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中央领导人为何会互换儿子？揭秘背后隐情

林伯渠

　　邓苏生是林伯渠与著名革命烈士范乐春的亲生儿子，他曲折传奇的身世，反映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悲壮生涯及其崇高品质。

　　他的母亲范乐春，永定县金砂乡人，曾任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1934年她调至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担任优待红军局局长，在李坚真的介绍下，她与在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里担任国民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的林伯渠结成伴侣。红军长征前夕，他俩的感情结晶邓苏生出生了。但他生不逢时，隆隆炮声中，红军准备转移，范乐春和林伯渠商量后，忍痛把出生仅14天的惟一心爱的儿子，连同邓子恢与黄秀香（龙岩人）在瑞金出生刚3天的儿子一起，送到会昌的堂嫂家抚养。后范乐春因身体虚弱没有随丈夫一起长征，她回到家乡永定，参与领导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中，范乐春任中共闽西潮梅特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因积劳成疾，于1941年病逝永定西溪。范乐春病逝于西溪白叶凹山头，噩耗传来，赤寨村的群众含着眼泪，将她的遗体安葬。对她恨之入骨的国民党当局闻讯后，即派了几百名士兵，“围剿”赤寨村，图谋寻找她的遗体以报复。群众纵然被抓去审问、吊打，也始终严守秘密，坚不吐实。为了保护她的遗体，国民党士兵杀害了6位群众，暴尸示众，这也无法使群众屈服。

　　会昌寄养

　　会昌，位于江西省东南部，为赣江东源的贡水流域，邻接福建省，是当年中央苏区的一个县份，中国共产党粤赣省委设于此。这两个孩子同一个养父。养父是福建人，养母是当地人。

　　干瘪的奶水养不活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出于无奈，养母忍痛将其中的一个孩子（取名赖平亚）给人抚养。另取名叫范宜德的孩子留在自己身边继续抚养。也许是养母疏忽，也许是两个孩子同庚，又太小，无法分辨，就这样掉了包。

　　养父做米粉生意，每天起早贪黑，沿街叫卖，不辞劳苦地养家糊口。范宜德9岁时，养父送他进学堂。学费是一担谷子。要知道，一担谷子，可是全家半年的口粮啊！全家人只得节衣缩食。11岁那年，养父病逝，全家人的生活重担全落在养母肩上。养母实在无力供他上学，千方百计地总算托人把他送进一家伞厂学艺。

　　被“掉包”的哥哥赖平亚，由一家贫苦农民收养。他的养父去当红军，养母先后被转卖了3次，生活艰辛，但老区人民尽力抚养他长大。他不幸患小儿麻痹症，落了个终身残疾。

　　千里寻子

　　1949年9月，江西解放的消息传到武汉，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的邓子恢十分思念在江西突围中负伤被捕壮烈牺牲的爱妻黄秀香。他俩爱情的结晶、可爱的儿子寄养在会昌老百姓家中，不知是否尚在人间？

　　1950年初，邓子恢终于提起笔杆，给驻扎在江西赣州的龙岩老乡——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八军政治委员兼任中共江西省赣西南区党委第二书记的陈仁麒写信，托他寻找他以及林伯渠在江西失散多年的儿子。他提供了寻找孩子的部分线索，并寄去一张自己的近照，使从未见过面的陈仁麒将军对他有所印象。

　　陈仁麒马上委托在江西赣南部队的干部左风前去寻找。终于在会昌找到了失散15年的两位孩子。

　　1950年闰七月初八（即8月31日），范宜德的养母急忙跑到伞厂找他，说家里来了客人。范宜德回家一看，来人是陌生的解放军叔叔。左风见到孩子回来了，便简单地询问几句后，对养母深情地说：“感谢大娘培养了革命后代。现在解放了，组织上要把这些孩子找回去，送他们上学，上学回来还是你的儿子。”听了这话，养母眼里含着泪花，痴痴地望着孩子，看得出她心里多难过却又无法拒绝。这消息来得太突然，范宜德也不愿意接受这些现实，但又无法改变命运的安排，只得含着泪花告别了养母，随左风叔叔走了。几天后，左风也找到赖平亚。

　　这是瑞生与养母和奶妈的合影，过了不久，这位善良的母亲就仙逝了。

　　将错就错

　　一个月后，一部吉普车风尘仆仆地把赖平亚、范宜德一行送到武汉邓子恢家。

　　邓子恢和夫人陈兰喜出望外，热情洋溢地把他们迎进客厅。

　　两个孩子因缺少营养，都比较瘦弱。邓子恢抚摸着他俩的头，仔细端祥。看得出，有一位有点跛脚。“这两个孩子，哪个姓邓呀？”邓子恢问道。

　　陪同前来的会昌老乡指着那个跛脚的孩子：“首长，这个叫赖平亚的是您的儿子。那个叫范宜德的是林伯渠的儿子。”

　　赖平亚马上上前搂住邓子恢的腰，激动地叫道：“爸爸、妈妈，你们好！”

　　“好孩子！要感谢会昌人民养育之恩呀！”邓子恢抚摸着孩子的头深情地说。陈兰则拉着孩子的手，回忆艰苦历程，不禁潸然泪下。

　　邓子恢马上电告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林老一听此喜讯，心窝里溢满了蜜似的，马上回讯，请邓子恢将儿子范宜德送到北京。

