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篇一】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中国新诗（现代诗）流派简介

如果我们花点时间去考察一下中国古典诗歌的演变历程，我们会发现”流派冲刺”在文学史上所具有的独特意义，常常意味着诗学观念尤其是审美尺度的革新和价值取向的整合。远的不说，仅就清朝诗歌的发展和演变而言，就有以下七个重要的流派：（1）明清之际的”云间派”，这一流派包括陈子龙、夏彝仲、彭宾、徐孚远、李雯、周立勋等六位诗人，号称”云间六子”，还包括宋征舆、宋征璧、宋存标等三位诗人，号称”三宋”；（2）”西泠派”，这一流派包括陆圻、柴绍炳、沈谦、陈廷会、毛先舒、、孙治、张纲孙、丁澎、虞黄昊、吴百朋等十位诗人，号称”西泠十子”；（3）以钱谦益为代表的”虞山派”；（4）”《宋诗抄》派”，这一流派包括吴之振、黄宗羲、吕留良、高旦中、吴自牧等诗人；（5）”浙派”，这一流派包括厉鹗、金农、杭世骏、符曾、丁敬、奚冈、符之恒、汪沆、翟灏、吴锡麒等诗人；（6）”秀水派”，这一流派包括金德瑛、钱载、王又曾、万光泰、诸锦、祝维诰、汪孟涓等诗人；（7）”桐城派”，这一流派包括姚范、姚鼐、刘大魁、方仲舒、戴名世、方东树等诗人。上述七个流派几乎囊括了整个清朝诗歌的”审美尺度”和”价值取向”，如”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性灵说”等；如只”尊唐”不”崇宋”、或只”崇宋”不”尊唐”、或既”尊唐”也”崇宋”等等。

鉴于”诗歌流派”拥有如此的重要性，所以我和林童、王晓生联袂主编这本《百年中国新诗流派作品金库》。”选而编之”毫无疑问应自始至终贯穿选编者的思想，所以在选编过程中，我们反复强调应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尺度，主要表现在对于某些”流派”的符合或接近历史真实的归纳，也就是对某些具有明显或潜在相同特征的诗 歌现象重新进行命名。如”尝试派诗群”，归纳这一”诗群”的依据显然是因为胡适于1920年出版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白话诗集《尝试集》，在”尝试”的名义下，我们同时将”五四”运动前后尝试进行新诗创作的诗 人如刘半农、沈尹默、康白情、刘大白、俞平伯等”归纳”在一起；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群”则是对”十七年”诗歌如贺敬之、郭小川、闻捷、李瑛等诗人的作品的大致清理;如”新现实主义诗群”，归纳这一”诗群”主要是因为在”朦胧诗群”崛起于诗坛的同时，有一群写作特征比较接近并与”朦胧诗”的”现代性”有意无意保持或拉开距离的诗 人，包括叶延滨、梅绍静、李小雨、韩作荣等；如在”神性写作”的框架里，我们除了将海子、骆一禾、戈麦等三位诗人的作品”归纳”在一起外，考虑到李青松的诗 歌作品与他们的审美取向或多或少有些神似，更考虑到”神性写作”的继续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过分庸常的”世俗写作”的纠偏和矫正，所以一并列入。综上所述，我们如此操作的目的在于尽可能恢复中国新诗发展进程的本来面目和历史真相，尽可能尊重为中国新诗的建设和繁荣做出过贡献的诗 人，而并不是以什么”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作为裁决诗歌作品质量优劣高下以及最终进行取舍的唯一圭臬。

当然，百年中国新诗史上的”流派”确实存在”重要”与”次要”之分。我认为重要的诗 歌流派有：（1）20世纪20年代初期以徐志摩、闻一多等为代表的”新月派”，以及20年代中期出现的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2）20世纪30年代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以及以艾青、彭燕郊、牛汉、曾卓等为代表的”七月诗派”；（3）20世纪40年代以穆旦、杜运燮、郑敏等为代表的”中国新诗”派；（4）20世纪50年代以纪弦为代表的”现代派诗群”；（5）20世纪50年代以覃子豪、钟鼎文和后起的余光中、罗门、蓉子为代表的”蓝星诗群”；（6）20世纪50年代以洛夫、张默和痖弦为代表的”创世纪诗群”；（7）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北岛、杨炼、多多、顾城、江河、舒婷等为代表的”朦胧诗群”；（8）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海子为代表的”神性写作”，以韩东、于坚等为代表的”他们诗群”，以及以周伦佑、杨黎等为代表的”非非诗群”；（9）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欧阳江河、西川、翟永明、王家新、臧棣、西渡、桑克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以及90年代中后期以伊沙、徐江、侯马等为代表的”民间写作”；（10）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以莫非、林童、树才、娜夜、卢卫平、路也、唐诗、刘文旋、马永波、谯达摩等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写作”；（11）21世纪初以朵渔、尹丽川、沈浩波、南人、巫昂等为代表的”下半身写作”，以及以安琪、格式、马策、赵丽华等为代表的”中间代写作”（关于”中间代”是否属于”流派”这个问题值得商榷。”中间代”的重要发言人安琪认为可以把它作为”流派”看待，所以选编该书时，为了比较全面和客观地展示当下新诗写作现状，我们暂时采纳了她的观点），以谭五昌、滕云、程维等为代表的”新江西诗派”；可以说，正是上述新诗流派的薪尽火传，使得百年中国新诗总是不断地居于百年中国文学的制高点。


现在，我打算以”倒叙”的方式穿越百年中国新诗的时空隧道，而且只选择对新诗发展进程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流派”，依次是：（1）”第三条道路写作”；（2）”民间写作”；（3）”知识分子写作”；（4）”神性写作”；（5）”他们诗群”；（6）”朦胧诗群”；（7）”创世纪诗群”；（8）”中国新诗”派；（9）”七月派”；（10）”现代派”；（11）”象征派”；（12）”新月派”。这十二个新诗流派差不多代表了中国新诗在其所处”时间段”所获得的理论和创作两方面的最高成就。有趣的是，制约其他”诗潮”常常是”诗歌流派”得以形成的直接动因之一。”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形成，最初是担心”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的各执一端的争论对”诗歌”的健康格局造成伤害，所以”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形成实际上起到了稳定诗坛的作用。实际上，”第三条道路写作”出现在诗坛，使诗坛呈现出”第三条道路写作”、”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三足鼎立”的格局。而”民间写作”的浮出水面，其中有一个直接动因就是为了制约”知识分子写作”的”知识至上”或”技术至上”的逐渐僵化的审美取向和价值判断。

一、”第三条道路写作”：莫非、林童、树才、刘文旋、马永波

新时期以来的新诗流派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刚开始都不愿承认自己是”流派”，以免有”预先设计”之嫌，但实际上参与这些”诗歌群落”的诗 人们差不多都有”流派意识”。”第三条道路写作”并不打算回避这个原本属于光明磊落的问题。无论是”第三条道路写作”，还是”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其产生的大背景均为市场经济浪潮席卷神州大地的每个角落，因此诗坛圈子越来越小（小到即使有人称王称霸，大家也几乎浑然不觉），诗歌不得不拆除虚拟的外延而向自身内核收缩，其结果是整个诗坛在一些优秀诗人的支撑下实现了软着陆，从而逐步形成了”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和”第三条道路写作”三个自觉的、代表当下三种审美态势的新诗流派。”知识分子写作”强调”学识”和”技术”；”民间写作”强调”口语”和”生活”；而”第三条道路写作”则积极吸收两者的合理部分并加以改造，所以，一种有血有肉有骨的”诗学”便开始出现在21世纪初的中国诗坛。

”第三条道路写作”作为一个中国当代新诗流派形成于1999年12月，其标志是我和莫非策划选编的《九人诗选》的出版问世。其背景是1999年4月在北京郊区平谷县召开的”盘峰诗会”，在这次诗会之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极端化对抗明显对新诗的健康发展业已造成伤害。为了澄清”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制造的混乱局面，所以”第三条道路写作”在我和莫非、树才等诗人的全力推动下便应运而生了。迄今为止，《九人诗选》作为”第三条道路写作”的所谓阵地已经出版了三本，后两本即2000年度、2001年度《九人诗选》，均为我和林童选编。除此以外，我与林童于2002年创办并主编《第三条道路》诗报。

莫非（1960-）作为”第三条道路写作”的代表诗人，1999年12月和我联袂主编了奠定”第三条道路写作”基础的第一个具有重要诗学价值的诗 歌文本《九人诗选》。在此之前，莫非以其诗集《词与物》驰名诗坛。他的长诗结构复杂，驾驭语言的水平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因此往往使新时期以来的诗 评家们不知所措，如《时间之门》、《传灯录》、《精神史》和《棕榈树》等，这些诗均呈现出气势磅礴的”史诗”品质，在新诗史上实为罕见。林童（1963-）作为”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另一个代表诗人，和我相识于2000年9月，之后我们开始了”诗人与诗人”之间的兄弟般的崇高友谊，并共同主编了”第三条道路写作”的重要诗歌文本《九人诗选》（2000年版和2001年版），从而使”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历史得以延续和拓展。在参与改变和推动”第三条道路写作”历史进程之前，林童已经出版了一本个人诗集《美之殇》，其中不乏优秀作品，如《马或者太阳之路》、《天堂守门人》、《一九二七年的戴望舒》以及大型组诗《北斗行》等。林童的诗 充满忧患意识和历史纵深感，正如他在《北斗行》的副标题”诗人必须关注自身及人类的命运”中所阐释的那样。《北斗行》由七个部分组成，即《天枢之歌》、《天璇旋之歌》、《天玑之歌》、《天权之歌》、《玉衡之歌》、《开阳之歌》和《摇光之歌》，整体布局无疑受到”北斗七星”的启示：深邃，辽阔，蕴藏着某种神秘力量。而《马或者太阳之路》、《御临河》以及他写于2001年的《网络时代的爱情》等短诗，在语言和内涵方面均显得相对透明一些，但却别具一种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在”第三条道路写作”的代表诗人中，树才（1965-）在诗歌创作、翻译和理论建构方面均有比较突出的贡献。树才出版的诗 集有《单独者》，其诗语言空灵，结构典雅，意象考究，极具大家风范。刘文旋（1968-）作为”第三条道路写作”的代表诗人，其大量的优秀的短诗作品曾让我深为震惊，他的加盟从某种意义上是2001年的《九人诗选》更具艺术内涵和诗学意义。其代表作有《夜间》、《戒指》等。马永波（1964-）尽管稍后才介入”第三条道路写作”，但因其非凡的诗 歌创作实绩和在当下诗坛产生的普遍性影响，而毋庸置疑地成为”第三条道路写作”的代表诗人。马永波著有诗集《以两种速度播放的夏天》，其诗歌创作具有很强的”实验”色彩，翻译味比较浓，确实给人带来了别开生面的艺术感觉。当然，对新诗史而言，莫非、林童、树才和马永波等诗人的决定性影响主要还是从”第三条道路写作”出现于诗坛时才开始发挥的。


此外，”第三条道路写作”比较有影响的诗 人还有唐诗、卢卫平、十品、简宁、娜夜、殷龙龙、老巢、海啸、路也、李南、刘川、凸凹、杨拓、墓草、张耳、席君秋、邱勇、庞清明、陆苏、讴阳北方、温冰然等。诚如我在《我的诗 学：1999年冬天的思想》一文中所说：””第三条道路”的”三”是”三生万物”的”三”。”第三条道路”是一条绝对敞开的道路，因此是一条无限延伸的道路。”

二、”民间写作”：伊沙、徐江、侯马

在20世纪90年代的诗 歌写作中，如果没有”民间写作”诗人们的努力探索，中国诗坛会显得缺乏生气。只需稍微换一下角度，我们会发现”民间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激活了业已僵化的、教条的、死气沉沉的”知识分子写作”。因此，尽管”知识分子写作”诗人们曾大张旗鼓地试图”控制着”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诗坛，但”民间写作”却一直如影随形，相伴相生，相生相克，共同完成了20世纪最后十年的中国新诗的历史书写。

