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深度 十年特刊(南方都市报 2020-6-19)

 2003年3月，南都深度、对话组成立，最初只有7个记者。2003年4月2日，深度版发出创立后的第一篇作品。2003年4月25日，深度报道《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发表。……从2003到2020，10年来，我们一直在路上，调查真相是我们本能的抉择。我们以我们的报道，见证这个时代的生长和变化。十年之际，我们选取了10篇经典报道进行回访；在经历了时间的淬火后，它们背后的改变或不变都值得记录和咀嚼。十年之祭：“想以他的名义帮助流浪者”AⅢ02-03佘祥林：白天向前看，夜晚回监狱AⅢ04-05寻找老兵：与时间赛跑，还历史的债AⅢ06-07“彭水诗案”：中央曾下文告诫“以此为戒”AⅢ08-09癌症村：不写“死亡日记”这8年AⅢ10-11我们的足迹AⅢ12-13华南纸虎：一张照片裹挟他们的人生AⅢ14-15结石宝宝：还是一个“结”AⅢ16-17超生“弃婴”：被大手推向命运迷途AⅢ18-19宜黄自焚：燃烧挡不住强拆脚步AⅢ20-21“安元鼎”改名了，但各种黑截访从未停止AⅢ22-23站在真相一边AⅢ24十年之祭：“想以他的名义帮助流浪者”日期：[2020年6月19日]版次：[AA34]版名：[南都深度 十年特刊]稿源：[南方都市报]孙禄松前往儿子孙志刚的墓地。南都记者张志韬摄见报版面。当时南都深度版刚创立不到一个月。 关键词：收容遣送经典报道：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　2003年4月25日A06-07版王銮锋发自湖北黄冈祭日在家乡———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陶店乡幸福村———孙志刚墓地上的青草已经十枯十荣。按照古礼，三年之丧，亲人们再祭一次，这个人就从现实世界里真正消失了。孙志刚消失了吗？4月10日，南都记者来到孙志刚老家。孙志刚案十年之后。父亲孙禄松：“人去如烟，志刚不是这样。”弟弟孙志国：“今天已经没有几个年轻人知道孙志刚。”父子俩的回答有出入。在此之前，孙家父子已经接受诸多媒体访谈，这两句话被再三提及。因为孙志刚的缘故，他们被动地裹挟进公共话语中，一次次回忆死于收容制度的亲人。3月20日，是孙志刚十年祭日。这个64岁的老人说后来想通了。安心留在家里，帮助二儿子打理酒楼的生意。2004年年底，孙禄松筹钱买下一栋位于黄冈市区东坡大道22号的三层小楼，由孙志国开起了“孙氏酒家”。孙志国小孙志刚两岁。为了让哥哥能继续读书，他15岁就离家学厨艺，后来在武汉一家酒店当厨师。从哥哥读高中起，他就每月资助他，几十元，上百元。这条街上，“孙氏酒家”生意最好。孙志国是国家一级厨师，很多客人都是冲着他的手艺来的。酒楼中午开张，迎来送往到凌晨两三点。店里现在有两个女工和一个徒弟，儿媳陈小红点菜结账，还是忙不过来，孙禄松不时上前端茶添水。左邻右舍都很尊敬孙禄松，不仅仅因为孙志刚的缘故，这个老木匠洞察世事人情，他会很有分寸地待人接物。每天早晨7点左右，他就去市场买菜，清洗完毕后，又拿起笤帚清扫酒楼门前约50米的大街。他生怕做得不好，让别人在背后非议，进而玷污了孙志刚的名声。记忆“可真是个省事的孩子啊！”与孙禄松聊天中这句话会不断地重复。也就是说，这个大儿子自立意识强，什么都自己处理得利利索索，不依赖别人，父母什么都不用操心。直到有一天成为沉默无语的遗体被送回……2003年大年初六，27岁的孙志刚背着两个大包顺着小路出门远行。临走前，他摸了摸父亲的脸，又拉着弟弟的手说，父亲为他读大学到处借债，弟弟为接济他连媳妇都没娶，他这次去广州一定要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好好回报父母和弟弟，“一切都会好起来”。2003年3月14日，孙志刚在广州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说他已通过试用期，等一发工资就给家里寄钱。孙禄松没有收到儿子寄回的工资。相反，几天后，他收到了孙志刚被打死的消息。他不敢将真相告诉仍在住庙吃斋的老伴，只跟她说“志刚得非典，病了，我要过去照顾他”。3月20日上午，在武汉打工的孙志国接到父亲的电话，说孙志刚在广州出大事了，当时父亲没说哥哥已死。父子俩赶赴广州，辗转奔走。他们在广州住了84天。2003年6月12日，孙禄松忘不了这个日子，他捧着孙志刚的骨灰返回老家。孙母吴汉英直到上飞机前，还一直以为大儿子死于非典。下飞机前，小儿子的一句话，让她知道了真相，顿时泪如雨下，瘫倒在地。这十年来，孙母不和家人一起吃饭，单独吃素。深受刺激的她不爱接触外人，大多时间都在酒楼的地下室里看电视。当有人提起孙志刚时，她的情绪会突然变得激动。“你们还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吗？”这是一个残忍的问题。孙志国说，希望未来国家能够修改和废除那些不好的法律，就像钢铁回炉一样，把锈迹除去。这句话其实是孙禄松的口头语。他常对媒体念叨，二儿子就记在了心里。孙志刚祭日当天，孙禄松买了很多鞭炮去儿子的墓地。祭拜完毕，老人就回家了。作为孙志刚的父亲，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办。心愿领着记者去孙家老宅之前，孙禄松踌躇了半天。他担心会被村干部盯上。最后，他对外谎称孙志刚的同学来拜访，打消了村民的好奇心。孙家老宅位于幸福村何家冲湾55号，距离黄州城区大约30里。村名得于1958年修建的幸福水库。老宅建于1982年，现已荒废，大门上出于孙志刚之手的对联残留八年后最终脱落。屋前杂草疯长。孙禄松变得沉默。孙志刚是何家冲湾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当年，孙禄松在老宅宴客九桌，请来电影队，纵情欢庆。后来孙志刚下葬时，孙禄松为答谢帮忙的乡亲，又在老宅宴客六桌，只是徒剩一片伤心。孙禄松仍记得当年孙志刚临走前说的修路的事儿。儿子死后，孙家拿到了国家赔偿金。孙禄松用这笔钱帮着村里修了路，还给45户乡邻安装了闭路电视。直到如今还常常接济一些“五保户”。2020年，孙志国成家生子，孙家生活趋于平静，但还是常有外地人赶来，有的是祭奠孙志刚，更多的则是拿着厚厚的材料，要求孙禄松帮忙。孙禄松已经成了很多维权人士的精神寄托，在他们眼里，这个老头有路子，认识许多大人物。孙禄松说，我只能告诉他们“把材料收集好，保存证据，跟媒体实话实说”。孙禄松现在的愿望是扩大酒楼的生意，赚更多的钱，这样就有资本办三件事：第一，创办“孙志刚基金会”，帮助乞讨流浪人员；第二，在孙志刚墓地后建造一座纪念亭，名为“志刚阁”，把儿子的遗物都摆进阁中，让祭拜志刚的人有个休息之所；第三，给志刚塑像，两米高左右。律师吴革是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委员会主任，也是一名关注社会热点事件的公益律师，他向孙禄松建议，先从家乡湖北做起。墓志铭孙志刚的墓地就在进入幸福村的路边坡地上，距离他曾就读的小学不足百米。掩映在怒放的油菜花丛中。在孙志刚的墓碑背面，有着这样两段话：“逝者已逝，众恶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主之重，法治之重，无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人之死，有轻于鸿毛者，亦有重于泰山者，志刚君生前亦有大志，不想竟以生命之代价，换取恶法之终结，其死虽难言为舍身取义，然于国于民于法，均可比重于泰山。”孙禄松亲手设计了儿子的墓地，从2003年6月开始修建，一直到12月14日完工。占地面积250多平方米的墓地，分成三大部分，墓地最前部分是一座小桥，小桥后建有一座小亭，孙禄松为小桥起名“救助桥”，亭子的名字叫做“改制亭”。亭子还未封顶。孙禄松说，十年前给儿子修墓的那几个月悲痛难抑，自己身体每况愈下，实在难以继续施工。没想到这一停就是十年。过一两年，他还要把亭子修好。小桥和亭子后面建了两个花坛，花坛后是墓园。墓两侧是孙志刚最爱的两棵桂花树，孙禄松特意从老宅门前移来陪伴儿子。孙禄松说，之所以建这么大的墓园，是因为儿子的死有着不一般的意义，推动了社会法治进程，而且孙志刚生前喜欢画画，特意修建了小桥、亭子和花坛，以陪伴他的在天之灵。墓碑上刻有最早报道孙志刚事件的南方都市报记者之一陈峰参与拟定的墓志铭。在建孙志刚墓之初，就墓地上的文字，孙禄松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以及打工者等，纷纷把悼词或碑文由网上传来，其中不乏激烈之词。孙禄松从中挑选了语言平实有力者，镌刻在大理石碑之上。其中，《孙志刚墓志铭》的文字是这样的：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湖北黄冈；二零零一年：武汉科技学院染美本科毕业；二零零三年二月：就职于广州，任美术平面设计师；同年三月十七日：因无暂住证被非法收容；同年三月二十日：死亡，终年二十七岁；同年四月十八日：经法医鉴定其系遭毒打致死；同年四月二十五日：《南方都市报》发表《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同年四至六月：孙志刚的悲剧引起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同年六月五日：广州当地法院开庭审理孙志刚案；同年六月二十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公布；同年八月一日：一九八二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值得纪念的人———孙志刚。为了让墓志铭看起来更清晰，孙禄松在墓园备了石膏粉，每次过来，就躬身用石膏粉擦拭墓碑。他说，他在余生中会一直擦拭儿子的墓碑。立碑人当报纸上有关于孙志刚事件的报道或评论，孙禄松就会复印保存，出示给每一个感兴趣的人。每年都有许多媒体来孙家采访，孙禄松和孙志国总会热情招待。孙志国说：“(十年前)在我们申诉中，新闻舆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全家非常感谢坚守正义的新闻媒体。”孙禄松说，他不会忘记《南方都市报》的记者陈峰和王雷，不会忘记《北京青年报》登的“一大块文章”，不会忘记中央一家新闻单位写的“内参”。孙志国说，父亲尽管在人前表现无异，但受访后情绪就会低落十多天。他心头结痂的伤疤一次又一次被揭开。