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214.山城谍案

《北京晚报》曾刊发过一篇三千字篇幅的长通讯，报道了这样一个社会新闻：解放初，一个名叫周铜山的的小男孩儿失去双亲，被居委会的王大妈收留。在王大妈含辛茹苦的养育下，特别是在新社会的关爱下，周铜山长大成人，并且成为北京饭店的一名工人。报纸还配发了王大妈与周铜山的两张照片，一张王大妈的特写，另一张是娘们儿俩的生活照。因为这篇通讯写得非常感人，引起了强烈反响，编辑部曾收到了几十封读者来信。像这样的事情，当年的《北京晚报》倒也经常发生。很快，文化大革命就汹涌而来。在人们的记忆里，这样一条社会新闻转眼间就被冲刷干净。有人却不仅牢牢地记住了事儿，还专程按报纸上说的地址，找到了周铜山，并且悄悄地给他拍了不少照片。只不过，有了这样的超级“粉丝”，周铜山与王大妈对此却完全一无所知。车站怪客1969年8月8日晚，山城宝鸡十分闷热，好像完全对不起“山城”这样一个称谓。宝鸡火车站，一个看上去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坐在西候车厅外的长椅上，焦躁不安地四下张望，像是在寻找什么人。天气很热，他白衬衣外面，却不合时宜地套着件外套。一般的长途旅客，不管是新是旧，一般都会带个印着“上海”、“北京”字样的大旅行袋；就是短途旅客，也会拎个网兜，装上点火车上吃的东西。可这个年轻人却只是斜背了个军用书包，他的双腿之间，却放着一只装开水的暖水瓶。1936年开始建造的宝鸡火车站当时属于二级站，座落在老城区街道以南的山坡上。简陋的候车厅北面是几个篮球场面积大小的车站广场，北高南低呈斜坡势。除了南来北往的旅客，这里也是市民纳凉休闲的场所。那么，年轻人是乘凉的当地人？看他身上的行头又不像。只不过，年轻人坐在灯光并不明亮的房檐下，并没有人对他格外注意。如果是平时，年轻人在这里坐上一阵后，就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别的地方，但是，这天却不行了，因为广场一侧，30名腰扎皮带、臂戴“军管会”执勤红袖标的公安以及近千名全市抽调的民兵、群众联防指挥部人员已经从四面八方集结到了这里。晚上9点整，他们在宣传车的配合下，将火车站广场封闭，开始清查非法枪支和打、砸、抢、抄分子。文化大革命进入到1967年，所谓的“文攻武卫”就已经逐渐演变成了全国性的“武斗”。青海西宁“武斗”出动T55型坦克等重型武器；黑龙江伊春“武斗”造成37座政府建筑物被毁，两座军营遭炮弹攻击；内蒙古的“内人党”事件造成5.62万人被杀，蒙冤人数占整个内蒙人数的四分之一；广西“武斗”，造成8.4万余人死亡。陕西各地的“武斗”也不含糊，为此，中共曾颁发了《关于制止陕西地区武斗事件的六条规定》，让驻陕部队派出军人，以“支左”的名义介入当地工作。然而，陕西的武斗并没有因此平息。1968年12月至1969年2月，中苏珍宝岛之战前夕，陕西宝鸡地区八所兵工厂开展清理阶级队伍。“极左”的当权派竟把7万职工中的4.5万人，列为阶级异已分子、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军管会将297人宣判为死刑，立即执行，引发次日大动乱，死伤人数据说也数以万计，连军管组长和宝鸡革委会的军代表都在“武斗”中丧命。1969年7月23日，中央又向全国各地紧急发出《关于制止山西部分地区打、砸、抢、抄事件布告》。为防止宝鸡地区恶劣形势死灰复燃，8月2日，宝鸡在全市重点目标开展大规模清查打、砸、抢、抄不法分子和私藏武器的决定，以落实中央的布告精神，稳定社会治安秩序。8月8日晚，宝鸡火车站广场的清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的。听到宣传车的动静，纳凉的市民纷纷散去；乘车的旅客也都老老实实地积极配合，出示车票，打开行李，回答询问。清查工作开始大约40分钟的时候，有个叫李成永的民兵发现了还坐在那里的那个小伙子，打眼看去，他就觉得这人有点怪。怪在哪儿呢？说不清，不知是他的衣着，还是那只夹在两腿之间的暖水瓶。李成永三十来岁，是个来自某工厂的电工，平时屁股上老别一套尖嘴钳、试电笔之类家伙那种。在厂里，他的工种是比较令人羡慕，自由、舒服。但李成永却对这种临时性抽调的活儿情有独钟。单位能派他来参加清查小组，说明他政治上绝对可靠；而像公安人员一样查验别人的证件，又让他有了一种显著的心理优越感。在清查开始后这段时间里，他这种优越感已经从接受清查的人们唯唯诺诺的态度里，一再得到强化。如果说李成永觉得那人有点怪，那么，当他和那个小伙子对视的刹那，他马上感觉这小伙子挺心虚——他虽然没动地方，但他的眼神是在躲避他。李成永喊过身边的搭档豆中才，向年轻人走去：“车票、证件！”那年轻男子没有动，仍然坐着，只是抬头看了一眼，从口袋里掏出车票，交给了李成永。这是一张8月9日由宝鸡发往山西太原的246次车票。“干吗去？”李成永看了眼车票，又看了看眼前的小伙子。“看我妹妹。”年轻人一扫脸上的恐慌，变得理直气壮。证件？他有点不乐意地从军用挎包里掏出手掌大小的纸包递给了李成永身边的同事豆中才：“我是从新疆来的。”豆中才走到电杆下，借灯光打开纸包，看到了一张“新疆墨玉县火箭第二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开具的证明，他皱着眉头小声念着：“证明我社周铜山因这里气候条件不适合其身体发生恶化，不能继续工作，准予离职。在我社一切手续都已清楚，现迁移到山西省居住，请当局帮助安家落户参加工作。”“你叫周铜山？”那男子点了点头。“‘当局’，‘当局’！谁写的这证明，这屁放的！”豆中才一口的河南话。解放前，历次黄河水灾，都有河南人挑着担子往陕西逃荒，就像我们在电影《1942》里看到的情景差不多。西安河南人多，宝鸡更是有“小河南”之称。和李成永一个厂的车工豆中才，就是在河南人堆儿里长大的宝鸡人。“少数民族地区，汉字水平有限。”李成永说着从豆中才手里接过布包，发现一张《户口迁徙证》。问周铜山，他的解释是：“先找工作，再安家落户。”“你是维吾尔族人？”李成永觉得周铜山的口音听起来挺别扭。周铜山点了点头，可李成永和豆中才都觉得他不像。从相貌上看，他完全是个汉族人呀。李成永伸手拿过周铜山抱着的保温瓶：“新买的？”周铜山又点了点头。保温瓶不重，拈起来像是没装水。李成永揭开木塞看了看，果然是空的。俩人觉得眼前这人别扭，就要求他“跟我们走一趟。”这周铜山坐的这趟车不是明天才发车嘛？审查他一下也不会误他事儿。不容周铜山反抗，俩人推推搡搡地就把他带到广场指挥车旁。大约晚上10点20分清查结束，这个名叫周铜山的小伙子与其他三十多个盲流、乞丐、街痞闲人之类一起被押上卡车，送到宝鸡市公安机关军管会院里，等候着发落。临下车之前，他下意识地按了一下外套左上口袋边缘，有个硬硬的东西在那儿呢。情报星探1968年冬，苏联新西伯利亚州阿尔斯克区。高筒皮靴踩着“咯吱、咯吱”的积雪，虎背熊腰的社区政工瓦西里·伊里奇来到斯大林大街72号。这是一栋建于三十年代的高层建筑，标准的苏式火柴盒。穿过一层的一个楼道，一处房门传出不很熟练的手风琴声。伊里奇看了看门牌号，按响了门铃。他提前电话已经约好，有个名叫彼德的小伙子正一个人在家里等他。瓦西里·伊里奇的身份实际上就是一名克格勃。许多年之后，中国老百姓不断从网络上、电视里，见识一个前克格勃员工的风采：他开飞机，亲自参与高空灭火；乘潜艇，深入1400米深的贝加尔湖底探险；他喜欢摔跤、柔道和滑雪，拿过列宁格勒大学的桑勃式摔跤冠军，还拿过列宁格勒市的柔道冠军；他骑马、打猎、游泳、垂钓无所不会；安静下来，他还能弹一手漂亮的钢琴。俄罗斯曾经流行过一首歌，名叫《嫁人要嫁普京那样的人》。对，他就是第三次当选俄罗斯总统的普京。资料显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于1954年3月13日由“契卡”组成的情报反谍机构。总部设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卢比扬广场，工作人员1万余人。下设18个局，间谍、反谍和技术保障部门编制20万人；边防军由该机构管辖达到30万人；克格勃在全国的“线人”达150万，充斥在各个行业部门；克格勃在世界各地的谍报人员也达到25万。这个庞大的情报体系，是凌驾于党政军各部门之上的超级机构。它们只对苏共中央政治局负责。其权力之大，所谓第一总局主要负责对外情报侦查业务；对驻外国间谍机构实施领导，并从本土侦查，指导他们所在地区和国家安全机关第一线，即情报侦查分队的工作。会说一口流利德语的普京，就曾被对外情报局即第一总局派往东德工作五年。那么，在前苏联，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克格勃呢？因为克格勃权力大、待遇高，又有神秘感，对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个具有巨大吸引力和诱惑力的工作。不过，克格勃的门坎可不是谁想进都能进得去的。为了有效地履行职责，其所有机关，驻外机构和各个总局及每个人员都制订了十分严格的制度。它的“进入制度”规定，凡是苏联公民、工人、学生及加入苏联籍的外国人，经过考查考试考核考验都可以加入情报组织，特殊的重要的外派和国内岗位，则由二战卫国战争中牺牲的烈士遗孤和英雄后人担任。但在具体人选上，克格勃有着严格的原则。比如在莫斯科、列克格勒，当地老百姓都知道克格勃的办公大楼在哪儿。我想加入克格勃，毛遂自荐行不行？爱因斯坦不是说过嘛，对于一切来说，只有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它远远胜于责任感。毛遂自荐者只要条件符合，是不是也应当纳入视线？然而，答案却是否定的。克格勃录用原则第一条，就是拒绝自荐者。这是由诸多心理专家和从长期实践中积累经验的结果。我们认为这些自我推荐的人往往动机不纯。这种人可能是地方有意安插的特工人员；毛遂自荐不行，那么中国式的“举孝廉”行不行？