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之争——红四军七大前后

一、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是头儿（从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至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下井冈山时）。自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成立红四军，毛泽东一直是这根据地最高领导人。朱毛会师后成立了红四军时也不例外。当时，直接领导红四军的有三个中共的组织机构：湖南省委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前两个除了领导军队外，还负有领导地方党的责任，都是毛泽东任书记，红四军军委则先后由陈毅、朱德担任书记。二、下了井冈山这一段还是头儿（从 1929年1月14日下井冈山至1929年6月22日在福建龙岩召开红四军七大）。1929年1月14日，朱毛红军主力为了打破敌人对井冈山的“会剿”，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沿途行军打仗，形势严峻，军情紧急，“遂决议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于是，以朱德为书记的军委停止了活动。红四军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领导下。在半年中，由于形势的发展，赣南、闽西斗争局面的打开，部队、地方、党内、党外，诸事繁杂，他和前委便临时决定恢复红四军军委的组织和工作，成立了临时军委，任命在4月3日由中共福建省委派来瑞金传达中央“二月来信”并参加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担任了临时军委书记同时，还接替了毛泽东的政治部主任职务。这本来是形势发展和工作的需要。孰不料，此一决定竟然引起了红四军内的一场轩然大波（如果刘安恭不来，如果不带来中央指示，那么至少，军委书记还是朱德的，红四军内不会掀起那样大的一场风波）。刘安恭，朱德旧友，熟识，部下，又刚从苏联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成归来，是中央特派员，脑子里装满苏联红军规程，一到红四军就说，“脱离中央的红军必然被消灭”，主张按中央“二月来信”指示将红四军分散活动（从这点上讲，刘安恭就不成熟。中央发出“二月来信”的时间正是红四军被迫下井冈山最艰难的时期，现在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啊，虽然井冈山丢失了，但赣南、闽西的局面已经打开了，情况完全发生了变化，再分散活动是极不明智的）。上任伊始即主持军委会议作出了一条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它事情，并提出要求说要成立正式军委。当然，如果承认刘安恭的这一决定，前委就不能领导红四军，更谈不上直接指挥红四军，前委的工作也就无从开展了。试问，刘安恭怎么这么大的胆量、能量？他跟过去来这支部队的特派员有什么不同？除了“中央”这个大帽子外，有没有朱德、陈毅的暗中影响？毛泽东一定是看清楚这一点的，以他的性格，这是不能容忍的。当然，毛泽东不是说“你们这是架空毛泽东本人的权力”，毛泽东会说，我是党派来领导这支部队的，架空我，就是架空党的领导，这是跟党争权，削弱这支部党的领导力，这是不能允许的，搞不好会搞垮这支部队的。“雷湖会议”：这场争论的正式起点。5月23日下午，红四军主力撤出龙岩城，相继攻占湖雷、永定，在永定分兵发动群众，扩大战果和政治影响。同时等待龙岩县委送来敌情报告，以便制定下一步作战计划。湖雷是一个小集镇，有几百户人家，百十家店铺，东边是郁郁青山，西边是潺潺流水，是部队休整的一个不错的地方。毛泽东在这里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对要不要恢复正式的红四军军委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毛泽东他说：“你们这实际上是要取消前委，红军是共产党的军队，就是要绝对置于党的领导之下，红军的任务不单单是打仗，还要打土豪筹款子和做群众工作。”毛泽东没有想到这一次竟然有不少人站在了他的对立面，他被孤立了。毛泽东愤怒地说：“党领导一切，我要坚持到底!你们取消前委我坚决反对。若你们来武装解散前委，我有1个班的兵力，也要坚决抵抗！”刘安恭说：红四军中的领导有两派，一个为拥护中央派，一个为反对中央派。这个果真造成了红四军干部队伍的混乱，引起了一部分人拥护毛泽东、一部分人拥护朱德、还有一部分人拥护陈毅的不正常现象（群众有时候眼睛是雪亮的，有时候又是最盲目的，群众是最矛盾的一个群体，毛泽东一辈子就利用了这个群众，也操纵了这个群众——需的的时候就民主，不需要的时候就指责它是“极端民主”，那就需要“集中”了）。就在这次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湖雷前委扩大会议上，拥护毛泽东和拥护朱德及拥护陈毅、还有拥护刘安恭的几派之间，矛盾终于公开化了。自此以后，在红四军中围绕着是设立还是取消红四军军委以及诸多问题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地在进行着。一些人（支持朱陈刘的人，主要是些“军事干部”）对前委提出很多意见，他们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组织”，甚至指责前委有“家长制”倾向，他们还要求恢复正式的军委。另一种意见反对设立军委（毛泽东的真实拥护者们，包括少部分军事干部，主力是党务干部还有地方干部，知道的可能有林彪、罗荣桓、江华、谭震林等），他们认为，赣南、闽西苏区尚未发展，地方工作不多，前委领导的工作中心还在军队。“军队需要集中而敏捷”，因此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红四军更有利于作战。持这种意见的人，批评硬要成立军委的主张实际上是“分权主义”。此外，还有不少其它意见：有的习惯于旧军队的管理方法和训练方法，有的欣赏和照搬苏联红军实行的一长制，有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机关应隶属于军事机关”、“由司令员发布告”，有的认为政治工作是“找麻烦”，宣传兵是“吃闲饭”、“妨碍行军”等等。各方议论纷纷，争执不下，意见始终未能统一。1929年6月1日，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所作的报告中说“党内现发生些毛病”，但他还是乐观地表示“正在改进中”。毛泽东在报告中汇报了红四军的一些困难：自红四军下井冈山以来，经过半年转战，在指战员中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及各级政治工作人员伤亡较大，造成了“红军中，第一急需的是工作人员，各级军官、各级政治人员都十分缺乏。”红四军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办法是从每次战斗的俘虏中，挑选一些表现好的，加以短期教育和训练后，任其为下级军官。随着红军队伍的扩大和干部伤，现在这一类下级军官在部队中已经为数不少了。这就使红四军内特别是干部组成成分逐渐复杂起来。毛泽东鉴于这种情况，他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请求中央说：“唯一的希望是中央派人来。”“在最近期内派遣中、下级军官，中、下级政治工作人员各100人，高级军官、高级政治工作人员各5人，在1个月内赶来。”尽管毛泽东把中央派人来作为“唯一的希望”，但是，他又不能仅仅指望于此。因为中央派人来，一则路途艰险，红军又不断转战，往往不能及时到达；二则其数量也有限，远不能满足部队的大量需要。