给孙志刚雕刻墓碑时，依照风俗，墓碑上要篆刻立碑人姓名，立碑人须是死者晚辈后人。彼时，孙志刚兄弟均未成家，孙禄松还是在墓碑上刻下立碑人：孙其心、孙其意。孙禄松说，十年前，他托人给尚未出世的孙辈取了两个名字“诚心、诚意”。后按辈分，又改为“其心、其意”。孙其心已经四岁了，是一个聪明乖巧的小男孩，只有他调皮的言行才能让孙禄松闲下来开怀大笑。孙子出生前，为排遣悲伤，孙禄松每天要在酒楼里忙上18个钟头。孙志国打算还要一个孩子。无论男女，取名孙其意。到晚上九点多，孙禄松就带孙子上床睡觉。他说自己想起孙志刚时，就会摸摸小孙子的头和背。如果大儿子还在，也成家立业了。去年，孙禄松带着孙其心去给孙志刚扫墓。爷孙有一段对话：“爷爷，坟里面埋的是谁啊？”“是你大伯。”“大伯为什么躺在里面啊？”“他被人打死了。”“老师说打人是不对的。他们为什么要打死他啊？”“这个……你长大就明白了。”原作手记有些仍很远孙志刚案发三年后的2020年，我去志刚的家乡做了一次回访。回访的标题是：《他死后有些改变了，有些仍很远》。把观察的时间拉长到十年，我觉得这个标题仍然贴切。那一年有太多“正能量”，在学者王怡看来，“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正发生在我们生活里的每一个领域。他把2003年定义为“可称为一个开始发轫的‘公民权利年’，这样一个公民权利行动看似低调，但最终将比任何其他方式更有可能通向一个众所期望的结果。”2003年，我们看到维权业主参加人大代表选举；看到张先著、周伟因政府“乙肝歧视”提起的行政诉讼；看到郭光允8年举报“拉下”前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我们也看到众多的网络签名活动；看到民间频频向全国人大等机构提交的对劳动教养、乙肝歧视、城市房屋拆迁等法律合宪性审查公开信；我们还看到学者、作家、律师在维权中开始发挥巨大作用，如高耀洁、万延海之于河南艾滋病人，李昌平之于农民群体，周伟之于乙肝携带者人群。2003年，一个雏形的公共政治空间开始从网络向平面媒体延伸，全国100多家媒体开辟或扩张了“时评”版，尝试为社会评论提供平台。但有些改变了，有些还很远。今年3月20日，孙志刚逝世十周年，我给志刚的父亲孙禄松打电话，询问他们家人的境况。十年前志刚身死，全社会动员，侥幸修改恶法，十年后，以微博为代表的互动社区成为了纪念孙志刚事件十周年的最主要平台。如同我在三年回访里认为的，追求幸福生活的诉求永远不会改变。(王雷)回访手记幸和不幸时光流逝，孙志刚案仿若还在眼前，实则已过十年。孙志刚事件的意义早有公论。作为回访记者，我不想就此赘述，仅从个人角度略及一二。2003年，我还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彼时的互联网还不发达，纸媒尚是风行。从报上读到了相关报道后，震惊于孙志刚之死，愤怒于收容制度的罪恶。旋即，城市收容制度被废除，着实令人鼓舞。2020年，我转行学了新闻。打听方知，同辈的诸多之人皆因孙志刚事件的报道而选读新闻，并定下南下的决心。凯风自南，那是媒体人士的黄金年代，一篇深度调查报道如石投水，能激起涟漪阵阵。2020年，我做了记者后，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更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一稿的可贵，又增添了对前同事陈峰和王雷的仰慕。作为后辈，谁不想写下这等能载入新闻史的稿件。这十年中，社会断层加剧，矛盾激凸，从题材论当下是名副其实的新闻“富矿”。然而如《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的稿件几无，遑论推动社会进程。更为惊心的是，传统媒体日益式微，新媒体高歌猛进。依照新闻传播原理，更多的新闻事件应得以扩散，更深的新闻背景应得以挖掘，据此，社会应得以极大改良。然而现状却是舆论分裂，娱乐至死。层出不穷的恶性个案在网络上发酵之后又迅速沉寂，如风卷残云。什么都不能改变，只留下谩骂和裂痕。正因此，孙志刚案十年回访，更令人悲欣交集。采访结束后，我对孙志刚父亲孙禄松说，孙志刚既不幸运，又很幸运。不幸的是，一个贫家子弟在美好人生刚刚展露曙光之时猝然死于收容制度。幸运的是，那是发生在十年前。一家有担当的媒体写出一篇推动社会进步的新闻报道。如在当下，即使见报也会淹没在网络海量的信息中，众声喧哗，更多超越底线的事件在争相上演，受众已经麻木，这终究只会沦为单个家庭的悲催故事。孙父一愣，他似乎听明白了。(王銮锋)佘祥林：白天向前看，夜晚回监狱日期：[2020年6月19日]版次：[AA36]版名：[南都深度 十年特刊]稿源：[南方都市报]出狱8年后，他说好好活完这辈子，是一种责任。南都记者孙旭阳摄2005年4月13日，佘祥林被宣判无罪。CFP图片 关键词：司法错案经典报道：杀妻冤案与一群人的命运转折　2005年4月5日A16-17版南都记者孙旭阳发自湖北、河南、山东自由是什么？8年前，39岁的佘祥林在11年冤狱后释放，他以为得到了自由。8年后，他发现，监狱并没有放过自己。隔三岔五，他总是梦回监狱。高墙、电网、挂着长枪的哨兵……最常见到的，还是那间十几个犯人共处的监室，它只有一扇一米多见方的小窗，暗且闷。在这间监室内，佘祥林患上了眼底黄斑，这使得他从三十多岁起，看书只能用放大镜。梦里，他一次次被恐惧和焦虑打败。“我一直在想，有没有机会出去，什么时候出去？”佘祥林说，“大白天，我从来不想监狱的事情，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看，可是一睡着，就由不得我了……”在旁人看来，佘祥林豁达又幽默，甚至还带着一丝商人的精明。只有他自己清楚，他还是那段噩梦的囚徒，一辈子也无法摆脱。出狱后，他离开老家湖北京山县，在200多公里外的宜昌，买了一套长江边的三居室，远避以前的熟人。然而，遗忘总是徒劳。作为一种符号，佘祥林的名字，总是和聂树斌、赵作海等人并列在一起。这份名单上，今年3月又加上了浙江张高平、张辉叔侄。佘祥林关注他们，又禁不住想到自己。“你不经历过那事儿，就不会知道人命会贱到什么地步。”“看来，一辈子都忘不掉了”佘祥林在做小生意，至于什么生意，他眨眨眼，笑了，“这个得保密。”出狱后，佘祥林曾推销过啤酒，还开过一家鱼鳖餐馆。名气曾给他的小生意带来些许起色，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2020年初，他把餐馆盘了出去，开始低调地讨生活。他最亲密的狱友，也不知道他现在具体在做什么。监狱就像时光机，一下子把他从1994年推到2005年。他出狱后最大的感受，是骗子多了很多。“你走在街上没几步，可能都会遇到一个骗子。”他自己，也曾被一个朋友骗去一大笔钱。这些，都让他不断修订对社会的看法。他有两个手机：一个联系亲友和生意伙伴；另一个接听媒体记者等外人的电话，不随身带，也经常关机。但他还是会尽力配合每一个回访他的记者，他一直对媒体充满感激。不过，对各种申冤，他一直回避。“我没能力帮别人。”佘祥林说，在他刚出狱时，几乎每天都遇到求助的上访者。这些人往往多年求告未果，就将希望寄托在佘祥林身上。但在佘祥林看来，他承担不起这份重托，除了挂掉电话，他别无选择。11年牢狱之灾，让佘祥林把现实看得更加清楚。被冤前，他是派出所的巡逻员，算是“半个警察”。派出所捉到“犯人”了，打几下子，他并不是没有看到过。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你身在其中，不知不觉，只有跳出圈子，你才能看明白。”他被刑讯十天十夜不许睡觉，小腿胀得跟大腿一样粗，意识就像另一个人，急着要挣脱肉身，“精神差点崩溃”。与其死在拷打中，不如先活下来吧。“我给警察说，别打我了，你想咋就咋写，我签名就是了。”进入监狱，又是另一个世界。在里面，管教干部便是天神般的存在，你去趟厕所，都得先低下腰，“报告！”“犯人不如宠物，是宠物的话，主人还给点好吃的，犯人就是鸡鸭，随便丢你一点吃的。”出来后，他的胃口变得很好，以前不吃猪肉不吃蛇鳖，现在都吃了。“最可怕的不是打，是饿。不过，给你说你也不会明白。”亲情却在变淡。除了女儿能让他交出全部感情外，他发现面对老亲旧眷已很不适应。“近乡情更怯，真是一点都没说错。”他说不出原因，就是别扭，每年最多草草回去一两次。该给祖宗和母亲烧纸了，他会来到长江边。8年来，除了回访的记者，他几乎不再提及那场冤狱。只是，在梦里一次次回到监狱，让他承认，“看来，一辈子都忘不掉了。”“换我做警察，不比他们好”“命运无常，不能随便夸海口。”佘祥林说，没进去前，他曾多次给人讲，他这辈子别的不敢保证，但确信不会坐牢。“我什么事情能做出来，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心里最清楚。”他说，“可是，你没办法知道，别人会对你做出什么事情。”出狱的前一天，佘祥林在监狱大院里植了11棵树，活还没干完，他就被放了出来。“11年，11棵树，或许是命？”他说，“很多记者问我，提前放出来高兴不？我想说有啥高兴的，就是以前的爱人不出现，我再过几个月也会刑满。”口头中，他还叫前妻为“爱人”，他正是因为“杀”了前妻才被判了刑，他不恨她，她也没对他表示过歉意。只有一次，让人捎话给他，让他“注意身体”。出狱后，佘祥林曾经有过一段爱情，对方小他十几岁，两人曾称得上是情投意合，但人生经历的巨大差异，却让他选择了放弃。最紧迫的理由是，对方想结婚，尽快要个孩子。“我都四十多了，要个孩子以后咋养？”他只疼女儿就够了。当初，选择定居宜昌，也是因为女儿正在这里读书。8年过去了，女儿已经到了婚嫁的年纪，老家亲人都在催婚，只有佘祥林不急。“这是她的事情，我相信她能处理好。”在狱中，佘祥林最大的愿望，是给父母和女儿做顿饭吃。出来后，母亲已去世多年，他就坚持尽量每晚回家，给女儿做上一顿饭。“要不是有女儿，我想我出来后，可能啥事儿都会干……”“不管成功不成功，轻松过日子。”在佘祥林看来，当今之世，一个人不具备太好的硬件资本，也没有好的机遇时，“笨一点”，“志向小一点”或许是上策。他的论据，便是他11年的铁窗之灾。“太多的生生死死，看透了。”好好活完这辈子，在他看来是一种责任。为此，他选择宽恕殴打他、羞辱他，把他逼进绝境的人。在佘祥林出狱后，一个参与刑讯的警察自杀了，并血书“我冤枉”。他又得知，还有一个警察在他服刑期间患肝癌去世了，这让他生出几分怜悯来。“换我去做警察，不见得比他们好。”佘祥林说，“县委书记限期破案，不然就下处分，他们面对巨大压力，又没人监督，肯定会乱来。”“他们不是一两人在审我，整个专案组一二十个人，局长命令警察办案，警察可以说自己被逼，可是破案报告交到局长办公桌上，局长又会说他并不知道下边是咋破案的。”