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三河坝战役就没有井冈山会师

梅州大埔，地势险峻、群峰对峙的三河坝上，一座高15米高、宽4米的烈士纪念碑静静地伫立在笔枝尾山山顶。四方形的碑身上面，镌刻着朱德元帅亲笔题的“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十五个正楷鎏金大字。1963年建碑时，从山头挖出的烈士骸骨装了满满4大水缸。直到1974年，纪念碑建设围栏时，还从当年的阵地上不断挖掘出新的骸骨，很多手里还紧握着枪。虽已时隔84年，但嘹亮的冲锋号至今仿佛仍回荡在此。三河坝战役纪念馆朱德戎装像三河坝战役：“八一”南昌起义，是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领导下，在江西南昌举行的武装起义。参加起义的部队有朱德同志领导的军官教育团，贺龙同志领导的二十军，叶挺同志领导的十一军，约三万余人，胜利地占领了江西省省会——南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部队。八月五日起义军的武装部队离开南昌南下，准备夺取广州，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然后再举行北伐战争。离开南昌后，部队经过抚州、瑞金、会昌，途遇伪军与国民党军阀钱大钧、黄绍竑军队，打了一仗。会昌战役后，起义军经过长汀到上杭，再经大埔前往潮汕。 一九二七年八、九月间起义军由福建长汀、上杭南下进潮汕时，朱德、周士第等同志率领的二十五师留守大埔县三河坝。起义军来三河坝前一个月，先派有地下工作人员到三河坝境内的汇东等地进行秘密组织工会和农会。一九二七年农历八月二十四日中午，红军先头部队十多人，由三河的汇东东文部横渡到汇城，接着大军陆续从汀江两岸步行到三河坝。大部队坐着一百多条民船，继续沿韩江直下，经过一天一夜急行军，有二千多人留在三河坝。那时，商人开门放鞭炮欢迎，连夜做生意，市面一片繁荣。当时起义军戴着红边的帽子，脖上挂着红领巾，身穿蓝衣服，打脚绑，穿草鞋，官兵不分。起义军到三河坝后分住在庙宇、祠堂和群众家里。第二天到处张贴安民告示，布告以周士第同志出名。军队纪律很好，买东西很公道，讲话很温和，群众关系很好。起义军住了几天，就在汇城南门外大沙坝召开群众大会，有二千多群众参加。据说，站在凳子上演讲的是朱德同志，会后还举行示威游行，参加者手持纸旗，呼口号、贴标语，游行队伍振臂高呼：“打倒基督教”，“铲除礼拜堂”，“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号，游行队伍入东门出南门，再进西门出北门才散会。起义军在汇城住了十天左右，获悉敌军钱大钧准备由松口直下袭击起义军的情报。起义军为了选择有利地形，星夜开动大和号轮船把起义军运到汇东东文部，并把附近河西的船只全部驶到东岸，只留一条小船作渡船。我军在观音阁留下高山了望哨三人。起义军到东文部后，指挥所设在田氏家祠(至今屋内墙上还有“誓死杀敌”四个字，据说是朱德同志写的)，军需部设在三星堂(龙虎坑叶氏家祠，现仍有“丁卯年七连三排”七个字)，并选择与汇城遥遥相对的八十米的小丘陵——笔支尾山顶及石子案一带挖战壕、筑工事，这是阻击敌人扼住梅江、汀江、韩江的好阵地，我军的主力集中在这里，前沿阵地上有三架水龙机关枪，东文部，沿河竹头下都挖了战壕。当时战线很长，由大麻莲塘梅子岽一直到茶阴治坑，达到三十余里的山头都埋伏着我们英勇的战士，准备迎头痛击来犯的敌人。三天后，国民党伪军钱大钧的军队来了一万多人，尖兵先登“神坛顶”。我高山了望哨发现敌人后马上撤到“三驳桥”，并鸣枪警告，然后乘船东渡归队。伪军占领了汇城后，指挥部设在裕兴旅店。匪兵到后，马上分兵驻扎大麻并在旧寨，南门坪一带挖战壕，依断墙残壁为掩体，还有几十挺机枪设在旧寨，裕兴旅店和观音阁等地，观音阁还架起一门大炮，与我军形成对峙局面，情况非常紧张。当天下午(农历九月初八日)，战斗打响了。顿时，枪声震耳，匪军火力单方面向我军阵地射击。由于我军早有准备，隐藏在稠密的松树中，守得似铜墙铁壁，有时一枪不发，有时找中目标打他一、二枪，敌人不知虚实，不敢冲锋，就这样坚持到晚上。为了虚张声势，消耗敌人的弹药，我军用旧油桶，把火炮放进桶里燃火爆炸，声如机枪，敌人以虚为实，慌乱一团，无目标地乱放枪，使敌人夜不入睡，很不安宁。第二天上午，敌人从松口方向捉来十多条民船，载兵强渡。匪兵在黄州坝下船，在火力掩护下，连续几次发动冲锋。第一次是七条船，船将驶到河中心，我守在笔支山顶的三挺水龙机关枪居高临下，火力集中射击敌船。