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峙岳与宋希濂的历史恩怨

自清朝末年以来，随着以曾国藩及左宗棠、曾国荃等为首的湘军集团逐步形成并兴起，由湖南籍将领统领、以湖南人为主体的湘军就作为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驰骋疆场，近百年间湘军纵横南北、湘籍名将辈出，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辛亥革命至北伐战争时期，民间也有“无湘不成军”的俗语和“粤人革命、浙人出钱、湘人流血”的戏称，流传甚广。仅仅在国民党1926年誓师北伐前最早成立的国民革命军八个军中，就有第二军（谭延闿部）、第六军（程潜部）和第八军（唐生智部）来自湘军。而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直至国共进行战略大决战的全国解放战争中，在国共双方阵营中更是有一大批湖南籍将领脱颖而出，叱咤风云，书写了各自不同的历史记录。在国民党集团统治大陆的22年间，长期置身军旅统帅重兵并几度共事、彼此间曾结下深深恩怨的“和平将军”陶峙岳和“黄埔虎将”宋希濂，就是众多湖南籍将领中的两个。两位湖南籍国民党名将的不同人生道路陶峙岳，字岷毓，湖南省宁乡县人，1892年9月18日出生于一个富足的大地主家庭。幼年勤学好武，15岁时受其堂叔陶刚岚引导考入湖南陆军小学堂，迈出了终身为职业军人的第一步。1911年升入武昌第三陆军中学，当年10月随该校学生军参加了武昌起义，担任临时军政府大都督黎元洪的警卫队队员。1915年升入当时中国规模最大、学制最正规的军事学府——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深造，两年后毕业回乡，任湖南省督军公署上尉参谋，先后追随旧湘军将领谭延闿、陈嘉佑、赵恒惕、唐生智、贺耀组等，在近十年的历次湖南混战中凭为人忠厚和屡立战功一步步升任团长。1926年夏，陶峙岳随湘军第一师师长贺耀组率部集体参加国民革命军，任北伐军独立第二师少将团长、旅长，第四十军三师副师长、师长，先后参加了攻克九江、芜湖、南京等战役，并在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中率先率部向日军开火而名噪一时。北伐结束后，长期担任由贺耀组基干部队缩编的第八师副师长、师长，所部乃仅存的几支由旧湘军改编、尚保持完整建制的部队之一。其后，陶峙岳曾三次率部参加“围剿”江西苏区并追击长征的红军，因两次未与红军接触、一次被红军击败而引起蒋介石嫡系将领的疑忌和排挤，在内战迷津中屡遭贬逐，调至西北甘肃、陕西先后受制于朱绍良、胡宗南。1937年8月，陶峙岳率领由湘军第八师、第二十四师（即大革命时期曾在长沙制造了“马日事变”的许克祥部）扩编的七十六军奉命从陕西驻地驰援上海前线，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第八师的9000余湖南健儿群情激奋，同仇敌忾，在日寇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的强烈攻击下，凭借极其低劣的武器装备顽强坚守蕴藻浜阵地21天，以沉重的伤亡有力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当部队奉命撤出淞沪战场时，全师出后勤人员外仅剩700多名战斗人员，陶峙岳因此役被誉为“抗日名将”，并被顶头上司胡宗南称赞为“想不到你们的几杆破烂枪，打得这样不错！”其后，陶峙岳长期率部在战略大后方河南、陕西一线担任黄河河防，先后担任第一军军长、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三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等职，于抗战胜利前夕调至甘肃酒泉担任统辖河西走廊地区过往部队的河西警备总司令。三年解放战争中，陶峙岳先后出任新疆警备司令部总司令、西北行辕副主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等职，作为封疆大吏两度坐镇形势复杂的新疆主持军务。1949年9月25日，在西北其他各省相继解放、只有新疆孤悬塞外、境外国际势力纷纷插手的关键时刻，率领近十万国民党驻军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前五日通电全国举行和平起义，使得占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新疆完好无损，各族百姓免遭战火涂炭，全境实现了和平解放。当年底，新疆起义部队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陶峙岳任新疆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兼二十二兵团司令员，率部就地驻防开展大生产运动，开始了功在千秋、史无前例的“屯垦戍边”新生涯。1955年，陶峙岳与领导湖南和平起义的陈明仁、领导绥远和平起义的董其武一起，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和一级解放勋章，成为57名开国上将中仅有的3名前国民党高级将领。1954年10月，第二十二兵团与王震率领进军新疆的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等部队集体转业，合编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陶峙岳仍以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任兵团司令员，并先后当选为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两届全国政协常委。从此，他率领广大军垦战士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屯垦戍边、开发边疆、进行经济建设”的指示，取得了举世瞩目、永载史册的军垦建设成就，为军队专业从事经济建设闯出了一条新路子，发展新疆的工农业生产、繁荣社会经济、维护民族团结、巩固稳定边防作出了重要贡献。1970年，已经退休、年近八旬的陶峙岳从乌鲁木齐迁回湖南长沙定居，按大军区正职待遇安度晚年。与陶峙岳同为湖南籍、毕业于广州国民党黄埔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宋希濂，并非出身传统的湘军系统。宋希濂，字荫国，1907生于湖南省湘乡县杏子铺（今属双峰县）一个富农家庭，少年时考入省城长沙长郡中学读书。1924年6月，17岁的宋希濂由湘军总司令谭延闿等湖南籍军政名流写信保荐投考广州黄埔军校，成为第一期学员中年纪最小者，在校期间参加过两次东征。毕业后历任军校教导二团排长、连长，1926年任第二十一师少校营长时随军参加北伐战争，翌年冬奉派赴日本千叶步兵学校学习，是黄埔学生中为数不多的有过出国留学经历者。1930年归国任教导第一师中校参谋，在中原大战中因战功升任国民政府警卫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次年冬调升该师第二旅旅长。1931初，宋希濂任由警卫军第一师改编的第八十七师第二旅旅长时，率部拱卫京畿，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奉命赶赴淞沪前线增援奋起反击日军的第十九路军。役中，亲率四个营强渡蕰藻浜发动突然袭击，攻敌侧背对敌人予以重创，一举粉碎了日军企图实施中央突破的计划，使孤军奋战的十九路军一度转危为安。次年8月，宋希濂调升第三十六师师长兼江西抚州警备司令，率部入闽参与镇压第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随后又率师转赴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1936年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奉命率部进驻陕西兼任西安警备司令。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宋希濂率领第三十六师于“八·一三”事变爆发的当日晚赶至上海前线，成为参加淞沪会战的第一支劲旅。