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第二册《鸿门宴》一文,是人们熟悉的老教材,许多古文选注本和古代汉语读物中也都能见到它。文中被注释的词语极多。但是,有两个词不仅高中课本和配套教参均无注释,而且连不少古汉语著作也都付之阙如,而对它们有所分析的论著又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了摆脱它们对教学的困扰,我们觉得有必要探明它们的确切训释。这里不揣浅陋,试作辨析,求正于方家和同好。
一、与
“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候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其中的“与”字,课本未注,程力夫等所编的配套《教学参考书》的译文仍作“与”[(1)],似乎毫无疑难。其实,这个“与”并不如此简单。谓予不信,请看几家注释:
1.“与”,和,连词。[(2)]
2.与:和,跟,介词。[(3)]
3.这里的“与”不是介词“和……一起”,而是动词“率领”。[(4)]
4.……“与”字,应当释为“随,跟从”,句中作使动用法。[(5)]
5.此处的“与”,就是用的这一本义了。即“与,党与也”,亦即第二分句所列沛公的随行人员“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6)]
6.我们认为这个“与”字是个连词,相当于“而”。[(7)]
7.与犹“使”,助动词……谓使樊哙等持剑盾步走也。”[(8)]
“与”字的麻烦还反映在对这一句子的翻译和句意阐释中。正如于在春先生所说,“这个‘与’,有人译作‘叫’有人还用‘与’”,而于先生又译作“连词”。[(9)]还有为数更多的著述则干脆回避它。诸如:持上引第一种解释的《中学语文课本文言文语言分析》和持第二种解释的《新编高中文言文详解》都丢“与”字而不译;李圃编著的华东师范大学古汉语函授教材《文言文阅读初阶》的句意参考(译文)、郭锡良等编的《古代汉语》和上海教育学院的《中国古代文学读本》所注句意等,也都置“与”而不顾。凡此种种,不正说明这个“与”确实使人犯难吗?
那么,这个“与”究竟如何训释才好呢?
我们认为,把这个“与”释作连词或介词于语法都难以讲通。众所周知,作“和”、“跟”义讲的“与”,不管是被用作表联合关系的连词,还是被用作引进动作行为的偕同者或比较对象的介词,在它前面充当主语的词语都被在它后面的动词谓语所陈述。如:
蜩与学鸠笑之。(《庄子·逍遥游》)
秦王与群臣相视而嘻。(《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同上)
相如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同上)
前两例作连词。“与”字前后的“蜩”、“秦王”和“学鸠”、“群臣”都充当主语,被“笑”和“视”、“嘻”所陈述。后两例作介词,“与”字前的“秦王”和“相如”也分别被“与”字后的动词谓语“饮”和“争”所陈述。“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句中的主语“沛公”却不是“步走”陈述的对象。因此,把其中的“与”释作连词或介词显然都是不妥的。
释作“率领”也与此句的语法结构不合。“率领”句中充当“率领”施事者和受事者的双方都是全句动词谓语的陈述对象。如《现代汉语词典》所举例句:
他率领着一个访问团出国了。[(10)]发出“率领”行为的“他”和被率领的“访问团”都是“出”的陈述对象,全都“出国”。而“沛公则……与樊哙……等四人持剑盾步走”句中的“沛公”则并不“步走”,不属“步走”陈述的对象,可见释“与”为“率领”也于义未洽。
释“与”为“随,跟从”的使动用法,不仅没有类似用法的例句作证,而且将与类似用法的句子相dǐ@①牾。请看《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中对这一情节的叙述:“沛公如厕,麾樊哙去。既出,沛公留车骑,独骑一马,与樊哙等四人步从,从间道山下归走霸上军,而使张良留谢。”其中“与樊哙等四人步从句中的“与”和《鸿门宴》“沛公则置车骑”句中的“与”当然不会两样。碍于“步从”的“从”有“跟从”义,再释“与樊哙等四人”的“与”为“随”,跟从”的使动用法显然不妥。那么,“与樊哙、夏候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句中的“与”当然也不得作此解释。
