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典故类议论文：梁任公的启示

　　我们由一件小事入手。

　　一九二三年，梁启超先生的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但是他自己却并不以为意，在家信里他说：“其实我这病一点苦痛也没有，精神气体一切如常，……我觉得殊无理会之必要。”另一方面，他仍然全身心地投入在他的工作里。他抱病在清华大学讲授有“读书法及读书示例”“儒家哲学”“历史研究法”，指导有“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清代学术史”等多门，又勉力完成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这样传世的巨作。旁人形容他“口敷笔著，昼夜弗辍”，称赞他“即在此这种苦痛环境中，仍本孳孳不倦之精神，埋头苦求，研究学问。此种坚苦卓绝、自强不息之精神，诚为空前未有之一人”。然而梁任公的病情终究逐渐恶化，到了一九二六年，他才接受了德国医院的检查，确诊为尿血病。

　　梁先生绝不是抵斥科学。他是康有为的学生，最早觉醒的中国人，维新运动的领袖，思想界的启蒙者，一生对现代科学充满了笃信和期待。而这时，他显然是出于更深沉的考虑。在他心里人文事业占有更重的分量。他早年倾心于西方的思潮，但是不久便感到了极大的忧虑：“试问人生是什么?是否可以某部当几何之一角、三角之一边?是否可以用化学的公式来化分、化合，或是用几种原质来造成?……西人所用的几种方法，仅能够用之以研究人生以外的各种问题，人，决不是这样机械易懂的。欧洲人却始终未彻悟到这一点，只盲目地往前做，结果造成了今日的烦闷，彷徨莫知所措。”这个转变意味深长，他针对现实进行了文化反思，希望能以东方的人文传统，引导人们从麻木状态里，恢复本来的心灵，建立起一种美善的生活。他说：“儒家看得宇宙人生是不可分的，……人类日日创造，日日进化。这意识流转，就唤作精神生活，是要从内省直觉得来的。……变化流转之权，操之在我。所以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儒家既看清了以上各点，所以他的人生观，十分美渥，生趣盎然。人生在此不尽的宇宙当中，不过是蜉蝣、朝露一般，向前做得一点是一点，既不望其成功，苦乐遂不系于目的物，完全在我，真所谓“无人而不自得”。有了这种精神生活，再来研究任何学问，还有什么不成?”这在他自己的生活里也得到了写照：“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我一年到头不肯歇息，问我忙什么?忙的是我的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的消耗而有余。”他的这种主张就贯穿在平常日用中，使他不倚待于科学的救助，依然能在内心卓然自立，乐以忘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