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烈烈的广西剿匪

封江剿匪1950年至1951年，平南县匪乱严重，国民党特务、土匪武装袭扰新建立的基层人民政权，杀害革命干部、群众。清除匪患成为当务之急。为此解放军剿匪部队和县、区人民政府以及民兵组织，实行封锁浔江，切断江南江北的土匪联系和流窜，分别进剿江南江北的土匪。1951年1月12日，人民解放军一五四师四六二团首长在平南县丹竹乡发布封锁浔江的命令，并成立封江指挥部。当时我所在的部队驻于武林口和丹竹乡的旺村，负责封锁武林上至丹竹、下至白马圩的浔江段。沿岸的船只和往来民船，一律停航，更不准渡江。从广州、梧州到桂平、贵县、柳州、南宁载客的机动火船、电船，均需靠岸检查后才能放行。这样便有效地截断江南江北的土匪往来流窜，有力地支援和保证我剿匪部队围剿江北土匪。封江期间，我部和沿岸民兵日夜巡逻，抓获了一批企图偷渡浔江的散匪。同时解放军向平南县的大鹏、同和、马练、官成等乡，向藤县的大黎、宁康等乡和桂平县、金秀县大举进剿，活捉匪首余铸、甘竞生、杨到芳、林秀山等，击毙匪首黄品琼、黄巨英、韩蒙轩等。平南全县共消灭了17000多名土匪，取得了剿匪的全面胜利。广西省委、军区关于剿匪工作指示(1950年1月10日)(一)我军奋勇前进，迅速完成解放广西全省的任务，这是全党全军努力奋斗和广大人民支持的结果。现在敌人的主力虽已歼灭，但残余匪情却是严重存在，这是由于敌人在其主力被歼后，要以集中的武装力量来对抗我们已不可能了，然而敌人决不会就此甘心死亡，必然采取其他一切可能采取的各种斗争方式来对付我们，如组织匪特、收罗散兵和地方反动势力勾结，继续进行扰乱破坏，在群众没有充分发动之前，匪特这种活动是有它一定的社会基础的，特别是广西经过李、白、黄匪帮长期反动欺骗统治影响较深，更不容忽视。如果我们把敌人主力歼灭后，不接着清剿匪特，则我们人民将不能巩固已获得的胜利，而延长人民痛苦的时间。因为清剿匪特是人民的迫切要求，也是全党全军当前的头等任务，各种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一中心环节。过去许多地区的经验告诉我们，凡是新解放地区，那里要是不抓紧这一环节，便走弯路，就要吃亏。为此，我们不仅在思想上明确认识今天剿匪工作的严重意义，而且要全党全军更加积极行动起来，不怕疲劳，不避艰难，乘敌人立足未稳之时，迅速进剿，为彻底消灭残匪而奋斗。(二)剿匪斗争不只是军事斗争，而且是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因为敌人有一定的反动社会基础，并以残匪武装力量为依托，向我作垂死的挣扎，进行公开的隐蔽的军事的政治的斗争。因此，剿匪必然是一个尖锐的复杂的斗争。我们必须采取军事清剿配合政治瓦解和开动群众的武装自卫相结合的方针，正确执行这三者互相结合的方针，就是胜利的保证，任何单纯的军事清剿与片面的强调政治瓦解都是错误的。要知道军事打击是促成敌人更加动摇，便于政治瓦解与争取，但军事打击是重要的，一定要米取主动的、积极的军事行动，显出我们的力量才能迫使敌人分崩瓦解和投降，相反的政治攻势亦可促成军事进剿的胜利，同时，更需明确认识，军事清剿和政治进攻，都必须建立在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发动群众起来武装自卫，匪特很难彻底铲除的，就是一时得到胜利，也难永久巩固。所以在剿匪工作中，各级党委一定要紧紧掌握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三)为了很好地执行上述方针迅速完成肃清匪特任务，提出如下问题以供研究执行。1．军事清剿：首先必须在剿匪部队中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使其认识剿匪的政治意义，充分发挥干部战士高度的积极性和为民除害的决心，使他们能自动地积极动作，随时得到情况随时就行动，哪里发现匪特，就到哪里去消灭之，即使打不上扑了空，亦不气馁，但一打上了，务必达到消灭匪特的目的。在战术要求上，对成股的残匪应立即集中优势兵力，实行长距离的奔袭兜剿猛打穷追，对击溃分散之散匪、惯匪实行驻剿搜剿，并发动群众和政治分化争取等办法达到肃清。2．政治瓦解工作：首先要在群众中很好宣传“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特别对匪特家属宣传更为重要，但执行宽大政策，必须防止毫无边际的宽大，以免放纵匪首，助长匪焰，脱离群众，拖长清剿时间，镇压也要防止乱打乱捕，不讲政策的现象。具体地说就是对怙恶不悛为人民所痛恨的匪特首要分子，应在群众中揭露其罪恶，依法严惩；对胁从和被骗参加的分子，加以教育后令其回家生产，如有困难应设法予以解决；对于惯匪头子为害人民甚大者应坚决镇压，对一般匪众应根据其不同成份，罪恶大小，及参加时间的长短，分别处理，或判处徒刑，或进行感化教育，或强迫其参加劳动，使其改邪归正；对自轻敌松懈思想，或土匪多的地区发生恐慌现象，或不愿上山，不肯下乡等享乐思想，同时，也要防止不认识我们伟大胜利的前提下，过高地估计匪特力量，仓皇失措，表示灰心的倾向，我们深信在党委领导下，团结一致，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和指示，一定能够完成剿匪任务。以上指示，望各级党委详加研究执行，并及时总结经验，随时报告省委，并组织报导。广西省委、军区1月10日广西省政府、广西军区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布告省军联字第1号(1950年9月19日)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残余匪帮，为了在我国大陆上继续其各种罪恶的活动，阴谋破坏我社会改革与和平建设事业的进行，曾派遣特务间谍分子，从台湾、香港、越南等地潜入我广西省境，勾结惯匪恶霸，利用落后分子，捏造谣言，煽动暴乱，破坏革命秩序，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甚至以最残暴鄙污之手段，用剖腹、挖心、枭首、断臂、轮奸、活埋等万恶的反革命恐怖罪行，对付我觉悟起来的人民与我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这些土匪的活动，正是国民党匪帮军队，在大陆被消灭之后进行绝望挣扎，继续其出卖国家反对人民等罪恶行为的主要方式。八个月来，我人民解放军在全省党、政、民与各界爱国民主人士配合协助之下，已消灭土匪九万余人，除改编投降者外，并生擒匪首伪十七兵团司令刘嘉树，伪总司令甘定谋，伪象来武迁地区联防总指挥兼行营主任蒙志仁等重要匪首近百人，毙伤伪滇桂黔边区司令兼四二师师长胡栋才等重要匪首数十人，初步安定了革命社会秩序，并开始社会改革与生产渡荒运动。同时也指明了匪特分子，除掉投降自新或毙俘之外，别无出路。但残余各地的反革命首恶分子，在全国革命胜利形势下，在全世界和平民主力量日益强大的形势下，非但没有悔悟，竞利用美帝国主义侵略台湾、朝鲜，而更加紧其反革命活动。本政府、军区，彻底肃清匪特早具决心。过去为了争取改造误入歧途之匪特，对重要的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未予以坚决有力的镇压，此种宽大不仅未促进首恶分子的觉醒，有的反用作煽惑落后群众的藉口。今后，为了贯彻执行政务院与最高人民法院7月23日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为了进一步安定社会革命秩序，以便有步骤地进行社会改革与生产建设工作，为了彻底肃清匪乱，使被迫胁从分子早日经过教育改造，成为新人，必须对坚决的重要的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实行坚决无情的镇压。为此，特将在今后肃匪中仍贯彻执行：“首恶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予以重申，并将具体办法公布如后：一、凡组织武装暴乱危害人民生命财产者必须坚决剿灭，并将其主谋者、指挥者，及罪恶重大者，依法处以死刑。二、对以反革命为目的，而杀害我人民或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人民团体干部者，破坏桥梁道路，劫车劫船，抢劫国家仓库与人民物资者，必须坚决剿灭。其组织领导者、罪恶重大者与杀人凶犯，依法处以死刑或长期徒刑。三、对怙恶不悛的土匪特务分子和惯匪头子，依法处以长期徒刑或死刑。四、凡勾结窝藏上述三种首要反革命分子，而情节重大者，依法处以长期徒刑或死刑。五、对被迫参加，非匪首、凶犯，罪恶较轻者，在解除武装后，进行教育或劳动改造，使成为新人。但如继续为匪则必予严厉制裁。六、凡杀死匪首，立功来降者奖，凡组织匪众立功来降者奖，凡因密报匪情因而擒获匪首者奖。七、凡能于投降或被俘之后，自动报出匪情，指证匪首，积极为剿匪效力，经过证明，确实者奖。八、凡率部接受改编或率部投降或悔过自新者，无论首从，概予宽大处理，并依法予以生命财产之保障。