这个悖论，佘祥林早在狱中就纠结过多次。2005年4月1日，当他走出监狱的那一刻，他发现自己“归零了”，像个小娃娃，“没有恨，没有责怪，没有抱怨”。紧接着，湖北省专案组天天找他了解情况。“我一个警察都没说出来，也没说过那个自杀的警察一句坏话。我说我都忘记了。这个案子，他们都有档案，白纸黑字，真想追究责任，何必问我？”在佘祥林出狱一个多月，那个喊冤的警察自杀后，佘祥林听说，专案组在领导批示下停止了调查，追责至此悬置。又过了几个月，佘祥林领到了国家赔偿和补助款。他用其中的一部分，买了现在这套130多平米的房子。下楼步行五分钟，就可以看到长江。赵作海晚年危机与佘祥林不一样，赵作海至今非常愤恨刑讯逼供他的警察。“我说，我是一个无辜的好农民，你为啥要冤枉我？”这句话，他却一直没有质问刑讯他的警察。在2020年10月18日，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法院开庭，审理6名警察涉嫌刑讯逼供一案，赵作海和他们又见了面。“他们有人低头说对不起，我没说啥。”那次开庭，赵作海向被告方主张60万元的民事赔偿。第二天，他却与一个中间人见面，在拿到10万元后，在一份标价为15万元的谅解书上签了字。剩余的5万元，他至今没有拿到。中间人是赵作海妻子李素兰的远房亲戚，李素兰说，他们被这个亲戚给坑了。这份谅解书，成为赵作海与他的冤案在法律程序上的一个句号。同时，60岁的赵作海也开始面临他的晚年危机。“他在监狱里呆了11年，出来跟个小孩一样，又没有什么劳动能力。”赵作海的一个朋友说，他很为赵的晚年担心。尤其，在他的壮年被冤狱毁灭的情况下。就在赵作海签下谅解书之前几个月，他已经被宁夏一个传销组织所骗，损失了一二十万元。至此，他出狱时获得的65万元国家赔偿，只剩下了20多万元。接下来，他又去商丘市区开30元一晚的小旅社，也以损失数万元告终。其间，去年夏天，因为一个醉酒者吃冰淇淋不给钱，与赵作海发生冲突，还打了他一顿。这场殴打，让赵作海获得了5000元的赔偿。这是他最近的一笔收入。他家里的种地所得，都被儿子拿去。因老两口跟儿子儿媳不合，他们转到柘城县城租房，月租300多元。3月29日，南都记者赴山东费县，在一条山谷里见到了赵作海夫妇。赵作海手里的是一款用了三年的黑白屏的手机，号码几经改换后，几乎没有记者能直接联系到他。当时，他正在给当地农民闵凡玉经营的农家乐帮忙。闵凡玉是他向刑讯警察索赔的代理人，本人也曾因一场冤狱被判刑一年，至今得不到赔偿。事实上，在赵作海出狱后，他能结识的朋友，都是这些自称为“冤民”的人。和佘祥林的精干与豁达比，赵作海的晚年不容乐观。“他的社会经验和生活能力，就跟个小孩一样。国家给了他赔偿，却解决不了他的生活问题。”闵凡玉说。赵作海现在渴望，能在柘城县城获得一套廉租房。鉴于他的农村户口，这看上去并不容易。聂树斌案等待无边4月2日下午，在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律师朱爱民见到了聂树斌母亲张焕枝。6年不见，张焕枝苍老了很多，让朱爱民颇感酸楚。他们来到这个法院，为的是两个案件，却是同一件事。朱爱民是犯罪嫌疑人王书金的辩护律师，王书金曾自供，他才是导致聂树斌被执行死刑的那起奸杀案的真凶。8年前，河南商报《一案两凶，谁是真凶？》的报道，揭开了聂树斌案的序幕，而帷幕，却至今没有拉上。聂案曝光后，张焕枝几乎每个月都要去好几趟河北省高院，每一次，她都被主办法官“正在调查”的说法打发回去。8年后，这个年近七旬的农村妇女越来越愤怒和焦虑，更多的，却是无奈。毫不例外，4月2日这一天，她和聂树斌律师刘博今再一次等到了聂案“正在调查”的答复。朱爱民则急于求证的是，聂案幕后嫌犯王书金现在究竟在哪里？几个月前，朱爱民在微博上看到一条传言，称王书金已经翻供，否认聂案所涉奸杀非其所为，且已经被执行死刑。而朱爱民了解到，王书金已经不在广平县看守所关押了。主办法官向朱爱民否认王书金被挪走或执行死刑，称该案仍在二审。和一般的辩护律师不同，朱爱民并不否认王书金罪大恶极，“被枪毙一点都不亏”。他代理王书金的诉求是，把聂树斌所被涉及的奸杀案揽过来，还历史以真相。“聂树斌21岁就被枪毙，让王书金很受震动，他想死个明白。”然而，无论聂家还是朱爱民，都被拖入了旷日持久的煎熬。王书金案二审开庭，已是2020年7月31日，至今没有结论。与此同时，聂树斌案也一直“正在调查”。“有关部门从法律程序到实体上，涉及多项违法。”朱爱民说，眼下的问题是，你明明知道他们违法，却毫无办法。4月3日下午，朱爱民在广平县看守所终于核实到，早在2020年末至2020年春节期间，河北省高院去了三辆车七八个人，提走了王书金。交接记录上，并无王的去向。张焕枝曾经也恨过王书金，现在却开始恨其他的人。“王书金杀人凶手都能承认真相，你国家机关什么不纠正？”张焕枝告诉南都记者，她和老伴都有病，也越来越老，迫切想在有生之年看到儿子平反。那个老实巴交又有点口吃的独子，时常出现在母亲的梦中，往往是噩梦。1995年，聂树斌被执行死刑前，家人没有见过他的面，甚至连判决书都没有领到。在“一案两凶”曝光前，家人一直怀疑此案的真假，但没有任何可以抓到手的证据。“没有主心骨，成了一个心病。”曝光之后，家人的疑虑都变为了痛楚。聂树斌的案卷被马上封存，至今，聂家的代理律师连卷宗都被拒绝查阅。“我苦恼，我恼火，可是你再恼火，人家不理你，你又能咋办？”张焕枝说。原作手记生活的逻辑比戏剧更戏剧11年前被杀死的妻子回来探亲了。这样的戏剧桥段一定会被现实主义观众讥为没有生活基础，缺乏现实逻辑。然而，生活的逻辑总是比戏剧更戏剧。11年后，张在玉在决定带着她的山东丈夫回家的一瞬间，注定了要拯救佘祥林出水火，并给他一个别样的后半生。从救人脱离苦难的角度来看，张在玉就是佘祥林的神。2005年春天的余祥林正在湖北沙洋监狱服刑。实际上再有5个月，已获减刑三年多的他就将刑满出狱了。那段时间，他的眼前总是出现11年前春天漫山的金黄油菜花。但生活不想让他再以一个刑满释放犯的身份接受世人的歧视，它想让他生活在媒体的聚光灯下，它想让他成为一个符号。于是，张在玉回来了，2005年3月28日。张在玉归来带给湖北京山司法机关的是不知所措和手忙脚乱，更让它们恼火的是媒体蜂拥而至。我算是赶到京山比较早的记者。我们到达时，南方周末和成都商报、武汉晚报的同行们已经到了。在我们开始报道之后，全国的媒体也正在赶来的路上，他们也一定像我一样，看到了京山郊外无边的油菜花。它们的怒放与11年前佘祥林所见的没有两样。只是一个人逝去的11年人生却再也找不回了。4月1日，西方的愚人节，39岁的佘祥林走出了沙洋苗子湖监狱。我们一干记者早早守候在监狱外。余祥林的家人都来了，我看到一个头发染成栗红色的姑娘，她是余祥林的女儿。我在想：佘祥林出狱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几分钟后，在警察的拥架之中，他回答媒体的唯一一句话是：相信政府。其实，当天早上的情形相当戏剧。警察大概不喜欢记者，所以先是让一辆警车无来由地疾驶而去，放出一个烟幕弹，吸引走一部分记者，而后载着佘祥林的警车才开出来。于是，记者们又坐上租来的长安奥拓去追警车。哪里追得上！司法机关一如既往地回避与媒体见面。即便是如此明显的错误，他们仍不肯说一声“我错了”。在京山法院，面对四五家媒体的记者，接待人员虚与委蛇，拖延时间，顾左右而言他。后来，南方周末的张力记者与他吵了起来。张力愤怒地问他：死人都回来了，难道你们还不肯承认办错了案？我离开京山并没有回广州，而是去了河北采访聂树斌案，但这次无功而返。如今，聂树斌案依然看不到尽头。2005年，多起冤案被曝光，其他如：湖北钟祥投毒案、唐山李久明冤案、河南胥敬祥抢劫冤案。河南商报前副总编马云龙先生将这一年称为“中国平冤年”。然而，老天眷顾了佘祥林，却吝于给聂树斌一点点慈悲，它只是让一个疑似真凶的人落网，却不肯让死去的女事主复活，也来给聂树斌一个迟到的公正。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年的某个时候，在网络上(这两年是微博)，总有人把聂树斌案再翻出来，吁请还死去的冤魂一个正义，给尚存的聂家人一个安慰。尽管每次都能获得高量级的转发，但是没有谁会回应它。所有人都知道那是一个错误，可是坚硬的现实总让人疑惑，这时光，其实并没有走动，在历史齿轮的那个凹陷里，污垢坚不可摧。今年3月份，浙江叔侄奸杀冤案平反，张辉、张高平接受央视采访时说，刑讯逼供进行了七天七夜。而此起冤狱只是“女神探”聂海芬无数荣誉中的一个，由此可见聂氏荣誉背后何其黑暗，一切非人的东西在那里大开盛筵。面对佘祥林们的新闻，我们无法感到安慰。因为那黑太黑太长，看不到尽头。　(贾云勇)回访手记平冤冀望“亡者归来”？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高院院长齐奇对媒体表示，他给高院和下辖各中院的刑事法官发了一本名为《冤案何以发生》的书，警醒他们如何防止冤错案件。3月26日，浙江张高平、张辉叔侄在历经10年冤狱后，被无罪释放。《冤案何以发生》的作者，是美国俄亥俄州前检察总长吉姆·佩特罗夫妇。吉姆·佩特罗担任法律公职28年，在任州检察总长期间，他推动该州建立起重罪犯和轻罪犯的基因库，并使用DNA比照，纠正很多冤错案。与这本书对应的是，张氏叔侄被无罪释放，依据的主要证据，也正是被害人指甲内提取的DNA材料，与真凶的比照高度吻合，这或许正是齐奇推崇这本书的原因。在采访佘祥林的时候，聊得兴起，我就从背包中，拿出这本书送给了他。佘祥林说，他一定会好好看看这本书。谈起DNA，佘祥林提到，当年那具被指是他妻子的尸体，面目已无法辨认。在他没有见过的情况下，仅靠妻子娘家人的指认，就被确定了身份，尸检后还被埋进佘家的祖坟。当时，公安机关也曾提及DNA鉴定，但要求佘家和妻子娘家凑齐两万元才给做。娘家不会出这钱，佘家又太穷，于是，佘的妻子便“被死亡”了。幸亏，她最终“亡者归来”，帮佘祥林洗清冤屈。这点，跟赵作海案如出一辙。那么，如果亡者没有归来，或亡者已亡，比如聂树斌案，佘、赵二人又将如何呢？答案自然不容乐观。但更不容乐观的还在后边。在赵作海案中，无头尸经四次DNA鉴定，都不能确定为失踪者赵振裳，而且法医鉴定的尸体身高比赵高了5厘米。死者的身份都存疑，赵作海却被严刑拷打，被要求承认杀了一个并没有死的人。而且，为赵作海作出不在场证明的邻居，和拒绝证明其杀人的情妇，都被拉到派出所里殴打恐吓。佘祥林案呢？在他服刑期间，家人曾了解到其妻仍在人间，可是，警方不但不去核实，反而打击恐吓佘的家人和其他证人，逼他们噤声。佘案如此，赵案如此，张家叔侄案……这个无限长的案件名单，难道不都如此吗？只是，太多冤案如果没有戏剧性的转折，如果没有权威部门的纠正，当事人在档案中，将永远以凶犯的身份留名。这不知道究竟是谁的耻辱。我问佘祥林，对避免冤案有何看法，他提出了三点建议。我不准备把它们写出来，因为它们在你所能看到的每一篇关于冤案的评论中都可以看到。