　　细心的陈兰，已经觉察到范宜德长得与邓子恢相似，心中充满疑团。她提出能否先化验一下两个孩子的血型，待确定后再送北京不迟。聪明过人的邓子恢早有察觉。但他觉得林老子女少，不愿将腿有残疾的赖平亚送给林伯渠。他直截了当地说：“我认为别化验什么血型了，还是遵照会昌老乡的说法，把范宜德送去北京算了。”见陈兰沉默不语，他又说：“孩子不是私有财产，是革命的后代呀！”陈兰也同意了。

　　两个孩子即将分别，按邓子恢的嘱咐，陈兰让赖平亚陪范宜德在汉口住了两个月，参观了著名的黄鹤楼、1923年“二七”大罢工革命纪念地汉口江岸车站及1927年“八七”会议旧址。两个月后，她才将范宜德送到北京。

　　最后定名

　　1950年春，范宜德被送到北京，刚进家门，林伯渠满脸喜色地迎接儿林老把孩子搂在怀里，动情地说：“孩子，不是爸爸不爱你，是你生在战争年代，爸爸顾不上你们。如今你回来了，实现了爸爸的第一个心愿，我第二个心愿是送你上学。”

　　两个孩子各自回到父母亲身旁，邓子恢给赖平亚正名为邓苏生，意为出生于中央苏区红都瑞金；林伯渠给范宜德取各为林秉苏，意为秉承苏区精神。

　　林秉苏即进入北京101中学读书。这是一所干部子弟学校。

　　1953年1月，邓子恢调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1954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全家都住进了中南海。邓苏生与林秉苏同在101中学读书，又成为了一对好朋友。因为父母均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工作忙碌，他俩都在中央领导的食堂就餐，时间久了，中南海的中央领导都熟谙这一对寄养在会昌的同庚子弟。长期在中央苏区工作的领导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似乎有点诧异。一天，心直口快的朱德直接对邓子恢道：“依我观察，你们两家有否搞错了，你看，林秉苏的长相跟你似一个模子印出来的。”这时，邓颖超、康克清也上前说道：“准是在会昌掉包了！你们看秉苏越长越像邓子恢了，而苏生呢，却越长越像范乐春了！”

　　这时，邓子恢用双手摸摸两个孩子的头，笑着说：“没错没错，都一样嘛！”

　　有一次，陈仁麒上北京开会，特意拜访了邓子恢，详细地回忆了寻子的过程，也说单从照片上对照可能是搞错了，但由于依据不足，暂且按老乡的说法将两个孩子送了回来。陈仁麒因此事耿耿于怀，感到内疚。

　　邓子恢却不当一回事，笑着说：“孩子搞错了，就错了呗！不要太认真了。林老没有孩子，我孩子多，都是革命的后代，不要再换了！”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说法引起了中央办公厅的重视，为了搞清缘由，他们派人前往会昌，找到范宜德的养母再作调查，这才真相大白。原来，这位养母为了安慰堂妹范乐春的在天之灵，把她抚养的范宜德说成是林伯渠的儿子。她终于最后坦白：范宜德（即林秉苏）是邓子恢的儿子；跛脚的赖平亚（即邓苏生）是林伯渠的儿子。

　　调查人员回京后向中央办公厅汇报。但邓子恢、林伯渠并不以为然，他们都认为，共产党人的子女，都是人民大众的子女，姓名只是个符号，改不改由自己。

　　1955年，新中国取消了供给制，实行工资制，干部子弟学校的供给制不存在了，学生谁来供养。开学后的第一个星期，林秉苏回到邓子恢家，邓子恢见到孩子，高兴地说：“你是我的儿子，你的上学学费由我出。”第二个星期林秉苏到林伯渠家，林老拍拍秉苏的肩膀，也笑着说：“孩子，现在实行工资制了，我继续供你上学。”林秉苏就是双重身份给两位老人当儿子，还沿用林秉苏的名字。邓子恢、陈兰、林伯渠对待两个孩子就如己出，而两个同庚子弟更是情同手足。

　　林秉苏、邓苏生二人真正改名字是到了1962年。

　　1962年7月下旬到8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对邓子恢在农村集体经济方面提倡实行生产责任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邓子恢关于生产责任田的主张继续受到严厉批判，他被指责为热衷于搞资本主义。后来，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撤销，邓子恢被免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那时，林伯渠已去世，邓子恢心情忧郁。一天，邓子恢把林秉苏叫到跟前，说道：“孩子，你长大了，有选择姓名的自由权。”林秉苏认真地听着。邓子恢接着说：“可是，作为爸爸按照传统习惯还是要给你取个名字。这些天，我想来想去，给你取了两个名字，一个叫邓瑞生，一个叫邓秀生”。略作停顿，他接着解释道：“你出生在瑞金，瑞生用来纪念你的出生地；你的妈妈叫黄秀香，她为我生下两个孩子，你有一个姐姐，出生后不久便被饿死了，你是她唯一的孩子。秀生这个名字是用来纪念你母亲的。”林秉苏将父亲的话牢牢记在心中。

　　1972年12月10日晚，因病住院的邓子恢，由于缺乏认真的护理，病情突然恶化与世长逝。邓子恢去世后，林秉苏改名邓瑞生。苏生没改名，只是改了姓，叫林苏生。当邓子恢被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心情苦闷的时候，林苏生为了支持邓子恢，决定不改原姓，仍姓邓，表示与邓子恢站在一起。

　　邓苏生1963年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法律系。他没有忘记他的江西养父养母，离开北京，返回了老区，到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并与农家妹子刘有发结婚。夫妇俩精心照料养父养母幸福度过晚年。从工作到退休，他们都以不寻常的志气和毅力，像普通人那样，立于人世，从没有以父亲林伯渠的名义找老关系帮忙。 作者：王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