所以，面对党内军队内已经公开化的矛盾，尽管是在战争形势下，一个批评和纠正部队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的设想，正在毛泽东心中酝酿。“白砂会议”：矛盾加剧。6月7日拂晓，毛泽东、朱德率领军部和红2、3纵队由大池出发，向丰年桥前进，正面攻击白砂守敌。红59团和红1纵队分别为右翼和左翼，一同发起进攻。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战，红四军顺利攻占白砂，歼敌1个团，扫清了龙岩外围的反动势力。毛泽东高兴地说：“白砂之战，为歼灭陈国辉创造了条件。”6月8日，红四军决定在上杭白砂的严家祠堂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出席者扩大到连以上干部，再次讨论关于取消或正式成立红四军军委等问题。会上，刘安恭情绪激动地说：“毛泽东总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按这条标准来衡量朱毛，两人存在很大的差异。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的命令。这次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央二月指示就是一个明证。所以，现在不仅有一个划分前委与军委职权的问题，还有一个红四军是留朱还是留毛的问题。”林彪再次重申了反对设立军委的意见，朱德为缓和会场紧张的气氛，耐心地做解释工作。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他将一份书面意见放在会议桌上，毛泽东给会议交了一个书面意见书，意见书分为四条：1、前委军委是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承担，陷于不生不死状态。2、人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却要多一层军委机构，前委工作不好承担。3、反对“党管一切”，反对一切工作归支部，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限制，要求党员要有相当的自由。这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动摇成了根本问题。4、对决议案没有服从诚意。最后，毛泽东说：我不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毛泽东此举使大部分与会者对刘安恭的做法不满，在投票中，前委以36票对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朱刘等投了反对票。刘安恭担任的临时军委书记一职自然免去，改任第2纵队司令员。临时军委被撤销，并不意味着红四军不设军委，但是否马上就设立正式军委？在撤销临时军委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的前委主要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却不一致了。萧克回忆说，当时毛泽东认为：由于前委和军委的根本分岐，使党的“3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了动摇”：第一，有人反对党管一切，说“党管的太多了，权太集中于前委了”，有人甚至说：难道连“一支枪党也要过问?”这一部分人“主张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第二，有人反对一切归支部，说“支部只是教育同志的机关”。第三，有人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要求党员要有相当的自由。朱德则对毛泽东这几条意见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第一，“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先例”，他说这种口号“是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所以，他不同意“党管一切”的说法。第二，对于“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他是“极端拥护的”，但是，他认为：四军在原则上坚持不够，结果成了“一切工作集中前委”。前委“对外代表群众机关，对内代表各级党部”，“这样，何尝有工作归支部呢?”第三，他认为党员在党内要严格执行纪律，自由要受到纪律的限制，只有“造成铁的纪律方能培养全数党员对党的信仰，奋斗才有所依归”。他说，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做好，不仅自由发表意见，自由谩骂同志，而且对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不认真执行。前委扩大会议经过几次讨论，大家在是否马上设立军委的问题上，意见不但未能取得一致，反而把矛盾扩大到部队中去了，结果形成了一种取决于部队“全民公决”的态势。赞成与不赞成，各执一端，对立非常严重。赞成马上设立军委的人认为：既要四军，就要有军委，这是组织系统的完成。有人要把军委的设立，作为制约“权力集中前委”的必要手段。不赞成马上设立军委的人认为：现在红四军虽有4000多人，但仍是一支小部队，而且不断行军转战，“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所以，有前委直接指导就可以了，不必再设立军委。坚持设立军委，实质上是一种“分权主义，”而这种分权主义是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不相容的。军委、前委的分权形式所以不能存在，就是这个理由。”刘安恭对其军委书记职务被撤销，一直愤懑不平，他把撤销临时军委、免去他的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职务一事，全部归咎到毛泽东身上，抓住毛泽东不赞成中央关于分散红军的策略等问题，说毛泽东不服从中央指示，自创原则。他还说，红四军党内分成了派别，朱德是拥护和执行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是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的。刘安恭提出：军委是否设立，应以完全选举制度来解决，他还提出：可以由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白沙会议虽然取消了临时军委，但争论还在继续。特别是刘安恭，底下做了许多工作，许多言论不免直接攻击到了毛泽东，这个也制造了极大的思想混乱，毛泽东再次萌生了离开前委的想法。林彪看出了毛泽东的矛盾心理。当天夜里，红1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前委秘书江华（黄琳）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我当即将此信送给了毛泽东同志。他看了一下，对我说，放在这里吧，没有别的事了，你休息去吧。回屋后，我一直不能入睡。第二天得知，毛泽东同志也一夜辗转未眠（能不激动？看到红四军中最重要的军事将领明确支持他，这成为他能坚持这场争论并最终获得胜利的最直接的因素。这封信来的太重要了，林彪的态度太重要了，可能后来毛泽东每到关键时候都会想到林彪的原因）。这些天来，他常为解决这些争论、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而焦急思虑。”林彪是这样写的：“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派。”