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高三诗一样的美文

篇一:《高三美文欣赏》

《与父亲抬担子》已用

王清铭

很小的时候，家里生活十分艰难，我们几个半大的孩子经常被当作全劳力使用。印象最深的是我与父亲抬担子。我个儿矮，走在前，父亲个儿高，在后。担子的绳子离父亲的肩膀很近。我从小就肯吃苦耐劳，担子可能不很重，但因为我太小，几次下来，嫩小的肩被粗糙的扁担压出一块血红，血珠子快要淤出来。扁担好像钢板一样硌得辣疼，我只好佝偻着，用上背部来支撑感觉越来越沉的重量。父亲看到了，伸手将担子的绳索又往他那边一捋，我的脚步轻而快，而劳累一天的父亲却蹒跚起来。我对父亲说，我能行。父亲说：小孩子的肩嫩，压得太重，长大骨头会变弯的。

不知不觉中长大了，父亲在我眼中变矮了，读书放假时给家里帮忙，我个儿高，走在后，父亲个儿矮，在前。十多年过去了，生活的重担早压得父亲有些佝偻，父亲像我小时候一样用上背部来支撑担子的重量，看着父亲吃力的样子，我的心有点酸，但强忍着不让眼泪盈出眼眶。父亲一生最见不得眼泪。阳光下父亲的背影不再是挺直着的，而是缩成一团。上坡时我装成漫不经心地用手往我边捋担绳，将担子的重量尽量往自己的肩上压。这回父亲没有发觉，脚步迈得更稳健了。我对父亲说，你太累了，歇会儿。这回轮到父亲用手背揩拭额头沁出的汗说：我能行。说着他脸上的皱纹拉直了，露出一个表情平板的笑容。

到达目的地后，父亲才发现担子后移了许多。他上下打量我一会儿，只轻轻地说一句，阿铭懂事了，那一天夜里，我的肩膀肿得老高，血淤成青色，疼得睡不着觉，但我不叫痛，因为我真的懂事了。

工作以来回家的次数少了，父子相对，没有什么话可讲，我极少谈自己的境况，怕给他再增加心头的负担，父亲除了劳动还是劳动，也没有太多的闲话。好几年过去了，父亲的背越发佝偻。上星期回家帮父亲打煤饼，天不热，但他很快就大汗淋漓，脱掉外衣，父亲的背再一次呈现于我的跟前。这是怎样的一个背影啊，肩上的骨骼垂成两个弧形，背部佝偻成一个前倾后拱的弧形，而腰部又有点前拱后倾。背部的肌肉有点松驰，原来我以为皱纹只长在人的脸上，现在才明白，老了的人，背部甚至躯体各部都会长起皱褶。我们两人一起将袋装的煤抬到埕场，父亲在前，我在后，父子体高相差10多公分，担子的重量倾向父亲那边。这一次我不再掩饰，用手直接将担绳捋到我这边。父亲看在眼里，还是那句话，我能行。但他不再推让了，毕竟是60多岁的人了。

父亲稳健地走着，我心头忽然涌起许多回忆，但很快就收住思想野马的缰绳，现实的生活是实在的，就如脚下的路，根本就无须抒情。我跟着父亲稳健地走着„„

《半瓶阳光》已用

王清铭

这是春天一个明媚的早晨，树叶上的露珠眨着眼珠，正探头打量这个新鲜的世界。 屋前的空地上，小女儿站立着，像一棵小树。黑色的眼瞳眨巴着，她伸出手，不时往空中轻轻一拈。阳光镀亮了她仰起的双颊，仿佛有两朵小红云飘到她脸上了。

“孩子，你在做什么？”我走过去。

她向我一摆手，说：“别过来，我在捉阳光哩。”

“捉阳光？”我十分好奇，“阳光捉得住吗？”

“能！”她手指不远的地方，那里放一个小玻璃瓶，在阳光下闪射柔和的光芒。 “我捉了半瓶子阳光了！”说话时，女儿的眼神很亮。

我走近一看，早晨的阳光刚好照亮半个瓶子，这就是女儿所捉的半瓶子阳光了。 我走到她身边，问：你怎么知道你抓住了阳光？

“知道。风走过来，树叶有声音；阳光走过来，水里有亮亮的波纹。”

我望远处望，前边的一条小河真的泛起明亮的阳光。

“抓到阳光时，手会暖暖的。”女儿边说边把手上的阳光轻轻放进小瓶子里。

我伸出手，手心果然有一点暖意。难道我也抓住了阳光了？我童心大发，兴奋地叫嚷起来：

“我也捉住阳光啦——”