一个单位发现确实优秀的人才，能不能推荐给克格勃？答案也是否定的，原因同上；间谍、特工都需要独立应对很多问题，随时可能遇到危险，能否化险为夷往往要考验其智商，那么，克格勃录用工作人员是不是首先要录智商高的人？又错了。克格勃的录入原则之三，就是坚决不收智商特别高的人，因为他们认为，这种人潜在高风险，尤其是具有叛变风险。虽然他们很聪明，但他们往往心理素质差，遇到艰难险阻时首先想到的是退缩，缺乏坚韧性，存在急功近利的思想。这种人一但被敌人捕获，最容易叛变毁掉整个组织。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军队需要想当元帅的士兵，那克格勃呢？答案是不需要。克格勃的第四项录用原则，就明确说不需要那些野心大的人，也就是所谓志向远大有抱负的人。他们认为，这种人在事业和仕途中会不断把精力放在寻找各种往上爬的机会，工作成果往往比较出色。但存在致命的弱点，一但感到没有了前途，消极情绪马上会暴露出来。个人利益就会成为他唯一的心理期待，经不住敌方诱惑利用。克格勃是为国家而存在的，追求高官厚禄的人就不能适应克格勃的工作。瓦西里·伊里奇这样一个基层的克格勃工作人员，有一个工作任务，就是物色情报人员，为克格勃吸收新鲜血液。那个时候，克格勃急需的，是派往中国的情报人员。六十年代，苏联已经把中国列为美国之外的主要敌人。1962年，克格勃特别行动局第六处与哈萨克斯坦情报组织、苏联驻新疆机构，煽动新疆地区的伊犁、塔城、阿尔泰等20多个县6.7万多人，从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和清河3000多公里的边境逃往苏联，有两个县跑得只剩下几百人。这就是著名的“伊塔事件”。中国原子弹、氢弹试爆成功、第一颗通讯卫星上天之后，苏联在中苏边境的兵力由原来10个师18万人猛增加到54个师100万兵力。从1964年10月15日至1969年3月15日，在中国边境挑起事件达到4200多起。1969年3月，珍宝岛之战让中国人出了一口恶气，但老百姓并不知道，1969年8月13日，新疆塔城铁列克提边防站79名巡逻的中国军人遭到苏军越境围攻。300名苏军士兵在六辆坦克、两架直升飞机的配合下，将包括一名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摄影记者在内的79人全部击毙，并且用火焰喷射器焚毁了他们的尸体。一名在营房做饭的小战士被苏军俘虏后，打上麻药带到了莫斯科，游街示众三天，任凭市民往他脸上吐吐沫。还是周总理数次抗议之后，一个月后，小战士才被苏军放回被俘边境。宝鸡山城的那次大清查，发生在铁列克提事件发生前五天。随着中苏关系彻底决裂，中苏边防部队进入战争状态，剑拔弩张。克格勃迫切需要了解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情报。1967年上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安德罗波夫在会上就强调过从华人中发展情报人员的工作。从那时候起，瓦西里·伊里奇就一直在悄悄地注视、考察着这个彼德，至此已经接近一年了。门铃响过，门开了。一个年轻的中国人面孔出现在瓦西里·伊里奇的面前。没错，他正是彼德。不速之客1969年8月8日晚，宝鸡市公安机关军管会。换了地方，审查周铜山的人当然也换了。油漆脱落的办公桌后面，坐着两个十分严肃的公安人员：政保组长于润民和他的部下王光满。按人家的要求，周铜山无奈地把身上所有东西掏出来，包括人民币，粮票和其它小物品，一件一件放在桌子上，接受检查登记。“还有吗？”“没，没有了。”“站起来。”王光满声色俱厉。周铜山从椅子上站起来。王光满伸手搜他的口袋。掏了一遍，又从上到下摸了一遍，什么也没发现。王光满心有不甘重新再来一遍，这一遍却摸出了一件东西。王光满早就留意到，周铜山跟人不一样，大热的天，衬衫外却穿着件外套。这第二回，王光满从他左上口袋底部边沿，发现一根约3公分长的硬东西，手伸进口袋里摸不着，用手掌平抚才感觉到这东西不是口袋的边折，而是个条状硬物。王光满从文具盒里找到了一枚大头针，让周铜山脱掉衣服，他用大头针挑断缝线，那东西竟然是一根圆柱玻璃体。他问周铜山这是什么，周铜山一头雾水一样，说不知道：“会不会制衣人恶作剧放进去的？”两个公安人员对着灯光看了几遍，也没看出个名堂。王光满翻他口袋时，于润民也没闲着。他从周铜山的军用挎包里发现了两只高约2公分、直径约1公分的黄色玻璃瓶。瓶体上没有粘贴任何说明标签，只是金属铝皮密封盖上有点色差。对这两只小瓶子，周铜山的说法是：他有肾病，这是治病的抗菌素。于润民将信将疑，登记后按他的说法做了注明。在检查保温瓶时，于润民感觉这个空瓶份量似乎不对，摇了几下去掉了底座，秘密暴露了。瓶胆与瓶壳中间塞有一个纸包，掏出来打开竟然是一叠崭新的人民币。票面每张5元共90张。于润民心细，他发现那些钱不仅新，而且都是连号，是五十年代印制的。那年月，一个士兵一个月的津贴是6元钱，一个工厂的学徒工一月十几元。加上他口袋里的钱，这周铜山身上一共有911元钱。哪有人带着么多现金到处乱跑？问他是不是偷盗的，周铜山却嘴挺硬，说他不是贼，他的钱是父亲留给他的遗产。之所以放在暖水瓶下面，就是怕丢。夜已很深。政保组办公室里，除了端着茶缸大口喝水的声音，就只有小闹钟秒针“铮、铮”走动的声音。政保组长于润民用手上的烟头重新点燃一支烟，静静地打量着眼前这位“怪人”。周铜山不像个小偷，作为老公安他一眼就看得出；但是，这个家伙却好像是狗窝里的一只狼崽，浑身散发着异样的气息：文化大革命已经三年多了，“人民公社管委会”、“公安局”等名称早已变成了某某公社革命委员会，某某公安机关军管组。“周铜山”的证件上怎么还会出现“人民公社管委会”“公安局”的印鉴呢？难道新疆和内地会有这么大区别吗？周铜山的火车票已勾画出他的行动路线：7月29日从乌鲁木齐乘火车到兰州，又从兰州到郑州，再从郑州到北京；接下来，他的落脚地又分别为太原、石家庄和宝鸡。短短十天，他跑了小半个中国。就是红卫兵串联，也没这么个跑法吧？这不，他来宝鸡的时间是8月8日上午6点45分，这又买了去太原的248次车票。一个人带着这么多钱跑来跑去，他究竟要干什么？“你一会说到北京看姐姐，一会儿说到太原看妹妹，你究竟有几个姊妹？你准备把户口迁到太原什么地方？你的临时驾驶执照上为什么不填写有效日期，驾照上的‘李佐臣’是谁？”于润民把他的疑问写在了一页纸上，然后开始接连发问。周铜山被问得闭上了嘴，再不肯说一句话。于润民拿着那根刚从周铜山外套里搜出来的玻璃棒看来看去，突然灵机一动：“周铜山，你会背诵《毛主席语录》吗？”文革中，像周铜山这样的年轻人要是不会背几段《毛主席语录》，那不成了怪物了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凌晨四点，周铜山终于开口。他虽然背得有点嗑巴，但于润民却显得兴致很高：“光背不算，唱一首，哈哈，唱一首语录歌。”“我们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这一唱，不对劲儿了。跑调跑得没边了，两个公安人员一夜的疲惫在一阵哈哈大笑中一扫而光。“你不是杀人犯，就是被通缉的逃犯。”于润民突然收起一脸的笑，很凶地盯着周铜山：“或者，你根本就不是中国人！”“不。你不要胡说。”周铜山急了，摆着两只手否认，还耸了一下肩头，做了一个双手向外分摊的动作：“你是长官，有权可以胡说，给我戴一顶高帽子，我抗议。”“胡说……？”于润民走到周铜山身边扯着他的衣服：“就拿你这身衣服来说，这件白短袖衬衣是上海工农服装厂生产的；这条蓝裤子是我们江苏江南服装厂生产的；你穿的这双黑皮鞋是四川成都第二制鞋厂生产的；你那个挎包里的中山装是北京海淀区第二服装厂生产的。你照照镜子看看，哪一件是合体的，不是宽就是窄，不是长就是短，从里到外都是新买的，一次都没洗过。就连你的三枚毛主席纪念章也是崭新的。你说，你那些旧衣服弄到那里去了，还什么长官长官地叫，只有国民党才这么叫……”“对。我看就是个特务。”王光满恶狠狠地说：“不说，让你吃不了兜着，旧衣服扔哪啦？”“扔到拉圾堆里了。”“衣服上肯定有血渍，你不是杀人犯是什么？说呀！”。周铜山看上去很反感，再次闭嘴，一声不吭。于润民、王光满一夜没合眼。天一亮，让人看住周铜山，他们就赶到军管会跟领导汇报。天亮后，周铜山又被押到了宝鸡驻军某部招待所一间客房里，由军代表以及政法组政保组的其他几个人接着审。又经过一个白天的车轮战，晚上10点钟，筋疲力尽的周铜山终于抗不住了，他的供述吓人一大跳：周铜山生于1943年12月19日，原籍北京市人，住东城区建国门大牌坊胡同70号，汉族，完小文化程度。生父周华亭解放前在北京电车公司当电工，1949年病逝。其母王淑清，满族人，做什么事不清楚。1955年，他妈嫁给了一个叫李佐臣的苏联人。婚后，李佐臣带着他妈以及他们兄弟俩去了苏联，定居在新西伯利亚州阿尔斯克区斯大林大街72号。他在苏联上了几年学，初中毕业后与哥哥一块儿在建筑公司工作，做泥瓦工。周铜山交待说，他们哥俩在苏联生活不习惯，也适应不了当地的气候，特别是受不了当地人的歧视。他的继父喜欢酗酒，对家庭的不负责任，喝醉了常拿他们母子出气。他早就想偷偷逃回国内，但直到最近才有机会。回来后，他才发现国内正搞文化大革命。“我怕被人当成苏修特务，就在乌鲁木齐买了假证件。我穿的衣服是苏联做的，怕招惹麻烦，就买了新的换上后把旧的扔掉。”周铜山说，因为出生在北京，所以对北京有感情。他想到他儿时生活过的胡同去看一看。可到了北京，他发现很难在那儿落下脚，就决定去石家庄或太原。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两个省城也是一片乱七八糟，这让他很不适应。他于是决定找一个中等城市落脚，慢慢找工作。火车上听人说起宝鸡，他就临时动意来了宝鸡。可来了一看，这儿也挺乱，就想再回他认为相对还好一点的太原。如此这般，他才在火车上过了这么多天。这个时候，珍宝岛之战刚刚过去五个月。一个小伙子居然能够只身从苏联来到国内，从新疆跑到了北京，这事儿还了得？