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十八大后反腐的形势与政策》
谈十八大后反腐的形势与政策
摘要: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进入快车道,但是这对于我国当前面对的反腐形势而言,杯水车薪,我国反腐败斗争,仍然任重而道远,如何将反腐败提升到更高一个层次,急需理论界和实践界给出一个答案,本文通过尝试对当前我国腐败的形势、原因、风险以及对策进行一个简单梳理,以期得出现实意义的结论。
关键词:十八大,腐败现象,反腐败,政府,反腐趋势
一、当前国内反腐的形势。
1.腐败的范围越来越广
当前腐败现象已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一般经济管理部门扩展到党政领导机关、组织人事部门、行政执法部门、司法机关等要害部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受到腐败现象的渗透和侵袭。过去被视为“清水衙门”的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腐败现象也有明显的增加,甚至纪检、宣传、反贪等部门,也发生了不少买官卖官、贪污贿赂现象。腐败分子利用手中的权利,肆无忌惮的谋取私利,或中饱私囊,或利用职权索贿受贿,或利用职权欺压良善,甚至与黑恶势力相互勾结充当保护伞。
2.腐败分子职位越来越高
如果把以前揪出来的腐败疯子比作是“小蛀虫”的话,那么现在已经揪出来了“大老虎”,许多省部级以上的高管查处。据统计,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给类经济案件中,在2003年涉及百万元以上的案件为1780件,其中设计亿元以上的有21件。李真、程维真、杜世成,甚至连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也都不同程度的腐败问题一并受到查处,腐败现象有向高层蔓延之势。
3.窝案、串案明显增多
腐败有“集团化”的发展趋势。现在的腐败案件,不少都是左右勾结、上下串通、相互利用,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腐败同盟。据统计,2012年我国全年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2567件,44506人,人数同比增加1%,其中贪污贿赂大案18464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工作人员2524人(含厅局级198人、省部级7人)。严肃查办利用执法权、司法权谋取私利、贪张枉法案件,立案侦查涉嫌职务犯罪的行政执法人员7366人、司法工作人员2395人。按照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根据最高检察院报告推算,09年县处级腐败比例是48%、厅局级是40%、省部级是33%。虽然这个数字不准确可以给予我们一些参考。包括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都觉得这个数字太过保守,他认为按照目前5000元的标准看,在当今中国禁得起查的官员没有几个。十八大以后,仅从广东省厅局级官员落马的速度以及重庆“艳照门”事件就可以推测一二。
4.“隐性”腐败现象普遍存在,勒索型腐败现象大量上升。
许多腐败现象通常是假借合法之形行腐败之实,在“合法”的名义下,公开的为本地区、本部门,甚至为个人谋取私利,通过一些所谓的“潜规则”来腐败,在行为认定上是很难认定为违法的。这类案件的存在,给案件的定性和一定难度。在行贿受贿的交易中,受贿者作为公共权力或资源的掌握者而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处于垄断地位,行贿者作为有求于人的不利地位,行贿者和受贿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当受贿者面临着众多的行贿者时,他往往会选择出价最高的行贿者,其他行贿者如果不想被淘汰,就只能被迫行贿。
二、腐败的原因
(一)公共权力寻租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旧的制度分崩离析,而新的很规章制度,法律法规都不健全,权利受到的约束和限制很少,再加上市场经济的建立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导致腐败。
(二)政府俘虏说
政府俘虏说是指,政府被利益集团收买,制定和执行符合他们利益的政策。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建立,在很多方面还不健全和完善,政府和市场界限模糊不清,政府缺位、越位、错位的现象时有发生。
(三)经济人假说
所谓经纪人假说,是公共选择理论一个重要的原理。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官员并不是大公无私的,他们并不是将公共利益作为自己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们也有自己的私利,也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四)传统政治哲学
我国传统的政治哲学就是将政府官员看做道德高尚、为民请命的道德楷模,所以对于官员的约束主要靠其内在的自我约束,并不注重外在约束。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三、腐败的危害
(一)腐败销蚀政府权威,使民众产生政治冷漠,逃避政治。如果腐败长期得不到抑制,腐败官员不能得到相应的惩罚,民众就会对政府产生强烈不满,丧失对政府的信任。当政府官员们都在贪污受贿、中饱私囊、侵吞公共利益,老百姓势必十分不满。本来作为社会精英阶层官员,应该作为道德的楷模,为普通老百姓树立榜样,但是他们都在谋求私利,势必会造成一种不好的社会风气,普通老百姓必然也只顾自身利益,对公共事务不闻不问,长期下去,一个社会就会死气沉沉,乌烟瘴气。
(二)腐败会导致政府失灵,造成资源的无效配置。我们知道当一个人,面对利益纠葛的时候,特别是自己的利益纠缠集中的时候,做决策时就会不客观、有倾向性。官员也是人,当他收了别人好处的时候,制定决策时,就会失去科学性和正确性,这对于公共资源必然造成极大的浪费。我们知道寻租是对资源的一种扭曲配置,他本身并不创造财富,当官员出于自私动机寻租,必然导致资源错误配置、无效配置。
(三)腐败会动摇党的执政地位。政府官员的腐败,民众自然会顺藤摸瓜,将矛头指向党,认为党没有约束好党员干部,没有从严治党,这对党的权威性和合法性都会产生很大的冲击,影响的执政地位,破坏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四、反腐对策
(一)如何反腐