伊沙（1966-）是”民间写作”的代表诗人，其短诗《饿死诗人》和《结结巴巴》在20世纪90年代令整个诗坛为之侧目，给我们带来了崭新的气象。他的诗 蕴涵着魔术般的灵气，这种”灵气”和于坚作品的”巫气”的力量之大，足以使沉闷的诗 坛为之”喧哗与骚动”起来。伊沙于近期创作的长诗《唐》，无疑深化了”民间写作”的”历史纵深取向”，并隐含着诗人希望当今中国诗坛逐渐走向大师风起云涌的”盛唐”时期。不管怎样，我始终坚信伊沙是中国诗坛的”恒河之沙”，其大量作品所蕴藏的”智慧”和”玄妙”已呈滔滔不绝之势，势不可挡。”民间写作”的另外两个代表诗人是徐江（1967-）和侯马（1967-）。徐江的诗 形式短小，然而却拥有非常丰富的意蕴，如《猪泪》，贯穿这首诗的是诗人深深隐藏的大悲大悯情怀，其”经典性”必将昭然于世。与《猪泪》一脉相承，徐江于近期创作的长诗《花火》，真是”满目菩提，处处禅心”，让我震动不已。相对于徐江和伊沙的”前卫意识”而言，侯马的诗 要”稳健”一些，如他的短诗《种猪走在乡间路上》、《卖塑料花的农妇》以及大型组诗《九三年》等。在新诗史上，伊沙、徐江和侯马等”民间写作”代表诗人的贡献主要是在拓宽”口语”入诗渠道的同时，也尽可能地坚守了”口语”在诗歌创作中的疆界或底线。

我想，中国诗坛如果没有徐江、侯马、伊沙等属于”民间写作”范畴的一大批优秀诗人的大量创作实践和充满活力的理论开拓，当下诗坛的局面无疑将黯然失色，将失去一种也许是最宝贵、最值得珍惜的诗 歌审美向度和可以作为参考的厘定语言艺术的价值尺度。尤其是在创作实践方面，”民间写作”几乎填补了当年”非非诗群”所留下的巨大空白。我认为，”非非诗群”当年在诗歌理论探索上确实取得了不可忽视的业绩，除了杨黎和何小竹，其他诗人大量的诗 歌创作实践在今天看来，的确不值一提。

三、”知识分子写作”：西川、欧阳江河、翟永明、王家新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诗坛如果没有以欧阳江河、西川、翟永明和王家新等一批优秀诗人的大量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国新诗在80年代末期业已显示出来的衰落局面将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一蹶不振。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没有”知识分子写作”的”帝国”思想，就不会有”民间写作”的强力反弹；而如果没有”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水火不容的对抗，也就不会出现一大批诗人义无返顾地走向”第三条道路写作”。所以，”知识分子写作”在中国新诗史上自有其存在的历史价值。

”知识分子写作”有四个主要的代表诗人，即西川、欧阳江河、翟永明和王家新。西川（1963-）与王家新在诗歌创作上的审美取向比较接近，其重要作品如《夕光中的蝙蝠》和《致敬》等，均力求在空灵与澄明中蕴涵一定的厚重、大气甚至悲剧品质。欧阳江河（1956-）可能是”知识分子写作”中最具天赋的诗 人，其诗文本和理论文本都显现出某种玄妙而灵动的王者之气，如他的《手枪》、《傍晚穿过广场》等，以及他的一系列诗学随笔。作为”知识分子写作”重要的女诗人，翟永明（1955-）的诗 歌创作时间很长，且越写越老练，至今依然保持着比较旺盛的创作势头。翟永明出版的诗 集有《女人》、《在一切玫瑰之上》和《黑夜里的素歌》等。王家新（1957-）的诗 歌创作生涯从”朦胧诗”时期就已经开始，但他早期的诗 与当时的”朦胧诗”判然有别，语言清新，意象透明，如《在山的那边》等，这实际上预示着他将走上另一条诗歌探索之途。当然，王家新成为当下诗坛比较重要的诗 人，主要取决于他后来的诗 歌文本，如《帕斯捷尔纳克》以及长诗《瓦雷金诺叙事曲》等作品。除上述四个诗人以外，由于”知识分子写作”跨越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涉及的诗 人也比较多，其中比较有影响的诗 人还有陈东东、臧棣、西渡、桑克、张曙光、孙文波、周瓒、胡旭冬、姜涛等。

四、”神性写作”：海子、李青松

严格说来，”神性写作”并非一个诗歌流派，而是一种诗歌写作姿态。之所以将海子和李青松相提并论，是因为他们的诗 歌创作在艺术成就、精神高度和价值取向诸方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认真分析海子、骆一禾、戈麦和李青松的作品，我们发现属于”神性写作”这一范畴的诗 人在从事诗歌创作时，更多的是拷问自己的灵魂，也就是将”灵魂”放在首位，而把带有”实验色彩”的东西如”现代性”、”后现代”之类统统置于次要位置，因此他们的作品相对来说比较”传统”。这让我有时不得不深入思考一个问题：是否”灵魂”更加依赖于”传统”？”神性”是否植于”传统之根”？总之，无论从诗学还是哲学的角度来看，”神性写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海子（1964-1989）毫无疑问是诗歌创作领域的天才，其文学创作开始和结束于20世纪80年代。海子创作的大量杰出的短诗，如《亚洲铜》、《印度之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和《四姐妹》等等，迄今已成为中国诗坛弥足珍贵的经典。李青松（1965-）的诗 歌创作成就主要集中体现在他的长诗《我之歌》上。与其说长诗《我之歌》是李青松作为一个优秀诗人的具有相当高度的精神自传，毋宁说是他在孤独和残酷的现实世界里勇于开拓未来、创造历史的灵魂诉求。李青松的长诗《我之歌》共175节，每节6行。与当下众多诗人不同的是，李青松不太重视什么”修辞”、”技术”、”现代性”或”后现代”之类，而是以”绝对精神”抵达中国新诗创作的”艺术巅峰”。如果说海子以其纵横捭阖的诗 歌创作奠定了”神性写作”的基础，那么李青松的诗 歌创作则因其拥有”至高信仰”而使得”神性写作”这一诗学取向保持了具有相应高度和丰富内涵的历史连续性。除海子和李青松以外，骆一禾、戈麦这两位优秀诗人也可以归入”神性写作”的行列。

五、”他们诗群”：于坚、韩东

在”第三代”诗歌运动中，”他们诗群”在诗歌创作和理论探索方面均取得了非常引人注目的成就。在我们今天看来，”他们诗群”在”第三代”诗歌运动中更充满智慧和更具有理性。根据林舟的《”他们”：回到诗歌本身》一文的阐释，我们知道”他们”大体上以1989年为界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还有”固定成员”和”非固定成员”之分。

于坚（1954-）既是”他们诗群”的代表诗人，也是”民间写作”的执牛耳者。他的诗 贴近日常生活，带有很强的实验性质，如《0档案》等。只需深入解读于坚，其”巫气”和”霸气”几乎充盈弥漫他的全部作品，令人更加坚信云贵高原那片使人魂牵梦绕的神秘的土地确实能够孕育出非常优秀的诗 人群。韩东（1961-）也许是新时期以来最”复杂”、最”固执”的诗 人，是”他们诗群”和”民间写作”最内行的精神领袖。韩东提出的”诗到语言为止”的著名命题，是对”朦胧诗群”所扮演的”历史真理代言人”的有力否定。他的诗 歌作品如《山民》、《有关大雁塔》和《你见过大海》等代表了”第三代”诗歌创作成就的最高水平。另外，”他们诗群”中比较重要的诗 人还有丁当、小海、刘立杆、朱文等。

六、”朦胧诗群”：北岛、杨炼、多多

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中国诗坛上涌现出一大批青年诗人。这群青年诗人的创作明显表现出对当代诗歌传统规范的叛逆和挑战，因此他们的作品在当时还很难为普遍的社会心态和诗坛长期形成的审美定势所接受，几乎不可能在”正规”刊物上发表出来，所以他们就自己创办一些”民刊”，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78年12月由北岛、芒克等创办的《今天》。《今天》在当时集中推出了”新诗潮”的最初一批诗人，如北岛、杨炼、顾城、江河、舒婷、芒克、严力等。至于”朦胧诗”的得名，既可以说属于”无心插柳”，因为章明1980年8月发表的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的主要引例并没有”新诗潮”的青年诗人，而是杜运燮的《秋》和李小雨的《海南情思·夜》；也可以说属于”有心栽花”，因为阎月君、高岩、梁云和顾芳编选的《朦胧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11月版）实际上为”朦胧诗”的命名、正名和广泛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2002年1月再版这本《朦胧诗选》时，又增补了两位诗人，即食指和多多。一般说来，在这本《朦胧诗选》以外的诗 人就不宜称其为”朦胧诗人”或划归”朦胧诗派”，即使有同类选本将其他一些诗人列入，但因其并非”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而应该另当别论。

北岛（1949-）作为”朦胧诗群”最杰出的诗 人，于1978年12月创办重要民刊《今天》。在”朦胧诗运动”中，北岛是最有争议的。他的诗 如《回答》、《古寺》、《彗星》、《宣告》、《迷途》等，表达了一种对历史的怀疑和否定精神，以及对人性在特定历史时期遭受扭曲的最深刻的沉痛感。北岛的诗 歌作品和大诗人姿态提升了百年中国新诗的艺术高度和精神高度。杨炼（1955-）的出现，在今天看来无疑使”朦胧诗群”的作品更具”重量”或”含金量”。杨炼是一位擅长创作”长诗”的诗 人，其创作自始至终充满明显的”史诗意识”，如《大雁塔》、《诺日朗》、《面具和鳄鱼》以及《大海停止之处》等。总之，杨炼的诗 结构复杂，气势磅礴，仪态万千，可以说是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最具”王者风范”的杰出诗人。多多（1951-）在”朦胧诗群”中是一位”直取诗歌核心”的诗 人，其《春之舞》、《北方的海》和《四合院》等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朦胧诗”的更深层次的挖掘或推进。另外，在”朦胧诗运动”中，江河（1949-）的《星星变奏曲》、《纪念碑》，顾城（1956-1993）的《一代人》、《远和近》、舒婷（1952-）的《致橡树》、《神女峰》、食指（1948-）的《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梁小斌（1954-）的《雪白的墙》、《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芒克（1950-）的《阳光中的向日葵》、《天空》等作品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七、”创世纪诗群”：洛夫、痖弦、张默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作为运动的现代主义诗潮经历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以纪弦1953年2月创办的《现代诗》为发端，到1956年纪弦发起成立”现代派”为巅峰；第二次是以1959年《创世纪》改组扩版为标志，到60年代末《创世纪》停刊为落潮。在这期间，”现代派”、”蓝星”、”创世纪”是三个影响最大、创作实绩最丰富的新诗流派。

因此，一般说来，台湾的现代诗是从1953年2月纪弦创办《现代诗》开始的，到70年代台湾诗歌评论界对现代诗的猛烈批评进而促使现代诗进入寻找民族归宿的反思和调整，一直延续至今。当然从历史渊源上看，台湾的现代诗运动是中国文学史上现代主义思潮的承续。在台湾最早倡导现代诗的纪弦，30年代曾以”路易士”为笔名在上海的《现代》杂志上发表诗作。1936年，他与戴望舒、徐迟等合办过《新诗》。因此，台湾评论界一般认为纪弦创办的《现代诗》是承续戴望舒的《现代》的精神的，他的诗 学观念也与当时的李金发、戴望舒的主张有密切的联系。

”创世纪诗社”成立于1954年10月，由当时的洛夫、张默和稍后介入的痖弦发起，出版《创世纪》诗刊。作为”创世纪诗群”的代表诗人，洛夫（1928-）自1958年写作《我的兽》便开始进入”现代诗”的创作时期。之后，用了将近5年的时间，洛夫完成了总共有64节、600多行的长诗《石室之死亡》，成为台湾诗坛最具争议的作品。洛夫出版的诗 集主要有《灵河》（1957）、《石室之死亡》（1965）、《魔歌》（1974）和《时间之伤》（1981）等，2000年创作的三千行长诗《漂木》被誉为”集古今中外之大成的精品”。痖弦（1932-）是”创世纪诗群”的另一个代表诗人。痖弦写诗虽早，但创作时间并不长，其主要诗歌作品几乎都集中写于1957年以后的五、六年时间。在此之前，痖弦的创作受何其芳影响较深。1968年痖弦出版的诗 集《深渊》，使他在台湾诗坛名噪一时，赢得了持久不衰的盛誉。”创世纪诗群”的另一位代表诗人张默（1931-）1950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其诗歌创作的最佳时期是在对”超现实主义”进行省思和扬弃，而提出”现代诗归宗–归向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之宗”的70年代以后，”乡愁”则是张默这一时期创作最重要的主题。张默出版的诗 集主要有《紫的边陲》（1964）、《上升的风景》（1970）和《张默自选集》（1978）等。另外，商禽（1930-）的诗 歌作品如《长颈鹿》、《灭火机》等和管管（1930-）的诗 集《荒芜之脸》、《管管诗选》等，在”创世纪诗群”中均属于绝对一流。实际上，商禽和管管在诗歌创作的质量方面较之痖弦和张默，更让人心服，更具有经典意义。