10日一早，宝鸡方面就在第一时间向省政法组和宝鸡地、市革委会作了书面汇报。“维静同志”听到门铃声，年轻的彼德放下手风琴，出来开门。彼德是一个苏籍华人，他的中国名字当然不叫彼德。12岁以前，彼德是在北京的大杂院里长大的。他之所以会来到苏联，是因为一个叫李滋利钦柯的白俄成为他的继父。1955年，彼德随母亲、哥哥一起跟着李滋利钦柯回到苏联。当时，李滋利钦柯曾希望定居在莫斯科，但战争夺去了苏联两千多万人口，地广人稀的远东地区才是国家希望新移民去居住的地方。他们一家最终获准的居住地，是新西伯利亚。经过几个月的折腾，一家人终于在新西伯利亚州的阿尔克斯区稳定下来。赶上学校开学，在北京读了完小的彼德和哥哥开始重新上小学一年级，从俄文字母学起。彼德也就是那会儿开始有了自己的俄文名字的。和哥哥相比，彼德能更快地适应生活的这种变化，也以自己是个苏联人而自豪，虽然他长着一副中国人的面孔。喝着热茶，彼德和瓦西里·伊里奇聊起北京。虽然有时候他也会怀念小时候大杂院里生活，但他觉得苏联的生活还是舒服很多。比如，新西伯利亚冬天虽然寒冷漫长，但这里的暖气早早就供上了，而且家家户户24小时可以洗热水澡。而北京是要烧煤球的，冬季的胡同里总是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煤烟子味道。离彼德家不远，有条鄂毕河。夏天，彼德和哥哥常到河里游泳、摸鱼。这里的鱼特别傻，见人游过来也不知道躲避。每次游泳，哥俩儿都会有所斩获。哥哥有回用拳头就打昏了一条足有3公斤的大鱼。彼德的妈妈很会烧鱼，只是她烧鱼时会念叨，这里的调料太少，否则味道会更好吃。本来，彼德一家在苏联生活得还不错。但是，中苏两国交恶后，他们家就受到当地朋友的疏远。特别是两国交战之后，一家人更是受到了克格勃的监视。这个时候，彼德与哥哥都已经初中毕业，在一家建筑公司当建筑工人。因为这个原因，哥哥谈的一个当地的女朋友，也和他分手了。为此，彼德哥哥有一次一气儿喝掉了一瓶子伏特加。在此之前，他一点也不爱喝这种像医用酒精一样的烧酒。再后来，社区政工瓦西里·伊里奇突然悄悄找彼德谈过一次话。头一次，瓦西里·伊里奇问了彼德一些个人经历和家庭经济状况，在中国境内还有些什么社会关系。再以后，瓦西里·伊里奇又问过彼德对中苏关系的看法、对苏共的认识等话题。彼德是个华人，本能地关注着他的故乡中国，不希望中苏两国交恶。这一点，其实连他继父也一样。这个在中国生活了半辈子的人，对中国是有感情的。但是，彼德从报纸、电台和电视里知道，中国进入六十年代以后，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比如，他知道中国饿死了很多人，还知道中国有了原子弹，而现在，中国正处于动荡的文化大革命中。在选择自己的立场方面，彼德完全是站在苏联的立场上的。从继父那里，彼德知道瓦西里·伊里奇克格勃的身份，但他不明白，瓦西里·伊里奇了解那些情况不找他的继父，而是避开其他人找他。“快进来，快进来！”彼德把瓦西里·伊里奇让进屋里，端上来热气腾腾的红茶。快一年的交往，让彼德对这个高大壮实的克格勃有了好感。瓦西里·伊里奇登门造访，这还是第一次。他是要带彼德去见另一个人。瓦西里·伊里奇认为，虽然彼德不是混血人种，却是生活在苏联十几年的中国侨民。具有从小掌握两种语言文化，年龄合适、家庭结构、个人历史等都具备了优先考虑录用的对象之一。他不属于某些机构个人推荐或自荐，而是专职情报人员直接发现的。他的学习中等，其智商属中等偏上。凡此种种，都符合克格勃的录用要求。这天，离开彼德家，瓦西里·伊里奇带彼德去见的人，是他的上司尼古拉·瓦西里维奇上校。让尼古拉.瓦西里维奇满意的是，这个长着一张中国脸的苏联年轻公民没有什么野心，他最大的想法竟然是找一个比泥瓦工好一点的工作。彼德加入克格勃的第一关就算通过了。彼德按要求增写了表格、按下了手印。“从现在起，你在我们这儿就叫‘维静’了，祝贺你，维静同志。”尼古拉.瓦西里维奇上校笑着告诉彼德。彼德觉得这个军官非常友善，有点像他中学时很喜欢的一位老师。周铜山是谁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1969年实在是一个乱糟糟的年份。这一年，按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大批的城市青年被下放到农村去；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下，许多城镇小商贩和手艺人也被举家迁往农村。3月份，中苏两国在珍宝岛打了一仗，从此，苏联的名称变成了“苏修”，广播、报纸上天天都在骂；4月，中共中央九大召开，从前的二号人物、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并被“永远地开除党籍”；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则成了写入《党章》的接班人；因为苏修准备给中国扔原子弹，毛主席提出要“准备打仗”、“备战、备荒为人民”，8月开始，全国各地又开始挖防空洞。乱七八糟的年月里突然冒出个疑似苏修特务，这就足够让人吓一大跳了。1969年8月10日，当宝鸡市关于可疑人员周铜山的《请示报告》送达陕西省革委会政法组的时候，分管公安工作的政法组第一副组长伊里正在临潼县听取一起“特大反革命刑事案件专案“的汇报。几天前，临潼捉蒋亭上发现了向蒋介石致敬的大幅反标，这样的案子在那个年代当然不得了。伊里正是一脑门子官司的时候。伊里本名许清廉，河南叶县人，1938年经地下党介绍，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帮助，投奔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他的夫人虹林也是抗大学生，跟林彪夫人叶群、胡耀邦夫人李昭等人都是同班同学。有回虹林抽到乡下催粮回来，一身军装已经破得不像样，领导就让她去领了件新军装。有回叶群要去和林彪约会，还来问虹林借过新衣裳。那会儿，延安老干部多，女学生少，漂亮的女学生格外抢手。但虹林、薛明等女生声明，不找老干部，要找年龄相仿的知识分子干部。后来，薛明食言，嫁给了贺龙；而虹林则嫁给了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秘书室的笔杆子伊里。伊里是边保七里铺第二期培训班的学员，文革中，他同班的郝苏是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的部长，侯良是新疆公安厅的厅长。当年的培训班里，他们一起学习密写、电台和破译密码，本案中，当年的老战友、老同学又有了再次携手合作的机会。当然，这是后话。1991年，时任公安部长的陶驷驹签署了一批“人民警察一级金盾勋章”，获得“001”号勋章的人，就是伊里。为什么呢？因为伊里是全国连续累计警龄最长的人。1949年5月，西安解放，伊里被任命为西安市公安局党总支书记。后来，他又调公安部工作多年，1958年被公安部派到西安交通大学当党委副书记。1968年8月，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成立了省革委会，老资格的伊里被结合到政法组担任副组长。砸烂“公、检、法”之后，政法组承担的就是原先“公、检、法”的任务。政法组的组长是省军区的副司令员兼任，主管负责的是“斗、批、改”工作；负责业务工作的伊里就成了实际上的一把手。政法组的机构挺简单，除了办事、政工两个综合部门，另外就是侦破、审批和改造三个组。审批组干的是原来法院、检察院的活儿，改造组负责监狱管理，侦破组就是全部的公安业务。看了宝鸡的那份《请求报告》后，伊里觉得这案子很重要。当时，好些干部在下放劳动，侦破组最资深的政保干部就是张举明了。于是，伊里点将，让张举明和部队干部党乙文连夜赶往宝鸡。张举明虽说也就38岁，但他却有着21年的政保经验。因为酷爱读书，肚子里有料，张举明在同事中有个外号就叫“教授”。文化大革命，教授成了“臭老九”，没人再被称为“教授”了，惟独张举明的“职称”是个例外。周铜山那些物证经张举明过目，又发现了一堆破绽：首先，张举明断定周铜山的小学毕业证书是别人替他伪造的：“老党，你看，校长‘俞明男’的签字，像‘蝌蚪文’。有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到一起的校长吗？还北京的呢。”党乙文接过去边看边点头，小学毕业证上盖的章子果然是北京市东城区观音寺第一小学。不一会儿，张举明又发现了新大陆：“老党，再看这一张”。张举明把“迁徙证”平放在桌面上，嘿嘿地笑着：“这里只填写了太原市，既无街道名称，又没有门牌号，他的户口要往哪里落？你再看有效日期这一栏和发证机关签发时间，汉字和阿拉伯数字还是混写的。还有，谁会把“迁移证”写成“迁徙证”，把一九六九的“一九”写成汉字，“六九”写成“69”，是个人都不会这样写字嘛！我们公安机关怎么会开出这样的东西？尽胡扯淡。”张举明发现的问题还有“迁徙证”上盖的两枚公章，一枚是“墨玉县公安局”，另一枚却是“墨雨县公安局”，两个音同字不同的字，竟然跑公章上“通假”去了。何况文革后县级公安局已改成“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还有，迁移证必须和准迁证同时使用才有效，而周铜山所有证件中找不到配套的《户口准迁证》，也说明制证人根本不了解咱们的户口迁移手续和制度规定。”张举明将手上的东西隔着桌子递给党乙文看。这边，党乙文也开了张。他指着一张公社开据的证明告诉张举明：“这张署名和公章名称也不一样。发证单位是墨玉县第二人民公社革委会，但落款的印章却是火箭第二人民公社管委会。”张举明发现周铜山驾驶执照上填写姓名、地址的地方有毛皱。他走到窗户跟前，在阳光下把驾照倾斜45度再看，果然发现上面有轻微擦痕；贴照片的地方钢印模糊，用放大镜看仍然不大清楚。在“退职人员”证明信中，职务一栏填写的是“干部”，但在下一栏里却填写的是“瓦工”。