日前,中共中央纪委下发名为《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并发出最后通牒:自2007年5月30日起30日内,对主动说清问题的违纪官员可考虑从宽处理,对拒不纠正或者本规定发布后违反本规定的,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在《规定》里,中纪委首次明确地将通过干股、赌博、“合作”办公司、证券买卖、特定关系人等八种渠道进行权钱交易的行为列入严查之列。而之前的四月份,中纪委、监察部就曾发出纠正不正之风的通知,权力寻租的纠查是重中之重。一个月后新《规定》的出台,被视为是今年继查处党政机关乱盖楼堂管所之后,中共中央纪委的第二次重拳出击。
如今的官员善打擦边球,已经不再适合于以前的防腐政策,因此国家防腐需要与时俱进。 2005年1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首次提出了反腐败工作的基本目标,“到2010年,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建立起思想道德教育的长效机制、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的监控机制,建成完善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立制度是一个方法,还应:1、匡正选人用人不正之风,改革干部人事制;2、完善对权利的有效监督,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性,以权利制衡利;3、尽快建立财产申报制度,公布官员财产。这一点,心善儒艮的习主{十八大后,反腐败}.
席,王岐山对此已经颁布相关条例,预备实行;4、实现垂直管理机制及零容忍态度,在中国官官相护大家早已心知肚明,因此我们对于腐败现象要用零容忍,一旦走错无法回头,避免包庇,原谅等不公平的产生;5、法制。根据我国当前的反腐斗争的实例,借鉴国外的经验,尽快制定出《廉政法》、《反腐败法》、《新闻法》、《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等。利用法律,让魑魅魍魉无处遁形。
结论:
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扫除腐败。
参考文献:
[1]李玉赋。关于扎实推进惩防体系建设的若干问题。行政管理改革,2009,2:38~45
[2]乔尔·赫尔曼。转型时期国家的政府俘虏、腐败以及企业影响力[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1)
[3]王秦和。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对策[J]。辽宁行政学院院报,2006(6)
篇二:《十八大后腐败问题》
中共"十八大"十分重视反腐倡廉工作,明确提出了反腐倡廉的任务,并且把制度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强调"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明确反腐重点,强化党风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这既是鼓舞士气的冲锋号角,又是不容置疑的行动命令,也是对全党全国人民的郑重承诺,更是不可推卸的神圣使命。为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及纪检监察工作明确了目标,指明了方向,也为纪检监察部门和纪检监察干部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障。
中共十八大后,中国多地反腐提速,尤其是对日渐兴起的网络反腐,一经爆料,立即调查,及时公开。有网民直言廉政风暴已来临。
“速度、力度、透明度”,这一系列的新气象显示了中央反腐败的坚定决心,鼓舞了群众,聚积了民意,势必不断推动反腐工作的深化。”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主任季正聚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在反腐败问题上,中共的主张是一贯的、明确的,党内绝不允许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任何人搞腐败,不论其地位多高,资格多老,功劳多大,都必须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重罚。之前对薄熙来的查处,就是最好的佐证。
专家表示,中共十八大把对反腐败的认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十八大报告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当前,中国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总体态势是,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
中央纪委研究室主任李雪勤认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存在不少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有三个:领导职务高的案件多;案件涉及金额数量大;查处案件中的“一把手”多。 “三个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权力还没有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因此,反腐败的核心就是制约和监督权力。”李雪勤说。
异军突起的网络反腐已经成为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推动力量。从名烟局长周久耕、“表哥”杨达才、“雷冠希”雷政富等一系列事件中,公众看到的几乎是相同的解决路径:网络曝光-纪委介入-查实处理。
中共十八大提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给今后的反腐败斗争开出了“药方”。“毫无疑问,反腐倡廉科学化水平将直接决定中国反腐败斗争的成功与否,由此决定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认为,提升反腐倡廉科学化水平,就要实现反腐倡廉目标定位科学化、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科学化、反腐败路径模式选择科学化、反腐败行动规划科学化。
由十八大以来83名厅级以上官员的腐败样本调查分析十八大后反腐败现状
及主要手段
2013年10月28日,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廖少华是十八大后落马的第12名省部级高官。据最高检近日披露,2008年至2012年,共有30名省部级官员落马,年均6名。{十八大后,反腐败}.