八、”中国新诗”派：穆旦、杜运燮

”中国新诗”派是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围绕在上海出版的《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等刊物而形成的重要诗歌流派。其中辛笛、穆旦、唐祈等30年代就开始写诗，而其他诗人如杜运燮、陈敬容、郑敏、杭约赫、唐、袁可嘉等基本上都是在40年代中期才开始他们的诗 歌创作生涯。这个诗派的诗 人本来有可能成为进入50年代以后诗坛的中坚力量，但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当时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使得这群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在50年代前期都先后从诗坛上隐失。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们的诗 歌合集《九叶集》，因此他们又被称为”九叶派”或”九叶诗人”。当然，作为”中国新诗”派，实际上还包括了聚集在这两个诗歌刊物周围的更为广泛的诗 人群。

穆旦（1918-1977）是”中国新诗”派最突出的代表诗人。他的诗 歌观念的”现代性”转变是在1942年。所谓”现代性”，一般是指一种时间观念，一种直线递进、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穆旦灵活的、常带戏剧性的诗 歌语言显然深受艾略特、尤其是奥登十四行诗的影响，如他最为人称道并被后来者反复解读的《诗八首》即留有奥登等西方充满”现代意识”的诗 人的痕迹。作为”中国新诗”派的另一个代表诗人，杜运燮（1918-2002）开始写诗就受到英国诗人奥登的影响，重视运用心理分析的手段和反讽的方法来处理即使是重大的社会主题。著有诗集《诗四十首》。1980年发表的短诗《秋》曾被作为”朦胧诗”的举例而引起争论并产生重大影响。除穆旦和杜运燮以外，陈敬容（1917-1989）和郑敏（1920-）也是”中国新诗”派中不可忽略的重要诗人。

九、”七月诗派”：艾青、彭燕郊

”七月诗派”是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也就是抗日战争初期的一个阵容强大、政治倾向鲜明的诗 歌流派。该诗派因胡风主编的《七月》（文艺期刊）和”七月诗丛”而得名。当时汇集到《七月》周围的有已经成名的诗 人如艾青、田间等，而更多的则是刚刚走上诗坛的青年诗人。1981年绿原、牛汉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诗集《白色花》。”七月诗派”的遭遇和”中国新诗”派颇为相同，由于该诗派大多数成员共同的创作倾向，即这些诗人们的作品几乎都有着”表现人生斗争中的痛苦，和通过痛苦斗争去争取光明的严峻的，甚至是苦涩的基本色调”，再加上胡风等人的文艺理论主张，而使得”七月诗派”的诗 人们在40年代就曾受到属于”政治”意义上的比较严厉的批评。进入50年代以后，”七月诗派”除了胡风、鲁黎、绿原、牛汉、胡征和作为诗歌理论家的阿垅外，其他诗人都很少再有新作问世。

艾青（1910-1996）是开一代诗风的杰出诗人，其诗歌创作对”七月诗派”的影响很大，因此尽管艾青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七月诗派”诗人，但由于他与该诗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我们仍然可以把他看成是”七月诗派”最具典型意义的杰出代表。艾青1933年发表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标志着诗人把思想感情和艺术个性融入了民族生活的骨髓之中。其他作品如《我爱这土地》、《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则使他成为文学史上的享有崇高声誉的”土地的歌者”。当然，艾青作为大诗人，其长诗《向太阳》和《火把》无疑属于纪念碑式的作品，向往和追求光明的主题在这两首长诗里表现得最为深刻和强烈。总之，作为20世纪中国诗坛乃至世界诗坛的大师级人物，艾青的诗 歌作品和诗学理论主张”极大地开阔和拓展了处于历史演变之中的现代诗学”。彭燕郊（1920-）在”七月诗派”中应该说是一位”大器晚成”的具有经典意义的重要诗人，其长诗《混沌初开》的问世标志着他业已进入大诗人的行列。换言之，无论从思想性还是艺术性而言，《混沌初开》都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此外，田间（1916-1985）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牛汉（1923-）的《华南虎》和曾卓（1022-2002）的《铁栏与火》等均属于难得的经典之作。

十、”现代派”：戴望舒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诗坛出现了对新诗艺术产生过深远影响的”现代派”。该诗派得名于《现代》杂志。1932年5月，由施蛰存、杜衡主编的《现代》杂志在上海创刊，该刊成为”现代派”诗人发表作品的重要阵地。而最早提出”现代派”概念的是当时的批评家孙作云，他于1935年发表了《论”现代派”诗》一文，影响深远。

”现代派”的基本特征之一，即其追求所谓”纯诗”的艺术观，这在戴望舒的《论诗零札》一文中有比详尽的阐释。《论诗零札》共17则，探讨的是”象征派”、”意象派”等的艺术主张，也就是所谓”纯诗”的美学观。而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群的创作基本上都倾向于象征派诗风。其次，孙作云在《论”现代派”诗》一文中认为，”现代派”的诗 在内容上”横亘着一种悲观的虚无的思想，一种绝望的呻吟”，如戴望舒的《我的素描》、《夜》，何其芳的《季候病》，金克木的《生命》和张君的《肺结核患者》等。换言之，”现代派”的基本特征之二，即其作品中普遍呈现出来的”病态的心灵，浊世的哀音”。当然，”现代派”之所以在中国新诗史上享有如此殊荣，我认为还是”现代派”在形式上突破了”新月派”的所谓”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戒律。在形式上，”现代派”更接近于我国20年代出现的”象征派”，但对”象征派”神秘的内容和晦涩的诗 风却有较大的突破。总之，”现代派”在致力于”寻找中西诗歌审美追求的契合点”上，应该说给当下诗坛的”第三条道路写作”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戴望舒（1905-1950）被称为”现代派”的领袖，早在1928年就以《雨巷》一诗名噪一时。但戴望舒本人并不喜欢他的《雨巷》，也许是该诗的”格律派”痕迹太重。不久，戴望舒找到了新的诗 学要素，创作了《我底记忆》，此诗在”意象性”方面的探索取得极大成功，堪称典范之作。值得指出的是，戴望舒诗歌作品的象征体系完全是东方式的，如丁香、蔷薇、百合、花枝、残叶、晓云、古树、钟声、残月、夕阳等，构成了戴望舒诗中特殊的意象符号系统。归纳起来，戴望舒的主要作品有：《我底记忆》（1929）、《望舒草》（1933）、《望舒诗稿》（1937）和《灾难的岁月》（1948）等。另外，1936年由卞之琳（19102001）的《数行集》、何其芳（1912-1977）的《燕泥集》和李广田（1906-1968）的《行云集》合成的诗 集《汉园集》，业已成为”现代派”的经典之作。

十一、”象征派”：李金发

20世纪20年代中期，与郭沫若所代表的自由诗派和徐志摩、闻一多所代表的格律诗派同时并存的，是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由于这一诗派对后来30年代”现代派”诗歌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又被看作是”早期象征诗派”或”早期现代诗派”。与自由诗派和格律诗派一样，”象征派”在中国诗坛的出现同样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并符合文学自身发展的逻辑。就”象征派”产生的内在动因和自身发展的逻辑来看，首先，早期白话新诗过于浅切直露，而”新月派”的诗 歌创作则过于”豪华艳丽”，因此中国新诗需要进行新的探索和突破；其次，当时由于法国象征派波德莱尔、马拉美等人的诗 歌作品及其理论被大量译介到中国，促使部分诗人的诗 歌观念发生变化。作为中国新诗史上”象征派”的开山鼻祖，李金发率先把法国象征诗派的手法介绍到中国诗坛，穆木天、王独清等诗人则在《创造月刊》创刊号上发表论诗的通信，竭力提倡诗应有”暗示”和”朦胧美”，强调”诗的世界是潜在意识的世界”，””色””音”感觉的交错”是诗的”最高的艺术”。另外，田汉、宗白华等也在象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过积极的探索。

李金发（1900-1976）于1925年出版的诗 集《微雨》，催生了中国象征主义诗派。作为”象征派”的巨擘，李金发的《弃妇》、《里昂车中》和《夜之歌》等诗歌作品，”把印象派诗的瞬间感受和观察与对世界和存在的深层思索结合起来”，从而使新诗初步摆脱了”白话诗”诞生以来的浅显和直露。特别是《弃妇》这首诗，李金发不仅用弃妇的形象来象征人生命运，而且在更深层次上象征着诗人对人世、痛苦和绝望的复杂理解。这种表象与潜在意象的距离，既能加深诗的意境，也给诗带来了神秘、艰涩与费解。李金发除了1925年出版的诗 集《微雨》，还有两本诗集，即1926年出版的《为幸福而歌》和1927年出版的《食客与凶年》。此外，穆木天（1900-1971）的诗 集《旅心》、王独清（1898-1940）的诗 集《圣母像前》和冯乃超（1900-1983）的诗 集《红纱灯》等都曾在当时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作为后期”创造社”成员，这三位诗人因为差不多与李金发同时或稍后致力于”象征派”诗歌创作，因此他们无疑也是”象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最后，我觉得应该补充的是，在”象征派”如日中天的时期，受到象征主义思潮和李金发诗风影响的还有戴望舒、姚蓬子、胡也频、石民、侯汝华、林英强等。

十二、”新月派”：徐志摩、闻一多、朱湘

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前期，”新月派”以其鲜明的诗 歌风格和系统的理论主张而对中国新诗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1923年，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陈西滢等人发起成立了新月社，由于其中闻一多、徐志摩等诗人倡导格律诗写作，”新月派”遂成为一个影响越来越大的新诗流派。该诗派大体上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北京的《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次年又创办《新月》月刊，”新月派”的主要活动转移到上海。以《新月》月刊和1931年由徐志摩、陈梦家创刊的《诗刊》季刊为主要阵地，汇集了后期”新月派”的诗 人群，新加入的有：陈梦家、方玮德、邵洵美、卞之琳等。

徐志摩（1897-1931）是新月派的代表诗人，其诗歌作品如《再别康桥》和组诗《沙扬娜拉十八首》等灵动自如，浑然天成。从1921年开始写诗到1931年11月去世，徐志摩著有四本诗集，即《志摩的诗 》（1925）、《翡冷翠的一夜》（1927）、《猛虎集》（1931）和《云游》（1932）。闻一多（1899-1946）在”新月派”诗人中地位显赫，是格律诗理论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他的代表作品如《死水》、《红烛》和《发现》等均体现了新月派关于新诗格律化的形式原则，即所谓建筑美、绘画美和音乐美的”三美”主张。朱湘（1904-1933）也是新月派的代表诗人，在新月派中最讲究诗的形式美。他的代表作《采莲曲》描绘了一种”江南可采莲”的优美情景，诗中”人样妖娆”的荷花与采莲少女互为映衬，使全诗呈现出非常古典的美。此外，在”新月派”诗人中，饶孟侃、刘梦苇、孙大雨、邵洵美、林徽因等都曾产生过一定程度的影响。需要补充的是，在”新月派”时期不太引人注目的卞之琳，由于其后来非凡的诗 歌创作业绩，业已蔚然成为一代杰出诗人。

以上是对百年中国新诗中的重要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大致梳理和简单分析，旨在强调”流派”在中国新诗进程中的重要性。在中国新诗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激荡着两种或分或合的审美取向。一种是以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所开创的、30年代革命现实主义诗歌流派进一步推动的、关注新诗”时代性”和”人民性”的审美取向；另一种则是新月派、象征派和现代派所开辟的新诗”现代性”的审美取向。新诗发展中的这两种基本审美取向对后来诗人或诗歌流派的影响是深远的，比如说20世纪50年代台湾诗坛的”现代派”、”蓝星”和”创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他们”和”非非”，以及当下的”第三条道路写作”、”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等均强调或特别重视探索新诗中的”现代性”问题。

