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作文字

　　过了没多久，我很快就接到了出差组稿的任务。领到差旅费，我便出去取回了自己定做的名片。看着上面印着的“陈清贫，《知音》杂志编辑、记者”的字样，一时竟颇有些迷惑：自己真的已是《知音》杂志的编辑和记者了吗？

　　我颠来倒去地把自己的名片看了老半天，才乐颠颠地跑去火车站买火车票。因为此时此刻我的小弟正在北京当武警，因此我最终决定把我第一次出差的目的地定在北京。不想，到了火车站我才被告知，由武昌开往北京的38次列车车票没得卖！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已没有时间耽搁的我只好决定还是当晚出发。

　　大约7点钟，我换上了一套崭新的警服，又将照相机、雨伞、中国地图、《知音》样刊、约稿函、换洗衣物等，一古脑地装进了一个牛仔包里，然后破天荒地打了一辆出租车，一溜烟地直奔武昌火车站。

　　抵达武昌火车站的出站口后，我掏出警官证对正在值勤的两位公安同志说：我是武警防暴部队的，曾多次在这儿参与过查禁三品，这次有急事需要去北京公干，希望给个方便。

　　执勤的公安同志接过我的警官证扫了一眼，冲我笑了笑就往里挥了挥手，我便连声道谢着大踏步地朝里走去。随后我迅速在一站台找到了38次列车的列车长，送给了她两本近期的《知音》，说明自己是《知音》杂志的驻军记者，此次有采访任务，需马上赶去北京。

　　列车长听了，满含歉意地冲我一摊手：“真是对不起，已经没有卧铺了。”我忙不迭地说：“不要紧、不要紧，只要能按时赶过去就行。”于是，车长安排坐在卧铺车厢里的座位上，对付一晚上。

　　次日下午一点十七分，38次列车徐徐驶进了北京火车站。像土包子进城一般的我，自过了保定站以后就再也在座位上坐不住了。我就像动物园下午那四点半的狼一样在车厢内走来走去，激动不已，一直到下火车。

　　毕竟是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长大的，毕竟是第一次来到首都北京，待我出得火车站以后，回头看看“北京站”那三个大字，竟仍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仍不敢相信此时此刻自己是真的正身处于北京城之中……

　　小弟没有来接我。举目无亲、一片茫然的我背着牛仔包在北京火车站外简直不知该何去何从，几个的士司机小心翼翼地上前搭讪，均被一身警服的我一眼瞪回。

　　最后百般无奈之下，我只好见了跟我穿一样警服的人就打听。然后，顺藤摸瓜地一直倒车到了北京的郊县，才终于找到了小弟所在的部队。

　　门卫仔细检查了我的证件，告诉我我小弟所在的分队一大早就出去执行紧急任务去了，可能马上就要回来，让我在门口会客厅里等着。

　　不曾想有那么巧，说着说着就见一溜儿新式装甲防暴车拉着警报一一驶入营区，接着从车上鱼贯而下了好几百名武警战士。正当我左寻右找、眼花潦乱之时，忽听人群中有人大声喊道：“哥哥！”

　　随着这一声狂呼，一名高大的武警战士已越众而出，然后三步并作两步地直冲到我的面前。我定睛一看，没错，是小弟！不过，他长高了，壮了，也帅气了许多！才三年不见，一向被我轻视的小弟就已变得得让我抬头看他了！

　　小弟是我们兄弟仨中最不爱学习，也最不爱说话的一个，因而我和我家老二儿时便时常在共同的活动中顾自地欢声笑语，而把焉头耷脑的小弟孤零零地撇在一边，一任他去自生自灭。后来我们还为他取了个当时极为形象的外号，叫“窘砣”。

　　常言道：“士别三日，当括目相看。”如今小弟居高临下地抓住我的肩头就不放手，他一边兴奋地摇晃着已如风摆杨柳般的我，一边一连叠的对不起，说未料有突发事件发生，他们一大早外出直到现在才赶回来。

　　好在一大群武警官兵很快围了上来，小弟方松开手回头一一地跟我介绍，已快被摇散了架的我才算是缓过了一口气来。

　　晚饭由小弟所在部队的领导、及其上级领导机关的新闻工作者陪同，我本人倒不曾想我陈清贫在武警部队竟大名远播，一众人都对我说了不少“久仰”之类的客气话，并频频举杯，集中火力对付我这个远道而来的“小名人”。

　　幸好一边的小弟奋不顾身、频频挡架，最终由不胜酒力的我搀扶着从来未有过此类殊荣、而已兴奋得开始胡言乱语的小弟，回到了部队招待所。

　　第二天一清早，小弟请好假，并上上下下收拾一新，然后昂然地对我说：“北京我已混得烂熟，你报出地名，我带你倒车！”

　　那时杂志社还不兴报的票，于是我便随着小弟从一路车倒向另一路车，一家一家单位的跑。我俩见的第一个人是当代著名作家、电影《摇滚青年》的原著，刘毅然。那一天的刘毅然穿一件绸布对襟大褂，他非常热情地招呼我俩坐下，然后非常客气地告诉我们：最近他很忙，恐无暇为《知音》写稿，但他可为我介绍一些作者和被采访对象。

　　于是，他先为我写下了著名作家王朔及著名电影演员马伶的`电话号码，让我打着他的旗号去找他们。只是非常可惜，当时这两个人都不在北京。这就意味着，第一天我们俩整个一个白忙乎。

　　第三天，我俩去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通过朋友介绍朋友、滚雪球的方式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制节目组的阿计等人相识。

　　当天上午，五六个人谈着聊着，不知不觉中，气氛便开始热烈起来，话题也渐渐扯开了。我一时兴起，就谈起了不久前一次登峨眉山的体会，我说：“人生不同的阶段里总有着不同的心境，但乐观的人总能找出不同的快乐的理由。如出发到峨眉山之前，我已对此行充满憧憬；而一俟到了峨眉山，哇！云海、飞瀑、奇松、怪石、佛光，真让人欣慰、兴奋到满足；及待返回到家中，无数甜蜜的回味便又必然是少不了的。”

　　不想正在这时，一边闷了半晌焉不叽叽的小弟突然插了一句：“就怕已走到峨眉山脚，突然括机响了，低头一看：‘家被淹水，火速返回！’这样就憧憬也没有了，满足也没有了，回味也没有了。”

　　众人一听，顿时为之哄堂大笑，并连声叫绝。

　　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和小弟均找到了与陌生人交往时的感觉和自信，而开始与人接触时的拘谨和惶恐均一扫而空。我成了相声中的“逗哏”的，小弟成了我的“捧哏”的，我们俩一搭一档，组起稿来竟极为默契。

　　我俩的最后一站是中央电视台，“兄弟同心”之下，竟使中央电视台的文字工作者张斌先生和王红小姐大为折服，中午在其四楼宴会厅大摆开了宴席。

　　而小弟突然看见一向只是在电视上才看到的熟面孔竟一张又一张地在他面前晃来晃去，竟一时兴奋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满桌的佳肴和来来往往的名人，他不知该怎样合意地协调才能两全其美。

　　待我拿着一大摞稿离开中央电视台的时候，小弟由衷地说了一句：“要是天天过这样的生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