如果将统计范围扩大至厅级官员,十八大后落马官员的数字颇为惊人。最高检称,2013年1至8月份,仅进入司法程序的厅官就达129人。这意味着,每两天就有一名厅官落马。
南方周末记者选取被广泛报道的83名厅级(含副厅)以上官员作为样本进行分析,试图探寻他们因何落马、权力寻租集中在哪些领域等等,以期从中窥见新一轮反腐的时代特征。
83人中有12名省部级官员,其中中央委员一人,中央候补委员两人,遍布25个省级行政区,几乎囊括了所有行业和寻租领域。他们中既有党政一把手,也有大型国企老总。
南方周末记者分析发现,这些官员贪腐潜伏期都很长,许多人一边腐败一边提拔。官官、官商同盟的紧密程度比十年前更甚,83人中有三成因窝案引发。就目前掌握的情况看,没有一例是因同级纪委查处而落马。
一、多为一把手或二把手
就年龄分布而言,这群落马官员身上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83人中有13人年龄不详,其他70人中,50后、60后官员占八成,算是典型的“共和国一代”。他们大多在改革开放后走上领导岗位.经过层层选拔主政一方,属于当之无愧的政坛精英。
不少官员在落马前刚获重任。廖少华今年1月刚当选贵州省委常委。蒋洁敏,国资委原主任,2012年十八大上刚刚当选为中央委员。落马的两名十八大中央候补委员,分别是四川省原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和中石油原副总经理王永春。另有两名40后官员退休后“晚节不保”,分别是64岁的四川省原副省长郭永祥,以及只比他小一个月的深圳市原副市长梁道行。临退已退官员落马现象在中国政坛并不常见。除了郭梁二人,另有8名50后官员也临近退休,他们大多在人大、政协工作。
83人中,有32人是所在部门一把手,占四成,另有将近六成是分管一摊的二把
手。舆论常常用“土皇帝”来形容这些主政一方的大员,一把手权力之大、监督之难由此可见。
二、多人边腐败边升迁
大拆大建常常引发外界质疑不断,可许多人的仕途非但没有受到波及,某种程度上,大拆大建反而被当成政绩,为他们日后的提拔积累政治资本。他们往往一边腐败,一边升迁。
83人中,有三成人的贪腐潜伏期在公开报道中可循,平均潜伏期9.5年。这些人中又有18人属于边腐败边升官的政坛“不倒翁”,占,总人数的两成多。
山东省农业厅原副厅长单增德最早的贪腐行为可追溯到他担任莱芜市委组织部长期间。梁道行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有贪腐记录。
三、多人落马前并无征兆
许多人在落马前并无任何征兆。蒋洁敏落马,据称是他的老部下王道富供出来的,刘铁男是因为记者罗昌平的举报而下台。“综合运用各种反腐手段,是这次反腐风幕的特点。”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83人中,跟情妇有关的举报有5起。这几名官员的落马均与网络爆料有关,如微博爆料、网上发帖或上传视频等。其他落马高官中,有4人已查明有情妇情节。官方披露,广东韶关市原副市长尚伟的腐败多为满足情妇需求;安徽阜阳市人大原副主任刘家坤为情妇收受巨额财物。
网络举报比例占到总数三成多。山西省公安厅原副厅长李亚力之子醉驾袭警,视频传到网上。据《新民周刊》报道,李亚力曾公开表示:“网上的吵吵,好解决么。让他们删么!”李亚力为了删帖花费数百万元。然而最终李被停职调查。
商人是网络举报的主力军。韶关市原副市长尚伟的落马,就跟商人举报直接相关。 高官落马的另一个导火索,也源于商人,不过他们不是在网上,而是在高墙之内。李春城、王紊毅、季建业都因此被牵出,官商联盟紧密程度可见一斑。83人中,可证可查的官商联盟不少:郭永祥与吴兵,季建业与金蝗螂,王素毅与房产商,倪发科与大昌矿业,李春城与“哈尔滨帮”,刘铁男与倪日涛,吕英明与采沙商„„
除汪建设外,83人中另有两人也已宣判。此外有三人已审未宣判。已经受审者中,
无一人是省部级官员,可见省部级官员的审判要比厅级官员更为漫长。从目前情况看,纪委还在立案调查的45人,占到总数一半,其余三成还在检察机关侦查阶段。
个人看法
腐败多发高发,反腐不力亡党亡国。
贪污腐化、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造成种种社会不公,挥霍了大量公众辛苦创造的社会财富。人民群众对腐败深恶痛绝,十八大对反腐倡廉建设工作做出新的重要部署,中国反腐败工作又将不断展开新的发展。
党的十八大有关反腐败问题有许多新的精神,但要试图扭转以往反腐败的被动局面,最终战胜腐败却并不那么容易。未来战胜腐败的对策应该从深层体制中去寻找。从深层体制和战略层面提出的两个建议是:第一,尽快完成反腐败体制的改革,建立一个能有效运作的反腐败机构;第二,尽快设立"廉政特区",进行反腐败的综合及深度试验。另外,十八大后国家亟待制定《反腐败法》。
从上述分析看出,腐败根源于国家党政一把手与大型国企老总。所以加强国有企业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基础。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又是保障国有企业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促进国有企业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动力。为此,应当从加强国有企业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入手,把建立健全企业惩防体系融入企业经营发展大局,融入企业管理和文化建设,融入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实践。
篇三:《浅论“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现状》
你如何看待我国的反腐力度
最近5年全国每年都有上万名官员涉嫌行贿受贿和挪用公款。抓捕外逃官员数量从2007年开始急剧上涨,涉案总金额也从最早的244.8亿元上升到2012年的1020.9亿元,5年间增长4倍以上。
一:中国腐败现状分析