从1938年起，又先后任荣誉第一师师长、第七十一军军长、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七十一军军长、中央训练团副教育长、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三青团中央第一届监察会员会委员，先后参加了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兰封会战和滇西反击战等多次重大战役，并以骁勇善战、用兵多谋、屡屡重创日军而赢得“黄埔虎将”、“抗日名将”等美誉，多次受到重庆最高统帅部的通电嘉奖，并获得了美国政府授予的棕叶自由勋章、重庆国民政府授予的最高勋章——青天白日勋章及华胄奖章等。1945年5月，宋希濂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并作为中央接收大员调赴新疆迪化（今乌鲁木其市），将盛世才的原新疆陆军军官学校改编为中央军校第九分校，其后历任西北行辕参谋长、新疆警备总司令、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官、湘鄂川黔边绥靖公署主任。在国共双方战略大决战的末期，从华中西撤的宋希濂所部和从西北撤至四川的胡宗南所部，成为国民党军队在大西南地区赖以支撑危局、做最后垂死挣扎的两支主力兵团，被蒋介石委以重任。在新中国成立两个月后的1949年12月19日，已陷入解放军重重包围、遭到连续沉重打击的宋部在四川峨边县沙坪兵败，自杀未遂的宋希濂本人也在战场上被生俘。1959年12月，在牢狱中度过了十年战犯生活后被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释放。陶峙岳和宋希濂，同样从湖南一隅走向全国并成为重兵在握的封疆大吏，在为国民党统治集团鞍前马后南征北战、宦海沉浮毁誉参半数十年后，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1949年底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政治选择，走上了形成鲜明对比的人生道路。擅弄权术的胡宗南，导致了陶峙岳和宋希濂之间的第一次芥蒂单从年龄差距、早年从军经历及所处的时代背景上讲，相差整整15岁的陶峙岳和宋希濂算得上是两代人：1907年，15岁的陶峙岳在省城长沙考入湖南陆军小学堂开始接受军事启蒙教育时，宋希濂在湘乡的农村老家刚刚呱呱落地；1911年，19岁的陶峙岳作为陆军中学学生兵参加推翻满清帝制的辛亥武昌起义时，只有4岁的宋希濂还在襁褓中咿呀学语；1924年，32岁的陶峙岳在湘军将领陈嘉佑手下任“护字营”独立工兵营营长时，17岁的宋希濂才迈进黄埔军校的大门；1927年，陶峙岳追随贺耀组的湘军第一师加入北伐军担任独立第二师少将团长时，毕业仅一年的宋希濂刚初经战场历练；1935年，国民党首次实行全国统一的军衔制时，年已43岁、佩戴中将军衔多年的第八师师长陶峙岳被又一次授予陆军中将军衔，而从军11年、年仅28岁的宋希濂就被授予少将军衔，火箭式地跨入到将军行列；但仅仅一年之后，少年得志、尚不到30岁的“黄埔骄子”宋希濂也破格晋升为中将，与老资格的中将陶峙岳平起平坐了……又过了三年，后来居上、官运亨通的宋希濂竟一跃而升成了陶峙岳的顶头上司。这一有悖于常规的特殊人事安排使得原本素无瓜葛的陶、宋二人结下恩怨，而幕后操纵者正是一向左右逢源、翻云覆雨的胡宗南。在1937年8月13日开始、会集当时国民党军队大部分精华的淞沪会战中，宋希濂的七十八军、陶峙岳的七十六军和胡宗南的第一军均先后开赴上海前线，并肩作战抵御日军。9月30日，下辖第一军和第七十六军、以胡宗南为军团长的第十七军团在战场上组建，陶峙岳从此归胡宗南节制长达十余年。而此时的宋希濂部与陶、胡两部仅为协同作战的友军，并无直接隶属关系。至淞沪会战结束后，陶、胡两军先后回调陕西、河南交界处担任黄河河防，并于1938年合编为第一战区所属、胡宗南任副总司令的第三十四集团军。随后，已改任七十一军军长、原是军事委员会战略总预备队的宋希濂也率部奉调至陕西整训，并于次年春被纳入该集团军建制，和陶峙岳均成了胡宗南的直接下级。倍受蒋介石信任和宠爱、素有黄埔生“第一宠将”之称的胡宗南，一向善于排斥异己把持兵权，惯于吞并杂牌扩充自己的实力。从抗战爆发之初仅仅下辖两个师的第一军军长，到抗战末期共统辖五个集团军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由胡宗南直接指挥、控制的部队就有25个军、总计近70余万的兵力，势力遍及陕、甘、宁、新、晋、豫等省，成为黄埔学生中最早也是唯一拥有自己独立军事集团的“西北王”，权势如日中天，声名显赫一时，令其他资历相当的黄埔一期学生望尘莫及。胡宗南的实力扩张之迅、势力发展之快，蒋介石所畀予的军权之大和信任之专，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极其罕见，在同时代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也只有属于“黄埔师字辈”、人称“小委员长”的陈诚和长期经营河南、素以“中原王”自居的汤恩伯勉强可以望其项背。胡宗南如此庞大的军事集团得以逐步形成并急速扩张，始于抗战爆发之初第三十四集团军的成立。属于这个“胡氏”军事集团的25个军及众多特种兵团、名目繁多的各类军事教育训练机构中，一部分是以胡宗南的起家部队第一军为基干逐步衍生、扩充、发展起来的，另一部分则是他使用诡计巧立名目、或利用权势强行吞并、或顺手牵羊收编改造的地方杂系部队。而胡宗南这种肆无忌惮、近乎于巧取豪夺式的急剧扩张，正是从原属湘军系统的陶峙岳第七十六军开始的——1939年5月，以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从不把挂名总司令的昔日黄埔军校老师蒋鼎文放在眼里的胡宗南，为了完全吞并七十六军这支无役不从、战绩不俗的湖南杂牌军，首先拿当时归自己节制的陶峙岳开刀：呈报重庆军事委员会核准，将七十六军军长陶峙岳与第一军军长、胡的黄埔一期同学和铁杆亲信李铁军对调。同样是中将军长的一次平职对调，表面上看似公平合理，无懈可击，但胡宗南采取的手段却将陶峙岳置于一种极度尴尬的境地：李铁军在办理移交时只留给陶峙岳一颗第一军的关防大印，而将军部的参谋、政工、后勤班底全部带走，所属各师、旅、团主官均为直接听命于胡宗南的黄埔系军人，仅带着一名贴身卫士来第一军上任的陶峙岳成了两眼一抹黑的“寡头”军长；而李铁军到七十六军上任后，却立即将原有的大批带兵军官换成胡宗南中意、清一色黄埔系的第一军老人，追随陶峙岳多年的湖南籍骨干大多被用资遣、调职、受训等方式离开部队，包括原任第八师参谋处处长、陶峙岳的堂弟陶晋初。如此一来，有职无权的陶峙岳虽然接掌了胡宗南的起家部队第一军，但令行不能禁止，水泼不进、针扎不透的第一军还是胡宗南的“私家军”；而陶峙岳苦心经营维系多年、在旧湘军中硕果仅存的第七十六军，则完全落入了胡宗南手中，彻底被黄埔系军人掌握。离开了自己的基干部队也就基本上失去了在军界立足的资本，对出身地方杂牌军的高级将领而言尤为如此。一向处事稳健、老练恢宏的陶峙岳也深知胡宗南是在故意出难题排斥他到第一军，目的就是迫使他挂冠而去，但仍不动声色尽力而为，从第八师调来得力的湖南老部下曾震五出任第一军参谋长，重新组织军部幕僚班子，才勉强在部队中站稳脚跟。这是陶峙岳自从军以来最痛苦的一个时期，也是此后屡屡受到胡宗南愚弄的开端：1940年夏季，经陶峙岳一年多精心整训、上下关系刚刚理顺并在第一军初步树立起威信之时，胡宗南突然将他调升为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派其另一黄埔一期同学、亲信部下丁德隆接任第一军军长，以明升暗降之法将陶峙岳置于一种无所事事的闲散之地；1943年秋，刚刚升任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一年余、各项工作略有些起色的陶峙岳又被胡宗南无端解职，第三次失去了兵权，平级调任名头显赫、手下只有一个警卫营的河西警备总司令，遗职又由替胡宗南夺走了他老部队的李铁军来接任……对此，无可奈何的陶峙岳照例是有苦难言。而就在陶峙岳被迫离开七十六军和升任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两次被胡宗南削夺兵权的中间，七十一军军长宋希濂的职务快速升迁和突然变动，却导致陶、宋二人之间产生了第一次隔阂。胡宗南的用人之道并无高明之处，最突出的无非就是两条：一是想方设法排挤、打击、贬低非黄埔嫡系的杂牌军将领，二是下大力气培植、提携、重用黄埔军校学生及自己和蒋介石的浙江同乡，包括毕业于陆军大学和出自第一军前身陆军第一师的老人，即所谓的“黄、浙、陆、一”标准。出身保定军官学校和旧湘军系统的陶峙岳显然属于前者，与胡宗南同为黄埔一期同学、同样备受蒋介石青睐的“天子门生”宋希濂则属于后者。1939年11月，胡宗南正式取代蒋鼎文升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后不久，就立即向重庆军事委员会保荐七十一军军长宋希濂接任副总司令并获得批准。胡宗南之心路人皆知——拉拢与自己资历相当而战功卓著的宋希濂进入自己的小圈子。