“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阴谋，附和这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你今天提出你个人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该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了事。在中央未派人来代理你以前，你不应离开前委。我希望你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一切同志的错误思想。”为了搞清问题，红四军前委要求朱毛两人提出书面意见，详细陈述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在仔细阅读林彪来信之后，于6月14日以给林彪复信的形式写了篇7600字的文章《复林彪同志信》。文章开头就说：“你的信给了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斗争。”毛泽东把红四军党内争论的问题概括为14条，他写道：“不明白四军斗争的历史，便不明白现在争论问题的来源，不明白它的来源，便不明白自有四军到现在两个系统的斗争的全部问题的性质。问题的主要点有以下各端：1、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2、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3、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4、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5、罗宵山脉中段政权问题；6、地方武装问题；7、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8、对时局的估量；9、湘南之失败；10、科学化、规律化问题；11、四军军事技术问题；12、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13、分权主义与集权；14、其它腐败思想。”毛泽东还在信中回答了有关“家长制”的指责，他写道：“我们要先问什么叫做家长制，然后才可以知道四军内是否有家长制，不然随口去说必会与事实不相符合。家长制的含义是：只有个人的命令，没有集体的讨论，只有上级委派，没有群众选举。如果大家承认是这个定义，那么，我们看一看，四军的党内有没有这定义所说的，就可以知道有没有家长制了。”“四军党的集体的讨论，从支部到前委历来是如此的，各级党部会议，特别是前委、纵委两级会议，不论是常委会全体会，应到委员之外，差不多每次到的都有非委员的负责同志参加。假若少数同志们患了善忘病的话，现在各纵队的会议录（3纵队有去年5月起的全部会议录，不差一次）、前委会的会议录（有从今年起的会议录，不差一次），可以去查。大的问题，如井冈山之出发问题讨论，此次争论及分兵问题讨论等等，总是征求群众意见的。说四军党内只有个人命令没有集体的讨论，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吧?！”毛泽东的结论是：“前委领导中没有"家长制倾向’，党的领导的加强是必要的。”毛泽东对在军委问题上的争论作了分析，他写道：“到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明显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少数同志硬是要一个军委，骨子里是一个党的指导机关拿在他们手里，以求伸张那久抑求伸的素志。然而表现出来的理由仍然是冠冕堂皇的，可惜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罢了。”针对“既要四军，就要有军委”的说法，毛泽东写道：“现在只有4000多人的一个小部队，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少数同志对这些实际的理由一点不顾及，只是形式的要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生生的插进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这是什么人都明白在实际上不需要的，然而少数同志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非要设立不可，究竟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明呢？要我寻出理由，我只好说这是少数同志们历来错误路线的结果，两个指导路线的最后斗争。”毛泽东明确表示现阶段没有设立军委的必要，但他在信中却没有一概否定这场争论，而是肯定地写道：“党内有争论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红四军改造的工作由此可以完成，红四军的党，由此可以得到极大的进步。”同时，毛泽东也严正告诫说：“红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主要是思想问题，其余是小节）奋斗，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最后，毛泽东说明了请求离开红四军前委的原因。他说：“至于我之请求离开前委，并不是消极，不参加这种斗争，乃有以下的理出：我在四军的日子太久了，一种历史的地位发生出来的影响是很不好的，这是我要指出的中心理由。我个人身体太弱，知识太贫，所以我希望经过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在没有得到中央允许以前，由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使我能因改环境而得到相当的进步。”15日，朱德写了《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6月中旬，《前委通讯》第三期将《林彪致毛泽东的长信》、《毛泽东复林彪同志信》和《朱德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都刊登在红四军办的《前委通讯》第三期上，全军将士都能读到。本来红军党组织内部对前委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已是小道消息满天飞，现在于《前委通讯》上公开刊登，上上下下的议论更是沸沸扬扬。林彪在公开会议上的观点很简明，“我的信专指军委问题”。林彪还说：“朱德用手段拉拢部下”，“希图成立军委，以脱离前委羁绊”。毛泽东和朱德作为党和军队主要领导人的观点不一致，使争论更难以解决了。在这种情况下，各纵队、支队党委讨论得更热闹了，甚至连毛泽东、朱德的去留问题都提出来了。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他对于这场争论的公开化与激烈化，有些始料不及。他细心地观察和思考着出现这场争论的原因和实质，努力寻求解决争论的根本有效的方式和方法。就在此时，由广东潮州、梅州地区回窜的陈国辉部已经逼近了龙岩城。红军党内的争吵归争吵，仗还是要打的。毛泽东、朱德为了迷惑敌人，造成红军要开往江西的假象，率红四军进抵新泉休整，故意让开永定到龙岩的大道，让陈国辉回来，以便聚而歼之。6月17日，毛泽东、朱德在新泉“望云草室”接到闽西特委送来的报告，说是陈国辉主力在毛泽东骄兵之计的“引导”下，已经趾趾高气扬地全部返回到了龙岩城。毛泽东、朱德马上下达了向龙岩进军彻底消灭陈国辉部的命令，率领红四军1、2、3纵队及红59团，挥戈南进。6月18日晚上，朱德、陈毅等人在小池圩“赞生店”楼上召开有各纵队司令员参加的军事会议，却没有通知毛泽东参加，只让谭震林参加了会议，由谭震林负责向毛泽东传达会议的决定，毛泽东、谭震林、江华和前委、政治部工作人员随同刚刚由闽西地方游击队编成的红四军支队张鼎丞部行动。