近年来,中国的贪腐官员前“腐”后继,层出不穷,并且被查贪官所任的职务越来越高,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像刘志军、刘铁男,都是省部级官员,其腐败行为的危害已经不单单只是金钱方面的问题了,这些高官位高权重,涉及面极广,一个案件背后所牵扯的人非常之多,造成的危害影响面大。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每月花天酒地的费用达120万元,平均算下来,每天挥霍的钱超过4万元。当有人劝告他要收敛些时,他大言不惭地说:“我一年上交税款200亿,这点算什么?不会花钱,就不会赚钱。”俨然把企业当成自家的了,不然他就不会贪污近2亿元,最大一笔贪污款达1.6亿元,是目前全国查出的一次性贪污数额之最。
据统计,最近5年全国每年都有上万名官员涉嫌行贿受贿和挪用公款。而这些仅仅只是被查处的被公布的极少数,相信大多数有贪腐行为的官员仍在他的位置上继续着自己恶劣的行径。与此同时,还有大量贪官外逃。最高检历年两会的工作报告指出,抓捕外逃官员数量从2007年开始急剧上涨,涉案总金额也从最早的244.8亿元上升到2012年的1020.9亿元,5年间增长4倍以上。最高法院前负责人在其2009年出版的《反贪报告》中曾引用有关部门的统计称,1988 年至2002年的15年间,资金外逃额共1913.57亿美元,年均127.57亿美元。
由此可见,中国目前腐败形势十分严峻,有效的监督机制有待建立。而从“十八大”以来,多名官员下马,可见党中央在打击腐败现象上的决心。在接下来的本文中,将简单介绍一下这段时期以内的反腐成果、进步与不足。
二、“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成效
十八大报告以务实、平实的文风带给人们坚定的信心,特别是关于惩治腐败的论述,字字千斤,彰显了党坚决惩治腐败的决心
十八大胜利召开后,反腐倡廉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高潮。迎来“反腐”新时代。
2012年12月6日,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
2013年2月8日,广东省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周镇宏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开除党籍公职;收缴违纪所得;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
2013年5月12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6月8日,刘铁男被免职。 2013年6月4日,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2013年6月23日,四川省原副省长、四川省文联主席郭永祥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该反腐形式一直持续中。十八大至今落马的副省部级以上官员达到56人,这个速度,是过去5年平均速度的6倍。据《中国新闻周刊》统计,从2008到2012年,平均每年有5.8官员被调查。这一组数字反映了中共中央反腐决心和思路的变化,也透露出在网络舆论和群众参与的背景下,反腐生态的变化。从落马的省部级官员数量之多、频率之高、速度之快来看,比较少见,因此专家称十八大后新一届政府反腐力度是30年来最大的。
三、如何看待强力的反腐态势
第一,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消极腐败现象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是水火不相容的。我们党反对腐败的态度是
浅论“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现状
旗帜鲜明的,措施是有力的,成效是明显的,这个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始终是好的,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加大了反腐败斗争的力度,我们反腐败的教育、监督、制度、改革、纠风、惩治,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明显成效。应该说,经过这些年的反腐败斗争,我们首先是反腐倡廉的战略方针逐步成型了,就是我们强调的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这样一个战略方针。另外就是我们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基本框架初步形成了。我们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在不断提高。一些领域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得到遏制,这些我觉得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其次,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当前我国还处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各方面的体制机制制度还不够完善,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在短期内还难以消除,这就导致腐败现象在一些部门和领域仍然易发、多发。一些腐败案件,特别是高中级干部的腐败案件,影响非常恶劣。还有就是我们一些领导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还有奢侈浪费、挥霍奢侈等问题,人民群众对这些问题还是非常不满意。对我们党解决这些问题充满了期待。
