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你介绍王安石的作文

篇一:《王安石散文研究》

浅论王安石散文中的新意

【内容摘要】 本文拟从王安石散文中的新意进行探讨，着重从王安石散文之拗折劲健、直抒胸臆、独到见地三个方面加以论说。笔者认为对于一个有着传统心理的积淀，身处世俗人情浓厚的社会氛围的仕子而言，这些新意不仅对他个人来说难能可贵的，即使对整个封建社会来说，它的存在也是弥足珍贵的。

【关键词】王安石；拗折劲健；直抒胸臆；独到见地；

王安石主张文须 “以适用为本”，要求文章直接为社会和政治宣传服务，因此，他的散文重视说理，即便是记叙文中，也含有较多的议论成分，具有立意超卓、结构严谨、说理透辟、语言峭拔、简洁峻切的特点，上面是对王安石散文最普遍的认识。本文拟从王安石散文中的新意进行探讨，从王安石散文之拗折劲健、直抒胸臆、独到见地三个方面加以论说。笔者认为对于一个有着传统心理的积淀，身处世俗人情浓厚的社会氛围的仕子而言，这些新意不仅对他个人来说难能可贵的，即使对整个封建社会来说，它的存在也是弥足珍贵的。

一、王文之拗折劲健。

王文之“拗”，源于王学之拗，宋人笔记小说一般把王安石形容为“拗相公”的形象，其“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惊世骇俗，令当时儒者目瞪口呆。《宋史》王安石本传也极写他“拗”的思想与个性：“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概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安石必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而当时的“荆公新学”在时人眼中，实是一门“拗学”。“读其文，则其人可知”，关于王安石性格的记载有很多，如吴闿生说他“傲岸倔强”[1]；茅坤说他“偏拗自用[2]；王文濡说他“其性本愎执拗自用”[3]；高步瀛说他“兀傲”。[4]尽管这些评论难免有主观成分，但有一点是

无疑的，那就是王安石的性格比较独立。性格的独立从很大一方面来说，也是促成王文拗折劲健德一个原因。

王安石在变法的过程中，受到的阻力是相当大的，个人认为它的斗争性质不在于忠奸好坏，却在于和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这些品质上光明磊落、正直无私却又极力反对新法的士人斗争，即是一种思想、政见上的斗争。

至于司马光形容他是一个“必欲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的拗者，刘挚则说他把“守道优国者谓之流俗”。其实，王安石内心是痛苦委屈而又无奈的，对于这帮守道优国的老前辈老上司，他无法说服他们，在政治上又必须战胜他们，才能完成富国强兵的大业，所以只得以“流俗之言不足恤”作为旗帜，孤军作战，我行我素，当他的学生陆佃说外人说您“拒谏”时，他回答说:“吾岂拒谏者，但邪说营营，顾无足听!”① 政治斗争是残酷激烈的，为了新法大业，许多不愿打倒的人也不得不打倒，富弼、曾巩、司马光等等都以政敌被清除。在这一点上，王安石是坚毅的，却又是固执的，政治斗争又让他具有一定的冷酷性，这是王文拗折风格的内在依据。正如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所言：“人习言苟且昨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王安石虽是“拗人”，作的“拗学”，但他始终将真理紧握手中，而不是无理取闹，故为文虽“拗”却有理、有据、有力，如《答曾公立书》、《答司马谏议书》，可谓拗折刚健。《答曾公立书》精深透彻，把为什么要收二分利讲得极为圆彻，令人不得不服。《答司马谏议书》则三言两语，把保守派对变法派的攻击：侵官、生事、征利、拒谏，驳得体无完肤，且有破有立，令攻击者哑口住舌，于执着中透出几分倔强、劲健。

王安石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喜欢面对现实进行认真的思 考，不论是处理政务或是撰写文章都持这种态度。我们只要仔细读一读他的《答段缝书》就会对他这种思想性格有更为深切的了解。《答段缝书》提出贤者应该向孔子、孟子学习，独立自守，“不惑于众人”。文中说“孔子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孟子曰:‘国人皆曰可杀，未可也;见可杀焉，然后杀之。”，这虽然是孔子、孟子的话，也是王安石不苟同流俗，独立特行的思想性格的具体体现，表现了他性格中所具有的创新品质—拗折劲健。与此同时，也隐约显示出他为文的另一特点即直抒胸臆。

二、王文之直抒胸臆。

王安石向来爱直抒胸中之臆，他蔑视权威、离经叛道、不苟流俗，为那些被诬陷，被不公正对待的人鸣不平。这一点在他的《读<江南录>》中有充分的体现，他通过“国之将亡,必有大恶”、“上谏李氏表”、“诸父中旧多为江南官”、和① 《宋史》卷三四三《陆佃传》

“佑能切谏，铉独无说”四个方面推测二者可能不和，徐铉遂生嫉心。据此四点，王安石断定潘佑必死于直谏，并批判徐氏《江南录》的“厚诬忠臣”。王安石此论虽有的有点欠缺说服力，然从中我们可看出王安石的不平之气，看出他的爱憎分明和勇于伸张正义，直抒胸中之想法。

