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少将谷正文回忆录（2）

革命烈士谢世南谢士炎，又名谢世南，湖南衡山人，生于1912年，字上达，又名瑞蒸，出身于国民党陆军将官门第，其叔伯兄弟有9人毕业于军官学校，其中6人成为国民党高级将官，谢士炎本人也是国民党陆军大学毕业，毕业后分配于国民革命军86军。1942年参加对侵华日军的衢州保卫战，时任28团团长，其英勇善战，博得了“武状元”之誉。1947年初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第十二战区孙连仲部的少将作战处长。后被叛徒告密，同年被捕，并被蒋介石批准杀害。折叠1946年，内战爆发后，戴笠曾特意到北平委任谷正文为“北平特别勤务组组长”。谷正文在自述中说，当时在北平的情报斗争，其实就是他与中共北方局城工部部长刘仁之间的斗争。1946年冬季，他利用一个飞贼，破获了中共在北平桌子腿四号院的地下电台，电台的通讯范围遍及沈阳、察哈尔、张家口、西安乃至上海。台长李政宣后来供出一份组织名单，其中包括第十二战区孙连仲部的作战处长谢世炎、高参室主任余心清两名中将及17名少将。谷正文自称不是一个轻易以貌取人的人，可他第一眼看到谢世炎时，却被他的那从容凛然的气势给给震慑住了。那时，他在北平第一看守所等候讯问人犯，两名刑警一前一后的把谢世炎带进刑讯室，当谢世炎那坚毅的双眼向四周逼视过来时，谷正文顿时心慌意乱地犹豫起来，草草为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便匆匆从后门“逃走”了。次日上午，二人再次交手，谷正文亲自为谢世炎冲泡了一杯咖啡，以此作为这次特殊对话的开场，说：“通常我只是一个人喝咖啡，只有碰上自己欣赏的人物，才会共饮。”谢世炎点点头，然后说：“如果你在共产党，一定是一个杰出的情报干部。”并对谷正文的这种审讯方式表示讶异。谷正文则问：“你是领袖(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发生这种事，后果大概很严重，你怕死吗？”谢世炎坚定地回答：“不！拿死亡来威胁我是没用的，对我来说，死亡只有遗憾和不遗憾的区别！我认为你是国民党里少见具有情报天赋的人，因此我相信你一定明白我们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已经深入渗透到国府国军各个阶层，这就是我觉得死亡并不遗憾的原因。这样说吧，死了一个谢世炎，还后有更多的谢世炎，那死去的谢世炎无法完成的任务，活着的谢世炎会完成……我在国民党部队很多年，经历过很多阶层，所以我有资格批评它没有前途。至于共产党，我至少欣赏它的活力、热情、组织与建设新中国的理想，因此，我选择我欣赏的党。而且，我认为国民党是妨害共产党早日建设新国家的最大阻力，所以，我用国军中将作战处长的身份，帮助共产党消灭国民党！”谢世炎在回答讯问室表示，他的工作就是便是把孙连仲的十二战区部队调动交由李政宣向延安发报，其他涉案将官的工作内容也是一样，因此，华北、东北国军部队的动态，共党中央莫不了如指掌。除此，谢世炎抱定必死之心，坚决不供出其他涉案人员。这位身为陆军中将的谢世炎，黄埔军校毕业，湖南人，后被蒋介石认定“大叛徒”给杀害了。临时前，谢世炎大义凛然，还遗诗一首赠与谷正文，可他自称遗忘了。在1947年9月28日的上海《时代日报》上刊登了一条爆炸性新闻:“合众社北平27日电:河北孙连仲部下政治部主任余兴钦与人事组主任谢子延在27日黎明前被此间中央政府当局逮捕。”此新闻中提到的二人实为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部作战处长谢士炎、高参室主任余心清，此外北平行辕、东北行辕、傅作义部队各有一名少将，总计二十二名将校级军官被捕。至于这些将校军官被捕的原因，新闻中说:“政治观察家认为此事乃在加强中央政府对华北内战区之控制，剪除未能热心支持南京作战分子”。而对这些人从事的地下情报工作和刚刚破获的北平秘密电台只字未提。此新闻的发布很可能是在放烟幕弹掩人耳目，敌人要“保护”的还是李政宣的“活电台”。孙果达教授说，他曾查阅到一篇回忆文章，文中怀疑李政宣早有叛变之心，因此才保留了大量电报原始文稿。这只能说是一种猜测。当时因为电台的信号不稳定，有时会出现中央来电核对电报内容的情况，为此保留电报稿也有可能。但即便有此解释，李政宣保留的大量原始文稿也是严重违反秘密电台工作原则的。更何况，李政宣在当天的突审中就叛变了。李政宣等人的叛变，直接后果是北平地下情报组织有20多人在两三天内就悉数被抓。与此同时，设在沈阳、承德的秘密电台也先后被破获。一个远远超过北平地区，甚至覆盖了整个北方的庞大情报系统渐渐被勾勒出来。9月29日，这个情报系统的负责人王石坚在西安被秘密逮捕。从9月24日北平秘密电台暴露，到王石坚被捕，只有5天的时间。但在隐蔽战线的斗争中，5天，足够敌人发动致命抓捕。5天，原本也足够隐蔽战线采取补救措施。中共中央是在9月28日得到北平情报系统被破坏的消息的，不过来源并不是情报系统的示警。《周恩来年谱》(1947年)9月28日载:“从合众社消息中得知余心清等2人27日在北平被捕后，和任弼时电告杨尚昆、李克农。9月底，和任弼时召集戴镜元、李质忠、童小鹏、罗青长等开会，研究通讯、机要、情报工作，为确保秘密，决定将现有的机要处分为情报、统战、军队三部分。并研究通讯机要工作中密码编制、使用、保管等问题。”中共情报系统并未意识到北平秘密电台被破坏，以为还在继续收发电报，而且报务员没有换人。孙果达介绍，电报是通过电流长、短、间隔的不同组合来传递信息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短“点”和长“划”。在普通人听来，这不过是“嘀”和“嗒”的分别，但在报务员手中，每个人发报的手法都不相同，就像字迹一样极易区分。北平秘密电台暴露后，在5天的时间里都没有让王石坚得到消息，背后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原来的报务员李政宣或者孟良玉仍在用电台和西安保持着联系。至于他们是不是进行了更险恶的活动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活着”的北平秘密电台至少是蒙蔽了王石坚，让他没能及时采取补救措施。王石坚，又名赵耀斌，1932年入党，1933年因从事地下革命活动被国民党抓捕。被捕后表现英勇，坚贞不屈，后被关押在苏州军人监狱。1937年，周恩来将王石坚营救出来，先是送他入抗大学习，后委以重任。1941年，王石坚受中央社会部委派到西安从事情报工作，负责联系、领导著名的“龙潭后三杰”熊向晖、申健、陈忠经。此后6年，王石坚的地下情报工作是卓有成效的，甚至可以说功勋卓著，胡宗南的一举一动都通过他上报中共中央。除此之外，王石坚还不断扩展情报组织，建立起一个以西安为中心、联结北平、保定、沈阳、兰州等地的高层次情报网络，为延安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各类情报。但是，越是高层次的情工人员，越不应该在敌后发生横向联系。让本身就身处险地的王石坚直接领导这样一个庞大的情报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巨大隐患。1947年9月29日，随着王石坚被捕，这个隐患绽裂开来，将整个北方情报系统吞噬。中共情报史上出现了多年未曾有过的重大损失。此后，乃至在南京的秘密共产党员，蒋介石机要秘书陈布雷的女儿陈琏与其丈夫袁永熙也无意中受牵连被捕。让周恩来惊觉事态严重的，也是因为陈琏的身份--中共秘密党员。尤为关键的是，陈琏和袁永熙属于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的学运系统，袁永熙还是学运在北平的负责人。学运本没有和中央社会部领导的王石坚情报系统联系，可他们却因北平秘密电台暴露而被捕，这很可能意味着国民党发动的抓捕，目标极大。得知陈琏被捕消息，周恩来立即致电李克农:“此案为军统局发动，似牵涉范围甚广，有扩大可能。望克农告王石坚等，不管有无牵连，均速谋善后，严防波及其他两处。陈琏系秘密党员，与学运有关，望罗迈告钱瑛严防牵连上海学运。并请另电冯文彬，注意到解放区受训的学生回去后有无牵连危险，望其慎重处理。”直至此时，王石坚被捕事件仍不为中央所知，他叛变所带来的损失也已来不及补救。但不幸中万幸的是，陈琏、袁永熙夫妇被捕实际上纯属意外，没有因此牵扯到学运系统。被捕时，袁永熙、陈琏刚刚新婚一个多月。他们结婚的时候，陈琏在北平贝满女中工作时的同事田仲英前来道贺，并主动与公开职业是北平金城银行高级职员的袁永熙交换了名片。就是这张名片，让陈琏、袁永熙受到了北平秘密电台的牵连。10月6日，周恩来连续致电杨尚昆、李克农、李维汉等:“平沪大捕人，牵连我情报机关。”应“杜绝一切可能牵连的漏洞，立即割断各种横的关系，并研究教训，给其他情报系统与地下党的组织以更严格的指示。”同日，周恩来还致电李克农:“王石坚遇险，凶多吉少，有无其他营救的办法，望告。”殊不知，此时的王石坚已经叛变了。王石坚在西安从事地下情报的6年，最核心也最得力的工作，是联系和领导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申健、陈忠经。熊向晖是王石坚系统中最重要的情报人员，他1936年入党，同年受组织委派打入胡宗南部队，是周恩来亲自布下的一颗高明的“闲棋冷子”。此后的工作中，熊向晖成为胡宗南的亲信，开始发挥作用。