女儿慌忙止住我，说：小声点！你这一吵，会把阳光吓跑的。

我在屋内埋头工作，突然发现一束阳光正悄悄地向我靠拢。挺直腰，我看见女儿正拿一面小镜子往屋内反射太阳。看见我从书堆中仰头，就冲我摆手，说：爸爸快看，阳光走到我们屋里来了。

她的手一颤动，镜子里反射过来的阳光就满屋子游动了。有几缕顽皮的光线跳上我的书桌，倏地钻进我敞开的心里来了，于是我的心也暖了，感觉体内也有一条河流在流动，波光潋滟的。

太阳渐渐落山，阳光越暗淡了。女儿守着那个瓶子，看见我走过来，她幽幽地说：阳光又流走了。我看到她手上的阳光只有浅浅的一层了。

“爸爸，阳光灭了。”她突然向我喊了一句。

阳光灭了？我纠正说：“不是灭了，是太阳落山，阳光暗了。”

“不！阳光是灭了。”女儿很倔强，“阳光是灯。”

天暗了，我拉亮了屋内的灯，突然想起女儿所说的“阳光是灯”的话，觉得这满屋子的灯光也是阳光了。坐在电脑前，我写下了华兹华斯《彩虹》里的一句诗：儿童是成人的父亲。 《锄柄上的眼睛》

王清铭

很多年没有拿锄头了，当我摊开双掌，看见那些厚厚的手茧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早就消失了，它们曾经咯过我幼小的手掌，后来变成手掌的一部分，是我在乡村将近二十生活的深刻烙印，现在消失了。

我家有把小锄头，原先是给菜地除草用的，我们兄弟相继长大后，小锄头派上别的用场。我所说的长大，其实只有七八岁的光景，在父母眼中，我们已经是半劳力了，土里扒食的父母不会让我们的力量闲置，一要下田，父母就让我们肩扛着，尾随他们下地去了。先是我的大哥、二哥，后来他们的身高超过了锄柄，这把小锄头自然就交到我的手上。生活在乡下的我，根本不用父母教育，也知道劳动是自己的本分，于是没有竖直的锄柄高的我就开始用它同坚硬的泥土作抗争了。

起初手心没有锄柄硬，手上起了很多泡，泡破了，流出的水由清到浊，后来夹杂着血丝，最后那些起泡的地方，皮全部蹭破了，只剩下一些微凹的小坑，血肉模糊。原先只是火辣辣的疼，到后来犹如针了一般，锥心的痛，但我不敢喊出声。父母也见惯不惊，看着我被血丝染红的双掌，说了声，这孩子还嫩了些。

几天后，手上的伤口结痂了，从黑红到黝黑，那是炭和铁一般的颜色。后来长茧子的地方皮又蹭破了，再结痂，反复多次，那些茧子就比木头坚硬了，锄柄就很难伤害到它们了。我祖母曾经很形象地说，别看这是死木头，不喝你几滴，你就别想拿起它。

我很认真地看手上的锄柄。锄柄吃饱了汗水，颜色渐渐变黑，越来越像我们被太阳曝晒和臭汗浸泡的肤色。锄柄上的木纹跟手纹很相似，只是线条更粗犷些。我还发现这些木纹逶迤向同一个地方，那是接近锄柄中间的位置，木纹渐渐变得密集，并拧在一起。在木纹凝结的地方，有颜色特别深的木节，不规则的圆状。

祖母说，这木节是树在生长过程受的伤，结的疤。我眼前仿佛看见旷野里的一个小树，暴风雨摧残它，但它没有折断，而是顽强地生存下来，有伤痕的树干愈合后，变得更加刚强。后来我曾向我的父亲求证过，父亲说，农人喜欢选有木节的木棍作锄柄，它们更硬，更不容易折断。

受伤是树干的不幸，但这不幸成全了木头的坚硬，使它能够同铁相结合，成为挖凿坚硬泥土的利器。我发现，这圆状的疤痕，极像木头长出的眼睛，总是不动声色地凝视着我这个最初的小农人。

有多少把锄头长了这样的眼睛，我没有统计，也无法全部知道。但我知道用过锄头的手掌，上面也会布满一些更小的眼睛，它们的通用名字是茧子。要成为一个纯正的农人，手上、脚上、肩上等地方都要长出这样的眼睛。别说这些眼睛，显得眼神呆滞，也只有它们，才能一眼看穿苦难和贫穷。