如此，在第三十四集团军当时所属的各军军长中，最有资格升职的陶峙岳在第一军坐着空有其名的冷板凳，而来得最晚的宋希濂却捷足先登当上了副总司令……陶峙岳此时对胡宗南的愤懑和怨气可想而知，连颇有自知之明、自知对陶峙岳不公的宋希濂自己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也说：“在当时第一军军长陶峙岳的资历，是远在我之上的！……”好在不足一年后，不愿意长期寄人篱下、对飞扬跋扈的胡宗南也有所不满的宋希濂主动辞职，去重庆中央训练团当了副教育长，空缺的集团军副总司令这才轮到了陶峙岳头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宋希濂当了副总司令后可以继续兼任七十一军军长，仍有相当的实权；而陶峙岳的这个副总司令则是有职无权，第一军军长一职又不得不让给胡宗南的黄埔亲信接任。胡宗南明目张胆、厚此薄彼的如此伎俩，自然挑起了本无直接冲突的陶峙岳与宋希濂之间的不和，而宋希濂的快速提拔和突然离职，又加剧了陶峙岳对所谓黄埔“正统军人”的严重不满——在他可以按部就班、顺理成章升任副总司令时，位置却被后到的宋希濂抢先占据，犹如一阵莫名的切肤之痛；在他刚刚可以在第一军有所作为、一展身手时，副总司令的“宝座”又从天而降，无异于一种廉价的“施舍”。陶峙岳和宋希濂在新疆共事期间的格格不入1946年3月，由抗战时期第八战区长官部改建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旋又改称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在兰州成立，军委会原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出任行辕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这一机构的成立和张治中主持西北军政事务并亲自坐镇新疆，使得已有裂痕的陶峙岳和宋希濂又一次走到一起。长期在蒋介石身边参赞机要并深得信赖的张治中，和陶峙岳、宋希濂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同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陶峙岳（第二期）和张治中（第三期）乃前后期同学。在1927年3月北伐军攻克南京后，陶峙岳曾以第四十军三师师长的身份一度代理过军长贺耀组兼任的南京卫戍司令一职，就与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处及训练处处长的张治中有过频繁的工作接触。抗战时期的1941年，陶峙岳以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任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后，又成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的直接下级，并在奉令去重庆政治部受训期间建立了良好的公私关系。陶峙岳极为钦佩张治中的才干和政治远见，张治中十分敬重陶峙岳的为人和行事稳健，彼此惺惺相惜，交往甚密。特别是在1945年冬，爆发一年多的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民众武装起义已形成了波及全疆的燎原之势，对新疆实行割据式血腥统治多年的盛世才此时已被调至重庆，蒋介石委派的新疆省政府主席吴忠信又受到多方抵制，进疆镇压三区暴动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三区民族军兵锋直指兵力严重不足的省城迪化，张治中奉命从重庆经济赶赴新疆调查处理此事。张治中进出新疆的途中，均在甘肃酒泉的陶峙岳河西警备总司令部临时歇脚，二人多次促膝长谈，相交相知更深，对妥善解决新疆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问题及复杂的民族宗教关系、当下的战火危机等达成了高度一致。至1946年4月，张治中正式出任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并代表中央政府和三区暴动代表进行和平谈判时，力邀陶峙岳一同进疆担任新设置的全省最高军事长官——警备总司令一职。张治中与宋希濂之间的师生关系和上下级关系，也有很深的历史渊源：1924年4月，宋希濂进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时，张治中就是应蒋介石之邀参与建校的第一批教官——军校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1925年春夏，黄埔学生军参加两次东征及平息广州杨希闵、刘震寰武装叛乱期间，宋希濂任黄埔军校教导团连长随军参战时，张治中是参与指挥平叛的军校入伍生总队副总队长、代理总队长；1932年2月，宋希濂任八十七师第二旅旅长时，正是奉时任第五军军长兼八十七师师长的张治中之命，率部进入上海增援反击日军的第十九路军的，战后又经张治中保举升任第八十七师副师长而成为副手；1937年8月，宋希濂率领三十六师参加淞沪会战时，又属于张治中担任总司令的第三战区第九集团军战斗序列。1945年9月后，宋希濂调赴迪化出任由原新疆陆军军官学校改编的中央军校第九分校主任，正是张治中衔命赶赴新疆调查处理“三区事变”和与三区方面进行和平谈判、全面改组新疆省政府的时期。至次年3月西北行营（行辕）正式成立时，宋希濂即被任命为行辕参谋长，仍兼任第九分校主任常驻迪化，和陶峙岳均为张治中在新疆军事方面最主要的助手。而且在当时身兼数职、经常在迪化和兰州两头跑的张治中不在新疆期间，主持西北行辕驻迪化办公厅事务的参谋长宋希濂还几度代理行辕主任的职权，其实际地位和拥有的权力均在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之上。虽然同为张治中在主政新疆时期最重要的军事助手，陶峙岳和宋希濂却在诸多方面存在着重大分歧：在政治方面，陶峙岳积极赞同张治中建立包括三区在内的新疆省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支持通过政治协商来解决武力争端和实现全省和平；宋希濂则对亲近苏联的三区方面一直持强硬态度，坚决反对三区在事实上已经形成的独立格局。在军事方面，陶峙岳严格遵行张治中关于“驻军不得干涉地方事务”的要求，全力整训驻军，丝毫不介入政务；宋希濂则力主以军队的绝对权威震慑、监视地方政府，并对从三区分裂出来的哈萨克族武装首领乌斯满予以暗中军事援助。在人事方面，陶峙岳始终对驻疆的中央系军队、青海“马家军”及收编改造的盛世才旧部等各派系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宋希濂则一向对由黄埔军人统领的中央军另眼相看，对其他杂牌军部队加以限制和排斥，对其军官往往不予信任。在民族问题方面，陶峙岳极力赞同通过平等友好的协商调处各类民族纠纷和宗教冲突，制止各种形式的民族仇杀；宋希濂则采取支持一方牵制、压制另一方的“以夷制夷”手段，在客观上又进一步加剧了新疆由来已久的民族情绪对立……陶峙岳和宋希濂在新疆共事期间的格格不入，既是他们基本政治倾向在一些具体事务上的直接表现，也是彼此性格鲜明差异导致的行为反差。此外，还有二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明显有别，集中表现在内幕鲜为人知、过程一波三折的“护送在押中共人士返回延安”事件中：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军三师副师长的陶峙岳在随军攻克南京后，经老上司贺耀组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但他历来对党务工作毫无兴趣，除了在抗战时期兼任过一段战区政治部主任、当选国民党“五大”代表去重庆开会外，几乎再未从事过其他政治活动。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仅在1931年7月参加第三次“围剿”中与红军主力对阵过一次，也以其部队全线残败、自己仓皇而逃告终，此后能躲即躲、能避则避，甚至在追击、堵截红军长征中放任部下故意给彭德怀部让路，再未与中共军队正面交过火。宋希濂倒是在1926年初于广州黄埔军校时，即由一期同学陈赓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在随后的“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即脱离了党组织。1933年10月后，亲率第三十六师参加第五次“围剿”，两年间先后多次与红军交战，颇有战绩。