望各界人士一体动员，向各地人民广为宣传，不要怕匪，不要信匪，不要通匪，不要窝匪；先要组织起来，防匪自卫，保护生产与交通；协助人民解放军与公安部队，早日肃清全省匪患，建设革命社会秩序，使广大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共同建设国防前线的新广西。主 席 张云逸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张云逸副 司 令 员 李天佑副 政 治 委 员 莫文骅政 治 部 主 任 刘随春剿匪战斗在小坳失利1950年4月18日，人民解放军一五四师四六一团三营的两个连，进剿聚集于广西平南县大鹏甘雅乡淡村、木碌村的土匪。三营领导人因误信“向导”中了土匪的伏击计。“向导”把部队带进一处叫小坳的狭窄山谷，突然遭到土匪的伏击，事先埋伏在山谷两边山上的土匪，向我三营部队猛烈袭击。由于部队领导存在轻敌麻痺思想，没有做好战斗准备，只得仓促应战。由于敌人居高临下，占据有利地形，三营虽被压缩在狭谷进里，处于被动劣势，但仍坚强还击。战斗通宵达旦。解放军紧急驰援大坳、小坳，土匪立即如鸟兽散。这一仗，三营牺牲官兵122人，这是该部自南下作战以来，唯一的一次败仗，也是剿匪中最惨烈的一仗。当时负责指挥三营作战的四六一团副团长王建勋受到上级批评和降职处分，三营教导员李华然下调地方部队工作，调任平南县大队政委。一批伤员被运回平南县城和送梧州军分区（一五四师）治疗。1950年恭城暴乱解说：1950年元旦，象州县的村民们迎来了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个新年，自由、欢乐写在每一个人的脸上，中平街也一改往日的箫条，变得热闹忙碌起来，1月8日这一天，中平街上突然聚集了一些生意模样的人，到了晚上，整个街上的客栈全部爆满，直到当晚夜班时分，一片狗叫狂吠才被证实，这里即将发生一场暴乱，9日黎明时分，国民党国防部少将视察官兼政治部主任郭宏炳等人，带领1000人的兵力把象州中平区围了个结结实实，而此时中平区内不过30人的地方武装，15个小时后，一场没有悬念的战斗结束，中平区人民政府被攻陷，紧接着象州的中兴，大乐、百丈等乡镇的暴乱也相继爆发，并且不断升级。许戈辉：这场突如其来的暴乱，给措手不及的象州县政府一个致命的打击，解放军官兵牺牲33人，90多人受伤。在县委书记祖振兴的指挥下，象州打响了广西剿匪的第一枪，三天后，沦陷的中平区失而复得，1949年年末，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进剿和政治攻势之下，白崇禧在广西设立的六大军政区的司令官们起义的起义，投诚的投诚，绝大多数都是不战而屈，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广西战役的胜利已经没有悬念了，一路凯歌的广大解放军官兵立即投入到新政权的建立和支持解放海南岛的征粮工作上来，而这一次的大规模的征粮活动却在不久后成为席卷广西的大规模暴乱的导火索。解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成立后，军队主要驻守在桂林、柳州、梧州、南宁这样的大城市，县乡则兵力亏空，此外，部分军队向雷州半岛集结，准备进攻海南岛，也削弱了广西的兵力，1949年12月11日凌晨，人民解放军第49军145师434团3营，从东、南、西三路进入恭城，很快“恭城县人民政府”的牌子在县政府大门外挂起，一个新政权诞生了，恭城县政府办公室里县委书记兼县长田继舫正在布置全县的征粮任务，8万担，执行这个任务的压力在当时着实不小。潭开光：当时呢村荒时期，1949年我们广西就已经是很荒，一年都是灾荒，到了1950年春天，那更加青黄不接，家家户户都没有米了，米缸里没有米了。解说：1949年，珠江水系在广州境内的柳江、桂江均发生了重大洪灾，处在桂江上游以北地区的恭城也受到不小的冲击，势江乡是恭城县为数不多的产粮区，1950年新年伊始，21岁的势江工作队队长周积伟带领着16名工作队队员挨家挨户地征收粮食。周积伟：当时下去的主要任务，根据县委的布置，就是征粮，因为当时云南、贵州、四川，这一代还没有全部解放，叫我们下去主要是征粮，当时的征粮的政策就是粮多多出，粮少少出，无粮不出，这个政策是很明确的，拳头主要是砸在地主富农的头上。许美玉：征粮的任务是地主是40%到50%，富农是35%，中农是15%，另外贫农、雇农基本上是没有。解说：征粮政策虽然明确，但征粮队员却做不到严格执行。潭开光：结果这些家伙他就把这个平滩，富人穷人都是一样，按人头给，你说那个贫下中农那还得了，就有三十个村庄集体暴乱，所以这个说明，我们的工作的确有漏洞了，我们失误了。解说：白崇禧到了海口，没有屈服于当时的落魄境地，指挥广西的旧部打游击抵抗“共匪”，是他在脑子里一刻不停盘算着的，在他的字典里从来没有出现过“投降”二字。12月的一天，受白崇禧指派的国民党特务梁赓，从香港来到钟祖培家中，向钟祖培传达了台湾白崇禧的指令，迅速发动游击战，牵制共军，配合国军从海南岛反攻，末了，梁赓把白崇禧给予的20两黄金活动经费交到钟祖培手上，接下白健公指令的钟祖培迅速笼络力量，一场直捣中共恭城新生政权的暴乱迅速酝酿。周积伟：召集了什么国民党退下来的流氓，地方上的土匪，还有那些这个流氓，还有那些因为解放初期不了解我们政策的那些农民，就是乌合之众。许美玉：但是因为这个征粮的任务，当时群众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认为比较重一点，所以土匪暴乱的时候，也有小部分，极少部分群众也参加了，除了地主富农、流氓、地痞以外，一部分基本群众也参加了。解说：此时的县委书记兼县长田继舫正满意于恭城顺利开展的征粮工作，对上报来的发生在1月19日、24日的三起征粮队员遭袭事件反倒理解为下层干部恐慌。周积伟：也可以讲当时县委思想很麻痹，以前我们也讲过这个问题，有一些土匪，县委书记田继舫节跟我讲，那是毛毛土匪不管他，你们照样征粮，这是田继舫跟我亲自讲的，跟我亲自讲的，他说毛毛土匪，当时县委的思想里面因为他们是经济土匪，是打家劫舍要钱的，不知道他们是要夺取政权的。解说：表面平静的恭城，一场血光之灾即将降临，1月25日凌晨，恭城县和平乡乡公所外突然一声枪响，这引起了乡公所内正在开会的14名征粮队员的警觉，就在他们反应过来是土匪袭击的同时，钟祖培部下的声音已经充满了乡公所，“砍掉一个工作队员的头奖光洋25块”，乡公所内的征粮队员在顷刻间被包围，不远外，对河村家中的钟祖培正在楼上观望，乡公所外的火光映在他的瞳孔上，而此时他心里却盘算着对嘉会乡、栗木乡的攻打应该也已经火热起来了，和钟祖培的势在必得不同的是，整个恭城县内解放军兵力空虚，恭城县14个乡，只有解放军1个连驻守，县城里有1个排，嘉会、栗木、莲花等6个乡各驻有1个排，离恭城最近的平乐地区虽有解放军主力5个营，但此前都已转移外线了，所以对于钟祖培来说，恭城这一战可谓胜券在握，他只等攻下和平乡公所，再拿下恭城县14个乡，就可直捣恭城县城的“人民政府”了，和平乡乡公所14名征粮队员在孤立无援又遭到火攻的情况下，被迫选择突围，然而，有8个人最终没有突围成功，而在距离桃川不远的莲花乡，恭城暴乱最惨的一幕发生了，25日下午，1000余名反共救国军围攻了恭城县莲花乡政府，工作队员及解放军40余人，仅突围成功2人，年仅18岁的女征粮队员秦克祯在突围中被俘，先是被裸体游街，后被10余名反共救国军轮奸致死，1月26日下午的恭城县，人民政府会议室里，县委书记田继舫脸色严峻，县城外，钟祖培带领的反共救国军3000余人，正向前逼近，而县城内，真正具有作战能力的兵力只有八连三排副指导员李树亭率领的36人。周积伟：我们是势单力薄，人数又少，武器又不精良，而且有很多，什么这个县委的夫人啊，还有他的保姆啊，还有炊事员啊，还有我们征粮队有些没有枪的，挑水的，煮饭的那些人都是没有枪的，我们这些武装的战士才有枪。解说：27日凌晨，恭城县城内火光震天，反共救国军百余人向县政府大门发起猛攻，解放军战士沉着应战，一一击退了反共救国军的3次进攻，黎明过后，反共救国军主力开始猛攻，解放军部队集中镇守的武庙岭高地，在兵力有限的条件下，李树亭选择镇守，恭城县城内这片仅有的高地作为抵抗的关键，恭城县1000米外的公粮存放地老周老庙，此时也正受到1000余名反共救国军的进攻。仅有的12名解放军在这里殊死抵抗，他们打到子弹耗尽，就与反共救国军展开肉搏，终因寡不敌众、牺牲11人，县委书记田继舫，副书记贺卫军等都是老红军，他们亲自上阵与驻守的八连三排一起与反共救国军在27日28日内，反复争夺武庙岭高地和恭城县政府大院，28日拂晓，急攻不下的钟祖培命反共救国军发起第3次总攻，连战2天的恭城守位部队，已是弹药不继，形势危急了。周积伟：从云林、从道延、从凌远这几个县就调了，三个营的部队，赶紧冲过龙虎关过来解围，大部队是29号的上午，那时大部队都到了，湖南永明秦明云的部队都到县城了。解说：就在坚守武庙岭高地的解放军，快要弹尽粮绝的时候，援军的号声在外围响起，八连三排和救援部队里应外合，最终合力击溃了反共救国军的围攻，钟祖培部队撤至钟山、永明，恭城交界处深山继续打游击，持续了整整5个昼夜的恭城血战终于告馨，恭城暴乱之后，解放军增援部队陆续开进恭城，开始后续的清剿工作。