顷刻间，水花四溅，敌船成了我军的活靶子，船沉的沉，坏的坏，无人撑的船任水票流。钱大钧眼看惨败，恼羞成怒，破口大骂，又调来十条船，发起第二次冲锋，乌龟似的向我军阵地爬来。我军以猛烈火力给予回击。炮声、枪声、喊杀声交织在一起，匪军一个个掉进河里。当时有一个小头目擎着旗爬在船边上大喊冲啊!我军发出一枪，叫他葬身鱼腹。打坏了的民船载着死尸任水漂流。有两条船载着残兵败将在“邹公宫”(今龙虎坑码头)靠了岸，被我军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枪声稍停，他们竟敢发动冲锋，我军一排枪消灭了敌军大半，残余敌人乱成一团，掉头就跑。两岸敌人开枪掩护，引起自己打自己，敌人死伤严重，剩下几个残兵败将全部给我军收拾掉了。由于我军战士为解放全中国而战，得到广大人民群众大力支持，在战斗中表现出英勇杀敌，战斗相持了三昼夜。第三天晚上，敌人分两路增援，一路由高陂而上，一路由松口而下。第四天拂晓，浓雾笼罩着大地，敌人从大麻莲圹等地偷渡，企图切断我军去路，妄图包围我军。在我寡敌众的情况下，我军采取全面撤退策略，把主力撤走，还保持有生力量二千人。队伍的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丰、陆丰与当地的起义农民武装会合，另一部分由朱德同志率领经江西转移到广东北部，后转入湖南南部，最后转战到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会合，后来发展成为红军的主力。起义军在三河坝地区逗留的时间虽然不长，但革命的行动已经深入人心，扩大了党在农村的影响。起义军虽然走了，但给三河地区播下了红色的种子。革命先烈廖家贞，杨南生(汇东人)，就是在这次战役影响下发展的地下党员。历史功勋逐渐被正名三河坝是大埔县境内的汀江、梅江、海潭河三水汇合成韩江的起点，自古以来就是粤东水路交通要冲，为兵家必争之地。对岸的笔枝尾山，居高临江，地势险要，占据了这座山就等于控制了韩江的交通。“我军的前沿阵地就在笔枝尾山上，当年战斗十分惨烈，守卫在这里的我军第25师75团在歼灭大量敌人后，全部壮烈牺牲。三河坝烈士纪念碑和战役纪念馆就建在笔枝尾山上。”大埔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余敏介绍。数十年来，人们一提到三河坝，大多认为起义军在这里遭到了失败，没有完全理解84年前起义军那场血战的历史功勋。然而近几年，通过党史学界和当地党委政府的努力，三河坝战役逐渐被正名。1927年，南昌起义后，起义军撤出南昌，一路南征，进入广东，其中一部由朱德率领留守在梅州大埔三河坝与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三昼夜，掩护起义军主力挺进潮汕，同时保存了我军有生力量，奠定“朱毛井冈山会师”的基础。余敏介绍，在三河坝战役中，若不是指挥者果断决策，那么在中国革命史册上，将不能发生后来的“赣南三整”、“湘南暴动”，更没有举世闻名的“朱毛井冈山会师”。参加南昌起义的肖克老将军对三河坝战役曾这样评述：“没有三河坝战役，便没有井冈山会师，没有井冈山会师，罗霄山脉(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及其对南方游击战争的影响就不会那么大。”恶战三昼夜歼敌千余人“走读红广东”活动走进笔枝尾山，走进那段激荡的历史。1927年9月18日，南昌起义军主力进入大埔县城(茶阳)。不久，蒋介石嫡系第32军(军长钱大钧)2万余人，从梅县松口一带挺进三河坝，妄图消灭朱德所率的留驻部队。对此，朱德和25师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指挥约3000多人的起义军打响了一场阻击战。1927年10月1日入夜时分，激战开始。起义军部队利用笔枝尾山天险，坚守阵地，与近十倍于他们的敌人展开恶战。第二天午后，朱德等起义军将领召开紧急会议，制定“半渡而击”的战术，将敌军的船只击沉在河中央，牢牢钳制住敌军。第三天，战态发生了变化。钱大钧部正面部队在猛烈炮火掩护下，部分渡过了韩江，直逼起义军阵地，同时，敌军还从另外两路进攻，对朱德部形成三面夹攻之势。另外，敌人援兵切断了起义军25师与潮汕主力的联系。在这危急关头，为了保存力量与潮汕主力会合，朱德等起义军领导及时作出“次第掩护，逐步撤退”的决策，决定东撤饶平，与主力部队会合。起义军25师75团第3营奉命留守笔枝尾山，掩护部队转移。