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吩咐小池区委，发动群众协助红军站岗放哨，严密封锁消息，将敌人蒙在鼓里。6月19日拂晓，已经完成包围龙岩计划的红四军和红59团，兵分4路发起了闪电式攻击，经过激烈的巷战，将陈国辉部主力消灭于东门外见龙桥一带。四面楚歌的陈国辉装扮成一个老百姓模样潜逃了，他的2000余名部下全部被歼。红军缴获了迫击炮4门、机枪10挺、步枪900余支、子弹不计其数。这是红四军进军闽西以来的又一个大胜仗。三打龙岩的重大胜利，震撼了闽西地区的统治基础，土地革命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初步形成了以龙岩、永定、上杭为中心，包括连城、长汀、武平等县的闽西革命根据地。红四军三克龙岩后，决定在龙岩进行休整。前委秘书处安排毛泽东与贺子珍住在龙岩北山下的新邱厝，这里离司令部、政治部较近，山上松柏蔽日，环境十分幽静。此时形势稍安，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求得党内争论问题的解决，已经成为矛盾各方面人物的共识。由于毛泽东和朱德都不便于出面，前委便决定由陈毅主持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在前委书记还没有被罢免的情况下不由前委书记毛泽东主导，而避嫌由陈毅去主导，这是毛泽东千虑智者的一大失误啊）。于是，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和前委的工作人员便着手筹备召开红四军党的七大。毛泽东很重视这次大会。他的想法是通过这次大会，总结红四军下井冈山以来的经验教训，批评和纠正在新形势下部队中产生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期望能在他所主张的正确路线上统一思想，促进红四军队伍的发展壮大和游击战争的进一步胜利。他满怀希望地找陈毅谈话，要求陈毅支持他的正确主张，在代表大会期间能够做出一个好的决议来。毛泽东却不知道，为了召开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前委成员及其它各方面的人物，每天也都在相互交换着意见（这是好听的说法，不好听的说法就是，大家天天都在底下拉帮结派搞小动作，当然，这是正当的，是民主化的表现，跟西方拉选票是一样的）。此时的陈毅只有28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他没有认识到这些争论的重大意义，而是要趁机表明自己的独立见解。所以，他并没有理会毛泽东的意见。陈毅在朱毛之间始终持调和立场，希望两人从党和革命的立场出发团结一致。他说：“你们朱毛两人，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你们两个大国天天在吵架，我这个郑国在中间不好办。”（毛后来把这个称为“陈毅主义”。陈毅在这时间，并没有史书上后来讲的那样，“站在秦晋两大国之间”，他的观点其实是很简单鲜明的，就是站在朱德这边，只是做法说法上，有另外的样子罢了，毛焉能不明？故深恨之。）三、毛泽东真的下台了（从1929年6月22日福建龙岩红四军七大至12月28日福建上杭古田会议）红四军“七大”：让毛泽东这辈子刻骨铭心的一次会议。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在龙岩城一所中学里召开。在到会代表中，有红四军前委委员、各纵队司令员、支队长、大队长及大队以上党代表和士兵代表共四五十人。会场设在学校的厅堂里，前委委员们都坐在一个平台上的长板凳上。陈毅主持会议并代表前委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部分地采取了毛泽东在6月14日长信中的分析，指出了这场争论产生的原因；同时，他在一些问题上，又不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说，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如“组织不完备”，“领导兼职太多”，“过去党的批评精神缺乏”，“负责同志间工作方式与态度不好等，也是引起争论的原因。陈毅对于党内争论的问题，提出要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反对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要“提高党员政治水平线”，“改进支部生活”“反对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等等。陈毅在报告中关于争论的焦点军委问题，耐心地做了说服，没有使设立军委的意见成立；他提议大力加强前委领导，并对刘安恭、林彪的言论和行动进行了批评。接着他话题一转，又对朱德和毛泽东两位军政领导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朱德听了陈毅的批评，没有讲话。毛泽东则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傅柏翠后来回忆说：“那次会上，毛不像平时那样谈笑风生，那么深入浅出地悬河泻水般滔滔不绝，娓娓而谈，而是态度严肃，正襟危坐，他的话简短到不能再简短了：“许多意见可以保留，现在毋须答辩，让将来的事实证明。”话虽短，不一般，句句有所指，字字有着落，令人心里为之震动。”林彪、罗荣桓等人在会上发言，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政治主张。但是，像林彪、罗荣桓这种意见的人在会议上只是少数，多数人则是反对毛泽东的意见。红四军七大会议只开了一天，最后通过了陈毅按其报告精神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党内争论问题及分兵问题》，选举了新的前委。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及四军直属队，1、2、3、4纵队的士兵代表共13人为前委委员。传说：由于陈毅的发言在会议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所以会议在选举前委书记时，不少人居然不投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的票。对毛泽东的赞成票和反对票正好相等。在这关键时刻，陈毅投了自己一票，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陈毅投了毛泽东的反对票。结果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这是陈毅第2次取代毛泽东为前委书记。原定两个议题只讨论一个“党内争论问题”，另外“分兵问题”则留下“由新前委讨论”。这个决议案是“七大”主持人陈毅殚精竭虑两个昼夜起草的这个报告。陈毅在草拟决议案时字斟句酌，最终选择了这样的办法：“对毛主席我打了他一棒，对朱军长我也打他一棒，对刘安恭我也打他一棒。”结论里尖锐地指出毛泽东有七项缺点：A 英雄主义；B 固执己见，过分自信；C 虚荣心重，不接受批评；D 在党内用手段排除异己，惯用报复主义；E 对同志有成见；F 工作态度不好；G 小资产阶级色彩深厚。并为此小结说：“因有以上之错误，使同志们怕说话，造成个人信仰，使小团体观念加重。”朱德的缺点也是七项：A 用旧军阀的手段，相信私人；B 有迎合群众造成个人信仰的倾向；C 无形间有游民无产阶级行动的表现；D 工作不科学，无条理，无计划，马马虎虎；E 无形中夸大英雄思想的表现；F 不能坚决执行党的决议；G 不注意军事训练，不注意维持军纪。结语是：“因为有以上错误，弄成了军纪风纪松懈，使士兵具有流氓习气，难以纠正，又惯用手段拉拢部下，小团体观念极深。”因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朱德明显没有毛那样重，大会只给了个“书面警告”处分。