由于时间和与新诗流派有关的资料所限，上述所列”流派”均未展开，本文充其量只能算作”百年中国新诗流派史大纲”之类，而且我觉得，本”大纲”至少应该将台湾的”现代派”、”蓝星”以及当下的出生于70年代的诗 人们的”流派”囊括进来。我想，一切留待以后吧。不管怎样，在此我愿意以里尔克的长诗《杜伊诺哀歌》的《第一首哀歌》的开头十六行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如果我叫喊，谁将在天使的序列中

听到我？即使他们之中有一位突然

把我拥到他胸前，我也将在他那更强大的

存在的力量中消失。因为美不是什么

而是我们刚好可以承受的恐怖的开始，

而我们之所以这样赞许它是因为它安详地

不屑于毁灭我们。每一位天使都是可怕的。

因此我抑制自己，吞下深处黑暗的

呜咽的叫声。啊，我们需要时

可以求助于谁？不是天使，不是人；

就连那些知道的野兽也意识到

在这个被解释的世界我们

并不感到很安全。也许仍有

某棵树留在斜坡上，供我们日夜观看，

仍有为我们留下的昨天的散步和对于一个习惯的

长期效忠，这习惯一旦跟我们住下便不愿离开。

2003年2月于北京回龙观

【篇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以“素质”为话题的作文思路及范文

思路

素质体现一个人的内在修养

心理素质好才能有所成就

国民素质的提高有待于每个人的努力

国民素质决定国家的前途

综合素质是考察一个人的重要标准

素质体现在点滴小事中

素质低下影响人的社会形象

人的素质也是在发展变化的

环境和教育对素质起着决定作用

必须重视素质教育

名言

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能够继续教育自己。———杜威

性格的培育是教育的主要目的，虽然它不能算是惟一的目的。———爱迪生

用全副精神，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谁也不可能相信没有在组成一个人的因素上受到训练的人，真正能成为一个人。

———夸美纽斯

勇气是一种素质，有了勇气，一切事情都好办了。———巴里

每种首创事业的成功，最要紧的还是所有当事人的基本训练。———马明·西比利亚克

如果我们自己心中没有自由与宁静，如果我们内心深处和隐藏最深的自我只不过是一潭酸臭污浊的死水，那么争取身外的自由又有什么价值呢？———梭格

在普遍堕落的人群当中，自由是不可能长久存在的。———伯克

经典素材

拒绝状元

（综合素质是考察一个人的重要标准）

在美国，哈佛、普林斯顿这种顶尖级的学校，都公开宣称平时的成绩非常重要，但还要看学生的综合素质。哈佛大学每年都拒绝不少“高考状元”，比如1996年，就把165名学术水平测验考试中得满分的“高考状元”拒之门外，理由就是对隐藏在分数后面的综合素质不满意。哈佛招生院院长在给潜在的申请者写信时写道：“要进入哈佛这样的大学，个人的特长、参与社区的活动、课外活动也很重要。”普林斯顿招生院院长写道：“我们把每个申请者都当作特殊的个案来审视，看他具体的综合起来的能力和成就。”

美国的高中生能否获得毕业证书，除了学分、成绩等要求外，还要无偿地为社会服务数十个小时。社会上有很多组织和基金会，为申请大学的高中生提供各种各样在社区服务上有突出贡献的奖学金。一所高中对此的要求是这样的：高一5小时，高二10小时，高三10小时，高四35小时（美国高中是四年制），这只是基本的毕业要求。有些高中生的学业并不突出，但因为“学雷锋”突出而被大学录取了。

不洁的后果

（素质低下影响声誉和形象）

晚清王朝大臣李鸿章，在出使俄国时，在一个公共场合，恶习发作，随地吐了一口痰，结果被外国记者作为笑料，大肆渲染，加以嘲弄，丢了中国人的脸。

另据报载：美国客商与我国某医疗机械厂决定合作生产输液管，外商到车间参观时，厂长向墙角吐了一口痰，然后用鞋底去擦。正式签约那天，厂长只接到客商的来信：“一个厂长的卫生习惯可以反映一个工厂的管理素质，况且我们生产的是用来治病的输液管，人命关天……请原谅我们的不辞而别。”

贝肯鲍尔的签名

（有风度是有素质的表现）

在谈到中国足球运动员的素质时，阎世铎讲道，德国“足球皇帝”贝肯鲍尔来中国时，阎世铎与他一同进餐，饭罢两人向酒店外面走的时候，在走廊里遇到一个小女孩。她的手里拿着一张纸和一枝笔，从其穿着上一看可知她是酒店的服务员。她一言不发地走上前，怯怯地将纸笔伸向贝肯鲍尔。贝肯鲍尔明白女孩的用意，他用双手接过纸笔，将纸铺在墙上，认真地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又用双手捧着将纸笔递给了小女孩。在贝肯鲍尔的一生中，为球迷签了多少次名根本无法统计，但他在给这名小球迷签名时，所表现出来的认真态度给阎世铎留下了深刻印象，而这种认真，对贝肯鲍尔来说是一种极为自然的流露。


回想起这一幕，阎世铎感慨地说，作为“足球皇帝”，贝肯鲍尔在球迷面前连一点架子都没有，表现出了十足的绅士风度。但我国的许多球员，没踢出什么名气，走起路来却像螃蟹一样横冲直撞，很多人对球迷的态度更是恶劣无比，严重败坏了中国足球的形象。

阎世铎表示，提高球员的素养和风度是当务之急。我们需要的是会踢球的全面发展的人，而不是踢球的机器。

防微杜渐

（素质体现一个人的内在修养）

罗瑞卿同志是我国第一任公安部长。他是执法的领导同志，也是守法的普通公民。

有一次，罗瑞卿去火车站接客人。因为时间紧没来得及买站台票，等把客人送到住处后，罗瑞卿想起了这件事，对随行人员说：“马上到车站去补交三张站台票钱，公安人员应当做守法的模范。中国古人有一句话：‘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要防微杜渐嘛！”

中美日三国的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势在必行）

21世纪国与国的竞争将主要是人才的竞争，为了培养未来的创造性人才，《美国2061计划》指出，着眼国民素质，实行全面改革。日本的教育改革，在“轻松愉快”中培养生存能力。国际21世界教育委员会强调教育应围绕四种基本学习：1.学会认知；2.学会做事；3.学会共同生活；4.学会生存。中国提出教育要三个面向的具体实施就是素质教育，就是生存能力的培养。《教育文摘周报》刊载了陈鹤琴提出的要把死教育变成活教育的观点。活教育的目的就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而做现代中国人起码具备五个条件：第一，要有健康的身体；第二，要有建设的能力；第三，要有创造能力；第四，要能够合作；第五，要有服务精神。这五种能力蕴含着罗素的人才四要素。具有这些能力干什么用？生存。所以，可称之为生存能力，从事生存能力的培养就是素质教育工作。

救人的大使与爱管闲事的“老外”

（素质表现在小事中）

北京长城脚下，2000年6月的一天，一名少女从断壁处滚下70多米的山崖。这时，几位外国人毫不犹豫地率先沿着陡坡滑下去，与随即赶来的人们一起将她救了上来。事后才知道，组织救人的外国人竟是挪威驻中国大使叶德宏。大使先生到长城，不是观光游览，而是来捡垃圾的。

叶德宏大使到长城捡垃圾已非一次。十年前，一位英国专家威廉?林赛来到长城边，他为长城的美而感叹，同时又被长城上遍地的瓜果皮核、烟蒂纸团和乱丢的矿泉水瓶震惊，就在外国人中发起一项保护长城的活动。他们在长城上竖起著名的标语牌：“除了脚印什么也别留下，除了垃圾什么也别带走”；他们穿的T恤衫与背的背包上印上口号“不爱长城非好汉，长城脏了怎么办”、“人人拾垃圾，长城美如昔”等等，定期来给长城“洗脸”。一年前才赴任的叶德宏大使一到中国，就主动参加了这项活动。

一些文明国家的公民对保护环境的高度自觉和严守规章简直令国人汗颜。作家陈世旭在谈到一次丹麦之行时写道：在那里，如果你的车子不按规定停放或不灭火，任何一个路人就会过来提醒你把车停好或让车安静下来；如果你钓鱼，一些毫不相干的人也会过来看看你的鱼桶里有没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准钓标准的鱼，发现有就会催着你还要一直盯着你把鱼放回水中，然后说声“谢谢”而去。丹麦禁止养鸟，但鸟食市场却十分兴旺，因为几乎家家都要买上鸟食挂在庭院里喂鸟，常年不断。

黄金周旅游考问国民素质

（中国的国民素质亟须提高）

尽管旅游文明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同呼声，但“五一”期间，记者在天津、北京等地旅游时发现，耳闻目睹的不文明现象仍然比比皆是，黄金周旅游为塑造文明的国民素质敲响了警钟。

在天津市区最大的娱乐休闲公园———水上公园，记者看到，有的游客在游园的过程中，食品袋随手乱丢、口香糖四处乱吐，让清洁工们感到非常气愤。尽管为了迎接黄金周，公园管理部门安排了更多的清洁管理人员，仍然无济于事。北京天安门广场早晨的升旗仪式每天都会吸引很多群众参加，这本是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可个别人在参加完升旗仪式后，却把垃圾随便遗弃在地。在世界文化遗产地故宫，一些游客在游玩时，却偷偷刻下自己的名字。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到各地旅游。香港《亚洲周刊》曾发表文章指出，在将生活日渐富足的信息传递给世界的同时，一些中国游客却也表现出衣冠不整、随地吐痰、乘车不排队等坏习惯，给中国人的国际形象抹了黑。


“假日里的各种不文明行为，看起来是一些‘小节”，其实就是陋习。”家住天津的居民王桂岭说，要建现代化的文明城市，最核心的是要提高居民的素质。他认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社会要大张旗鼓地倡导文明新风，克服小节无害、陋习难改的错误认识，使更多的市民树立文明光荣、不文明可耻的观念。

中外的差距

（国民素质提高要靠每个人的努力）

权威机构对世界部分国家竞争力的评价中，中国的国民素质排在第35位。中国7000万技术工人，高级技工仅占3.5% ，而西方发达国家占40%以上。中国人均劳动生产率为日本的1/26、美国的1/25。

我们的国家靠什么提高国际竞争力？就是要从细节入手，扎扎实实提高国民的素质。在德国，很多学校的办学方向就是“培养第一流的劳动力大军”，这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如何提高国民素质呢？我想别无二法，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

我们中国人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所以，当我们拿起望远镜看世界的时候，也别忘了用放大镜看看自己，把我们的长处、弱点都看清楚了；也不要一谈德国人、日本人素质比我们高就不舒服，好像是“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世界上学生超过老师的例子比比皆是。真正谦虚下来，沉下心来，努力提高自己的素质，我们的发展势头一定会更强、更快。套用美国航天员那句话：每个人的素质提高一小步，整个民族素质将提高一大步。

心理素质成选人“门槛”

（心理素质好才容易取得成功）

日前，无锡油泵油嘴研究所在所内公开招聘下属泽根弹簧公司总经理，７位竞聘者均为本科以上学历，其中有两名博士。为体现竞聘的公正性、科学性，该所特地聘请上海交大人力资源管理所的两位教授担任主考官。根据国际先进的选才办法，主考官首先对竞聘者分别进行了数百道题目的心理素质测验，以此作为选人的基本条件。经过后面的公开面试、小组复试，最终选出的总经理人选，其“心理测试”得分也较优。

无独有偶，市第七人民医院去年招收医生、护士时，医院设立的第一道“门槛”也是心理测试，只有通过测试才有资格被录用。而从市人才市场获悉，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使用了“心理测试”这一做法。

上海交大石金涛教授认为，心理素质是一个人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素质。以往的选人规则往往重业务素质、轻心理素质，时常出现所选人才业务虽精、但贡献不大的问题。

一位多年从事心理门诊的主任医师，甚至把心理测试法用到了“选婿”上。说来或许有人有些不信，他的三个女儿第一次把男朋友带回家时，首先要经过他的上百道心理测试题，测试过关后，他才会点头认可。而今，他的三个女婿不仅工作出色，家庭关系也处理得非常融洽。