并于1935年6月奉蒋介石之命，在福建长汀亲自提审受伤后被俘的中共早期领袖瞿秋白，并随后将瞿秋白公开执行枪决——时隔50年后，宋希濂为此忏悔道：“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和文学家瞿秋白先生，竟死于我手，将我碎尸万段亦不足以蔽吾之辜！”对陶、宋二人出身经历、党派背景和政治态度均十分了解的张治中，在处理新疆在押中共人士的问题时，在选择执行人选时做出了慎重而准确的判断：早在抗战之初，中国共产党就与盛世才正式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在迪化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并先后派出大量共产党员进疆工作，使得新疆成为当时支援抗战呼声最高涨、救亡宣传活动最活跃的大后方，也为标榜“联共亲苏”的盛世才增添了不少政治光彩。但自1942年7月，盛世才突然以“保护”为名将身份公开的中共人士集中软禁。次年，完全投靠蒋介石的盛世才又将全体共产党及其家属投入监狱施以酷刑和精神折磨，并将其中的中共创始人之一陈谭秋、毛泽东之弟毛泽民等主要负责人秘密杀害。1944年吴忠信接任新疆省主席后，继续对这批共产党人加以折磨和摧残，又有不少人在狱中被害或病死，至1946年春季时尚有131人在押。在1945年举行的重庆国共和谈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曾当面向蒋介石提出释放所有在押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要求，多次与国民党方面交涉。但蒋介石却一直含糊其辞拖延不办，力主释放中共人士以示和平诚意的张治中对此也颇感为难。1946年4月，在张治中临离重庆前往新疆时，周恩来还专门设宴为他饯行，郑重委托他到迪化后务必将盛世才关押的共产党人设法释放出来，并请随张去新疆任职、曾是中共党员的屈武予以协助。张治中对老朋友周恩来的委托慷慨应允，并再三向蒋介石劝谏最终获得了首肯。到迪化上任后，张治中在与三区方面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即开始着手这批中共人士的释放工作——他把这项重任交给了他十分信任的陶峙岳、屈武等人。4月初，张治中先是委派迪化新任市长屈武为自己的代表，前往狱中探望慰问这批共产党人，继尔又指示军方改善狱中的居住条件和伙食供应，允许他们在院中自由活动，为出狱后返回延安的长途跋涉作恢复体力的准备。最后决定绕开当时也在迪化的西北行辕参谋长宋希濂，由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派人派车护送他们返回延安。5月下旬，张治中在迪化单独召见陶峙岳，指示他主持制定一份具体的送返计划，选派精干可靠的人员担负迪化至兰州的护送任务，再由西北行辕派人接替将这批共产党人送至延安，确保沿途万无一失。陶峙岳对张治中的果敢和坦荡感到由衷的钦佩——周恩来的嘱托是“设法尽快释放”这批在押人员，而张治中的目标是“将他们直接安全送到延安”。陶峙岳受命后当即找到负责交通通讯、熟知沿途情况的总司令部交通处少将处长刘亚哲，责令他迅速拟定一份细致的护送计划送审。办事精明强干、完全听命于张治中和陶峙岳的刘亚哲很快拟定了一份周详的计划：安排10辆车箱宽大、便于途中休息的美式卡车，配备医官、军需官各1名和副官8名随队服务；带足药品、油料和先进，沿途每餐按三荤三素一汤的标准供应，费用实报实销；另派一个排的武装士兵跟车警卫，防止途中遭土匪袭击和确保临时宿营地的安全……在商议直接负责的带队人员时，陶峙岳又向张治中提出带队军官军阶要高，熟知沿途情况，便于应付突发事件和联络协调沿途军警——亲自拟定护送计划的刘亚哲自然是最佳人选。6月10日上午，131名被长期关押的共产党员及家属子女从迪化乘车出发，在张治中的精心部署、陶峙岳的周密安排和刘亚哲的具体操作下，踏上了回归延安的漫漫旅途。这是在重庆和谈期间国共双方几经交涉后的一个重大成果，也是陶峙岳戎马生涯中与中国共产党发生的第一次直接关系。10天后，刘亚哲率领的车队顺利到达了西北行辕所在地兰州。6月21日，迪化又收到一封来自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周恩来的一份加急电报：这批共产党人对刘亚哲一行在迪化至兰州途中的精心照顾非常满意，希望由他们继续护送回延安……张治中立即与陶峙岳商议，为避免一向坚决反共、扼守去延安交通要道的胡宗南从中坐梗，节外生枝，决定仍由刘亚哲带领原班人马负责继续护送。23日，接到张、陶通知的刘亚哲率领车队继续西行。又经过16天的长途跋涉，刘亚哲等人和这批共产党人克服缺医少药、天气突变和路况极差、汽车故障等重重困难，并与沿途设卡阻挠的胡宗南所部巧妙周旋，于7月10日顺利到达陕甘宁边区，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及任弼时、杨尚昆等领导人亲赴七里铺迎接……历时整整一个月，长途奔波数千里。由于张治中的守信践约，陶峙岳的知人善任，刘亚哲的不负使命，和这批共产党人的顽强意志与不懈努力，这段艰难曲折、险象环生的特殊旅程圆满完成。除一名初生婴儿在途中因病死亡、一名重伤员留在西安治疗休养外，其余129人安全回到延安。在中共党史上被称为“为党保存了一批重要领导和骨干”的这批共产党人中，有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陈谭秋的夫人陈茵素，毛泽民的夫人朱旦华，方志敏的胞弟方志纯等等……当刘亚哲完成这次护送任务回迪化复命时，已是当年10月末，功不可没的陶峙岳此时已调至兰州。对此，晚年的陶峙岳曾回忆道：“事实说明，刘亚哲对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任务，完成非常出色。假定换了另外一个人去做这件事，很可能要出大问题……”而以当时在迪化所处地位、所负责任的实际情况和对护送人员“军阶高、情况熟、便于协调沿途军警和与胡宗南斡旋”等要求看，比张治中进疆还早、比陶峙岳地位还高、比刘亚哲情况还熟、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与胡宗南分庭抗礼的西北行辕参谋长宋希濂，当是制定护送计划、选择护送人员的最佳执行者，却被生生地排除在这一公开行动的局外。张治中之所以舍宋而取陶，不仅是对性情温和、一向办事谨慎的陶峙岳高度信任和完全放手，也是对性情暴烈、以反共坚决著称的宋希濂刻意回避和有意冷谈——陶、宋在新疆共事期间的紧张、微妙关系从中可窥一斑。此外，曾经亲自枪杀瞿秋白的宋希濂不可能参与此事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这批共产党人中有与其不共戴天的一对母女——张治中早年在上海大学受教于瞿秋白时的同学、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及其独生女儿瞿独伊。陶峙岳与宋希濂在新疆和平起义前夕的“九分校内调之争”1946年10月，陶峙岳升任西北行辕（因坚决反对内战的张治中提议，1947年后改称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新疆警备总司令一职由在迪化的宋希濂接任——陶峙岳成了宋希濂名义上的顶头上司。陶峙岳代表张治中常驻兰州处理日常事务，主要周旋于陕西胡宗南、甘肃郭寄峤、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等西北各省实力派军政头面人物之间，新疆则由张治中亲自坐镇。这一时期，除了一些必须的例行公事外，陶峙岳和宋希濂之间并无多少直接来往，昔日的恩怨渐渐淡漠了许多。但仅仅在两年之后，随着新疆局势发生的一系列急剧变化，在陶、宋二人之间的冲突再起，矛盾进一步恶化。事情的起因是宋希濂奉命调往内地和陶峙岳二次入疆后进行的军方人事调整，其中的焦点则是对迪化中央军校第九分校的人员配备及归属问题。陶峙岳在兰州西北行辕及军政长官公署任职的近两年时间里，新疆先后发生了多起背景复杂的事端，短暂平静的局势又开始动荡不安：迪化各族群众因举行对抗性示威游行引发的“二·二五”流血冲突事件，军方出兵镇压东疆地区“东土耳其斯坦游击队”武装暴动的吐托鄯事件，奇台驻军在中蒙边境抗击外蒙古边防军（当时传为苏军）入侵的北塔山事件，全省各族民众强烈抵制著名的维吾尔族“泛土耳其主义”分子麦斯武德接替张治中出任新疆省主席……其结果是：张治中煞费苦心建立的新疆联合省政府破裂，在省府担任要职的三区领导人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赛福鼎等撤回伊犁；三区民族军重新陈兵于玛纳斯河西岸的石河子一线，与据守东岸的国民党驻军再次形成武装对峙；思想保守的省主席麦斯武德和态度强硬的警备总司令宋希濂均处于一片骂声中……1948年8月，已经深深感到“启用麦斯武德是一个历史性错误”的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决心全面改组新疆省的最高军政机构，首先呈请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将各界普遍不满的宋希濂调离，由陶峙岳兼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并开始着手推荐与三区及苏联方面关系友好、在民众中有较高威信的原省联合政府副主席包尔汉取代麦斯武德。