所以,我觉得反腐败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关键还是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常”、“长”二字,一个是经常的常,反腐败要经常抓,一个是长期的长,就是反腐败必须长期抓。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实现我们“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这“两个一百年”就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的时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时候,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这“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把我们党建设好,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又是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在我们中国开展反腐败斗争,有很多我们自己独特的优势,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这是我们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我们党的十八大报告所强调的,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是我们夺取反腐败斗争最根本的力量源泉。所以,我想,只要我们把我们中国的这些特色和优势发挥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我们就一定能够不断取得反腐倡廉的新成效,最终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设廉洁政治的奋斗目标,从而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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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四:《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十八大后,反腐败}.
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的形势
对反腐败斗争形势,全党全国都十分关心。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了两句话:一句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效明显”;另一句是“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关于第一句话,“成效明显”,是说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央重拳反腐,社会心理、社会舆论都呈现出向好的变化,普遍感受到党中央对反腐败工作抓的更紧了,反腐败斗争成效更显著了,大家对反腐败的信心更足了。这种好的形势,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查办案件有了新成效。十八大以来查处贪官之多、涉及领域之宽、问责力度之强,都是前所未有的。通过严惩腐败,使贪官们受到震慑、使干部们受到教育、使广大群众受到鼓舞。从十八大到2014年年底,中央决定立案查处中管干部84人,处分63人,移送司法机关38人。特别是查处周永康、令计划、苏荣等,在全国引起非常大的反响。去年一年,共给予党政处分人员是23.2万人。这是多年来没有的一个最高数字。前年也就是2013年,处分18万人。2012年之前的10年,是12万到13万不等。 第二个方面是干部作风有了新起色。干部作风和腐败紧密相连,腐败就是干部作风不正的极端表现形式。十八大之后,党中央第一项重大决策就是出台了关于中央领导同志作风的“八项规定”,深受全党全国人民的欢迎。这两年多来,全国上下也都在抓作风建设。为了把作风建设搞得更加深入,中央决定用一年时间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我省、我市也开展了类似的活动。这些活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作风问题。活动成效也很大,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就是:“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刹住了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去年一年,全国共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的问题一共是53085起,处理的人是71748人。现在,全党上下又在积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以严的态度、严的措施,狠抓惩治四风问题,紧盯重要节点抓重要问题,不断推进,环环相扣,积小胜为大胜。通过一系列的教育,党员干部的公私观、义利观、是非观进一步端正,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可以说,当前整个形势是非常好的。
那么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局面为什么这么好呢?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王岐山同志总结了“四个得益于”:一是得益于党中央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意志品质顽强、领导坚强有力;二是得益于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的共同努力;三是得益于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四是得益于纪检监察干部付出的辛劳和智慧。这四个得益于不是并列的,而是有主次的,第一个方面,中央的坚强领导是最主要的原因。可以说,十八大以来惩处腐败的累累硕果,有力地回应了那些质疑、怀疑中央是不是真的反腐败、能不能坚持反腐败、是反腐败还是搞政治斗争这些问题。