在“回乡介绍信”中称谓有“请当局帮助安家落户参加工作”的字样，这个连宝鸡火车站发现周铜山的那两位民兵都觉得别扭的“当局”二字，张举明他们当然不会没注意到。由此，张举明得出结论：周铜山的这些证件全部都是伪造的，而且手段拙劣，水平低下，既不是周铜山自己的作品，也不会像他所说，是在国内黑市上购买的。那么，“外星人”周铜山究竟是谁包装出来的呢？提审周铜山，他还是一口咬定是在黑市上买的。那为啥要把户口迁太原？他说太原有亲戚。什么亲戚呢？说是妹妹。再问他为啥去兰州，他也说是去看妹妹。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流行歌曲里这词儿是几十年后才有的，但张举明当时就拿这话问过周铜山：“你究竟有几个妹妹？北京有，西安有，太原也有，兰州也有，你妈生了几个儿女？”这回，周铜山说，兰州的是他的表妹。“什么表妹？”张举明多了这么句嘴，周铜山就又闹笑话了：“我父亲的哥哥的女儿。”“你父亲的哥哥是你伯，你父亲的弟弟是你叔。他们的女儿是你堂妹，姐姐叫堂姐，怎么你叫表妹？表哥表弟是什么亲戚的儿子？”张举明把周铜山说得一愣一愣，这回他只好说：“不知道。”“是你姑或姨的儿子，他们的女儿岁数比你大的叫表姐，比你小的你叫表妹，知道吗？”“知道了，兰州伯父的儿子叫表哥。”张举明忍不住乐了。“怎么！不对吗？你说的。”周铜山耸了耸肩，摊开了双手，他觉得很奇怪。他压根想不到，这动作对于这帮审讯他的公安来说，是多么怪异。“你不是说过西安也有一个妹妹，她住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单位工作，叫什么？我可以把她找来让你们见见面。”“喔——，我，我害怕，紧张的时候说错了，我是从新疆去北京找妹妹的。”这个时候，周铜山已经被秘密押解到了西安市红庙坡看守所。但是，他没有和别的犯人关押在一起，而是由两个便衣控制在一个类似普通招待所的房间。他可以在房子里活动，也可以在躺在床上翻翻报纸、杂志，但除了上厕所，他不能离开这个房间。根据伊里的要求，周铜山生活上还是受到了优待。早餐，他能吃到油条、鸡蛋。那年月东西紧缺，一般人家的孩子也就是过生日时才能吃上一个鸡蛋的。听了张举明二人的汇报，伊里马上派出了两路人马，一路去新疆，一路上北京。新疆这路重点是查那张所谓的“迁徙证”，北京这一路是查周铜山读过书的小学、他的继父李佐臣。看守所长办公室的电话，可以拨长途。一天，按照电话簿上的号码，张举明拨通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保卫部的电话，让人家帮忙查一下周铜山手上那些连号的1956年版五元钞票。当时，拨号式电话机也不具备来电显示功能，对方无法确定张举明的身份，不给查。张举明费了半天口舌，最后人家答应按张举明提出的方案，查完后把信息反馈到省革委政法组伊里副组长那里。这个时候，新疆方面的外调已经有了反馈：“周铜山”那份户口迁移证，是1962年“伊塔事件”中，被苏联特工人员从塔城县公安局窃走的，早已经过期作废；经翻查乌鲁木齐汽车监理所车辆司机档案，该所从未签发过13266号驾驶证件，也没有一个叫“周铜山”名字的驾驶员；新疆额敏县火箭人民公社户口新旧底册登记簿上，也没有一个叫“周铜山”的人。北京的外调也有了结果：北京市有几十个叫“周铜山”的人，经过对年龄大小的排列剔除，有一个周铜山的年龄与关在红庙坡看守所里的这位十分相似。这个周铜山是个孤儿，如今在北京王府井饭店做杂工。他的母亲姓王，是养母。这娘儿俩就是当年上过《北京晚报》的那对母子。外调人员专程到图书馆查到了当年的报纸，并且从侧面接触了这个周铜山。周铜山人很朴实，说话稳重。他的个头约170厘米，与看守所的那个周铜山非常像，年龄相仿，个头差不多，连体形都很像。王府井饭店方面反映，周铜山人挺勤快，在单位人缘不错，从来没有做过违法犯罪的事儿，连违反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也没有。王大妈年岁大了，周铜山很孝顺，对她照顾得挺周到。如果这个周铜山是原宗正版，看守所里这位无疑就是盗版的了。看守所里的“周铜山“又是谁呢？受训赤塔1969年5月，赤塔。赤塔是一个与“十二月党人“联系在一起的地方。十九世纪初，一批俄罗斯贵族军官在国外参与对拿破仑的远征，受到了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他们成为体制内的造反派，酝酿废除农奴制、实行君主立宪。1825年11月19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去世，贵族军官们计划在12月26日尼古拉一世继位之日举行军事政变。但是，这次政变没能取得成功，尼古拉一世对参与政变者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一些人被杀害，另有百余人被流放西伯利亚。这就是史上的“十二月党人革命“。十二月党人流放到了西伯利亚的什么地方呢？就是赤塔。后来，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女友们放弃优裕的生活条件，从莫斯科出发，追随她们的丈夫、男友，也一步一步走到了赤塔。漫长的道路，她们走了两年。至今，赤塔保留着一座十二月党人教堂，纪念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赤塔州赤塔市是一座森林环抱的城市。出赤塔开车几分钟，就进入一个茂密的原始森林，到处是松树和白桦树。走在林间，有如走在厚厚的地毯上。到了夏季，还可以随处采到很大的蘑菇。赤塔的莫罗洛科夫卡的矿泉水很有名。这种矿泉有很浓的硫磺味儿，喝起来像碳酸饮料一样杀口。天然的矿泉是不收费的，夏季，常有老百姓开车来到这里，除了当下开怀畅饮，还会用塑料桶将水带回去，放在冰箱里慢慢享用。去过赤塔的人们，会知道十二月堂人教堂、原始森林和天然矿泉，但鲜有人知道，这里还有一个苏联情报部门的秘密培训基地。1969年5月，已经被称为“维静同志“的彼德，就被送到这里受训。虽然已经被克格勃录用，但彼德受训的地方却不隶属克格勃，而是归中文译音“格尔乌”的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总参情报部拥有自己的一套组织系统，它在国外的间谍网同克格勃是严格分开的，但是，它的实权却掌握在克格勃的手中。因此，借用总参情报部的基地培训自己的人员，在克格勃来说也是常有的事儿。彼德隶属于克格勃特别行动局第六处，负责对中国的情报。因为彼德对派潜国具备了天然优势条件，又不需要对他进行爆破、近身格斗、投毒等科目的训练，这就节省了大量的培训时间。尽管如此，他也要学习大量的知识。首先是间谍工作的基本常识。比如，收发电报你得会吧，要不然，怎么传递情报？除了会使用，他还得懂些收发电讯的设备构造、新式的压缩讯号、电报明、密码的使用解读。也就是说，一但派出去，他就得身兼报务员和译电员，当然还得是情报员。因此，他还必须懂得情报资料压缩物的制做、发现、提取、冲洗、显现程序和操作方法。另外，在条件困难时如何在特定的波长频率上抗干扰？如何抄收中国、苏联两种语言广播的指令？如何使用和破译暗语？这都是彼德短时间内必须掌握的。一个人在外，单兵作战，彼德还必须掌握一些技能。所以，彼德应该能熟练驾驶各种中国常用的车辆，如嘎斯系列、中国产的东风型卡车、解放牌卡车、摩托等。由于受训时间短，彼德只是开过嘎斯吉普。间谍不是个单纯的技术人员，只身到异国他乡搞情报，没胆量不行。彼得接受的培训中，胆量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为此，彼得被要求独自一人携带装备，在夜间虎、狼、熊等猛兽出没的大森林里徒步行走；把某种特殊物品、资料送到指定的地点，不按原路返回。训练时不带食物饮水，以适应偷越国境的铁路、公路、山路、旷野、戈壁及大山、森林、涉河等条件。在圆满完成上述科目之后，他还要集中学习接头、伪造各种证件等技术；死记硬背潜入国无人交接点的地区，描画地图、反复临摹地形地貌直到能脱稿记忆为止。彼德还看了不少中国电影记录片，研究过《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的社论、文章；另外，为了让彼德恢复中文的语言能力、了解最新的语境，还让他收听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并且将叛逃到苏联的中国青年的录音资料让他反复听。培训部门没有忽略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为了让他能更像这个年纪的中国青年，彼德还被要求背过几篇《毛主席语录》，学会了《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两首歌。苏联使用的是五分制，几个月之后，彼德的成绩相当理想，每个科目都是四分以上。培训大纲规定，学员结业，不准带走任何物品，必须立即离开学校尽快模糊和忘掉学校环境、教官和同学的存在。在培训机构，他按要求没有留下彼德的任何记录，俄文签名都是“维静”。克格勃向彼德颁发了少尉军衔任命书和二级报务员职称证书。当然，这些证书他仅仅看了两眼，就交了回去。在离校的前半个小时，彼德按要求用中文写下“我自愿到中国领土上进行侦查活动”的保证书。末尾，他的中文签名是：周铜山。“6901”“是伊里同志吗？我是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握着话筒，伊里不由自主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周铜山”身上搜出的人民币，是前些年中国人民银行供给苏联驻北京商务办事处的。这样一笔连号、崭新的“原封”钞票出现在一个所有证件都是伪造的人身上，这就足以说明这个人的苏联背景了。伊里决定，政法组立即成立“6901”专案组，由他亲自担任专案组长，省政法组军代表党乙文任副组长，抽调有反间谍经验的张举明、张鸿轩、张欣槐以及宝鸡政法组的张金生、郑盟海等人为专案成员，分为审查、调查两个小组开展工作。