自恭城县城遭到解围后，钟祖培及部队就败退到小源冲，这里，他收到了女儿钟锦雯的信，已加入中共共青团的女儿在信中说，她已随解放军进入恭城县城，希望父母同来，钟祖培迟疑了，几日后，女儿又确切传来恭城县的态度，只要钟祖培回来，我们绝对保证他的安全，2月20日，距发动恭城暴乱不到一个月，钟祖培下山投降了，恭城县委果然对他款待有加，还成立了招抚委员会，请钟祖培担任主任，后来钟祖培在这个岗位上确实招抚了不少深山中的反共救国军投诚自新。然而历史最终并没有给钟祖培太多的时间，书写不一样的自己，一周后，135师434团接到广西省里的电报，立即将匪首钟祖培押解桂林处理，一年后的2月27日，也就是恭城暴乱一周年的日子，钟祖培在桂林被枪毙了。周积伟：没想到钟祖培在情理上讲下来不应该杀他，因为他是下来投降的，因为我们有政策，坦白从宽、脅从不问，立功受奖，有这个政策，同时这个县委也写到，他下来投降，保证生命财产的安全，他下来之后，你又把他杀了，你这政府讲不讲信用，你这县委讲话算不算话。解说：在当年时局不明的广西，钟祖培只是个开始，在钟祖培下山投降的五天后，又一位反共“英雄”在广西南部的玉林市横空出世了，1950年2月8日，张云逸宣布，广西省人民政府在南宁成立，此前在国民政府统辖下，连任广西省主席19年的黄旭初于1949年12月自感大势已去，向李宗仁、白崇禧提出辞去省主席职务，辞职后避居香港，在黄旭初执政广西的19年，广西与阎锡山执政的山西省并称“模范省”。此番空降的新政府主席张云逸能否得到广西的认可，可不像解放军打入广西来那样简单，恭城平暴后，更大规模的土匪暴乱在桂东南的平乐、玉林、柳州、梧州等地蔓延。潭开光：1月25号恭城暴乱以后，全省范围内这个土匪，股匪就蠢蠢欲动了，大家都大得鼓舞，说为什么这个，我们说这个钟祖培发动这个恭城暴乱，他这个罪恶真是滔天，为什么呢？它是一个信号也是一个动员。解说：1949年12月29日，解放军部队分几路开进玉林县城，桂南军政区司令官罗活无奈退入大容山游击区，在第三兵团南逃的路径，被解放军堵截后，罗活只得北出大容山，向平南县逃亡，从西江乘船东下香港了，他带着警卫连长甘定谋和数名贴身卫士左闪右躲，几次侥幸与解放军大部队擦过，才走出了大山。尹浩：国民党的专员罗活他逃跑前他就开了一个会，就发布了一个通告，还有他又组织了一些这个国民党的就是所谓的反攻大陆的人员，然后其中就有一个叫甘定谋的，是玉林南江这里的一个国民党的军，他原来是国民党军的一个排长，当时罗活就叫他来组织玉林的各地的土匪来搞暴乱。解说：甘定谋回到老家玉林县南江乡，就混入南江征粮队工作，工作不几天，他就发现上边对下边的征粮任务压得很紧，征粮队员们邀功心切，便时常与心存疑虑的粮食富户发生矛盾，甘定谋就借机暗中煽动群众中的不满情绪。尹浩：他们就暗地里串联的时候，他就对这些蒙骗的老百姓他就说，现在就是共产党对你们怎么怎么不好，共产共妻，还有什么征粮征税，加重你们的负担，要是推翻共产党，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你们就要去参加这个暴动，参加暴动的每个就发，三百斤粮食这样，就还有大洋十块。解说：甘定谋在两个月里，调集来反共救国军21个支队，骨干3000余人，但煽动起群众2万余人，1950年2月25日，暴乱枪声首先在玉林县罗田乡响起，玉林县25个乡，前后被腥风血雨所裹胁。杨焕强：土匪暴乱以后，就是气焰非常嚣张，他们就是专门就是，针对我们下乡征粮队，还有我们乡村的干部，就是作为主要杀害对象，见一个杀一个，还有我们武装人员，所以很多，乡政府被攻下来以后，那些人员很少能够存活的，基本上都杀光了，这场暴乱，不仅局限在玉林县一地，而是覆盖玉林全市，北流、陆川、博白等多县的大惨剧。丘恋璇：那时候正是春节，1950年春节，1949年就解放，解放就是两个多月就是春节，春节好高兴，我们的同志欢欢喜喜过春节，都没有想到土匪围攻的。李应泽：当时就是我们镇干部在值班的时候，值班的时候，土匪就围攻我们那个乡政府，其中就杀害了我们8个镇干部。尹浩：这些土匪手段很残忍，他们抓到这些工作人员以后，除了严刑拷打之外呢，有的还剖开这个胸膛，取那个心还有肝脏再挂起来，还有的女同志呢，还被轮奸，有的被活活轮奸死去。解说：2月25日到27日三天内，玉林频繁上演着惨案，如此残忍，大范围的暴乱震动了南宁，解放军开始大规模的镇压暴乱，玉林暴乱直至3月中旬才基本平息。尹浩：开始他们，那土匪还是一股一股的，还比较好打一点，就是说一打就消灭了一批，后来这些土匪，他们不敢跟解放军正面接触以后，他就分散了，因为他成股的话容易被消灭，他就采取分散，分散他们就都跑到大容山，六万山还有大哥县与县交界的地方，这个解放军他也改变了策略，就是说你大部队去剿找不着，那解放军他也是，采取一个连一个连这样，一个排一个排这样去剿匪，还有他派出侦察员去侦察摸情况，还有叫当地的工作人员和老乡，这样要是发现土匪的踪迹就报告，还有是叫他们带路，到山里面这些部队都是外地来的，他不熟悉，他语言也不通，所以就通过这样一发现匪情，部队就马上连夜奔袭这样过去。解说：直到1950年9月，玉林暴乱的始作俑者甘定谋才被抓获，解放军大规模镇压暴乱后，他就躲入了玉林境内的六万大山中，9月2日他和亲信乔妆打扮出山，被玉林军分区的侦察员跟踪盯梢，在住宿的酒店中狼狈被捕，口押送玉林枪决。尹浩：还有个别就，逃到境外或者是外地去了，比如说那个，就是我们玉林不是这个，云香精、正骨水是很有名的嘛，这个就是这个土匪头子陈善文他跑到了桂平还是平南的那边，后来被抓到了，抓到以后他供出他这个****，为了保命他供出这个****，家传****，然后就所以就，开始生产这个云香精、正骨水，这个世界都有名的这个，反正有华人的地方全世界都是有名的。解说：甘定谋策动暴乱时，拉拢进来做副司令的陈善文，本是隐居陆川县，远近闻名治跌打骨伤的圣手，被抓去后，因为中共有“对于有一技之长的罪犯愿意伏法者可给将功赎罪的机会”的政策，捡回一命，他的驳骨水、沉香精后来被送到朝鲜战场，救治了许多志愿军伤员。许戈辉：在广西十万大山掀起的一次又一次暴动，都在“遥领国事”的“代总统”李宗仁的掌控之中，即便是身在美国，他也从没有放弃对两广游击根据地的建设，政治上既反蒋也反共，但是实际操控权力更大，野心也更大的蒋介石，也使出了铁腕，他召开了“国民大会”将李宗仁弹劾，在台北“复行视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而另一方面，白崇禧被蒋介石邀到台湾以后，并没有得到承诺中的宝贵的行政院长职位，而是担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委以及“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等等闲职，20世纪中叶的国民党内部争斗依然不亦乐乎，而他们的对手正在酝酿发力。核心提示：1950年10月的朝鲜战场热火朝天，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打响了参战以来的第二次战役，迫使美韩军队南撤回至三八线，自1950年10月中国出兵朝鲜以后，广西的第38军即被派去抗美援朝，这样一来，广西的剿匪兵力就更显得单薄了。凤凰卫视8月31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许戈辉：1950年10月的朝鲜战场热火朝天，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打响了参战以来的第二次战役，迫使美韩军队南撤回至三八线，自1950年10月中国出兵朝鲜以后，广西的第38军即被派去抗美援朝，这样一来，广西的剿匪兵力就更显得单薄了。莫文骅曾就此事几次向广西省委建议，请中南局，中南军区考虑给广西增派部队，他同张云逸到中南局开会，也在提这个请求，中南局同意了，决定于当年11月27日派出21兵团的3个师由湘入桂协助剿匪，21兵团的司令陈明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前两个月还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任华中“剿总”副司令，当时，他受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影响，两人在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逼近长沙前，宣布和平起义，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后，时任湖南省临时省政府主席的陈明仁，曾经要求率部入朝参加抗美战争，中南军区却下达给他亲赴广西剿匪的指令，这样的安排在毛泽东看来，自有深意。解说：1950年11月，接到中南军区指令的陈明仁，率领21兵团开赴广西，前来接应的是广西军区副司令员李天佑。李亚宁：陈明仁现在很多人知道是国民党的中将军衔，1947年6月，我父亲指挥当时一纵还有加几个纵队，在打四平的时候，守城的将领就是陈明仁，陈明仁守城，李天佑攻城，当时应该是一个死对头。解说：昔日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东北战场上的宿敌，如今却峰回路转，殊途同归了，体会到毛泽东激将用意的李天佑当即表示，我李天佑再不把广西的土匪灭了种，就对不起他老人家了，接见陈明仁的宴会上，李天佑详细向陈明仁介绍了广西剿匪情况，并授权陈明仁指挥桂西北龙镇、龙安、百色等地的剿匪任务。