那么,释“与”为名词“党与”和并列连词“而”又如何呢!虽然与“与”字所在语句的语法结构无碍,却与这个词所在语句在全文中的作用相悖。众所周知,《项羽本纪》是司马迁《史记》中写得特别精彩的一篇人物传记。它对项羽和刘邦两个人物都作了淋漓酣畅的描写,对他们的性格作了深入细腻的刻画,而鸿门宴一段文字是其重点片断之一。通过这一段文字,司马迁把项羽的直率和愚“仁”表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刘邦虽然不是这一段文字的第一号角色,但司马迁也处处在着力塑造他的丰满形象。“沛公则置车骑”这一长句,无疑也正是重笔浓墨的一处。我们决不能忽略了这一点。详审全句,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一长句通过沛公一行五人悄然离开鸿门的具体描写,再次渲染了鸿门宴的紧张气氛,同时生动而细腻地表现了沛公逃之未恐不及而又慌而不乱的心理。因此,这一长句表述的对象无疑是侧重在“沛公”,主语非此莫属,而且贯串全句。如果把“与”字释作名词“党与”或并列连词“而”,都将使第三分句中的“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成为这一分句的主语,与前两个分句的主语“沛公”平起平坐,全句就再也无法突出“沛公”这一中心人物,这个长句刻画刘邦性格的作用也就被削弱了,而且连全句的语法结构也紊乱不清了。所以,这两种训释显然是有悖于司马迁写这一长句的原意的。
从“沛公则置车骑……”这一长句在文中的作用和语法结构两个角度来考察,我们以为徐仁甫先生把“与”释作“使”是允当的。如前所述,这个长句的主语是“沛公”,贯串到底,因而第三分句“与樊哙……步走”云云是一个兼语短语,也就是说,全句句首的主语“沛公”也正是“与”的主语,而“与”的宾语“樊哙……等四人”又是“步走”的主语。所以,徐仁甫先生把这个“与”释作“使”(也即叫、让之意),也它的语言环境是完全吻合的。徐仁甫先生所谓的助动词,指的是通常所说的使令性动词。读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和《汉语大字典》(第一卷)等,均有“与”用作“使”义的训释,并辑有不少例证。这里且摘引三例如下:
(一)《墨子·尚贤中》:“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滨,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挚,有莘氏之妻之私臣,亲为庖人,汤得之,举以为己相,与接天下攻,治天下之民。……傅说被褐举索,庸筑于傅岩,武丁得之,举以为三公,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其中三个“与”下篇均作“使”,可知“与”如同“使”。
(二)《淮南子·汜论》:“制法之民,不可与远举;拘礼之人,不可使应变。”“与”、“使”互文,显然同义。
(三)苏轼《芙蓉城》诗:“愿君收视观三庭,勿与嘉谷生蝗螟。”“与”作“使”义也极为昭明。
其实,只要仔细辨析,我们就不难发现,“与”用作使令性动词在史籍中也不乏其例。如《汉书·项籍传》:“项伯夜以语良,良与俱见沛公。”参见《史记·项羽本纪》有关此事的记叙:“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曰:‘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张良出,要项伯。项伯即入见沛公。”可知“良与俱见沛公”不是张良与项伯一起去见沛公,而是张良让项伯一起去见沛公,其中的“与”是使令性动词,作叫、让讲。又如《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众所周知,刘备对徐庶说“君与俱来”时,徐庶已在眼前,而诸葛亮却尚未见过。因此,“君与俱来”显然是你让他一起来(见我)的意思。徐庶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刘备自然会叫徐庶让诸葛亮一起来见他。这是合乎常情常理的。所以徐庶接着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并且建议刘备“枉驾顾之”,从而引出了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的一段历史佳话。如果把“与”释作介词“和”,把“君与俱来”释作你和他一起来(见我),也即把这句话理解为刘备要作为推荐人的徐庶和被推荐人诸葛亮一起去见他,岂不是对推荐人的极大不尊重?求贤若渴的刘备对他所器重的徐光直,岂会说出这样违情悖理的话?凡此种种,都是“与樊哙……等四人持剑盾步走”的“与”当释作“使”的佐证。
二、今
“吾属今为之虏矣!”课本于“今”字疏而未注,配套教参把这一句译作“我们这些人都要成为他的俘虏了”,[(11)]“今”字尚待落实。再查阅一下其他著述,有译作“今天”之类的,也有译作‘马上’之类的,还有译作‘将要’之类的。诸如:
1.我们这些人现在要成为他的俘虏了。[(12)]
2.咱们这班人从今天就做定他的俘虏了![(13)]
3.我们这些人如今都要成为他的俘虏了![(14)]
4.我们这些人马上就要被他俘虏了![(15)]
5.我们这些人很快就会被他俘虏了![(16)]
6.我们这些人即将被他俘虏了![(17)]
7.我们这些人将要被他俘虏了![(18)]
究竟这个“今”字应作何解释,如何翻译才好呢?