上海交大颜世富教授认为，“心理素质”虽不是万能钥匙，但选人先把“心理素质”关，将越来越成为普遍现象。由此也提醒学校、家长和学生，要特别注重心理素质的培养，否则将难以适应当今社会的要求。

不能忽视学生的心理素质

（中小学生心理素质亟须提高）

近年来，中小学生的心理素质教育问题，越来越引起有关从事学生素质、心理卫生、法制宣传教育及青少年保护等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从有关部门大量的测试调研中发现，学生心理问题有诸多表现：首先是学习上的“厌烦心理”，从厌学到弃学；其二是“焦虑心理”，父母期望值过高，孩子常因达不到预期目标而产生情绪上的焦虑和焦急，一些成绩较差的同学（特别是女同学）对前途感到迷茫；其三是“攀比心理”，生活上同学间相互攀比，若吃穿不好则认为有失面子。

造成中小学生心理适应能力很差的原因有很多方面：学校中的应试教育使不少中小学生身心疲惫，心理素质发展滞后；教学内容中缺乏心理健康教育。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不健康因素导致中小学生心理迷乱。

家庭教育中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部分家长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较差，在教育态度、方式方法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致使孩子心理适应能力差，过度溺爱、过于宽容使孩子任性、自私，对社会环境、人际关系适应能力较差。同时学生自身也存在着自我教育及主动适应意识差、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等问题。

对此，有识之士认为，必须重视培养、完善学生的心理适应力，使之正确看待和妥善处理各种问题，使自己与社会之间取得平衡并保持和谐、统一。要在中小学校开展各种适合学生年龄特点的心理适应能力的训练活动，设立各级心理咨询机构，设立心理辅导老师，为学生举办心理辅导讲座。家长要在不断完善自身素质的同时重视对孩子的心理素质培养，除此，社会各界也要重视关心、培养、教育、健全中小学生的心理素质这项意义重大的工作。

从日朝足球赛看其国民素质

（国民素质体现国家形象）

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冯建中日前表示，北京奥运能否得高分，不光要看场上东道主运动员的赛场表现，更要看场下大众的言行举止。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形象问题，“也会影响到别人对整个国家公民素质的评价”。

什么样的国民素质值得我们学习借鉴？2月8日晚的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日本和朝鲜之战。这两个国家，一个富裕，一个贫穷；一个比较国际化，一个是专制政府，但这些都不妨碍他们的国民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和文明素养。

近两周来，日本舆论对这场比赛的关注程度，简直超过了奥运会的水平，而政治因素自然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赛前，日本首相小泉、官房长官细田以及其他政界人士都发表声明，呼吁日本民众冷静理性看待球赛。这样的待遇，也是极为罕见的。毕竟，由于人质事件等缘故，日朝关系处于极其微妙的僵局阶段。在日本社会，主张对朝强硬的声音几乎占据主流。所以，此次比赛也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赛前，女儿失踪于朝鲜、遗骨存疑的横田就表示，体育和政治是两回事，我同样会为朝鲜球员的精彩表现鼓掌。当赛场上响起朝鲜国歌的乐曲时，全场59300多人都起立致敬，没有人发出嘘声，也没有人坐着不动。笔者最感慨的是，坐在贵宾席前的一些残疾人，有的也坚持从轮椅上欠身。乐曲完毕，全场鼓掌。这个表现和中国球迷在亚洲杯上的表现相比，反差何其强烈！

在比赛中，以现役军人为主的朝鲜国家队，也表现出了良好的绅士风度。当球场上有日本队员倒地，朝鲜队员都是主动把球踢出界外，博得全场的掌声感谢。而前年底，就是在这个琦玉体育场，参加东亚四强赛的中国球员不但作风粗野，还动手群殴。下半场，日本队被朝鲜队扳平，五万多日本人一度鸦雀无声，但没有人辱骂己方或对方的球员。随后，在他们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助威声中，日本队在最后一分钟创造了胜利的奇迹。哨声一响，朝鲜队员纷纷瘫倒在地，但又爬起来和对方球员握手，又走到场边向本国球迷致谢。这些看起来寻常的举止，正是中国球员缺乏的基本教养。

意林故事

日本公司不录用心理素质差的人

一个日本青年报考一家很著名的公司。结果没有考中，于是他产生了绝望的情绪，上吊自杀，幸而被家里人及时救了过来。几天以后，他接到新的考试结果，原来他考上了，上次说他没有考上，是考试成绩统计上的差错造成的。他听后欣喜若狂。正当他准备上班时，得知他为考试未被录取而自杀未遂的消息的那家公司决定解聘他，理由是他心理素质太差，连考试落榜这样并不大的人生挫折都承受不起，以后怎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建功立业，为公司创造效益呢？

日本公司的这种做法在道义上的评价暂且不论，但对此人心理素质的判断和对员工心理素质的注重是有一定道理的。

手机文明折射出素质的高低

现在，许多会议在事先印好的“会议须知”里都列有一条：“保持会场安静，开会时请关闭手机”。不少会议的主持人都要在会议开始前强调一句：“请关掉手机。”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能在许多会场里听到手机的响声，还是可以看到一些人拿着手机朝外走的身影。有些人干脆连走出会场接电话这道程序也免了，就地与外界“交流”。

手机对会议秩序的干扰，不言自明。想想看，安静的会场手机铃声此起彼伏，开会效果会怎么样？一会儿这个人出去了，一会儿又有人低头打起了电话，一些人因此而左顾右盼，侧耳旁听，注意力分散。这么一来，会场秩序岂有不乱之理？庄重、严肃的会议气氛岂能不受影响？手机扰乱会场的状况，已不再是可以忽略的小事了。

其实，会议可以不必专门为此作出限制规定。因为在会场上关闭手机本是一般的文明常识。这就像不能随地吐痰、公共场所不能高声喧哗一样，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如果明知故犯，那就是缺少基本的文明素质。

要当一个现代社会的文明人，就不能不讲手机文明。

在美国的两件小事

在美国碰到过两件小事，我记忆非常深刻。

一次是在华盛顿艺术博物馆前的开阔地上，一个穿大衣的男子猫腰在地上拾废纸。当风吹起一片废纸时，他就像捉蝴蝶一样跟着跑，抓住后放进垃圾筒内，直到把地上的废纸拾净，他才拍拍手上的土，走了。

另一次，在芝加哥的音乐厅。休息室的一角是可以抽烟的，摆着几个脸盆大小的落地式烟缸，为了不叫里边的烟灰显出难看，里面全是银色的细沙。但大烟缸里没有一个烟蒂。我用手一拂，几个烟蒂被指尖勾起来。原来，人们都把烟蒂埋在下面，是为了看上去不杂乱。值得深思的是，没有一个人不这样做。

有人说，美国人的文化很浅，但教育很好。我十分赞同这一见解。教育好，可以使文化浅的国家的人表现很文明；教育不好，却能使文化古老国家的人文明程度很低，素质很差。

素质低下影响个人取得成功

一家网络公司的十几个招聘席前挤满了应聘的大学生，公司老总看着乱哄哄的场面，一个劲地喊：“请排队！不排队的，我们不要！”这是福建省2003年非师范类毕业生供需见面会上发生的一幕。

这家公司的老总在接受采访时说，人多就应该排队，这是起码的社会公德。虽然现在不排队的现象在国内仍然普遍存在，但我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带个好头，而且我们也要求员工这么做。所以我们认为，从是否排队也可以看出一个求职者的基本素质。

招聘会现场到处都是人山人海，但没有人主动排队，整个招聘现场活像个农贸交易市场。

在另一家企业的招聘现场，一个男生挤到招聘席前，高举着简历，大声叫嚷：“喂，收一下我的应聘材料！”但招聘人员盯了他一眼，继续和其他应聘者交谈。事后，招聘人员生气地说：“像这样没礼貌的人，谁也不敢要！否则，哪天公司形象受损都不知道。”

更令人气愤的是，招聘现场遍地垃圾，纸片、矿泉水瓶、塑料饭盒等随处可见。一些大学生把从招聘单位拿来的介绍材料翻了翻后，就随手扔到地上；有的人把报纸铺在地上，席地休息，但站起来后，也不顺手拿走。招聘会场福建省体育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每年的大学生招聘会后，我们都得花半天时间清理现场。

多次和应聘大学生打交道的一家高科技公司人力总监说，有的应聘者不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穿着打扮，一开始就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使得招聘人员在没有看他的应聘材料之前，就已经把他排除在外了，而应聘者还不知道自己为何落聘。

应用与创新

从韩剧看韩国的国民素质

无论从以前的《爱情是什么》，还是现在正在热播的《看了又看》《人鱼姑娘》，剧中到处可以看到如今韩国社会的主导国民思想和行为教育。真是用丰富的文化产品引导人民，教育人民。

首先，最普遍能看到的尊敬老人，注重礼仪。一个家庭中强调要对长辈和值得尊敬的人用敬语。正式场合（如拜见长者、结婚、做客等迎来送往的过程中）需要行跪拜礼。

常见于韩国影视剧中的交通安全教育，无论基丰还是基正，无论朱旺还是芮莹，无论上车、开车还是下车的镜头中，从来都不会看到没有系安全带的镜头，还有大家聚会如果要喝酒其结果必定是请人开车或者是自己打车回家。在影视剧中不顾繁琐地一遍又一遍地演出这些镜头，使安全意识成为一种习惯。

还有就是在情节和对话的设置中推崇至高无上的爱国主义教育。无论国家公务员还是平头百姓，无论身为检察官的基正还是家庭妇女的奶奶，张口闭口都是国家。“为国家省钱”使基正和银珠放弃很便宜的东南亚旅游度蜜月而选择在国内旅游，理由也是“那还要花美元呢，还是支持国家的旅游吧”。联想起几年以前的金融危机时韩国国民自发地组织捐献美元和黄金的报道，韩国国民爱国主义思想和国民凝聚力可见一斑。

反观国内的影视作品在这方面则差得太远，先说交通安全教育，影视画面中，动不动就是飙车，醉醺醺地驾车，甚至交警同志都是上车就走。根本没有安全带这个概念。所以给人的印象是：中国似乎不需要这些安全措施。我想不只是导演制片们为了画面的连贯和节约胶片的考虑，更多的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也多少有这样的问题而没把它当回事。而每年激增的交通事故很多原因都很简单：不系安全带、酒后驾车。

我们现在的社会，还处在一个敏感的社会转型期，国民思想与行为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不同，但我们还需要精神文化作品进行引导与暗示。

素质的培养不能只靠学校

一位美国数学教授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他是被一道中国学前儿童算术题惊吓的。那道题是：哥哥存款是弟弟的9倍，姐姐存款是弟弟的6倍，弟弟有8元，哥哥、姐姐有几元？应试教育造成的作业负担和心理压力，我们可创天下第一。这种膨胀是对想像力、创造力、批判力的扼杀。我的一位朋友的儿子赴海外学习后，一直拿不到像国内重点中学那样的高分，原因在于对素质的理解力。学校的考核要点诸如秋游前学生推销面包以换取游资（不允许向家长要钱）；近视能否骑自行车去等等。这位上海的美文高手那篇秋游作文也难夺班级前3名。在访问印第安村落后，作文第一名的创新能力显而易见。那是用印第安人身饰的羽毛粘制的一幅图画，用来诠释人类原始部落的终结者。

有人说我们的“活字典”式的培养方法不也造就了角逐奥林匹克赛的代代骄子吗？这只是一种误解。即使在数学教育比较薄弱的美国，中学课程虽较简单，但却引进了高等数学中的拓扑学的概念；而选修内容，即使全校只有一个学生选到一个冷门的内容，校方也花钱从外面聘请教师。

公共场合的表现体现素质修养

中国人走出国门到全球旅游，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气象，这无论于人于己都是一件大好事。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一些国人的不良习俗，也随之带到世界各地，无意中损害了祖国的形象和声誉。诸如，随地吐痰、在公众场所大声喧哗、随手乱扔废弃物、过马路抢红灯等等。这些细微琐事，或许被一些出国旅游的人认为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小事，然而，对于中国国家和民族在国际上的整体形象，却是万万忽视不得的大事。

中国原本是一个享誉天下的礼仪之邦，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文明行为规范是很有讲究的，特别是像北京这样的千年古都，更是礼数繁多，所谓“礼多人不怪”。然而，经过“文化革命”的荡涤，加之近年来社会转型的冲击，我们自己的好习俗渐渐丢掉了，国外的好风尚又未及引入。相反，上面列举的种种不良风气倒是自然而然地蔓延开来了。

其实，与许多国人的不良习俗相对照的一些良好风尚，像自觉维护公共场所的卫生、不喧哗、遵守交通规则等并非某些国度的异国风情。如今，时常走出国门、见多识广的中国人是很多的，他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古老的欧洲大陆，还是新兴的北美国家，抑或地处亚洲的日本及新加坡，这些良好的风尚随处可见，早已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共同行为规范。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物质的富裕应该适时引领出相应的精神文明。也就是说，国人应该自觉地吸纳当代人类社会的共同文明成果，提升我们民族的现代文化素养。特别是有条件走出国门的中国人，更应当时时刻刻注意克制和改正自己的陋习（如果有的话），以现代文明行为的规范约束自己，“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只有这样，我们民族的整体素质才会提升，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光辉形象才能愈益夺目。

【篇三】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赏析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梁小斌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那是十多年前，

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

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欢叫，

后来，

我的钥匙丢了。

心灵，苦难的心灵，

不愿再流浪了，

我想回家，

找开抽屈、翻一翻我儿童时代的画片，

还看一看那夹在书页里的

翠绿的三叶草。

而且，

我还想打开书橱，

取出一本《海涅歌谣》，

我要去约会，

我向她举起这本书，

做为我向蓝天发出的

爱情的信号。

这一切，

这美好的一切都无法办到，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天，又开始下雨，

我的钥匙啊，

你躺在哪里?