1951年1月到3月间陈明仁与李天佑再度配合完成了对大小瑶山48路匪军的围剿。位于广西中部偏东的大瑶山，地势险峻，纵横数百里，处于广西的心脏位置，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明朝，大藤峡农民起义以大瑶山为根据地，与明王朝斗争了两百五十多年，清末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也始于大瑶山东南的金田村，而今，国民党战败退到台湾后，大瑶山被定为他们14个反共游击根据地之一。潭开光：大瑶山这个实际上是广西土匪组织的一个总司令部，这个他是在大概六七月份以后形成的这个，因为全省各地，凡是有电台的都跟他联系，都听他那边号令。樊东方：周边的桂平、柳州、平乐、梧州，周边几个地区的十几个县的土匪都聚在瑶山里面，这样子呢这个，当时估计大概有三万多人。解说：为攻下这座“匪军大本营”，李天佑设计了“围鸟驱丛、围鱼驱水”的战术，大瑶山是金秀县境内众多河流的发源地，围绕大瑶山从西、南、东三方向分出了柳江、浔江、桂江三个河系，李天佑利用瑶山周围的天然屏障，以大瑶山为中心，划出了“三江一路”的封锁线，从桂平到浔江为一线，从梧州到平乐的桂江为一线，从桂平到柳江为一线，此为三江，从鹿寨到平乐为一线，此为一路，这“三江一路”合起来长达1000多公里，穿越12个县境，形成梯形封锁区，把大小瑶山及其外围地区包围在中间，与此同时，李天佑又下令，对瑶山外围桂江，黔江和浔江，3条江中的20270多只船实行集中管制，江上断绝航行，直到战役结束，1951年1月7日深夜，李天佑发出“封锁瑶山”指令。李文举：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这样把他包围起来，不给土匪跑出这个包围圈，包围起来以后，逐步地把他们往大瑶山中心地带赶，这样一打土匪就往后退，退到大瑶山。解说：1月8日，解放军第二线部队继续封路封江，第一线部队则向瑶山腹地发起总攻，目标直指“早闻其名，不见其人”的大瑶山国民党武装四大“匪首”，甘競生、杨创奇、林秀山和韩蒙轩。樊东方：一个是国民党正规军的这个军官，还个是地方这个国民党的要员吧，比如说有的当过参军之类的，所以广西土匪的匪首并不是一般人们认为的，是那些打家劫舍的那种东西，是真是有一定的军事素质在，而且是思想比较反动的土匪，所以讲呢广西剿匪的艰难，和这些土匪的身份有很大关系。解说：这张珍贵的照片拍摄于1951年2月，被捕的国民党第48军军长杨创奇五花大绑，在解放军战士的押解下游街示众，被捕时杨创奇孤身一人躲在东安堡山的草丛中，被白天拉网搜山的解放军和民兵从草丛中搜出。杨创奇，广西玉林人，1950年钱任桂系第56军第229师少将师长，1949年11月其部在梧州被解放军击溃后，杨创奇从梧州逃至香港，在香港收到白崇禧新的任命后，又于1950年7月潜回大瑶山周边活动，任广西反共救国军第3路军第48军军长，成为桂东军政区副司令员甘競生负责下，大瑶山反共游击基地的一名骨干分子，1951年2月，杨创奇在与解放军的又一次对峙中突围不成，慌乱逃跑时曾一度与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目罗焕忠同路。瑶山剿匪是广西剿匪中的重要战斗解说：四大“匪首”里，最后一个“匪首”“桂东六县清剿指挥部司令韩蒙轩的日子也不好过，2月27日，韩蒙轩及其几名亲信卫兵已断粮半个月，副官何启怀终于耐不住饥饿，近乎撕破脸地争得韩蒙轩同意下山觅食，下山后，何启怀在一户瑶民家中也就是等待一顿饭煮熟的工夫，何启怀成了解放军的俘虏，何启怀被解放军带着上山寻找韩蒙轩，在一处香菌树丛里，遭遇了正在吃食的韩蒙轩，韩蒙轩假装投降，待解放军靠近时却突然放枪，打死打伤解放军战士各一名，班长周德林在韩蒙轩快要冲进一片原始密林前，连射几枪，将韩蒙轩当场击毙，在围剿大瑶山的战役里，反共救国军中因饥饿投降下山的还有一位被称为“老瑶王”的李荣保，李荣保，原名冯荣保，1920年代是桂平县紫荆山区瑶民里的权威人物，因英勇抵御侵入本区的土匪，功绩显著，引起李宗仁的注意，1931年，冯荣保与李宗仁在南宁结成兄弟，改名李荣保，李宗仁将李荣保及其领导的瑶民武装起来，派他们转到桂平县木山山区剿匪定居，成为一方武装组织，实行瑶民自治。李文举：这些等于像这个民间武装，有事儿你就出来，没有事儿你就在家劳动，就把当地瑶民，这样子组织起来归他领导。解说：1949年12月，桂平县城解放后，李荣保被台湾国民党国防部提升为反共救国军七县民团总司令，参与盘踞大瑶山的土匪活动。李文举：没有什么血债，没有什么，因为他们瑶民过去是老实农民啊，一下子你让他干这个，他没有，他在本土，国民党给他的枪什么，他都是在家里的都是守家用的，这样李荣保他也没有多大罪恶，解放后的时候他自新就投降了，剿匪的时候他投降了，投降以后就带他到，我们金秀这里了来这里改造，改造那个时候给他打扫厕所，搞卫生这些，后来不久把他拉到桂林去，后来之后在桂林病死了。解说：1951年3月5日，大瑶山地区重点剿匪大会战结束，因为大瑶山会剿的成功，李天佑得到毛泽东两次电令嘉奖，官职也从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升为司令员，这段战斗经历，化入了他的回忆录《瑶山的春天》里。樊东方：所以可以讲瑶山剿匪，在整个广西剿匪当中，是很重要的一场战斗，同时扭转了广西剿匪的被动局面，所以讲广西剿匪最后转折应该是说大瑶山剿匪，这个胜利以后，取得胜利以后，剿匪的局势急转直上了，所以讲瑶山剿匪在广西剿匪过程中，是比较重要的一场战斗。解说：1951年3月17日，中共广西省委召开第四次高级干部会议，决定集中21兵团52军215师兵力进剿桂西北地区“股匪”，并首先把进剿指挥棍指向了地图上一处叫四十八弄的地区，弄，壮族语，意为石山间的平地，四十八弄地处柳州以北的中渡县，弄区地形特殊，弄内石山溶洞密布且多有相连，山岭重叠，共有48个险处，因此得名，国民党统治时期，桂系集团即在此经营多年，使之成为桂系在桂北地区的一个重要堡垒，国民党败退台湾，桂系土崩瓦解之后，蒋介石，白崇禧委派国民党上校情报参谋何宗剑，化名向天雷，从台湾回到老家雒容，经营四十八弄的反攻复国基地，向天雷又委命其叔父大地主兼在乡军官的何次三为“桂中军政区”司令，利用何次三广泛的社会关系笼络周边资源，1951年4月1日，四十八弄嘮死坳山顶，平山644团8连连长王光汉带领的“飞行组”一路追踪何次三到此，忽然，他们看到大向弄山腰上有炊烟上升，于是立即对山腰实行了围堵，逐渐围近的飞行队看到，何次三正借着雾气做饭呢，王光汉劝何次三投降，何次三坚决不肯，带着卫兵殊死抵抗，直到被乱枪打死。向天雷则灵活狡猾的多，先是伪造自己的死尸，以掩人耳目，试图金蝉脱壳，可215师2营长武富有却牢牢记着向天雷左手小指只有四节的特征，判定向天雷并没有丧命，仍在四十八弄里，3月31日，武富有连队在屯球捉住了一名匪兵，由这名匪兵带队，连队寻到了其营长潜伏的山洞，生擒了一名匪营长，直到超过活捉向天雷期限的第4天，武富有在再次审讯俘虏的时候，才辨认出一直蜷着左手的这名匪营长就是向天雷，4月20日，四十八弄剿匪全部结束，国民党“桂中军政区”宣告彻底覆灭。这是1951年4月30日，广西军区召开庆祝剿灭全省股匪胜利大会的场景，进入1951年4月，解放军又重点进剿了百色地区股匪，5月底，宣告广西全省股匪基本消灭，7月底，大规模军事进剿结束，直到1952年12月，历时三年的广西剿匪全部结束，时至今日，离广西剿匪那个枪烟弥漫的年代，已经过去将近60年了，如同大瑶山和十万大山上空常年不散的云雾一样，广西剿匪的真实数字一直是笼罩在这个大事件上的一层迷雾。潭开光：说广西剿匪，我说呢，后来我们算这个究竟杀了多少，这个数字是对的，三万多嘛，总共三万四千多嘛，但是总共抓了多少土匪，消灭了多少，我只统计了我们的军事剿匪，地方公安的，包括我们部队协助你地方的统计都由公安统计，数目就统计到1951年9月，我们就算了42万9378人，这个数字在全国来说，在人口平均数来说广西是第一人，广西当时剿匪，解放的时候广西才1700多万人，你抓了42万，如果加上地方公安统计，公安那个统计可能50多万，50多万算一算，多少人一个比例。许戈辉：从1949年12月到1952年12月，人民解放军参与广西剿匪前后历时三年之久，作战时间之长相当于打了另一场解放战争，林彪，李天佑等四野战将亲自上阵，率兵超过100万，而这三年，同样是蒋介石，白崇禧的国民党为复国大梦集中做出的最后一次发力，尽管1950年代后期，两广上空空投包不断，新生政权里特务身影忙碌，1965年蒋介石又为反攻大陆做出了最后一博，但是这一切已经是无力回天了。李文举：当时就全国来说 广西土匪最凶最多张付华：杨创奇跟罗焕忠讲，他说我真后悔，当初已经跑到了澳门了，已经获得了余生，我现在又稀里糊涂地回来了，现在大事不好，怎么办。解说：罗焕忠得到情报人员报告，解放军在象县大樟一地安置的兵力的较少，可从此突围，但就在二人奔向象县寺村方向，越过一公路时，附近哨卡又是枪声大作。张付华：罗焕忠跟杨创奇走散了，结果这个罗焕忠想一想，他就跑到山下投诚去了，结果杨创奇逃到快靠近柳州那个地方被部队抓住了，抓住了，然后就被枪毙了，这个罗焕忠后来在解放以后，在福利院生活得很好，他也很庆幸自己投诚自新了，没有跟着走到底。