林彪等人表示不能认同这样的结果。红四军党的七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对陈毅极感失望，这次近乎"夺权’的会议，给了他很大的刺激。因为，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次由下级"造反’而成功的例子。在这以前，毛泽东曾多次遭到别人的打击，甚至被撤职。但那毕竟是在中央，是由党内地位比他高的人所做的。因而这次陈毅的由下而上的夺权，是他难以容忍的。毛泽东在龙岩新邱厝住所听取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的工作汇报时，他愤然地说，要离开红四军，到蛟洋去。毛泽东还对邓子恢说：“闽西局面已经大定，特委对各地工作要有个纲领才好。”在红四军七大后不久的一天，新前委在龙岩翁家花园召开会议，决定在新泉将闽西地方红军和部分赤卫队合编成红四军第4纵队，由傅柏翠任司令员，李力一任党代表，罗瑞卿任参谋长。会议一直开到傍晚才结束。毛泽东和朱德一块儿离开会场，看看将到新邱厝，毛泽东说：“军长啊，吃晚饭的时候到了，你就莫走啰，我来请你品尝一样美味的东西。”朱德说：“好哇，有啥子好吃的东西，尽管摆出来，我的肚皮可叫了。”贺子珍见他们回来了，就从厨房里端出一锅带着香味的热腾腾的清汤。大家坐好后，朱德打开锅盖一看，顿时皱起了眉头，他说：“怎么，这锅里还有这么多燕毛毛在飘动呢?”贺子珍一听，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早上，警卫员小吴拿来了个纸包包，往桌上一放就走了，也没有说是什么东西，是从哪里搞来的，也没有说这个东西该怎么个煮法。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做，就这么一放水煮起来了。”毛泽东在一旁听着，笑了起来，说：“这是好东西，叫燕窝。是邱老房东特意送来慰劳我们的。我已经叫小吴按价付款了，东西是我们自己买下来的。”贺子珍望着一锅带毛的燕窝汤，很难为情地笑了。朱德见他们如此说，也笑着说：“这有啥子，把燕窝毛毛统统捞起，就是上等的补品了。这要比井冈山的南瓜汤好喝多了!”说着，就动手用筷子打捞起燕窝毛来。贺子珍摆好饭菜，曾志刚好从政治部回来，也赶忙过来凑热闹，大家高高兴兴地又吃又喝。朱德还咂着嘴说：“要得，要得，味道就是好!”毛泽东看到朱德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也只好笑着说：“既然军长说好吃，我们大家都吃好哇。”1929年7月8日，毛泽东与夫人贺子珍，还有被调职的谭震林、蔡协民、曾志、江华等人，离开红四军部队，徒步前往闽西特委所在地蛟洋。毛泽东是以前委特派员身份去指导闽西特委召开的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同时等候中央的批复，以便转道厦门往上海，再赴苏联莫斯科学习。后来以闽西特委秘书长身份暂时留在闽西特委工作的江华回忆说：“在离龙岩城时，闽西特委给我们每人发了30元钞票，任命我为闽西特委秘书长。我们离开部队由龙岩出发时，把我们的马也扣留了，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插一句：灰溜溜的毛泽东受到林彪的尊重。不但去看望他，还从第一纵队的公积金里拿了三百块银元给毛泽东，不过毛泽东没要。对这件事，毛泽东记了一辈子，说，“有几次，遭到内部同志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那时，林彪同志和我一道，赞成我。他在朱德领导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秋收起义的队伍，却撤换了我。同我有长久关系的撤换了我，同我不大认识的拥护我。”人啊人，世事难料的人。“七大”不欢而散，但人散曲未终，分歧依旧，矛盾依旧。红四军是毛泽东一手创建的，但他走了，军委由朱德负责，陈毅则忙于把“七大”决议，毛泽东等给中央的信件，和以前委名义给中央写的《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工作报告》，通过秘密交通送给在上海的党中央。此时是1929年6月底。中共中央对这些文件较为重视，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进行研究和讨论。政治局认为“七大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是错误的，并指出“红军采取比较的"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绝对不是家长制’，如果每一件事都要拿到支部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8月21日，中共中央发来了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俗称“八月来信”。但这封信却杳如黄鹤，红四军一直未收到。毛泽东离开前委后，提出了去苏联留学的要求。新组的前委经过讨论，在留俄名单上增补了毛泽东、江华等人，名单调整后，正式上报中央。7月25日，闽西一大选举了新的闽西特委，委员15人，常委5人。选举邓子恢为特委书记，蔡协民为组织部长，蓝鸿翔为宣传部长，江华为特委秘书长，曾志为团特委书记;张鼎丞为军委书记，谭震林、卢肇西为军委委员。毛泽东由于辛劳过度，突然又闹出恶性疟疾来，他不得已退出了会议。7月29日，敌人“三省会剿”气势汹汹。7月29日，新前委书记陈毅与朱德带着新前委全体成员来到蛟洋，由陈毅主持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以前委委员的身份带病参加了会议。陈毅决定红四军分兵两路：1、4纵队留在闽西，巩固和发展根据地；2、3纵队出击赣南去广东，从外线打击敌人，以打破敌人的3省会剿。毛泽东显得处变不惊，谋略在胸，他说：“我们不要硬拼，要硬中带韧，采用牛篦政策，用力压就瘪下去，一放手又弹回原样。敌人来了，我们分散转移，缩小目标，转移敌人视线，分散敌人力量。等敌人走了，我们再打回来。”毛泽东还说广东的敌人比较强大，红四军比较弱小，目前应该做艰苦的工作建立根据地，劝他们不要去冒险。陈毅认为，红四军的力量不算弱了，应该多打一些地方，扩大影响，同时可以筹些款。接下来，毛泽东与陈毅发生了一场剧烈的争论。陈毅问毛泽东：“你能不能回到前委主持工作?”毛泽东坚决拒绝了，在建军的原则问题上，他不能让步，他说：“我不能回去，你们七次大会那个做法，我不能同意。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回去。”陈毅要毛泽东同意部队去打广东，并希望毛泽东能一起去。毛泽东冷静而坚决地说：“你们要打，你们走吧，我不去。”陈毅发火说：“这不是我们哪个人的意见，这是中央的决议，我们是执行中央的决议!”毛泽东极力控制住自己，不再说话了。毛泽东的坚决态度，使陈毅感到问题严重了。他没有想到，他的做法，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把事情弄到如此地步。他根据中央中央6月来信要红四军派一得力同志前往中央汇报工作的指示，决定由他自己尽快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如实汇报红四军的情况，以求得一个彻底的解决。陈毅临行前让朱德代理他为前委书记。他再一次来见毛泽东，说：“我打算去上海去，把这些情况直接向中央报告，请示中央如何解决。”毛泽东说：“你可以去，我也赞成你去。你把四军的详细情况向中央反映一下有好处。”毛泽东在闽西“一大”结束后，离开蛟洋文昌阁，化名“杨主任”，前往上杭县的苏家坡，一边养病，一边进行农村调查，指导闽西土地革命。1929年9月间，毛泽东与贺子珍从虎岗转移到100多里外的永定县金丰牛牯朴村的大青山下。赤卫队员陈添裕为安全起见，给毛泽东夫妇在密林中搭起了一座竹寮。毛泽东为这所竹寮取名为“饶丰书房”，他手书“饶丰书房”木牌一块，挂在竹寮门口。