在为受屈者正名的同时，他也敢于批驳那些徒有虚名的士人，毫不保留地表达自己对历史人物的喜好。如在《读孟尝君传》一文旨在击破“孟尝君能得士”的传统说法，指出孟尝君能养士，实际上只养了一群鸡鸣狗盗的乌合之众，算不上真正能得士。全文仅四句九十个字，而字字矫健有力。所谓“凿凿只是四笔，笔笔如一寸之铁，不可得而屈也”②。文章开头用“世皆称”引出“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脱于虎豹之秦” 的观点，已含大不以为然之意。第三句从反面论证孟氏没有得到真正的士，言之有据，行文有转，气势直逼当前，力透笔尖，体现了王安石跨越古今、高视一时的思想力度。第四句回答了士之所以不至孟尝君之门的原因，出语峭拔，笔力千钧，聚而全歼论敌观点，文章戛然而止，言己尽而意无穷。总的看来文章最后用三句话对上述反面观点中的三层意思分别进行了斩钉截铁的驳斥，逐层转折，步步紧逼，文笔峭厉，气势磅礴，无怪乎清代学者沈德潜誉之曰：“语语转，笔笔紧，千秋绝调。”

如果说对人物的见解王安石主观性显露无遗，那么对于日常道德概念

他亦是如此。王安石在作文立论时，从不墨守前人观点，拘泥于旧说，而是勤于思考，勇于创新，大胆地提出新的观点，酣畅地表达自我的见地。这是王安石作文的一贯风格。他每每能从古人古事中，发奇思，翻新意，提出迥异于前人的看法和思想见解。如《勇惠》一文，起首就对“惠”和“勇”即仁爱和勇敢这两个道德概念提出与世俗不同的论点：“世之论者曰：‘惠者轻与，勇者轻死，临财而不警，临难而不避者，圣人之所取，而君子之行也。’吾曰不然。惠者重与，勇者重死，临财而不管，临难而不避者，圣人之所疾，而小人之行也。”传统认为仁爱之人慷慨施恩，勇敢之人轻视死亡，但作者却提出异议，“吾曰不然”，主张完全相异，说仁爱的人不应该随便施舍恩惠，勇敢的人应该慎重对待死亡。这种标新立异的说法看似不合情理，而王安石在下文中引经据典，指出“惟义之是”(即合乎道义)才是大惠大勇，在更高层次上得出了颇具见地的观点，显示了王安石创新思② 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十五。

维的求异性，而这一离经叛道的异质思想的提出明显是需要勇气的，从很大程度上将，王安石的文章在直抒胸臆的同时也在表达一种自己的独到见地。

三、王文之独到见地。

《孔子世家议》是王安石读《史记》后的感想整合之作。孔子不是公侯，按例不应列入世家，司马迁因为尊崇孔子，特意将孔子列入世家。文章先叙述《史记》的编撰体例，然后从《孔子世家》的违例展开议论：“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处之世家，仲尼之道，不从而大；置之列传，仲尼之道，不从而小。”在王安石看来，孔子是万世师表，有经邦治国之才，非一般的王侯将相可比；孔子的思想并不因为列入世家而伟大，孔子的思想也并不因为置于列传而渺小。这一见解是非常独特的而且言之凿凿，富有创新精神，表现了其反传统、反权威的胆识和气魄。读来令人有恍然大悟之感，亦有折服之心。

王安石为文的一大特色还在于，他敢于破除书本定势思维，发离经叛道之论。在《答曾巩书》中云：“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

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王安石以高见博识，答质疑，辩“乱俗”，提出“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这一惊世之见。王安石勇于钻出故纸堆，面向社会，求教于农夫和女工，借以正“经”之误，以达到知圣的目的。文中还指出圣人所建之法会随着社会发展、历史进步而趋于陈旧，我们不可一味盲从“经典”，这里面蕴含着离经叛道的思想，表现了作者勇于破除书本定势的创新精神。孟子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王安石勇于破除书本定势，及时发现书中的疑问，真正达到“读书不为书所累”的境界实属不易。

四、结语。

正如法国生物学家贝尔纳所说：“妨碍人们学习的最大障碍，并不是未知的东西，而是已知的东西。”[5] 王安石作为文学家，他不仅有精深的学识和非凡的禀赋，而且对社会、对人生也有深刻的认识，有独到的见解。孤高超绝的思想感情浸透了王安石的思想品质，使他的思维轨迹显示出陡峻突兀的形态，因而从笔端流泻出的是一种锋利峭拔的文字。在那个积贫积弱社会，固于园囿的时代，王安石的散文犹如一股清泉，直灌读者的心底，清凉之意悠悠袭来，却令人醍醐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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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高海夫主编，《唐宋八家文钞校注集评》之《答司马谏议书》，三

篇二:《材料作文写作指导2》

材料作文写作指导2

材料作文并不是新生事物，它可以有效的防止学生猜题押宝。所以中考又出现了材料作文，或材料作文与话题作文结合型的作文。它们共同显现出这样的规律：一是材料作文覆盖了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应用文这些所有可考的文体。二是材料作文覆盖了命题、半命题、自由命题这些所有的命题形式。三是材料作文覆盖了改写、续写、扩写、修改等种种写作形式。四是材料作文覆盖了大小作文的组合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