1927年10月4日凌晨，黄晴川营长率领第3营迎来了三河坝最惨烈的一战。敌人以炮火狂轰滥炸笔枝尾山，一万多敌人四面包围阵地，起义军勇士们打完最后一颗子弹，甩出最后一个手榴弹，跳出战壕，与敌人展开肉搏。除极少数幸存者外，全营200多勇士壮烈牺牲，鲜血染红了笔枝尾山和韩江。整个三河坝战役，我军共打退敌军十多次的进攻，毙敌1000多名，我军在战斗中也牺牲了1000多人。三河坝之战是一段悲剧，又是一次伟大的壮举，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1927年10月6日，撤至饶平茂芝的朱德部队作出“保持革命力量，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战略决策。起义军余部避开强敌，游击闽、粤、赣、湘边，于1928年4月，上井冈山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汇合组成红四军，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新篇章。三河坝战役重新点燃了大革命失败后粤东地区的革命之火，使这一地区革命蓬勃发展，后来成为中央苏区的一部分。2020年初，大埔县成为我省首个被中央党史研究室认定的中央苏区县。三河坝战役的历史地位和意义三河坝战役是部队入粤后经历的一次异常激烈的战斗，是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反对反动派的又一重大行动，是朱德率领的军探索新道路、实现革命战略和战略转变的重要转折点，在党和人民军队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一、军为什么会在三河坝打了一仗？1927年后，反动派纷纷调兵遣将，“讨伐”起义军。军近两万人主动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公开的口号是“先得潮、汕、海陆丰，建立工农政权”，“后取广州，再举北伐”。但内在的想法是到了潮、汕，“有了海口，国际就可接济，一切就可好转”（陈毅回忆录）。因为本身就是得到苏联顾问鲍罗庭和的默许和鼓励下才举行的，所以很多人幻想苏联会给予物资支持，“希望得到苏联的军火接济”（周恩来回忆录），甚至来船把他们接走。广东省大埔县与福建省接壤，是福建省龙岩、漳州入粤两条路汇合的必经之地。以前道路艰难，入粤通常走水路，据回忆说：“会昌战斗后，我们又集结瑞金。当时，摆在我们的有两条路，一条是经会昌南下，由赣南走寻邬等地到海陆丰，然后到广州，这条路是捷径，距离最短。但我们没有走这条路，主要原因是有上千的伤员，还有许多辎重，运输非常困难，只好又返回瑞金，改道入闽，经汀州、上杭走水道，把伤员和辎重都装上船。沿汀江、韩江而下”，韩江可以直接通过潮、汕入海。三河坝就坐落在粤东梅江、汀江、梅潭河交汇处的大埔县境内，是梅江、韩江、汀江的汇合口，即是起义军的船支从汀江转入韩江，入粤到潮汕的交通要道，也是历来为兵家攻守的必争之地，素有“得此控闽赣，失此失潮汕”之称。二、三河坝战役是我军建军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战斗军9月18日进抵大埔县城。9月20日，作出了分兵部署：周恩来、贺龙、等率领主力向潮州、汕头进发；第9军副军长朱德率领第11军25师（辖73、74、75三个团2500人，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和第9军教导团（500人，朱德兼团长）共约3000多人，据守三河坝，阻敌追击，掩护主力南下。[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叶、贺主力到潮汕后又进一步分兵，留下二十军的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党代表徐特立）和教导团守潮汕（三师六团守潮州，三师教导团守汕头），这样一来起义军被分散成数处分兵把守，而向揭阳进军的周、叶、贺起义军主力只剩下十一军的二十四师（辖70、71、72三个团3000人，师长叶挺、党代表阳翰笙）和二十军的一、二师（这两个师不满员，辖1团、2团、4团、5团），总数不到六千人。九月底，国民党三十二军（军长钱大钧）率新一师、新四师、十八师、二十师约三万人，由梅县松口扑向三河坝。朱德和25师师长周士第（55年授上将）、党代表李硕勋指挥了这场阻击战。10月1日，战斗打响，起义军与多于数倍的敌人恶战。