大家都看到了,党中央的决心是坚定的、是光明的、更是坦荡的。习近平总书记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与腐败作斗争,个人生死、个人毁誉无所谓;既然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交给了我们,就要担当起这个责任!”“要横下一条心,抓反腐败和作风建设。”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又指出,“开弓没有回头箭,党风廉政建设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必须决战决胜。”党中央不仅决心坚定,而且做了到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习近平总书记也把“以上带下”作为抓作风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
上面说了形势好的一个方面,下面再说说问题。王岐山同志讲,“在如此高压态势下,仍有一部分领导同志不收手、甚至变本加厉,令人触目惊心。”习近平同志也讲,“从这两年查处的和通过巡视发现的问题看,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比如,我们看到报道,广东一部分干部与私营企业主勾肩搭背、狼狈为奸,在土地转让、项目招投标、工程开工等方面,利用权力影响,为配偶、子女及其它特定关系的人牟取不正当利益。中央巡视组对山西的评价最引人注目的一句话是“尚未形成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这句话只有山西用过。巡视报告中写到:一些地方买官卖官问题较为突出,一些系统连续发案,农垦、森工、煤炭系统,以及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领域,违纪违法案件频发;一些领导干部官商勾结、权钱权色交易问题较为突出;有的贱卖国有资产、给利害关系人输送巨额利益;有的亲属子女在其管辖范围内经商牟利;有的生活腐化,而且经济腐败与生活腐化还往往互为因果,对情妇经商提供方便;有的利用婚丧嫁娶还有生病收礼敛财。具体到基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小官巨腐”的问题也十分严重。比如河北北戴河一个供暖公司的干部,家中搜出现金上亿元,黄金37公斤,还有房产68套。可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问题还比较严重。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同志也深刻地指出:“从严峻性上看,近年来,腐败现象趋于严重化,区域性腐败、系统性腐败、家族式腐败、塌方式腐败的不断发生,这比独狼式腐败危害要大得多。”“从复杂性讲,区域性腐败和领域性腐败交织,用人腐
败和用权腐败共存,体制外和体制内腐败挂钩,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同在,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形成了共腐关系圈。”习近平同志讲,“腐败和反腐败呈胶着状态,主要是指我们在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腐败活动减少了但并没有绝迹,反腐败体制机制健全了但还不够完善,思想教育加强了但思想防线还没有筑牢,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艰巨繁重。”
篇五:《十八大后反腐重点与深意》
十八大后反腐重点与深意
2014-07-21 17:24 来源: 人民论坛7月下 作者: 李永忠 竹立家
核心提示: 反腐败不能局限于查案子,必须改变权力结构的问题,建立改革特区,我们才能化消极为积极,变阻力为动力
主持人:人民论坛记者 刘 建
嘉 宾:资深反腐专家 李永忠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竹立家
2014年要逐步过渡到标本兼治年
人民论坛记者:最近人民论坛开展调查,在“一年多来,反腐重点集中在哪几类干部”问题中,“经济问题特别严重的干部” 和“十八大之后不知收敛的干部” 列前两位。您认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纪委反腐有哪些新特点?
竹立家:首先是中央反腐的意识增强,反腐态度非常明确,决心很大。社会和公众所看到的反腐高压态势反映出,中央已经认识到腐败和作风不良成为影响政府公信力、消解百姓对政府信心的重要原因,并开始采取有力措施化解这一局面。
在路径选择上,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道路是比较明确的。通过对权力运行体系进行干预,惩处贪腐行为,增强老百姓对反腐的信心,为治本赢得时间。最终要形成对权力有效监督和制约的制度体系。
在反腐的手段上,发挥了几个优势:发挥党内纪委系统的作用,比如纪委领导主要由上级提名,增强纪委的权威,加大案件查处力度;重视网络反腐的优势,使人民群众通过网络更多更好地参与到反腐进程中来;高度重视社会舆论的作用,反腐过程更加高效透明,老百姓对反腐效果的感知也更加明显。
2013年,可以说是反腐的治标之年,十八大以来治标已经取得良好效果,2014年要逐步过渡到标本兼治年。治标和治本不是泾渭分明的,有一些政策措施虽然不是直接针对反腐的,但却能有效推动反腐的进展,比如说不动产登记制度对于暴露一些腐败问题是有作用的。通过各项制度的不断完善,最终就会对腐败形成合围之势。
李永忠:十八大以来一年多了,反腐必须聚焦了。第一个就是时间上的聚焦——十八大之后仍然不收敛不收手的,第二个是问题上的聚焦——问题集中的,第三个是影响上的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第四个是位置上的聚焦——在重要岗位可能会被提拔任用的。
在反腐高压下,有问题的官员会有抵抗心态
人民论坛记者:在人民论坛开展大范围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些声音认为,严抓作风建设、“零容忍”反腐会导致干部没有干事动力,您怎么看待这种心态?