陶峙岳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中将副长官兼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宋希濂调任华中“剿匪”总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亦称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官，职级完全平等，而且分属相隔甚远的两个大战略区，本不应有任何瓜葛。但陶峙岳上任后不久，即在张治中的全力支持下对军方高层进行了人事改组，这深深触动了在新疆树大根深、亲信部下众多的宋希濂。换言之，陶峙岳对总司令部机关及其配属机构的几项重大人事调整，矛头几乎完全是针对宋希濂旧班底的：电邀蛰居湖南宁乡老家赋闲的族弟、时任南京国防部少将高参的陶晋初火速飞抵迪化协助工作，出任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接替追随宋希濂多年的心腹爱将、黄埔军校出身的原任少将参谋长沈静；商请卫立煌调东北“剿匪”总司令部中将副参谋长，两年前被宋希濂滥用职权、假借张治中名义排挤而走的新疆联勤供应局原局长郝家骏回任，取代宋系干将夏日长继任掌握全疆驻军后勤大权的供应局长；选调精明强干、视为陶氏本族子侄的湖南小同乡、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参谋处新任少将处长文升乔接掌迪化的中央军校新疆军官训练班，接替宋希濂的亲信老部下、军官训练班原任教育长罗开甲……这些人事变更中涉及到的军官训练班即原中央军校第九分校，是陶峙岳迅速渗透全疆作战部队、掌握实际兵权的一个突破口，也是最让宋希濂在新疆割舍不下的最后一块“心头肉”。直属南京中央军校的新疆军官训练班，其创办历史最早可追溯至1926年创办于迪化的“新疆陆军讲武堂”，1929年改为“新疆陆军军官学校”，乃新疆历史上的第一所新式军校，也是盛世才在1933年至1943年期间培养军事人才、铲除异己力量、巩固割据政权的一个重要堡垒。1944年，随着盛世才投靠蒋介石，该校正式改编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九分校，原在校的第六期学员改为中央军校第十八期，学制、学历均与中央军校本部完全相同。次年9月，盛世才调任重庆国民政府农林部部长后，国民党派出大批党、政、军、警人员进疆接管政权。从陆军大学特别将官班结业的宋希濂负责接管第九分校和主持轮训全疆驻军的中下级军官，将盛世才多年推行的苏联式军事教育改为中央军校统一采用的德国式教育，同时亲自呈请蒋介石特批调拨了一大批美国援助的新式武器装备，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也都换成了黄埔军校出身的宋系亲信，完全把持了九分校的管理、教育、训练大权。很快，在中央军校9个分校中成立最晚的九分校即后来居上，鹤立鸡群，宋希濂也借此可以在西北与一手创办西安第七分校的胡宗南平分秋色。至1947年底，中央军校的9所分校先后奉令裁撤，在迪化的第九分校也改称为“中央军校新疆军官训练班”，但所有内设机构及教学、训练制度基本未变，仍为一所独立办学的分校性质，习惯上仍被称为“第九分校”。改名后的新疆军官训练班实行教育长负责制，学员毕业后统一颁发中央军校的毕业文凭，主要充实到全疆驻军基层部队充任初级军官，并均以“黄埔毕业生”为荣耀。已接任新疆警备总司令的宋希濂对全疆唯一的这个军事教育机构仍不放手，继续亲自兼任训练班主任，具体事务则由担任总部副参谋长兼教育长的亲信罗开甲负责。训练班设有步、骑、炮兵三个属于正规学历教育的学员中队，拥有近千名文化程度高、军事素质强的青年学员，尤其是先后配备了一批美国、意大利制造的先进枪械和装甲战车，武器装备和战斗力明显优于一般作战部队。训练班还负责分批轮训全疆驻军的中下级军官，而且全疆驻军中留用的盛世才旧部中、上层军官和目前任职的营、连、排级军官，大多毕业于原新疆陆军军官学校及后来的中央分校第九分校，与军官训练班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只身赤手空拳上任、没有自己基干部队的陶峙岳深知全疆驻军分别由胡宗南、马步芳等人遥控指挥，抓不住兵权就难以在新疆立足。而充分利用远在重庆的中央军校对训练班鞭长莫及和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代行监管职责的空挡，选派可靠人员控制军官训练班这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学员队伍，并通过校友关系广泛联络通布全疆各部队的历届毕业生，同时采取分期轮训基层军官的方式掌握全疆部队，成为他有效抓住兵权的关键环节……这一步棋无疑是切实可行、富有先见之明的高招。后来的大量事实证明，陶峙岳的上述人事调整在1949年9月举行的新疆驻军和平起义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陶峙岳这些触及到宋希濂驻军新疆时期人事格局和实际利益的措施，也进一步加剧了陶、宋二人由来已久的历史积怨。在自1949年初开始酝酿筹备、前后历时半年之久、至新中国诞生前五日终于大功告成的和平义举中，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陶晋初一直都是陶峙岳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得力的主要助手和起义具体实施的直接领导者，在台前幕后顶着明枪暗箭出生入死，做了大量陶峙岳不便于公开出面的筹备、联络、协调工作；在拖延、阻止主战派将领三番五次要求率部入关参战的紧要关头，执掌全疆驻军后勤补给大权的供应局局长郝家骏与陶峙岳、陶晋初等密切配合，前后呼应，以经费、车辆、油料筹措不足和长途运输没有保障等无可辩驳的理由设置重重障碍，将部队强行留在了新疆，为和平起义的最后成功实施奠定了重要基础；陶峙岳利用新疆军官训练班多头管理、人事空缺的间隙，安排办事得力的亲信部下文升乔顺利出任教育长，逐步摆脱了宋希濂的影响及其亲信部下的控制，将这个武器装备精良、师生素质较高、与全疆各部队有广泛联系的军事训练机构牢牢掌握在手中。并随即开始在参加轮训的全疆中下级军官中公开宣讲张治中的民主和平主张、当下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对苏友好政策等内容，进行部队顺应时势适时和平转变的舆论铺垫和思想引导，团结和联络了一大批赞同举行和平起义的骨干力量，成为陶峙岳、陶晋初等主和派与疯狂叫嚣“与共军决一死战”的主战派将领争夺的一块重要阵地。特别是在和平起义筹备水到渠成、临近正式宣布之时，为确保首府迪化和起义最好领导机关安全、防止掌握大部分作战部队的主战派将领狗急跳墙，孤注一掷铤而走险，陶峙岳在陶晋初的建议下当机立断任命文升乔兼任迪化城防司令。深受二陶信任的文升乔也果然不负众望，亲自率领军官训练班学兵大队在全城昼夜巡逻和担负各大军政机关的警戒，成为陶峙岳可以直接掌握、调动的为数不多的仅有几支可靠武装力量之一，在战、和两派斗争几近白热化的千钧一发之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当时担任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湘鄂川黔边绥靖公署主任、与解放大军多次大打出手的宋希濂，也始终没有忘记过这个远在迪化、由他一手扩建而成并付出了大量心血的“第九分校”。就在1949年春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在北平实行和平转变、接受解放军和平改编之后不久，华中地区战局告急，宋希濂受命指挥湖南岳阳城陵矶至湖北宜昌南津关一线的江防部队。自信对迪化这支“学生军”仍有足够控制力的宋希濂竟异想天开地亲自致电新疆警备总司令部，要求将新疆军官训练班所有枪械弹药及人员如数火速运至湖北宜昌增援。此时已决心率部举义的陶峙岳自然对此未予丝毫理踩，宋希濂对文升乔掌握的军官训练班已经没有任何实际影响力。在湖北作战连连失利、对新疆久候无音的宋希濂对此为恼怒，在无可奈何之下又发来一份电报，对陶峙岳毫无掩饰地加以责备和谴责，称“新疆也有北平傅作义其人乎！”