这正是聂树斌母亲的无力感，你眼睁睁地看着一些东西把你吞噬，却毫无办法。(孙旭阳)寻找老兵：与时间赛跑，还历史的债日期：[2020年6月19日]版次：[AA38]版名：[南都深度 十年特刊]稿源：[南方都市报]定居缅甸的林峰2005年接受南都专访，追忆松山战役之惨烈。韩一鸣摄2020年4月1日，林峰(中)出席“重返缅甸战场”考察团晚宴，90岁的他是缅甸为数不多的健在抗战老兵。南都记者韩福东摄 关键词：抗战老兵经典报道：“寻访抗战老兵”系列报道　2005年5月9日-9月2日南都首席记者韩福东发自缅甸林峰穿着背心短裤，坐在客厅里看电视。他习惯看中文台，也很少穿缅甸传统服装纱笼。在缅甸生活超过了一甲子，他仍是一个日常生活中地道的广东人，最喜欢吃白斩鸡。不过，已经90岁的他，现在嚼起来有些费劲了。3月31日下午，有人送来一份请柬，上面写的是汉字，邀请林峰参加明日的一场晚宴，与来自中国大陆“重返缅甸战场”考察团的朋友聚会。大儿子念给眼花的他听，他显得兴高采烈。林峰是为数不多的在世中国远征军老兵。2005年，南方都市报曾以两个版的篇幅报道他出生入死为国抗战的经历。而此前，甚少有国民党老兵的事迹见诸大陆媒体。那一年，正是抗战胜利60周年。南方都市报连续60期推出“寻找抗战老兵”系列报道，并于胜利日制作84版特刊“抗日”，为这一长期被疏忽、怠慢和遗忘的群体书写历史。在尚健在的抗战老兵———尤其是原国民党老兵回忆中，2005年是一个关键性的年份。这几乎是他们摆脱污名化的一个开端。国民党主席刚刚从台北出发，在北京与中共总书记进行了历史性的握手。国民党抗战时正面战场的贡献获得承认，政府开始给这些老兵以物质补助，并归还原本属于他们的荣耀。民间的热情也在同一年激发。林峰受邀参加的那场聚会，组织者深圳龙越慈善基金会创办人孙春龙，也是在那时萌发了参拜国殇墓园的冲动。这些年，他们一直致力于“从关爱老兵的角度挖掘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关怀”。2005年“寻找抗战老兵”启动时，老兵已渐次凋零。彼时的当务之急是改善他们的生存处境，在这个起点上，我们又发现，对逝者的关怀同样亟须着力。2005年热情迸发林峰第一次接受南都专访，也是在缅甸曼德勒的自家客厅里。他那时身体还好，平日可以去附近他主导修建的一处教堂做礼拜。他家中墙壁最高处挂着一幅耶稣像，他是一位基督徒。从保家卫国的杀场回归，他对生命有了更具终极性的理解。当时采访他的南都记者王雷注意到，耶稣像下的大红纸上有四个金字“太平盛世”。对于“太平盛世”，一个抗战老兵有着更切肤的体认。林峰是广东梅县丙村人，在参军前的1941年，他在家中可以听到日军的炮声。附近的汕头市已经失陷了。第二年，19岁的林峰报名参军，考入通信兵第二团，毕业后分配到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部参谋处，1945年参加了收复松山、芒市、畹町战役。据林峰回忆，他当时虽然只是个少尉，但总司令和参谋长的军印都由他保管着，“总司令的军印叫做‘关防’，参谋长的叫‘钦记’。我负责起草文书，由参谋长审阅后，我再盖章，交给收发处发往各军、师部。”11集团军收发的文件，大多都要经由林峰的手，几乎每天都要加班。但战前的时光总体是悠闲的，他还不时到司令部驻地的圣鹿公园附近散步。松山一役极其惨烈，他印象深刻的是，战役结束后，和参谋部的同事们特意相约爬上山顶，“果然像大家说的，山上没剩一根草，一棵树，只剩下红土。”回忆中凝聚了太多战友的血水。南都2005年“寻找抗战老兵”报道，将很大部分版面，给了正面战场的国军。像林峰这样的远征军官兵，有好多位。无论出国远征，还是境内激战，无论姓共还是姓国，他们的述说都一样打动人心。2005年，是积压已久的中国媒体对抗战热情的一次大爆发。孙春龙所在的《瞭望东方周刊》，也采写了相关报道。那一年，他在缅甸采访金三角禁种罂粟一事，意外听一位国民党老兵讲述了自己的抗日经历。那位流落金三角的老兵情绪激动，指着他的鼻子说：“你们说我们不抗日，说我们是卖国贼，那么你说，在(云南腾冲)国殇墓园里，我们那么多兄弟是怎么死的？”那时的孙春龙，甚至连国殇墓园都一无所知。但他已经有了一种冲动，去了解和关怀那一段历史，和被历史尘埃覆盖的老兵们。从隐姓埋名到自豪4年后，孙春龙在缅甸曼德勒见到了林峰。此时，距离林峰离开家乡梅县，已经60余年。林峰还记得，参军时母亲叮嘱他要好好为国效力，打完仗尽早回家。没想到，一别即是永别。孙春龙此时已将大部分心力，投入到帮助流落他国的远征军老兵返乡上。2020年，他帮助同样身在缅甸的远征军老兵李锡全募款，让他回到了阔别70年的湖南老家。李锡全在长沙火车站广场，受到数百名手持横幅民众的自发欢迎，得到他本应享有的英雄礼遇。那一年，李锡全成为2020年感动中国候选人。从李锡全起步，老兵回家渐成一项运动。林峰也在2020年6月回到了梅州，他开始用客家话与亲友交谈，并去给父亲和四哥扫墓。南都记者也在一旁做了见证。2020年6月6日，记者袁小兵刊发的《70年回家路：一个远征军老兵的再次远征》，详述了林峰等9名老兵“从缅甸丛林和历史迷雾中走出来”，开始“一段游子的灵魂回归之旅”。云南省公安厅打破繁琐程序，迅速办好老兵回国手续，边防武警向他们敬礼致意，有些地方政府的领导还特地登门拜访，并送来慰问金。“不能忘记我们啊！”在2020年最近的这次探访中，林峰这样对南都记者说。他如今已有了理直气壮的底气。然而以往，他在缅甸漂泊，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缅甸身份证，无法外出和做生意，台湾方面未曾联系过他，那时候，老兵的身份成了或明或暗的忌讳。旅缅远征军暨后裔联谊会常务副会长王玉顺对南都记者说，大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国防部”曾通过相关人士，在缅甸登记尚健在的中国抗战老兵资料，给予补助金，但有的人申请了，最后的结果却是查无此人。“抗战时，改名字、换部队是很普通的事，我父亲也改过好几次名字，现在用的‘王之平’名字就是最后改过的。再加上，38师、200师阵亡者名录，现在都没完全搞清楚。我父亲就没申请补助。有申请到补助的人，台湾汇来的美金，经过官价兑换，拿到手的也很少了。”王玉顺说，在缅甸留下来的有几千名中国老兵，大多不想让缅甸政府知道身份，隐名埋姓，和当地人通婚是普遍现象。1960年代，缅甸排华，有一段时间老兵通过代理人回台湾比较多，但在台湾处境普遍比较差，“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去台湾后的工作是守大门。”林峰在1988年终于结束无根的生存状态，领到了缅甸身份证。他不大懂缅语，仍坚持汉语交谈，并把大儿子送到当地华文学校读书。但读到4年级，缅甸政府将学校收归国有，华语教育中断。其余的几个孩子，也就都接受缅语教育，不懂中文。王玉顺介绍，在很长时间内，留缅远征军中，存在亲共和亲台两种对立的群体，尤其是远征军第二代后裔。马英九2020年执政以来，也曾对留缅远征军亲属赴台求学给予优惠，他们可以在台湾永久居留。但王玉顺的父亲王之平对大陆更有认同感，一直未申请缅甸籍，拿的是中国大陆护照。1989年，王之平曾回过大陆。1990年代，中国驻缅甸使馆曾组织他们回国访问，去了腾冲、保山等曾经的战场，但他们并没有公开远征军老兵身份。王玉顺说，给老兵慰问金始于李进军任驻缅大使(2001-2005年)时期，一直延续至今。结合其他老兵的说法，他们应是2005年首次拿到政府发放的慰问金。这一年，抗战60周年的纪念和两岸国共和解的大背景，让迟暮之年的老兵迎来荣耀回归年。中国政府颁发了抗战勋章。按王玉顺等人并不全面的统计，当时在缅甸约有40多个活着的抗战老兵，他们都领到了勋章。一晃8年过去了，如今健在的已不超过15人。90岁的林峰是其中年纪最轻者。“林峰活着有种自豪感，每个老兵都有这种感觉。”王玉顺说。“我们每个人都欠这些老兵的”4月1日一大早，林峰就换上了白衬衫、西裤，打上红色斜纹领带，连头发都梳得一丝不苟。他在等下午5点，大儿子来接他参加中国“重返缅甸战场”考察团的宴席。和他一起出席的，还有另外4名抗战老兵，其中一位当年的女战士唱起了抗战老歌。孙春龙带领的“重返缅甸战场”考察团，送给他们每人一个按摩器和坐便器，还有3600元人民币———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这个金额将一直保持。当地的侨领也出席了宴会。孙春龙说，老兵日渐凋零，这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欠这些老兵的”。说者动容，闻者心酸。“当兵时相当艰苦……”对日抗战的林林总总，都浓缩在林峰这一句话里了。他现在每天窝在客厅里看凤凰卫视的新闻，这些天注意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不去参拜靖国神社，但会敬献盆栽的消息。“安倍晋三这家伙，他以前参拜靖国神社，我恨死他了。靖国神社祭祀东条英机，他是打中国的……”林峰说，以前他们抓到日本兵，都给予很好的对待，将他们遣送回国，因此对部分日本右翼以怨报德格外生气。让很多老兵触动的是，日本这个战败国，格外重视二战牺牲者的遗骸。“重返缅甸战场”考察团，这次也参观了位于仰光国际机场东北约5公里处的“日本人墓地”。这里小桥流水，宛如一处园林，墓地中有各种纪念二战缅甸战死的日本士兵的碑石，其中一块“缅甸平和纪念碑”是昭和56年(1981)“日本国政府”所立。在考察途中亦可看到，日本人为了在缅甸顺利建造一个“招魂之碑”，不惜成本在旁边修建了一个大型寺院。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实皆的日本慰灵塔群，甚至为战死的战马立了碑。据同行的远征军史专家戈叔亚介绍，二战后，日本人到海外寻找挖掘阵亡死者，最重要的地点就是缅甸。1970年代，日本组成“收骨团”，前后两次到缅甸收集遗骨共2.3万余具，国家承担了大部分的费用。而反观战胜国中国，在云南腾冲的国殇墓园和在缅甸密支那的远征军墓地，规模和气势均无法和日军墓地相提并论，且都在1960年代遭到严重破坏。密支那的远征军墓地，已被夷为平地。至于中国唯一一次将远征军将士遗骸收集回国，是在2020年9月，仅涉及19具遗骸。在缅甸境内为远征军立碑，把已成为仓库的远征军纪念馆恢复起来，收集散落的遗骸，这是孙春龙和他的龙越慈善基金会下一步想做的事。但他目前的精力仅限于关注漂泊海外的远征军，还无暇顾及国内更多的抗战老兵及其遗骸。在抗战胜利近70年后，一切还只是刚刚开始。原作手记那一次大胆突破《寻访抗战老兵》，是我加入南都的第一个大型策划报道，也是我在南都深度四年生涯的起点。2005年初，我突然接到时任南方都市报编委方三文的电话，邀请我加盟南都，负责深度新闻。