北京的外调人员在当地派出所的配合下，找到了“周铜山”交待的建国门大牌坊胡同70号。不过，大杂院里十几户人家，没有一个姓周的。经走访，居民们反映，原来，这里住过一个叫王华亭的电车公司的电工，他的妻子名叫王淑清，这个名字和“周铜山”交待的、他母亲的名字相同。王淑清的确是个满族人，生过三女两男五个孩子。王淑清的二女儿死的早，大女儿和小女儿分别叫王秀英和王秀玲，大儿子和小儿子分别叫王常专和王常玉。解放之前，王华亭因病去世后，王淑清就带着儿女们搬走了。经查，王秀英是北京市百货大楼的职工，三女儿名叫王秀玲，是苏联展馆的一名讲解员；王常专、王常玉和王淑清下落不详。按“周铜山”的说法，他妈王淑清嫁给了一个叫李佐臣的苏联人后，带着他们哥儿俩去了苏联。真有李佐臣这么个人吗？外调人员发现，确有其人。李佐臣原来叫李滋利钦柯，是个白俄，1902年2月13日出生在乌克兰。1919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他随父母逃到到了远东，以后又流亡到中国东北，在满州里的铁路上谋了一份差事。解放后，中苏两国处于蜜月期，北京需要大量的俄语教师。解放后已经改名李佐臣的李滋利钦柯在朝阳门外一个叫福定庄燃料部职工学校当了俄语教师。1951年5月，他又调到了北京电影学校、也就是后来的北京电影学院，继续教俄语。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丧偶的勤杂工王淑清，俩人感情迅速升温并且结了婚。1955年，王淑清带着两个儿子随李佐臣回到苏联。经查，李佐臣是苏联的一个情报人员。从北京调查的结果看，建国门大牌坊胡同70号王华亭家庭情况，除了男主人及其子女不姓周，其余人员的名字、家庭结构、主妇的姓名、民族都和“周铜山”交待的一样；而“周铜山”与王淑清的二儿子王常玉的出生年月日完全一致。说明什么呢？专案组分析：“周铜山”就是王常玉。8月16日，伊里指示专案组，把审查情况形成书面材料，立即上报公安部、省革委会。这起案子已经涉及到全国很多地方，没有各地的配合，案子没法搞下去。因为此时正处于军管期间，案子又涉及新疆、甘肃、陕西等省区，伊里决定马上将案子向兰州军区汇报。他指派省政法组侦破组长教喜章和郑盟海到兰州军区向张达志司令员、冼恒汉政委汇报。一听说是伊里派来的人，张达志十分热情。张达志与伊里夫人虹林是陕北佳县老乡，在延安时，他们就认识；解放初，陕甘宁边区公安厅，更名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时任第一野战军第四军军长的张达志调任部长，伊里是他手下的办公室主任。在一年多时间里，两人朝夕相处，很对脾气。听了教喜章、郑盟海的案情汇报后，张达志马上就打电话给兰州军区保卫部，让部队全面配合陕西工作。伊里对从王常玉身上搜到的那根圆柱体玻璃棒以及那两只装着不明液体的黄色玻璃瓶一直非常感兴趣。既然王常玉是苏修间谍，这两种东西很可能就是他的作案工具。他拿着那根玻璃棒翻过来、转过去的看了半天，看不出什么明堂。这东西已经超出了这个当年延安知识分子的见识了；和张举明他们一样，他当然不相信小瓶子里装的是治肾病的药。派出人马去北京和兰州之后，伊里又喊来专案组工作人员，让他们赶快把这两样东西送出去，请专家检验。一但检验结果出来，这两种物证也许就是攻克王常玉的杀手锏。秘密入境1969年7月，赤塔。就要动身出发了，彼德的大脑仿佛成了他的那架手风琴，被一双生疏、讨厌的手胡乱地拉着，不成调调，却片刻不停，让他一晚上在床上翻来翻去，很难入睡。几个月来，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和他将要去面临的生活相比，又简直不算什么。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结局呢？会不会一过边境就让那边给逮住？然后呢？是留在那边坐牢，还是被枪毙？22日清早，感觉乱糟糟的手风琴声刚刚变成一锅红菜汤的时候，彼德被叫醒了。工作人员告诉他，早餐后，亚力山大.尼古拉奈维奇同志要跟他谈话。亚力山大.尼古拉奈维奇的名字彼德早已听说过，他是克格勃的培训专家。彼德所用的一份教材，就是他编的。走进餐厅，一个五十多岁的长脸男人正倚窗而坐。看见彼德，他举起手中的叉子向他挥了挥，示意他过去坐。原来，这个人就是亚力山大·尼古拉奈维奇。尼古拉奈维奇是个很随和的老头儿，后来，彼德想，可能他不想给他更多的压力，才把谈话的地方改在餐厅，边吃边聊。让彼德意外的是，老头儿居然会说中国话，甚至还知道北京的豆汁儿、卤煮火烧。亚力山大·尼古拉奈维奇对彼德前段时间的培训内容进行了一些抽查，看来，彼德的回答他还是满意的。“过去之后稳打稳扎，不要操之过急。用中国话说稍安毋躁，见机行事。”走出餐厅的时候，尼古拉奈维奇拍拍彼德的肩膀，跟他很哥们儿地说：“人年轻只有一次。有时候年轻时做点冒险事是值得的。何况冒一次险，回来享一辈子福。不用担心家人，去吧，小伙子。”“和我接头的人是什么样的？”临分手，彼德还是忍不住提了这么个幼稚问题。“我们以后会在书信中用暗语或广播通知你。记住，接头中不能告诉对方真实姓名，身份，也不要打听对方姓名、身份，只许谈工作和生活上的事。再说一遍，接头一定要得到情报局的指示，这是严格的纪律。”亚力山大·尼古拉奈维奇又变得很严肃。“你好，彼德。”一出门，彼德见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瓦西里·伊里奇居然站在院子里，笑嘻嘻地过来擂了他一拳。在这个地方见到瓦西里·伊里奇，彼德很意外，也很惊喜。原来，瓦西里·伊里奇是奉命专程来接他的。他们一起乘坐西伯利亚航空公司客机，从赤塔起飞，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在哈萨克斯坦州首府阿拉木图机场降落，被便衣情报人员接到一个秘密地方小憩。这个时候，一个名叫尼古拉·瓦西里维奇的大校交给彼德一页材料，让他再最后熟悉一次。这就是彼德早已烂熟于心的七项《工作任务》：1、了解中国准备不准备打仗；中国人民大众是怎样看待苏联的；中国政府在进行哪些反苏宣传活动；2、中国的工矿、企业和行政机关有没有建立工会组织和党委，它们起什么作用；3、中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怎样的灾难；4、在工厂和农村人民公社中是否举行民兵训练，一个星期训练几次，由什么人指挥训练；5、军事运输装载哪些军事装备、器械，运往何处，军人的移防去向哪里；6、太原、兰州、宝鸡等重工业城市驻防几种部队，其番号是什么？具体的编制和装备情况；甘肃等地的原子能工厂具体在什么地方，组装后运往何处存放；7、观察了解有没有反对推翻中国领导人和政府的人，组织者是谁？他们在哪里进行活动？有什么装备？队伍的人数有多少？其人员的成份是什么；“第一总局会通过第五总局（意识形态局）的广播节目，向你发出指令。以后的活动经费、通讯工具由广播节目中告知。”尼古拉.瓦西里维奇大校跟彼德再次叮咛。吃过些水果后，尼古拉·瓦西里维奇大校，阿拉多里·米哈伊诺维奇中校和瓦西里·伊里奇三人陪着彼德出门，一辆边防军提供的嘎斯69越野吉普车已经等在门外。嘎斯69可不是1969年才诞生的，这款轻型越野车是苏联高尔基汽车制造厂生产的，在嘎斯69之前的嘎斯67，曾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装备过中朝军队。彼德刚学会开车，正手痒，路上，他还跟司机换了回座位，自己过了把车瘾。他们一行从阿拉木图出发北上，经过塔尔迪库尔干、萨瑟拜尔湖岸和阿拉湖，到达中苏边境。这边，苏军情报部门已经有人在等着他们。原准备是让彼德从阿克苏正面入境，但天山横断，难度极大。天山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向西延伸400余公里，山高且险，过去派出的人从此入境多有失败。因此，这次才改从阿拉湖以南，沿欧亚铁路规划线的阿拉山口潜入。考虑到中苏双方边控严密，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他们又按第二套方案选择中国塔城以西边境。这里属哈萨克丘陵，从阿拉湖分支的一条河向东流入中国境内。这条河流经新疆额敏县，中国方面称它为额敏河。克格勃专家们权衡再三，认为这是条比较理想的潜入线路。他们又驱车来到边防哨所。爬上几十米高的瞭望塔，用远距光电望远镜观察中方边境地形情况，反复权衡选择确定了具体潜入点线。23日晚，本应是个月明之夜，但皎洁的月光慢慢被厚厚乌云笼罩，望远镜里的丘陵变得一片黑朦朦。乌鲁木齐时间21点半，也就是北京时间23点半，彼德被送到阿拉湖以东中苏边境200米的地方。下车后，尼古拉·瓦西里维奇握着彼德的手告别：“维静同志，从现在开始，你的名字就只有‘周铜山’。祝你好运，少尉同志。”借着瓦西里·伊里奇手里的一只手电筒，彼德最后一次检查了他的各种假证明、证件和生活必需物品，与三人招手告别，然后沿着从阿拉湖流出的额敏河，经迈义尔沟进入中国境内。像一个苦行僧一样，他吃的是压缩饼干，喝的是河水，包括瓶干盒子之类的废弃物，他都按规定及时掩埋。这样跋山涉水持续了三天，他终于在托里搭上了长途汽车。经过奎屯、石河子和昌吉，他终于来到了乌鲁木齐市区。寻找帮手在掌握大量证据的情况下，“周铜山”交待，他就是王常玉，俄文名字叫彼德，他的确是苏联派到中国的特务。他详细交待了他的个人经历、接受培训的情况以及工作任务等，也交待了入境之后的活动情况：“我在火车站逗留了大约一小时，买了一张去兰州的54次火车票，那趟车是去北京的。本想直接去北京，但看到我们国家的风光很美，就在兰州下车，去了一趟五泉山公园。那里果然山清水秀，在阿尔斯克根本没有这么美丽的公园。新西伯利亚也没有，那里是冰天雪地的世界。然后我又买了去郑州的票，到郑州市看了“二·七”纪念塔，才去了北京。