1943年，蒋介石下令胡宗南密谋“闪击”延安。这份作战计划被熊向晖及时送出。延安的《解放日报》登出胡宗南准备用于进攻延安的部队详细部署情况，朱德总司令亲自致电胡宗南提出强烈抗议。蒋介石、胡宗南的反共阴谋暴露，不得不中止了这次进攻行动。1947年3月，胡宗南策划进攻延安，要熊向晖为他拟订攻占延安后的“施政纲领”，熊向晖由此获得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详细计划，很快这一计划就完整地送到了延安，而此时胡宗南麾下的众多将领尚不知道有此安排。这一重要情报使得在延安的党中央得以从容地组织撤退。毛泽东因此说熊向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这也是对西安情报工作的最高评价。申健和陈忠经则是以胡宗南部队军官的身份投身革命的。二人都潜伏在胡宗南的三青团，同样提供了大量的珍贵情报。按常理，王石坚的被捕和叛变，最直接受到牵连的应该就是这三人。但结果却是三人全部全身而出，并由此得到了与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龙潭三杰”并称的“后三杰”之名。“后三杰”何以未受王石坚丝毫牵连?孙果达告诉记者，首先，王石坚案发时，三人俱已不在国内。抗战胜利后，胡宗南资助部下的优秀青年出国深造，熊向晖等三人都被选中，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三人在胡宗南心目中的位置。王石坚叛变时，最晚出国的熊向晖也已到达美国一个月。不过，仅此一点绝不足以让“后三杰”安然无恙。王石坚叛变后还是供述了三人的情况，只是特务们投鼠忌器，顾虑重重，甚至可以说是胡宗南迫不得已地“保”下了“后三杰”。对此，熊向晖在其回忆录中描述了周恩来当时非常精辟的分析:“王石坚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系统的人搞的，蒋介石不会马上知道。从戴笠起，沿下来的郑介民、毛人凤，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关系，他们唇齿相依。胡宗南一定会压住。王石坚没有供出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那当然好。其实供不供无关重要。……即便王石坚招供，胡宗南也会让保密局保他的驾，……我估计胡宗南心里有数，必然压着顶着，不敢声张，还会否认。对这样的事，我有点准头。”结果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周恩来的所料。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亲赴西安抓捕、押送王石坚时，时任保密局总务处少将处长的沈醉恰好也到西安公干。新中国成立后，沈醉在其自传《我的特务生涯》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片段:胡宗南在家中宴请叶翔之和沈醉二人。开宴前，胡宗南拍了拍叶翔之的肩膀，拉他出屋与他单独谈了一会儿。饭后回到住处，沈醉问叶翔之胡宗南与他所谈何事。叶翔之答道:“胡长官说，这次破坏中共西北地区的一些组织，牵涉到了他的几个部下，他怕我们张扬出去，那样不但他面子上过不去，而且要是让老先生(蒋介石)知道了，也会大发雷霆的。”沈醉未在书中提及受到牵涉的胡宗南部下的名字，当时他也未准知晓这些人居然是胡宗南极为信任和赏识的熊向晖、申健和陈忠经。而如果让生性多疑的蒋介石知道，自己的得意门生身边居然有中共情报人员潜伏多年，而且深得他的赏识，胡宗南恐怕也交代不过去。不过，李克农还是给身在美国的熊向晖等三人发去秘密通知，三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辗转回到国内。王石坚案发生之际，中央社会部正驻在晋西北临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刘王沟。过度的痛苦和焦虑使李克农像大病了一场，但他仍然坚持工作，努力使损失减到最小。李克农一一听取了从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紧急撤回根据地情报人员的汇报，采取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指示各地组织要接受教训，割断横的关系，割断和地方党组织的联系，秘密电台要采取措施，防止敌人测向的破坏，要特别注意情报组织和情报人员的安全。李克农还想方设法寻找一些在转移中失散了的情报人员，并全力调查组织遭受破坏的原因和经过。在了解了王石坚系统被破坏的经过之后，1947年11月23日，李克农向中央写出检查报告并请求处分。周恩来看了报告后说:“有这样的检查报告和善后措施很好，就照这样办。我们进行武装斗争还有打败仗的时候，何况是秘密战线呢!”周恩来还说:“反正我们把胡宗南斗垮了。有此检讨即可，不必议处。”而在国民党方面，对破获王石坚系统的“战果”欣喜异常，视为大功一件。蒋介石亲自为有功人员颁发宝鼎勋章和一万块银元。保密局头子郑介民、毛人凤更是兴奋地宣称:“搞垮了中共情工半壁天下”。诚然，王石坚系统被破坏是中共情报史上的一次重大损失，但若就此能称“半壁天下”，也太小看我党隐蔽战线的规模和成果了。解放战争时期可以说是我党情报工作发展的最高峰。与王石坚北方情报系统并列的，就有潘汉年情报系统、吴克坚情报系统、刘少文情报系统等等。其中，吴克坚情报系统是1946年我党在南京、上海建立的情报组织，由吴克坚负责，助手有何以端和周竹安等。该系统在三大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等关键时刻，获得过国民党大量重要情报，被周恩来赞为情报“迅速、准确”。蒋介石身边的速记员沈安娜就是吴克坚情报系统的成员。即便是在王石坚系统的中心西安，还同时活跃着中央情报部西安情报处系统、西安通讯工作组、西安交通站等几支隐蔽力量。正是因为这些情报人员的共同努力，转战陕北时的周恩来才会说:“我们在西北战场上每天都有能用的东西。”余心清，安徽合肥人。1920年毕业于南京神学院。1927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行政系。曾任冯玉祥部开封训政学院院长、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务处处长。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经济委员会代主席。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训政处处长、第十一战区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4年参加中国民主革命同盟。1947年9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49年获释。同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局局长，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国家民委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北京市政协第一至四届副主席，民革第一、二届中央委员和第三、四届中央常委。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在蒋牢中》。是冯玉祥的亲家，女婿冯洪达少将曾任北海舰队副司令。当时，余华心正在北平贝满女中读书，那里也是母亲的母校，而母亲则远在美国治病。为了救父亲，年仅13岁的余华心到处找关系营救父亲。适逢李宗仁在北京，于是，她去了李宗仁家，向他问询父亲的下落，但李宗仁什么也没说。失望地回家后，余华心为父亲收拾好了衣物，几天后第二次去了李宗仁家，请他把衣物转交给父亲。1949年初，余心清在南京获释，余华心给父亲说起这一段经历，父亲告诉她，衣物他后来都收到了。。“文革”期间，余华心的父母相继被迫害离世，这让她心伤心痛，却无能为力。“文革”中，余华心因为1947年父亲被捕后，曾为避开特务的跟踪，经母亲安排短暂地在一对美国传教士夫妇的家里住过，而被怀疑为美国特务，没完没了地调查。当时，冯洪达落实政策调到了烟台基地，而余华心却因为背负着这些所谓的历史问题，不得已去了烟台张裕公司当了一名葡萄酒包装工人。繁重的劳动之余，想到父亲的含冤离世，余华心开始了命运的又一次抗争，多次进京找有关单位申诉无果。“四人帮”倒台后，她再到北京，要求给父亲平冤昭雪。在她的不懈努力下，1978年10月，在八宝山举行了隆重的余心清平反昭雪大会。“我父亲是第二个被平反昭雪的。”采访时，余华心感慨地说。袁永熙和陈琏1948年末1949年初，从牢狱之灾中脱难的袁永熙和他的妻子陈琏，得到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从上海动身，越过封锁线，经过苏北、山东解放区，到当时还住在河北平山西柏坡的中央青委去。那时候，淮海战场上硝烟未尽，沿途不断遇到群众举行祝捷大会，可说是一路凯歌不断。1949年2月初到了石家庄，得知北平已经和平解放，中央青委的同志们已在石家庄，即将前往北平。