毛泽东身居竹寮，日日面对茫茫青山，吟诵唐诗宋词;夜夜谛听溪涧流水，百感交集。他在这里一住就是20来天。这时候，毛泽东又染上了疟疾，大病一场。他一会儿发高烧，烧得烫人，一会儿又打冷战，冷得吓人。他脸色蜡黄，脸、脚、肚子都浮肿了起来，甚至连大小便都要人搀扶，好几次都徘徊于生与死之间。江西难于弄到奎宁，急得傅连暲是团团转，等了好久，上海的交通员历尽千辛万苦总算把奎宁送到了。可是那两个来护送药品的人，其中的一个已经在半路上被敌人砍了头。国民党得悉毛泽东生病的消息以后，他们的报纸便兴高采烈地大肆宣传起来，纷纷载文说：“毛匪死于肺结核”。9月21日，已经回到闽西的红四军第2、第3纵队，与第1纵队会师，一举攻下了上杭城。三省会剿军久攻闽西不克，现在又损兵折将，便纷纷引兵退去。第一次三省“会剿”至此基本瓦解。红四军“八大”：一次无关紧要的会议。9月下旬，朱德为了稳定官兵情绪，整顿部队，就以代理前委书记的身份，决定在上杭召开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继续讨论红四军建设中的有关问题。朱德还派人到永定县通知毛泽东到上杭参加红四军八大。毛泽东坚持说，在党内是非没有分清之前，不想随便回到前委去;而且自己还有病，也不能参加会议。朱德闻报，大为恼火，他立即召开前委会议，决定说：如果毛泽东不回前委和不参加八大，就给毛泽东以党纪处分。朱德再次派人去永定，命令毛泽东一定要到上杭参加会议。毛泽东无奈，只好于9月下旬从永定合溪石塘里的“师俭楼”搬出，坐在担架上，由傅连暲、卢肇西等率领地方武装护送，经石岭、合溪的黎袍山、上杭的蓝家湾、庐丰、安乡等地，赶往上杭。再说朱德等人在仓促之间召开了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由于朱德事先准备不足，缺乏必要的意见准备，而且在大会上又是采用的极端民主化的方法，放手让大家讨论，结果，“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2天，仍没有解决。”所以，这次党的代表大会只是“无组织状态的开了3天”，代表们之间争论不休，“毫无结果”，引起了许多领导干部的强烈不满。罗荣桓在会议上发言，他要求请毛泽东回来领导红四军的工作，林彪和一些人表示同意。刘安恭却是依然坚持攻击毛泽东。朱德经过几个月的实践，已经深切体会到离不开毛泽东了，他爽朗地说：“我同意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人家都说朱毛红军，朱离不开毛。朱离开了毛过不了冬。”一句话把大家说笑了。在许多政治工作人员的要求下，从中央调来不久的第2纵队党代表张恨秋，即席起草了一份《敦请书》，在会议上朗读，获得了大会多数票通过。会后，朱德根据会议通过的《敦请书》精神，写信给毛泽东，派人请毛泽东回来复职，主持前委工作。1929年10月初，毛泽东在赶往上杭的途中，接到了朱德派人送来的《敦请书》和他写来的信。毛泽东一看，这才知道八大会议已经结束了。他立即给前委回了一封言辞十分激烈的信，拒绝了朱德等人的要求。毛泽东在信中这样写道：“我平生精密考察实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随便回来，这个路线不解决，我就不能回来。”毛泽东一行人于重阳节后的一个傍晚，来到了刚刚解放的上杭县城。毛泽东与贺子珍住在上杭县城“临江楼”2楼的前厢房，蔡协民、曾志、邓子恢等人也都住在2楼上。临江楼坐落在汀江岸边，面对琴岗，依山傍水。红四军的领导人朱德、郭化若等人听说毛泽东的病尚未好，就来到临江楼看望他。毛泽东躺在病床上，告诉朱德等人说：“我这几个月在闽西缺医少药，疟疾需再治疗一段时间，尚不能随军行动，请大家谅解。”大家都劝毛泽东安心静养。曾志从上杭街上西药铺里为毛泽东请来了一位医生，医生看过之后说：“你得的疟疾，又烧又泻，持续不愈，时间长了，体质逐渐虚弱，因此身上才出现了浮肿。”医生为毛泽东开了金鸡纳霜丸，说是特效药，服了很快就会好的。他还特别叮嘱众人说：“病人需要增加营养，要一天吃一只鸡。再用2斤牛肉熬汤喝，可以少吃肉，主要是喝汤。”曾志为了照顾好毛泽东，专门请来了一个男厨师，每天为他炖1只鸡，将2斤牛肉煨得烂烂的。每顿饭都要毛泽东喝1碗牛肉汤。毛泽东经过10多天的大补食物治疗，病情大有好转，身上的浮肿也全消失了。陈毅去中央：“归去来兮辞”。早在7月末，陈毅化妆由闽西苏区出发，经厦门、香港转赴上海。他在途中多次听到群众议论"朱毛’的厉害，才知道红四军的政治影响，远远超过了苏区的边界，已经在全国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陈毅到了上海后，找到了他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老同学、现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负责人李立三，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及七大会议的结果。李立三要他尽快写出书面材料，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在8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将陈毅的书面材料向政治局作了汇报。据这次会议的记录记载，陈毅在材料中的最后一句话，仍然是：“但一定要中央找一政治上强的人去”苏区。在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陈毅的汇报。向忠发主持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会议听取汇报后，决定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组成三人委员会，这个三人委员会由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负责召集，讨论审议红四军问题，提出决议案后再由中央政治局讨论。周恩来和李立三反复阅读了陈毅所写的《关于朱德、毛泽东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等5个书面材料。在《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中，陈毅最后写道：“对朱毛去留意见：1、在中央能各派1人去担任他两个的工作，则两人同时可以离开。2、如不能同时派两个人去，则先派1人去任前委书记，毛可先走，朱可暂留工作。”9月1日，周恩来、李立三与陈毅一起进行了第1次讨论。在第2次讨论中，周恩来对于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着重重申了他于8月21日起草的那封指示信中的观点。他还对陈毅说：“军队只能集权，才能行动一致。你们去年"湘南失败’，就和放任让群众自由讨论有关。”李立三问陈毅：“当时如果润之和你们在一起，又会怎样呢?”一句话问得陈毅无话可说。是啊，当时陈毅自己就曾经说过：“润之若在，必能阻止部队南行。”周恩来接着说：“这说明前委一定要集中权力，还需要有自己的核心人物。一个能够把大家的正确意见，把委员们的正确意见集中起来的书记，这绝对不是什么"家长制’啊!”三人委员会在第3次讨论组织问题时，陈毅坚持他的意见，他说：“中央可以派人去红四军，我当不了前委书记，我陈毅2次代替毛泽东干前委书记，2次放任下面搞极端民主化，正说明我管不了这一砣嘛!”李立三问陈毅：“你看毛泽东如何?”陈毅没有说话。李立三接着说：“我考虑，如果仍由原班人马负责，毛泽东、朱德都不调离红四军，只把刘安恭调回中央，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红四军党代表，但不兼政治部，朱德仍为军长，你看四军同志能不能接受?”陈毅说：“他两三年来坚持的绝大部分都非常正确，不但正确，而且别开生面，为中国革命创出新路。但是在组织上，我仍然担心搞不好团结，他为人……我在汇报时都说了，个个怕他。这次代表大会没有选他，出乎意外，但也不奇怪。”