……在国民党政权彻底土崩瓦解、新中国即将横空出世前夕发生的这次“新疆军官训练班内调之争”，使得陶峙岳与宋希濂的历史恩怨达到了最高峰。对于宋希濂的历史成见和不屑，在陶峙岳关于他第二次入疆工作时回忆中写道：“新疆局势又呈紧张和混乱状态，不知张治中将军出自何种考虑，将宋希濂内调，复命我以副长官入疆兼任新疆警备总司令……”有意回避了宋希濂在新疆有着“种种劣迹”而身负骂名、怨声载道的尴尬处境。而在回顾他组织领导新疆害怕起义的文章中又隐晦地写道：“在国民党政府要我调部队入关之后，有人来电，要求将军官训练班所有械弹扫数拨交给他，运到宜昌去。当他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他复电讥讽我们，谓新疆也有傅作义其人乎！……”这里，干脆连“宋希濂”三个字都不提了。与宋希濂为莫逆之交的陶峙岳族弟陶晋初比陶峙岳小10岁、比宋希濂长5岁的陶晋初，是中国近现代军事史上知名度、影响力并不突出的一个湖南籍将领，却是与陶、宋二人军旅生涯均有密切关系的一个重要人物。陶晋初，湖南宁乡人，1902年出生在与陶峙岳家相邻的一个半耕半读之家，两人系自幼相熟的同高祖兄弟。性情耿介、愤世嫉俗的陶晋初自幼受其父母，特别是受曾任湖南陆军小学修身教员的亲叔父陶刚岚的影响至深，而陶刚岚就是在陶氏家族中最早主张少年陶峙岳转入湖南陆军小学学习的堂叔父、引导他步入军旅生涯的启蒙者。陶晋初一生中的几个重要阶段，几乎完全与陶峙岳交织在一起：1921年，陶晋初为生计所迫参加旧湘军，在堂兄陶峙岳为营长的“护字营”工兵营任营部上士文书。一年后即深感在这支助纣为虐的旧军阀部队里没有前途，在一次行军途中与陶峙岳不辞而别，回家继续读书种田。1927年，又在长沙流寓期间应一同学之邀参加了北伐军，赴徐州任陶峙岳为师长的第四十军第三师某营部少尉书记官，当年冬经堂兄推荐到南京进入贺耀组创办的四十军军官讲习所学习，开始了职业军人的生涯。1929年后，陶晋初担任陶峙岳为副师长的第八师参谋处作战参谋，随军参加连年的新军阀混战。在备感岁月蹉跎、心生厌恶之际，经老长官贺耀组等人推挽于1930年底赴日本成城学校高级军事班留学。1932年初，因“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愤而退学回国在陶峙岳部任原职，旋又考取南京陆军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官。1937年调回第八师任参谋处处长，随师长陶峙岳参加淞沪会战，战后和堂兄一起回湖南老家招募补充新兵。1938年底，因陶峙岳调至第一军、第八师被胡宗南吞并，不被信任的陶晋初亦被调离老部队，先后任中央军校西安第七分校少将教官、重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少将高参等闲职，被迫与陶峙岳分开近整整10年。1948年秋，在湖南老家赋闲两年余、与中共地下组织有密切联系的国防部高参陶晋初应陶峙岳之邀，出任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并在次年秋作为陶峙岳的主要助手共同组织领导、成功实施了新疆驻军和平起义。建国后，陶晋初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团参谋长及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参谋长、副司令员，长期在新疆领导“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屯垦戍边事业。50年代初，他亲自指导建立了二十二兵团第一个机耕队，组织领导部队在北疆的玛纳斯河流域大规模种植棉花并取得成功，首开北纬44°以北地区种植棉花的先河。其后，又主持开展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批正规化农场的现场规划和审定，坚持强调从新疆的实际条件出发，全面进行好条田、好渠道、好林带、好道路、好居民点的“五好建设”，并在兼任兵团农学院院长期间主持建立了第一批教学、科研实习基地，主编了兵团第一套科学技术成果汇编，与王震、陶峙岳等均为新中国新疆军垦事业的奠基者和创立者。在陶峙岳率部“天山义举”和“屯垦戍边”这两大最辉煌的人生篇章中，陶晋初是一个举足轻重、多有匡助的重要角色；在宋希濂领军“血战滇西”并赢得“抗日名将”这道最耀眼的抗战光环中。陶晋初也是一个近身相随、不可或缺的重要助手。而陶晋初与宋希濂之间的最早交往，恰恰始于陶峙岳与宋希濂在抗战初期胡宗南手下第一次交恶的前后。1938年秋至1940年初，就在陶峙岳先被胡宗南调离老部队出任第一军军长、后又被解除第一军军长职务而“荣升”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同时，在胡宗南看来根本不堪信任甚至有重大“通共嫌疑”陶晋初也被调离作战部队，由第八师参谋长转任中央军校第七分校高级教官，并很快又被蒋介石亲自电召赴重庆改任军事委员会高参，并兼任中央训练团少将中队附。而刚刚称病请假辞去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脱离胡宗南节制的宋希濂也于1940年9月正式出任中央训练团副教育长，失去了堂兄陶峙岳庇护、在军事上富有见地的陶晋初就在这时投到了宋希濂的幕下。思想激进、性情暴烈的陶晋初不仅仅与河南、陕西交界处的中共地下组织有秘密来往，而且喜欢在各种场合“乱说八道”散布“赤色言论”，甚至敢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胡宗南也公开拍桌子“叫板”。调任军校教官闲职后仍“不改旧习”，令胡宗南大为头痛，只好如实上报蒋介石调往重庆，交由手眼通天的军统局掌门人戴笠严加看管——中央训练团派在陶晋初身边负责警卫和生活起居的勤务兵，就是专门负责监视他的军统特工。中央训练团由蒋介石亲任团长，何应钦、白崇禧、张治中、陈诚等先后兼任副团长，以对全国县、团级以上党、政、军官员进行精神教育和军事训练为主要任务，是在抗战时期地位和影响都高于中央军校、陆军大学，直属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的一所综合性高级教育机构，也是各派系中央大员们纷纷插手、培植骨干的一个重要基地。历来重视各派力量进行相互制约求得平衡的蒋介石一直采取“掺砂子”的办法控制中央训练团，选调各派要员轮流到此任职，先后负实际责任的教育长陈诚等人只听命于蒋本人。被选充为中央训练团副教育长的宋希濂此时也已今非昔比，凭借在徐州、武汉两次会战中率部重创日军而名声大噪，已逐渐成为地位和权势仅次于胡宗南的黄埔系“少壮派”首领之一。深知没有自己独立军政班底带来种种被动的宋希濂受在西北地区建立“独立王国”的胡宗南启发，决心利用中央训练团这一得天独厚的阵地，广为培植、网罗追随自己的一支骨干力量。与胡宗南如出一辙，宋希濂的选拔目标也放在了湖南同乡、黄埔同学及故属旧部这三大来源上。但与胡宗南略有不同的是，曾东渡日本学习军事的宋希濂在择人标准上又多了一条：留学日本的背景。如此，既为湖南同乡又赴日本学过军事，还有在陆军大学学习和任教的经历，加上在淞沪战场和同驻陕西时的相互熟悉，不为胡宗南所容、军事学养较高的陶晋初却被宋希濂极为看好，在中央训练团共事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1941年11月，宋希濂奉令出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被选中的陶晋初也应邀出任该集团军高参。从此，宋希濂统领第十一集团军驰骋于滇缅抗日前线近三年，顽强抵抗日军的进攻，凭借显赫战功再一次名扬三军，并迅速建立起了一个以湖南同乡为主体的基本班底。陶晋初也升任纳入中国远征军序列的第十一集团军副参谋长，作为宋希濂最信任的主要助手参与指挥了成功阻击日军精锐从缅甸大规模北进袭扰大西南、确保重要后方战略基地保山、策援华中及华南战场的惠通桥阻击战。其后，又协助宋希濂指挥了滇西对峙、强渡怒江、反扑龙陵、攻克腊戍、血战松山、会师芒友等一系列重大战事，度过了他军旅生涯中最辉煌的岁月。在随军驻防云南期间，陶晋初多次陪同宋希濂驱车独行，冒着日军飞机的低飞扫射和轰炸奔赴前线亲自察看地形，调兵遣将灵活布防，并适时组织实施接二连三的小规模破袭战，与日军保持了两年多的怒江对峙局面，为中国军队实施战略大反攻赢得了宝贵的准备时间。这一时期，陶晋初始终作为“智囊”在宋希濂身边出谋划策，使得山高地险的怒江北岸沿线阵地固若金汤，装备精良的南岸日军未能越过雷池一步。在竭尽全力辅佐带兵主将宋希濂固守怒江、练兵待命的近两年间，陶晋初与宋希濂的公交私谊日趋加深，彼此情同手足信任有加，怒江也成为巩固西南大后方稳定及陪都重庆安危的一道坚固屏障。1943年4月，陶晋初经宋希濂保举升任总兵力近10万人的第十一集团军参谋长，成为中国远征军所属师以上作战部队主官和幕僚长中唯一的非黄埔系将领，。