解说：1951年2月，在南宁的公审大会上，杨创奇被宣布执行枪决，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进剿下，国民党武装头目甘競生、林秀山、韩蒙轩率大部土匪退缩到瑶山中心地金秀一带。李文举：从我们广西，据我们了解没有哪个地方剿匪牺牲这么多人，就全国来说，广西土匪最凶最多，广西的最多最凶也是金秀。解说：解放军进剿到瑶山腹地后，国民党武装游击队大部已被冲散，化为小股灵活行动，解放军的剿匪战术也由此变为以变应变，分散对分散，组织精干的“飞行队”对“匪”奔袭围堵，这一招在捉捕老奸巨滑行踪诡秘的甘競生上尤为奏效，甘競生，广西苍梧县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历任国民党军旅长，师长等职。潭开光：最大的土匪头就是甘競生，甘競生他是桂中军政区的副主任，主任是他的老哥子甘丽初，所以他们这些，甘競生又跑到了香港，以后白崇禧又派回来，所以他这个身份很光耀的，在土匪层里面，他既是土匪又是特务。解说：其实早在李天佑到达桂平前线指挥所时，甘競生就集结大瑶山主要国民党武装头目，在一个叫六巷村的地方急定了对策，各部分散突围到大瑶山外围袭扰兵力空虚的柳州、梧州、桂林3座城市，以“围魏救赵”，只可惜这一情报不久后，被李天佑识破，将对瑶山的封锁日期提前，甘競生们就只能在解放军搭建的围城里狂奔乱撞了，1951年1月8日，甘競生率主力3000余人从大瑶山平竹一带突围，即遭到解放军迎头痛击，甘競生仅带3名亲信卫士开始了后来“逃亡之旅”，与林秀山、杨创奇等部也失去联系，2月7日，甘競生逃入平南县，一个石山洞内的行踪，被跟踪追击的“飞行队”暗中掌握，由将功赎罪的国民党通匪甲长郭士兴带路，包围了石山洞，一阵枪火对峙后，甘競生受伤被俘，不同于杨创奇和甘競生国民党正规军军官出身的背景，国民党126军军长林秀山历史上就是惯匪，算是瑶山的大小匪首中匪龄最长的一个。樊东方：林秀山这个人呢，他算是地痞流氓之类了，也从15岁就开始栏路抢劫，后来就参加了旧桂系，旧桂系就是陆荣廷军，后来又被国民党招安，到解放初期，又在白崇禧组织成立军政区的时候，又委任他当126军的军长，他这人又是土匪出身，又是在国民党军队里面也是干到营长，是集土匪和国民党军官于一身的土匪，后来也潜伏到大瑶山里面，这个是在土匪里面，大土匪里面比较典型的一个土匪头子。解说：林秀山，广西鹿寨人，1949年解放军进军广西前，受白崇禧召见，被白崇禧命为桂绥第二支队上校司令后，在鹿寨一带组成3000余人部队活动，1950年，林秀山部被桂中军政区，司令官王景宋改编为126军，林秀山升为少将军长。在1950年10月中共广西军区对柳江、雒容、武宣三角地带的冬季重点进剿中，林秀山部被打得溃不成军，无法在当地继续立足，林秀山就率残部往大瑶山游击基地头投靠甘競生去了，1951年2月的大瑶山天气寒冷，还下起了雪，在那个广西的冬天，很多“土匪”的投降都与饥寒难耐有关，林秀山逃到大瑶山最高峰，圣堂山下的大湾村时，已饥肠辘辘，他令卫兵到山下瑶民的红薯地里挖红薯充饥，卫兵刚下到红薯地里，就被埋伏的解放军捉住了，为抓住这些藏在深山老林中的反共救国军，李天佑除了布置锁定目标，从数百里外长途奔袭的打法，也实施布点驻剿，打通解放军与当地瑶民的关系，红薯地即是解放军从瑶民手中保住的诱饵。樊东方：当时为了配合这个群众工作，从十几个县中党政军招了四千多人，组成这个随军工作队，剿匪部队进去，这个工作队就跟着进去，所以一面发动群众，当时是主要慰问那些瑶民，送一些急需用品，比如说盐啊，布啊，药啊，都给群众，目的就是要发动群众起来，配合解放军围剿土匪，所以这个工作呢就是军队进剿跟群众工作同时进行，另外也通过发动群众同时采取政治攻势，最后大瑶山剿匪里面集中取得胜利的一个方面就是政治攻势，也起到很大作用，最后统计大概有一万七千多土匪是投降自新了。解说：孤身一人的林秀山只得自我解放，2月26日晚，林秀山眼见解放军举着火把押着自己的卫兵搜山一天，无功而返，终于在静下来的两夜里放松了警惕，下山挖红薯，却不知自己中了解放军欲擒故纵的圈套，他刚一入地，就被埋伏在附近的解放军扑了个正着。潭开光：抓到林秀山以后，他还不服的呦，他很不服，他看到解放军跟民兵，跟人民群众一起去抓他，他那个时候非常，他不是说佩服这个共产党，而是说共产党太会笼络人心了，那比我们国民党强啊。凤凰卫视2020年8月30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许戈辉：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军正式向南韩发起进攻，并大举越过三八线，朝鲜战争就此爆发，两天后，最让毛泽东担忧的事情发生了，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第七舰队进驻台湾，阻止任何对台湾的进攻，确保台湾及台湾海峡的中立化，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对此自然是欣喜若狂，美国无异于救了国民党的命，一扫他内心半年来的郁结，他急切地盼望朝鲜战争发展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好借美国的力量实现反攻大陆的大计，朝鲜战争爆发当天下午，他就复电李承晚和麦克阿瑟，决定派出精锐的52军约33000人，经空中或者海运赴朝鲜战争投入战斗，朝战消息传到广西，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当地的反动势力倍感沸腾，扬言“第三次世界大战”将起，“蒋介石反攻大陆”在即，于是，广西各地暴乱又起，甚至比恭城、玉林暴乱的时候还要严重。解说：1950年八九月间，广西全省102个县当中，就有97个县匪势蔓延，500多人被杀，2800多万斤公粮，26万多头牲畜被抢，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地痞恶霸势力到处扩大组织，建立政权，反共组织由分散领导走向统一正轨，7月，台湾当局派中将高参陈家礼潜入十万大山，与韦雨庄策划召开桃源会议，韦秀英以“反共救国军盟主”的身份参加，会议决定，邕宁和钦县两地的各路“反共救国军”统一由“两广边区民众反共救国会”指挥，一个月后，这个组织再次开会，讨论扩大“游击区”和扩充反共骨干计划。反共之势日益水涨船高，而解放军选择的应对方案却是“以退为进”。1950年进入7月，广西天气已酷热难耐，不再适宜进行大规模剿匪，广西军区部队进入夏休，只在局部爆发暴乱的县乡实施重点出兵进剿，7月13日至8月3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精神的指导下，南宁、中共广西省委召开了，广西地委书记整风会议，亦称第二次高级干部会议，8月10日至9月1日，广西军区召开党委扩大会。潭开光：真正我们说整风是领导层这个整风，领导层，师以上的，作战部队，每个领导都以一个执行剿匪政策，正确不正确要划一个界限，每个人你都说，你在执行正确不正确，哪些正确了，哪些不正确了都要写出来，当时还是很严的，这个每个人都是这样。解说：张云逸带头做了自我批评，据说那几天他的面部明显浮肿，时场脸挂倦容，很显然，因为压力太大，他的健康状况很是不好。潭开光：张云逸又是司令员又是政委，又是省主席又是省委书记，还是政协主席，五职一身兼，所以他这个压力顶大的呀，他也不能乱来的呀。解说：广西省军区副政治委员莫文骅，在3月第一次高干会议上做的《广西四个月剿匪初步总结》的报告中提出，“宽大与镇压”的政策在执行上存在着两种错误偏向，即“宽大无边”和“乱打乱捕乱杀”。时隔四个月，莫文骅在做《八个月剿匪与发动群众总结报告》时，这两种偏向依然存在。张付华：有些土匪放出去以后，就把举报他的那些群众杀害了，杀害了还讲你跟着共产党走，我被抓到共产党宽大我，我现在抓到你我不宽大你，把农会主席都杀掉，最后群众就讲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毛主席讲宽大，他就不敢靠近共产党了，我举报了，结果你把他宽大了，他回过来报复，把我全家都杀了，这有很多教训。潭开光：我们当时剿匪的时候，按照中南局政策来说，广西比较特殊，为什么说特殊呢？因为它是没有一个省像广西一样的李白控制组织二十几年解放的，没有，再一个广西过去历史上的土匪比较多，匪民不分，所以就提出广西剿匪要稳妥一点，这个，这个稳妥一点，是我们领导在剿匪方面的要求，偏宽了一些，说你抓来了以后，看看本来就是群众，抓来以后就放了，本来是匪你有的当成群众也放了。解说：基于广西的特殊情况，广西省人民政府和广西军区于7月14日联合发布了关于乱捕乱打乱杀者必须依法惩办的命令，“今后凡有任意侵犯人民自由权利者决以依法惩处”，对于“宽大无边”的现象，广西省委军区则颁布了《关于镇压与宽大政策的具体规定》，指出要严厉镇压的六类匪首恶霸，通过整风，统一了剿匪认识和决心的广西省委军区，于9月18日发布《冬季剿匪指示》，10月，冬季重点进剿在开展土改的17个县开始，1月后即取得剿匪1.8万人的战绩，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一带的国民党残余武装开始向主要山区，他们的反共游击根据地集中，广西军区受到中南军区的通报表扬。