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这类“今”字的用法。就笔者所见,这类“今”字多出现于人物的语言中,或表示说话者就要做某件事,或表示说话者预料会发生某种情况。为了节约篇幅,这里且举与“吾属今为之虏矣”句相似的五个用例如下:
(一)亟扶我寝,我遇鬼,今死矣!(方孝儒:《逊志斋》卷六《越巫》
(二)十日之内,数万之众,今涉魏地。(《战国策·韩策一》)
(三)死马且买之五百金,况生马乎?天下必以为王能市马,马今至矣!(《战国策·燕策一》)
(四)若不趋降汉,今为虏矣!(《汉书·高帝纪》)
(五)吾今死矣,子可去。(《世说新语·德行》)
例(一)是越巫临死前说的话。从下文“扶至床,胆裂死”看来,“今”确是迫在眉睫,间隔极为短暂。例(二)前文有“十日之内”语,可知“今”指十日之内。例(三)从下文“于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马至者三”看,“今”可指一年之内。例(四)是汉将周苛被项羽俘获,不为利诱,拒绝招降时骂项羽的话,“今”肯定不会指紧接着周苛说话的时候,而是一个尚未可以预卜的未来。现在推算起来,项羽垓下被围上距周苛骂他时足有两年半之久!例(五)是病人自己的估测,恐怕他自己也未必确知何时会死,下文也无交代,一般读者已无从可知,也不必知道“今”究竟何时到来。可见,“今”字句中说话者预言会发生的情况,有的紧接着说话以后就会发生,有的则在说话后不久发生,也有的要到数年以后才始发生。综合王引之《经传释词》等的解释和所辑例句,我们认为,作为时间副词,“今”表示的时间概念是模糊的,没有严格的时间界限,既可以是接踵而至的,也可以是姗姗来迟的。正是“今”字表意的模糊性,导致了不同语境中的“今”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有的可以译作“今天”、“现在”或“如今”,有的可以译作“即”、“立刻”或“马上”,有的可以译作“即将”、“将要”或“就要”等等。一些古汉语虚词著作之所以把诸多用例归为同类而译释又有所差别,其原因也正在这里。
再来考察“吾属今为之虏矣”的语境。众所周知,这是范增在鸿门宴即将结束时说的一句话。范增是一个有远见的谋臣,目睹项羽在宴会上的愚蠢表现,透过当时两军实力对比悬殊的表象,他已预感到“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他们终将败在刘邦手下。在极度气愤中,他用“竖子不足为谋”表示了对项羽坐失良机的愤慨后,又用“吾属今为之虏矣”这句话表达了他对自己一方前途的忧虑。至于刘项相争究竟如何定局,何时定局,他当时还无暇研究,而且难以预测。因此,他只能用“今”这类模糊的语言来表达。由于语言的模糊性,不管今后局势如何发展,范增的预言在情理上都说得通。如果刘邦侥幸在短期内取胜,当然与“今”相符;如果局势象后来发展的那样,鸿门宴后,几经反复,直至四年多后项羽乌江自刎,楚汉相争才算定局,又何尝不正与“今”相符!即使局势向相反方向发展,由于“今”并无肯定、绝对之意,自然也不愁找不到退路。
至此,我们便可以对上述种种解释进行比较辨析了。如上所述,通过鸿门宴,范增已预感到他们终将败在刘邦手下。但是,作为一个有远见的谋臣,他不会不看到当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刘邦兵十万,在霸上”,明摆着实力相差甚远,而且,他也知道当时刘邦已经中途退席,逃之夭夭,因而他决不会认为刘邦当时就能俘获他们。因此,即使他故意过甚其辞,说得危言耸听,也决不会偏激到不近情理的程度,说他们“如今”、“今天”、甚至“现在”就要被俘了。尽管这几个词也都可以表示包括说话前后的一段时间,但它们毕竟是侧重于指目前而言,与“吾属今为之虏矣”的“今”不同。范增也决不会认为刘邦一朝一夕就可以转弱为强,轻易取胜,因而释“今”为“马上”、“立刻”之类显然更不妥。当然,我们不能把项羽乌江自刎与鸿门宴的时间距离作为主要证据来证明“今”不该释作“马上”、“立刻”之类。如果那样,也是有失偏颇的,因为范增的话毕竟是预言,要求预言完全言中并不合理;但是,我们必须考虑把这个“今”字解释得合乎范增的身份,因为范增决不会不考虑用词的分寸。如果把“今”释作“马上”、“立刻”之类,岂不有损于范增这样一个有远见的谋臣的形象?释作“很快”呢?语音上也讲得通,但不确切。“很快”是一个形容词短语,在找不到相应的词的情况下,用它来解释当然也可以,而现在却并非如此,当然不宜舍弃合适的现代汉语时间副词而取“很快”。如果承认“今”应该释作“很快”,那么,我们岂不是还应该承认它也应该释作“在极不长的时间内”之类吗?