1944年4月末，以第十一集团军为左翼突击集团，攻占日军占据的军事重镇龙陵等地后挺进缅北与中国驻印军会师，合力打通中印国际公路的滇西大反攻拉开了序幕。宋希濂领受作战任务后，即命陶晋初亲率参谋人员往返于保山、大理、下关一带和滇缅公路正面的怒江防线，勘察地形，绘制地图，收集情报，很快制定出了第十一集团军防守怒江东岸、进军龙松公路、协同友军攻击腾冲的详细作战方案。在陶晋初主持制定的作战计划中，整个战役的兵力部署、火力配置和进击梯次都已精确到每个团，上报后令宋希濂河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极为满意。按照陶晋初主持制定的这一作战计划，第十一集团军全线出击，步步为营，先后与敌血战5月余，顺利光复战略要地松山，一举扫清了进取龙陵、芒市和腾冲等军事据点的最大障碍，歼敌逾万，俘获尤多。这一场标志着中国军队开始战略大反攻的重头戏大获全胜，也为战功卓著的宋希濂再一次增添了一道眩目光环——战后获得了美国政府授予的棕叶自由勋章和国民政府授予的最高荣誉“青天白日勋章”。然而，就在第十一集团军顺利强渡怒江、兵临城下的龙陵指日可下之时，陷于中国远征军高层人事内讧的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忽然被一纸电令调离滇西前线，奉命进入重庆陆军大学受训，制定全部作战计划、对取得最后全面胜利信心十足的参谋长陶晋初也随之离职，改任军事委员会少将高参。在重庆，陶晋初得知这一人事变动背后不顾抗日前线大局、为泄私愤而调离主将的肮脏内幕后气愤万分，决心不再参加蒋介石政权的工作。从此，陶晋初的政治态度和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并通过在重庆偶尔结识的好友、著名共产党人乔冠华与周恩来等人建立了关系，决心与国民党集团彻底决裂。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秋，陶晋初在乔冠华安排下秘密潜赴陕西投奔延安，却因胡宗南耳目众多防范严密未能成功。之后返回湖南宁乡故里空领国防部少将高参的头衔蛰居两年，直至1948年秋应堂兄陶峙岳邀请并得到乔冠华的大力支持后，进疆担任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从事策反，成为1949年9月协助陶峙岳组织领导新疆和平起义的主要助手。而宋希濂在重庆陆军大学受训结束后即于1945年9月调赴新疆，与陶晋初分手后再未在一起共事，并随后与同在新疆的陶峙岳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矛盾。至1948年秋陶峙岳第二次返任新疆警备总司令时，已经奉命内调的宋希濂又和匆匆赶赴迪化上任的陶晋初擦肩而过。与陶峙岳同宗同族、最后在塞外新疆共举义旗铸造生命辉煌乐章的陶晋初，与宋希濂结成莫逆之交、曾经在滇西抗日战场联手创下骄人业绩的陶晋初，也终究未能成为弥合陶峙岳与宋希濂之间深深裂痕的粘合剂。历尽劫波兄弟在，情系两岸泯恩仇都是同饮湘江水的湖南同乡和统兵坐镇一方的高级将领，由于门派不同、政见不和及性情差异，出身地方杂牌军、亲近张治中的陶峙岳对出身黄埔军校、深得蒋介石宠信的宋希濂素无好惑，在历史上因部队的人事、装备问题多次发生摩擦、互生芥蒂而导致的恩恩怨，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画上了句号：1949年9月25日，在国共双方战略大决战接近尾声时，西北军政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率近10万部众举行和平起义，加入到人民解放军行列；同年10月，华中军政副长官兼湘鄂川黔边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所部14万人马在四川全军覆没，其本人战场被俘；1959年8月后，陶峙岳连续选为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从1961年10月开始，作为战犯接受改造十年、获得特赦仅仅两年的宋希濂也被安排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三年后担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于1978年3月与陶峙岳同时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但自1961年后的这十余年间，多次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陶峙岳与在全国政协机关供事的宋希濂虽然时常见面，但也仅仅限于在公开场合握手寒暄和礼节性的问候，这种多年的历史积怨残存和明显的现实政治身份差距，依然是横在两人之间的一道障碍。直到“文革”结束后，陶峙岳作为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党外民主人士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步入了国家领导人行列，并在1982年9月年届90岁时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直接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党近6000万党员中年龄最大的一名新党员，实现了他“伟哉共产党，追随幸有缘”的多年宿愿。与台湾和海外有着广泛联系、作为重点统战对象的宋希濂也连续当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两人在全国政协的见面日趋频繁。就在陶峙岳晚年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国家主权统一和海峡两岸沟通联络的活动中，渐渐地对曾经多次共事的湖南同乡、但一向心存芥蒂的宋希濂有了一种新的认识，这改变了他对宋希濂多年来来持有的成见——对这位一向不甘寂寞的旧日同僚产生了由衷的钦佩：1980年7月，宋希濂被批准赴美国探亲与子女团聚并在纽约定居，从此即以昔日的“黄埔虎将”、“抗日名将”身份活跃于海外的民间政治、外交活动中，成为全球新闻媒体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当年，宋希濂出任由部分旅美华人在纽约发起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首席顾问，并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即兴讲演，在谈到台湾与祖国大陆长期分裂、骨肉同胞不能相聚的悲剧时慷慨陈辞：“这个悲剧，是人为的！凡是人为的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已经经历了许多不幸与坎坷……我们不能再把这这惨痛的经验延续下去。由于我们身受的教训，不管是站在国家民族立场，还是站在人民大众亲人团聚的人道主义立场上，我们都应该呼吁并再通过加和平同意！……”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成立和沉寂多年的宋希濂这番一鸣惊人的讲话，引起了海外华人和台湾方面的强烈震动。随即，宋希濂又亲笔致信在台湾政坛上仍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三位湖南籍老朋友、国民党中常委黄少谷、袁守谦和黄杰，就加强台湾与大陆两岸的直接联系提出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三点建议：（一）于金门、厦门之间，隔日开船一次；（二）两岸信件以互通音闻为主，不得涉及政治宣传等问题；（三）双方警务机构有检查信件之权。在这封措辞巧妙灵活、内容符合实际的私人信件中，宋希镰倡言如一切顺利可进一步商讨亲人互相探访问题，并恳请三位资深望重、地位显赫的三位老朋友正式提交国民党中常委谈论研究。这也成了在促进大陆与台湾两岸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三通”倡议的始端。一年后的1981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实现国家和平统一、加强海峡两岸往来的九项政治主张，其中包括“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等重要内容。叶剑英的这一公开谈话，较之宋希濂关于两岸之间开通航船、互通信件的建议更为细致、广泛和权威，也是第一次由大陆方面最高领导层出面明确了“三通”的内容。