毛泽东为何亲自过问广西剿匪？新中国成立以后，国民党撤往台湾，但仍留有一小部分残兵占据深山密林，在大陆负隅顽抗。他们与国民党在中国大陆潜伏下来的众多特务相勾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新中国的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做出了在一定时间内消灭土匪特务的决定，这就是建国之初著名的“镇反”运动。1950年3月中央下发《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其中说到：对反革命活动，“各地必须给以严厉的及时的镇压，决不能过分宽容”。同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镇压反革命的任务，要求全国广泛开展肃清土匪特务的斗争。《指示》发出后，全国“镇反”工作如火如荼，各地相继大张旗鼓地展开了反特宣传，公审并处决了一批罪行重大的反革命分子。但最终效果并不太好，执行者往往片面理解镇压与宽大的刑事政策，过分追求宽大处理，形成“宽大无边”的倾向。主要体现在：一，镇压力度不够。到50年8月，在捕获的二万五千零四十一名特务中，处死的只有六百三十九名。所破获的一百三十五起要案中，有处理报告的仅十余起。南京自解放以来只处死过四人，青岛只有两个，福建匪患严重的建瓯县未有一人；二，量刑较轻。由于过分追求宽大处理，往往重罪轻判，形成此地释放，彼处作案，今日释放，明日作案的恶性循环；三，处理不及时。如石家庄对“十九号”特务机关作恶多端的匪特首要王钧，拖延了三年才判死刑。而且从批准到判决手续繁多，也使案子拖得时间太长。在押人犯更是大批积压，以致接连发生犯人越狱、暴动事件；四，疏于管理。对在押土匪特务的管理较松，并未采取非常措施，以至于群众说这种关押像是住旅馆；五，漏网较多。由于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漏网的土匪特务很多，因此匪患此起彼伏，造成工作上的被动。出现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当时土改工作也在同时进行，执行者怕在“镇反”中出现过左倾向，不利于土改政策的执行；再就是怕打击面过大，不利于统战；三是因为当时的司法束缚。新中国刚刚成立，还未建立起自己的司法体系，因而量刑尺度上多有束缚。1950年10月10日，毛泽东亲自主持通过了新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又称“双十“指示），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毛泽东当时之所以做出果断决定，路卫兵认为是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一是国际形势的需要。当时适值中国出兵朝鲜，为了防止后方也就是国内出现不利形势，必须彻底肃清匪特。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及其联合国军的大举卷入，在当时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恐慌心理。国民党匪特趁机起事，对我后方的安全与军事行动的秘密，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他们散布各种谣言，甚至还在一些地方进行“反攻倒算”，形势极其严峻；二是国内形势的需要。在国际形势影响下，国内形势也发生了变化，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贯道等会道门组织的影响和作用，也自然而然地突显了出来。他们人数众多，在许多地方还笼络了基层党政人员。他们在匪特怂恿利用下，开始走向公开的直接的武装暴动；三，为了发动凝聚群众。这种大规模的“镇反”行动，不仅是对匪特的淸肃，而且是对广大基层民众的一种形象化的政治教育过程，会极大地树立起新政权的政治权威，并且对正在进行的土改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毛泽东意识到，这是一个彻底清除国内匪特的一个“千载一时之机”。但尽管如此，全国其他地方剿匪镇反工作都很顺利，唯有广西一地一直没什么进展。这是为什么呢？在路卫兵看来，存在这么几方面的原因：一，地理环境因素。广西地处边陲，偏安一隅，相对闭塞。境内多山高林密之地，便于隐匿。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散落的土匪就有9万人之多，枪支20余万支，以至于“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这些土匪又与特务勾结，辗转丛山密林，危害百姓，给剿匪工作带来不利；二，广西土匪根深蒂固。广西素以多匪著称，其一直是军阀割据之地，是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老窝，流匪众多，土匪多是军阀旧部，根基雄厚，很难攻破。而且气焰极其嚣张，广西许多地区党的干部外出，都需要武装护送，可见匪患之猖獗；三，蒋介石一直将广西作为反攻大陆的筹码之一。不但给予经济和武器的支持，在广西潜伏的特务也多，组织也比较严密，消息灵通，匪特动向很难把握；四，剿匪方法不当。剿匪兵力分散，战线拉得太长，往往是哪里出现暴乱就往哪里调，缺乏协调，被动应战，以至于土匪“越剿越多”。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1950年11月16日转发的西南军区剿匪简报第四号上，对广西剿匪工作提出了批评：“广西解放在西南之前而剿匪成绩在西南之后，为什么这样，请你们加以检讨并以结果告诉我们。我提议广西军区从12月起仿照西南办法每月发一次剿匪简报，总结成绩，纠正缺点，务使全省匪患在几个月内基本解决”。随后，中央派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前往广西指导剿匪工作。毛泽东电告陶铸：“在广西应久留一些时间，直至剿匪问题基本解决再回”。陶铸到广西后，很快确定剿匪方案，剿匪工作进展也很顺利，将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主要总结了两点经验，一是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相结合，集中财力，集中兵力；二是在镇压、收枪、反霸、地方武装建设等几项剿匪政策上更加明确坚定。毛泽东在报告上批复：“……广西最近时期的经验是很好的，值得研究”。并回电：“十二月卅一日关于广西剿匪工作顺利的报告已阅悉，甚好甚慰……”，并提出了具体的剿匪意见。在毛泽东亲自过问指挥下，广西剿匪工作进展顺利，到1953年广西全境匪特全部肃清，就是城市的刑事案发案率也下降了80％还多。1950年11月，广西解放一年了，但国民党军队的残余，利用广西复杂的地理环境，四处流窜，冒出了很多"番号"，哪怕只有一个人，也自封"司令"什么的。他们烧杀抢夺，无恶不作，十分猖獗。当时在广西主持工作的是张云逸（后授衔大将），年事已高，毛泽东主席便指派时任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的陶铸前去接替，领导那里的剿匪斗争。亲自动手我们在广西剿匪开始执行的是片面宽大的政策，群众举报抓到的匪徒，经过一番教育往往就释放了，有的匪徒抓放七次之多。由于这些顽固分子对群众实行报复，群众心中就产生了种种顾虑，造成了广西匪情的复杂和反复。陶铸首先纠正政策执行中的偏差，需要制定一系列政治标语。他非常重视标语的内容。他说，"标语是为实现特定时期历史任务的行动准则，是党和政府政策的简明宣示，标语的内容就是一种责任承诺，一种性质区别，一种奖惩规定。必须以最简明的语言，有针对性地表达出最确切的涵义。"省委、军区，都设有宣传部，可以请他们先行拟制，自己做最后的审定。但需要一个过程，过程就是时间。发动群众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更重要的还是政策的内容。陶铸直接接受了中央的政策指示，是第一手资讯，与其辗转去办，不如亲自动手。凡重要文件，他都是亲自动手，从不请人代劳，已成了一种习惯。为此，他把自己关在小小睡房里---那也是他处理日常工作的地方，花费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拟出了一系列标语口号，作为领导层讨论的基础，确定后便大量地印发出去，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他笔下的每一个字，都凝聚着深深的思考，背负着沉重的责任。