这把长了眼睛的锄头陪伴了我好几年，直到我比它长高了许多。锄头真是奇怪的东西，用的时间越长越懂得泥土的性格，即使锄尖的铁被磨损去一些，但它的锐利并不减损，在泥土的奔突中照常灵活。乡村是落后的，繁重的农活并没有压垮我幼小的身躯，却磨练了我的性格。我不会去歌颂这些原始的劳作，但以往的乡村总让我想起锄柄上的木节，正是它使木头更坚韧，显示铁一般的品格。

这锄柄上的眼睛，不会在老去的岁月里变得昏花，它是我人生的另一种视角。 《流浪的扁担》

王清铭

总会在不经意间在城市某个偏僻角落碰见几把流浪的扁担。这座城市的年纪很大，但近几年来发展很快，原先长庄稼的城郊农田被鲸吞，现在纷纷长出钢筋水泥的丛林。城市的灯红瓷白和震耳的轰鸣，让单调而宁静的农田自惭形秽，缩在越来越远的地方。

这是一座崭新的城市，穿上西装扎紧领带却不自觉露出脚上蹬的那双解放鞋，仿佛我看见的某一位手持扁担站立街角的农人。这里的商店有很洋气的名字，出入的女人抹上口红涂上眼影，但这地盘很尴尬保留原先作农田时的名字，比如“八十亩”，比如“沟头”等。仿佛这个逐渐忘本的城市要保留一个乳名，给这些流浪的扁担最后的一点亲切和慰藉。

这是一些失去土地和根基的扁担。我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随意喊一个乳名，他们中间肯定有人应声而答，尽管我们不认识。但现在扁担们竖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飞驰的车辆和风驰电掣般的变化使他们手足无措，慌乱的眼神从攒动的人群扫过，如无处落脚的候鸟。他们低着头，手绞着衣角，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尽管他们也不懂错在哪里。

零星的，有人在扁担们面前站定，寥寥数语，然后伸出几个指头，就有一把或数把扁担尾随他们消失在高楼间，若即若离的。其他的扁担用羡慕的表情目送着，也极少说话。扁担是木讷的，他们只知道埋头干活。

扁担的身份也是尴尬的。扎根乡村的时候是农民，进入城市，就什么也不是了。什么活都可以找他们干，扛水泥、运行李、搬家具，粗活重活，城里人细皮嫩肉干不了的，都找扁担。扁担的身份是临时的，因事而定，按力气取酬。唯一不变的是，汗水砸在地上，也是摔成八瓣。

扁担的身份与汗臭味、烟草味连在一起，但你看到某个娇贵的城里人捂住同样娇贵的鼻子，往往就是一把扁担走过来了。

扁担现身最集中的地方是城市的建筑工地，那里活多，挑砖头挑水泥挑他们也叫不出名字的装潢材料，挑起太阳挑落月亮，让城市明亮的霓虹灯将他们黝黑的身影拉得很长，很孤单，像另一把瘦硬的扁担。

更多的扁担没有这样的幸运。他们必须孤零零或旁逸斜出地站在街头，等活干。这些扁担过着不知饱暖的日子。渴了，到水龙头接一点冷水；饿了，往肚里填一些发硬的馒头；冷了，将发红的双手往袖管一拢，跺一跺脚，将寒气踩跑。热，是扁担们最不怯的，看他们古铜色的皮肤，黧黑的脸色，炎热的太阳也怯几分。

扁担舍得下力气，干的活主人满意。但城市总是很吝啬，给他们很少的工钱，不给很多的活干。没活干的扁担必须四处流浪，或者往某个角落一撮，抬头看被城市切割得越来越细

碎的天空。天空里偶尔落下几只燕子，在电线杆上。城市的楼越高越高档，乡下常见的麻雀来不了，只有那几只燕子替他们排解等待时的烦闷。

天气热时或活干得太猛后，睡意会悄悄从心底爬出来，漫向他们的四肢，头一摆，手脚一耷拉，酣畅的鼾声就从他们翕张的鼻孔吐出，拍击满街的喧嚣音乐了。

这绝对是奇特的人群。拿起扁担能扛最重的活，扁担一横，他们庞大的身躯就能倚在扁担酣睡。窄窄的扁担高高低低的搭在水泥花圃上，挑起一阵阵高高低低的鼾声。此刻城市离他们很远，灼热的阳光在他们额头拧出汗，他们浑然不觉，还在睡梦中露出一抹浅浅的微笑，也许他们梦见了自己的庄稼？