我想风雨腐蚀了你，

你已经锈迹斑斑了。

不，我不那样认为，

我要顽强地寻找，

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

太阳啊，

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

愿你的光芒，

为它热烈地照耀。

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

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

那一切丢失了的，

我都在认真思考。

1980年8月

(选自《朦胧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作者梁小斌，1956年生，山东荣城县人。1979年开始发表诗作，不少作品被收入多种诗歌选本。因其诗大多隐约含蓄，遂成为朦胧诗派的主要代表。和顾城的创作相近，梁小斌也总是以一颗童心看取世界，以为“单纯是诗的灵魂，不管多么了不起的发现，我都希望通过孩子的语言来说出”。他对诗的这种阐释，不仅体现了他的审美理想和情趣，同时，也可作为对他的诗作的一个明晰的注脚。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处处显现着诗人的一颗童心，但这童心却是沉重和痛苦的。“我们的诗对于‘四人帮’的控诉，完全表现于一种家破人亡的感情，仿佛原来的很清晰的世界，不知为什么被搅得浑浊不清。”这首诗，就集中表现了诗人这种心灵的失落感。但诗人不是一般化地表现仅限于家破人亡的失落，而是将它投射到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之中，写出一个民族的历史的失落。一个重大的主题，就如此被诗人用一颗童心轻轻派生于一个细小事件——“丢失了钥匙”之中。这首诗的魅力所在正在于此。

诗人选择了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孩子脖子上的钥匙。这是家与温暖，是正常、有序生活的体现。诗人把这一生活用具意象化、精神化，使它的物质功能延伸、扩展到精神世界，这钥匙便成了打开心灵、精神乃至历史之门的象征。有了它，可通向孩子纯洁的心灵之门；有了它，可步入睛朗、宽阔的历史之门，而现在，这一切都失去了。诗人把“钥匙”这一象征意象与“中国”并列，把“丢失钥匙”与“十多年前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相连，使得诗的内涵一下扩展到一个广阔深远的历史背景之中，使人自然联想到“文革”十年的历史灾难，诗的深厚的历史内涵于此产生。有了这份象征内涵，我们不难想象，这首诗正是诗人对使人精神蒙昧、心灵野蛮的历史的控诉，是对纯洁心灵、文明精神的寻找，是对人的心灵回归的呼唤。诗人使象征与写实相契合，通过对一把钥匙的寻找，从深层意义上暗示心灵道路的回归，对历史真实的寻找与思索，对健康的精神、彩色的理想、甜蜜的爱情、幸福的生活的向往。

诗人以一颗童心看世界，看到的不是一篇色彩斑烂的童话，而是一部失却童话的断代史。

【篇四】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高三语文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1、了解朦胧诗的时代背景及创作特色；

2、培养学生解读诗歌意象的能力，初步培养学生仔细品味意境与情理的能力。

二、过程与方法

1、诵读感悟法：通过诵读，感悟诗歌感情线索；

2、联想、想象欣赏法：用于对诗中意象含义的把握；

3、讨论点拨法：用于对深刻主题的分析。

三、情感、态度、价值观

学习诗人积极反思的精神，培养学生学会反思、勇于承认错误的时代进取精神。 说明：

对诗歌的解读本身是个难点，当代诗歌特别是朦胧诗歌，因为本身具有多重解读性，所以，在讲授这首诗歌时，应引导学生从了解朦胧诗的时代背景及创作特色着手，通过有感情地朗读、背诵来加强感悟，通过展开丰富的联想、想象，及时开展讨论，让学生理解诗歌的意象以及意象背后隐含的深刻意义，从而理解诗歌的主题。 教学重点与难点

1、理解诗歌中含义丰富而又各其特色的意象；

2、准确把握诗歌的情感与主题。

说明：

诗歌的创作十分讲究含蓄、凝练。诗人的抒情往往不是情感的直接流露，也不是思想的直接灌输，而是言在此意在彼，写景则借景抒情，咏物则托物言志。这里的所写之“景”、所咏之“物”，即为客观之“象”；借景所抒之“情”，咏物所言之“志”，即为主观之“意”：“象”与“意”的完美结合，就是“意象”。它既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又是诗人审美创造的结晶和情感意念的载体。诗人的聪明往往就在于他能创造一个或一群新奇的“意象”，来含蓄地抒发自己的情感。所以，理解本诗中“钥匙”的深层含义，从而准确把握诗歌的情感与主题就成为重点与难点。

教学过程

思路点拨

可以要求全体学生散读全诗，或请学生个体朗读全诗。总之，好的诗歌要多读才能进行品味。然后要求学生就阅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质疑，组织学生对重点、难点问题进行课堂反馈交流，教师引导学生进行拓展，加深对诗歌主旨、情感等的体验最后要求学生在正确把握本诗主旨的基础上进行续写。

练习举隅

网上看到这样的帖子：

„„不久前，被称为“梨花体”的诗人赵丽华的作品饱受争议和恶搞，诗歌在经历16年“边缘化”之后，再次引起轰动效应，这次诗歌成为了一个笑话。

“中国，我的诗歌丢了”。那一代找钥匙的人，现在连诗歌都找不到了。究其实质，是泛娱乐化的生活方式、网络时代的平等观念和解构本能、有诗人无杰作的诗坛名利场现状，共同将诗歌弃之荒野。

当代？诗言志的“志”没了，诗歌失去了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力量。最能调动整个社会

的力量，似乎只有10、50和100的小纸片，大人要求儿童背诵唐宋诗词，自己却滥建人文景观。

在这个没有诗人或人人都是诗人的国度，诗成了多余的„„

面对这些，你会思考些什么，请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

【篇五】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ppt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一）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那是十多年前，

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

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欢叫，

后来，

我的钥匙丢了。

（二） 心灵，苦难的心灵，

不愿再流浪，

我想回家。

（三） 打开抽屉、翻一翻儿童时代的画片，

还看一看那夹在书页里的，

翠绿的三叶草。

而且，

我还想打开书橱，

取出一本《海涅歌谣》。

（四） 我要去约会，我向她举起这本书，

作为我向蓝天发出的

爱情的信号。

这一切，

这美好的一切都无法办到，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五） 天，又开始下雨，

我的钥匙啊，

你躺在哪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我想风雨腐蚀了你，

你已经锈迹斑斑了。

不，我不那样认为，

我要顽强地寻找，

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

（六） 太阳啊，

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

愿你的光芒，

为它热烈地照耀。

（七） 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

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

那一切丢失了的，

我都在认真思考。

【篇六】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教案(高一必修)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1、了解朦胧诗的时代背景及创作特色；

2、培养学生解读诗歌意象的能力，初步培养学生仔细品味意境与情理的能力。

二、过程与方法

1、诵读感悟法：通过诵读，感悟诗歌感情线索；

2、联想、想象欣赏法：用于对诗中意象含义的把握；

3、讨论点拨法：用于对深刻主题的分析。

三、情感、态度、价值观

学习诗人积极反思的精神，培养学生学会反思、勇于承认错误的时代进取精神。 说明：

对诗歌的解读本身是个难点，当代诗歌特别是朦胧诗歌，因为本身具有多重解读性，所以，在讲授这首诗歌时，应引导学生从了解朦胧诗的时代背景及创作特色着手，通过有感情地朗读、背诵来加强感悟，通过展开丰富的联想、想象，及时开展讨论，让学生理解诗歌的意象以及意象背后隐含的深刻意义，从而理解诗歌的主题。

教学重点与难点

1、理解诗歌中含义丰富而又各其特色的意象；

2、准确把握诗歌的情感与主题。

说明：

诗歌的创作十分讲究含蓄、凝练。诗人的抒情往往不是情感的直接流露，也不是思想的直接灌输，而是言在此意在彼，写景则借景抒情，咏物则托物言志。这里的所写之“景”、所咏之“物”，即为客观之“象”；借景所抒之“情”，咏物所言之“志”，即为主观之“意”：“象”与“意”的完美结合，就是“意象”。它既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又是诗人审美创造的结晶和情感意念的载体。诗人的聪明往往就在于他能创造一个或一群新奇的“意象”，来含蓄地抒发自己的情感。所以，理解本诗中“钥匙”的深层含义，从而准确把握诗歌的情感与主题就成为重点与难点。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预设 学生活动预设 设计意图

导引激趣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我想说，青春如诗，一个人在青春时代如果错过了诗，也许会是生命中永远的遗憾。为了不让我们青春的生命留有遗憾，今天，我们一起走近当代诗人梁小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学生自由发言，交流自己课前准备的资料：

梁小斌，1954年出生，山东荣城人（祖籍安徽）。1979年开始发表诗作，不少作品已被收入多种诗歌选本，其诗大多隐约含蓄，遂成为朦胧诗派的主要代表。著有诗集《少女军鼓队》、思想随笔集《独自成佣》、《地主研究》、《梁小斌如是说》。

2005年中央电视台新年新诗会上,梁小斌被评为年度桂冠诗人。推荐理由是“诗人梁小斌，一个磨难时代的诗歌童话，他坚韧而坚持地持续写作，在生活的边缘依然把诗歌完全融入了生命的状态。新时期文学启蒙时这位诗人坚实、清澈、透明而深遂的诗句，在中国所有城市的旷野呼啸而过，他朴素而寓意深切的诗歌依然影响着现代的人们。

朦胧诗派的背景：以称新诗潮诗歌。是新诗潮诗歌运动的产物，鼓起在艺术形式上多用隐喻象征性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而被称为“朦胧诗”。产发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进入80年代后，在中国诗坛及完整的文学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并为历代文学史带来深刻的思想变革。其代表人物有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于坚等。 检查学生的课前预习，利于后面诗歌的讲解。

【篇七】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一诗中的“钥匙”具有丰富的象征意蕴,“钥匙”是丢

一、整体解读

试卷紧扣教材和考试说明，从考生熟悉的基础知识入手，多角度、多层次地考查了学生的数学理性思维能力及对数学本质的理解能力，立足基础，先易后难，难易适中，强调应用，不偏不怪，达到了“考基础、考能力、考素质”的目标。试卷所涉及的知识内容都在考试大纲的范围内，几乎覆盖了高中所学知识的全部重要内容，体现了“重点知识重点考查”的原则。

1．回归教材，注重基础

试卷遵循了考查基础知识为主体的原则，尤其是考试说明中的大部分知识点均有涉及，其中应用题与抗战胜利70周年为背景，把爱国主义教育渗透到试题当中，使学生感受到了数学的育才价值，所有这些题目的设计都回归教材和中学教学实际，操作性强。

2．适当设置题目难度与区分度

选择题第12题和填空题第16题以及解答题的第21题，都是综合性问题，难度较大，学生不仅要有较强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扎实深厚的数学基本功，而且还要掌握必须的数学思想与方法，否则在有限的时间内，很难完成。