我已经不能记起那些具体内容了，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这些标语口号集中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制定这些标语、口号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和规范我们的行动，实践我们的政策，既有目的要求，又要切中实际。它承载着党和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必须不折不扣地实行，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成为强大力量的源泉。广西的剿匪形势开始好转了。现在，我们经常看到的所谓"宣传"造势是，一个活动来了，人们不惜花费，挖空心思地创造出一些豪言壮语和华美画面，烘托出热烈的气氛，至于是否实行，能否实行，没有去想，也不必去想。宣传是信息的扩散行为，前提是信息的真实性。大而空的口号，没有信息的含量，不准备实行的标语，扩散的是假信息，都是一种沽名钓誉、自欺欺人的行为。当我回忆起陶铸如此认真而又严肃地对待标语口号的言行时，我的思想里不由地浮起了这样的问题。当一家医院存在着收取病人"红包"，钱不到位、立马停药的现象时，我们面对大门口"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精致标牌，能够心安理得吗？当一个二级学院挂起"全国一流，走向国际"的横幅的时候，你不觉得，这样的标语口号太不实际，缺乏可信性吗？这种形式主义的单纯宣传任务观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宣传，而是一种"做秀"、"矫情"，甚至是地地道道的欺骗。陶铸亲自制定政治标语口号的事实告诉我们，宣传绝不是多余的装饰品，表现的是一个**，团体，部门对人民的责任心，是它的政治形象的展示。我们应当继承这份实实在在的精神遗产。广西剿匪四十五万，杀人四万，其中三分之一可杀可不杀。’"广西应该杀。’这是1951年初陶铸与毛的来往电报。见于前广东省副省长杨立所著《古大存沉冤录》（天地图书，2000年，122页）。陶时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奉毛之命主持广西剿匪。此后不久，擢升为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堪称为"用人血染红了顶子’的典型，其官位背后，至少有一万三千多冤魂在游荡。当年11月，陶被毛调至广州，"接替方方主管广东土改运动’，位居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之下。其后陶重用赵紫阳，结合镇反、肃反，在土改中大开杀戒，并整肃本地干部，受到毛的肯定与支持。未几，叶剑英被调离广东，陶铸正式登上南天王宝座。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陶作为毛宠信的封疆大吏，按照"最高’的旨意，精心部署。5月15日，省委制定了《关于整风运动的计划》。此前的14日和隔天的16日，中共中央接连发出党内指示，表明就要进行反右的意图。陶决定亲自出马，于5月19日到中山大学听取师生意见， "引蛇出洞’。当天上午的教师座谈会上，"中文系教授董每戡说：学校的大部分党员有两副面孔，平时是封建时代的寡妇面孔，不苟言笑，（陶铸插话：是冷若冰霜。）不去接近群众；运动中是屠夫面孔，很凶恶，知识分子很怕他们……政治经济学教授林楚君说，党的工作作风没有改变过去对敌斗争的方式，党员强调组织性，什么事先在党内决定通过后，非党人士的校长，系主任的意见就不会有人听了，这种有职无权不就造成宗派主义吗？中文系教授詹安泰说，过去党偏听积极分子的话，就更脱离群众，因为这些年轻的积极分子不一定了解每个老教师辛苦工作到半夜的情况的。肃反中间学校产生的一些错误，也不单是某个人的问题，党委会应该进行检查。’陶铸一直不动声息地耐心听着，甚至插上一两句话以示鼓励。会议结束前，他特地添上几句说："学校党委可以再组织教师们继续提意见，让教师们七年来积压在心里的话都说出来，直到整好党的作风，意见提完了为止。’他还说："现在有些同志思想有顾虑，怕报复，但从一个党组织来看，他是不会报复谁的。’"造成党群关系隔膜的现象，首先是由党员负责，墙本身就是由党员筑起来的，整风就是要拆墙。’然而，不久之后，当日发言的董每戡，林楚君，詹安泰等人都被划为右派。（引文及资料见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明报出版社，2020年，204-205页）与全国一样，民主党派被列为反右重点。"到运动结束时，全省的民主党派中共有1623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当时全省民主党派成员总数8076人的百分之二十。据统计，全省共错划了36610名的右派分子。’（《古大存沉冤录》，149-150页）如果说，上述成绩未必足以使陶铸成为无人能及的反右干将，那么，他所策划的反地方主义，便绝对是举国只此一家的独创另类反右。"为了对提意见者、对 "地方主义’言行进行反击，广东省委在反右派过程中，交叉地自上而下，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了一次“广东历史问题大辩论”。实质上是在划右派之后，又划了一批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地方主义分子。如，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长征老红军卢伟良被划为极右，检察长、久经考验的长征老红军干部云广英，仅仅因为对省委某些领导干部有意见，就被作为"地方主义’撤了职。’（《古大存沉冤录》，150页）地方主义和右派有无不同呢？陶铸讲，毛曾指出："地方主义就是右派。’两者均属敌我矛盾。（同上书，156页）被打成地方主义分子的，大多是县处级以上干部。仅在海南行政区即达154人，占该区286名县处以上干部的百分之五十四。可见打击面之宽。而古大存、冯白驹两位中共老干部，则成了"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头子，受到严厉处分，直到1983年2月9日才获中共中央彻底平反。应该说，陶与古、冯等人的矛盾，实质是中共党内不同派别的矛盾。而陶本人，最终也在这种派别斗争中落得十分悲惨的下场。1966年8月文革刚兴起，陶铸红到极点，毛亲自把他勾到排名第四的位置，仅次于毛、林、周。不料才过了5个月，即1967年1月4日，他就丧失了人身自由，成为与刘邓并列的被打倒对象了。据其妻曾志自述，事缘陶拒绝江青要求，不肯在批刘邓的会上发头炮，再就是当面痛斥江"干涉得太多了’，引致江大哭大闹，说她这一辈子还没有受过如此大的气。（曾志《我在共产党内七十年》，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1999年，461页）总之是得罪了"娘娘’，因而遭殃。1969年11月30日，陶于被关押近3年后死于合肥。之前七个月因胰腺癌，痛苦不堪。据曾志写的病情纪录：他"经常痛得在床上东倒西歪，前趴后仰，每次痛过后都是一身大汗，要用几条毛巾才能擦干，像这样，一天要发作三四次。。。虚弱得连大便的力气都没有，每隔几天，就得用手给他抠大便……昏昏迷迷地睡着就讲谵语，有时听到在叫亮亮。’（陈直刚、黄从兴《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9页）青梅竹马的夫妻韦秀英，祖籍广西邕宁，5岁时随家迁往南宁，一家以打铁为生，韦秀英自幼生的一股男孩性格，年纪不大就开始帮助家人打铁。张瑞贵，出生在十万大山中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很小就随随父母前往南宁谋生。与韦秀英成为邻居。两人青梅竹马，成为一对两小无猜的玩伴，经两家商议订婚。张瑞贵自幼练武，长大后在钦防军官讲习所学习，1909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参加广西新军，因功劳卓著，迅速从伍长提拔为什长、排长，辛亥革命中又晋升为连长。成为连长后，张瑞贵赶回南宁与韦秀英完婚，无奈好事多磨，婚礼当天接到部队紧急命令，不得不立即返回部队。韦秀英不得不按照当地风俗，抱着一只大公鸡，独自拜堂成亲。直到半年后，张瑞贵荣升营长，才再次有机会返回南宁与韦秀英圆房，更是直到1922年，张瑞贵成为团长，韦秀英才得以家属身份随军与张瑞贵生活在一起。勇将“生张飞”与贤妻良母戎马生涯中，张瑞贵是一员勇将，屡立战功，1936年升任陆军中将，1937年出任63军军长，参加三次粤北会战，为抵抗日军，不惜率大刀队与日寇拼杀。获得了“生张飞”的美誉。而这些年中，韦秀英则一直以贤妻良母的身份辅佐张瑞贵。抗战爆发后，为不拖累张瑞贵作战，更放弃城市生活，返回张瑞贵在十万大山的老家独居。抗战胜利后，戎马半生的张瑞贵解甲归田，过上了清闲的生活。二度出山，共赴国难随着战争局势的恶化，张瑞贵奉命出山，组织十万大山地区的作战。