激战至3日下午，敌已三面包围我军，并切断与主力的联系通道，认为已经完成了阻击任务，遂率部撤出战斗，指派25师75团第3营留守笔枝尾山，担任阻击任务，掩护大部队转移。10月4日凌晨，3营迎来了三河坝最惨烈的一战。敌人以炮火狂轰滥炸笔枝尾山，一万多敌人四面包围阵地，除极少数幸存者外（三营十一连连长许光达，3日受伤，被后送幸存，55年授大将），以营长蔡晴川（黄埔三期生，共产党员）为首的全营官兵200多名勇士全部壮烈牺牲。三河坝战役敌我双方伤亡惨重，消灭敌人1000多人，二十五师及教导团也损失（死伤俘散）约1800多人。三、三河坝战役是探索中国革命的中心从城市到农村，武装斗争上从正规战到游击战转变的重要转折点10月5日，三河坝的起义用分散突围的办法突破敌人的层层包围，撤至饶平茂芝集结整编，6日晨，从潮汕突围出来的起义军二百多人在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的带领下陆续到达绕平与朱德部会合，其中有二十军军部政治部干事毛泽潭、警卫班长粟裕（55年授大将）、三师六团六连长杨至诚（55年授上将）。三河坝的起义部队才知道由于24师主力71团团长欧震（曾任营长）在汤坑战斗关键时刻叛变导致起义军主力失败，部队被打散，除千余人在二十四师师长董朗，党代表颜昌颐的带领下突围到海陆丰外，起义军全军覆没。当时，这支匆匆会合的部队约有2200多人，处境极端险恶，四周有数万敌军虎视眈眈，与上级又完全失去了联系，要保存这支部队，必须迅速脱离险境。八一起义军唯一还完整的这支残部在茂芝召开会议，朱德认真反思失败的经验教训，以求实精神，作出了摆脱强敌，绕道闽南向湘粤赣边农村找立足点的决定，即“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战略决策。这一决策初步开始了中国革命的中心由城市向农村的转变。此后，朱德根据在艰苦转战中部队严重减员的状况，在安远县天心圩初次提出了“打游击”的设想。部队到达赣南上堡地区，朱德提出了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新战术问题。同时，将部队按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宣传和组织农民群众打游击，从而开始了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重大战略转变。朱德、陈毅率领部队于赣、粤山区站住了脚跟，1928年初进入湘南，在10多个县掀起了巨大的农民革命风暴，组成了几千人的湘南农军。朱德、陈毅率领起义军千里转战的过程，实际上已经从不自觉到自觉地开始了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探索和实践。四、经过“赣南三整”，三河坝战役后剩下的起义部队是的主要骨干力量八一南昌起义部队的基础是旧军队，党对军队的领导非常薄弱，除部分知识青年、黄埔学生外，工人、贫苦农民较少，而兵痞、流氓却占有一定数量。除了领头的主要将领和部分共产党员外，大多数下级官兵都是随大流，跟着长官走。据27年10月5日的申报报道：“叶（挺）部多粤人，不予作无谓的牺牲，乃向黄（邵弘）乞降，黄许之，既派队收缴叶部枪6000余，点编士兵1000余名”。部队内部军阀主义习气相当严重，行军时连以下官兵徒步，团、营军官骑马，师长以上的军官还坐轿子，由专门的轿伕抬着。[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三河坝部队和潮汕部队会合后，由于军心不稳，反水、逃跑、失散严重，人数不断减少。如何逐步将成分非常复杂的部队改造成为一支人民的军队。就显得非常重要。特别是部队从饶平茂芝西进中，到达江西天心圩时，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离队从九江到了香港，后到了、新加坡。党代表李硕勋离队到了上海（据说是朱德让他找党中央汇报情况和请示任务）。见此情况，一些官兵觉得今后没什么希望了，纷纷离队，部队即将溃散瓦解。时任73团中校的陈毅元帅就曾回忆说“七十三团七连长林彪跟几个黄埔四期的学生连长来找我。他们要求要离开队伍，而且劝我也离开队伍，林彪说：“队伍不行了，你是个知识分子，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到上海另外去搞。”我说：“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所以，我还要看一看，不能走。”