我想找小时候的同学，也想找我的姐姐，毕竟我们分别了13年，不知他们生活得怎么样，我想去找他们，但又想到了尼古拉·瓦西里维奇大校的话，在没有找到职业或定居之前，绝对不能联系朋友和家人。克格勃在中国国内还有人，我想，我的行踪也会受到监控。于是，我在丰台下车，坐三轮进北京市里。在天安门广场转了转，又到我印象中生活的地方，还有小学附近转了转。那里变化太大了，我分辨不出我熟悉的地方。”王常玉说，他在北京呆了一天就走了，讲到此后的情况，跟之前在宝鸡说的一模一样。王常玉看起来是和盘托出了，他的交待也合情合理——他转了一大圈，主要是熟悉线路，先找落脚点，入境后人生地不熟也搞不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只是为以后活动创造条件打好基础。真正的活动要在接头以后，而目前他还没安顿下来，没办法接头。张举明却不这样认为。专案会议上，他拿出王常玉由乌鲁木齐到兰州的火车票对大家说：“这是从乌市发车到连云港的186次的慢车票。王常玉交待他坐的是54次快车。在这张车票上他已经说了假话。”那王常玉为什么要说假话？会不会是记错了呢？张举明认为，既然王常玉是一个经过培训的职业特务，他就不会轻易出什么差错。因此，王常玉很可能没说实话。伊里也同意张举明的看法。那怎么办？再审呗，追着问王常玉打了什么埋伏，结果，真就问出了明堂。原来，在宝鸡火车站，王常玉被抓的时候，就在等一个人。此人名叫安大民，是新疆建设兵团某团的机械维修工，因为监守自盗被开除。王常玉是在乌鲁木齐汽车站附近一个小饭馆吃饭时，发现了安大民。他看出安大民不像个有正经事情做的人，和他一聊，还发现他牢骚满腹。没了工作，安大民需要钱生活，而那时候，他就是想打工也不好找到地方的。王常玉给了安大民300块钱，安大民被感动得差点掉眼泪。知道王常玉来自苏联，安大民也吓了一跳。不过，“伊塔事件”跑出去那么多人，后来也有人又跑回来。虽然都是少数民族，但新疆人听到这类事儿还是比较多的。安大民也愿意跟着王常玉混，反正，王常玉给他管吃管喝。“你这个样子可不行，去内地两天半就会被人抓起来。你看这边男人谁留你这么长的头发，谁穿这样的衣裳？也就是新疆少数民族多，还没人注意你。”在安大民的建议下，王常玉去理了个小平头，扔掉了苏联穿过来的衣裳，换上安大民给他的一件半旧绿军装，俩人在乌鲁木齐逛了两天，然后坐上186次慢车去了兰州。之所以买了慢车票，是安大民觉得慢车便宜。反正也没什么事儿，走哪儿是哪儿。那么，那个安大民又在哪里呢？原来，俩人走丢了。去了兰州，去了北京，再去了太原，俩人又结伴来到了宝鸡。下车后，他们先在老街上吃了饭。安大民想先找旅店休息，王常玉是个职业特务，比较敬业，非要先工作后休息。他的工作，无法街上乱转。不过，俩人的“转”法不一样，安大民总爱往人多的地方钻，哪里热闹就去哪里，算是“下里巴人”；王常玉这边是“阳春白雪”，“转”的目标是党政机关、有军队的地方，主要是看墙上《布告》内容和一些革命性小报、传单和大字报。认下后来审查过他的宝鸡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这地方后，王常玉想撤，一回头却不见了安大民。那安大民呢？听到街上有人吵架，他跑去看热闹了。原来，一家国营肉店里，排队买肉的人不知为肉的肥瘦、还是份量，和卖肉的干起来了。两人越吵越凶，竟然动手打起来。安大民天生一块战地记者的料，站旁边扯长了脖子看了个全本儿戏。等想起王常玉，已经找不见人影儿。他站到宝鸡市公安机关军管会门前王常玉刚才看《布告》的地方等了十几分钟，也不见他人影儿。他又小跑着来到火车站，里里外外找了几遍，也不见王常玉的影子。其实，这功夫，王常玉正在旁边商店里买热水瓶。因为要把随身带的钱塞进暖水瓶底下，王常玉得找个没人的地方折腾。这样，就跟来火车站找他的安大民错过了。安大民再一次返回火车站时，大清查已经在广场开始了。安大民心里虚着呢，当然不能往枪口上撞。等到那些清查人员撤离后，他又到车站里外找了几次，还是没有王常玉的影子。安大民只好找了一家旅馆，先住下再说。反正，第二天他们俩要一起上火车，进站前还可以碰见。可是，当晚的大清查不光是在火车站进行，全市的旅馆、招待所都是清查重点。安大民没有出差证明，吞吞吐吐说不清自己的工作单位，身上又装有300元崭新的人民币，理所当然就被带到了派出所。安大民交待了姓名，住址和无业无家的情况，对于苏联来的“周铜山”，他只字不能提，当然也就没说清这笔钱的来源。于是，他就享受“盲流”待遇，派出所准备以盗窃罪对他进行论处。就在这个决定上报市公安军管会待批的过程中，省公安机关军管会的查询电话到了。安大民立即被押解到西安。发现破绽伊里不断催问玻璃棒和小玻璃瓶的鉴定工作进展，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也跑了不少地方，但是，工作毫无进展。1966年8月上旬，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制订的“十六条”中，就明文规定要保护科技人员，但山崩海啸般的“文革”一来，教科文卫系统立马就成了“重灾区”，知识分子变成了“臭老九”，没有斗死的，也关了牛棚，或者下放劳动。1969年8月9日，在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和二机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出台了保护科技人员的一些措施，几百位顶尖科技人员得到解放。但全国还有数以万计的科技人员还是不能回到工作岗位。有些大型企业引进的设备竟然没人能看懂说明书，由工人产生的工程技术人员摸索的结果，常常是把“洋”设备变成了一堆废铁。“6901”专案组送检的玻璃棒、小玻璃瓶，难住了把持着科研部门的“造反派”。谁清楚呢？王常玉。但是，专案组不知底牌冒然问他，只会增加他的心理优势。于是，工作人员只能从别的方面寻找突破。安大民到案，专案组张举明、张鸿轩等人审查后发现，他和王常玉在交待活动情况是大同小异的。他们一起坐火车，一起从乌鲁木齐到兰州，再从兰州去北京，然后去了太原，再从太原到了石家庄，然后再来到宝鸡，这些都没错；但是，具体到一个城市里的活动情况，他们交待的又有出入。比如，王常玉交待，他们在兰州逛了个五泉山公园，只字没提去过白塔山公园，虽然他们只是走马观花地在那儿呆了半小时。回过头来再问王常玉，他居然仍然不承认去过白塔山公园。这个公园没给他留下什么印象？比他年纪大两岁的安大民说，去白塔山公园还是王常玉提议的，何况他这人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公园里看过的对联他过后都能背得出来。那么，王常玉为什么要回避这个白塔山公园呢？离开兰州，他们去了北京。在北京，王常玉给安大民放了一天假，让他自己找地方玩儿。此间，有这样一个细节让张举明感兴趣：在一家旅馆落下脚之后，王常玉问服务员要了一根粉笔。安大民好奇，问他要粉笔干什么。王常玉脸色很难看地跟他说：“安，有些事情不是你该知道的，看到了就当没看到，听到了就当没听到。这是规距。”那么，他要那根粉笔究竟干了什么？安大民不在的这一个白天里，他又干了些什么呢？在太原，他们只呆了一个小时，就又坐上火车去了石家庄。原来他说要在太原橡胶厂找妹妹，安大民嫌那地方太远，建议他不要去。大热天，连续坐火车，到了石家庄，俩人身上都快臭了。他们钻到一个名叫东风浴池的澡堂子洗了个澡，然后就在浴池二楼上住了下来。安大民说，王常玉让他到街上给他买个信封，他乘机在街上逛了一会儿。回来，王常玉一见信封就数落他：“让你买信封，你就光知道买信封？不买信纸我怎么写信？”其实，安大民倒不是死脑筋想不到，不过，对于一个没有工资收入的人来说，一分钱额外的花销他也不想掏。王常玉从一本《毛主席语录》后面撕下了两页白纸当信纸，说自己的字儿太难看，让安大民替他执笔写了一封家信。安大民说，当时他还有点好奇，因为他见过的《语录》后面都没带白纸的。那么，信的内容是什么呢？安大民说，都是很平常的内容。就是告诉他的继父和妈妈，他到了北京，但没有见到妹妹，还要继续找。写完以后，他又按王常玉口述的内容，替他写好了信封，然后拿到邮局发了出去。“收信人的地址、姓名，寄信人的地址？”审问安大民时，张举明特别留意了这样的细节。“是国外，蒙古的乌兰巴托市，好像是297号信箱。”安大民眨巴着眼睛，使劲地回忆：“这封信的收信人名叫钟理，他说，这是他妈。我边写边纳闷，说你妈不是在苏联吗？怎么跑蒙古去了？他说，他妈、他哥和继父一块去蒙古做皮毛生意了。”安大民说。“寄信人的呢？”张举明追着问。安大民说，他问王常玉咋写，王常玉好像才意识到这是个问题，挺发愁：“是啊，我妈回信寄到哪里？”安大民也没正儿八经的地址，就建议他寄到新疆某个朋友那儿。他说不行不行，太远不方便也危险。安大民就想到甘肃平凉。他是甘肃平凉人，顶父亲的班到的新疆。他给王常玉说了个平凉地址。王常玉听了很高兴，问了安大民平凉在什么地方，有多少人口，交通怎么走等情况。然后，他很严肃地问安大民：“你能保证我妈的回信在平凉收到？会不会出什么差错？”安大民说，他可以托亲戚注意收就行了。那收信人写谁的名字？安大民说写他亲戚的，王常玉不同意，非让写安大民的：“我妈收到信后，三天之内肯定会复信的。这封信从今天寄出，四天后收到，加上两天写回信，一周寄到平凉，满打满算半个月就可收到。他说，我再给你些费用，你提前去平凉守着，保证能收到。”安大民说，他就照王常玉说的写了，地址写的是“甘肃平凉市工农兵路43号，安大民收”。信写好后，王常玉让安大民去邮局寄发。关于这封信，王常玉在交待中只字未提。专案组分析，那个“乌兰巴托297号信箱”，一定是苏联情报机关设在第三国的据点。再审王常玉，他仍然坚持原先的说法。怎么办呢？专案组派人把安大民押过来让他看了一眼。一看到蔫黄瓜一样的安大民，王常玉没法嘴硬了。专案人员换着法子开导他，想了好几天，王常玉开了金口。接头、联络“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许多年后，一个叫李春波的音乐人写了一首歌《一封家书》，火遍大江南北。之所以火，是因为它贴近生活，居然把家信用歌儿给来唱出来了。