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和爸爸一起去北京考试，途径成都、剑门、横渠、扶风、长安、华清宫、关中、渑池等地，其间却没有一首诗歌创作流传至今。到了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苏三又离家去了北京，一路上有很多诗，后来汇为《南翔前记》，苏轼序云：“山川之秀美，简单的风俗，贤人君子之遗迹，任何见到眼睛和耳朵的人，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

其次，就是创作动机和创作心情的区别。唐朝以诗取士，行卷需要携带自己的优秀作品选集，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为唐人持续进行诗歌创作提供了推动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唐诗苦吟的形成。宋代科举考试中诗歌的地位有所下降，故宋朝士人寻觅佳篇佳句，作诗的热情和投入时间都锐减。

以风景诗为例，唐人每每将求仕漫游途中所见山山水水写入诗篇，精心打造，既写出千姿百态的风光景物，又融入求仕过程中喜怒哀乐之复杂情感，是唐诗中最丰富多彩的篇章之一。宋人在苦学应试阶段，无暇浏览风景，故宋人欣赏山光水色之风景诗，大都作于登第入仕之后，身份不同，境遇不同，心情就不一样了。展现在诗歌中的人物风貌，以及整体的诗歌风格，会很不一样。如苏轼《江上看山》：“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举手在船上说，像鸟儿一样独自向南航行。”其中的从容平和之心境显而易见。尤其是宋代士人在出任地方郡守之后，往往就有较多的休闲时间览景赏物，清月心。比如北宋的文同《野径》有云：“山地苗圃和秋景，金万青。禽虫依月令，药草带人名。排石铺衣坐，看着云，慢慢走。官闲惟此乐，与世欲无营。”出任地方郡守的宋人多数都已在中年之后，他们看待世间万物的心态，相对淡定宁静，于是将这一份淡定宁静转移到风景诗中，就表现为与苏轼兄弟相同的从容平和作风。

与唐人相比，宋人的这些诗歌少了对仕途功名的热望渴求，少了求仕艰辛带来的落寞凄苦。值得注意的是，宋人的一些山水诗写于贬谪时期，些许不平或愁苦的情绪会转移到山川风物之上。但由于生活境况尚可，诗人的忧郁并不强烈，这与中唐诗人的表现大相径庭。总而言之，由于身份与境遇的改变，宋人风景诗的情感强烈度远不如唐人，诗歌的艺术感染力也就不如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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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04日10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