3．布局合理，考查全面，着重数学方法和数学思想的考察

在选择题，填空题，解答题和三选一问题中，试卷均对高中数学中的重点内容进行了反复考查。包括函数，三角函数，数列、立体几何、概率统计、解析几何、导数等几大版块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以知识为载体，立意于能力，让数学思想方法和数学思维方式贯穿于整个试题的解答过程之中。

【篇八】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梁小斌,你忏哪门子的悔

梁小斌，你忏哪门子的悔？！文／涂国文

梁小斌一“忏悔”，全国人民都笑了。

继季羡林先生请辞“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项桂冠，余秋雨请辞“作家”头衔，重庆作家兼富婆红艳愿意“包养”湖南文学青年黄辉之后，之后，日前，中国文坛又爆出猛料——著名朦胧诗代表人物之一的梁小斌突然宣称要为其诗歌代表作《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忏悔。我原本以为可能会有所消停的2007年的中国文坛江湖，再一次风生水起。

如果说季先生的请辞乃是出于“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智者胸怀，余秋雨的请辞乃属一种“惹不起咱躲得起”的被迫无奈，红艳“包养”黄辉或者真如富婆所说的乃是出于文人间的惺惺相惜，那么梁小斌的忏悔，则只能让人感到莫名其妙，满腹狐疑——我真的搞不懂，梁小斌，你到底忏哪门子的悔？

提起“忏悔”，按咱老百姓的理解，肯定是事主过去干了什么对不起人的事儿，因而在良心上感到不安，追悔莫及。比如卢梭在《忏悔录》里对自己一生中所干的那些隐秘的丑事儿的忏悔，比如巴金老人在《随想录》中对自己“文/革”时期思想言行的忏悔。而当年写作《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一诗时的梁小斌，好像只有24岁吧，当过“红/卫/兵”那应该是可以肯定的，举着“红宝书”高喊过政治口号也应该是有过的，但我当年在大学读中国当代文学史时以及之后的这么多年来，也好像并没有看见有文章说他搞过“打”、“砸”、“抢”啊！如此说来，那梁小斌先生在“文/革”时的表现就应该不是一个坏蛋——或者说，他的历史还是比较清白的。

梁小斌先生一“忏悔”，就把我的精神搞得很紧张，生怕自己对“忏悔”这个词的含义理解错了，于是赶紧再去查了查《现代汉语词典》，发现词典的解释与自己的理解大致一样，这才如释重负。《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忏悔”的：①认识了过去的错误或罪过而感觉痛心；②向神佛表示悔过，请求宽恕。我想，梁小斌先生应该是个唯物论者，那么第二个义项可以排除。这么说来，梁小斌先生之所以要“忏悔”，乃是因为他“认识了过去的错误或罪过而感觉痛心”，换句话说，因为梁小斌先生过去犯下了“错误或罪过”，所以他要“忏悔”——在这里，“错误或罪过”是“忏悔”的前提条件。

然而，梁小斌先生写作《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这首诗，真的犯下了“错误或罪过”吗？

根据“世无完人”的法则进行推定，梁小斌先生在写作这首诗前的20几年中，我们当然不能保证他就没有做过一件错事，没有犯下一件“罪过”；然而，要是让我就事论事地来评价《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这首诗，我凭一位普通读者的阅读直觉，可以肯定地说，这首诗绝对没错！

梁小斌先生之所以“忏悔”，并且“我建议，将这首诗从所谓的诗歌经典系列中永远抹去”，用他自己的话说，主要是因为“《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违背了我们的前辈巴金先生所倡导的“说真话”的原则”，也就是自己说了假话，他在“文／革”时并没有那么痛苦，诗里的苦难是装出来的，他的这种“喊出时代最强音”的做法，其实只是一种“诡计”（梁小斌语）。

梁小斌先生自然是谦虚的，也是敢于对自己进行无情解剖的典范，他在没有任何外人逼

迫自己的情况下，主动对过去的创作进行忏悔，比起虽有外人强迫“你为什么不忏悔”却誓死也不忏悔的余秋雨先生，姿态要好得多。从这一点来说，梁小斌先生的做法，令我肃然起敬。然而，正如鲁迅先生在评价《三国演义》“形刘备之仁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似妖”一样，梁小斌的“谦虚”，总让人觉出一丝有点过头的感觉——“谦虚”一旦让人觉出了“虚假”或者“虚伪”，那就不是一种成功的谦虚，或者说，那就是谦虚者梁小斌先生自己的不对了。

梁小斌先生说自己在《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这首诗中没有“说真话”，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他在诗中说的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谦虚是咱国人的传统美德，当李白说自己不会写诗、鲁班说自己不会使斧时，我们千万不要信以为真。如果谁把他们的客气当成实情，那就只能说明他是一个S瓜。

就我的理解，“真”包含“小真”和“大真”两个方面。“小真”，即作者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大真”，即作者的作品客观地反映了时代的真实风貌，表达了一代人所共有的心声。

认真阅读《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这首诗，我们不难发现，从“小真”的层面上看，这首诗是“真实”的，作者说的是内心话、真心话。“那是十多年前/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欢叫”，这两句诗是作者在“文/革”时期自我心态的真实写照——“文/革”伊始，作者就像高尔基笔下的“海燕”一样，是热情呼唤、真诚拥抱这场“暴风雨”的。作者非但没有像某些人那样为了显示自己的一贯正确，故意隐瞒或否定自己在“文/革”时期的所作所为，相反，而是非常坦率、非常勇敢地承认自己和当时亿万中国青年一样，无比兴奋、无比虔诚地投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之中。而随着运动的深入，随着这场大浩劫给国家和民族所带来的深重灾难的日趋显露，作者的失落感油然而生。“后来/我的钥匙丢了//心灵，苦难的心灵/不愿再流浪了/”“这一切/这美好的一切都无法办到/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天，又开始下雨/我的钥匙啊/你躺在哪里？”这些诗句，就集中表现了诗人这种心灵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同样是真切而真实的。“我要顽强地寻找/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作者在这些诗句中所表现出来的觉醒、反思与“寻找”，我认为同样不是做假所能做出来的。

从“大真”的层面来看，这首诗把作者个人心灵的狂热与苦难，失落、觉醒与“寻找”，投射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之中，写出了一个民族在一场特大的历史大浩劫中的苦难与失落、觉醒与反思，就更是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大真实。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才获得了一种深厚的历史内涵。说这首诗“集中反映了我们这一代人对“文革”历史的反思和觉醒”，实在是一种再准确、公允不过的评价。既然无论是从“小真”还是“大真”来说，《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这首诗都不是一部“失真”之作，那么梁小斌先生的“忏悔”又从何说起？对这样一首“说真话”的作品，作者非要“忏悔”不可，除了“矫情”，还能让我们联想起什么呢？倒是诗人伊沙说得对，梁小斌先生真正应该忏悔的，不是《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而是那首《雪白的墙》。在那首诗中，什么“妈妈／我看见了雪白的墙／„„／比我喝的牛奶还要洁白／还要洁白的墙”，读者只要用脑子稍微思考一下，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梁小斌在这里纯粹是睁眼说瞎话——“文/革”前的中国，能说是一堵“比我喝的牛奶还要洁白／还要洁白的墙”？该“忏悔”的不忏悔，不该“忏悔”的乱忏悔，这说明已届知天命之年的梁小斌先生，已经开始对自己的作品丧失判断能力了。

梁小斌先生要为《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而“忏悔”，并且“我建议，将这首诗从所谓的

诗歌经典系列中永远抹去”，说穿了，其实就是一种“挟历史（文学史）以自重、以撒娇、以矫情”的行为。《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被写进中国当代文学史、梁小斌先生被写进中国当代文学史，已是一种铁板上钉钉的事儿，这已经是一种“过去式”，任是谁（包括作者本人）也无法改变的事实。这就好比假如那个秦始皇对后人说“我是个暴君，请你们把我的名字从中国历史中抹去”，搞笑固然是搞笑，却绝对不可能实现一样。而这一点，正是梁小斌先生足以骄傲与自豪的地方。梁小斌先生一个人就有两首诗（《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和《雪白的墙》）进入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应该说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儿，他大可悄悄地消受就是了，何必在时间都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再将这首诗拿出来说事。在这个炒作盛行、真假难辨的年代，要想不被人指为“作秀”，最明智的选择，就是远离一切嫌疑。而这一次，我所敬爱的梁小斌先生却不幸蹚了这趟“混水”，说到底，还是诗人缺乏定力的一种表现。

梁小斌的“忏悔”，绝对不是一个好兆头。我预感，由梁小斌而始，一轮新的“忏悔秀”，可能又将在神州大地兴起。阿道尔诺曾绝望地认为，人类自从有了奥辛威斯以后，再写诗就是耻辱；我现在也绝望地认为，中国自从有了巴金之后，再谈“忏悔”就是耻辱。因为巴金老人的《随想录》写出之后，除了在传媒上掀起过一波又一波的“忏悔”热潮外，并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任何实质性的触动和改变，言假作假之风依然如故。既然如此，那么这种没有实质作用的“忏悔”可以休矣！这种“忏悔”成了狗皮膏药被到处贩卖的历史可以休矣！

看了梁小斌的“忏悔”，我忍不住要对他说一声——

梁小斌先生，你的“钥匙”又丢了！

【篇九】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知识竞赛题语文

1、《水浒传》中“玉环步，鸳鸯脚”是梁山好汉（B）的平生绝学。

A、鲁智深 B、武松 C、李逵 D、卢俊义

2、被誉为“中华诗祖”、“辞赋之祖的是（C）

A、李白 B、杜甫 c、屈原 D、宋玉

3、创作于“文革”时期，并曾以手抄本形式被秘密传诵的诗作是（A）。

A、郭路生的《相信未来》

B 、公刘的《哎，大森林》

C 、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D、绿原的《重读<圣经>》

4、现代作家郁达夫是中国伟大的烈士，下列不是他著作的有（D）

A、《》 B、《春风沉醉的晚上》

C、《过去》 D、《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5、下列是关于名著《大卫·科波菲尔》人物说明，不正确的一项是( B)

A、大卫善良，诚挚，聪明，勤奋好学，有自强不息的勇气、百折不回的毅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终于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和家庭的幸福

B、大卫的后父默德斯东凶狠贪婪，他把大卫看作累赘，常常责打他。母亲去世后，即把不足10岁的大卫送去当洗刷酒瓶的童工，让他过着基本能解决温饱的生活。

C、大卫·贝西小姐生性怪僻，但心地善良。她收留了大卫，让他上学深造。

D、阿格妮丝既有外在的美貌，又有内心的美德，她最后与大卫的结合，这种完美的婚姻使小说的结尾洋溢一派幸福和希望的气氛。

6、下列对《大卫·科波菲尔》作者、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的说明，错误的一项是(A )

A、这部小说是是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狄更斯的一部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的小说。

B、文章通过主人公大卫一生的悲欢离合，多层次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突出地表现了金钱对婚姻、家庭和社会的腐蚀作用。

C、小说在艺术上的魅力，不在于它有曲折生动的结构，或者跌宕起伏的情节，而在于它有一种现实的生活气息和抒情的叙事风格。

D、小细节刻划十分生动传神，环境描写也很有功力，尤其是亚摩斯那场海上风暴，写得气势磅礴，生动逼真，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7、对汪曾祺散文化小说创作产生过较大影响的作家主要是（D）。

A 、鲁迅 B 、老舍C 、巴金 D 、沈从文

8、下列不属于四大悲剧之一的是D

A、《哈姆雷特》 B《李尔王》 C、《麦克白》 D、《罗密欧与朱丽叶》

9、“鸿鹄传书”一词，源自于以下哪个历史故事?A

A、苏武牧羊 B、文姬归汉 C、楚汉相争 D、岳飞抗金

10、《山海经》属于以下哪一类著作?A

A、神话故事 B、地理著作 C、人物传记 D、文人随笔

11、“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出自谁之口?D

A、荀子 B、老子 C、孙子 D、孟子

12我国第一部新诗集是下列哪一部?B

A、郭沫若的《女神》 B、胡适的《尝试集》

C、徐志摩的《志摩的诗》 D、艾青的《大堰河》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13、我国最早的字典是下列哪一部?B