他们满怀胜利的喜悦，同中央青委的同志们一起到北平。袁永熙从小生活在这个城市，直到抗战开始。一年前曾回到这里进行反专制争民主的斗争，在这里被捕、坐牢。这时侯，他满怀胜利者的豪情，回到了自己熟悉的旧地.。胜利者的脸上出现了愁容进城后,袁永熙的家安在青年团中央机关的宿舍里。.一批批老同学新朋友不断到他家来作客。.在一片欢声笑语中,他的脸上却时常隐隐露出愁容.。有的老同学发现， 小袁 --袁永熙是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合大学中共地下党的总支书记，他的战友、同学们都习惯地叫他 小袁 --眉宇间的英气大不如前。3月间全国第十四次学代会召开，毛泽东在香山接见与会代表。参加学生运动十几年，昆明 一二一 运动、北平学生抗议美军暴行和 五二○ 运动的领袖人物袁永熙，却被排除在外。理由是他 不符合政治条件 。4月间召开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袁永熙的团中央委员候选人资格，也以同样的理由被取消了。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袁永熙的党的组织关系却不能恢复。1947年他在北平被反动当局逮捕，1948年通过岳父陈布雷(蒋介石的高级幕僚)的关系保释出狱。现在，党要严格审查他在狱中的表现。中央青委审查了袁永熙在狱中的表现。基本肯定他在狱中的斗争是英勇的，认为他没有暴露党员身份，没有泄露党的机密，又保护了同志，出狱后积极找党，总的表现是好的，初步决定同意恢复他的党籍。但又提出，为了帮助他认识某些缺点和错误，建议给予适当处分。袁永熙就和陈琏在一起，以英勇牺牲在敌人屠刀下的先烈为榜样，查找自己的差距。事出意外，青委的这个报告送到中央组织部，竟未被批准.。中组部的领导人中有了不同意见。一位资历很深，威望很高的老大姐认为，共产党员填写了 悔过书 就是失节行为。她说: 敌人不知道你是共产党员，你自己总该知道吧，怎么能丧失气节，向敌人屈服呢? 另一位同样资历深威望高的老大姐钱瑛，却持不同意见。钱大姐长期主持南方局的组织工作，熟悉地下党的工作,也深知袁永熙的情况。她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如果袁永熙拒签与共产党员身份无关的 悔过书 ，无疑于暴露自己。他没有权利在敌人面前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他的党员身份一旦暴露，同案的陈琏、邢方群、陈彰远的生命就都有危险，还会危及更多尚未被捕的同志。难道只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才是保持革命气节?两位大姐的意见不一致，中组部只好向中央请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人刘少奇对中组部的请示作了这样的批示: 现在胜利了，对干部要求严格些有好处。可让其重新入党，但不影响将来的使用。 这一批示看似不偏不倚，对两种意见都有所采纳，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是，他肯定了袁永熙在狱中有变节行为，因而才不能恢复党籍，而要他重新入党。袁永熙知道这个 历史污点 的分量，他的心灵受到严重的创伤。可是他已经无处辩白无处申诉了。他对邢方群说，自己向来遇到多大困苦也不哭，但这一次他哭了。他只能无奈地服从组织的决定。好在留在团中央工作期间，领导人和同志们都了解他信任他，为他创造了良好的工作学习条件。不予恢复党籍而是重新入党的决定，确实没有影响组织对他的使用。他几次随团出国学习、考察，多次参加全国性的会议，起草文件，参与决策。1952年他被任命为团中央学生部副部长。在千难万险中搏斗了十年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艰险的环境中对反动势力搏斗了十来年，一夜之间忽然被一笔购销，成为一个新党员，这个严酷的决定，袁永熙实在难以接受。十年间，不论是在昆明、在云南农村、在四川白沙、在北平，他始终都在为争取实现民主、自由、富强、文明的新中国而进行当时当地可能进行的斗争。他入党不久就被选定为西南联大支部书记。那时候，在昆明，救亡民主活动还处于开荒时代。他脱颖而出，以正在经受肺结核侵害之身担当重任，支持邢方群的创举，把群众性社团 群社 建立起来，发展起来，充实起来，并且带动广大同学成立了许多社团，形成百花盛开的局面，冲破了反动当局统治下的大后方的 可怕的冷静 。当时国共合作有一项协议:共产党不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展组织，包括外围组织。适应形势变化，也需要改变抗战初期追求轰轰烈烈的 救亡作风 。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决定解散 民先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要求党员和进步青年走出小圈子，团结广大中间力量。西南联大不少 民先 队员思想不通，不肯停止组织活动。袁永熙主持开展了一次大辩论。终于引导大家扩大视野，转变了作风。在这场辩论中，袁永熙初次显示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和才华，在同志们同学们中间留下深刻的印象，成为凝聚民主力量的主心骨。此后，越来越多的同学团结在他们周围，渐渐使西南联大成为大后方的一个民主堡垒。1941年初，皖南事变以后政治寒流袭来的时候，特务头子康泽杀气腾腾地带了一帮打手，到昆明准备大批抓人，成立集中营。袁永熙表现出来机敏、沉着，从容不迫，带领同志们有步骤有秩序地疏散，并争取地方势力龙云和开明的学校负责人梅贻琦抵制康泽的恶毒谋划，使康泽处处碰壁，气急败坏地离开昆明。在重庆附近的江津白沙三年，不能经常与红岩联系，在大环境不利的情况下，他基本上还是独立作战，依托自己任教的学校，撒播民主种子，扩展民主阵地。1944年秋，民主运动高潮来临，他回到昆明，就又成为民主运动的弄潮儿。依托 民青 ，促进了那里的进步民主力量再次大发展。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初，蒋介石运用嫡系武装力量迫使龙云下台，任命CC骨干分子李宗黄为云南省党部主任、代理省主席，云南民主运动形势恶化。同时，一边在重庆举行国共会谈，一边在华北一些地区内战的炮火已经响动。在内战阴云密布的形势下，人民群众对和平民主的要求更加强烈。11月下旬一天夜晚，昆明市几所大专院校学生在西南联大的大草坪集会，呼吁民主和平，要求制止内战。事先的准备工作，为大家安排会场，请教授演讲，主要是袁永熙在忙乎，既出主意又出力。集会时，先是特务们割断电线，使会场陷于一片黑暗。继而，驻扎在昆明的蒋介石嫡系军队用机关枪、步枪对准会场上空射击，火红的子弹在教授和学生们的头上纷飞。袁永熙沉着指挥，同学们互相配合，使得集会稳然进行，反对专制统治的情绪更加激昂起来。。会后，被反动武装威胁激怒了的同学们连夜串联签名，要求罢课以示抗议。当时中共云南地下工委并没有做什么部署，是蒋介石的亲信李宗黄在大家的反内战怒火上浇下了一瓢滚油。袁永熙领导党支部当机立断，因势利导，适应同学们的要求，从各方面做好工作支持群众运动。 一二一 运动就是这样勃发起来的。昆明三万多学生行动起来，到处举行大大小小的集会，组成各校的和全市的罢课委员会，赶写和印发宣传品，各式各样的街头宣传激动人心。人们在抗战胜利以后为内战阴云密布、专制统治强化而憋了几个月的气，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那些天，袁永熙更加奔忙起来，听各处群众反映，了解各界动态，在各个学校之间跑来跑去。为的是准确地知道运动的火候，随着情况的变化对群众提出恰当的建议，以促进运动得到最好的结果，最大限度地避免民主力量的损失。为了得到教授们的支持，他登门拜访吴晗、闻一多等，使他们了解同学们的情绪。教授们之间相互串联，开会一致决议停课支援学生。在教授们和学生们之间出现不同意见的时候，袁永熙各方奔走，化解了意见的分歧，统一了大家的行动。他为同学们起草罢课宣言，在得知有些人对宣言中只提到要求美军撤出中国而没有要求苏军撤出有意见的时候，当即修改为要求一切外国军队撤出中国，这样就团结了大多数中间同学，使宣言在全体学生大会上一致通过。一部分激进的同学提出过高的要求，主张达不到目的就无限期罢课，既脱离大多数同学，也不可能实现。袁永熙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说服他们收回这种主张，使运动得到当时情况下最好的结局。在他和同志们策划下，采取适宜的策略，使蒋介石的亲信李宗黄不得不离开云南。在运动中，骨干分子的工作能力和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水平大大提高。1946年夏天，袁永熙回到北平，以金城银行职员的公开身份立足，担任南系地下党学委的负责人。他不但在从昆明复员到北平的学生中活动，而且很快就与原来在北方的进步民主力量取得联系。在遵守不打通组织关系的原则下，做到了密切配合，相互呼应。1947年4月间，他了解到北平各大学学生反对内战的情绪高涨，纷纷聚集起来讨论时局，商量应该怎么办，一些社团已在酝酿向群众开展反内战宣传。清华大学学生已经提出了 反饥饿，反内战 的口号。