2002年后，南方都市报开始从一份地方性的都市类报纸向有全国影响力的大报转型，其中评论和深度即是这一转型的两个支撑点，但多年来都市类媒体的风格依然相当鲜明，表现在深度新闻上则体现为三方面：选题以社会调查新闻为主，形态单一；视角上主要展现底层苦难，缺乏现代感；操作上重突破拿料而轻写作包装，既有草根之锐猛，亦有草根之粗莽。与国外成熟的主流大报相比，在专业主义精神和气质上相去甚远。我的一个主要思路，就是期望能将南都深度改变得题材更高端，视野更开阔，文本更精致，心态更平和，为了这一转型，深度需要一个大型报道来带动。没多久，一个契机出现了。2005年4月26日，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并会见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两岸关系破冰，国共两党关系也从此走入一个新局面。而这一年的8月，恰好正是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日，各家媒体都在围绕这一主题准备做大文章。在新的政治气候下，突破过去某些报道禁忌的时机成熟了。2005年5月9日，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推出了“寻访抗战老兵”系列报道，直到9月2日，共出60期。这一系列报道在当时有如下几点创举：它是第一次将抗战这一宏大历史题材，通过一个个具体老兵的视角呈现出来，从而显得细节丰满，血肉鲜明。在这一报道之后，抗战老兵的命运得到了全社会的空前关注，关于抗战老兵的故事反复被媒体书写，许多老兵的命运就此发生根本性转折，某种意义上，也是整个民族对他们迟到60年的偿债。它是在国共和解的大背景下，大陆媒体罕见的重点书写国军正面战场英勇事迹的报道。在寻访60名老兵的过程中，我们选取了参加过正面战场主要战役的老兵，包括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三次长沙会战、远征军两次入缅作战……可以说几乎涵盖了正面战场的全部主要战役，当然也包括了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英勇事迹，这对于数十年来被有意忽略的正面战场抗战报道，是一次大胆的全新突破。此后国军的抗战功绩，得到了官方和主流舆论的充分肯定和展现。它是一组文本精致的人物特稿式的报道，对于当时主要还以突发事件和调查报道为主的都市类媒体来说，也是十分罕见的，这组报道的成功，也奠定了南都深度向时政历史题材拓展和追求特稿文本呈现这两个主要方向的基础。2020年，南方都市报设立了南都新闻奖，以奖励上一年度本报最优秀的新闻报道。“寻访抗战老兵”获得了最重头的奖项———年度新闻大奖，那时的荣耀和激情，7年过去了，仍然历历在目、清晰如昨。(陆晖)回访手记寻找还在继续“因为我是光荣的远征军后裔！”在佛山读高二的女孩谢宜珊这样解释她来缅甸的原因。她刚刚17岁，是“重返缅甸战场”考察团年纪最小的团员。在曼德勒与林峰等人聚餐时，她在纸上写下一封“寻亲信”，复印多份交给在座的地方侨领和抗战老兵，希望他们能帮忙寻找失散70年的曾外祖父下落。谢宜珊和林峰是同乡。1940年代初，其曾外祖父参加抗战远走缅甸时，留下她仅2岁的奶奶，从此再未相见过。直到1980年代，老家突然收到一份来自境外的包裹，因种种原因未能去邮局领取，成为谢宜珊奶奶的终身遗憾。谢宜珊常听奶奶忆及少时辗转亲戚家求生的艰辛。奶奶有时会梦见自己的父亲一人走路归来，抱住她痛哭，述说亲情想念。每到清明时节，扫墓祭拜列祖列宗时，尤觉缺点什么。谢宜珊家是一个标本，其背后是成千上万因日军入侵而造成的类似梦魇。老兵们为国抗战，最后却安顿不了自己的归处。以幸存的远征军为例，他们中的小部分留在了缅甸，与亲人从此隔绝；另一部分则参加了内战，或亡或降，最后被派往朝鲜战场，兵戈铁马的血光之下，最终生还者已几希，还要面对解放后一连串政治运动的冲击。他们中的大部分，并没有等来2005年的荣耀。抗战史专家戈叔亚1983年从昆明去腾冲出差，看到国殇墓园里3000多块石碑，都在“文革”期间被砸烂，唯一发现完整的墓碑藏在一处墙角，上面是李根源写的四个字———“民族英雄”。那里无人守门，挂着当地党校的牌子。现场一个石匠情绪激动地对戈叔亚说：这些人都是打日本牺牲的，凭什么都给砸了？“他的话给我很大震动。他骂完后，我们十几分钟不说话，就这样对望着。”戈叔亚回忆。戈毕业于复旦大学，主修二战历史，还在腾冲当过兵，但这是他第一次知道此地还有个国殇墓园。很多年之后，腾冲墓园已经重新修建起来，这是中国境内抗战死难者最大的墓园，而更多的抗日烈士尸骨无人祭祀。活着的老兵，生存境况大多并不好。2005年接受采访时，他们多述说现实的窘困，政府颁发的微薄补助金，对他们意义重大。2005年以后，他们的境况有所好转，但难有根本性的改变。抗战时的上校科长苗青圃，被上将郭寄峤收为义子，而后的内战中，已是少将的他放弃赴台，向中共投诚，解放后受到政治审查。而他当年的黄埔同学、1949年还是中校的郝柏村———郭寄峤的女婿，后来则成了台湾的“行政院长”。几年前，苗青圃的后人给我电话，告知他去世的消息，而老人关于改善住房条件的愿望，被带到了黄泉路上。这个国家，一直对抗战老兵有一份亏欠。谢宜珊，一个17岁的小女孩，则连自己曾外祖父是死是活都还不知道。她想要了结奶奶的一个心愿。她曾外祖父名叫叶哺源，因是顶替别人当兵，后改名叶新扬或叶涌泉，广东梅州人氏。(韩福东)“彭水诗案”：中央曾下文告诫“以此为戒”日期：[2020年6月19日]版次：[AA40]版名：[南都深度 十年特刊]稿源：[南方都市报]彭水诗案经南都报道后，引起中央重视，官方结论定性为“一起基层党政领导非法干预司法的典型错案”。现在的秦中飞变得比以前更加谨小慎微。受访者供图关键词：因言获罪经典报道：重庆彭水诗案　2020年10月19日A16-17版南都记者刘伟发自重庆4月8日这天，秦中飞在讲台上度过了自己38岁生日。他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年轻些，说话时满面笑意，文雅中透着淡然。除去因长期失眠而一谢至顶的头发，“彭水诗案”投下的阴影似乎已经散去。7年前重庆“彭水诗案”轰动一时，被视作现代版“因言获罪”，时年31岁的秦中飞正是雷暴的风眼。该案全程跌宕起伏，一度成为保障中国公民言论自由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但通览后续进程，它终究难逃“一起无法复制的个案”窠臼，未能担负起社会与历史赋予的重任。这结果殊为遗憾。7年后回望“彭水诗案”，个体与体制碰撞后的支离破碎依旧触目。尤值深省的是，通过对案情的首次深度揭秘，该案原本曾获来自体制顶层最强力介入与引导，本是政府“纳谏听议”的垂范之举，却因基层政权一而再的阴奉阳违，最终沦为一系列“因言获罪”案中最著名的一桩，且仅此而已。“办成铁案”县委副书记要求从严处理，办成铁案。县长指示出手要狠，效果要好忘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7年前的细节依旧像个时时作痛的伤疤，镌刻在秦中飞心里。涂鸦《沁园春·彭水》之后，这个一向安分守己的小城教师，命运只能用多舛来形容。针砭时弊而遭遇政府指控，秦中飞并非首次，但借助全媒体时代的立体传播，“彭水诗案”最终成为最被关注的个例。如今回看，其进程不啻于一部峰回路转的悬疑小说，情节一波三折，结局更是难以捉摸。多年后，借助当年一份政府文件，如今看来依旧迷离的案情，终于有了答案。根据文件记载，2020年8月31日，彭水县县长周伟(该职务为时任，以下涉及官员亦同)接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福安电话，称社会上正流传着一条名为《沁园春·彭水》的手机短信，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周伟随后指示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周明光，查清该信息的编发人，并了解是否有政治图谋。秦中飞被迅速锁定。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谢拥阳和民警冯江龙对秦中飞的办公室进行检查，发现秦的电脑和手机里有发送《沁园春·彭水》的记录。两名警察上述行动后被认定“法律手续不全”。随后，谢、冯口头请求副局长冯久洪同意后，当晚把秦中飞带回进行询问，秦中飞承认向县教委副主任秦中和等人发过该短信的事实。9月1日凌晨，办案民警将秦中飞留置在刑警大队值班室，并戴上手铐。上述行为后来亦被官方认定为“违法”。9月1日上午，周明光召集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县法院刑庭、县检察院侦监科主要负责人，以及县司法局、县综治办主要负责人等人开会，研究秦中飞案立案等问题。县委副书记孟德华、县长周伟先后到会。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此案可以立为刑事案件侦办。周明光要求检察院派员提前介入。孟德华提出要求依法从严处理，办成铁案。周伟指示出手要狠，效果要好，五天内办结。案件经媒体披露后，时任彭水县主要领导均表示对该案不知情。县委书记蓝庆华委托县委副书记孟德华代为接受采访，孟表示“秦中飞罪轻罪重由法院判了算”；周伟称“在重庆开会时听说此案”，并表示始终未插手该案；周明光则承认，公安机关是抱着一种“老汉儿(父亲)被打了，儿子岂能不管”的心理办案。2020年9月1日下午，按照周明光的指示，谢拥阳等五名警察对秦中飞的办公室、住所进行了搜查，“并在法律手续不全的情况下”，对秦中和的办公室进行了搜查。搜查中，发现秦中飞的电脑里有别人转发的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图片，但搜查笔录未作记载。因该案线索提供人要求保密，周明光等人决定，将案件线索来源虚构为国保大队民警工作中发现，国保大队民警顾某补填了《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国保大队长谢拥阳补写了审核意见，县公安局副局长冯久洪补上了审批意见。填表和审批时间均提前到8月31日。9月1日晚，彭水县有关领导在县公安局召开专门会议，再次研究该案。文件显示，讨论过程中，“有些同志对秦中飞是否应立案侦查提出不同意见”。经统一认识，与会人员认为秦中飞编发短信的行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可以按公诉程序办理。