那几个要走的同志听了我的话后还是留下了，后来都阵亡了，名字我也记不清楚了。后来，我们进了大庾后，林彪还是开小差跑向梅关，但在当天深夜又跑回来了，对我检讨说：“现在外面老百姓收腰包打人，有时还要杀人，我还是回队伍里来吧。”我对他说：“你现在不走就好，回来我欢迎，还是把你的七连抓好吧。”。根据这种情况，朱德宣布：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意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给部队讲形势，谈前途，增强部队继续革命的信心。这时团以上干部死的死（师参谋处长游步瀛、七十四团团长孙树成，七十五团团副张堂坤）。伤的伤（七十五团团长孙一中），走的走（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七十三团团长黄浩声），只剩下七十三团中校指导员陈毅和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陈毅坚决支持朱德的主张。这次整顿后，虽然队伍大大缩小了，但留下来的大多是自愿革命的精华，有不怕牺牲的决心，使面临瓦解的队伍又重新振作起来，质量也明显地提高了。10月，部队到达江西大庾，朱德、陈毅再次进行整顿，撤销了虚有其名的军、师建制，把剩下的800余人编成一个团，取用“”番号。同时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重新登记党团员，并吸收了一些新党员，成立党支部。统一调配党团员的力量，派遣党员担任连队指导员。11月上旬，部队来到湘粤赣交界处革命影响较深、农民运动高涨的崇义西南的上堡地区，部队进行第三次整训，重新确定了部队的任务，除了打仗还需要做群众工作，发动农民闹革命，组织群众打土豪。经过“赣南三整”，朱德、陈毅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带领这支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近万人在砻市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的近千人的农军部队胜利会师，5月4日，在砻市沙洲广场召开了庆祝两军会师暨成立大会。上午10点许，毛泽东和朱德并肩走来了。毛泽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精神，他头戴八角帽，脚穿麻草鞋，身上换下了平时常穿的早已褪得发白的灰长衫，而穿上了一套崭新的灰军装。朱德则穿着一套半新的军装，脚打绑带，铁塔似的身材，威武雄壮。大会由陈毅担任执行主席，他以宏亮的声音向全军庄严宣告：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不久改为)，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王尔琢任参谋长。以三河坝战役后剩下的部队残部为主成立的使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真正的军队-，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依靠和希望。红色解密:寻访“摧不垮打不掉”的中央红色交通线周恩来在棣萼楼三小时脱险相比于三河坝战役公开的战斗，大埔苏区县另一条秘密战线的斗争也毫不逊色。参加“走读红广东”梅州站活动的青少年朋友，在粤东丘陵的层峦叠嶂中，寻访革命年代如磐石般摧不垮、打不掉的中央红色交通线。护送大批干部进入苏区193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中央苏区设立苏区中央局。中央苏区执行中央的指示，在闽西苏区的“工农通讯社”机要交通网基础上，正式建立一条由上海—香港—汕头—大埔—福建永定、长汀—江西瑞金的中央红色交通线。香港设华南总站，闽西设立大站，大埔设立中站，汕头等地设联络站。大埔交通中站设在青溪里铺余氏宗祠，其联络网点包括：茶阳镇同丰杂货店、同天饭店，青溪虎市汀江航运终点虎头沙(沙岗头)的永丰食杂店以及附近地区的一些小站。棣萼楼和其他一些山寨用作物资的秘密仓库。交通中站购木船一艘，民船二艘来往于汀江中上游的茶阳、青溪，用作交通运输工具。