可是，谁会想到呢，1969年，苏联间谍王常玉信里的“亲爱的爸爸、妈妈”却也是有讲究的。王常玉在赤塔接受培训时，有一个科目就是邮递通信中的“明文暗语加密”及“夹密写”。那个时代，长期潜伏敌国的间谍，传递情报方式之一是通过邮路来实现的。为避免安全机关检查，就专门制定了一套明文暗语，或明文夹密写，然后通过第三国传递方式进行活动。比如，按克格勃的约定，王常玉信中如果有“我买了一块表”，就是告诉上司，他已经买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可以通过工作站的广播讯号，接收上级的指令，今后就不要再以书信邮递方式下达指令。这种暗语是一次性的，一旦沟通即刻做废。信中如果出现“我收到了妹妹的来信”，就是告诉上级，他已经到了指定的那个地方。出现“祝你身体健康”，表示他安全到达了；上级给他的信中如果有“你的来信星期四收到”，就是指令他星期四去某个城市，与从未谋面的其他潜特接头。如果上级来信让他“注意身体”，就是让他留在某地不要动。还有，王常玉如果写的是“亲爱的哥哥或弟、姐、妹”，则表示信中没有密写；如果信中开头称呼为“亲爱的爸爸、妈妈”的字样，就表示这封信明文里没有暗语，但明文下面有密写。王常玉让安大民起草的那封信，开头称呼就是“亲爱的爸爸、妈妈”。在石家庄的东风浴池二楼上，王常玉把安大民支出去买信封时，就在《毛主席语录》后面的白纸上给上级用俄文写了简单的汇报。这本《毛主席语录》当然是特制的，特就特在后面加留的空白页码。密写的内容一般肉眼在阳光、普通光源下无法看到，只有在紫外光下才可以看到。只要有书写工具留下笔划的痕迹，克格勃技术部门都可以破译。这种技术在当时只有苏联一家独有，连美国、西德都还不掌握。王常玉密写的内容，就是告诉上级他已经安全进入了中国内地，跑了哪些城市，还有，就是告诉上级他找到了一个叫安大民的助手。当然，他还把安大民的简单情况也汇报了一下。除此之外，他讲了工作上遇到的一些困难和下一步的打算。这种特制的白纸只需要用硬物就可以书写，写过之后也不留痕迹。等安大民买了信封回来，他故意抱怨安大民没买信纸，然后当面撕下这两页“白纸”，让安大民执笔写了明信。电视连续剧《潜伏》中，反复出现过余则成收听广播记录密码的情景。在播出一连串数字之前，播音员都说是某地质队的矿样标号。这样的情节，其实是来源于另一部谍战片，它就是前苏联的《春天的十一个瞬间》。那么，王常玉这样的真间谍怎么从收音机里接收指令的呢？为了抗干扰，苏联把大功率调幅华语广播电台的频率设定在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或某省广播电台波长几十分之一KC的位置上，每天24小时滚动播出。其中指令是定时以呼代号方式，向特定的潜伏间谍发出的。如果收听到我是“666”，就表示是王常玉直接上司；听到“777”的呼叫，即表示要王常玉注意，有指令给你；如果告诉“777”“1943年某某”，则表示“王常玉，你已经被中国方面盯上了，以后活动要加以小心”。还有以阿拉伯数字组成的暗语，一般是4个数为一组，每组为一个汉字，以特定的《四角号码》字典为译意工具，比如4003、7129两组数字，就是“太原”二字。此外，他们使用的工具还可以特定某一本书，如《红旗》杂志某一页，以先横后纵编发暗语指令。例如：特定页码第二行句子里，第5字是个“请”字，呼发则是0205；第三行句子里第12个字是“你”字，呼发则是0312。王常玉交待的另一个秘密，就是接头暗语。如果境外或境内给王常玉来信，内容中有“来信星期四收到”或广播“777，你的来信星期四收到”，都是指令他星期四那一天去“接头”。这些暗语是王常玉在赤塔培训时特设固定的。兰州和太原，这两个地方都不是随意选择的。兰州的白塔山公园门口、太原的市邮局门口和太原橡胶厂，都是克格勃为王常玉提前设定的联系点，有潜伏特务会跟他接头。每年的4月和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四下午6点，王常玉要到太原市邮局门口接头。在接头前一段时间，广播电台里就会不停地呼发、提醒他。如果第一天没接上，王常玉第二天同一时间可以换到太原市橡胶厂门前继续接头。接头的方法是左臂下夹一卷报纸或画报。有人问他“向烈士墓公园怎么走？”王常玉要回答：“路过白银路就到了。”暗语对上了，双方就接上了头，然后进入下一步。如果是在兰州白塔山公园门口接头，也是左臂下夹一卷报纸或画报。对方还是问“去烈士墓公园怎么走？”王常玉的回答必须是：“经过白银路就到了。”“经过”和“路过”两个字绝对也不能错。如果在接头时碰到了熟人，就把右手装在裤袋里不能搭话。这种固定式的接头时间，必须得到苏联情报局以通信暗语，或广播发送同意的指令后才能进行。接上头后，双方不能打听或告诉对方真实姓名，身份，只许谈工作，这是非常严格的制度规定，执行时是不能含糊的。电台、密码2005年元月，伊里在西安去世，享年83岁。伊里留下的一个发黄的笔记本上，详细地记录了侦破“6901”案件的每一步进展，其中包括中央领导关于这起案件的一些批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九大刚当选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曾批示如下：“此案很重要，现在发现这个线索是很好的。请北京等地逐步追索。看来，苏修在我国有系统布置特务，必须引起重视。”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林彪也批示：“此案务必彻底查清。”时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对此案也有更为具体的批示。谁也想不到，1970年夏天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开幕式还端坐主席台的陈伯达，会议闭幕时就从主席台上消失，从此被打倒；两年后发生“9·13”事件，林彪的飞机坠毁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而他出逃的方向竟然是苏联；而文革中死去的谢富治，文革后连《悼词》都被取消。还是回到“6901”案子上来。在红庙坡看守所，王常玉没有和别的犯人关在一起，而是像住招待所一样关在一个房间。专案组有人晚上陪他在同一个房间里睡觉。这些天来，王常玉夜里总在床上烙烧饼，翻来翻去睡不着；但在交待了接头与联络方式之后，他如释重负地睡了个好觉，情绪也平静下来。对于陕西公安机关来说，抓获苏修特务，可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情。当时，就是在全国来说，这样的派遣特务也十分罕见。案子进展到这会儿，应当说王常玉态度还是不错的，他交待的东西也不像说了假话。专案组一些人以为这起案子该结案了，但伊里却不这样认为。那根小玻璃棒真就是个没用的东西吗？还有那两个小瓶子装的是什么东西？王常玉始终没有交待。他从这一点上就判断，王常玉肚子里的货还没有倒完：“王常玉显然是一名战略性间谍，他是要在咱们这儿长期潜伏的。如果像他交待的那样，目标是原子弹的研究、制造和储存，一旦获取这些情报后，他咋办？采用无人交接或者邮递方式报告？那样也太危险了吧。他肯定需要电台。虽然他现在手上没有，但克格勃方面必须考虑这个问题。当然，有了电台，还得有密码。你们说是不是？”转过头，伊里注视着张举明：“在北京的旅社里，他不是为一根粉笔训斥过安大民嘛，那他用粉笔究竟要干什么？接荐儿再问他吧。”到了这份儿上，粉笔问题对于王常玉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很快他就作了交待。他说，在北京，他借口给安大民放假，支开了安大民。接下来，他乘公共汽车到月坛北路，找到一根有底座的水泥电杆，确认没有人注意到他后，他走到那根电线杆前，一只脚蹬在水泥底座上，装做系鞋带的样子，用在旅社带来的白粉笔在距地面约80公分位置上，划了一道长度约五、六公分的横道，然后在横线上方水泥底座放了一颗小石子，这是他向上级发出“平安顺利”潜入的信号。“这个小石子还有一层意思，请示我可不可以去北京卧佛寺取‘泥石包’。”可能是这些思想上的包袱真的放下了，王常玉终于曝出了猛料。王常玉说，“泥石包”是克格勃特制的一个密封容器，外形象鹅卵石，颜色与泥土、石头极为接近。王常玉说，他不是武装特工，那些暗杀、爆炸、投毒的事儿他都不干，他猜，泥石包里面应该只是活动经费和密码。在他培训后期，泥石包应该已经被带进中国来，送到卧佛寺交接点。没有人在那儿等他去取东西，他们是以“无人交接”的方式，把泥石包交到他手上。张举明扯了一张笔录纸，连同钢笔递过去：“埋藏在具体什么地方？你能准确绘制出来吗？”王常玉略一思考，就在笔录纸背面画开了。不大功夫，一张草图画了出来，卧佛寺方位、座标名称、相互间距离以及泥石包藏匿点，都被标注得清清楚楚。“这地方我没去过，但我绘制的很准确，这是结业的根据。如果你们担心找不到，我可以和你们一块去，保证一次成功。”“电台也在一块吗？”张举明认真看着草图问。“不在一起，这也是苏联情报机关的规定，是另一个人预先埋藏的。”“也在卧佛寺附近？”“不在。在十三陵，是埋藏在地下。我也可以把图绘出来。具体精确到什么程度，不能保证，到现场才能确定位置。”伊里让人找来一张北京市地图，张举明、张鸿轩等人一起比对，结果证实，王常玉绘制的图与国家出版发行的地图基本一致，也与口供中叙述的情况相符。“如果按王常玉绘制的“藏宝图”，能顺利起获电台和密码，可以建议上级给他按立功对待。”伊里让一个年轻的笔杆子起草一份《关于起获电台和密码的报告》，请求公安部派员支持，并协调北京市公安机关军管会配合。年轻笔杆子是个福建人，多年后，曾担任陕西省公安厅主管出入境工作的副厅长。后来，因为放走了赖昌星，此人在陕西省国家安全厅厅长任上锒铛入狱，获刑15年。他的名字叫张永辉。9月2日，公安部批准同意由陕西起获电台和密码的报告。