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人口变化，不论是人口数量的变化，还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都应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不过，对于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韩国和中国这三个东亚的代表性国家来说，人口从增长过快到下降过快的转变有点过于迅猛了。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一度专注于人口扩张。直至1957年，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发表了《新人口论》，警告人口的过快增长不但会破坏经济发展，还会导致社会压力过大。

虽然他因此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但马寅初的意见还是在1973年被采纳，我国在那一年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控制人口过快增长。1982年，计划生育还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

我国人口生育率的变化节奏

自那以后的30年，中国的出生率逐渐降低并慢慢滑向低谷。上世纪60~70年代的最高值时，生育率接近6%；到80年代中期，生育率已经下降到了2.1%这样的替代水平。

所谓生育替代水平是指一个地区的一对父母所生育的子女数量恰好等于父母双方，即一定区域内在数量规模上可以自然更替的生育水平。

从90年代开始，我国的人口出生率持续低于替代水平，并进一步下降至1.2%~1.3%。直至2016年前，大众和社会并未改变我国人口过多导致人口压力过大的看法，仍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

在认识到人口快速下降的长期后果之后，2011年，我国开始尝试推行“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又推出了“单独二孩”政策；直至2016年，我国终止了一胎政策，改由“二孩”政策替代。

国家统计局报告的数据显示，2017年至2019年，中国的生育率分别是1.58%、1.495%和1.47%,虽较之前略有回升，但下降趋势并未得到逆转。

这里我们需要把握的一个细节是，在2017年1.58%的生育率中，一孩、二孩、三孩的生育率分别为0.67%、0.81%、0.11%。其中，二孩生育率比一孩生育率还高，这种情形说明新政策具有显著的短期效应，不可持久。

如果舍去二孩堆积因素，即使假定生有一孩的父母中有高达60%的母亲会生育二孩，2017年的自然生育率也应该仅有1.18%。所谓的二孩堆积因素，是指2017年大量二孩出生是因为之前若干年的累积，当时想生但是没有办法生，在政策放开的第一年，大量二孩纷纷出生，这是多年的生育意愿累积的结果。

因此，随着二孩堆积效应的最终消退，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估计将快速跌落到1.2%甚至更低的水平，这一数据将远低于欧洲和美国，也显著低于日本，将与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同处于世界最低之列。

那么，为什么我国现在的生育意愿如此之低呢？

成功快速的经济发展将大规模的人口从农村带入城市，进入城市之后，不可避免地面对包括住房、教育、医疗在内的持续升高的生活成本压力，这是我国现阶段生育意愿的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低迷的生育率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低迷的生育率快速放慢了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推算，过去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平均每年减少约340万人。实际上，现在达到劳动年龄的人口大多数都出生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年代。

除非大力鼓励生育并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以上，否则，总人口增长放缓和劳动年龄人口的衰减趋势将难以逆转，并将严重拖累我国经济的发展节奏。

甚至不久之后，我国就会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据统计，2017年，我国人口净增长数额为737万人；2018，这个数值降到了530万人；2019年，这个数值又降到了467万人；2020年，这个数值下降到了204万人；刚刚过去的2021年，这个数值已经无限接近零点，只有48万人。

另一方面，随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低生育率还会加速提高老年人口的比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披露，中国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从2005年的10.45%上升到了2019年的18.1%。

这意味差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达到2.54亿，已经超过0~15岁的小孩人口规模。更加夸张的是，2019年我国2.54亿的老年人口数量和世界各国的总人口数量进行对比，都可以排在世界第三，仅仅少于中国、印度和美国三国的总人口。

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先行国家的教训是，生育率下降一开始只是缓慢发生，但后来就可能一发而不可收拾。

虽然我国在生育率急速下降和不断加速的老龄化面前已经有所行动，并会考虑制定鼓励生育和延迟退休的政策，但现实依然是，未来数十年，应对养老和社会保障开支上的史无前例的压力，将成为中国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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