中央红色交通线建立后，到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局迁入中央苏区前，这条交通线沟通上海中共中央和中央苏区的文件信息来往，成为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千里眼”和“顺风耳”。这条交通线安全护送了一大批干部进入中央苏区。交通线先后护送王首道、肖劲光、张爱萍、左权、项英、任弼时、叶剑英、邓发、徐特立、董必武、李富春、陆定一、伍修权、刘伯承、周恩来、聂荣臻、刘少奇、蔡畅、林伯渠、陈云、博古、张闻天、邓颖超、邓小平、瞿秋白等党、政、军领导及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等200余人和一大批电讯技术人员、文艺工作者安全进入中央苏区。在关键时刻，交通线掩护中共中央机关安全进入中央苏区。1933年1月17日，设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机关，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使党在白区的组织和工作遭到严重损失。在处境恶劣的形势下，党决定将中央机关迁往中央苏区。中央红色交通线及大埔中站，安全护送设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领导、机关、工作人员，安全经大埔进入中央苏区。没有交通线，历史或改写在青溪镇大瑞村棣萼楼内，寻访队伍遇到了房主的后裔刘华先。他的伯公、伯父以及祖父等都参与了红色交通线的工作。刘华先领着笔者一行爬上狭窄的木梯，上到二楼。他指着一间坐北朝南的房间说：“这是周总理曾短暂停留的地方，我爷爷和他有过一个故事。”1931年12月的一天下午4时30分左右，周恩来等一批中央领导同志由刘龙发以及同天饭店另一名负责人孙世阶一同沿着山路护送到棣萼楼。刘横发为周恩来端去洗脚水，他好奇地问周恩来为什么留那么长的胡子。当时，周恩来对他说“小鬼，不解放不剃须。”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在棣萼楼停留约3小时。随后，外面放哨的老百姓传来消息，发现有敌人活动。周恩来等人立刻穿过二楼朝北的后门，在茂密的山林掩护下，急速前往青溪村，最后安全进入了中央苏区。“如果没有这条交通线的安全畅通，那么中央苏区的历史可能就要改写，甚至共和国的历史也可能要改写。正因为重要，所以它才会被称为红色交通线。”余敏说。红色记忆老地下工作者张达文寄语青年坚定信念跟党走在“走读红广东”活动中，84岁高龄的大埔县政协原主席、老地下工作者张达文为青年朋友们讲述了自己烽火年代的传奇故事。张达文出生在印度尼西亚，6岁时跟随母亲回到祖国家乡大埔西河，家里生活十分贫困。张达文在西河中学的老师杜蓝川对他影响很大。杜蓝川当时是当地共产党领导成员之一，他发现张达文在同学中很有威信，便向张达文宣传进步思想。杜蓝川送给他两幅字：“学好三年，学坏三日”；“智慧是聪明的女郎，但她只爱战士”。由于交不起学费，只读了半年中学的张达文不得不辍学回家。但他一直铭记老师的赠言，心中一直受到激励。张达文在家没有放弃学业，依靠一本厚词典努力自学。20多岁时，他进入当地小学教书，后来还成为学校的教导主任、校长。在学校里，他和游击队、地下党密切接触，组织村民上夜校，宣传抗日和人民解放。一次在去夜校的路上，他差一点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尽管面临生命危险，但为党工作，我无怨无悔，”张达文对在场的青年们说，“你们要锻炼好身体，好好学习，坚定信念，永远跟党走。”青春·永远跟党走叶帅铜像前党员重温誓词6月8日下午，梅县雁洋镇虎形山下的叶剑英纪念馆和叶帅故居迎来参加“走读红广东”活动的年轻人。在纪念馆大厅叶剑英铜像前，青年党员面向党旗，举起右手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叶帅铜像身后是黄河壶口瀑布巨型油画，展现这位开国元帅“中流砥柱”“力挽狂澜”的丰功伟绩。叶剑英跟随孙中山、拥戴毛泽东、匡助邓小平，是一位紧跟时代前进的巨人。在89年的生命里，他两次力挽狂澜，在长征途中关键时刻挽救了红军，在粉碎“四人帮”时又发挥了关键作用。来自广州一家通信技术公司的员工傅玉莲说“血雨腥风的革命战场早已硝烟散尽，但革命先烈的精神将影响着我们的灵魂。作为后来人，我们正在续写着历史，必须要当好历史的传承者和创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