原先给他们遮阳的树渐渐将阴影拉远，镀亮了他们皱巴的衣服和身边安静躺卧着的铁镐铁锹麻绳。

扁担们睡觉的时候耳朵关闭，心灵却是敞开的。一俟雇工的主人走近，他们一激灵就醒转了，抹一下嘴角溜出来的调皮唾沫，精神抖擞地跟随主人的手势消隐在高楼间。

深夜扁担还在城市流浪。城市安静下来的时候，扁担拖着自己的影子踩在回家的路上。他们的家在城市的脚跟，他们的房屋一例的矮小。扁担吃一碗妻子留下的冷饭后倒头便睡，睡前还记得给闹钟上紧发条。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他得先唤醒在城里念书的孩子。 《假如差生丘吉尔生活在中国》

王清铭

“我不能给大家许诺什么，我只有热血、辛劳、汗水和眼泪贡献给大家！”丘吉尔挥动永远的V手势，激情澎湃地说。他富有激情、荡气回肠的演说至今还回荡在历史的天空。 丘吉尔是二战的英雄，两次当选英国首相，还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在小学时代，成绩曾是全校倒数第三名，六年级时还留级了。丘吉尔是一个不打折扣的差生（现在改称为“待进生”），以致当时的一个大学老师这样奚落他：“那孩子绝不可能是从哈罗中学的校门里出来的，他一定是从窗户里溜出来的。”

丘吉尔是差生。他自理能力差，把牙膏挤在牙刷上，这幼儿都能做好的事，他都不会。后来他的政敌曾经讥讽他，除了他能娴熟地点燃他的雪茄烟以外，丘吉尔他不会料理自己的一切。假如差生丘吉尔生活在中国，“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句古代的名言就足够给他的事业下一个万劫不复的断语。

他性格孤僻，一生未乘过一次公共汽车，地铁只乘坐一次。他的理由很可笑，那就是他非常不习惯在地铁里和常人面对面的那种尴尬。就是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成为语惊四座、雄辩滔滔的演说家呢？假如差生丘吉尔生活在中国，谁还会给他训练演说的机会呢？

他顽劣异常，有一次他站在一个桥上，准备从桥上的这棵树跳到桥旁边那棵树上。他纵身一跃，摔到地上，一下摔成脑震荡，三个月之后才下地走路，在家休学了一年半。假如差生丘吉尔生活在中国，没有几所学校敢再接收这位注定要给学校惹来许多麻烦的差生。 他厌学，在晚年他写的回忆录中，他这样说自己：“我在功课方面收益甚少，我天天计算着学期的终了，何时可以逃避这令人生厌的奴隶生活而回到家去，„„”他讨厌的是学校里的功课，却读过很多超过他年纪的书。假如差生丘吉尔生活在中国，他所读的那些与考试无关的书，老师肯定是要没收的，他还会被语重心长地教诲一番，然后交上一份又一份的检查书，直至不看这些书为止。

假如差生丘吉尔生活在中国，老师不会喜欢这样的学生。在小学转校后的一次考试中，拉丁文是零分，数学不及格。这样的学生，竟然也敢挑老师。他不喜欢他的老师，他不愿意跟他学，他挑老师。当时校长对他说：丘吉尔，我有很充分的理由，对你表示不满。英国的校长仅停留在不满，假如丘吉尔生活在中国，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面对老师的白眼，一次又一次无奈地选择转学。

在家休学期间，他对政治和历史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父亲担任英国的财政大臣，往来

的多是政界人物，丘吉尔经常听他们纵横捭阖的谈论。假如差生丘吉尔生活在中国，在那样的场合一定会被当作不懂事的小屁孩挥手轰走的。他父亲辞去财政大臣职务，十岁的丘吉尔认为这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悲剧性错误。假如差生丘吉尔生活在中国，他的口无遮拦换来的可能是父亲宽大的手掌。

假如差生丘吉尔生活在中国，他的父母肯定会关闭他的游艺室，不再让他把那些兵器和兵俑摆成作战的阵势。他们会请来拉丁文和数学老师，利用假期和晚上时间，给丘吉尔补习这两门令他焦头烂额的功课。他的母亲会像中国所有的母亲一样唠叨：孩子，好好努力，不努力考不上大学，你怎么办?说完，嘴巴和眼神都拉长成问号。

丘吉尔“不务正学”，竟然跑到下院去听会，听那里发生的政治大辩论，从中学习争锋相对的辩论技术。假如丘吉尔生活在中国，他没有这样的机会。他的知识将同许多中国学生一样，只局限于课堂，老师灌输的，也是他掌握得不好的那一部分。