周伟要求通过办理此案，打击少数，教育和识别一批干部，并批评县公安局办案组织不力，工作效果不明显，要求进一步加强力量，并指示整个工作由孟德华协调，政法方面由周明光牵头，检察院提前介入，指导办案。彭水县纪委、政法委、组织部、县检察院公安局主要负责人均参加本次会议。案惊高层南都报道后，该案引起中央主要领导的重视，并获得接连批示“统一认识”后，彭水县公安局即从刑警大队、治安大队抽调10位民警充实到专案组。9月1日晚11时许，以涉嫌诽谤罪对秦中飞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之后的几天里，副局长冯久洪安排专案组民警，先后将接到过秦中飞短信的40名群众通知到公安局接受调查。其间，彭水县公安局、检察院都没向上级业务部门报告此案情况。第一次转机出现在9月19日，秦中飞高中同桌李星辰，在个人博客上记载了这桩公案。因针砭时弊的短信诗词而遭到刑事拘留，秦中飞并非首次，但却成为全媒体时代第一个被广泛传播的个案。舆情迅速从个人遭遇切换至地方政府粗暴压制言论自由，现代版“因言获罪”迅速传开。案情引发全国讨论，彭水县对案件走向开始失控。9月27日，重庆市委主要领导人要求时任重庆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常委朱明国核实情况。朱明国了解情况后即批示彭水县公安局，以教育为主，妥善处理，迅速放人。9月29日，彭水县即以“犯罪情节轻微，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为由，对秦中飞取保候审。根据公开报道，9月29日，彭水县教委的主要领导徐某找到秦中飞妻子陈琼等人，要求其对秦中飞进行取保候审。遭陈琼拒绝。此后过程，颇为有趣。“9月30日，教委主任徐某和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再次与我们商谈关于取保候审的事。被拒绝后，该公安局副局长说，不管家属是否同意，秦中飞都要被放出来，只是例行通知一下你们。”秦中飞的哥哥回忆。后在秦中飞远房表哥申请下，秦中飞终于被取保回家。但彭水当政者的努力并未就此结束。知情人透露，此后，为了应对舆论压力和上级检查，周明光要求谢拥阳提供过去在办理秦中飞案件中发现的、但未依法固定的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图片。谢拥阳遂安排民警顾某，从复制的秦中飞电脑信息中下载了9张这类图片。这与当时媒体报道相互印证。孟德华此间对媒体表示，据目前的调查来看，“秦中飞破坏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形象，甚至牵扯到非法组织”，“已经由公安局国保大队立案并查”。10月7日，县公安局正式将该案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此时秦中飞已经重回教委上班，“每天都在惊慌中度过，只能睡几个小时”。这种担忧并未持续太久。10月19日，南都深度版率先刊登长达6500余字的报道———《重庆彭水诗案———一公务员编写短信针眨时弊被刑拘》，相关评论纷纷见诸报端。10月20日，该案引起中央主要领导的重视，并获得接连批示。10月22日，重庆市主要领导再度批示，“组织精干力量从速查实情况”。据不完全统计，在10月20-31日期间，内地就有20家报纸刊登了22篇言辞颇为尖锐的评论。10月23日，重庆市公安局组成调查组进驻彭水，对此案进行审查。10月24日，市公安局认定此案为错案，责成县公安局立即撤销。当日，县公安局撤销了案件。随后，县检察院给予秦中飞2125.70元国家赔偿。“教训深刻”官方结论中，“彭水诗案”几乎被全盘否定案发至秦中飞重获自由，“彭水诗案”历时不足两月。但由该案引发的讨论，则在官、民两端内部持续发酵。依照各自逻辑，各方针对本案的意义均作出深刻阐释。2020年底，中央相关部门曾向各地下发《关于“彭水诗案”的情况通报》。根据公开报道，广西南宁良庆区法院引述该通报称，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查办“彭水诗案”是一起政法部门不严格依法办事造成的错案，也是一起党政领导非法干预的典型案件，“教训极其深刻”。时任重庆常务副市长黄奇帆评价，“干预司法就是严重错误。”他说，“彭水诗案”反映出有的基层领导干部随意干预司法，在规范依法行政方面存在严重问题。他告诫广大领导干部，对待不同意见和群众意见应该心胸开阔，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官方结论中，“彭水诗案”几乎被全盘否定。政府文件披露，“彭水诗案”办成错案的直接原因，是定性不准，把秦中飞对当地党政领导的批评当作违法犯罪进行处理。“深层次的原因，是对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缺乏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应对办法。”彭水县公安局、检察院被指在当地某些党政领导的指示和压力下，先入为主，导致案件定性错误；为了罗织罪名，非法询问、非法搜查、非法留置，违反办案规定；为了逃避责任，不惜捏造事实，弄虚作假，欺骗领导机关和上级部门，导致案件一错再错。重庆市公安局事后调查，在具体办案过程中，当地某些政法部门执法随意，置法律和上级有关规定于不顾。此案几乎在每个环节、每个步骤、每项重要措施上都存在问题。“如滥用强制措施、违法调查取证，非法检查、非法搜查、调取证据不规范、询问讯问笔录不规范，一人办案以及指供、诱供、逼供等等。”“彭水诗案”中，秦中飞用手机短信描写了彭水县的一些社会现象，后经调查大多属实。在一份中央下发至地方的通报中，秦中飞的举动被认为是“广大人民群众民主法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越来越强，对党委政府提出批评、建议，甚至有一些偏激的言词，这是行使民主权利的正常表现。”“彭水诗案”后，彭水相关负责人职务出现变动。时任县委书记蓝庆华于当年12月被免职后，2020年2月14日被任命为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县长周伟2020年2月2日当选为该县县委副书记。时任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表示，蓝庆华是一次平级调动，均为副厅级，但比起原职县委书记的权力来说，小了很多，其中已经有了处分的意思。对于县长周伟的安排，黄奇帆说，不是出了一个事，所有人都要受到处理，这个事情主要是一把手负责，何况一把手已经受到处理。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文件，蓝庆华于2020年2月任重庆市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根据公开报道，周伟后调任酉阳自治县委副书记、县长职务，2020年11月开始任重庆大足区委副书记职务。“以此为戒”中央下文提醒党政干部不能以维稳名义，消除所谓“不和谐声音”秦中飞获得国家赔偿后，中央相关部门曾下发文件，提醒党政干部要以“彭水诗案”为戒，不能以维护社会稳定的名义，消除所谓“不和谐声音”，结果造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的恶劣后果。必须彻底转变这种思维方式和处理办法，严防此类事件的发生。然而告诫并未能杜绝类似事件。2020年河南灵宝籍王帅，因在网上发布了家乡被征农地的现状，遭到“跨省追捕”；2020年辽宁西丰县更是出现县委书记派人“进京抓捕”的丑闻。尽管事发后部分责任人受到处罚，如山东高唐董伟案中涉及的县委书记孙兰雨被免职，辽宁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也引咎辞职，但更多的则依然为“曝光———撤案———再无下文”的格局。2020年12月13日，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认定，高应朴以造谣、诽谤等方式，在网络上发表、转载及共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文章，存储及上传丑化领导人的图片，其行为已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高应朴的遭遇像个缩影。秦中飞之后，重庆市还有任建宇、方洪、刘勇、龚汉周、谢苏明和彭洪等人因网络言论被劳动教养。这些人的劳教决定后来陆续被重庆方面撤销。仅据公开报道统计，自2020年“彭水诗案”开始至2020年甘肃皋兰县人陈平福案止，6年间全国“因言获罪”案件先后发生至少20余起，几乎是每隔几个月，便有一个“秦中飞式”悲剧发生。秦中飞对每一个案例都很留意，私底下也为一些当事人的遭遇感到不平，但不再公开发表任何看法。他依然热爱写作，只是不再涉及政治。他开始刻意隐藏自己，极少接受媒体采访。“彭水诗案”之后，秦中飞回到原岗位继续工作，因严重失眠，头发开始大把脱落。课余之外，每天都上网，主要浏览新闻。现在微博很流行，他申请了账号，但基本不用，“网络上信息太公开化了。”他变得比以前更加谨小慎微。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但在这座城市里，他还是有些担心。担心被报复，担心惹麻烦，担心给家庭带来伤痛。他说，作为个体，如果冲撞了这个固有的规则，那么就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甚至惨痛的代价。“它就像一把锋利的钢刀，已经把我的人生残忍地一刀刀割碎。”原作手记一个顺民的获罪现在来看，彭水诗案像一串鞭炮的引索，在其之后，更多的案子炸响了，而其之前，不少言论自由的哑炮却还沉默着。2020年国庆节后上班第一天，我辗转几层关系，找到秦中飞。他刚获释，警方警告他不能离开彭水，他偷偷溜到重庆委托律师奔走伸冤，我订了当晚10点的航班，凌晨1点多到达重庆，我们在酒店聊了一宿。通观这些案例，背景及其相似，过程亦很简单，人也普通，小市民一个，背后也没什么政治目的和不良企图。比如秦中飞，事发前，他从中学老师调入县教育局做科员，私底下是个“孤独，自卑，不自信”的人，至今仍试图彻底摆脱这些性格的阴影。他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但唯有他一人进了政府部门，吃上了皇粮。“如果有选择，我还是喜欢现在的工作”，即便遭遇了牢狱之灾，这个靠努力读书，成功转型的农家子弟仍然如是说。