他敏感到，这个口号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密切结合起来了，适合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于是当机立断，与地下组织的同志们商定，立即开展一次反饥饿反内战的群众运动。在 五二○ 以前，北平学生就上街游行了。北平 五二○ 大游行以后，过去在昆明 一二一 运动中那一部分激进的学生又突然提出建议:定6月2日为全国反内战日，在这一天同时罢课、罢敎、罢市、罢工，举行大游行。华北学联未经慎重讨论，一时激动，采纳了这个建议，并向各地发出通知。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错误决定，等于把自己的行动计划事先告诉反动当局，反动当局据此就可以有准备地进行镇压。袁永熙和他主持的南系地下学委的同志们知道后，立即与北系的同志们商议，共同阻止这一行动。他们说服大家，改全市大游行为在各个校内追悼闻一多、李公朴和一切被反动派杀害的人们，并请各校学生代表到沙滩北大校内，举行 民主广场 命名仪式。同时采取各种措施，防止特务破坏。既避免了遭受打击，，也保护了群众的积极性。事后，袁永熙到上海向钱瑛作了汇报并作了检查。钱瑛说，你们及时改变是对的，但是有些地方没有控制住，还是出了问题。6月1日前后，反动政府出动大批军警，在许多城市实行大逮捕，民主力量遭到很大挫折。1984年11月5日，袁永熙在接受访问回答关于 五二○运动的一些问题的时候说:现在有人问 五二○ 游行有没有谁给我打电报，是不是上面统一布置?我们没有接到任何指示。从来群众运动都不是一刀切的。是否游行要看当时当地的形势和群众情绪，无论如何不会由上头下命令，统一规定。最近看到刘晓同志有个回忆录，提到 五二○ 前，事先有个会商量过，还说有我参加。事实不是这样的。善于随时随地观察形势，了解群众情绪，尊重大多数群众的意向，据此帮助群众采取适宜的行动策略、活动方式，使得群众运动得以比较顺利地发展，取得预想的胜利，这就是袁永熙在大家心目中成为民主运动中的一位英雄人物的根本原因。晋察冀中央局、华北局城市工作部负责人刘仁曾要求北平地下党(北系)学委的同志们向南系的同志学习，向袁永熙同志学习。西南联大以及以后北平各校的同学们，回忆四十年代的的 小袁 ，无不钦佩他在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中表现出的勇敢机智，说他有胆识，有魄力，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总能指挥若定;而且善于化解各种矛盾，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新中国的诞生，他是有一份功劳的。硬给这样一位同志扣上 变节 的罪名，不仅他自己无法接受，他的战友和同学们也都想不通。经受了狱中斗争的考验袁永熙在狱中填写悔过书究竟算不算变节行为?按照过去党的领导人对他的教育，袁永熙在狱中的行为并没有什么错误，不能被定性为变节.。以后的事实也证明，虽然允许他重新入党和不影响对他的使用，但已无法弥补这种不合理的定性对一个忠诚战士的伤害。早在1937年7月，中组部就有明文规定:对那些 因为党的嫌疑被捕，未供出自己与组织的关系(即未承认是共产党员)，因有人担保，而法庭一定要照例填写自首书或一般反共志愿书始能出狱者，亦不得作自首论。 中组部的文件还指出，如果不去细心分别各种情况，对保释出狱的同志 一律的采取打击的方法，这是一种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 。不知什么原因，在处理袁永熙的问题时，这个文件的精神竟没有发挥作用。袁永熙被捕扵1947年9月26日晚.，他和陈琏结婚刚两个月。那天晚上，邢方群(地下党北平职业青年支部负责人之一)、陈彰远(地下党清华大学支部书记)在袁永熙和陈琏(地下党北平职业青年支部委员)家里开会。突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说是绥靖公署来的，要找袁永熙。袁永熙迅速地把陈彰远他们带来的 民青 (在昆明成立的民主青年同盟)章程藏到衣柜顶上。本来，他们要讨论 民青 与北平其他进步青年团体成立联合组织的问题，因此带来了原先的章程。四个人一起被捕，藏在衣柜顶上的 民青 章程也被搜走。那天到袁永熙家里来抓人，本来是受另一案件的牵连。他的真实身份并没暴露。袁永熙长期从事地下斗争，随时有被捕的可能。南方局主管组织工作的钱瑛和中共云南工委书记郑伯克都一再和他谈过，万一被捕应该如何应对。他们告诉他，只要没有足够证据证明你已经暴露，就决不能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要事先编好口供，至死不改，即使牺牲自己也要保护组织和同志，也要保护党的机密。这次被捕后，他就根据这一原则给自己编造了一份假口供。不管敌人怎样严刑拷打，他始终坚决否认曾参加过共产党。但特务已经从他家里搜走了 民青 的章程，这个问题无法回避。只有他自己承担起来，才能保护陈彰远、邢方群以及陈琏的安全。于是，他承认自己在昆明时参加了 民青 ，介绍人是闻一多教授.(闻一多先生早已被国民党特务枪杀，已无从追查)。他说回到北平后，自己已经毕业离校，忙于结婚，找职业，安排生活等，早就不和 民青 联系了。特务追问 民青 的章程是哪里来的，他说，是经济系的一位同学在北平找不到工作，他要到外地去，临走时扔到自己家里的(实际上这个同学早已到解放区去了)。特务们使用各种酷刑追逼袁永熙承认共产党员身份。他们用皮鞭死命毒打他，用竹签子刺他的手指，往他的鼻子里灌辣椒水 使他多次昏死过去，甚至逼他的妻子陈琏到刑讯室看他受刑。袁永熙经住了这些考验，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这也是同时被捕的同志得以先后获释的一个重要原因。离开这个监狱前，特务们要他写一个他们叫做 自白书 的材料。他就按照他的假口供的口径，说自己从小就是一个认真读书的学生，参加 民青 是为了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离开昆明后和 民青 已经没有联系。12月初他被押解到南京。关押期间，特务给同室的几个人各发一张 悔过书 让他们签字。如果 悔过书 上有表示退出共产党的字样，他当然可以拒签.，因为他没有承认党员身份。他看到 悔过书 上没有这样的词句，只是一些 受共产党煽惑，误入歧途 之类的词句。同室的人陆续都签了名，袁永熙如果不签名就会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就在每一个词句前面加上两个字: 并未 。这样，实际上把 悔过书 变成了 并未悔过书 。 手续 在形式上是完成了，特务也无可奈何。最后，他的姐夫叶公超(当时的外交部次长，早年袁永熙的姐姐袁永嘉在燕京大学毕业后，与当时任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的叶公超结婚)从中斡旋，保释他出狱。有三个最低限度的条件:不离开南京，不过问政治，和 民青 脱离关系。他想，在过去的供词中已经说过到北平以后与 民青 再无来往，实际上已经承认了脱离关系，说不离开南京、不过问政治，实际上也管不住自己的秘密活动，就同意了。出狱以后，他立即积极找党，同时尽可能联系南京的大学生，传播从收听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音得到的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消息，做思想工作。直到得到机会进入解放区，参加中央青委的队伍，进入解放了的北平。无可奈何地当了 右派不能恢复党籍而重新入党以后，袁永熙尽管心里想不通，还是接受组织上的安排，尽心尽力地做好工作。而且坚持实事求是，决不随风转向。1953年，中共在全国大学中开展思想改造运动，袁永熙受中宣部、教育部和团中央委派，率领工作组到广东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领导运动。这两所著名的大学被认为是思想改造任务很重的地方。当时，他虽然认识不到建国后这第一场针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的 左 的实质，但是，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他的头脑显然比较清醒。在开展思想批判的同时，很注意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尊重。这两所著名大学的学者，因而免于受到严重的伤害。时任中南局书记的陶铸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肯定。1954年，他被调到清华大学，担任党委第一书记。在祖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刚刚开始的历史时刻，能到清华这个 工程师的摇篮 去主持工作.，他感谢组织的信任，立即离开团中央，精神振奋地到清华去，一头钻进新的工作。没有想到，1956年5月清华大学党代会上，上届党委第一书记袁永熙，这次被 选 为常委，行政职务是校长助理。据说，会前高校党委向北京市委打了报告，提出像袁永熙这样有 历史污点 的人不宜担任党委的主要领导人。