台湾方面对此也做出了反应，将这些主张概括为“三通四流”：通邮、通商、通航和旅游、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此后，在大陆和台湾官方、民间以及众多与国民党有历史渊源的知名人士共同推动下，两岸关系开始松动，对立和冲突逐步缓和，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海峡两岸终于冲破重重障碍逐渐实现了间接“三通”……密切关注着两岸关系发展每一个细节的陶峙岳，从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的有关通报和新闻媒体的报道中了解了“三通”倡议从酝酿、呼吁到逐步实行、深入的全过程，也了解了宋希濂通过私人书信最早提出的倡议在其中所起的微妙作用。1983年6月，在陶峙岳当选为副主席的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宋希濂也再度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会议间隙，76岁的宋希濂走上主席台向91岁、行动不便的陶峙岳表示祝贺。陶峙岳紧紧握住宋希濂的双手亲切交谈，接受了这一真诚祝福，并对他致力于两岸友好交往的举动大家赞赏……这是两个湖南人相识长达半个世纪以来私人交谈气氛最融洽的一次，往日的成见、分歧、隔阂乃至敌视，在这次历经劫波之后的相逢一笑中荡然无存。1984年2月，又一则关于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事业的重要消息传至陶峙岳耳中：宋希濂与同在美国居住的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学李默庵、第九期校友蔡文治及从大陆赴美探亲的黄埔第一期同学侯镜如共同发起，在纽约成立了黄埔同学及其家属联谊会。在公开发表的联谊会《宣言》中，开明宗义地确定了该会的宗旨：“国家第一，民族第一，统一至上，建设至上，切盼我全体军校同学及其家属奋发参加促进中国统一运动！……”4个月后，以弘扬黄埔革命精神、促进国共再次合作和中国和平统一为宗旨，包含海内外原黄埔军校、中央军校历届学生的黄埔同学会在北京成立，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徐向前当选首任会长，早期教官聂荣臻等为顾问，宋希濂、程子华、李默庵、侯镜如等一批出身黄埔的国共双方著名战将为副会长……宋希濂的这些言行不仅深深触动了在湖南颐享天年的陶峙岳，而且惊动了在台湾文坛大名鼎鼎、常常在报端言人之不敢言的的李敖：1984年6月7日，李敖读到了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声讨为两岸和平统一奔走呼号的黄埔败类宋希濂等甘为中共“鹰犬”，不惜放弃往日献身党国之荣誉而晚年变节，在海外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读罢，有感而发的李敖撰写了《鹰犬将军》一文公开发表，再次引起轩然大波：乍看起来，这一消息不过是大时代中的一个小故事。但在小故事背后却有着不少的来龙去脉，很足以观察国民党封疆大吏们的心路历程。因此，我清晨四点起来开笔写下这篇文字。宋希濂生于1907年（民国前五年），是湖南湘乡人。他出身世代农家，家中有四兄弟，他是老幺。他不但在家是老幺，1924年考进黄埔军官学校一期也是老幺，他那时只有17岁，刚在长沙长郡中学毕了业。黄埔一期有毕业生635人，其中后来有名的“将军族”倒也不少，象贺衷寒、邓文仪、黄杰、杜聿明、范汉杰、胡宗南、陈明仁……等等。其中宋希濂是响当当的……（1949年），宋希濂被共产党俘虏了，他那时候的身份是川湘绥靖公署主任。他和被俘的王陵基上将、钟彬中将等一起被关在一间房子里，这间房子正是过去国民党关共产党将军叶挺的同一间。宋希濂整天跟黄埔一期同学钟彬下棋……大概真的感到世事如棋，人生如棋了，他知道共产党要杀他……可是没有杀他们，反而把他们当作“战犯”，送走劳动改造。改造啊改造，足足改造了十年，然后分批释放。宋希濂是第一批释放的，时间是1959年12月4日。释放后的1964年，共产党又任命宋希濂当政协委员……他的儿女都在国外，最近他也到了美国。在台湾庆祝黄埔军官学校六十周年校庆的前夜，“不惜放弃往日献身党国之荣誉，而晚年变节，在海外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甘为中共统战之工具”，当然是国民党吃不消的。因此，国民党《中央日报》对他的怒斥，也就情见乎词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骂宋希濂是“黄埔败类”、“甘为中共鹰犬”，但我们遍查宋希濂的记录，却满篇都是“黄埔之光”，“甘为中‘国’（国民党）鹰犬。他四十三岁（1949年）以前的青春，都在为国民党做鹰犬，做忠鹰忠犬，出身入死，肝脑涂地；他五十三岁（1959年）以前的生命，又在为曾做鹰犬而付代价，陷身大狱，劳改终年。为什么在他五十三岁出狱后开始转向？开始“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为什么？宋希濂到了美国，已不在大陆，不在中共的控制之下，他为什么不“投奔自由”？为什么不颐养天年，少说几句？为什么要甘为鹰犬成性，一而已矣，继之以再？甘为老K鹰犬之未足未，又甘为中共鹰犬？这是为什么？对这一为什么，中国人民害怕，不敢提出真的答案；宋希濂自己心寒，不愿提出真的答案；中国共产党恶作剧，不会提出真的答案。看来看去，只有伟大的国民党能提出真正的答案了。可是国民党只有伟大，没有答案，抹杀老鹰老犬，培养新鹰小犬，就是国民党的答案。国民党是决不反省自己的，国民党是永不认错的，把一切过失都怪到人家头上，就是国民党的答案……从蒋介石的“天子门生”到国民党的“黄埔败类”，从战功显赫的“抗日名将”到威名落地的“败军之将”，从十年牢狱之苦的解放军阶下囚再到风光十足的共产党座上宾，宋希濂的人生经历颇具戏剧性。围绕着“鹰犬将军”这一雅号，也引发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李敖这段妙语连珠、风趣横生的评述，一语道破了这位“鹰犬将军”起伏跌宕的人生波折。而宋希濂也十分感念李敖的仗义执言，干脆将自己的回忆录定名为《鹰犬将军》于1986年7月公开出版。在这本书中，宋希濂以大量事实回顾了自己早年投身黄埔军校、随军参加北伐、两次喋血淞沪、福建惨杀瞿秋白、滇西胜利大反攻、塞外新疆主军、华中及西南大溃败、狱中十年改造、晚年致力于两岸统一及发起成立黄埔同学会等历史。全书秉笔直书，笔触自然，对战场辉煌不刻意溢美，对人生污点不无故贬损，在涉及陶峙岳的几处回忆中，也采用了平铺直叙、客观公正的说法。而就在一年前（1985年11月）出版的《陶峙岳自述》中，陶峙岳在回忆张治中治理新疆和九二五和平起义两个历史片段时，对不得不提及的宋希濂也作了轻描淡写、谨慎隐晦的简短记述，字里行间仍然流露出些许不满和不屑，甚至是有意地回避。但在此时，陶峙岳对早年飞扬跋扈、衷心效忠蒋介石的“鹰犬将军”宋希濂，已经有了发自内心的好感，对越来越受到炎黄子孙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两岸统一大业，更是充满了无限希望和信心。在两个湖南名将之间积压了半多世纪的一段历史恩怨，也从此烟消云散。1988年12月，年近97岁的陶峙岳在长沙寓所病逝，中共中央、全国政协和中央军委在长沙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解放初期率部进疆、与陶峙岳共同领导屯垦戍边的老战友、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代表中央致悼词，评价陶峙岳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早期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锋战士，著名爱国将领，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93年2月，定居美国13年、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做了大量工作的宋希濂因患严重肾衰竭在纽约住所逝世，享年86岁，各大媒体对其晚年生平予以高度评价。４月11日，宋希濂葬礼在湖南长沙隆重举行，骨灰安葬在长沙唐人永久墓地的“名人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亲笔题写墓碑：“抗日名将宋希濂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