家道中落自我封闭，并且认定读书是唯一能改变现状的出路。秦是个典型的顺民，有碗饭吃即岁月静好，世态安康，偶尔有点牢骚，但造不了反，成不了气候。但政府并不这样认为，在解释为什么当地媒体充耳不闻时，县委书记秘书说，秦是某非法组织分子。这是个严重的机密，重庆媒体恪守规矩，不去报道。“那么，有证据么？”“现在还没，”书记秘书说，“还在查。”类似对话，对我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十年记者生涯，十之八九是直面中国的灰暗面。在中国大地上，这些破败的、试图站起却又屡屡趴下的乡村，言及法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位上坐着什么人。比如“彭水诗案”事件中的当事人———县委书记蓝庆华，就是一位1966年11月出生的博士、副教授，以重庆大学团委书记，硕士生导师资本从政。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在此案上体现如此法制观，如此贫瘠，彭水诗案的发生，不足为奇。(龙志)回访手记恶例由此而开秦中飞的淡然有点出乎意料。没有满腹牢骚，也不喋喋不休，对于自身遭遇，尽管每一处细节都记得牢靠又清晰，但感觉上仿佛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他并不像吟诗作词针砭时弊的人物，或许从来也不是。1999年大学毕业后，秦中飞曾跟随两个哥哥去深圳打工，老母亲一个电话，又乖乖地回到僻远的小山城，并就此安心。他的理想不过是为儿子前途尽力做好铺垫，然后平淡而安稳地过完一辈子。所以，2003年被借调到彭水县教委工作之后，他总是最勤奋的那一个，对于体制的期待甚至高于平常人。涂鸦之作《沁园春·彭水》的落笔与传播，与其说是对当地政府政绩的苛责与戏谑，不若更像是一个有些自命不凡的小城文学青年，在偶得佳作之后的沾沾自喜与小得意。但整个事件的走向从来都在秦中飞的想象之外。遭受政府苛难是飞来横祸，面对来自舆论的普遍同情与最广泛的支持，秦中飞更是惊讶不已。他被视作“犯颜进谏”的英雄，“彭水诗案”也成为社会转型时期地方政府滥用公权侵犯公民言论自由的一例典型事件。应该说，除了始作俑者彭水县，当时各级政府的态度，均表现出应有的高度与重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训再度焕发新意。彭水县采取非理性态度时待政治民谣的做法被全盘否定，网络时代公众个体传播力量得到高度正视。例如，一份发自中央部委的总结性文件记载，随着时代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民主法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越来越强，对党委政府提出批评、建议，甚至有一些偏激的言词，这是行使民主权利的正常表现。“采取堵的方法、高压的办法，不让群众发表不同意见，甚至把群众的批评视为诽谤，动用专政工具进行打击、制裁，不仅不能收效，相反会激化矛盾，激起民愤。”只是美好的愿景往往昙花一现。通览彭水诗案后续进程，它终究还是未能逃脱“一起无法复制的个案”命运，未能担负起社会与历史赋予的重任。“彭水诗案”非但未成政府“纳谏听议”的垂范之举，反而开启民主法治时代侵害自由的恶劣先例。“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类似事件却再三出现，折射的是有的基层政府理念之落后、方式之粗暴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7年后的今天再看彭水诗案，进程依然令人震惊，结果却显得相当平淡。类似的事件多了，难免让人有习以为常之感。秦中飞现在彭水一偏远中学做副校长，行政事务多，没有实权也没有钱。买不起房，夫妻两地分居，儿子马上读初中，孩子的课业也辅导不上。人近中年，事业、生活双线乱糟糟，有点令人冒火，但相较后来者，境况算是较好的一个。谈及当年感受，秦中飞总是会想到无罪释后到重庆的一次经历：坐在轻轨车上，看见马路上的大人和小孩，慢腾腾地走着，看着湿乎乎的天，绿油油的树，那种时空交错，那种思绪万千。站在车厢里，他久久不能释怀。“能够自由自在地走路，不就是幸福吗？”(刘伟)癌症村：不写“死亡日记”这8年日期：[2020年6月19日]版次：[AA42]版名：[南都深度 十年特刊]稿源：[南方都市报]如今韦东英在路上仍会留意是否有工厂偷排污，但已不写日记了，“写有什么用？”南都记者孙俊彬摄韦东英2005年的“环保日记”。南都记者孙俊彬摄2020年4月15日，南阳化工园江城桥附近，卫浴厂的两根烟囱正在冒烟。南都记者孙俊彬摄 关键词：中国水危机经典报道：三个癌症村的死亡日记2020年11月5日A10-11版谭万能发自浙江萧山“早晨，我在钱塘江边的排污口看到了死鱼浮在污水中，就打电话叫葛建华拿照相机把当时的情况拍了下来……”2003年7月15日，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南阳镇坞里村的村民韦东英，在她的日记本上简单地写下了当天所看到的污染情景。这是后来轰动全国的“一个农妇的环保日记”的开始。这份日记断断续续写了4年，里面全是韦东英及其丈夫邵关通日常义务巡查所看到的污染状况，其中多数又是水污染。除了记录污染，韦东英还记录了自从1992年南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南阳化工园”）在她家门口成立后，附近村落因为患癌死去的村民的名字。“死亡日记”韦东英只记到了2005年，“环保日记”则坚持到了2020年。2020年11月5日，南方都市报以《三个癌症村的死亡日记》为题报道了韦东英的环保日记，及其所在村落的水环境污染状况。5年多过去，当南都记者再次来到坞里村，发现韦东英依旧愤怒、依旧绝望，而她守望的家园，依旧林立着形形色色的化工厂，村里的河道里，依旧淌着乌黑发臭的河水。公报写的和眼里看的2020年原本是杭州市政府承诺韦东英“彻底解决南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污染问题”的截止年，这是2005年韦东英当选为“杭州市十大平民英雄”时，杭州市主要领导给她的答复。这个回复至今未能兑现。2020年，对于萧山区政府而言，坞里村所在的南阳化工园的污染问题已不是主要问题，按照官方的说法，通过此前的整治，2020年8月，南阳化工园已经摘除“杭州市环境重点监管区”的帽子。萧山区这一年的主要环保工作，也是该区当年的“十大民生实事”，是要摘除包括南阳镇在内的“东片”整体被浙江省环保厅挂牌督办的“帽子”。当然，处理像韦东英等人的环保投诉，也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之一。该年度《萧山环境状况公报》的描述是：“河道大面积发黑发臭的现象基本消除，部分河道内再现绝迹多年的鱼虾；东片区域的区级污水集中收集管网和集中处理系统基本建成，废水纳入污水处理系统经处理达标后外排钱塘江。”2020年12月17日，萧山东区污染整治成功“摘帽”。但在环境公报里，也有耐人寻味的一笔，当年萧山大手笔建设“江东工业园区及以南区块污水截污工程”，以期待该工程的建成，解决江东工业园区、义蓬和新湾镇污水的出路问题，但其延伸工程4座泵站之一的南阳泵站被暂缓建设。这也是南阳化工园的污水从“自产自销”变为“外销处理”的开始，原本位于坞里村钱塘江边的“阳城污水处理厂”被改为“南阳污水收集中心”，将该区域的污水统一收集后，通过管网运输至“东片大型污水处理厂”（现已更名为“萧山临江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韦东英并不相信政府公报中所说的各种成绩，她更相信“眼见为实”。当官方告诉她本地环境质量已经达标时，她只能回敬以“那你们就来我们村里住一段时间试试”。村民们也并不认可官方认定的“摘帽”。在环保组织“守望家园”委托韦东英于2020-2020年期间在村民中进行的《环境污染基本调查》里，几乎都能看到“江河五颜六色，气味难闻”、“鱼虾绝迹”、“家门口就是污染企业”的描述。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几位村民，比如填调查表时年仅47岁的村民冯志光，半年后即因肝癌不幸去世，另一位填过表格的村民王江平，也在54岁时因肺癌去世。现在，这些调查表连同当年的“环保日记”、1000多名村民联名上书要求“要么搬工厂，要么搬民居”的请愿书等，都被韦东英收在一个档案袋里。“没有人真的帮我们解决问题”，韦东英说着说着会瞬间激动起来，这么多年通过官方和非官方途径反映问题，家门口的污染工厂就是搬不走。当年帮助过韦东英的NGO“守望家园”如今已经悄然解散，而倍感疲惫和挫折的韦东英，虽然仍在守望自己的家园，却也表示“做了这么多事情都没有效果，可能哪天就放弃了”。随之她又赌气般地说，“就让我们全部毒死在村里吧！”河水！井水！喝什么？自韦东英的名字见诸报端开始，坞里村（包括临近的赭山街道）就与“癌症村”三个字脱不了干系，导致问题出现的原因直指水污染。尽管官方一直没有正式承认这一称呼，但据卫生部门于2020年进行的“第三次全国死因回顾调查”结果显示，2004-2005年，萧山区人口恶性肿瘤的粗死亡率，确实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食管癌、胃癌、肝癌和肺癌的死亡存在村落聚集性，但坞里村并未在这一时段出现明显的癌症高死亡率。这一结果与韦东英在同期记录的癌症死亡村民名单相比，大致相若。这却又从另一方面也证实了，除了坞里村，萧山其实存在更多的“癌症村”。坞里村也并非名不副实。在韦东英2005年停止“死亡日记”后，还有其他机构做过类似的调查。2020年7月，浙江工商大学王学渊博士等人，通过问卷调查、查阅相关统计资料等方法，发现从1995年开始，癌症就已成为坞里村的高发病种。村民所患的癌症主要有：乳腺癌、食道癌、肝癌、肺癌、胰腺癌等。1995～2020年15年间，坞里村先后有72人死于癌症，占该村死亡人口的80%以上，其中最年轻的只有25岁。其中，仅2020年一年就有8人因癌症去世。而坞里村的常住村民约1500名，这15年的年均癌症死亡率，几乎是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与此对应的是，萧山区最近5年的《环境状况公报》中，几乎都有这样的字样：“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24项指标评价，全区主要内河水质监测数据与功能区的要求有一定距离，主要为总氮、高锰酸盐指数、生化需氧量、总磷、氨氮等指标影响达标。”