当然，这是领导上的内部决定，公开的说法是 工作需要 。可是大家心里明白，这实际是降格使用。不论做党委书记还是常委委员、校长助理，他总是毫无常见的做党的领导工作的人的凌人气势和官架子，尊重学有专长的教授们，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像过去自己当大学生时候一样热爱青年学生。正如他去世后组织上为他写的 生平 中所说的，他在清华大学期间， 善于团结教授，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好评。 --而这正是他不久以后被定为右派分子的原因之一。1957年春夏之交，有一次，学校通知党员领导干部进城听关于整风的重要报告。袁永熙作为党委常委，神情自若地坐在准备进城的大轿车里。开车前，听到有人在窗外喊他的名字。下车后他得到通知: 这个会你不要去了! 看着汽车开走，袁永熙怔怔地站在那里发愣。他预感到，这次运动可能又要整到他头上来了。后来他得知，当时有个党内 打招呼 的文件，也没有给他看。他根本想不到，自己早已经被内定为右派。他完全被蒙在鼓里。整风运动转向 反右派 运动不久，袁永熙就开始受批判。在一次有上级党委代表出席的扩大党委会上，宣布袁永熙 已经堕落为右派分子 ，还列举了他的一些 反党罪行 。他的老战友邢方群和张定有一天奉命去清华大学参加对袁永熙的揭批会。他们两人在会上没有发言，因为他们确实记不起来袁永熙有什么反党言论。有几个大概是运动的骨干分子的人作了揭批发言后，袁永熙说: 会上揭发的事，与我无关。如果学校当局硬要拿我做典型，我也无可奈何!实际上，这场运动一开始，他就被北京市委主要领导人点名为党内右派分子。先定了性，再拼凑材料，然后无限上纲，乱戴帽子。袁永熙的亲友家人只知道他和学校领导人之间在教学上有点不同意见，这本属工作中的正常现象。谁也没有听到他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疾风暴雨来得真快，7月22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头条地位赫然出现一则三千来字的大新闻，标题是:在斗争的紧要关头背叛共产主义立场袁永熙作了右派分子进攻党的内应同一天，《北京日报》也在头版刊登了这条新闻。显然是统一布置的。在这之前，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听说袁永熙在清华大学受到批判，大为吃惊。正准备派人到清华大学去问问，报纸已经登了出来，事情已成定局。第二天，《中国青年报》全文转载《人民日报》的报导，大小标题一字未改。第一版上还以通栏位置发表社论:《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必然会发展成为政治上的右派》。作为团中央的喉舌，《中国青年报》把袁永熙作为训诫青年干部的一个重要反面教材，不但把他和全国著名的 大右派 相提并论，还把他的所谓 变节 的历史问题也抖露出来，说他 被捕后贪生怕死，向敌人投降自首，无耻的背叛了革命，后来又不改造思想，运动一来，自然就堕落成为右派分子1958年3月，清华大学党委给他定案的结论中，强加给他三项罪名:1,整风期间污蔑诽谤党中央;2,在右派猖狂进攻期间恶毒攻击党委整风没有决心;3,对右派分子进攻大加赞扬和支持。所根据的材料，几乎都来自他同个别人交谈时的片言只语，掐头去尾，断句取义，夸大歪曲，有的则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只要有一个人 揭发 ，既无物证，又无旁证，就成为一条 罪证 。他一再说明这些材料不确实，党委都不予理会。在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他遵照党中央的精神和清华大学领导人的意向，说明整风首先是整党的领导干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鼓励大家鸣放。这就成为诽谤党中央，支持右派向党进攻。在彭真作整风报告后，他赞成报告中提出的边整边改釜底抽薪，提出接受合理意见，领导做个检查，以利于团结大多数。这完全出于善意，协助领导。那时候他对中央的反右部署毫无所知，曾对一位副书记在常委会上不发言不理解，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这些就被认为 攻击党委 。 善于团结教授，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好评。 这在当时就难免被认为 作了右派分子的内应 。右派几乎都是知识分子。袁永熙在西南联大时的老战友、当时在北京市教育系统做领导工作的李晨，对于袁永熙被定为右派大为震惊。他找到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说: 我想不通，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袁永熙这样一个人会反党反社会主义 。为这样的大右派说情是犯大忌冒大风险的事。当时，刘仁沉默了一下，并没有批评李晨，只是让他 还要像过去那样关心他，帮助他 。后来，李晨才得知，其实刘仁也不同意把袁永熙划为右派，只是他也无能为力。袁永熙的老领导郑伯克安慰他说:一定能平反，只是时机未到。鼓励他还要好好工作。曾被视为一代英雄人物的袁永熙，就这样无可奈何地成了一个 右派分子 ，还加上了 阶级异己分子 的头衔，只因为他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他相濡以沫并肩战斗了十八年的妻子陈琏被迫不能不和他离婚了，孩子们也跟着妈妈走了。这是他和妻子的共同决定(详情见本书中的《跨进门槛以后.》一文)。他被开除党籍、撤职、降薪以后，被赶到昌平县长城脚下劳动改造。这时候的袁永熙已经无家可归，孤身一人,举目无亲，终日放羊喂猪，与猪羊为伴。他后来自我解嘲说:唱了几年 苏武牧羊 。这期间，他曾受到羊的感染，患了羊炭疽病，高烧不退，病了整一年。几个医院查不出他患的是什么病。幸亏一位诊治过这种病的大夫猜出了病因，他才得以保住了性命。1962年夏天摘掉了他的 右派 帽子。他结束了 苏武牧羊 式的生活，作为 摘帽右派 ，被分配到河北省南宫县继续改造。九死一生， 文革 再遭厄运戴着 变节自首分子 、 右派分子 、 阶级异己分子 三顶大帽子，袁永熙到了南宫县南宫中学做教师。当时已是期末，学校不好给他安排课程，就让他临时协助体育教师开展球类活动。这位四十多岁的文质彬彬一书生，接受了这个任务，就认真当起篮球裁判来。看他满场跑着吹哨子，运动员们还以为他是新来的体育教师。他这个裁判公正认真,得到大家的认可。以后每逢球赛，学生总请他当裁判，他也随叫随到。虽然每次散场他都累得往床上一躺，再也不想动弹，内心却是少有的轻松愉快.。青年教师们的课外活动，不管是球类、棋类，他都兴致勃勃地积极参加，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一片。下半年，他开始教初中的语文课，每天兢兢业业认真备课。学生的作业，他全批全改，经常工作到深夜。学生对这位知识渊博工作负责的老师非常满意。这时候，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学的外语课一律不再学俄语，要求有条件的开设英语课。南宫中学没有英语教师，遇到了困难。校长和袁永熙商量。没想到，他竟一口答应下来，承担了高二和高三的英语课。1964年和1965年一连送走了两届毕业班。毕业学生的英语成绩在所属专区是最好的，升学率也是最高的，因而受到专区的表扬。大家都非常高兴。以袁永熙当时的身份，在南宫中学他很可能成为受人歧视的另类。可是，几年下来，在这里他却普遍受到人们的尊重。大家不能理解，这样一个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人，怎么会是一个右派分子?看到他孤身一人生活艰难，同事们非常同情他的遭遇。1965年邢台大地震后，学校里房舍倒塌，食堂不能开伙，袁永熙的生活更为困窘。同事中的热心人决心要为袁永熙建起一个能为他遮风避雨的家。他们想到了一直独身的化学老师张兰芬。张兰芬虽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却不改乡土本色。她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为人处世只以她认定的善恶是非为准，并不受什么政治戒律和教条的约束。加上她心地单纯善良，性格强韧，认定了的事情就会不顾一切坚持做到底。实际上张兰芬早就对袁永熙的情况有所了解，知道他早年参加革命，为人民作出过卓越贡献。看到他人品好，有学问，认定他是一个受了冤枉身处逆境的好人。她愿意为这个灾难深重的苦命人献出一颗爱心。就这样，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热情地为他俩操办了婚事。从此，袁永熙不但又有了一个温暖的家，而且有了一个忠诚不渝的生命保护神。可惜又是好景不长。半年以后， 文革 浩劫来临，南宫小城也逃不过这场灾难。中学生还不大懂事，最易受到煽动蛊惑。袁永熙头戴几顶政治大帽子，又是京城里下来的大干部，他的行政级别虽然已从十级降为十七级，仍然高于县里的领导人。再加上个别心术不正的人挑动，运动开始的第一天，他就被抄家封门，关进 牛棚 ，成为学校里批斗的头号 黑帮 。