周恩来说：“认识一个政治家，是看他的主流还是看他的支流?我认为现在选择红四军这样一支全国红军的先锋部队的领导人，毛泽东是最好的人选。他在1927年率先提出上山打游击，提出了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同时认识到红军不仅要打仗，而且要成为党的一支强大的宣传队、群众工作队，等等。这一切都代表着红军发展的未来。我相信，这样一位同志，身负重担，面临大敌，是不会不注意改进自己的工作作风的。”陈毅见李立三、周恩来都如此说，便表态说：“这次闹得有点伤感情，主要是我的错误。我没有认清毛泽东的天大的优点，没有指出正确的路线。我回去带头检讨，我相信退1步是可以进3步的。”周恩来见陈毅终于表了态，就特意建议由陈毅为中央起草《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九月来信”。9月28日晚，陈毅就“军阀混战的形势与红军的任务及前途以及战略”等问题，为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写出了一封近万字的书面指示信。他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他写道：“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先有农村根据地，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红军不是与工会、农会同等的组织，它是经常与敌人在血搏状态中的战斗组织，它的指挥，应该集中，军队中的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不应漫无限制，搞极端民主化。”《九月来信》还指示：“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此时，中央还考虑到陈毅主持七大选掉了毛泽东，现在毛泽东复职了，如果陈毅感到回到红四军不方便，可以安排他到其它根据地工作，说现在鄂豫皖红军需要加强领导，还有广西正在准备起义，这两处可以由陈毅任选一处。陈毅说：“我应该回红四军去，代表大会没有开好，我有主要责任，我应该回去挽回不好的影响。现在还没有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等办好了这件事，再考虑我的工作问题。”周恩来说：“解铃还须系铃人。你自己也说了，七大选举前委书记，你的关键一票使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落选，中央要求你再去把他请回红四军，你不会介意吧?”陈毅说：“请中央放心，我一定会把毛泽东请回红四军。”就这样，陈毅于10月1日离开上海，带着“9月来信”于10月22日绕道香港返回闽西，回到了红四军。此时，前委代理书记朱德正带领红四军第1、2、3纵队，按中央指示“到东江游击，向赣梅发展”。陈毅在粤北见到朱德，简单地讲了一下中央的精神，又询问了毛泽东的近况，说他要请毛泽东回来领导。朱德说：“我服从中央的指示，不过，你欢迎他回来，他是否愿意回来，还很难说。”陈毅说：“这个我负责。我相信，是可以把他请回来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使毛泽东复职，使红四军团结起来。也许你们认为我到中央是为自己捞点东西，是为了我个人。我是为红四军去的。这次由我向毛泽东检讨，他会回来的。”朱德见陈毅如此讲话，就说道：“毛泽东对你最不满意，你知道吗?你走后，10月初我们又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并由彭祐、郭化若起草了一封信请毛泽东回来。但是毛泽东不回来，他还写了一封回信把责任推到你头上，引起了代表的不满，就不请他了。”说罢，便把毛泽东给前委的回信拿给陈毅看，陈毅看了毛泽东称为“陈毅主义”的那封信后，心情也沉重起来。但他毕竟是经过了一次思想上的洗礼，他这次回来就是为了纠正那种错误倾向所造成的“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的不良后果。因此，陈毅说道：“我陈毅其它的用心是没有的，但敷衍调和模棱两可是有的。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我自己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陈毅在当天即派人将“九月来信”送往毛泽东在上杭的住处，并附上亲笔信请毛泽东回到前委主持工作。陈毅写道：“我自己在主持前委工作期间有缺点错误，七大没有开好，需要公开检讨的话，这个检讨我来做。”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不在上杭了。原来在1929年10月23日，毛泽东因敌情吃紧，也离开了上杭县城，随同中共赣西特委机关往上杭县苏家坡转移。途中，毛泽东因为身体好多了，心情特别好，他迈着缓缓的大步，一副悠哉游哉的样子。贺子珍与闽西社会主义青年团特委书记曾志一溜小跑地跟在后面，毛泽东回头看看正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曾志与夫人贺子珍，风趣地说：“我现在身体完全好了，吃得也多，拉屎就像牛拉屎，一拉一大堆。”（这里插上一句：陈毅回红四军的第三天，也就是毛泽东离开上杭的第二天，10月24日，刘安恭率2纵队在永定与广东大埔交界的庐下坝击溃敌军两个营，在指挥战斗中不幸身负重伤，不久牺牲。对毛泽东来说，他死的真是时候）毛泽东一行人来到苏家坡，县委书记张鼎丞抽调1个连的地方武装配合警卫，封锁毛泽东在这一带的消息。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见毛泽东病体未愈，非常虚弱，就托人专程去外地或白区购买牛奶、白糖等物品，送给他补养;还派人四处寻找有名的中医为他调治，使他的病情很快就好转多了。毛泽东与贺子珍住在苏家坡村里的“槐树堂”阁楼上，蔡协民和曾志也住在楼上。楼中间是个小天井，他们两家的房间遥遥相对，彼此的活动都看得清清楚楚。曾志曾经回忆说：“那时贺子珍身体不好，鼻子常出血，以为是倒经。在上杭检查时，医生说是怀孕了。可能是怀孕的缘故，有些烦躁。主席与子珍一会儿说说笑笑，一会儿又打打闹闹，主席还是喜欢跟贺子珍逗着玩。此时的贺子珍很清秀，见人总是笑眯眯的，待人又和善又亲切。虽然她像林黛玉一样弱不禁风，实际上她的性格很倔强，发起脾气来也火冒三丈，而且还像小孩一样爱哭。毛主席又爱开玩笑，开过了头，贺子珍就生气，两个人便吵了起来。吵着吵着，你打我一下，我也打你一下，就这样打起来了。但一会儿，俩人又和好如初有说有笑了。我和蔡协民就住在对面的房间里，经常耳闻目睹他们的打闹说笑。”毛泽东每天都要读书看报，可是有一天，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了2本英文书，叫《模范英文读本》，是初中2年级的课本。他就坐在窗前大声地念英语，由于他湖南口音很重，读起来有一种怪味，让人听起来发笑。曾志在教会学堂学过一点英语，她知道英语该怎么个读法。毛泽东在那边读得越认真，曾志在这边笑得越厉害。毛泽东偶尔抬头看她一眼，并不介意，依然是那样旁若无人地念他的湖南腔英语。这期间，曾志夫妇晚饭后经常陪着毛泽东与贺子珍去村边小溪旁去散步，他们踏上溪边的一座小桥，很有兴致地看着当地的群众在小溪里捉小鱼。群众捞到了鱼，就送给他们几条。有时他们也学着别人的样子下水捉鱼，每次捞到鱼后，就如获至宝似的拿回去美食一顿。毛泽东特别爱吃鱼，他每次吃鱼，都是先将鱼头吃了，再吃其它鱼肉。大家也都很高兴干这事，总觉得自己捞回来的鱼特别好吃。毛泽东在苏家坡住了将近40天。1929年11月4日，陈毅不见毛泽东有任何反应，就再次给他写信说：“我从中央回来，于22日到军部。我俩之间的争论已得到正确的解决。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的。