1949年8月，张瑞贵将家中所存军火运出备用，随后，张瑞贵将自己的警卫营派往十万大山家乡，接韦秀英离开，期间张瑞贵祖宅那统村遭解放军粤桂边纵队二十六团袭击，全歼张家卫队30多人，焚毁张家宅院，韦秀英仅以身免，此事下定了韦秀英留下来血战到底的决心，并放言：“我韦秀英与共产党无冤无仇，他们一次二次毁我家园，劫我财产，谋我性命，这是何理？既然如此，我去哪里都不得安生。你告诉军长，夫人不走了。生在十万山，死在十万山！”(1945年9月，来自雷州半岛的华南抗日游击队老一团攻陷包括张家祖宅那统村在内的多个村庄，缴获大量物资，但随后遭当地民团围攻，遭受严重损失)。1949年12月，北海失守，张瑞贵被迫退守离北海市36海里的涠洲岛，解放军攻陷涠洲岛，张瑞贵又逃到海南岛，后再逃到台湾。自此，张瑞贵与韦秀英这对青梅竹马的夫妻天人两隔。1950年2月，国民政府正式任命韦秀英为“粤桂边区民众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同时，张瑞贵在海南派外甥李成威带“密令”返回家乡，张还亲自起草了一份《告同胞书》，谩骂共产党是“苏俄的走狗”。韦秀英接令后，不顾已经50岁，随即成立“粤桂边区民众反共救国军”6个纵队，5000多人。自此，一个贤妻良母式的家庭主妇正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一时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巾帼英雄短暂的辉煌1950年2月13日，韦秀英下达总暴动命令：“定于民国三十九年农历正月十五（1950年3月3日）为总暴动日，口令：反共救国。”具体的暴动方针和办法：加强民众宣传工作，要大家明白：“共产党搞减租减息，我们实行耕者有其田。”以“保枪、抗粮、抗税”及“破仓分粮”为号召，鼓励民众参加暴动。对参加“反共救国军”的农民，不但可以不交租，而且还可享受一定津贴待遇。1950年3月3日晨，韦秀英指挥反共救国军1000余人突然包围那袅村。驻守该村的解放军粮食工作队队员31人（长枪11只，短枪20只），解放军第45军134师401团的一个班11人，除一人被释放外，全部被打死。随后几个月，韦秀英指挥所属反共救国军四处出击，攻陷粮仓6处，区政府乡政府11处，打死解放军士兵，地方干部，民兵231人，缴获粮食7692担及其他大量物资。与此同时，广西其他地区的反共救国军也纷纷发动暴动，全省102个县就有97个县发生暴动，参与暴动的民众超过50万人，解放军在广西的局势危如累卵。为了扭转这一形式，解放军先后调集两个兵团、4个军、17个师又1个团，其中10个师为久经战阵的精锐主力师，加上地方部队和武装民兵，投入广西剿匪总兵力超过百万对广西暴动的反共救国军进行清剿，反共救国军粮食弹药日渐缺乏，战事日趋不利。1950年12月10日，解放军集中四野第45军全部及21兵团219师，连同玉林、钦廉、龙州3个军分区部队共17个主力团的兵力对十万大山的韦秀英部发起总攻。韦秀英决定率部队向越南方向突围。突围途中，韦秀英与部队失散，仅率领卫士10多人继续突围。1950年12月30日晨，韦秀英在广西防城港市大菉镇那休村与解放军一五一师四五二团三营遭遇，被包围于村中，解放军用炸药炸开寨墙，韦秀英率部撤入村中唯一的一座二层楼中，坚持抵抗，解放军调集数门60炮进行轰击，并发动多次进攻，均被打退，战斗意志持续到天黑。当夜，解放军出动6人爆破组对小楼进行爆破，5人在路上被打伤，仅一人成功爬上小楼，将集束手榴弹投入楼内。韦秀英与所部10余人全部战死。韦秀英战死后,台湾国民政府“国防部”追封韦秀英为上校军阶,入祀忠烈祠。广西剿匪后记1950年1月至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司令部做了一份《匪特综合材料》的调查报告认定：当时广西境内只有土匪24股，共3550人。但解放军在广西剿匪作战却出动正规作战部队两个兵团、4个军、17个师又1个团，其中10个师为久经战阵的精锐主力师，加上地方部队和武装民兵，投入广西剿匪总兵力超过百万。广西剿匪作战历时3年之久，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司令部发表的剿匪战报，3年剿匪作战共歼灭广西境内的土匪51.2917万人（统计时间为1949年12月至1952年12月）。按当时广西1500万人口这个总数除以51万土匪，则大约每30个广西人中，便有一人当过土匪。事后，这些广西土匪被定性为“政治土匪”。八杀令1950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在镇压反革命活动中的偏向”的指示中指出，广西过去剿匪工作中有“宽大无边”的错误，要求广西省委省军区领导必须认真检查领导上的原因。11月14日至16日，三天时间，毛泽东两次致电华南分局和广西省委省军区，明确下令，必须在1951年5月1日前彻底肃清广西土匪。1951年2月，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接任广西省委代理书记，主持剿匪工作。陶铸强调：“镇压必须严厉，才能彰显力量。”要求“凡是股匪头与坚决的反革命分子一经捕获，一律处死。应该杀的人，有多少杀多少，不要为数目所限制，但也不许乱杀错杀。”1950年11月下旬，新成立的中共钦廉地委召开地委扩大会议，批判剿匪中宽大无边的右倾错误。地委和军分区联合发出《关于剿匪工作的指示》，规定了处理匪霸和匪首的8条具体政策，即：大股土匪连级以上与小股土匪头子者杀；地主分子参匪者杀；排以上伪军官参匪者杀；保长以上伪党政人员参匪者杀；窝匪资匪者杀；破坏交通截抢车船为首者杀；杀害党政军事人员和干部者杀；被俘放三次以上还为匪者杀。此为八杀令。征粮工作队征粮是建国初期的第一件大事，因为几百万军队、几百万工作队需要吃饭，全国大中小城镇的粮价需要平抑，市场需要稳定。征粮工作的成败是初生政权能否巩固的关键。但在征粮这个问题上，几乎所有记录都众口一词地说，是向地主征粮。而实际上建国初期的征粮过程中，交粮最迅速的正是地主。他们不用工作队去"征粮"，更用不着"武装征粮"，开个会，发个通知，他们就把粮谷乖乖地交给了政府。花钱买平安，当然最后也没有买到平安。征粮任务非常繁重，大约给地主家每人留下500斤左右稻谷后，把当年所收地租全部上交政府。例如一个五口之家，年收地租30石稻谷（约一万斤）的小地主，留下2500斤口粮，其余7500斤全部上交，即粮税为 75%；而收租100石以上的大地主们，则交得更多,甚至高达90%以上！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未有的重课。除了粮税之外，靠一些地主还要叫几十万斤到一百万斤不等的柴税，要他们把树木砍伐后花成柴块运到河边，由政府派人捆成木筏运往外地。粮税柴税都必须在1950年春节之前交清。由于建国前，地主仅占有全国土地的40%左右，仅靠征收地主的粮食远远不够，因此对自耕农和比较富裕的佃农大约根据各家收入、负担等情况也要征收粮税，但是绝非斗升之税。很多从"三十税一"加重为三分之一或更多，翻了10倍！过去佃农只向地主交地租后，不再向政府交公粮。这是几千年来的惯例。现在佃农也要上公粮。地主有积蓄，还可勉强度日，而自耕农特别是佃农，则难以为继，以致各地暴动接连不断，因此，各地粮食征集队普遍有武装保护。电影《难忘的战斗》就是表现这个时期的历史。比韦秀英更悲惨的钟祖培，李宗仁同学，国大代表，1950年1月25日打响广西暴动第一枪，而他的亲生女儿钟锦雯则是地下谠员，写信劝钟培祖下山，钟培祖派自己的四夫人下山，解放军几位领导一致表示：“钟祖培先生年纪大了，不管他参不参加暴乱，知不知道有关暴乱的事，只要他回来，我们都是欢迎的，并保证他的安全。”钟培祖得到保证后于1950年4月28日下山，并帮助解放军策反了包括自己秘书林绩勋在内的多个首领投诚。随后，1951年2月27日，钟祖培与他的秘书林绩勋在桂林被枪决。死后家人无人敢收尸。钟锦雯是钟祖培四夫人所生之女，是钟祖培唯一还活在人世的儿女。她1949年从贺街中学毕业就参加了地下党，自父亲在桂林被处决后，受牵连，历次运动都少不了她。57年戴上右派帽子，58年26岁的钟锦雯嫁给了已有两个儿女的湖北人40多岁的曾法儒，曾法儒在66年文革期间被诬陷，含冤自杀。钟锦雯同曾法儒生有一女，今年53岁。钟锦雯进行了三年劳动改造，62年摘掉右派帽子。69年再婚。82年重新入党。现享受离休干部待遇，每月有退休金3000元电影《英雄虎胆》1958年拍摄的电影《英雄虎胆》就是表现的韦秀英这一历史，故事的原型解放军侦查员林泰，冒充空投后被俘的“反共救国军”副司令姜强，打入韦秀英部队并获取信任。不过与林泰所说的成功获得指挥权不同，韦秀英的副司令叫唐煌，林泰这个冒牌的副司令虽然骗过了韦秀英，但并没有获得军权，对消灭韦秀英发挥作用有限。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林泰只能停留在交警队长，看守所长这样的科级职务上的原因。《英雄虎胆》里面，林泰还与韦秀英的帖身丫环阿兰有过情缘，历史上阿兰却有其人，名叫韦兰香，是韦秀英的帖身丫环，从小因家境贫寒被韦秀英收养，后来与韦秀英一同战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