到了8月，毛泽东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以后，红卫兵的暴力恐怖活动波及全国，南宫中学的武斗一天天升级。一次批斗会上，学校的教导主任被活活打死，同时被批斗的袁永熙和几位教师已是命悬一线。幸而军宣队及时赶到，救了他们的性命。以后，县里接连发生了 走资派 和教师自杀和被杀的事件。张兰芬意识到袁永熙的处境已十分危险。这时候不论批判谁，都可以和袁永熙挂上钩。批刘少奇，说他是 刘少奇的黑爪牙 。批彭真，说他是 彭真安在南宫的定时炸弹 。批三家村，他又成了 三家村的黑干将 他多次遭到毒打，满口牙齿都被打掉，多少天都不能咀嚼食物。张兰芬下定决心，豁出自己的一条命也要保住好人和亲人袁永熙的一条命。红卫兵逼迫张兰芬揭发袁永熙的罪行，她不肯乱写，甚至故意以不写相对抗。红卫兵说她对抗运动， 勒令 她和四类分子一起干脏活重活。她很乐意，这样正好可以保护和照顾袁永熙。有一次她跟着到批斗会场，看到袁永熙被红卫兵们拳打脚踢，逼他承认别人捏造的假材料。她觉得情况不妙，一口气跑到武装部。一见军宣队的同志，她救人心切，不由自主就双膝跪下，请求他们 救救袁永熙 。军宣队赶到学校，袁永熙已被打得满脸鲜血不成样子了。以后，只要一看到袁永熙被揪走，她就去武装部搬救兵。1967年开始 抓叛徒 ，一天夜里，县里要开大会批斗 叛徒 ，勒令袁永熙参加。她怕参加这个会凶多吉少，就和袁永熙一起去找军宣队。军宣队同意袁不去开会。张兰芬想办法带他走到几里地外的棉田里，躲到12点钟以后，她俩才悄悄回到家里。这次批斗大会上，84岁的有名望的老县长不幸丢了命。第二天，造反派头头凶狠地训斥张兰芬:以后你再去找支左领导人，就砸断你的腿!张兰分毫不示弱: 除非你们不再斗袁永熙，否则我还会去。 以后，他们果然暂时抛开袁永熙，每天对张兰芬拳打脚踢，逼她揭发袁永熙，实际是要她对自己的丈夫栽诬陷害。张兰芬不理这些。他们甚至以吊死她相威胁。她还是不予理会。最后支左部队派人驻进学校，才制止了他们的无法无天行为。支左部队的领导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全力救助袁永熙，是因为他们 文革 前在学校搞过一段军训，了解袁的历史和在校表现。更重要的是，确如袁永熙的儿子所说，如果没有这位继母的舍命维护，他们的父亲在十年浩劫中存活下来的可能性几乎是零。袁永熙的专案人员跑遍了全国，查清了他在运动中的交代完全属实，别有用心的人对他的所谓揭发则纯属捏造诬陷。他的问题解决了，而南宫中学已被砸烂，学生回家，教师都到干校劳动。袁永熙以后被分配到乡里的中学任教。张兰芬作了统计，袁永熙在南宫待了十七年之久，任教不足九年，劳改和挨批斗的时间则长达八年。八年间，遭受的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的铁拳的摧残，比三十二年前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里所受的种种酷刑，有过之而无不及。小袁 终于又回到了北京十年浩劫过去以后， 两个凡是 依然存在。西南联大的老同学，也曾被打成 右派 的李凌回到北京。他听说小袁请假从南宫回来了，马上就去看他。见了面，简直认不出他了。皮肤黝黑，满脸皱纹，神色憔悴，人也老多了。两个人抱头痛哭，互诉自己的不幸遭遇。那时候袁永熙心有余悸，他告诉李凌，以前曾回京一次，回去后就遭到严厉查询，要他交代在北京都见过什么人，从事过什么反党活动。他告诉李凌，如果南宫有人来调查，千万不要说和他见过面。因为按造反派的逻辑，右派见右派，一定是搞反革命活动。李凌只好答应他。他那时白天不敢出门，看老朋友都在晚上。李凌感慨地说:哪里还是当年的小袁!1979年，三中全会以后，袁永熙才回到北京等待落实政策。他的精神状态已大不同于两年前，又是机警干练、从容镇定的了。老同学们高兴地说:昆明时代的小袁又回来了。寒冬已过，大地开始复苏。为袁永熙落实政策的事情，得到多方面的支持，解决的还算顺利。清华大学党委经过复查，宣布袁永熙的右派问题属于错划。经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撤销了开除党籍和定为阶级异己分子的结论，恢复党籍，恢复政治名誉和原来的待遇。以后，团中央党委确认了袁永熙在狱中没有暴露党员身份，保护了同志，保守了党的组织机密，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品质。出狱后，积极找党，并向党彻底交代清楚情况，没有隐瞒，表现出对党的忠诚。因此，认为过去主管领导部门对袁永熙的处理意见 是不妥的 ，建议予以撤销。团中央的这个建议上报后，中组部复函同意团中央机关党委的意见，撤销当年 不妥当的 处理意见，恢复袁永熙的党籍。沉冤终于得以洗雪。袁永熙再也不用背负那个精神枷锁了。可是，这一 沉 就是漫长的32年!这年春节，邢方群陪袁永熙去给50年代团中央的老领导胡耀邦拜年。耀邦问袁永熙今年多大了?袁说63岁了。耀邦接着说:63，大了点了，做不了多少年了。 他指了一下座中的胡启立说; 要像他那个年龄就大有可为了。 耀邦是多么为袁永熙惋惜呵!可惜时间不能倒流。袁永熙是在清华大学被定为右派分子的，按政策规定平反后本应回原单位。可是，受到来自高教部的阻力，不能回清华。他被安排在中央办公厅，在冯文彬领导下工作。冯要他搜集十个违法乱纪的实例，作为典型案件。他明知道很不好办，也只好接受下来。他先选出北京市某县县委书记贪污的一个案子来调查。此人在市委有后台，顶住了，材料弄不出来。这类案子，看来够 典型 的，碰到的阻力都很大。他下边的干部也掣肘，认为这种事情干不得，不知道会碰到这些人在上面的哪位首长，自己吃亏。他实在干不下去。后来，由北京市给他安排工作，调到北京经济学院。当他被正式任命为经济学院院长时，已经行年六十有五。他抓紧自己的余年，踏踏实实为学院的建设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还主编了我国第一部《人口从书》。以后，又先后担任第六和第七两届全国政协委员。这样的问题谁能回答?八十年代初期，云南党史办公室在昆明召开 一二一 运动史稿座谈会。马识途和袁永熙都被邀与会，而且被分配同住一室。他们两人四十年代同在西南联大领导民主运动，两人分别担任两个支部的书记。按照地下工作的规则，两个人工作上互相配合，但不打通关系，避免接触。因此，两人并肩战斗了几年，彼此却连一句话也没有讲过。此时此刻，两位老战友在经历了几十年大风浪大坎坷之后，在过去一起战斗过的地方重逢，真是意外的惊喜。一声 老袁 老马 ，两手紧紧握住，老袁的眼睛湿润了，话匣子打开了，像江河水一样滔滔不绝奔流而出。他要把自己的一切都讲给自己的战友。讲到 反右派 ，他愤愤然:明明说是要大家帮助党整风，号召大家提意见，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谁知言犹在耳，却大抓起 右派 来.。其实，那些被打成 右派 的人，不过是要求民主和自由，反对腐败和官僚主义而已。我们在昆明那时候，看到从延安发出的一切文件，不都是号召为民主自由和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吗?我们在昆明不是以民主自由作为战斗的旗帜吗?为什么胜利了就背弃自己的诺言?还竟然说什么有罪之人言必有罪。把右派定为 反革命 ，,就是宣布思想言论可以犯罪,可以科以刑律了。这是封建王朝才有的事，怎么可以出现在向人民承诺了要实现民主和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家?袁永熙向马识途讲述他和陈琏在 文革 中的遭遇。他最伤心的是陈琏的跳楼自杀，谈起来涕泪横流。作为国民党高官的女儿，陈琏以她的家庭条件，联大毕业，到美国留学，成为专家，然后回国，那样，她不是可以被待为上宾吗?他又反问:抗战时期，党不是号召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吗?陈琏这样出身的知识分子就不应该参加吗?实际上周恩来总理对陈琏的入党就非常重视。建国后还让她专门就就家庭出身问题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过言，引起很好的反映。可是，运动一来，像她这样背着反动家庭包袱的人，就是有 原罪 的人，就成为运动的重点，受到残酷的斗争。她只有一死了之。毛主席讲过没有知识分子参加，中国革命是不能胜利的，难道胜利以后就不要知识分子了吗?袁永熙向马识途提了一大堆问题，马无法回答，他也并不一定等着回答，他是在倾诉。马识途说，这是那些在历次运动中遭受煎熬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他们常常自问:我到底错在哪里，难道就错在我是知识分子吗?这样的问题谁能回答?马识途在回忆这 一夕谈 的时候写道: 他并没有详细地向我介绍他在清华大学被打成右派的経过，只说他的确没有反党，也不反对社会主义，他也努力改造思想，但是不知道怎么还是难逃大劫，硬被打成右派。我说:大概像清华大学这样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拿出一个像样子有质量的右派，那反右派运动就会大为减色了。民主党派的大头头们尚且为此做了贡献，要你这个曾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人做贡献，是小焉者的了。袁永熙和陈琏的儿子陈必大儿子曾问过他:如果仍从当年的环境开始，让你重过一生，你还会投身革命吗?