假如差生丘吉尔生活在中国，他不会按父母的意愿考上大学，也失去了当“面霸”“巨（拒）无霸”的机会。但丘吉尔的父亲没有强求他，而是顺从了他的意愿，让他进他感兴趣的军校，念骑兵学科。

假如差生丘吉尔生活在中国，他的命运将会改写，世界的历史也将改写。英国民众庆幸自己选择了这么一位曾经的差生当他们的首相，带领他们走出二战的沼泽；丘吉尔也应该庆幸，自己生活在英国，面对紧闭的中学校门，他还有一扇可以溜出来的窗户。

还好，现在的中国，这样的窗户还在不断增加。

《鲁迅会作什么广告》

王清铭

某个学者说，孔子活到现在，也会上电视的。我进一步想，鲁迅活到现在，大概会上电视，但不会是百家讲坛。某个社会焦点或热点问题，应该会请鲁迅先生去作嘉宾，谈一谈看法。我只是不知道，鲁迅先生的“匕首”、“投枪”会不会成为舆论宣传的“管制刀具”？我还担忧，他的横眉冷对会不会吓走只求哈哈一笑的观众，他的嬉笑怒骂会不会让电视的收视率随着他血压的升高而降低？

现在是娱乐甚至是愚乐的时代，频道的娱乐访谈节目大概会青睐知名度极高的鲁迅，鲁迅在娱记的目光里还是颇有娱乐色彩的。他们会请鲁迅谈他与许广平的“绯闻”，谈鲁迅与朱安结婚时脑后拖着那条猪尾巴似的假辫子，说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时与猪“决斗”„„ 房地产节目的编导大概也希望鲁迅先生谈一谈房地产，特别是说一说他在北京花了八百银元购置的房子——鲁迅先生自己说的“唯一的不动产” ——升值了多少。他们自然也顾虑鲁迅会义愤填膺地指责房地产暴利，说的更多是阿Q王胡小D他们这些从未庄进城的农民工的问题。

如果在电视上鲁迅再冒出他的“痛打落水狗”等理论，编导们多少副眼镜也不够跌的。观众热线大概会被打爆，网络上的口水足够制造另一个太平洋。鲁迅先生肯定忘了：狗现在可是都市新人类的宠物。

鲁迅谈起社会黑暗的一面，谈起国民的劣根性，说不定会拍案而起，这电视节目就砸锅了。所以我猜想，鲁迅活到现在，被邀请上电视的概率为零。

鲁迅不上电视，还作什么广告呢？有疑问的读者且慢。我作这样的猜想是有根据的。鲁迅先生笔下的地名、人物现在成了商标的香饽饽。像“咸亨酒店”、“闰土”等热门词汇的45个类别商标已全部被抢注，“百草园”的商标类别有22个。 “孔乙己”商标，如今不但是茴香豆等食品商标，还是文房四宝、长衫、陶瓷、甚至是酸梅汤的商标。“三味书屋”、“鲁镇”被申请为香烟类商标，“华老栓”开了土特产店、“祥林嫂”开了洗浴中心，就差将“人血馒头”变成某种特效药的商标了。

我进一步猜想，如果有商家请鲁迅作广告，他会为什么商品代言？药品商自然是青睐鲁

篇二:《高三励志文章：高三,最动人的诗篇》

高三励志文章：高三，最动人的诗篇

我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语言来形容高三。在远离那个校园半年之后，再次回忆起高三生活，一切都已经模糊了界限。在记忆里残

留的只有模糊的片段：晨光熹微的时候穿过夜色一个人走向教室，比阳光亮的还早的晨读灯光，连上到头昏脑胀的数理化课程，中午

为了学习不回宿舍趴在桌上的小憩，晚自习惨白发绿的灯光„„一切的一切，在堆得摇摇欲坠的书本之间具现成点点滴滴的碎片，然

后我知道，那是我们能写下的，最动人的诗篇。

（一）

进入高三没有什么明显的界限，高二的暑假要补课，从那个连蝉鸣都透着燥热的夏天开始，我们就成为了高三的“预备生”。

高一的轻狂，高二的迷惘，这一切在高三来临之时，必须要被我丢的干干净净，因为前进，不能浮躁，不能迷惘。

然而这又怎么会是想丢就能丢掉的？

那个时候的我，成绩在年级二百名开外悠闲地徘徊，偶尔进入一次一百多名，下一次就会马上滑下去。而学校里每年能上一本

的人数，不过也就是一百人。

情况非常不乐观。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