见信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陈毅同时与朱德及前委成员商量，筹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他又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在写到目前部队的情况时，说有“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那样的每况愈下之感。他在报告中还写道：“我只有照中央的办法去做：1、建立四军的政治领导，使全体同志和红军官兵集中力量对外斗争，对外斗争胜利才是我们的出路。2、建立前委的威信，制止极端民主化的发展。3、化除一些同志的成见，用布尔什维克党的态度，扫除一切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对于这个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东西，我也不落人后的要去打倒它。我回前委后已送函去催毛同志回前委工作。现已筹备九次大会改选前委。”11月13日，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四军在东江失利后，重新返回闽西根据地。11月18日，陈毅根据中央指示，在上杭官庄鹧鸪塘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和周恩来的指示，批评了红四军“七大”和“八大”的错误。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和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的指示，对全军指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会议决定：正式恢复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11月23日，红四军再占汀州，前委立即决定由陈毅去请毛泽东回部队主持前委工作。11月26日，毛泽东按中央指示精神，在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的陪同下，从蛟洋到达汀州，回到红四军军部，与红四军会合。这天晚上，陈毅把毛泽东、朱德请到自己的房间里，详细地介绍了他的上海之行，诚恳地向毛泽东作了检讨，承认了“七大”的错误，并转达了李立三对毛泽东的问候。毛泽东也说，“八大”时他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毛泽东还赞扬中央“九月来信”写得好，问是谁写的？陈毅说：“是大家讨论我起草的，周恩来同志看过，一字未改通过的。”陈毅在谈话中还说，李立三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不久，又补为政治局委员；1928年11月，任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还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六大”以后，李立三在中央逐渐起了主要领导作用，基本上正确地贯彻了“六大”路线。李立三对毛泽东领导的红军革命战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充分肯定。陈毅又说，毛泽民也已经从天津调回上海，以开酒栈为掩护，继续领导党的地下发行工作。毛泽东为陈毅的思想水平提高得这么快而非常高兴，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完全复原了。11月28日，毛泽东在汀州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朱德、陈毅都出席了会议，这是半年多以来，前委召开的第一次团结、热烈而又融洽的会议。毛泽东除了同意11月18日前委官庄会议关于扩大闽西赤色区域、建立闽西政权的决议外，提议要更深一层地检查红四军的一般情况。毛泽东认为，若不抓紧训练和整顿，要完全执行党的政策是困难的。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3项决议：1、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2、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3、纠正红四军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四军内部的封建残余制度。夜深了，毛泽东一点睡意也没有，他提笔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他写道：“我病已好，11月26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同志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攻梅县失利，损失虽不小，但士气仍振奋，目前一时期当在福建境内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我们望得书报如饥似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毛泽东又给李立三写了一封信，他写道：立三兄：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3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她写信给我。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能抽暇写信指导尤幸。独秀近来行动（指陈独秀散布托派观点、成立小组织等反党活动）真岂有此理，中央的驳议文件已经到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共产主义的敬礼！毛泽东。陈毅这辈子最重要也最风光的一段使命完成了，跟半年前比，一切又回到起点。12月中旬，红四军进驻上杭县古田镇。四、毛泽东又是头儿了（12月28日古田会议开始——）12月28日这一天，大雪初晴。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溪背村廖氏宗祠（曙光小学）隆重开幕。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有120多人。陈毅为大会秘书长;毛泽东、朱德、陈毅共同主持了会议。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九月来信”，并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善益、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11人为前敌委员会委员；选举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3人为前敌委员会候补委员。选举毛泽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由于毛泽东在事前作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和大量的准备工作，各方面条件都很成熟，所以，会议只开了2天时间就顺利地结束了。如果不是陈毅这样及时的更正，如此卖力的表现，那么也许随后不久李韶久一个就够陈毅喝一壶了，更没有以后“陈毅是个好同志”的论调了，能否善终就是另一回事了。就这样被你征服。毛泽东又是这支部队的头儿了。名正、言顺、事成、礼乐兴。讲了这样多，这样复杂，说来说去，无关信仰，红四军七大之争跟任何一场党内之争一样，只是权力之争。权力写在每一个人的嘴脸上。组织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