他说:如果天下清平，谁都想有一个稳定的职业，过体面的生活。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读书做官，如果日本鬼子没打进来，我们兄弟完成学业后，也许有人会走这条路。但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的政策弄得国是日非、民族危亡，不改变当时那种社会状况，个人前途也无从谈起。而且青年学生一腔热血，容易被改造社会的激进理想所吸引，即使不切实际，也总觉得比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窝窝囊囊、蝇营狗苟要高尚。再说，即使你老老实实当一辈子缩头乌龟，谁能保证日后你就不会被打成右派呢?问题不在当初的理想是对是错，问题在于为什么后来不能按照当初的理想去做这个 为什么 的确是个根本性的大问题。当初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理想而奋斗，有什么错?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提出这样的奋斗目标，我们就跟着共产党走，有什么错?建国后我们继续坚持实现当年的理想，却成了不识时务，这岂是我们当初能够料到的?为什么共产党没有实行原先的诺言，而采取了另一套路线、方针、政策，而且把坚持原先的理想的人们当作敌人?回答了这个大问题，就解答了中国问题的大半。谁来回答?陈必大还谈到，父亲当了两届政协委员，有几次想就教育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作个系统发言。可是他对 左 的论调非常抵触，当他看到报纸上那些 清除精神污染 、 反对自由化 之类的文章，又觉得心里添堵，意兴阑珊，常常把稿纸一扔再也不碰。儿子说，爸爸自己讲，年轻时锋芒毕露，二十年右派生活的磨练，如今与人交往非常慎重，不轻易表达自己的意见。他常告诫儿子，要懂得在战斗中侧身而立(鲁迅语)，能不说的话就不说.。他大概还记得，1948年11月12日，陈布雷，那个对专制魔王愚忠但为人正直清廉的老人，在自尽前十几个小时，特意把他唤去，对他说的几句语重心长的话: 永熙呵，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从政而不懂政，投在蒋公门下，于今悔之晚矣!永熙呵，政治，政治这个肮脏的东西不好弄，千万别卷进去80年代中，在钱瑛同志追思会上，三十多年前那位坚持把袁永熙定为 变节 的老大姐竟然还认出来袁永熙，亲切地招呼他: 小袁啊，当年给你的处分，现在看是重了些 袁永熙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只说: 大姐，你多保重! 不知老人家是否知道，这个重了些的处分，几十年来给面前这个 小袁 带来了多大的伤害。安宁的日子没有几年，袁永熙又被病魔缠身，先被怀疑患上了癌症，后又被脑血栓击倒。这些病患与多年的苦难折磨显然有关。痛苦再一次折磨袁永熙多年。虽有老伴张兰芬悉心照料，但是半身不遂，不但腿脚不听使唤，脑子也不灵了，寂寞抑郁，心情很不好。老友邢方群常来看他，知道他为自己一生屡遭不幸而深感不平，一再劝慰，并送给他一本《彭德怀传》，对他说，像彭德怀这样功勋盖世的老帅遭受迫害而死的已非一人，我们总算没有被折磨死，聊以自慰吧!--邢方群说，自己也知道这些话没有什么说服力，只能相对叹息。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袁永熙默默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战友们深深惋惜:他在生命成熟的时期，才华没有得到发挥，未能放射出青年时代地下工作中那样耀目的光辉。这惋惜不仅是为他个人，这教训当然也不仅仅在于哪几个人。陈琏（1919年10月3日-1967年11月19日），是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是蒋中正文胆陈布雷最小的女儿。193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平贝满中学作当过教师。1947年8月10日她与袁永熙结婚。同年9月24日两人因涉嫌为共产党间谍被捕。在她父亲的帮助下，蒋介石亲自过问后两人被释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琏任青年团中央委员，官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少年儿童部部长。1956年袁永熙被判为右派，陈琏与袁永熙被迫离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她被判为叛徒。出于社会上和家庭内的压力她于1967年11月19日跳楼自杀。1979年陈琏被平反。陈布雷1948年11月13日在南京自杀。听到段云鹏的声音，我、李汉一与杜思忠立即翻墙入内接应。将报务员双手反绑后，我带着段云鹏三人直冲北屋，因为我判断，报务员不过是一名技术人员，这个秘密电台必有较高层的负责人。在北屋内，一对中年夫妻仍熟睡着，浑然不觉已经出事。当那对夫妻被唤醒，揉着惺忪睡眼凝视我们出示的证件时，脸孔上都不禁闪过一丝错愕。首先，我将报务员、译电员、中年男子和他的妻子分别隔离在我自用的四合院四个厢房里面。从初次讯问的印象中，我认为中年男子是一名头脑相当灵活的人，因此，审讯这种人，与其直来直往，让他一味地否认，不如采取迂回攻势，让各种不利于他的客观情势逼迫他一步一步招供吐实。于是，我想到了他的妻子，她那慌张的表情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我暂时停止所有讯问，然后找来家里的女佣梁金花，由她担任突破中年男人妻子心防的工作。我交付梁金花的工作非常简单，她只要担任四名落网共谍的帮佣，并尽量对中年男子的妻子采取关怀同情的姿态。「不过，要记得，当地要委托你秘密代传口信时，第一次你一定要拒绝，就像你拒绝我一样，等她再一次开口时，你才故作为难地勉强答应下来。」梁金花大约在中午抵达四合院。有时候，一些局外人的表现反而比真正的情报工作者更叫人激赏。她说，到达四合院之后，她大半天没说半句话，像个哑子一样打扫庭院，整理房间。直到傍晚，才结束工作，开口说话，问共谍晚餐想吃什么。问到女共谍的时候，她故意逗留较长时间，让对方有比较充裕的时间与她「商量事情」。果然，女共谍在一阵犹豫之后，终于开口提出请求了：「请你帮我发一个电报好吗？」此时，梁金花故意拒绝她，表示自己只是一个女佣，如果私下接受委托办事被发现，主人恐怕不会原谅。为使对方不致灰心，她又留下一个可以商榷的尾巴说：「我也知道你的心里很焦急，可是，我实在害怕不但事情没帮你办好，甚至连自己的工作也搞丢了。」梁金花这几句话的确说得很漂亮，因此取得了女共谍完全的信任，她显露出一副非常委屈的姿态，恳求梁金花一定要帮忙，说着，并从身上取出数枚金戒指交给梁金花说：「拿着吧，电报发完，你就不要回去主人家了。」梁金花依照我的指示，故作犹豫，最后以勉强的口吻答应帮忙。六时许，梁金花将女共谍委托代发的电报及金戒指呈交给我。电报的内容是：「哥哥与我住院。」收件人是住在西安市的赵耀斌。而就在梁金花前往四合院骗取电报的同时，我与李汉一等人，也从搜查到的文件中查出，中年男子即桌子腿胡同电台台长，名叫李政宣，抗战期间，曾于国军电台任职多年，后被共产党情报部（部长为康生）吸收，经由副部长李克农安插在桌子腿胡同掌管电台业务，电台通讯范围遍及沈阳、察哈尔、张家口、西安乃至上海。晚上七时许，我带着查获资料及梁金花所骗取的电报，抵达弓弦胡同保密局北平站办公室开会。会中，黄天迈决定即刻拍发电报向南京局本部呈报，同时也拍了一分电文给西安市警察局。第二天上午九点钟，电报发出后，西安市警察局长马志超（马志超，字承武，曾用名马国华、归华，甘肃省平凉市人，1903年出生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1930年到豫西任职并在 八十师任团长。1934年至1936年任西安市警察局局长。西安 事变后任兰州警察局长。抗战期间任国民党新编三十四师师长。1942年调任第八战区政治部副主任。1943年到皖南任"忠 义救国军"总指挥。1948年6月调任南京国民政府第一交通警 察总局副局长。同年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任国民党十九军军长、"全国"交通警察局局长。同年到台湾，曾任"大陆工作发展研究室"主任等职。1973年9月4日病逝于台北市。此处谷正文记忆有误）立刻依指示住址前往逮捕赵耀斌，中午十二时，在机场将赵耀斌逮捕到案。不过，赵耀斌除供认担任胡宗南高参，并于陕、甘两省境内经管多家货栈外，对于所涉共谍的嫌疑则一概否认。西安方面的案情无法突破，我决定回过头来再从李政宣身上着手。赵耀斌，即王石坚，山东文登人。曾在西安情报系统所属的北平秘密电台工作。1933年5月18日第一次被捕，这次被捕后表现非常英勇，在苏州军人监狱，他积极参与了监狱秘密党组织的活动，在狱中编发《囚声》等秘密刊物，再次被叛徒告发，1935年6月，王石坚连同其他7名在押的党员一同移送南京受审。抗战爆发后，周恩来代表中共将关押在各地的共产党政治犯保释出来，王石坚因此得以出狱，被委以重任。