A、《康熙字典》 B、《说文解字》 C、《尔雅》 D、《新华字典》

14、被恩格斯称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最初一位诗人”的是谁?B

A、达芬奇 B、但丁 C、歌德 D、莎士比亚

15、“投笔从戎”的故事发生在谁的身上?C

A、秋瑾 B、陆游 C、班超 D、项羽

16、我国第一位以山水诗著名的诗人是A

A、谢灵运 B、陶渊明 C、王维 D、王昌龄

17、曾被高尔基称为“人类为自己所建造的三座纪念碑”的三位是B

A、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普希金

B、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

C、莎士比亚、莫泊桑、托尔斯泰

D、莎士比亚、莫泊桑、普希金

18、米兰·昆德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B

A、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B、玩笑 C、慢 D、重负

19、以下戏剧中，不是法国莫里哀编写的是D

A、《伪君子》

B、《悭吝人》

C、《唐·璜》

D、《失乐园》

20、古代小说常用“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形容女性之美，其中“闭月”是指： C

A、王昭君 B、杨玉环 C、貂蝉 C、西施 E、赵飞燕

21、下列对文学名著的评点不正确的一项是（B

）

A、《童年》是高尔基以自身经历为原型创作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B、《鲁滨孙漂流记》的主人公鲁滨孙在小人国、大人国历险多年，吃尽千辛万苦。

C、《水浒》中的英雄性格各不相同，但在“义”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

D、《格列佛游记》用虚构的情节和幻想的手法，批判当时英国统治阶级的腐败与罪恶。

22、下列成语与匡衡相关的是（C）（2分）

A、映雪囊萤

B、悬梁苦读

C、凿壁偷光

D、引锥自刺

23、关于《天方夜谭》，下列说法有误的是是：（A）

A、《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不属于该书的故事

B、古代阿拉伯民间故事集

C、又名《一千零一夜》

D、高尔基称之为民间口头创作中“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

24、下列与孔子相关的说法有误的一项是（B）

A、儒家学派创始人

B、主张“兼爱、非攻”

C、被尊为“圣人”

D、名丘，字仲尼

25、下列世界文学作品中哪项不是四大吝啬鬼形象（ A ）

A．果戈里《死魂灵》中的乞乞科夫 B.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 C、莫里哀《悭吝人》中的阿巴贡 D、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中的葛朗台

26、名著《呼啸山庄》是采用了一种什么叙述方法（B ） A、倒叙 B、插叙 C、补叙 D、顺叙

27、文学史上，有四部《变形记》，其中有一部作品写人变成甲虫的经历。这部作品的作者是（ D ）

A、阿普列尤斯 B、契诃夫 C、奥维德 D、卡夫卡

28、“荷花淀派”和“山药蛋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很深的两个文学流派，其代表作家分别是（ A ）

A、孙犁 赵树理 B、丁玲 沈从文 C、赵树理 孙犁 D、沈从文 丁玲

29、以下作品中，合称为“农村三部曲”的有（ B ）。 A、《幻灭》、《动摇》、《追求》 B、《春蚕》、《秋收》、《残冬》 C、《惶惑》、《偷生》、《饥荒》 D、《青龙潭》、《香稻米》、《五奎桥》

30、张爱玲最擅长叙说“家史性”的故事，下列不是她公认的代表作是（D ） A．《沉香屑：第一炉香》 B、《倾城之恋》 C、《金锁记》 D、《荷花淀》

31、“创造社”是由郭沫若和谁一起发起组织的（ C ）。 A、 胡适 B、矛盾 C、郁达夫 D、闻一多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32、赵树理的哪部小说被誉为"解放区文艺代表之作"？（A ） A．《小二黑结婚》 B．《李有才板话》 C．《李家庄的变迁》 D．《孟祥英翻身》

33、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是（ D ） A．《她怅望着祖国的田野》 B．《梅岭之春》 C．《木马》 D．《冲积期化石》

34、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表现了女大学生们生活的作品是（B ） A．《莎菲女士的日记》 B．《海滨故人》 C．《丽石的日记》 D．《沦落》

35、萧红的哪部小说被鲁迅称作"力透纸背的，北方人民于生的坚强，于死的挣扎"的作品？（ C ）

A．《八月的乡村》 B．《呼兰河传》 C．《生死场》 D．《马伯乐》 91、葛薇龙是张

36、爱玲哪部小说中的人物？（A ） A．《沉香屑：第一炉香》 B．《沉香屑：第二炉香》 C．《倾城之恋》 D．《金锁记》

37、、文学革命后出现的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是（ A ） A．文学研究会 B．创造社 C．湖畔诗社 D．春柳社

38、沈从文以哪部短篇小说的发表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C ） A．《丈夫》 B．《牛》 C．《柏子》 D．《炉边》

39、西方童话中，猫头鹰常以最聪明的角色出现，是因为猫头鹰：（ B ） A、头脑聪明 B、活得长久 C、与人长得相似 D、经常保持思考的表情

40、在现代文学史上，主要以田园牧歌风格著称的小说家是（ A ）。 A、废名 B、张爱玲 C、芦焚 D、凌叔华

41、《骆驼祥子》的主要情节线索是（ A ）

A．祥子买车的"三起三落" B．虎妞与祥子的感情纠葛 C．虎妞、祥子与刘四的矛盾冲突 D．祥子与刘四、虎妞的矛盾冲突

42、艺术形象"祁家老太爷"出自哪部小说？ （ A ）

A、《 四世同堂》 B、《骆驼祥子》 C、《家》 D、《月牙儿》

43、一直称自己是"乡下人"的作家是（ C ） A．王统照 B．赵树理 C．沈从文 D．柳青

44、“寻根文学”的首倡者是谁？（ B ） A、阿城 B、韩少功 C、王安忆 D、张抗抗

45、新时期文学的开山之作是 （ A ） A、刘心武的《班主任》 B、卢新华《伤痕》 C、叶辛《蹉跎岁月》 D、张贤亮《灵与肉》

46、迄今为止两次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是谁？（ B ） A、阿来 B、张洁 C、贾平凹 D、麦家

47、下列那部作品没有获得“茅盾文学奖”（ D ）

A、《平凡的世界》 B、 《穆斯林的葬礼》 C、《尘埃落定》 D、《狼图腾》 107、下列不属于

48、史铁生的作品的是 （ A ）

A、《门外青山》 B、《命若琴弦》C、《我与地坛》 D、《合欢树》

49、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笔下的《世间最美的坟墓》的主人是（ B ） A.马克思 B.托尔斯泰 C.莎士比亚 D.巴尔扎克

50、不负民族气节，在苏门答腊被害的现代著名作家是：（ B ） A、沈从文 B、郁达夫 C、徐志摩 D、柔石

51、经魏晋多名士，有著名的竹林七贤，《与山巨源绝交书》是竹林七贤中的谁写给山涛的

（B ）。

A、阮籍 B、嵇康 C、刘伶 D、向秀

52、郑谷有诗曰：“何事文星与酒星，一时钟在李先生。高吟大醉三千百，留着人间伴月明。”诗中的李先生指的是（ C ）

李商隐 B、李贺 C、李白 D、李煜

53、中国的书院制度自唐代始，有官方和私人设置的两类，下列各书院属于官方创办的是（ C ） A、岳麓书院 B、嵩阳书院 C、集贤书院 D、白鹿洞书院

54、友谊的深浅，由下列那一个成语可以看出情义最为深重？（C ） A、莫逆之交 B、金兰之交 C、刎颈之交 D、点头之交

55、一提到书法中的草书，人们便会想到“颠张醉素”，请问下列属于颠张的作品的是（ B ） A、自叙帖 B、自言帖 C、中秋帖 D、黄州寒食帖

56、《资治通鉴》是我国北宋年间何人主编的一部编年体的历史巨著？(b)

a.王安石 b.司马光 c.欧阳修 d.苏 轼

57、、在中国现代文坛上，以诗歌为主的作家是：(b)、

a.郭沫若 b.艾 青 c.郁达夫 d.朱自清

58、下列不是莎士比亚的作品的是：(c)

a.威尼斯商人 b.仲夏夜之梦 c.茶花女 d.王子复仇记

59、《一千零一夜》是阿拉伯的民间故事集，又叫作什么？a

a.《天方夜谭》 b《圣经》 c《玩偶之家》 d

60、老舍的戏剧作品有： (a)

a.《龙须沟》 b.《日出》 c.《四世同堂》 d.《子夜》

61、下列不是俄国作家的是：

a.泰戈尔 b.普希金 c.高尔基 d.契诃夫

62、不负民族气节，在苏门答腊被害的现代著名作家是：b

a.沈从文 b.郁达夫 c.徐志摩 d.柔 石

63、请问拜论是哪个国家的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c

a法国 b瑞士 c英国 d意大利

64、18世纪早期，英国作家笛福的小说反映了资产阶段上升时期敢于进取追求财富的冒险精神，请问这部小说的名称是什么？a

a《鲁滨孙飘流记》 b《巴黎圣母院》 c《人间喜剧》

65、我们都知道《老人与海》是美国当代文学大师海明威的顶峰作品，那小说中的主人公老渔夫是在等待了多少天之后才捕到鱼的？哪年获得诺贝尔奖的？d

a86天，1952年 b85天，1953年 c80天，1950年 d84天，1954天

66、我们平时常说“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请问，这句名言出自于英国的哪位作家？c

a雨果 b拜论 c雪莱 d普斯金

67、现在的中学生都喜欢看侦察小说，那《福尔摩斯探案集》是谁的作品呢？哪国人？a a柯南道尔，英国 b哈代，英国 c柯南道尔，美国 d哈代，美国

68、揭竿为旗，斩木为兵”形容的是哪一场起义？ （ B ） A赤眉起义 B 陈胜吴广起义 C绿林起义 D四黄巾起义

69、下列哪个成语典故与项羽有关？ （ D ）

A隔岸观火 B暗度陈仓 C背水一战 D. 破釜沉舟

70、下列哪一句诗描写的场景最适合采用水墨画来表现？（ C ） A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B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C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D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71、《百家姓》中没有下面哪个姓？ （ C ） A乌 B巫 C肖 D萧

72、“生旦净末丑”是京剧的行当，其中“净”是： （ A ） A男角 B女角 C 儿童 D男女均可

73、我们常说的“十八般武艺”最初指的是什么？ （ A ） A使用十八种兵器的技能 B十八种武术动作 C十八种武器 D十八个人

74、 诸子百家中名家的特点是注重逻辑辩证，以下哪个典故能体现名家的这一特点？（ A ）

A “白马非马” B“指鹿为马” C“任人唯亲” D“知人善用”

75、古人的婚礼在什么时间举行？ （ C ） A早上 B中午 C傍晚 D下午

76、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提到了“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羽扇纶巾”形容的是下面哪位历史人物？ （ B ） A诸葛亮 B周瑜 C曹操 D关羽

77、我国古代的很多事物都有自己的雅称，请问我们常说的“润笔”指的是什么？ （ A ） A文章书画稿费 B替人研磨墨汁 C为人作序 D清洗毛笔

78、 梨园用来指代戏曲界，那么“杏林”指代的是： （ B ） A教育界 B医学界 C 文艺界 D 教育界

79、“顷刻间千秋事业，方寸地万里江山；三五步行遍天下，六七人百万雄兵”描写的是：（ C ）

A下棋 B战场 C戏台 D房间

80、度量衡是我国古代使用的计量单位，其中“衡”是指哪个方面的标准？ （ D ） A长度 B面积 C体积 D重量

81、元太祖铁木真是蒙古草原上的英雄，他被人们尊称为“成吉思汗”，“汗”的意思是大王，那么“成吉思”的意思是： （ B ） A天空 B大海 C草原 D高山

82、一部著作的完成需要很长的时间，请问下列哪部著作的成书时间最长？ （ A ） A《徐霞客游记》 B《说文解字》 C《天工开物》 D《梦溪笔谈》

83、业精于勤，荒于嬉”是我国哪位古人提出来的思想？ B

A、孔子 B、韩愈 C、老子 D、欧阳修

84、“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这首诗的作者是谁？ C

A、苏轼 B、柳公权 C、颜真卿 D、怀素

8 5、笔名为“茅盾”的作家是谁？ C

A、周树人 B、舒庆春 C、沈雁冰 D、谢婉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