并派罗欣高、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侦破组长李秀峰、陕西的党乙文等人，组成起获工作小组。总政保卫部长郝苏协调总参，派出技术人员支持。9月3日，起获小组正式成立，具体工作方案出台。交通工具和有关设备器材准备完毕。9月5日，小组在十三陵“五公里七号牌子”附近起获埋在地下、包在塑料袋中的一部电台；9月6日，小组动用红外探测器，第二次来到香山卧佛寺，终于从一堆乱石中，将一个哈密瓜形状的泥石包起获。果然，里面是一包人民币和两本密码。经专家鉴定，起获的电台是一台便携式“远距离快速收发报机”，每分钟可发送500组码；而两本密码分别是专用的卡片式明码本和可变的平战两用密码本。按公安部的要求，电台、密码被送到了西安。伊里让王常玉演示了一下发报机的使用，这家伙手法果然非常娴熟，一看就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主儿。显微密信1969年10月1日上午，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庆祝国庆20周年活动。不像以往的阅兵式，迈着整齐步伐、走过广场的解放军战士没带武器，而是人手一本“红宝书”挥舞着；各行各业以及红卫兵们也都像天安门城楼上的林副主席、周总理一样，人手一本毛主席语录，一遍遍激动地喊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口号。解放军红绿相间的方阵走过之后，天安门广场就变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有点像如今提倡什么实际上就缺什么一样，天安门城楼对面的巨幅标语上，写着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团结起来，去争取更大的胜利！”谁也不会想到，一个多月之后，国家主席刘少奇就静悄悄死在了开封的一家银行里，头发胡须长得像流浪汉一般。当街道上高音喇叭里传来林彪中气不足、冗长的国庆讲话声音时，在西安“6901”专案组突然爆发出一帮人的欢呼：“成功啦，成功啦！”守在这里的伊里站起来，眼里放着光、使劲儿地拍着桌子喊：“重奖，重奖，要重奖！”伊里一直在做着放长线吊大鱼的努力。按照王常玉的交待，每年4月和9月的第一个星期四下午6点，是他和别的苏联特务接头的时间。地点有两个，一个是兰州的白塔山公园门口，另一个是在太原市邮电局门口。如果没接上头，人在兰州，第二天老时间老地点再接头；若人在太原，第一天没接上头，那么第二天，他还可以在同一时间去太原市橡胶厂门口再接头。9月4日，在党乙文等人前往北京香山卧佛寺寻找泥石包的时候，专案组教喜章、郑盟海化装后分别在兰州、太原市公安机关军管会派出人员的密切配合下，提前于下午4点进入白塔山和太原市邮电局目标区，可是，一直守到下午8点半，两路人马都没发现可疑的接头目标。次日，郑盟海和兰州派出的人员再次来到白塔山，仍然没有收获。在太原的教喜章次日提前来到橡胶厂门口“接头”，同样没有收获。北京这边，党乙文、李秀峰等人在取走电台和装现金、密码的“泥石包”之后，都没忘按王常玉交待的方式，给苏联情报机关留下个记号：9月5日在十三陵起获电台后，党乙文按照王常玉示范过的样子，弯腰装着系鞋带，在刻有清朝乾隆皇帝所书《哀明陵十三韵》的十三陵碑亭左侧石阶上，用白粉笔划了一个“十”字；9月7日凌晨，找到“泥石包”之后，党乙文以同样姿式在卧佛寺莲花池栅栏东南角柱子旁，用白粉笔画上了一个“一”。王常玉在北京向旅社服务员要粉笔，就是想干这件事儿，只不过条件不允许，他没干成。取走电台、“泥石包”，为什么还要照王常玉的路数留下记号呢？这是因为伊里和专案组还惦着另一件事儿。按王常玉、安大民的交待，他们发出那封寄给蒙古乌兰巴托的信，是在8月7日。时间过去了一个多月，“甘肃平凉工农路34号安大民”却并没有收到任何邮件。伊里分析，苏联大使馆方面应该在等卧佛寺、十三陵那两个粉笔留下的记号，只有确定王常玉取走了东西，他们才会复信。这封复信对于今后此案的深挖至关重要。会不会有什么细节没有注意到，让苏联方面有所觉察呢？9月27日下午，伊里惦记着的事儿有了结果：专案组在平凉等到了一封北京寄给平凉安大民的信。这封信一送到西安，北京、西安两地的技术专家马上就开始着手破译工作。信是以“周铜山”妈妈“钟理”的口气写的，说是请北京的一位朋友帮忙转寄的。信里的内容是几句没油没盐的话，平淡无奇。王常玉说，里面没有什么暗语，但有可能有显微点。技术人员先用红外线、紫外线扫描，再把信纸铺展放在洁净的玻璃工作台上，借用放大镜寻找，可字里行间找了无数回，却没有任何斩获；他们又戴上薄如蝉翼的手套，用指头轻轻地把信纸摸了个遍，也没发现什么异物。他们把纸上微小的皱折拉平，还是找不到什么。“再找，再找，准保有货！”伊里给部下打着气，其实，他自己心里也直打鼓。时间一天又一天过去，工作仍没有进展。“哎，怎么不用透光法？”又一个深夜，有人突然想到这茬儿。马上有人把信纸对着日光灯透视，看到的只是纸张的厚薄不均，举起另外一张纸看，也是这样。技术人员又加大了工作台的亮度，再次把信纸铺平，这回，他们发现，信中的倒数第六字“新”的上面的那一点有点不一样。技术人员脱掉手套、洗净双手，用手指直接触摸，发现那一“点”有微微突起的感觉。王常玉那两个神秘的小玻璃瓶终于派上了用场。10月1日上午，技术人员按照王常玉交待的解密方式，先用小玻璃瓶里的显影液处理，发现“新”字异物明显。接下来，他们用沾了蒸馏水的干净小毛笔，将“新”字背后的纸浆稀释，轻轻刷掉，小心地将露出来的异物剥取出来。这是个米粒大小的白色胶膜。用放大镜看，能看到胶膜上有一片麻麻点点；换上高倍放大镜，也看不清楚。这时候，王常玉另一件宝物粉墨登场。用那根圆柱状玻璃棒对着胶膜一看，奇迹出现了，一封用汉语写成的密信呈现在人们面前：“1，我准许你可以在离开兰州不远的任何城市或乡村里居住和参加工作，留在你朋友安大民住的城市也行；2，请通知关于你的朋友他是什么人；3，你的家里一切都好；4，祝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原来，那根玻璃棒是一个高倍数的专用读视工具。大家原来从它的小孔里什么也看不清，原来就是“超焦距”现象。复信终于被破译出来，专案组一片欢腾。一向沉稳的伊里也摇头晃脑，乐成了一朵盛开的花。结局10月19日，王常玉被秘密押解到北京，关进了公安部的秦城监狱。中共中央政治局批示同意，由公安部、兰州军区、北京、山西、陕西派员组成联合工作小组，负责此案下一步工作。时任公安部长的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担任联合工作小组的组长。10月25日，陕西召开了专案表彰会，至此，“6901”专案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解放前后，伊里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和西安市公安局工作期间，曾经有过多次逆用“军统”、“中统”特务获取情报的工作经验。这次，伊里也曾打算逆用王常玉，进一步获取苏联方面的情报。但是，这起案子交到北京后，他的建议最终被搁浅。尽管如此，“6901”案件仍创造了中国反特工作的许多第一：第一次在内地发现克格勃间谍；第一次在野外缴获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特务专用通讯器材和计算机精确编制的密电码；第一次发现苏联间谍不见面、背靠背、按预先设置的联系方式传递情报；第一次获取和破译了科技含量极高、制作复杂的压缩物和解读器。除了对此案有批示的林彪、陈伯达，这起案子也惊动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王常玉被关押半年后，克格勃边防工作站开通了“666”主呼电台，对“777”24小时定时呼叫联络。播发“777，你的来信我星期四收到”，指示王常玉于1970年4月第一个星期四下午6时到兰州白塔山公园“接头”。此后，他们又开通了赤塔CRU总台专频，对王常玉进行盲呼。从1970年5月至1972年4月，总台定时呼叫达54次之多。王常玉对于克格勃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损失。“6901”案件的破获，为此后侦破苏联间谍案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陕西省公安机关把王常玉入境的新疆伊犁以及王常玉书信联系过的蒙古国乌兰巴托列为重点排查地区。1974年，从伊犁霍城入境的陕西籍苏联特务吕秦官跟家人联络，被陕西警方发现。伊里与新疆公安厅厅长侯良电话联系，两地协作办案。10月12日，新疆农六十四师将受克格勃派遣、企图进入陕西搜集军政情报的吕秦官抓获。1974年，22岁的榆林农民鱼志富在苏联电台的教唆下，于6月10日经内蒙古越境进入蒙古国，在加入蒙古间谍组织之后，又于1975年2月加入苏联克格勃。3月12日，鱼志富被克格勃派回原籍榆林，搜集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情报，联系潜伏特务。从鱼志富给蒙古国乌兰巴托写信开始，这起案件就已经在陕西省公安机关的掌控之中。经伊里批准，1977年6月1日，警方将鱼志富逮捕。有了发现“6901”案密信显微点的经验，1970年至1972年，新疆伊犁警方又破译了9个显微点。1978年12月4日，北京市公安局作出：“王常玉已关押了九年，主要问题已基本审查清楚。应迅速做出处理”的决定。后经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王常玉的罪行，认罪态度，表现和已关押的时间，依法做出拟对王常玉免予起诉，予以释放的决定。并安置在劳改农场劳动就业。至于王常玉的最终下落，已无从察考了。--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