1947年9月，设在北平顺天府东街的王石坚系统秘密电台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获，王石坚又被捕，这次被捕后，王石坚没能经受住考验，很快就叛变了，导致44名地下情工人员入狱，牵连被捕123人，著名的“雨花台五烈士”就是因此案而壮烈捐躯。王石坚叛变后追随国民党特务机关逃到了台湾，并在特务机关中任少将，后病死。参见中共北方情报系统的负责人王石坚从午后三时许，我以老友的态度与李政宣进行「把盏闲聊」，我还记得我们开始谈的是毛泽东的游击战术，抗战三阶段论及新民主主义。打开话头之后，我接着摆出现实主义的姿态，很诚恳地替他剖析当时的处境。从他落网后，我一直未把他当做敌人，我明说暗示，只想让他明白，我一切努力都是希望他也能拿我当朋友看待。而我唯一目的则是隐藏在他心中的线索。当我见到他已经产生明显动摇的时候，便拿出他妻子委托梁金花代发的电报说：「没什么好犹豫的，你太太已经承认，而且赵耀斌已经在西安机场被捕了。」听到赵耀斌在西安机场被捕这几个字，李政宣有点眩然说：「算了，我认了。」他很仔细地供述许多宝贵的线索。李政宣案，是侦防组在北平破获的最大共党电台及华北、上海共谍的指挥机构。其它小的组织、贸易机构、宣传机构，多至一百个以上。迄至北平失陷，每天都以全力和共党周旋。桌子腿胡同四号其实已不是四合院，西房已经拆了。李政宣夫妇住北房，报务员夫妇住东房。这个电台连续与延安伪装通报有一个月之久。最后他们发觉了。发了一通：「宋肯堂近况如何？」宋（宋肯堂，国民党军中将，著名爱国将领，河北晋县人。1913年考入直隶省立正定中学，1917年考入保定军官学校。曾任国民党陆军第32军141师师长、第32军军长、第26集团军总司令、华北剿总副总司令，1949年撤至台湾。）是十二战区长官部参谋长，相信是故意诱导我犯错，至此电台已无用了。捕的李政宣首先供出他的身分，原来，他是中共情报部派遣潜伏在北平的连络人，所负责的工作内容除例行与各联络对象定期通电（报）外，并积极吸收国民党华北乃至东北地区军队的高级将领加入共党阵营。然后，他列出一分组织名册，包括第十二战区孙连仲长官部作战处长谢世南、高参室主任余心清两名中将及十七名少将，另外北平行辕、东北行辕、傅作义部队各有一名少将列名其中，总计供出了两名中将、二十名少将涉及此一共谍案件。我不是一个轻易以貌取人的人，可是，当我第一眼瞥见谢世南的时候，我的确被他那从容凛然的仪表镇慑住了。那时，我正坐在北平第一看守所讯问室等他，大约下午三点钟吧，两名负责拘提的刑警一前一后将他领进房门。谢世南向讯问室走来，当他那坚毅的双眼向讯问室「逼视」过来的时候，我顿时犹豫起来。我在心情慌乱的情况下，草草为自己找了一个借口，接着便匆匆往讯问室后门「逃走」了。第二天上午八时，我抵达看守所。我亲手为谢世南冲泡了一杯咖啡，以此做为这次特殊对话的开场，我说：「通常，我都是一个人喝咖啡，只有在碰到自己欣赏的人，才会共饮。」谢世南点点头，然后说：「如果你在共产党一定会是一个杰出的情报干部。」他表示，我苦心设计的讯问方式的确让他感到讶异。「你是领袖（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发生这种事，后果大概会很严重。」我说。「命大概是保不住了。」「你怕死吗？ 」「不！」他语气坚定地回答：「拿死亡来威胁我是没有用的，对我来说，死亡只有遗憾与不遗憾的分别。」「所以，这一次在任务未完成之前死亡，你一定觉得遗憾。」「刚开始会，现在不会。」「怎么说？」「我认为你是国民党里少见具有情报天赋的人，因此，我相信，依你的工作敏感，一定明白我们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已经深入渗透在国府国军各个阶层，这就是我觉得死亡并不遗憾的原因。这样说吧，死了一个谢世南，还会有更多的谢世南，那死去的谢世南无法完成的任务，活着的谢世南会完成。」「你是一名国军中将，为什么甘愿参加共产党？ 」「那么，你为什么不加入共产党贡献你的力量？」「不，不论大势将如何演变。不过，在局部的情报战场上，今天你必须承认自己打输了，所以，应该由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我很想洋洋洒洒与他大谈自己在共产党时代的深刻体验，不过，为了避免错倒讯问的主客态势，我暂时忍耐下来。「对不起，我的确差点忘了给予胜利者应有的尊重；其实，党的名称并不重要，它们只有好坏的分别，我在国民党部队很多年，经历过许多阶层，所以我有资格批评它没有前途。至于共产党，我至少欣赏它的活力、热情、组织与建设新国家的理想，因此，我选择我所欣赏的党。而且，我认为国民党是妨碍共产党早日建设新国家的最大阻力，所以，我用国军中将作战处长的身分，帮助共产党消灭国民党。」「你故意隐去共产党卑劣的部分了，你认为一个处心积虑谋害自己同志的政党真的能够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起一个理想的新国家？」「除非你在共产党待过，否则，我会认为你的话只是对敌人的恶意批评。」「没错，抗战期间，我在共产党山东纵队待了三年多。」我向他提起自己被共产党出卖、谋杀的经验。「在纷乱的时代，有些不道德的手段是应该被原谅的。」「谁能断言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之后，就不会再迫害自己的同志？也许你憧憬的新国家并不美丽。」对话至此，我才终于真正取得上风，于是，我开始把话锋转入情报业务上面。谢世南在回答我的讯问时表示，他的工作便是将十二战区（孙连仲为司令长官）部队调度的状况交由李政宣向延安发报，其它涉案将官的工作内容也是一样，因此，华北、东北国军部队的动态，共党中央莫不了如指掌。除此，由于他抱存必死之心，未肯供出其它涉案人员，我知道他不会说，因此也没有继续逼问。比较起来，讯问另一名中将余心清就简单多了，这一名出身冯玉祥西北军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是典型的投机主义者，哪里对他有利，他就往哪里靠，他为共产党搜集国民党军队的情报，却同时也利用共产党的部分信息拉拢国民党高层人士，案发前，他甚至还是经常到保密局的访客。另外两个比较重要的涉案人便是袁永熙和陈琏夫妇，陈琏是蒋介石机要秘书陈布雷的女儿，任教于北平市贝满女子高中。案发前一个月，才与袁永熙结为夫妻。陈琏身高大约一米六、身形削瘦，她坐在看守所讯问室椅子上，看起来相当孱弱，不过，她的脸上却故意表现出浓厚的贵族气味。碰到这样的人，我的友谊战略便难以施展了；于是，第一次攻心失败后，我决定把她交给协办的社会组长江鸿涛，杀杀她的骄气。江鸿涛考虑半天之后，向我另外要陈琏的丈夫袁永熙一并拷问。原来江鸿涛所采取的是「打在夫身痛在妻心」的手段。他将袁永熙吊起来毒打。并强迫陈琏到现场观看。见到丈夫身上的鞭痕，听了丈夫的哀嚎，陈琏终于崩溃了，她默默点头，表示愿意供出一切实情。依她吐露的线索，我们又逮捕了清华大学共产党负责人陈彰远（后任黄敬的秘书）、北大职业学生石羽、力易周等人。由于陈琏与袁永熙对情报活动并不在行，上级交付给她们的任务只是简单的文宣工作，因此，在江鸿涛的酷刑下，她们大抵已经完全招供，如果有所隐瞒，那些东西，我判断并不重要，她们两人，到这里应可结案了。不过，我的好奇心却驱使我再一次提讯陈琏，因为我实在很想知道陈布雷的女儿为什么敢背叛她的父亲，担任共谍？民国八年八月十日，陈布雷的妻子生下陈琏之后，高烧不退，于九月二十二日去世。陈布雷直觉女儿乃是夺去爱妻生命的凶手，对她怀恨在心。当妻子丧事做到五七这天午后，陈布雷怀着愁苦情绪缅怀着死去的妻子，忽然间，他听到了婴儿的哭声。他愤怒地抱起婴儿，把她的头塞入痰盂。正巧，这时岳母进来。「你疯了！」她瞪大眼睛惊叫。「杀人偿命！」陈布雷也大喊。两人争辩许久，最后，陈布雷才逐渐恢复理智，向岳母认罪。「你看了碍眼，我带走总可以吧！」岳母担心陈布雷见到婴儿，再一次「发病」把女婴杀害，因此，未等女婿答应，便将女婴带回抚养。自此陈琏一直与外祖母生活在一起，直到六岁，才与父亲、后母见第一次面。丧妻之痛，虽已平复，可是，陈布雷与女儿却没什么感情。陈琏长大懂事后，对于险遭父亲亲手溺毙一事，一直耿耿于怀。起初，她怀恨父亲，稍后，她认为一个女儿不能怀恨父亲，因此，她转而怀恨父亲的落伍及造成这种落伍的旧社会。于是，当她接触到宣扬改造旧社会的共产思想及共产党员之后，便一头栽了进去……。至于余心清等将领，全交由南京特种刑事法庭判刑，不久即释放。余去香港，写一本小书，名《在蒋牢中》，说自己如何坚贞不屈；「谷振文」是他的学生，如何对他羞愧恭顺；其实他对我的真名都不知道，如何是他的学生？此人原是冯玉祥的智囊之一，中原大战后，他奔走于原冯玉祥各将领之间，抗战开始，他在韩复榘军中，为政治部主任，他曾代表韩去四川连络刘湘，去太原连络阎锡山筹组三角同盟反蒋，后阎锡山出卖了他，韩被杀，刘吓死在医院，余心清于中共建政后由港去北京，被周恩来派为「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在反右运动中被斗争，病死。此人在民国史上为暗中活动的政客，曾骗过孔祥熙一笔巨款，兴办工厂，接触的军阀政客，不计其数；活动力很强，但皆以失败收场。知道历史真象很多，但从不说真话；而写历史的历史学家又不知道历史真象；这是很悲哀、无奈的事。现在自称写「新新闻」的人，原为线民密探，现又捕风捉影，胡乱吹捧，可不戒哉！陆军中将谢世南，为湖南人，黄埔生。蒋老先生认为「大叛徒」，杀了。临死时，留诗一首，遗赠谷正文，诗已遗忘，只记谢自称「犯员谢世南」，不忘这个捉他的人，也算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