、“属于劣Ⅴ类水体的为萧山市出口、尖山、头蓬、新围、瓜沥和前进六个断面”。上述6个水质为劣V类的出口，除了萧山市区外，另外5个全部位于坞里村周边村镇，也就是韦东英邵关通夫妇日常巡护的“一工段-二十工段”包含的全部萧山围垦区———从1966年开始，一直到2005年，萧山人先后在杭州湾围垦出数十万亩的土地。如今这片土地上，几乎到处都可找到工厂的踪迹。围垦区内河网交织，相互联通；内河以围绕钱塘江的抢险河（沿塘河）作为干渠，在其上有若干闸口与钱塘江联通。这意味着，只要围垦区内有一个村镇还在超标排污，整个区内的地表水都有可能不达标，事实也正是如此。这也是韦东英夫妇的日常巡护并不限于坞里村范围的原因。2020年，萧山临江污水处理厂投入运营后，内河中的水质仍是劣V类，而污水处理厂本身也成为新的污染源。据某国际环保组织去年发布的报告，临江污水处理厂排出的废水，在钱塘江里居然形成了直径约50米的黑色漩涡。该组织委托第三方机构检测发现，这些废水里含有“氯代苯胺、氯代硝基苯、氯苯、全氟辛酸”等多种源自纺织、印染工业的致癌或者潜在致癌物质。更让人担忧的是，原本地下水位就不深的围垦区地下水，也受到了地表水污染的影响。2020年，香港电台记者曾委托香港公开大学对取自临江污水处理厂排出口的水样，和取自坞里村一组胡妙龙家水井的水样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污水处理厂排出废水的总磷、氨氮和COD（化学需氧量）均较V类水质大幅超标，坞里村井水中的COD含量也达到惊人的123mg/L，是地表水标准V类水质限值40mg/L的3倍有余———村里的井水也已经是劣V类水质。对此，韦东英无可奈何地叹息了一会说：“喝的水跟排到河里的污水差不多，喝多了不得癌症才怪！”而迄今为止，官方除了在每年的环境公报中承认地表水未达标外，更多的仍是在强调他们在治污方面的努力，从未公开调查过环境污染与周边居民健康损害的关系，搬厂或者搬民居，都还停留在纸面。最后机会？1991年嫁到坞里村的韦东英，几乎没有体验过坞里村曾有的美好。在她到村子的第二年，南阳化工园就开始在他们村子里扎根、生长，继而制造尚无穷尽的污染。在她抗争了很多年以后，忽然发现又有人开始“重新发现”了坞里村曾有的美好。现在，走进南阳化工园的阳城路，会发现满街的“潮观天下”广告牌。在村口当年围垦出来的那一小块土地，如今被称作南围村的地方，一个被称为“观潮城”的旅游项目早已蜚声中外。坞里村钱塘江边的“美女坝”，正是这个观潮旅游项目依托的基地之一。在杭州市旅游机构的历次推介中，美女坝都是杭州最佳的观潮点。但如果你真的去美女坝观潮，就会发现，大堤西面是著名的钱塘潮，而大堤下沿塘河里的黑水，会不经意间飘来阵阵臭味。被狮子山、美女山、红山围绕的坞里村，是没有围垦前的钱塘江口两个主要避风港之一，被称作“赭山坞里”。南宋年间这里已经成为皇家狩猎场，并有“赭山十景”，其中第十景被称作“陆井留香”。三座山的命运各不相同。据韦东英说，狮子山被开采了15年的黄泥浮石，直到最近才开始恢复绿化；美女山则早已被一众工厂包围，红山则因为建有萧山机场雷达站而幸得基本保留原貌。在坞里村，还有另外一个机构悄然进驻，即“杭州空港新城管委会”。毗邻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的“区位优势”，可能成为改变坞里村及其周边村镇污染现状的最后机会。根据杭州市2020年出台的《杭州空港经济圈发展总体规划》，坞里村所在区块，有望打造成以旅游、餐饮业为主的观光休闲区域。萧山区的旅游规划中也提到“积极推进南阳经济开发区向钱江风景旅游区的‘腾笼换鸟’，鼓励现有工业企业依据资源禀赋条件，通过厂区用地的依法置换，营造新的旅游景点，逐步形成钱江风景旅游区的开发规模”。但韦东英并不相信这些“画饼”，她要看到的是工厂搬离、纵横交错的内河不再黑臭。2020年南阳街道办事处给韦东英的信访回复，除了对历年关停、搬迁、产能转移和新引进企业的介绍外，还提到将“大力引导发展高科技、无污染的生态行业，优先发展旅游餐饮等三产服务业。对化工园区新扩建项目进行严格控制。”回复还提到“根据空港新城的建设计划，周边农户的拆迁让地、异地安置也是指日可待的。”也就是说，当污染源消失的时候，为之奔走了数十年的韦东英等人，也可能随之离开。旧时坞里人会非常自豪地唱着“赭山坞里好风光，三面青山靠钱塘！”这样的记忆已经随着“赭山十景”一起消失。即便钱塘江大潮时，美女坝上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游客，那也并不见得是韦东英们想要的结果。“我只是想为子孙后代争取到一个健康的环境”，韦东英总爱念叨这句话，但即便这个争取到了，坞里村也再也回不到她丈夫邵关通幼时熟悉的钱江渔村了。原作手记“中国版水俣”何时醒来最近，我访问了日本九州岛西海岸的水俣市。那是一个两万多人口，山水海相连的小城，环海路上的樱花刚刚开过，另一些花儿又开了起来。站在小城的高处望向大海，不了解水俣历史的人们一定在想，这是一个多么心旷神怡的小城。可是，水俣的伤痕就摆在那里。“水俣病资料馆”、“日本国立水俣病研究所”，“明水园”里还住着60多位水俣病患者。那天，穿过水俣城中的一条小路，两位痴呆状的病人被人推着走过，陪同我的水俣病研究所的学者说，他们就是水俣病人。走在水俣，我想到了6年前，我和同事走在中国沿海经济快速成长的狭长地带上，见到了工业带给人们的另一面：大量的人患上癌症或不知名的病症死去，或痛苦地活着。2020年南方都市报刊出“中国水危机”大型系列报道背后，是记者们在全国十余省、市、自治区上万公里的艰难跋涉，对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等大河流域，对太湖、滇池等湖泊，对长三角、环渤海、川渝、中东部等经济区进行的持久调查。报道试图努力厘清中国水问题的病根并为之求解。6年来，我还会接到受访者打来的电话。他们总是问：我们怎么办？浙江省萧山市的韦东英，曾数次到北京找到我，想让我帮忙把她控诉当地污染企业的材料递给更多部门。我也试图做过，但收效呢？57年前，水俣这座小城因为一家工厂的水污染，导致居民大量汞中毒。日本政府1968年承认了这种事实，至今陆续认定了2000多人为水俣病患者。“水俣病”成为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期四大公害病之一。我不知道，我去过的中国那些同样出现大量病人的乡村和城镇，是否可以称为“中国版水俣”？至今，中国仍没有一个研究机构对因环境污染致病的现象，给出一个概念。我们知道的是，数年以来，有关中国水污染的事件仍然层出不穷，“中国癌症村分布图”在网上传播着，“华北地下水被污染”的消息还在流传。环境污染造成的伤害，愈合得非常之慢。水俣病事件确认后，日本政府花了大量气力整治水俣市，那家排污的工厂被拆分为两家公司，一家做生产，一家负责病人赔偿事务。水俣市被污染的海水区域，在检测后被全部填平，专门赔偿的公司已经为病人支付了2200亿日元。至今，仍然有新的水俣病人出现，病人与工厂和政府之间的诉讼，仍然在东京、大阪、福冈等地进行着。这就是环境污染造成的代价，“中国版水俣”何时才能醒来呢？被污染的地域每天都在增加，却鲜见哪个地方真正地拿出治理的决心和勇气。那些病人有的求医无门，有的耗尽家财，工厂仍在排放着污水，这种图景，将延续到何时？“1994年，政府决定建一座纪念馆，将日本历史上最惨痛的环境事件的伤痕，呈现给世界，让人类永远记住环境污染的教训。”水俣病资料馆的岛田馆长说。我不知道，我们何时也建一座纪念馆，把中国经济高速成长期的伤疤，永远铭记。（喻尘）回访手记污染企业为何赶不走2020年，当南方都市报记者兵分数路，前往全国探访水环境污染和水资源危机时，我们并没有想到数年之后，中国的水危机会愈演愈烈，水污染涉及的领域会越来越广。自来水质不达标、水源性缺水和水质性缺水同时存在、地表水污染改而不进、地下水污染频频曝光、近海污染导致水产品重金属含量超标……更遑论滇池、太湖这样历十数年治理几无改观的湖泊。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选择把目光再次聚集到东南沿海、聚集到已经被媒体多次关注的韦东英身上，试图通过对典型地区的典型人物的回访，再次勾勒水环境危机的现状。但我很快发现直接描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官方的记录中，永远是“污染是存在，我们也在重视，情况比以前大有改观，将来有更好的发展规划”等类似表述，但他们永远不会提到污染的具体情况。他们更不会提到居民，在记录中，只有一年处理了多少环保类信访案件。韦东英，这位与污染和污染企业斗争了近20年的民间环保人士，如今最想做的事情是放弃，不仅因为屡战屡败的反污染抗争，也源自利益多元化格局下，人群观点分野对其造成的伤害。想放弃的韦东英，其实作出了几个重大的贡献，至少她证实了水污染的存在，而且是持续的存在。但她至今无法证明一个关键的问题，污染到底造成了多大的环境危害，尤其是对人和其他生物造成了多大的影响。相比较而言，污染工业创造的GDP与修复环境损伤和居民支出的健康成本，孰多孰少，至今没人去算过账。韦东英的遭遇，让我想起去年探访过的泰国玛达朴（MapTaPhut）工业园，该工业园附近的村民曾因为化工厂污染导致的健康危害事件，告赢了泰国国家环保局，并直接催生了泰国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EIA）外，增设了健康影响评价（HIA）的要求。HIA在中国目前几乎是一个“闻所未闻”的名词，不管是拟建、在建或者已经在运行的工业企业，除了有一个卫生防护距离的要求外，从未对工厂排出的废弃物（废水、废气、废渣）对周边居民健康的影响作出评估，甚至能否按EIA的要求合法排放废弃物都不一定。唯一例外的是频发的血铅超标事件。这才是全国各地反对污染的民间人士们最大的困境，他们深受污染危害，却不能用自身的健康损害去证实这就是环境污染所导致的。进一步，既然不能证实污染影响了健康，在“达标排放”、“合符环评要求”的前提下，你就没办法赶走任何工业企业。但环境污染并不都是急性事件，甚至国家认定的水、土、气环境质量标准，经过一段时间后，还有项目的增删和具体指标的放大/收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任何工业园区，都应该尽可能避免靠近居民区和靠近水源保护地，但这一切都只能是理论上的假设。实际情况是，只要对经济发展有利，环境损害和居民健康危害，甚至排放标准，都不一定是第一考虑要素。更为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