那么,把这个“今”释作“即将”、“将要”又如何呢?让我们看看《现代汉语词典》“即将”条:
[即将]将要就要:理想~实现/展览会~闭幕。[(19)]“展览会即将闭幕”中的“即将”,想必不会待多久,但“理想即将实现”的“即将”就说不定了,得取决于主语“理想”是远大的还是具体的某一个小的目标,或为长远的未来,或为不久后的某一时刻。可见,“即将”表示的时间概念也是模糊的,可长可短,有较大的时间跨度。由此也可以看出,作为时间副词,“即将”和“今”不仅都可以表示同一个模糊的时间概念,而且在模糊程度上也相仿。因此,用“即将”来释“今”是十分吻合的,用“即将”或“将要”来释“吾属今为虏矣”的“今”,完全符合“今”字的语言环境,不仅能充分反映出范增的远见,传达出范增当时十分愤激的情绪,而且又不乖悖于当时的形势和后来的历史进程,简言之,即合乎人物之情,又合乎史实之理。语言的模糊性,自有其独特的妙处,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模糊的古语词,只能用同样模糊的现代语词来译释。这正是以“即将”、“将要”、“就要”释“今”之所以最确切的关键所在。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吾属今为之虏矣”的“今”应取韩峥嵘、薛儒章等先生的观点,译释为“即将”或“将要”为好。裴学海先生的《古书虚字集释》说这个“今”犹“将”,也正是“即将”、“将要”之意。
[注]
①(11)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版,第229、230页。
②(18)薛儒章等著《中学语文课本文言文语言分析、高中第二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39、42页。
③宁鸿彬主编《新编高中文言文详解》下册,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15页。
④中央电大《古代汉语讲义》上册,《电大教育》1986年7月印行本,第114页。
⑤《中学语文教学》1992年第4期罗建文。
⑥《语文学习》1991年第5期王克清文。
⑦ 同上,1993年第3期林裔群文。
⑧ 徐仁甫《广释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3页。《语文学习》1992年第2期持此说,认为“‘与’应作使令性动词‘使’、‘让’解”。
⑨ (13)于在春《文言散文的普通话翻译·续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93、94页。
⑩(19)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版,第1072、530页。
(12)郭锡良等编《古代汉语》上册,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168页。
(14)钱伯诚等著《中学文言文译注》,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228页。
(15)《语言美》报1990年7月25日第206期《“今”字释义》。
(16)何乐士等著《古代汉语虚词通释》,北京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292页。
(17)韩峥嵘著《古汉语虚词手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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