竹立家:十八大后提出对腐败要“零容忍”,零容忍首先是一种态度,零容忍指的是,对于发现的腐败线索要认真追查,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其最主要的目的,还是通过“零容忍”体现反腐败的决心,增强老百姓的信心,是通过加大案件查办力度,遏制当前腐败不断蔓延的态势,并不是要把官员队伍一网打尽。
李永忠:在反腐高压下,有问题的官员会有抵抗心态,开始可能会害怕,后来就会抵抗。抵抗分几类:第一,消极抵抗就是害怕;第二,积极抵抗就是“不是要抓吗,我跑了,我裸官了,我辞职了”;第三,还有一种积极抵抗更为可怕,就是不断把八项规定细化、具体化、非理性化,以至于越来越偏离本来的方向,让所有执行八项规定的人都感觉这是一种形式。比如有的机关单位提出领导干部不许搞婚丧嫁娶了,同时还规定,职工的婚丧领导也不参加。再如,端午不发粽子,中秋不发月饼,把本来很正常的职工福利取消,让群众对八项规定不满,这就是积极抵抗。把八项规定的经念歪,以至于根本不可能执行。这些非人性化、非理性化的做法并不是八项规定的内容,这种积极抵抗是需要引起注意的。
不深究腐败分子的原罪,不代表就不追究他们的问题了
人民论坛记者:最近中纪委领导多次指出要重点查处十八大后仍然“不收敛、不收手”的官员,这个反腐重点背后似乎蕴含深意,您如何看待这个提法?
竹立家:应该说最近一年的高压反腐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一些官员对于反腐败、改作风仍然充耳不闻,甚至顶风作案,边反边腐的现象仍然存在。所以,将仍然不收敛不收手的干部作为反腐重点,是彰显反腐决心、树立中央权威、增强百姓信心、警示贪腐分子的必然选择。
李永忠:中央政治局制定八项规定以来,查处了许多违反八项规定的行为,但是没有一起是十八大以前的行为,而十八大以前违反八项规定的人数相当不少,所以说八项规定不会追溯以前,这是八项规定在时间上的切割。我在十多年前就研究我国的腐败呆账的问题,如果我们真正有能力、人力、财力、物力把所有腐败分子一网打尽当然是皆大欢喜,但实际上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一件事情。三十多年形成的腐败呆账绝不是一个晚上就能清扫干净的。
三十多年来,腐败分子当然有它自身的问题,比如思想问题、素质问题、抵御能力不强的问题等,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比个人素质问题更重要的是权力结构问题。从某种程度来说体制机制、权力结构的问题比个人素质还要重要。这才能解释,三十多年来,在重要岗位上的官员前腐后继的原因。和不能追究民营企业原罪的道理一样,我们不能追究所有腐败官员的问题。当然这和民营企业的原罪有所不同,民营企业的原罪和突破计划经济的条框,促进生产力发展有关,而腐败官员的原罪和个人问题有关。不深究腐败分子的原罪,不代表就不追究他们的问题了,我们追究问题要做到化消极为积极。
必须用反腐败作为突破口,但是反腐败不能局限于查案子
人民论坛记者:在“干部利益的‘破’与‘立’相辅相成,接下来最应做好哪方面的工作”问题调查中,“总结反腐经验,建立起一套完善、持久、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和“梳理出新的选人用人标准,树立改革导向”得票较高。那么,您认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如何让反腐成为改革动力?
李永忠: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战略方针,也是我们三十多年改革再出发的重要部署,那么在这个重大部署的实施过程中,我们就必须懂得化阻力为动力,变消极为积极。否则不可能是全面深化的改革,只能是单兵突进、孤军深入的改革,而这是兵家大忌。改革必须是全面深化的改革,没有全面无法深化、没有深化则全面也没意义,但是全面深化改革不是马上就要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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